古代历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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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

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它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渊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属性来看，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发展延续的基础，因此自身有着很浓厚的美学特性。

1.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研究特性

从目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一般从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手法和鉴赏方式入手研究。文学或者艺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创作主题，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画人物的形态、形象、气度，抑或是景物的动静、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虚实的意境等等，总之是凸显出作品的主题；文艺理论的创作手法多样，创作者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抒情、议论、神思、愤书等再填充材料；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显美学特性的一个环节，通过鉴赏作品，体味其中所蕴含的美，最终实现与创作者的共鸣。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通过这样的三维鉴赏体系表现出来，创作者的创作语言和鉴赏者的欣赏紧密结合在一起，欣赏者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对作品进行自我对应，从而实现与创作者心灵上的互通，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传递和接受。

1.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性

中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的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研究并没有将文章、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单独或者进行归类研究，而是将美和道的主线贯穿在各种研究之中，道与美是分不开的，而美的表现形式与道也是分不开的。道是作品的主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将其传递出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这种哲学性贯穿于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艺理论既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实现了哲学的深度。

1.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贯穿流变性

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别，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传统思想深受儒、道、释体系的影响，每个体系中的文艺理论观念也对之后的文艺理论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东汉，玄学进入中国本土，为了适应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并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儒、道、释所形成了三体系为主干，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影响，之后又和许多思想理论进行结合，拓展出庞大的体系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思想系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体系虽然没有严格的体系，但是却有着成体系的研究范畴。通常某一派别提出一个观点，历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在不断地延续过程中，最终将这一焦点进行升华，提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有着贯穿流变性。

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经验

2.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品的经验性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明显的经验性，从美学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艺理论作品在表述上有着深刻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审美经验，即创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作品进行了直接的经验性创作，这种创作既会利用原有的审美资源，也会借助于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审美意识；另一种就是间接的审美经验，创作者通过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艺理论，从中提炼能够满足自身创作的审美经验，从而推动古代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者的审美经验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创作者大多是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很少有专门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往往兼备两重身份，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会创作一些像诗论、文论、乐论、书论这样的文艺理论作品。像陆机因文艺理论作品《文赋》被人们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则是诗人，诗人杜甫同样也写出《戏为六绝句》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人有很多，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树。

不论是从创作者本身还是从文艺理论作品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有着明显的经验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艺理论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却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随感而发却有着深刻的观点，像《冷斋夜话》和《六一诗话》，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是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述、整理，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还有在先人的作品上进行题词的，这些都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创作形式，也是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的直接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蕴含的这种浓厚的经验性质，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创作的，但这些诗人、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智慧结晶，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并不是怀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升华，这种富于实践性的经验性创作植根于实践，又推动着文理理论的不断发展。

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创作，后者是一种具有极强思辨性和紧密的逻辑性的作品，但是，对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才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艺理论并不是观念层和表面的东西，它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过经验创作从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

审美抽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抽象的逻辑判断和推理不同，是一种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的主题、思路就是典型的审美抽象。西方的逻辑思维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物，最终提取出一个概念，这个过程中会将感性的、偶然性的东西舍弃，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则是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将现实中的普遍意义表现出来，并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感性认识、偶然性因素融合进去，从而运用多种表达形式、艺术符号将现象的本质表现出来，运用感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深度，达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途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品整体呈现出的意蕴，另一种的文艺理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对于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主题，通常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推断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审美抽象来凝练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晋时期，“物”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对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会上的事物，同时还有“心物”之意。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就有“体有万物，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样的句子，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物”，像刘勰的文艺理论作品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个字，而“物”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可见，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

第2篇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第3篇

关键词：古代诗文；古代文化常识；继承；梳理；文化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7-0063-01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2015年全国新课标Ⅰ涉及“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等关于古代科举、职官、姓名等方面内容，是符合新课程标准精神与要求的一次变化。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的引导与归纳，激发趣味性，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的积累，在大数据时代显得意义重大。

通过研究，对人教版必修教材古代诗文部分进行归纳，形成相对完整的古代文化常识。归纳时，一是结合注释，在简单的解释中挖掘丰富的内容，二是在一定时期进行整体分类，三是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于无疑处生疑，四是尽量进行追根溯源的丰富，厘清本源，激发兴趣，在有趣中积累，而非死记硬背，同时也要把握好深究与拓展的度，不可本末倒置。

《沁园春・长沙》中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其间的“万户侯”注释为：食邑万户的侯爵。在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侯爵”地位很高，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特权。“万户”是说所食户数是一万户。在古代地广人稀、人口数相对今日较少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万户侯”的优越地位与显赫权势。而词人却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把极高的权势地位视为粪土一般，表现出词人和战友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关于官职，在古代散文中出现频率较高。如果简单告知学生是一个官职，就如同向大海投掷一枚石子，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了解官职的职属，对于学生把握作品中人物行事用语、经历乃至人物形象和精神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史记》在文末有“太史公曰”，这里的“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迁，司马迁继其父“太史令”，掌天文图书等，古代主天官皆尚公，所以称司马迁为“太史公”。《张衡传》中有“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的句子，这里的“太史令”，学生可能望文生义，理解为和历史有关的官职，实则就是掌管天文、稽定历法的官。张衡在此职位上所为就可以理解了：“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

再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其中的“行李”注释为：出使的人。在备课过程中，要有于无疑处生疑的精神。“行李”和“出使的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虽然对于理解文本可能不是一个障碍，但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研究，培养质疑探究精神。

再比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古代社会，大到国家政治活动，小到家庭生活、人们的交往，都要在“礼”的约束和指导下进行。礼仪的制度化，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色彩。《周礼》把礼仪分为五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从礼法角度来看，有一些是等级制度下的贵贱尊卑的体现，让学生加以了解，对文本阅读不造成障碍即可。比如，古人出使礼节讲究繁复，有信物：《苏武传》“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持节”之“节”：旄节，以竹为竿，上缀以牦牛尾，是使者所持的信物；有礼物：《荆轲刺秦王》“持千金之资币物”，指的是钱财礼物；有仪式：《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之“斋戒”，说的是古人在祭祀或行大礼前，洁身清心，以示虔诚。这些礼节，或表明苏武始终如一的爱国忠贞情怀，或表明荆轲在完成使命时的聪明智慧，或表明蔺相如在秦廷之上为不辱使命而表现出的沉着镇定。小小礼节，彰显人物性格，这是不可小觑的。教者可以进行整合，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古人出使礼节系统，体会人物形象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而有些礼节，教师要密切联系当下生活，对学生进行最基本的礼仪教化，实现语文的德育熏陶功能。如《滕王阁序》中的“他日趋庭，叨陪鲤对”，这里的“趋”就是走过君长面前时小步快走，是对长者尊者表示敬意。在古代有“成丁礼”，近似今天的成年礼，程序相对是复杂的：由父亲在宗庙主持仪式。要选定日期、参加仪式的来宾，行礼时加冠三次，分别表示有治人权、服兵役、参加祭祀权等。繁复的礼节其实表明成人之后所具有的权利，当然还有义务、责任的担当。从这个角度说，“成丁礼”是极具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对于青少年而言，成就人生关键在于责任和担当意识的形成。涉及此类古代文化常识，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礼仪习俗、衣食住行、姓氏称谓方方面面，虽庞大却有序有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梳理探究，应该可以体现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意义在于思考当今的价值。就是说让所谓久远的、似乎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当今寻找到它的影子，挖掘出当展前进的根。基于此的文化学习，才是最具意义的学习。

参考文献：

第4篇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第5篇

（一）城池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首先表现在其城池建设上。事实上，中国古代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紧密结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温州、福州、常熟、绍兴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经典案例。但若论其天然形势于人居环境建设之便利，永州却是颇为突出的！永州古城的选址——此处不论在大尺度区域地理格局中基于军事、交通等原则的战略性选择，而仅论在下一尺度上对城市基址（天然条件）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首先，潇水绕城几乎环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其次，在潇水环抱的东岸台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狭长的东山，与潇水一起限定出一个适宜聚居的范围，并构成东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潇水与东山之间，又恰恰有一北、一南两座山丘，成为历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坐标（或“生长点”）。此两座山丘，北为万石山，南为千秋岭，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确记载，其残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见。但以往研究中对这两座小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兴建的汉代侯国城，虽然目前尚缺乏准确的考古发掘证据，但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就在万石山一带。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地形推测，也约略就在东山、万石山、千秋岭与潇水形成的天然围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扩展，向东沿着东山山脊筑城，向西沿着潇水筑城，因为地形狭长而南北收束呈枣核型，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优势，减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吴之道的文章中早有总结：称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①——说的正是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再看城内建设对天然地形的利用。汉代资料太少姑且不论。从唐代开始，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庙等）都选址在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带，依山势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来用地不足才逐渐向山下平地发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纵五横（或七横）。横向（即潇水与东山之间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潇水岸线和滨水界面的表现。历史上临水城门曾多达5座，现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这也说明了古代永州城内的生活与潇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永州城规划建设的特点正是“随形就势”、“依险设防”、“因山为城”、“凭溪为阻”。之所以称其巧，就是因为它以最少的财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禀赋与优势，来实现最大的效果。这种巧，是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也是因为在规划营建过程中，人们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改造和修补自然；虽朴实无华，却真可谓大智慧也。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区下属诸县城——如祁阳、宁远、江华、道县、新田等——的规划建设也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对名城申报相关工作的其它建议

第6篇

【关键词】伤痕文学;作家;读者;文论家

先生曾引述过钱钟书先生的话,他这样指出――从文学历史的眼光看来,历代文学的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忿之下的作品。西方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谁愿意遭受苦难,但人们为什么又喜欢观看悲惨的场面呢?”[1]对此论述的解答,在现代心理学和美学发展起来后,逐渐地在完善,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证实。基于奥古斯丁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没有谁愿意遭受苦难,但作家为什么又“喜欢”抒写伤痕文学作品?但读者为什么又“喜欢”鉴赏伤痕文学作品?但文论家为什么又“喜欢”评论伤痕文学作品?本文拟从这三方面来论述以上提出的问题。

一

作家的作品是其人格的体现,当然也不排除“文品不如人品”的作品的存在,但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成立的。作家的“学”、“习”、“才”、“识”、“性”、“情”、“意”、“趣”等 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使我们看到了作家人格的某些特点。写“伤痕”也成为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

写“伤痕”的作品是作家们为了宣泄内心的缺失性情感的一种文学体验,这类作品往往带有性格相对鲜明的自我在内,也因此受到了作家们的“喜欢”。张国星先生评价,潘岳的作品体现着他带有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善于表现哀情,“他的作品或以长号起势,或以大恸作结;或以境界气氛渲染,或及景物色彩烘托,或以形象比兴,或以质言真叙。语言形象和辞气节奏紧相配合,扣紧哀情反复申说抒写,把凄切而缠绵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2] 潘岳的作品充分抒写了他的悲剧性人生,正是因为这类作品具有如此的魅力,潘岳才更有可能把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作为一个生命体,他们的情感往往比一般人更加丰富。当这种情感郁积到一定量的程度时,他需要释放内心的不愉快,需要使内心得到平衡,为了获得暂时的平静和舒适,他们一般选择文学创作来实现。对此,古代文论家多有论述。钟嵘曾经写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3]钟嵘在这里论述了几种悲剧性的事件来说明诗是一种用“展义”、“骋情”以抒写“悲”的手段,并且认为借助这种手段的重大意义在于能达到“群”、“怨”的效果。明代王慎中亦言:“不得志于时,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也。”[4]清代沈德潜亦云:“郁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5]他们都把诗歌当作是抒情、发忿、诉怀、疏通郁结等等的手段。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诗缘情”的说法,但其实不仅诗具有诸种功能,散文、小说、戏曲同样也具有这些功能。张竹坡就认为《金瓶梅》是作者宣泄悲情之作。他在《竹坡闲话》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悒,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金圣叹批《水浒传》第十八回,评云:“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金瓶梅》、《水浒传》深含着作者的意旨在内,他们带着自己的“伤痕”来创作,以发“愤”来显“悲”,使得作品深度大大地提高。

通过写自身的“伤痕”,释放自己的“悲情”,作者们往往能够达到“适”和“平”。明初的刘基在《郭子明诗集序》曾指出:“凡气有所不平,皆于诗乎平之。”李贽在《焚书・杂述・杂说》亦云:“……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们把诗当作“不平之平”的手段,作为宣泄和获得“不平衡”后的“平衡”方式,将自己的“伤痕”和“悲”释放,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由于作家们创作的目的、动机是相对明确的,他们在宣泄之后,获得“平”,取得“适”后,往往还要突出“自我”。其实他们在释“悲”、写“伤痕”时已经有很强的“自我”色彩在内。他们或者直抒胸臆,或者采用比兴、象征等方式来寄托,使“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他们要在作品展现自己,让读者理解自己、欣赏自己,达到在现实人生中无法达到的效果。如王逸对屈原的论述,“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困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宽结,托之以讽谏,故共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6] 王逸论述了屈原采用象征比类的手法来作《九歌》,而能够既“自娱”,同时又能够“上陈事神之敬,托之以讽谏”,虽然“文意不同”,却能够让读者在作者“广其义”的背后了解屈原的用心良苦,认识屈原的人格,从而也能够欣赏屈原。

二

读者作为鉴赏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往往“喜欢”鉴赏写“伤痕”的作品。作为一般的读者,由于他们不具有作家们的艺术才华,所以他们对文学作品存在着期待。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能够体验到想表达但自身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包括情感、志向等等。而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与作家们缩短距离,产生共鸣。德国接受美学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从文学史和人们的阅读实践中揭示出在审美交流过程中,具有审美自由的接受者和他的阅读对象之间是互动的,在这种互动中他总结出交流结构的五种模式。其中的同情式认同“是指将自己投入一个陌生自我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它消除了钦慕的距离,并可在观众和读者中激起一些情感,这些情感导致观众或读者与受难的主人公休戚相关。”[7] 这种休戚相关的特殊关系的建立,似乎在写“悲“的作品更加能够实现。

朱熹在评屈原《惜往日》、《悲回风》等篇时指出:“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词之哀,盖未有甚于此数篇者,读者其深味之,真可为恸哭而流涕也。”[8]这种“可为恸哭而流涕”的感受,是读者鉴赏“愉悦”、“轻娱”之类作品难以具有的。它来自于读者与作者在心理距离的靠近,心灵的碰撞。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曾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扬雄也论及“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9]司马迁、扬雄既是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是以读者的身份来鉴赏屈原的作品的。他们为屈原“悲志”,为之“垂涕”,与之“同死生”,“轻去就”,同时又“爽然自失”。这种为“悲”而“流涕”,为“悲”而“感伤自失”的效果,一方面来自于屈原及其作品独特的写“悲”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司马迁、扬雄自身的“伤痕”的映射。两方面的结合,使读者味之,“真可为恸哭而流涕”, “同死生”,“轻去就”。

以鉴赏者身份出现的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和作者产生了共鸣,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同时他们也鉴赏其“味”。美国的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说过:“在艺术中,表现的愉悦和题材的恐怖混合起来,其结果是:题材的真实使我们悲哀,但是传达的媒介却使我们喜悦。一悲一喜的混合,构成了哀情之别有风味和刻骨凄怆。”[10] 这里“题材的真实”可以理解为写“伤痕”的作品的真实使读者们,使批评家们悲哀。正是这一悲一喜,构成了“刻骨凄怆”上的共鸣和“哀情之别有风味”。

关于这点,文论家也多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他说明了读者可以在体味中去欣赏张衡此类写悲的作品。钟嵘在《诗品》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评《古诗》言:“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这是从其意、其意境来论述两者的“文外之味”。这种“有味”性对读者们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能体其情意,又能赏其美。当然这也离不开古代作家时往往将“情”、“意”等依附于“景”、“物”中,采用形象、直观、感性的方式来表现其“悲”,达到情景交融,以乐写悲的艺术效果,而读者也更能在体味中读其“悲”,了其“伤痕”。

虽然文论家有时又是读者,但是文论家有自己的价值趋向和评论职责。他不可能完全以读者的眼光,把作品仅仅当作艺术品来鉴赏,这势必造成文论家在评论时与读者的一些差别。

王国维曾经说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1]这一论述对文论家也是适用的。文论家要亲身体验作家写作时的各种悲,同时又不能一味陷入其中。他还得把“入乎其内”后的东西进行思索,痛定思痛后附诸于笔端形成理论,这样才有高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文论家是先在“动”中,后才走入评论中的“静”的,这与那些仅是从“静”到“静”的作品不同。在这个“动”与“静”更加复杂的混合过程中,显然比单纯从“静”到“静”的过程,更能使文论家体会到“哀情之别有风味和刻骨凄怆”,从而更能够“出乎其外”,而较有“高致”。

其次,古代文论家往往具有较强的整体性思维,对完整性与中和之美有更加自觉的追求。具体说来,在美学风格上,文论家更加“喜欢”伤痕文学作品可能同时具有的阳刚美和阴柔美。王国维亦言及:“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2] 写“悲”的作品往往创造的是“有我”之境,所以具有“阳刚”之美。盛唐边塞诗具有“雄浑”气象,它具有苍凉悲慨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不管是“悲”还是“壮’,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无我”之境的作品,一般具有单一趋向的阴柔之美。然而,“有我”之境的作品有时也具有阴柔之美。有一些作家在写“悲”时,有时用自怨自艾、如诉如泣、缠绵悱恻的笔调来表达,这就反而显得优美。如宋词婉约派的秦观、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特色。当然,有些写“悲”的作品同时也具有两种美,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比较多见的。

文论家有时也以读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他们两者又有一些共通之处。基于此,古代伤痕文学作品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是通过作家、读者和文论家们的接受得以实现的。罗斯在谈到悲剧时曾指出,“我们可以区别悲剧直接的目的和间接目的”[13] ,这就是说悲剧产生的效果具有两大层面,即直接和间接效果。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古代伤痕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概括为直接和间接效果两大层面。这两大层面借助某部《西方文论》教材里所说的“由怜悯和恐惧带给人的审美是悲剧最直接的效果,而在这种直接效果的背后还有悲剧给人带来的间接效果,这就是‘陶冶’所蕴涵的意义。”[14] 我们或许可以把古代伤痕文学作品产生的效果概括为:由怜悯和恐惧带给人的审美,以及由陶冶所蕴涵的意义等方面。

参考文献

[1][10]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232,P233

[2]张国星.潘岳其人与其文[J].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3]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P20-P21

[4][5][6]黄霖等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7]尧斯著.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P262

[8][9]刘明今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1][12]陈杏珍重订.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P15,P1-P2

第7篇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其主要的活动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构成,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提供价值的最大化,这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提供价值的企业,将得不到支持和尊重。正如前文所述:扬子空调的愿景是“成为最有价值和最受尊重的企业之一”,而“最受尊重”,就是指所提供的价值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所获得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价值”,就是指利益的最大化。

第8篇

关键词：礼制精神 服饰纹样 装饰特色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

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

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

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

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

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

第9篇

一 文学意境理论的孕育

意境理论，就其源流来说，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中。在《周易·系辞》中有这样一段话“然则圣人之象，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最早提出了“意”和“象”的关系问题。对此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虽然，这里的意和象是作为哲学认识论中的概念提出的，但无疑对审美意识起了影响，因而对意境概念的形成，也有直接的因承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古典美学中的“意象”概念，可以说，这是意境理论的前身，或者说它是意境的核心。刘勰在论创作构思时，首次将“意象”概念引进文艺理论，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恩》）的美学命题，标志着艺术审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以说，刘勰为意境范畴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美学家对于艺术审美形象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意象”范畴，而“意境说”还处在孕育阶段。

二 文学意境理论的诞生

意境理论的探索，到了唐代更为自觉，特别是在盛中唐，诗歌的高度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推动了美学家从理论上对诗歌的审美形象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境”这个新的美学范畴。“意境”之所以不同于“意象”，关键就在于“境”。所以“境”作为美学范畴的提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诞生。

“境”作为美学范畴，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如“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把“境”与“象”对举，有时又把“境”与“象”连用，从他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境”的含义与“象”的含义是有区别的。王昌龄在《诗格》中还对诗歌意境的产生作了分析。他说：“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说的“三格”，是指诗歌意境产生的三种情况。创造“物境”，“生思”即可成就，而创造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意境”，则必须向取思转化，即意境的创造要依赖在“目击其物”的基础上的主观情思与审美客体的契合，从而引发艺术灵感和艺术思想。

三 文学意境理论的成长

皎然在王昌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意境理论。他把有无意境和意境创造的程度作为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主要艺术标准。他认为诗作的艺术效果是由“取境”决定的。他在《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中说：“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他赞美王粲的《七哀诗》，是由于这首诗创造出了令人产生“伤肝之叹”的意境。他推崇谢灵运的诗，也是由于谢诗善于创造“情在言外”“旨冥句中”的意境。总之，“诗情缘境发”是皎然的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他的《诗式》《诗议》等著作就是以此为核心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正因如此，皎然就很重视“取境”问题。“取境”就是创造意境。《诗式》一书所述，多半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意境阐发的。为达到“奇势”的境界，他在《诗议》中才有“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真奥之思”的“取境”法则，而其将“象外”说引入诗论，有其更大意义。在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史上，刘禹锡也值得注意。刘禹锡对“境”这个美学范畴作了最明确的规定。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谬，不客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他指明“境”是意中之境，而不仅仅是“景”和“象”，将“境”与“象外”联系言之，刘禹锡是第一次。“境生于象外”说是中国美学中“意境”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直接启发了后人。

到晚唐的司空图，他就综合刘勰、皎然，特别是刘禹锡的思想，把诗歌意境理论的重要内涵“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提了出来，并作了较为精当的阐释，从而见出诗境之象的不同层次。他在《与极浦书》中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在戴容州心目中，诗家之景有别于现实生活中一切实物实景，而是如阳光照耀下的碧玉，远望像有轻烟缕缕升腾，似有若无。而司空图将此种审美现象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了更准确的描述，前一个“象”是具形色声迹之象，后一个“象”则是以前一个象为媒介，由诗人的情思幻化而生的空灵飘忽之象。第一种“象”属于审美的实在境界，第二种“象”应归属于审美的理想境界。第一种境界常遇而多可求，司空图对此是明智的，他以为自己所作的浏览题纪诗，描写的是“目击可图”的景物，纵与“象外”之诗有高下之别，作为另一种“体势”，也自有存在的必要。第二种境界可遇而难求，不可多求，自然是诗中一种最佳的“体势”，他心向往之。

同时，司空图将“韵味”作为品诗的最高艺术标准。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辨于味而后可言诗也”，言诗应该“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他认为诗达于此可为诗的最高境界。司空图还在《二十四诗品》中，从作品论、风格论、鉴赏论、接受论进行了深层挖掘，形象地解说了诗歌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诗境风貌。所举各“品”都涉及诗歌境界那种不即不离，在有意无意之间的特殊品质。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司空图以“外”清晰地划出了象外之象的层次，他已从理论上意识到“境界”是一种超感性、超具象，生成于具体艺术媒介之外的美学范畴。所以说，司空图对意境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对意境层次的深刻体悟和独到研究。

四 文学意境理论的成熟

意境理论，司空图以后更加完善，而它的成熟和定型主要在宋朝严羽、明末清初王夫之二人身上得以体现。

严羽的《沧浪诗话》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意境理论，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有影响的诗论专著。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组成，也就是说，它从作家论、创作论等方面对意境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兴趣”说和“妙悟”说上。

随着文学意境研究及其与现代文艺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经历了两千年演进的具有中国文论特色的文学意境理论走向了成熟，但还需要在内涵解析、外延界定等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张燕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王少良.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发展述要[J].大连大学学报，2007（5）

[3]王阳.“意境”结构分析[J].文艺理论研究，2003（3）

[4]张节末.意境的古生与近现论展开[J].学术月刊，2005（7）

[5]罗湘科.意境理论中的三种主客体关系[J].文艺研究，2005（6）

第10篇

【关键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利益冲突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规定世界银行应保证其贷款用于既定目的，因此世界银行有责任监督借款人使用世界银行贷款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因此，世界银行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贷款的使用监督规则，其中利益冲突规则是较为重要而又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

一、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的主要内容

《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具体规定了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指南》的适用范围是：在利用世行贷款进行采购过程中的“知识性和咨询，不适用于其他以物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服务”。①结合该指南的第1.3条之规定，这种咨询主要包括了工程项目咨询、建筑咨询、管理咨询、采购检验、审计等服务，这些服务从性质上说，一般属于中介服务。而恰恰是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中介服务，却引起了世行的高度重视，并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指南，可见其重视程度。《指南》的目的在于“规定世行的有关政策及项目所需的咨询顾问的选择、签约和监督程序，而这些项目是全部或者部分的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IBRD）贷款，或国际开发协会（简称IDA）信贷获赠款，或世行赠款，或由世行借款并由受益人执行的信托基金资助的”。②在《指南》中，世行提出该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咨询顾问提供专业的、客观的、公正的意见，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将委托人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而不考虑未来的工作；要求他们在提供建议时应避免与其他任务或本公司利益发生冲突。③具体规定，综述如下：

1.提供咨询服务与提供货物、工程施工等之间的利益冲突：某公司已被借款人雇用为某项目提供货物或土木工程施工或咨询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则该公司及其任何附属机构将无资格为同一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相反，如一公司已被雇用为某项目的准备或实施提供咨询服务，则该公司及其任何附属机构将无资格接着为同一项目提供与该咨询任务直接相关的货物或工程施工或服务（指咨询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的准备或实施。

2.咨询服务任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咨询人（包括其人员和分包咨询人）不应被聘用从事任何在性质上可能与咨询人的另一项任务有冲突的咨询工作。例如，被聘用为某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工程设计的咨询人不应被聘用来为同一项目准备一份独立的环境评审报告；为某雇主准备公共资产私有化方案的咨询人既不应购买该资产，也不应向该资产的购买者提供建议。

3.与借款人工作人员的利益冲突：与借款人的一个人员（或项目实施机构的一个人员，或贷款的受益人）有工作关系或家庭关系的咨询人（包括其人员和分包咨询人），而该借款人的这个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编制该合同的任务大纲，选择该合同的咨询人，或监督该合同的实施，除非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在选择过程和合同实施中得到解决并为世界银行认可，借款人不得聘用该咨询人。

二、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的特点

1.世行贷款始终把项目本身的质量作为监管的重要目的。对咨询顾问的选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世行的贷款项目能够高质量的完成，从而确保贷款的收回。因为只有高质量的项目才能保证稳定有效的产出，从而收回贷款。这体现了世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则：稳健原则。

2.重视第三方中介服务的独立性。咨询顾问服务在国内很多人看来是一种近乎边缘的服务，根本不属于主干业务范畴。但是在世行眼里，这种中介服务却是十分重要的，必须避免利益冲突。这与西方社会重视第三方中介服务的独立性有密切的关系。

3.上述规则中的利益冲突的规定十分详细、具体，明确列出了可能具有利益冲突而被禁止的具体情形，而且没有我国立法中一般都会有的兜底条款。体现了西方立法技术中列举式立法的特点，具体，详尽，但一般不用兜底条款。因为兜底条款本身并不十分严谨，不符合法律所应当具有的可预见性。

三、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较高层级的法律、行政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利益冲突规则，特别是对咨询顾问几乎没有规制。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这种立法规定只是说明我国法律允许在不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在使用世行贷款时可以适用世行有关规则，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国内法对于国际习惯法的准用，并非直接在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中适用利益冲突规则。该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前款所称相关人员，包括招标采购中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等。而《招标投标法》仅在第三十七条第四款中规定：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已经进入的应当更换。除此之外，该法既未在总则中规定利益冲突规则，也未在后续的内容中，特别是在咨询顾问的资格方面作任何规制。

从下位法来看，财政部的一些部门规章中对利益冲突规则有一些体现，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总则第七条规定：在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采购单位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上述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而在分则里面，则规定了以下一些与利益冲突有关的内容：

有关评标委员会方面的有：招标采购单位应当从同级或上一级财政部门设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评标专家；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二）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供应商的商业秘密保密；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的评标，并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予以公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二）泄露有关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管理办法》在附则中重复了《政府采购法》中的规定：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进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贷款方或者资金提供方与中方达成的协议对采购的具体条件另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从以上内容来看，《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制内容较两部大法要详细的多，尤其是对于评标委员会方面的规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咨询顾问的规制则几乎没有规定。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招标采购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就招标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供应商的意见。”这样的规定大大削弱了利益冲突规则在我国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的适用深度和广度，也不利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工作的开展。因此，在我国国内法中引入世行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对于国内国际招投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展开都是有益的。

注释：

①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7)

②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1).

③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9).

第11篇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

沟通的代价

——浅析《动物园的故事》中杰利之死

系 别：

专 业：

英 语 教 育

指导教师：

作者姓名：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是二战后继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之后出现的第三个在美国戏剧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使五十年代流行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在美国得以立足，并赋予了荒诞派戏剧新的内容和活力。荒诞派戏剧流行时间虽短，但它对后来剧作家们的创作影响巨大。因而，迄今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具体到阿尔比的成名作《动物园的故事》，西方评论家们曾从存在主义的、基督教教义的、象征主义的、荒诞技巧的、舞台形象的，甚至自传的角度作过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国内研究者限于其文化背景和审视角度，对《动物园的故事》的研究和探讨往往缺乏深度和广度。其中，能对《动物园的故事》中的死亡主题进行多维度地分析者不多见，而能透过死亡主题的表面认识其深层社会功能的研究和探讨就更为缺乏了。

由于荒诞派戏剧是西方荒诞社会的特殊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颓废、没落等病态现象的反映，所以，人们对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评论迥异，毁誉参半。本人认为该荒诞剧中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沟通之难这一主题的确尖锐而突出地表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给人以思想上的震动，并促使人们从沉湎于物质享受的麻木不仁和惰性中猛醒过来。本课题的研究角度依据于施咸荣等译的《荒诞派戏剧集》的前言部分。书中说：“在《动物园的故事》这部荒诞剧中人与人如同被动物园的栅栏隔绝一样，一个人为了与别人沟通，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本选题的主标题为“沟通的代价—浅析《动物园的故事》中杰利之死”。后由于指导老师汤卫根耐心指导，并提供刘源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镜与刀：阿尔比几个剧本中的死亡意象分析”以供参考，大大丰富了本课题的内容，拓宽了本课题的研究视野。

《动物园的故事》这部剧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个警告：如果人们保持现状，容忍人性与社会的堕落，那么剧本中反映出来的可怕的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挽回。阿尔比也曾公开宣称他要“冒犯”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十全十美”的人们，要“刺激人们去思考”。在中国“荒诞剧热”似乎已经降温的今天，再回头研究一下西方荒诞戏剧的思想理论基础、社会意义以及它对现今戏剧界和社会的深刻影响等，是不无裨益的。尤其是对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这部荒诞剧的潜心探讨，可使人们领略到阿尔比高超的艺术天赋以及剧中人物的象征意蕴和死亡主题的社会功能，使这部剧作的永恒魅力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激发人们透过现象认识到人存在的价值，人与“周围世界”的责任和权益的关系，以及人应当受到关注的必要性。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阿尔比被视为美国荒诞派戏剧代表剧作家，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使五十年代流行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在美国得以立足，并且运用荒诞的形式表达荒诞的现实。而且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个警告。在《动物园的故事》中，阿尔比真正关注的并非死亡而是死给人带来的危机，并作为警告，促使人们觉醒。他也期望，死亡意识内在化后，能促使观众认识社会，直面人生。本课题将从剧本中所体现的死亡主题进行更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并试图透过其近似荒诞的作品表面而认识其深层结构，以揭示西方社会里人生的惨淡、凄楚、孤独和彷徨，并使人们充分意识到死对生的威胁而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生活。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本课题研究主要涉及九大步骤：1.选题；2.定题；3.查找资料； 4.拟订提纲； 5.填写开题报告；6.写初稿； 7.修改初稿，完成二稿； 8.定稿； 9.论文答辩。

方法及措施：1.做好资料查找工作，搜集全面、详尽的论文写作资料。2.写作时，注重研究方法，尽量让论点新颖，论据充分，并灵活运用适当的论证方法，使文章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3.在写作过程中及时与论文指导老师和同学讨论，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四、研究工作进度：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Albee, Edward The Zoo Story [Z] in Mcmichael, George, ed.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Z]. 3rd Ed.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1915-30. Vol. 2. New York: signet. 1960.

[2] Amacher, Richard F. Edward Albee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69.

[3] Bloom, Harold,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Edward Albee [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4] Esslin, Mart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5] Killinger, John. World in Collapse: The Vision of Absurd Drama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1.

[6] Parker, Dorothy, ed. Essays On Modern American Drama: Williams, Miller, Albee, and Shepard [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六、教研室评议意见：

教研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七、系领导审核意见：

1．通过； 2. 完善后通过； 3. 未通过

第12篇

【关键词】历史课堂 语言艺术 讲活历史 展演历史 趣说历史 活用历史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028-01

语言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是借助语言来传播知识的。历史教学的内容是讲授过去的人和事，评述以往的功过是非。它既不可以进行试验，也不可使之重演，只能依靠教师运用语言和直观教具的演示将历史观点、概念、史实等科学准确地表达出来。一节历史课，教师需要倾注真情，才能使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实现三维目标的和谐统一。在课堂教学中，要实现师生情感的共鸣，我觉得还应该依靠教师语言的艺术魅力。

一、讲活历史，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知知识。

人类历史似一部有声有色的长篇历史剧，它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创造的。这就要求历史教师的语言表述必须符合直观性原则，应该运用生动逼真的语言使久远的历史“再现”。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智慧把人物讲活了，把事件说透了，也把节目做火了。可见，历史课堂的教学应讲出色彩，讲出声响，讲出形象，把历史讲“活”。运用“移时”手法，让时空转换，让岁月倒流，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历史课堂中，我们应该听得到几千年前陈胜、吴广向戍卒们发出的“大丈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呼喊；看得见万里之外法国人民高唱马赛曲开赴前线的壮丽画面；感受得到陆游、岳飞、龚自珍等无数杰出人物金子般的思想底蕴……

二、展演历史，用真情点燃学生求知的火花。

纪连海老师的历史课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重视语言节奏的变化。他讲述历史时，高昂低沉，急缓快慢，无不摄人心魄，让人拍案叫绝。 二是在历史教学中纪老师积极借鉴评书的语言、相声的包袱，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三是他在用心、用情讲述历史。讲到动情时捶胸顿足，手抖泪落，情难自抑。譬如他在《百家讲坛》中讲到袁崇焕时，就完全沉浸在袁崇焕的精神世界里，那时那刻他觉得自己就是袁崇焕，那种委屈无奈让他万箭穿心，泪洒当场。爱之深，情则切。纪连海老师之所以能用情讲历史，源于他对历史的热爱，对历史人物的深切关注，并将自己的想法都渗透在所讲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中。因此要感染学生，先要情动自己。教师讲解历史要富于情感，褒扬贬抑态度要鲜明。譬如：讲岳飞被害、谭嗣同殉难，要有悲愤之情；讲、抗战胜利，要有激昂之情；讲港澳回归、嫦娥奔月，要有自豪之情……

三、趣说历史，使学生在幽默风趣中乐求知识。

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幽默，在教学语言中是不可缺少的。教师幽默的语言与一般的逗乐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以引导学生从侧面去接受知识，感悟真理，陶冶情操，唤醒良知为前提的。幽默的语言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架起沟通师生情感的桥梁，而且幽默的语言伴随着阵阵笑声可以启迪人的智慧，催发人的情感。让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领悟到知识的内涵；在欢快的笑声中掌握知识；在笑后的深思中受到启迪。例如：我在讲解《中国历史》第一册中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时，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匹很少，连皇帝坐的车子也选不到纯一色的四匹马，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在此我会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坐在牛车上，慢悠悠地走，这未免太滑稽了吧？但国家太穷了，没办法，凑合着吧！”寥寥几句，激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迫切想知道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因而就会积极地去探求答案。

四、活用历史，引导学生推开一个认知历史的窗口。

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运用知识，学会用历史知识分析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用辩证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历史中学习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少走弯路，尽快走向成功这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如复习《美国南北战争》这一课时，我提出以下问题：1.林肯不希望联邦解体，并为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对你有什么启示？2.挑起内战的南方结果失败了，联系实际你有何感想？学生们积极思考，认真讨论。马上就能联想到我国的现状：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离，我国统一大业还未完成，作为中学生要向林肯学习，为祖国统一做贡献。美国南方的失败告诫“分子”，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搞分裂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等。

教师课堂教学的语言应富有启迪、暗示、点拨、善诱性，既有鞭辟入里的深刻，又要有丝丝入扣的联系，能以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对文本个性的解读激起学生于课堂之外去探索知识的欲望。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开展，教师只有通过不同的途径，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事物，培养新的能力，不断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才能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教育改革形势。在教学中，只有借助于我们历史教师的语言艺术魅力，才能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从而使我们的历史课堂真正成为学习知识，感悟人生的平台。

第13篇

［关键词］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微课；教学

开放大学是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为依托开展的远程教育，这种教学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分离，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听课，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微课教学异军突起，成为远程教育中一股新兴力量，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微课教学。

一、开放大学与微课

（一）开放大学的概念

开放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远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部门。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为基础，有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针对有学历的，一种是针对没有学历背景的。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对高校教师教学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突破了教学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限制少，教学门槛低，给一些没有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二）微课教学的概念

微课教学是指按照新课标和教学的要求，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同时还兼有有关课题的教学设计、课程总结以及课后练习等。微课教学内容更加凝练，重点突出。微课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给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强烈的冲击，开放大学之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的教学资源中，一些课程知识陈旧、教学观念落后，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重视并引入微课教学。

二、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开展微课教学

（一）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

从古至今，在传统的教学观念里，都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传授了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长此以往，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显现出来，学生没有自己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思维发散的能力得不到训练，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一种新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众多专家学者中的讨论越来越烈。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自己探索为主，教师起辅作用，给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去感悟、学习并且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重视教学方法

开放大学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对汉语言文学的设置要有与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重视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优化文学内容的选取和设计。针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设计，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为切入点，然后从作品的主题、故事构架、风格以及对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开。最终教师在对这些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教学设计的时候，要注重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使整个教学过程不死板，降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网络视频是微课的核心传播方式，要求教师做的网络教学视频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以提问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互动，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在整个教学结束后，学生自主在视频下留言，对这节课的评价，指出其优、缺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议。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评价，对优点之处，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不足之处，要虚心改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设计，让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为学生服务好。

三、开放大学开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

开放大学开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对教师，有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之处在于学生与教师的平等关系，学生可以自由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评价，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进之处，这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加入对学习的探讨中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关于开放大学汉语言专业发展微课教学的设计，符合时代教育发展的潮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微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让微课教学的传播更加广泛，降低了进入门槛，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4）.

［2］吴晓辉.探析微课程在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应用的意义［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3）.

［3］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白芳芳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宁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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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摘要：今年秋天，高中课程改革开始在我校进行。要做好新一轮课程改革，必须重视《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在教学方面，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在评价方面，树立以学生整体发展和终身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的现代评价观：同时还要加强老师之间的团结协作。

关键词：新课改；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导作用

今年秋天，高中课程改革在全省全面展开。人教版历史课改教材相对于老教材而言，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呈现方式上：老教材以编年史体例呈现，课改教材以专题史的模块式呈现。由于我校是民族地区的中学，学生历史基础薄弱，再加上教学内容紧，学生学习少，因此导致了学生学习起来相当吃力。通过一个多月的教学实践，我认为，要积极推进历史新课程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课程标准。课改教材是根据03年通过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来编写，因此，高中历史新课改必须重视《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

从新课标体现的精神来看，人教版老教材以及教学中体现的教学方式无疑是滞后的：编年史的体例；只注重传授知识，强调死记硬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评价体系围绕考试转，过于强调考试的选拔功能。而新课标要求强调知识和技能，强调获取知识的过程，不强调对史实的记忆；要求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动的学习；在评价体系中强调评价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在新课改中如何体现《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呢?我主要从教学和评价两个方面去做：

一、在教学方面，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大包大揽，面面俱到，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学生，因此常常不能在每节课完成规定的内容，也造成了学生被动的学习。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这种教学方式就必须予以改变。而转变的根本，在于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即以学生为中心，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我尝试着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做：

(一)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向学生推荐了中央电视台播放过的《大国的崛起》以及中央10台的《探索、发现》，并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此外，在课堂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把学习历史与关注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朝核问题、问题等)结合起来，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在教材的处理上，我力求做到故事化、情境化、通俗化、角色化、现实化。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的学习习惯。

高中新教材以专题式的方式呈现，需要学生有较好的历史学习基础。而高中新教材时间紧，任务重，很多问题无法在上课时一一补充，需要学生自己下去做，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讲解高一政治史的内容时，我就给学生布置了作业一一“根据初中历史教材和网络，列出我国政治发展史的概况”。有70的学生能够完成。我认为，新课标既然已经给出了自主学习的要求，老师就不能够再包办代替了。历史学习中的“材料学习法”“观察学习法”“实践学习法”“思辨学习法”都需要老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否则学生就无法完成学习。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通过多媒体教学，向学生展示原始资料、历史图片、历史影片等，增强教学的直观效果。教学引用资料、板书、习题等通过多媒体呈现，能够增加课堂容量，优化课堂结构，提高教学效果。

(四)创造性地运用教材。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的田晓红老师在教学专题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第一节《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时，以导游的身份，引导学生先后游览了陕西延安的黄帝陵、河南禹州、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齐国故城和鲁国故城，同时分析了黄帝时期、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从而得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这一节课的教学体现了田老师高超的教学艺术，对我影响很大。

二、树立以学生整体发展和终身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的现代评价观

按照新课标的要求，新的评价观将发生4个转变：①在评价功能上，要从过分强调评价的甑别与选拔功能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转变；②在评价内容上，要从单纯重视知识的评价向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评价转变；⑤在评价形式上，要从单纯注重笔试向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转变；④在评价主体上，要将由学生处于被动评价的客体向学生积极参与评价的主体转变。要完成上述转变，显然，传统的一本记分册无法完成。因此，由历史学习档案袋来取代记分册成为必然。学生的考试成绩、历史习作、调查报告，历史制作，历史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师生和家长的评语等都应该装入学生档案中。建立历史学习档案，有利于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进行长期、稳定的综合考察和较为全面的评价。

在对学生的评价中，我采取逐步建立学生历史学习档案袋的方法。首先，用备课本按照一人一页对学生进行登记，并对学生的平时作业进行记录，学生的历史制作、调查报告和历史论文，则登记后集中存放；其次，仍然保留了记分册，利于分析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与历史考试成绩之间的联系。

三、注重加强老师之间的团结协作

第15篇

关键词： 历史 三维目标 教学

三维目标是感知历史、学习历史、理解评价历史的有机结合，是由浅入深，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只有落实“三维目标”，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那么，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落实三维目标呢？

1、知识与能力：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简称之为“双基”。

学科基础知识——指各个学科所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该学科所特有的基本事实、概念、规律、规则、原理、定理等。

学科基本技能——指各学科所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该学科所特有的操作技能。

知识和技能既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又是课堂教学的归宿。教与学，都是通过知识与能力来体现的。知识与能力是传统教学合理的内核，是我们应该从传统教学中继承的东西。把“知识与技能”列在三维目标的第一维，既肯定了“双基”本身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肯定了“双基”现在乃至今后在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中仍应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2、过程与方法：

过程——指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主实践的过程。包括：文本的认知发展过程；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强化思维训练，提高思维品质，养成良好习惯的过程；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实践能力的过程；情感体验的内化升华过程。

方法——指学生在动态的、开放的思维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掌握目标达成时的最好方法。

过程与方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常常蕴含着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方法也只能体现在一定的过程之中，并通过一定的过程掌握一定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过程与方法既是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又是课堂教学的操作系统。新课程倡导对学与教的过程的体验、方法的选择，是在知识与能力目标基础上对教学目标的进一步开发。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情感——是从广义而言的，是指人的心理素质，包括动机、兴趣、感情、意志乃至品格、个性等在内的心理特征，即非智力因素。它所关注的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态度——是指最根本的态度，是对人生的态度，涵盖了一个人对方方面面的正确态度，社会责任。包含着德育的全部内容。

价值观——指一个人一生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价值定位，也就是生活理想，人生目的，亦即通常所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既是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又是课堂教学的动力系统。新课程倡导对学与教的情感体验、态度形成、价值观的体现，是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目标基础上对教学目标深层次的开拓。

1、优化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参与度

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教师必须改变旧有的过于单一、被动的教学方式，建立和形成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把接受式学习与研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密切地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完善发展。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也告诉我们，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教学方法设计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教学内容、学情分析，从学生实际出发，必须选择科学化、合理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达到课堂教学的最高效。各种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因此，在教学方式设计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以及自身素质等综合因素，实事求是、科学地取舍各种教学方法，而不能一味地求“标新立异”，走入“什么都搞‘探究’，否定接受式和观察、模仿学习；不顾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储备，也没有具体目标，彻底放开，让学生凭空想象，无据辩论”的形式主义的怪圈。

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与方式，是达到学习目标的重要前提。因此，课程目标特别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方法。在这方面，课程目标特别提倡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学习方式。如：开展课堂讨论与辩论；举办历史故事会、演讲会、讲座等；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与访谈；进行历史考察；仿制历史文物；鉴赏历史文物；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编辑、出版历史板报、刊物；举办历史专题展览；拟写历史论文、札记、社区史、家庭史等；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搜集各种历史材料；制作、填写历史图表和年表；学唱历史歌曲等。

学习历史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包括：记忆、听说、阅读、观察、练习、写作、参观、表演、欣赏、研究、总结、评论、创作、讨论、调查、游戏、收集资料、制作图表、社会活动、辩论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结构程序、不同的遵循原则、不同的呈现方式和不同的获取手段。但无论怎样，历史方法的掌握都要在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完成。历史学习的许多特有的方法，带有技能性质的，如阅读历史读物，识读历史图表，知道古代纪年方法，正确计算历史年代，描述历史事件。其他带有综合性的方法，如搜集与整理材料的方法，运用历史的

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方法、迁移的方法等。历史课程目标强调历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这表明，新课程不仅关注历史学习的结果，更关注这种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因此，新课程要求教师要把“以教论学”，转变为“以学论教”。教师要重视教学过程的每一环节，并以好的教学方法推进教学过程。教师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以下几点。

①善于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学习需要，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参与。

②善于从初中生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出发提出要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