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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伦理问题。本文在对网络性质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分析了网络伦理建设新的特点。
[关键词]网络传播;网络伦理建设;网络技术;网络道德;政策法规
网络社会,是由不同的网络社区组成的一个虚拟社会,它存在的基础是网络技术。在这一虚拟的社会结构中,虽然其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个人,但网络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使网络媒体产生了许多传统媒体未曾遇到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的网络伦理问题,我们应针对其特殊性,在理论上加深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设措施。
一、基本的认识前提
1.关于网络技术的性质
作为技术层面的网络,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并无是非好坏之分。其任何正面的负面的价值延伸,都是主体操纵者——人的价值观念的体现与物化。如果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网络,那么它就是你实现理想、通向成功的桥梁。如果你以消极阴暗的心理对待网络,那么网络就是你走向沉沦、犯罪的独木桥。
网络巨大的负作用就是产生于使用者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产生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偏离。有些人被无所不能的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便捷、物质富有、生活安逸等等表面现象所蒙蔽,对工具至上、技术决定论等等偏激观点盲目崇拜,并将眼前的功利作为最终目标追求,使自己成为技术的奴隶。网络技术上的“可行”并不等于行为上的“应该”。你能够在网上横冲直撞,甚至可以随便散发不负责的信息、随便破坏他人的电脑系统,但人的道德修养是你一切行为的最高主宰,使你不能胡作非为。只有将精神价值、人文关怀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技术的综合优势,从而有效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
2.关于网络道德与传统道德的关系
网络社会依存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行为是现实社会行为的延伸,表层的数字关系所遮蔽的恰恰是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在网络空间中,人虽然摆脱了诸如邻里角色、现实直观角色等现实空间中制约人的道德环境;但在超传统地域的网络范围内,人发挥作用的动机并没有变,植根于现实空间的传统道德与新型网络道德的行为者是共同的行为主体,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因此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就应该是构成网络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参照。
由此看来,网络道德并非空穴来风,现实社会几千年的道德积累是它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人类发展到现在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道德,其一般原理和基本运行机制,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网络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生活空间,其普适性就不言而喻。因此,人类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时必然要引入传统道德的优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加以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网络社会”更高水平的新型道德。
3.关于网络伦理作用的特殊重要性
在现实社会,伦理与法制,是维持社会平衡的两大重要杠杆,而且法制的明确性、强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大于伦理的作用。而在网络社会,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快捷性成为网络法制的障碍,因此网络伦理建设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
网络伦理,是指人们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道德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媒体对象等等之间的关系。网络伦理建设,就是要在这些关系中建立一些相应的原则规范,使之成为网络媒体使用者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凝结人类高科技发展水平的网络媒体,自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化的水平。在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中,自觉的道德规范的遵守应该更具普遍性、操作性。它不仅弥补了网络法规明显滞后于网络发展的现实,而且,即使在法规健全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起到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法律是通过强制性手段,针对严重违法行为制定出的各种惩罚性措施,因此它只能用于惩恶,而不能劝善;只规定人们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须禁止,而没有指明什么是应该去做的、什么是鼓励去做的。道德伦理建设,则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起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内在性,不仅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批评、谴责,同时也对道德行为,尤其是高尚的行为予以褒奖、鼓励,显示出文明社会中人类行为的高度自觉性,这一特点最吻合现代网络技术运行的客观规律。
二、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
网络社会的整体建设,需要伦理、法制、技术、管理等多种手段齐头并进。侧重于伦理建设措施而言,由于网络伦理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也需要多层面、多角度的协调配合来进行。
首先,建立健康的网络传播环境。无论网络交往如何具有隐匿性,其行为主体不外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的个人,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其网络交往行为的文明程度。因此,对现实社会的公民进行相关的道德教育,如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科学人生观等等的教育,是防止网络失范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当然,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网络失范行为已严重存在,并产生着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影响网络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如对网络传播中产生的特殊的网络文化现象、心理现象,对网络社区形成的规律及功能、作用,对特殊的网络交流方式与特殊网络交流符号系统等等进行分析,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推动网络主流文化的建设,确立以集体主义原则为主导的自主型网络道德模式。目前网上流通的信息五花八门,需要对内容积极健康的网站进行保护与宣传,确立网上正确的舆论导向。虽说网络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但多种声音中仍然有一个代表主流的声音。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于一体的网络传播,仍然体现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主流文化的引导方面,需建立网络社会健康的道德评价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要在全面权衡网络社会中的自由与责任、个体与群体、全球性与本土性、权利与义务等等各种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确立网络社会的终极道德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尽可能量化、细化。将其实现过程划分为上、中、下3个不同的层次,制定最优标准与最低标准的具体指标,中间标准的完善途径,利用行为范型的诱导、基准道德的推崇、基本道德的法规化等手段推动网络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确立。
其次,加速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这在控制不良信息流通方面至关重要。虽然网络道德建设的主体是人,但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人性的脆弱是与生俱来的。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起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一定的技术约束也是帮助道德完善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针对外来信息的入侵上。目前,在全球信息产业中,CPU(中央处理器)的产量美国占92%,系统软件生产量美国占86%,世界性大型数据库70%设在美国①。如果长期缺乏技术方面的有效措施,由此带来的强国对弱国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至对弱势文化的摧毁,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和能力对外来信息进行审查与控制。就网络整体发展而言,目前计算机安全技术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要落后5到10年。随着网络道德失范及网络犯罪问题的日趋严重,各国政府及网络专家都加大了对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如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反黑客技术等等。一些发达国家如美、日、德等国将信息安全技术列为国防、科研的重点,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信息安全产业。而我国,由于网络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以及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性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再次,制定富有弹性的网络社会的政策法规与道德原则。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相应的政策法规总是滞后产生,因此,政策规范的制定者们,要有超前的发展的眼光,对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为其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同时要考虑这些政策规范的传统继承性,许多现实社会中的法规与道德原则,在网络社会中同样适用。如英国哲学家罗斯在其《正当和善》(Therightandthegood)中提出的7条基本道德义务:守信、赔偿、正义、仁慈、自修、感恩、无害等,在网络社会同样具有适用价值。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是建立在不同关系与不同层次的管理协调机制的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的,虽然网络伦理建设的重心是网众的行为自律,但他律与自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的存在能帮助预防不道德和破坏行为,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范围内进行他们的活动。没有界限,就很难确保没有影响和侵犯别人的情况。”②目前在网络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网络建设起步较早,积累的经验也较多,因此,我们应对国内外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经验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对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各大网站的使用条款及服务规则等进行比较研究,对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利弊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供网络规范化运行机制的有价值的参考。目前,随着网络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网络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已不断加强,对相关政策法规、网络管理条例及网络礼仪的自觉遵守,已被越来越多的网络社会成员自觉接受。
最后,建立网络传播的全球伦理道德。网络新闻传播的载体互联网,是一个全球联通的信息传播系统,其全球联通性决定了互联网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只有那种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观念特征,能达成某种全球共识的普世伦理范式才能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伦理模式。关于这种全球伦理模式的探讨,早在1993年,人们为了解决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环境、生态、核武器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宗教组织就已发表了《全球伦理》宣言,对其内涵的探讨从那时就已开始。有的学者认为,普世伦理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③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代道德危机四伏,解决方法就是重建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的伦理体系,追求一种最低层次的全球共识。然而在目前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形势下,互联网虽然在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但同时与之相应的散裂化趋势也在发生。新形势下的全球伦理应该是建立在各国与民族文化平等、自由、互惠的基础上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内涵丰富的伦理范式,它应该体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共同利益,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综合现有道德的合理部分,能妥善解决网络冲突所带来的严峻社会问题的伦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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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伦理建设的新特色
“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的自然而然的附属物。在我们之前的机械工业时代,人们热情洋溢地申明个人的观点,这是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④
虽然,网络伦理建设是现实社会伦理建设的继承与发展,但网络社会的特殊性,使其伦理建设也具有自己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是构成新的网络伦理模式的基础,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对这些新特色进行归纳: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
1.自主型道德模式
相对传统依赖型道德而言,网络道德完全是一种自主型的道德模式。基于自由互惠、全民共享原则建立起来的网络社会,人际交往具有极大的隐匿性,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企及,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因此,进入网络空间,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网民行为的高度自律成为网络社会对网民的基本道德要求。
网络自主型道德模式,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层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们在网络实践中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如无私的奉献精神;自觉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并自觉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行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形成一种高度自治的理想社会。“由于电力使地球缩小,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点的速度产生内爆,这就使人的责任意识提到了很高的程度。”⑤
2.多元型道德模式
与传统价值观念较为单一相比,网络道德是一种多元化的道德模式。当然,这种多元化并不是指网络社会道德的混乱无序,而是指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更广泛的人类利益而言。
在传统现实社会,道德虽因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每一个特定社会都只能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其他道德都是处于从属、被支配地位。这种以一元为主导的道德形式,因为现实社会地域界限的明确、社会等级制度的分明而显得十分有序,并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但在网络社会,网络构成成分十分复杂,网络传播是一种网状式无中心的分散结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团体的各种道德都融会在一起,它们产生强烈的碰撞与冲突,并导致网络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如美国电子边疆基金会发起人约翰·P·巴楼的网络无政府主义宣言:“我宣布,我们正在建构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空间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专制体制将截然不同。你们既不享有管制我们的道德权利,也没有任何使我们感到害怕的强制性手段。”等等。
为了避免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不同的道德选择必须制定出一些全体认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使之带有一定的权威性与主导性。目前,网络道德中,一些公认的道德规范正在逐步形成,如协作原则、全民原则、自由原则、互惠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只要能体现更广泛的全民利益、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大的包容性,他们就能成为多元化、多层面的网络道德的构成要件。
3.开放型道德模式
与现实社会道德的排他性相比,网络道德是一种自由、平等、张扬个性的道德模式。
互联网联通世界各地的信息,实现最大的资源共享。在这里,没有最高的管理机构,没有等级、特权,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网民,既是网络社会的中心又是网络社会的边缘,道德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打破了限制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
“天涯若比邻”,朋友遍天下。从前,、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不同造成的各种隔阂,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难以理解,更无法交往。而网络传播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好奇心,填补了知识的各类空白,简便的网络交往手段更提供了相互理解、学习、探讨的渠道。
在网络开放的交往模式之下,一方面,丰富的人类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异质文化的冲突更加尖锐,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之下,合理的、优秀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得到发扬光大,而陈腐的、堕落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识则遭到淘汰。
网络道德的开放性就是面对各种不同道德的碰撞,使人类的道德精华得到丰富与提升。
注释:
①《报》2000.2.8
②英·尼尔·巴雷特:《数字化犯罪》P10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P1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直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动对整个社会起到负面和消极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须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危机科技伦理
引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三科技伦理创新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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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效益,目前,很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存在道德缺失等问题,因此,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企业伦理”概念和学科起源于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企业伦理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美国学者对企业伦理作出了以下总结: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规范准则,企业职工是道德准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发展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范,其对象是企业全体职工。企业伦理的德行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伦理可以有效束缚企业职工的日常行为;第二,企业的生产经营受企业伦理的束缚;第三,企业伦理可以正确处理企业各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第四,企业伦理与法律效率具有较大差异,企业伦理的作用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认知以及企业规范进行确立。
2现代企业管理中伦理文化的现状
2.1企业文化认识扭曲企业伦理文化引入到我国企业建设中的时间有限,因此,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还存在很多问题。企业建设中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利益意识,企业化理文化与企业建设紧密相关,但是其对个人利益却没有太大影响,所以职工通常选择置之不理或者可有可无管的态度,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建设,无形中也影响了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企业职工对企业文化认识的扭曲,将各种危害企业发展建设的思想,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厚黑学扭曲下的“中庸之道”,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在实际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中个人最大化的思想很难实现最终受益的最大化,这个观念早在“均衡理论”中就得到了论证。总之,我国企业建设中存在的扭曲思想既不利己,又危害企业的发展建设,某些管理存在问题的企业受其影响更加严重。
2.2企业伦理概念模糊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管理理念逐渐融入到企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现代管理理念引进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企业伦理文化。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以中西方文化管理哲学为出发点,企业伦理逐渐发展起来。目前,我国企业伦理文化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实际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企业伦理概念模糊的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伦理从西方企业引进,很多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企业职工对伦理文化概念的认识仍比较模糊。
2.3企业伦理严重滞后我国企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仍处在初级阶段,很多企业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会受西方伦理观念的影响。我国企业本身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难题,现在,又面临着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之间的融合问题,企业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经营管理显得尤为困难。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绝对有保障,其“滞后性”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对企业伦理文化的认识上,传统的文化思想为企业的发展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企业整体文化处于滞后状态。
3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3.1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企业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以哲学观点为主,将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为企业理论文化的后盾,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载体和源泉。企业理论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具有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和有效束缚职工行为的重要作用,也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伦理文化主要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本文对其做了简单介绍。
(1)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内部。企业伦理文化和内部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伦理文化在内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以及全体职工之间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西方国家将其称为劳资双方关系,在中国,由于管理者和员工只是分工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社会的主人,以西方伦理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依据,中国企业伦理文化就是借助企业管理为手段,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从而促进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之间共同发展的、相互协作的关系。
(2)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文化对企业外部的影响主要通过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得到,正确处理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明确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引导政府和企业之间树立正确的合作关系;第二,重视社会利益对企业发展建设的影响,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三,重视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伦理责任;第四,重视双方的共赢,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3.2企业伦理文化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以一定形态的企业文化为依据,为了提升企业管理工作的效益,企业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创建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提升职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伦理文化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为主,企业伦理文化不仅具有积极向上、鼓舞人心以及引导职工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的作用,还能促进企业管理的发展。企业伦理文化要求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这就要求企业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于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我国企业管理强调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伦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借助伦理建设的推动作用,创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同时,从整体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3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非常多,其中环境道德是现今企业承担的最主要的社会责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各行各业必须把环境伦理融入到企业的伦理文化中,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21世纪企业向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必然选择。近几年“,企业公民”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企业建设也因此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艰巨。从企业伦理文化的角度出发,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满足环境道德标准,企业发展建设必须遵守以下原则:第一,综合效益原则;第二,公平与正义原则;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现代企业管理伦理思想要求企业在摒弃传统管理理念的前提下,结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树立全新的行为准则,使企业管理满足现代市场的发展需求。
4结语
一、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诚信经营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应有的收益,营造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而这一切都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为此,政府应该加大工作职能的深化力度,将宏观市场经济管理和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作为当前工作的核心内容,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自身需求出发,不断对市场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进行扩展,全面杜绝工作过程中出现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让每个企业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竞争机会。与此同时,还要在市场上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方诚信信用体系,并保障诚信考评标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对企业进行涵盖资格认证、信用评估、法律服务、审计、会计的综合性诚信测评。不仅如此,法院、公安、银行、税务以及工商等部门应该对企业诚信档案进行联网管理,保障企业诚信档案信息的及时更新,定期通过网络平台、大众媒体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提高企业经营诚信的透明度,为企业提供诚信查询服务,从而帮助企业决定是否进行相应的市场经济活动。另外对于企业诚信评估过程,还须建立起严格的法律监控体系,确保企业诚信档案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对于其中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惩。
二、政府加大对企业失信的惩处力度
政府对于企业的失信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措施。企业失信问题从层次上可以分为个别企业的诚信缺失问题和多数企业的诚信缺失问题。其中,前者指的是通过非法手段诸如欺诈消费者、经营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传销等谋取经济利益的企业。后者则是指那些严格遵循社会诚信伦理建立经营理念的公司,但由于企业诚信管理理念薄弱,为了快速获得经济收益而发生的失信行为。对于这两类不同诚信缺失的企业,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惩罚措施。政府处理以非法经营手段盈利的企业时,需要大力增强他们的诚信文化建设工作,定期开展诚信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以往非法经营手段对社会大众和市场经济的危害,从而逐步建立起诚实守信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除此之外,政府还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条例,让我国企业的诚信原则能够从法律上获得强有力保障,使债权人的利益远离非法经营手段的危害,做到企诚信经营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同时提高对企业诚信缺失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并依据相关法律追求企业责任人和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律刑事责任,增大企业的失信成本,沉重打击非法经营者。在管理正常经营企业的失信行为时,政府应该先确定该失信行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如果是企业内部的诚信缺失问题,则应该对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行引导式教育,帮助企业建立起健全的内在诚信管理体系,依据企业当前的发展现状确立科学合理的可持续经营理念。而在处理企业对外的诚信缺失问题上,政府应该加快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通过外部市场加强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法律约束效力,保障诚信经营企业的利益的同时,让投机取巧分子无路可走。
三、企业加大自身诚信建设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从本质来说是为了实现企业自身的经济最大化,而一般员工的努力工作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所以在日常生产管理过程中,企业应该对员工以诚相待,保障员工的付出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做到言而有信,遵守双方之间的合同承诺,增强企业与员工的信息沟通力度,尊重每个员工的个人价值。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降低人才的流失,还能让企业以良好的诚信形象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从而促进企业的全方面快速发展。除此之外,企业还要秉承为客户负责的服务理念,紧抓产品的质量并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进而通过品牌诚信增强企业产品的附属价值,维护客户忠诚度,不断提高企业的品牌诚信度,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品牌价值与经济效益。
四、总结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
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1、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无中心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缺乏权威性统一研究机构。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中语界唯一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全国中语会及地方各级中语会,近些年来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在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响呈弱化趋势。不少基层中语会实际上早已形同虚设。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属教研室的专业教研人员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杂事务,忙于各类考务而难以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线教师中的不少人或因学术造诣、理论修养的力不从心,或因条件所限而难以使研究趋向深入。在众多的语文教学专业期刊中,真正能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也屈指可数。于是,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在宏观上呈“散兵游勇”状,在微观上呈“人自为战”状,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导向中心,也没有形成颇具实力的研究阵容,当然也就难以使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系统化,使之走向整体性与高层次。
2、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内容(课题)的无序与模糊
就整体看,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专家到教师,都想在攻克语文教育这一难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但是,如果对近十几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现状作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即可发现,在这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的另一面,却又给人以浓重的扑朔迷离之感,面对令人头晕目眩的语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者各执一辞,认定自己的观念是“五岳独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语文教师多数对此难以接受且深感无所适从。今天强调布鲁姆目标分类教学的着手成春,明天宣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神奇妙用;今天说语文教育要以德育为主,明天称语文教育要以工具性为重;今天说语文教育要限制科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明天讲语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与发展语文能力同步。对写作教学有研究的,认定写作是语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对阅读教学有探索的,强调阅读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教材的选文比例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争执不休。有人坚持当代语文教材要削减文言文分量,有人则认为教材选文要以文言文为主。时至今日,只要认真阅读各类语文报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大作),我们仍然会强烈地感受到各种语文教育观念的无序与模糊。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来,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语文到底该怎么教?语文教师到底该如何当?那将是怎样一种场面呢?笔者在此绝无非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之意(笔者也曾涉猎其中)。学术昌明,从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只是认为,在这旷日持久、莫衷一是的争鸣之中与争鸣之后,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没有一个中心机构来对这些学术性见解进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包括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难以发现这异彩纷呈的各种学术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难以使这些零散的教育理论观念臻于整饬。结果,它们也就很难对语文教育实践起具体而有效的指导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我们完全可以静心想一想,长期以来,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语文教育理论文章怎一个“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确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充其量或则由权威报刊转而载之,或则引起部分读者当时情感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趋同,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大损失,这种零散、无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变,损失仍然会继续下去。
3、对语文教育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单向性
若干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对叶圣陶、吕叔湘以及于漪、魏书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艺术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但时至今日,还仅仅限于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单(纵)向研究——研究一个个具体对象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语文教学艺术,却没有对其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综合与提炼。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甚至尴尬的现象:尽管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群星璀璨,但我们却至今没有能够使之融会贯通,使之珠联璧合,进而使之成为建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成为指导当代中国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南。这样下去,中学语文教学就永远不会形成合力,也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4、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若干年来,语文教育理论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样,存在着一种理论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某些所谓高层次理论文章并非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语文教育实践,而是源于某些理论研究者的“纯智力”,往好处说,它们只是一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贵族文化”,是一种堆砌新辞、大而不当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又走向另一极端,它们只是一种夸大的、带有不少主观想象和虚构成份的直接经验或实践过程的描述,缺少(恐怕也无力进行)切中肯綮的理论阐发。这两类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华而不实。许多时候,它既不像作者与整个中语界教师群体的娓娓而谈,也不像作者与语文教师个体的思想(学术)交流,而仿佛是作者旁若无人般的自言自语。这样的文章,或则昙花一现,或则自赏孤芳,实在没有什么研究和实践价值。
此外,还有些文章善于重弹老调。一些在语文教育界已经取得共识或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问题,至今有人还在喋喋不休。如“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写作方法”,“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语文知识”,对于这些浅薄的、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说法,实在没有必要再去争鸣、去商榷。
语文学科不同于其它学科,语文教学必须突出工具性的教学特点,这应该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接受。然而,从当前语文教学与语文研究领域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课堂为中心,就课堂论教学,就课堂论质量。对课堂教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课堂教学原则上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如何改变当前这种单一的课堂教学形式,如何让课堂教学为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服务。语文教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如果不在全面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上,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则始终是一句空话。
一、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决定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
培养与提高中学生语文运用能力为我国老一代语文教育家倡导并身体力行,夏丐尊先生的孙女夏弘福的文章《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见《中学语文教学》1995年第3期)就提到,这三位语文教育家反复强调“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理解是必要的,但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这些话归结起来即是视语文为一种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工具,工具应该掌握并熟练运用,掌握并熟悉语文这门工具,就可以达到人际社会间思想交流这一目的。当然,这种交流可以表现为口头的、书面的,还可表现为手势语言。中学生学语文,目的在于通过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学习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因此,口语表达的学习与训练,书面语言表达的学习与训练,亦即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应视作中学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来抓,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
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单靠课堂教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有限的时间与范围内,面对各种类型的学生,语文教师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让数十名学生个个张口,人人动笔。课堂这一教学形式用得好,当然可以调动起部分或大部分学生积极思维,也可通过范文导读,给学生某些借鉴,但单靠课堂这一教学形式,满足千千万万青少年口语表达、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提高的需要,这无疑是天方夜谭。长期以来,语文教学质量提高缓慢,误区之一即把课堂语文摆在重要地位来推崇、实践,其结果,以讹传讹、误人误己。
拙著《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初中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见《中学语文》1994年7-8期,《教与学》1994年第9期)就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性质、任务作了探讨,提出初中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并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课程教材研究所庄文中先生近日在《关于制订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思考》(见《中学语文教学》1995年第3期)一文中就高中语文的性质提出再深入认识的思考,其思考是基于“当前”,要制订与初中教学大纲(即《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庄文中就高中语文性质的思考表述为两点:“语文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由这两点思考,庄文进一步提出了高中学段语文的教学要求:
1.具有较敏捷的语文交际能力和较高的语言素养;
2.具有较强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3.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4.具有初步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5.具有独立自学语文的能力;
6.具有与语文相关的文化常识。
庄文中先生的《思考》一文,就高中学段语文的性质、任务及教学要求作出了具体的思考,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庄先生思考的核心。如果按庄先生思考的内容来要求教学,语文教学任务的完成,单靠课堂是万万办不到的。即从篇章而论,一年几十篇,三年不过百余篇,中学六年也超不出三百篇,量不足,质又何以保证?教师课堂教得再好,学生胸中墨点过少,窥一斑岂能见全豹?吸收与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大量的吸收(生活实践与阅读),表达能力的提高仍然是一句空话。
阅读吸收仅仅是一方面的考虑,语文水平的提高,除阅读外,还涉及社会的实践及自然景象的观察诸多问题。社会实践、自然景象的观察、自然科技、人文知识的获取、传统文化的吸收与新时期文化的思索……这些,仅靠有限的课堂教学,如何能够完成?
吕叔湘先生认为,语文教学存在少慢差费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把语文教学限制在狭小的课堂内、有限的课本内。吕老的认识何等深刻,何等切中要害!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如不能走出“课堂语文”误区,长此以往就会远离社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信息社会的信息交流),“千秋功罪”,何必留与“后人评说”!
二、语文的工具功能决定生活积累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
重要途径
面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如何改变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少慢差费面貌?走出狭窄的课堂教学天地,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在社会生活中观察积累应该说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课堂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通过课堂教学这一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获取语文学习的必要知识和方法,完成某些范围的语文训练(含测试),特别是通过范文学习,让学生领悟文章思想脉络、精巧布局、精当用语、写作特色,这些都是必要的。不少地方对当前课堂教学还进行过许多有效的改革实验。然而,“骐骥一跃,志在千里”,无千里之志则无千里之马,狭窄的课堂天地终难开扩学生眼界。语文教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狭窄的课堂教学引入社会实践与生活实践中,变“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的宗旨正在把语文学习与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与生活实践中吸取生活素材与语文素材,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生活与语文的关系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正如人教社给国家教委初中语文教材送审报告提到的那样,“学习语文,既要导流,又要开源,源在生活之中。”人教社语文一室在介绍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一册时也提到,“语文与生活(广义)的关系有两方面:一是反映,语文是用来反映摹写生活的;一是服务,语文是服务于生活的。反映与服务紧密相联,从此达到人们互相交际的目的。”
语文既是一门基础工具课,语文的功能在于解决人们交际中的语言运用与变化问题,那么在生活实际中,人们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基础才能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因此,生活实践(阅读是间接的生活实践)中积累语言素材是语文学习或者说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学习语言的途径除书本外,生活中积累应该是至为重要的。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的编排体现了生活与语文密切联系这一特色。新教材以生活为编排线索,从吸收(反映)与表达(服务)两方面较好地解决了语文与生活两者的关系。“语文是用来反映摹写生活的”,因此广泛阅读生活气息浓郁的课文,深入生活广泛积累语言素材有助于学生语文运用能力的提高;“语文是服务于生活的”,语文的学习完全在于适应各种场合的思想交流,这就有助于学生增强语文表达忠于生活、表现生产的意识,从认识与运用两方面全面提高语文水平。
在经济生活中,不论是还是居民都与银行要发生往来关系,把钱存入银行既能生息又安全,缺钱要找银行借钱,以应周转之需,许多经济往来中的银钱交割收付,也要通过银行办理汇兑和结算。银行通过经营存款、贷款和支付结算业务获取收益,实现利润目标,并在社会资金循环周转中执行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职能,发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增长的作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方式多样化,市场体系不断延伸,银行业务品种增加,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和深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经营管》、《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相继形成独立的领域。通讯技术和机的发展及其广泛,银行业务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着银行功能的发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银行信贷管理》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与金融专业的许多课程的边界越来越难于划分清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即便是银行信贷管理的理论、和也变得复杂起来,“一张企业资产负债表起家”的知识结构不够用了,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经取代了“拿起算盘放下笔”的手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不是能取代银行信贷管理,商业银行是不是21世纪的恐龙?直接融资能否代替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管理要实行何种发展战略?怎样评价金融改革绩效?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如何、从何创新发展?等等,就成为银行信贷管理面对的并且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关系问题
商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其他中间业务的盈利性金融企业。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中介、创造存款货币、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研究银行自身资产负债配置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为对象,以资产负债管理、计划和决策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的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学科。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贯穿于“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的全过程。
信贷资金是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筹集和分配的资金。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种存款、金融债券发行、借入资金和自身积累资金。信贷资金运用主要是对各部门、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借贷关系的管理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的学问。虽然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信贷管理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范畴,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的对象是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而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居民的信贷关系,重在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切入点是企业、居民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相比具有独立性,两者虽有相联系的一面,更有重要的区别,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领域。
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信贷作为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上有三种互相联系而范围宽窄不同的定义,一是把信贷定义为信用,亦即借贷行为,属于宽范围;二是定义为银行信用,亦即银行存贷款等信用业务活动的总称,为中宽范围;三是定义为银行贷款,专指以银行为主体的货币资金贷放行为。三种定义的相互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银行信贷管理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可以划分为宏观层次的信贷管理和微观层次的信贷管理。信贷宏观管理研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调控与商业银行信贷调节的关系,信贷微观管理研究商业银行与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之间的融资关系,共同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过程。宏观信贷管理与微观信贷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二、中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多样化,基金投资工具和市场的迅速增加与扩大,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功能的改变,出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萎缩和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社会融资功能迅猛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以微观金融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研究居民、企业利用金融工具,从事经营决策,寻找规避风险、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技术的金融功能观理论应运而生,博迪和默顿在《金融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由于证券设计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21世纪金融将从不透明的机构向透明的市场发展,中介正在向市场过渡,标准化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取代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功能将衰退。极端观点甚至宣称商业银行将是21世纪的“恐龙”。基金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证券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将取代机构。照此推断下去,作为商业银行基本金融工具的信贷,也将为市场的基金和证券所取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史说明,中介和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动态互补、互动的螺旋式向上发展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和中介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在市场中运作要求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中介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并使个人和企业享受市场的好处。这是中介可能造就市场途径的唯一例子,反过来,市场对金融机构也有价值,因为市场允许中介对在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风险进行套利。因此市场使中介更容易的生存”。金融中介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交易量和创造标准化的市场推动市场的发展,中介是金融商品的供给者。市场在中介不断创新商品和扩大交易量的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潜在收益并反作用于中介,为中介创新活动提供需求,中介和市场是相伴而生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交易以几何级数递增,包括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顺序仍然是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而不是颠倒过来,是为实证。
从最极端的纯理论推理,基金取代银行存款,证券取代银行贷款,网络取代机构,至少需要具备:(1)基金能够取代货币发挥所有职能;(2)所有企业和居民都能够进入市场筹资和融资;(3)全社会的储蓄都是资本储蓄,不再存在货币储蓄;(4)一切基金都是开放式基金;(5)网络覆盖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否则,市场取代中介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金融功能理论”的产生地美国都不具备,更何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遥远的理想了!
“由于市场和中介两者都不像理论所说的精确方式那样运作,因此,在提出有关改革金融系统政策时,小心谨慎会做得更好”。由此可见,银行信贷管理仍然是金融理论和金融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信贷资金运动与银行信贷管理战略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是对信贷资金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规范交易双方信贷行为,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达到交易双方追求的各自利益目标。因此,银行信贷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的要求选择信贷制度、管理体制和交易机制,这是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信贷优化资金配置杠杆作用的根本所在。
信贷资金是参与借贷交易的资金,从价值运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形态。信贷资金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信贷资金“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付者手中。”(《资本论》第三卷384页)“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说是贷或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同上书390页)并指出信贷资金“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同上书384页)由此可见,信贷资金运动是一个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贷款发放由银行支付给企业或居民,这是第一重支付,借款者使用贷款进行投资或消费(实业投资或证券投资),发挥资金的职能,这是第二重支付。信贷资金在完成投资或消费职能之后,投资者收回投资,消费者取得预期收入这是第一重归流,然后借款者按照借款合约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这是第二重归流。从第一重支付到第二重归流是信贷资金的循环,信贷资金循环的持续运动构成周转过程。所谓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就是实现这种不间断的运动。信贷资金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具有显著的特点和要求,一是,以偿还为条件,以收取利息为要求的价值运动;二是,以履行资金职能,实现价值增殖为基础的价值运动;三是,诚信为本的价值运动,信任、信誉、信实是资金交易秩序的基石。要求加强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贷资金运动在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中充满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在第一重支付阶段客观上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在第二重归流阶段更存在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克服信贷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防范信贷资金使用方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构成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所以提高银行信贷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实行“两个轮子”并行的管理制度建设战略,一是建立以发展为中心,优化增量,获取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贷款营销制度”,二是建立以处理不良贷款为重点,盘活存量,化解存量风险,提高竞争力的“风险处置制度”。
四、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演进的评价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是国家经济金融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金融制度决定着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制度,经济金融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信贷制度的重新安排,以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9年)——计划商品经济体制(1979—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1992——现在)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银行信贷管理也发生了从计划信贷的“资金供给制”模式向市场信贷的“资金交易制”模式的渐变过程
1949——1979三十年间,按照苏联银行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是一种国家完全垄断、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人民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和货币发行中心;信用集中于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银行是唯一的融资中介;银行信贷与货币发行合一于一身,银行发放贷款不受存款约束,具有无限扩张贷款的能力。这种金融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配、财务统管体制的支柱,否则,计划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顺利运转。在国家垄断信用的银行制度下,银行信贷管理实行按照国家计划的“实物贷款”办法,对工业企业按产值计划贷款,商业批发企业按进货计划贷款,商业零售企业按库存计划贷款,农副产品收购按实际需要发放贷款,物资供销企业按物资调拨计划贷款,银行信贷管理是典型的“资金供给制”。市场、交易、价格、利润等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成为异已力量,计划、分配机制代替市场、交易机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能调节供求,更不能发挥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应,中国金融制度也以渐进方式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艰苦曲折的努力,金融制度已经实现了银行体制的三次制度性分离和金融市场体系框架的建立,初步形成间接调控体系、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架构。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从制度上实现了信贷和发行职能的分离,为建立商业银行“以存定贷”的内在经营约束机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1994年组建政策性银行,实行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分离,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市场金融的微观基础,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1999年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优良金融资产与不良金融资产分离,构建信用证券化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竞争力,迈出了重要步伐。1991年以来建立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
银行信贷管理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按照资金交易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在十个方面实现了突破①,从制度上构建了按商业信贷原则管理信贷的初步框架。试列如下:
——信贷管理思想:从重贷轻存转向存款立行;从重物资保证忽视周转向注重资金周转转变;从重保证资金供应转向重视资金使用效益。
——信贷管理目标:从“守计划把口子”转向按市场供求决定,实现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
——信贷管理原则:从传统的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偿还性传统“三性”原则,转向“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新“三性”管理原则。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统存统贷”的指标管理转向“以存定贷”,再向“差额控制”,最终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
——信贷范围逐步扩大:从超定额流动资金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的技术改造;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从公有制扩大到多种所有制经济。
——信贷对象:从单一的实物经济扩大到票据和证券经济。
——信贷种类:从按贷款标的物的资金性质划分贷款种类,转向按期限划分短期贷款、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
——信贷管理机制: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更多利用利率杠杆作用。
——信贷方式:从单一的信用贷款走向包括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在内的多种贷款方式;从行政管理走向依法管理;从分配贷款转向营销贷款。
——信贷风险控制标准:从“一逾两呆”转向国际接轨的“五级”分类标准。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银行信贷管理上表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是传统“资金供给制”的运行机制在弱化,市场经济的“资金借贷制”运行机制在成长,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矛盾和磨擦又无时不在碰撞,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戏剧性的体制回归,进两步退一步近似一种常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与运行机制转变滞后于体制变革,引起新体制和旧机制的矛盾相联系,这是重机构分合轻机制转变,形式先于的改革思维形成的不能不付出的成本。
五、经济后转轨时期的银行信贷管理创新
21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时期,根据建设全面小康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后转轨阶段。在后转轨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骄健。随着全方位深层次的市场开放,我国在WTO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真实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变革与挑战共存,开放与发展共进。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与现行金融机制的矛盾,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滞后,服务意识缺乏,产品创新不足,体制机制约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进一步显现。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经营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的转变,不良贷款的处理,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金融体制进入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管理面对全新的经营环境,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竞争者既有国际的大银行,又有国内众多的大、中、小银行和证券、保险机构,监管者的国际化监管规则和全程风险监管。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市场定位、贷款结构、产品创新、贷款营销、人本服务、技术安全、扁平化管理等等问题,既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也是银行信贷管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银行信贷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都是依一定的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做出的选择,两者必须相互适应,达到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永远都处于变化状态,因此,银行信贷制度、体制、机制和支持技术的效率,总是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递减,这种现象在制度经济学称之为“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发展和调整的永恒性。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决策者,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对不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重新安排,使之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保持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要力求从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把握十条原则:
1.信贷管理的对象:信贷管理在于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为达到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经营管理目标,研究信贷管理制度和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术。
2.信贷管理涉及的对象: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涉及、居民部门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构成银行与企业、居民的融资关系;同时,又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相联系,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体系。信贷管理研究的单一性与涉及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银行信贷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3.信贷资金交易费用(成本)与资金需求和供给:存款和贷款是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得收益。因此,合理的资金交易费用(成本)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产生重要,进而影响经济总产出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市场化的信贷定价机制,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资金盈余的企业和居民才会把钱存入银行,资金短缺的企业和居民才会向银行贷款,形成有效的信贷需求机制,促进信贷发展和经济增长,反之,必然引起信贷萎缩,经济发展受阻。
4.信贷营销与市场定位:在金融组织机构多元化的信贷市场上,有众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形成复杂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企业规模的大、中、小差别,资金需求的性质和数量各异,个人财务收支水平不同,高端客户和一般客户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形成资金的需求结构又各不相同。信贷市场的层次结构和空间结构差别,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营销必须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需求对象的特点,设计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和手段,才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5.信贷服务与管理结构创新:随着银行信贷管理理念的转变,经营范围的扩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银行信贷管理必将发生从单一业务平台管理向综合业务平台管理、网点经营向经营、同质向品牌、标准件服务向个性化服务、无偿服务向收费服务方向嬗变。研究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观念。只有慎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不断提高制度、体制、机制的贡献率。
6.信贷管理与货币政策传导: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商业银行信用量的伸缩来实现的,商业银行信贷是信用货币创造的闸门。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机构的设置和经营权限的划分,直接影响信贷资金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信贷管理体制又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载体。因此,建立合理的与经济金融运行需求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不仅是银行信贷提高效率的题中之义,也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然要求。
7.贷款风险控制与创新和发展: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贷款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信贷管理创新的功能,又在于发现市场潜在收益,规避风险,推动发展,创新又是贷款风险防范的内在动力。由于贷款风险的客观性,不能消灭只能防范和控制,消灭贷款风险等于放弃效益、效率和发展机会。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必须建立在创新发展机制之上,才能提高信贷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8.银行信贷管理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信用环境的净化,社会信用缺失是银行信贷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与防范,必须与企业信用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和各类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建设协调配合,夯实银行信贷管理与风险防范的社会信用基础,创造实施银行信贷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条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9.银行信贷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信贷制度由人来进行管理操作,管理者的素质、能力、积极性不同,管理制度管理体制的实施效果大不一样,优秀的管理者具有发挥制度的效益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能力。银行信贷管理必须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建立激励与约束;权力与责任,利益与贡献对称的管理机制,这是银行信贷管理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也是管理决策者必须掌握的一门。
在现实环境中权变关系是复杂的、不明显的,由此决定了权变管理的复杂性。高校运用权变管理不能生搬硬套,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不同的情况特点进行创造性的权变管理。权变管理理论认为管理是动态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因素之间存在着差异与联系,因此要采用多维分析的方法,实现合作高效的集体管理。现实环境是复杂多变的,高校管理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一方面,高校管理受到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高校管理活动也在影响着环境的变化。
二、权变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
1.权变理论在高校学科管理中的应用
高校的学科建设处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中,是一个内外开放的系统,高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高校学科建设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子系统。高校的学科建设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管理者应充分利用权变理论的思想,时刻关注组织和环境的变化,通过改变管理手段、调整政策,决定高校管理活动的持续或终止。高校学科建设具有特殊性,需要关注环境的全局变化,注重培育学科,研究教师的发展特点,帮助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权变理论在学科建设管理中的运用要求高校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重点学科,实现资源的最优化。
2.权变理论在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中的运用
权变理论在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中的运用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专业课程设计。权变理论强调因地制宜,在高校的专业课程管理过程中,可以制定弹性的培养方案,推行更加自由的选课制度,推行分类教学,实行因材施教。二是教学奖惩制度的设计。传统的教学质量管理模式是刚性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忽视了横向的沟通和协调。通过设置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奖惩制度,激励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在未来的工作中是侧重科学研究或者教学研究。
3.权变理论在高校班级管理中的应用
班级管理是高校管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层次机构,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标准性,是高校管理的基本层次之一。众多的班级管理活动实践比表明,随着多元化思维的不断深入,班级管理是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活动,不能采用完全统一的管理标准和管理手段,要结合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运用权变管理实现高校的班级活动管理。具体来讲,权变理论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打破了统一的管理标准,强调在管理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从学生的特点出发,建立灵活高效的管理体系。高校班级管理实践中运用权变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生沟通中运用权变理论;二是不同特点学生的权变运用;三是同一学生不同时期的权变运用。通过灵活运用权变理论,促进班级管理的长效性与多元化发展,建立和完善班级管理体系。
三、结语
关键词:理论;业绩评价;激励机制
一、理论在企业业绩评价中应用的一般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业绩评价只是指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和审核,并不包括企业对于整个公司经营运作的各个问题,以及管理者对下属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评价,因为后者更多的侧重于企业发展评价分析,那将是一个企业的长久战略问题。在此我们只讨论针对委托关系产生成本,从而对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评价存在必要性这一问题来进行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委托关系中,业绩评价指标设计恰当与否,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能否最终使委托人目标利益最大化。根据理论,设计业绩评价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以使委托人尽可能全面和真实地了解人的实际工作和努力水平。
1.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如我们所知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单一的运用财务指标来进行衡量,发展到现在的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这是业绩评价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处于理论中的人的活动很多并不能依靠财务指标予以量化,因此理论的存在对非财务指标进入业绩评价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基于理论的管理者业绩评价,单纯的使用财务指标如投资收益率、每股收益将会导致管理者以放弃长远利益而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财务指标具有可以定量化便于操作的特点,但面对其缺点,非财务指标的运用有其补充的必要性。
2.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者的奖惩必须基于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不然就很可能导致目标的扭曲和评价的不公允。委托人和人之间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很可能展开一场博弈的较量,这样,对于委托人来说,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是充分发挥管理者才能的有效保障。
3.激励的基础是制度的设计。对于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最终落实到制度的设计上。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委托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事前签订一个完全合同来约束人的行为;再加上人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使得委托人很难监督人,监督效果差且成本高。因此只能从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入手,建立一套既能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目标努力工作的机制。
二、理论在管理者业绩评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业绩评价与战略脱节,业绩评价体系不完全,预算评价与考核脱节等等。我们这里讨论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有很大的不同。企业存在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对管理者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如果把企业运营的很多不可控因素包含在其中,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还按照原来的指标对管理者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企业,经济利益方面的改善并不一定与管理者的经营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或其他与财务利润相关的活动产生,这样以企业的战略业绩评价管理者的业绩就会导致无谓的激励。因此,对于管理者经营业绩的考核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面对的问题:
1.信息不对称。对于理论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很多的管理者为企业的经营运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客观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却无法在股票的价格中体现出来,另外,很多经营管理者只注重短期行为,做出对企业的长远目标产生巨大影响的决策,对于所有者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其经营优劣。非财务指标进入评价体统,给业绩评级增加了很多的客观性因素,但非财务指标还有待于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并且在一些企业非财务指标的选用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素在其中。
2.国有企业监督者的特殊性。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国家企业中具有控制权的监督者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企业管理者更多的追求非金钱利益的好处,而不具有充足的动力进行经营改善,因此业绩评价并不能对他们形成激励。因此,业绩评价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3.企业的目标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管理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并且,很多时候并不是金钱上的利益,而是享受对资源支配权的利益以及规避风险的利益。管理者有时并不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困难的境地。这时如何设置业绩评价指标,并确定很好的激励机制就对股东权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有重大的意义。
三、管理者业绩评价的体系分析及选择
目前,业绩评价体系两个研究比较成熟完善且合理全面的领域是基于经济增加值EVA的业绩评价体系,和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研究基础的业绩评价体系。EVA的业绩评价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相比传统财务业绩指标而言,使用EVA能够较好地从结果上衡量企业所实现的财富增值,更好地揭示企业使用包括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等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当前只分析财务指标并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应该于其他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对于平衡记分卡最大的特点就是引入非财务指标。它可以弥补传统业绩评价导致的短期行为,有利于实现企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非财务性业绩评价更有利于分清责任,能更准确、完整地考核企业管理人员的业绩,使会计控制更有效。但是,非财务指标也有明显的不足:如怎样将非财务指标的改善值用货币形式加以计量,因为通常生产管理人员并不能发现他们的某项管理活动与损益表上的税后利润有何必然的联系;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当各种非财务指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可能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
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对权责发生制的有益补充。现金流量指标能够综合的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而且能够准确地揭示企业盈利的质量。其次,现金流量指标几乎不受企业管理者主观歪曲的影响,因此,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指标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其他指标的有益补充。问题是在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确认时间和合理配比方面存在缺陷,现金流量分析的方法体系并不完善,一致性也不充分,因此,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还要结合其他指标。:
四、激励机制对业绩评价的影响分析
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离不开业绩评价,管理者业绩评价是对管理者实行激励的基础,激励是管理者业绩评价主要的目标,因此剔除管理者不可控因素的管理者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应紧密联系。一方面,业绩评价是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和依据,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企业的价值。激励是为了使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评价是为了以此作为基础建立一套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作用的机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管理者自身的价值的到充分的体现,达到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双赢。
在成本存在的前提下,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不仅要考虑对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成果进行衡量,而且也要关注对管理者的经营进行监督付出的监督成本,再此基础上权衡管理者经营带来的净增加值,从而对管理者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这是业绩评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根据成本的内容,包括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监督成本,所有者放松其对管理者一定的约束,而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付出的成本,以及企业与管理者在目标执行中不可避免的分歧产生的成本,我们称之为剩余损失。根据文中作者的观点当管理者享有股权的份额可以激励其努力工作,降低成本,那么管理者持股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措施。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除管理者所享有的工资,企业对于管理者支付的成本即为管理者的收益,可以以此分类,来分析对于管理者的激励因素。并且权衡成本中各个支出特别是前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以此来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激励。
总之,成本的存在是企业对于管理者业绩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也影响了激励机制的设置。充分运用理论的相关原理,设计业绩评价体系与激励制度,将对企业的运作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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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旅游业有了新的发展。从以来,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开办高等旅游管理教育的院校达到400多所,呈现了旅游管理教育与旅游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可喜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中还有一些不足存在。经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现在的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理论课程远远大于实践性课程,学生对知识的把握和理解只是停留在“教师教,学生听”阶段,现在的教师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难以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的互动和课后的创新相对较少,学生的创新思维比较缺乏。
二、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发展与方向教
学方法主要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它分三个层面:How:授课———方法;What:授课———学生;Why:上课———目的。传统教学方法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被动地位,没有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情况,我就旅游管理教学发展方向提以下意见。
1.充分应用高科技教学手段。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和其他的课程有所不同,在其授课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相应的声、影等多媒体资料,才能够把有关知识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学生,缺一不可。在这个传递过程需要一定的载体才能有效完成。现在的教学手段,主要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通过一些旅游景点的宣传资料、相关纪录片以及旅游景点做的旅游营销广告灯等资料来展示所要讲授的旅游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2.恰当运用实地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方法的运用虽然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院校都有这方面的条件。针对这种情况,在条件不允许的地方还是要适当运用实际的教学方法。由教师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旅游景点去进行实地考察、介绍、演示等等,最后让学生根据所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的情况反思旅游资源中的成功与不足之处。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本身所学理论知识的印象,又提高了学生思考的能力,更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3.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边互动。根据目前我国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强化锻炼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双边互动,达到预设的教学目的:学生由被动的学习变为积极参与,教师由讲授变为讲授与引导相融合,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降低了教师教学强度。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采用的分组讨论与课堂提问、主动发言、小组展示等等,都是对于这种教学方法的实际体现。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界定实施策略
21世纪是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信息瞬息万变的,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学习方式。时代要求人才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更应具有“终身学习”的观念、与人合作的意识、复合型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创新的能力。为应对工作因此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性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
一、研究性学习的界定
从本世纪中叶开始,在学习心领域,行为观逐渐被认知观取代,许多学习心理学家对传统学习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其中认知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角度,奠定了研究性学习理论的基础。研究性学习观在吸取不同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和完善,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基于科学性、主体性、探索性、创新性的基本特点,可以对研究性学习理论作如下简要描述:
(1)研究性学习观是建立在学习理论基础上的科学学习观,基本观点与传统消极学习观相对立。研究性学习过程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2)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看,学生有探究和创造的潜能,研究性学习本身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以及求知欲。
(3)由于研究性学习过程依赖于学生主体的信息加工,因而研究性学习重视运用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策略,尊重学生学习的认知。
(4)研究性学习是积极主动的知觉过程,因而研究性学习关注知识表征、认知结构的发展及解决。
(5)研究性学习不仅在于获得问题解决的结果,更注重学习创造性及与主体性人格培养,并以此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目的。研究性学习的开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根本出发点,着眼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研究性学习的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性学习是泛指学生主动探索的学习活动,他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学科的学习。狭义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学习生活和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专题,用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通过设置研究性学习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将研究性学习方式这一体现素质教育思想和要求的新型学习方式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对于学校创建符合素质教育思想和要求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将是一种突破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
二、研究性学习的目标与特征
(一)研究性学习的目标
1.获得亲身体验。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通过自主参与类似于科学研究的学习活动,获得亲身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和探索创新的欲望。
2.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自由地发现和提出问题,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收集和资料,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并进行成果交流活动。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学习和掌握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研究性学习的开放学习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学会利用多种有效手段多渠道地获取信息,学会整理与归纳信息,学会判断和识别信息的价值,并恰当地利用信息。
4.学会分享与合作。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将努力创设有利于人际沟通与合作的教育环境,使学生学会交流和分享研究的信息、创意及成果,发展乐于合作的团队精神。
5.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要认真、踏实地探究,实事求是地获得结论,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成果,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磨练不怕吃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6.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学生要深刻了解科学对于、社会与人的意义与价值,学会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学会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性的特征
1.开放性。研究性学习的不是特定的知识体系,而是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关注的一些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即使在同一个主题下,由于个人兴趣、经验及研究视角、目标的确定等等的不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为学习者、指导者发挥个性特长和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
2.探究性。研究性学习提倡的是一种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和途径,感受知识的形成过程,从中具体领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3.实践性。研究性学习强调与社会、科学和生活的联系,特别关注环境问题、科学技术对当代生活的以及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同时研究性学习设计与实施应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条件和可能。
4.自主性。在整个学习活动中,学生自选课题,自定工作方案,即使在实施过程中,老师也不要干预。最后的评鉴虽是经老师提议进行的,但怎样做也是由学生自己决定。教师是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协助者,向学生提供的是帮助和支持。
5.合作性。研究性学习面向全体学生,主张学生共同参与、投入问题的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切实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同时从中使学生学会相互交流与合作,发扬和发展个性,切实增强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6.过程性。研究性学习的最主要价值在于其对学生成长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价值。因此,我们注重的是它的过程。学生的体验和表现比结果更重要,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会交流与合作,在研究中得到发展,是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目的。
三、研究性学习的实施与策略
(一)研究性学习的实施
研究性学习的实施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进入问题情境阶段、实践体验阶段和表达交流阶段。在学习进行的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和交互推进的。
1.进入问题情境阶段。本阶段要求师生通过开设讲座、组织参观访问等,共同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做好有关背景知识的铺垫,从而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然后经过讨论,提出核心问题,诱发学生探究的动机。再经过搜集相关资料,进一步确认问题,多个角度认识、问题等一系列铺垫后,学生就要拟定好初步的研究计划和方案,做好开题工作。
2.实践体验阶段。在确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以后,学生要进入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实践、体验,形成一定的观念态度,掌握一定的方法。本阶段实践、体验的内容包括:(1)搜集和分析信息资料。学生要学习和掌握收集资料的方法,从而有效地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去伪存真、整理与归类,然后对所获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同时考虑这一结论是否充分证实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决定是否要进一步采取措施。(2)调查研究。学生根据已设计好的调查方案和方法,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调查,如实地记录调查中的各种有用信息,从而获得客观的调查结果。并反思调查结果是否足以支持研究结论,或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3)初步交流。学生将得到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小组内或个人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激发灵感、开拓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正确地认识自我并逐步丰富个人的研究成果,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3.表达和交流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要将取得的收获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形成书面材料和口头报告材料。学生通过交流、研讨与同学分享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要学会欣赏和发现他人的优点,学会理解和宽容,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维,也要敢于和善于申辩。
(二)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策略
1.更新教育观念,抓住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主渠道
我们要跳出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圈子,摈弃传统的、阻碍教育发展的教育观念,用素质教育观、学生主体观、创造教育观、人才观和终身教育观的全新教育观念武装头脑,为学生营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在开展研究性学习时,至少要抓住三个方面:第一,要根据学生的爱好特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这门课程无兴趣,不愿投入或被动投入,肯定学不好。第二,要善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人的智慧、能力、愿望、追求的延伸和拓展,是知识的活化。第三,要让学生从小自信。自信对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信,就会变得自卑,甚至自暴自弃。在实施研究性学习中,要做到“三个给”、“三个转变”和“三个优化”。“三个给”是给学生足够的思维时间和空间,给学生充足的实践活动机会,给学生正确的方法和思路;“三个转变”是由重视学生学习结果转变到重视学生会学,由重视教师的教转变到重视教师指导学生学,由重视单向封闭的教学系统转变为多向开放式的教学系统;“三个优化”是优化师生感情,优化教育现代技术,优化教学方法和策略。要让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上得以真正落实,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首先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地“动”起来,变“被动”为“主动”。使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人,从而更好地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2.努力建设研究性学习资源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比较广泛的教育资源的背景下,所开展的自主的、开放的、探究式的学习。它突破了传统课程教材和课堂的约束,把学习的目光投射到整个社会和自然,要求学生利用各种资源进行自学和探究,形成了一种基于广泛资源的学习模式。研究性学习对教育资源的依赖程度,远比传统学科教学要高得多。而传统教学的教育资源内容结构单一,都是经过教师精心挑选的教学材料,是以教为目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参、教辅,要求学生反复练习和记忆,这样的教育资源不可能给学生留下主动探究学习的空间,从而也就不可能满足研究性学习的需要。因此,研究性学习资源的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支持研究性学习的学习资源必须经过加工处理使之有序化,使之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围绕某一专题或某一项目进行探究学习活动。它的核心要求必须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探究行为,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各校在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有必要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共同开发资源和积累资源。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围绕新课程教材内容和学生可能探究的专题,开发和积累资源,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和实验室等有关设施,挖掘资源潜力,根据研究性学习的需要,对现有的资源重新进行索引。要鼓励教师和学生在实施研究性学习专题过程中,努力研制出更多更好的“预设资源”,广泛收集“相关资源”,注意整理和保存已经采集到的资源,使这些资源能长期积累、更新和共享。要充分利用当地社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场馆、科研院所、风景名胜、文化遗址等,做出系统的调查和登记,以利于形成学校层面的相关资料库。,信息资源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互联,特别是万维网这个巨大的全球资源。为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教师和学生需要努力从这种“泛在资源”中,构建能够更有效支持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相关资源”,围绕不同的探究专题记录和积累不同的网络、网页链接表,并注意经常更新。研究性学习不仅需要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需要丰富的人力资源,主要是能指导学生有效开展学习活动的“导师”,包括教师和其他人员。学校应该对教师资源做进一步的梳理,了解教师的特殊才能、兴趣和爱好。
3.要实施研究性学习,必须以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为突破口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教材教学内容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现在所使用的教材,大都是1994年前后编写的,它滞后于现代教学思想,并制约教育改革的思路。传统教材教育长期以来重视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忽视了从特殊到一般的直觉思维的培养,这是现行教材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弊端,其结果是影响了具有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塑造,影响了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所以,必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材作为资源,正确处理教材,来改编、创编、设计新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寻求探索思路和方法。只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才能够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去操作、去探究、去经历、去感受,进而培养他们探索创新的能力,最终达到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目的。
4.在实施研究性学习时,教师要以跳出学科看教学的高度对待
有份资料以中小学数学为例,统计出现在所学的数学知识,将来参加工作有70%的人用不着,有20%的人用一部分,只有10%的人用得着,甚至更少。如在数学中所学的“函数”知识,在今后工作中很少用到,但学习“函数”知识时,所要建立的“变量”思想,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对人以后的工作,甚至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并且21世纪的人才既是某一专业、行业领域中的专门人才,又是能通晓几个相关专业、行业领域的通才。
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把教育变成学习,把学习真正变成学智慧。教师要跳出自己的学科范围,注意传授给学生一种学习的思想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把培养能力、思维方法作为最高的学习目标。为学生提供宽松、活跃的空间,让他们去想、去说、去做、去表达、去自我评价、去体会科学思想的真谛。面对机遇和挑战,要敢于大胆实践,敢于否定既有,敢想敢做才能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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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平.研究性学习的资源建设.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9).
一、财务咨询的涵义
财务咨询从理论上说是管理咨询的一种,剖析财务咨询的内涵首先要深刻理解管理咨询的涵义。咨询,传统意义上讲是指征求别人意见、求助于人或给人出主意、提建议、定计谋之意。管理咨询既可以被看作一种专业服务,又可以被视为提供实际咨询和帮助的一种方法。对管理咨询较为权威的定义是:“帮助管理者和组织,通过解决管理和经营的问题,鉴别和抓住新机会,强化学习和实施变革以实现组织目的和目标的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咨询服务。”
目前,财务理论界较为明确地提出的财务咨询的概念是:“财务咨询是指具有财务与会计及相关专业知识的自然人或法人,接受委托向委托人提供业务解答、筹划及指导等服务的行为。”笔者认为,财务咨询的涵义应当是十分宽泛的,无论是接受委托提供专业服务的财务咨询,还是从属于全面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附属性财务咨询,都应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将财务咨询大体定义为:咨询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为客户、投资者等服务对象提供的有关资产管理、证券投资等财务方面的管理咨询服务,即一切有关财务的咨询服务活动都是广义上的财务咨询。
二、财务咨询的理论地位和功能
理论上,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在“大财务”的框架下,财务理论体系可分为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家庭财务,这主要是基于财务主体及其特性的不同划分的。从另一角度,可将各财务主体(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理财活动按其业务性质分为自主理财和委托理财。其中,自主理财又可分为自主决策理财和咨询决策理财。同时,自主决策理财也非真正靠自己的能力单独决策理财,财务咨询常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培育着理财主体自主决策的能力。因此,财务咨询在财务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管理咨询业的独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以及大量专业财务咨询公司的不断涌现,更加凸显了财务咨询在实践方面的重要地位。
财务咨询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对企业、个人理财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具有以下功能:
在宏观方面,财务咨询可以引导理性投资,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财务主体尽其所能追求财务利益最大化,但由于会受到信息、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财务行为难免会出现盲动性、滞后性,这不但会造成财务主体利益受损,而且对国民经济产业整体协调发展非常不利。财务咨询服务于微观经济主体,弥补其能力的不足,减少其决策的失误,客观上减少了投资者的盲目性,校正了市场反应的滞后性偏差,有利于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国内企业将直面全球竞争,财务咨询将是企业在低效的管理水平和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提升财务运营能力、综合管理能力、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其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在微观方面,财务咨询可弥补企业、个人等财务主体自身知识结构、运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有助于解决经营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财务咨询专业人员可以为客户鉴别、诊断和解决财务各相关领域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客观、专业的分析,帮助客户识别并抓住各种新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财务咨询给客户提供了一个认识、学习财务知识技能的机会,对于提高客户能力、促进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财务咨询的业务定位与基本分类
财务咨询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咨询业务既包括实物性资产咨询、证券性资产咨询,又包括财务主体筹资、投资及日常管理等业务咨询。具体地,在国外,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财务估价、经营资金与流动资金管理、兼并与收购、投资项目分析、会计制度设计、预算控制、外汇管理等;在国内,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设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会计电算化实施战略、财务分析、代拟经济文书、培训财务会计人员、记账、税务服务、个人理财帮助、资产评估、投资咨询服务等。
客户所需咨询业务性质不同,决定了各种财务咨询的服务目标、服务方式等方面必定存在差异,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财务咨询类别。就目前开展财务咨询业务的现状而言,财务咨询按业务性质、服务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行业投资评价型。该类财务咨询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等提供的社会鉴证业务,咨询服务的目的是提供客观的、不带有利益色彩的建设性观点。专业咨询人员以调查、搜集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现有分析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且以诚实、专业服务为基础,恪守“三公”原则,即不卖产品,也不推进部署,只是提供独立的分析。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性的财务咨询公司开展。
2.财务整体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侧重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服务,获取由于出让知识、脑力劳动而应得的利益回报。专业咨询人员主要提供一整套有关企业、个人财务运作与管理的规划、策划等服务,十分注重市场细分化差别,在提供整体服务的条件下强调业务领域专长,根据企业、个人需要,可以量身定做方案并提供贴身服务。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财务公司、综合性管理咨询公司、证券公司及部分提供咨询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开展。
3.附属增值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的目的是扩大主营业务,专业咨询人员运用一系列理财工具,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财务分析和理财建议,并兼顾产品销售。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主要由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个人理财中心”等部门提供。
四、证券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涵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证券投资咨询作为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是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影响重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建立之初就产生了投资咨询业务的萌芽。1920年,全球第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证券投资咨询业也便开始发展起来。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正式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证券市场初步建立时便已经起步,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行业。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咨询业蓬勃发展起来。目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证券投资咨询业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咨询业务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存,二是咨询业务的专业化与全面化两极发展。在此两大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困扰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咨询业务的客观、独立,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等。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能绝对客观、独立地为客户提供建议咨询的机构不多,如证券公司提供投资建议的股评专家很难逃离“股托”之嫌;会计师事务所等鉴证行业提供附属性财务咨询业务,很难开脱其利用社会鉴证地位捆绑咨询谋取私利之嫌。特别是,美国安然事件暴露出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黑幕,促使美国政府向各证券公司罚款10亿美元,并拟将其咨询业务剥离,全力发展为中小投资者服务的咨询机构,以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早化学家假设原子和原子之间是用一个神秘的钩钩住的,这种设想至今仍留下痕迹,化学键的键字就有钩的意思。
1916年德国科学家柯塞尔考察大量的事实后得出结论:任何元素的原子都要使最外层满足8电子稳定结构。金属元素的原子易失去电子而成为带正电的阳离子,非金属元素的原子易获得电子而成为带负电的阴离子,从而各自达到稀有气体元素原子的最外层结构。形成的阴、阳离子靠库仑力结合成化合物。柯塞尔的理论能解释许多离子化合物的形成,但无法解释非离子型化合物。
1923年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发展了柯塞尔的理论,提出共价键的电子理论:两种元素的原子可以相互共用一对或多对电子,以便达到稀有气体原子的电子结构,这样形成的化学键叫做共价键。例如,氯气分子是。
科塞尔和路易斯的理论常叫原子价电子理论。它只能定性地描述分子的形成,化学家更需要对化学键作定量阐述。
1927年,海特勒(W.H.Heitler,1904——1981)和伦敦(F.London,1900-1954)用量子力学处理氢分子,用近似方法计算出氢分子体系的波函数和能量获得成功,这是用量子力学解决共价键问题的首例。1930年,鲍林更提出原子成键的杂化理论(杂化轨道理论)。1932年,洪德把单键、多键分成σ和π键两类。σ键指在沿着连结两个原子核的直线(对称轴)上电子云有最大重叠的共价键,这种键比较稳定。π键是沿电子云垂直于这条直线方向上结合而成的键,这种键比较活泼。这就使价键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使经典的化合价和化学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上述的价键理论对共轭分子、氧气分子的顺磁性等事实不能有效解释,因此本世纪30年代后又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分子轨道理论在1932年首先由美国化学家马利肯(R.S.Mulliken,1896——)提出来。他用的方法跟经典化学相距很远,一时不被化学界接受,后经密立根、洪德、休克尔、伦纳德等人努力,使分子轨道理论得到充实和完善。它把分子看作一个整体,原子化合成分子时,由原子轨道组合成分子轨道,原子的电子属于分子整体。分子轨道就是电子云占据的空间,它们可相互重叠成键。30年代后,美国化学家詹姆斯又使分子轨道理论计算程序化,能方便地用计算机处理,这便使分子轨道理论价值大大提高。接着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霍夫曼发现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和福田谦一等创立前沿轨道理论,使分子轨道理论大大地推前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