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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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研究对象
某镇已婚妇女3000名。
1.2研究方法
由某市皮肤医院（某市性病防治中心）派出经培训的专科医生、检验人员、公共卫生医师、护士等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别于项目起始阶段即基线和12个月、24个月进行两次随访共3次现场横断面调查，具体方法如下：（1）问卷调查：采用一对一的问卷搜集社会人口学、性病艾滋病知识、危险行为和疾病负担情况等信息。（2）梅毒筛查和治疗：利用梅毒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梅毒筛查，20分钟告知结果。对于快速检测阳性的对象，则抽血带回某市皮肤医院（某市疾病防治中心）进行确证检测。对于确证现患梅毒的病人，及时通知检测结果并及早按照国家指南提供免费规范治疗。（3）健康教育：检测前后专科医生可以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发放性病防治知识宣传手册，回答对象提出的问题，宣传正确的知识。
1.3实验
快速血浆反应素实验（RPR）作为梅毒检测的筛查实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作为梅毒检测的确证实验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的结果采用卡方（X2）检验。以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P<0.01为有极显著性差异。
2研究结果
2.1梅毒快速检测阳性率和梅毒确证阳性率（传染报告阳性病例）
孕妇发病率为1.8%，非孕妇发病率为1.1%，两组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梅毒检查的费用和治疗费用
梅毒RPR检查10元/人，确诊20元/人。平均治疗费用，孕妇高于非孕妇（P<0.05）。
3讨论
第2篇
1.1研究对象。
选取2009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眩晕门诊就诊的BPPV患者30例及2015年1月就诊的BPPV患者30例，分别纳入2009年患者组及2015年患者组。纳入本研究的标准：①短暂的眩晕病史；②Dix-Hallpike试验及滚转试验可以观察到典型的位置性眼震。③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BPPV。排除标准：①患有其他前庭疾病如梅尼埃病、突发性聋、前庭神经炎；②理解能力欠佳或不能配合者；③有严重颈椎病、心功能不全和运动障碍者。
1.2治疗方法。
诊断明确的患者初次就诊时给予手法 复位或复位椅复位。连续复位3次，具体方法参见2006年贵阳会议提出的BPPV诊治指南。
1.3疗效评价及随访。
患者初诊时记录其基本信息，初诊时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侧别、发病诱因、病程、首次治疗后好转时间、残留症状、复位次数、有无复发、眩晕持续时间、伴随症状、有无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首次就诊的医院、首次就诊的科室、所做检查、就诊次数、治疗方法（口服药物、静脉输液、手法复位、物理治疗）、既往治疗费用等。复诊前2天电话随访患者眩晕变化情况，并嘱咐按时复诊，复诊行位置试验检查有无眼球震颤，第1次复诊痊愈者则结束治疗，第1次复诊未痊愈者则预约1周后复诊，直至痊愈。疗效评价：①眩晕和位置性眼震完全消失为痊愈；②有效：眩晕和（或）位置性眼震减轻，但未消失；③无效：眩晕和位置性眼震无变化，加剧或转为其他类型的BPPV。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行列表资料χ2检验；疗效评价为等级资料，采用列表资料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治疗效果评估。
2009年患者组手法复位后首次治疗的总有效率为83.3%，2015年患者组手法复位后首次治疗的有效率为90.0%。2009年患者组BPPV确诊的平均就诊次数为（7.8±2.5）次，平均治疗花费5041.8元；2015年患者组BPPV确诊的平均就诊次数为（2.2±1.1）次，平均治疗花费419.5元；患者就诊科室为骨科、神经内科、急诊科、中医科、耳鼻咽喉科；所做检查多为头颅CT、头部MRI、颈椎CT、颈椎MRI和颈部血管超声等。
2.2治疗相关费用。
复位费用2009年患者组平均为（220.5±27.2）元，2015年患者组平均（180.4±17.1）元；药品费用2009年患者组（1380.5±48.3）元，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43.2±3.3）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677，P＜0.05）；检查费用2009年患者组（3162.3±489.6）元，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162.4±22.5）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87，P＜0.05）；检验费用2009年患者组为（278.5±77.9）元，高于2015年患者组（33.5±9.4）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42，P＜0.05）。就诊次数2009年患者组为（7.8±2.5）次，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2.2±1.1）次，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71，P＜0.05）。
3讨论
第3篇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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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城乡统筹发展经济学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求收到实际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带来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可能更加凸现。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特别是我们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研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统筹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只注重分析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操作上也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领的现象,其结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切实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经济学科,具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从不发达状态演进到发达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结合国情、市情及县情、乡情,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改变或者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理论可资借鉴和研究。
一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起初,在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只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存在差距,乡村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自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雇用乡村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所形成的积累不断转为投资,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随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乡村过剩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城乡二元结构才会转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城乡平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收入相等,二元结构也不会自然消失,相反,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并出现众多城市病。这种理论假设: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大于留在乡村的预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乡村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使城市发展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会使农业生产萎缩,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缺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这种理论提出,政府要缩小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问题。以上两种理论,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并经实践放大,显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种理论在部分党政领导层面有较大市场,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多,因为发展城市经济见效快,在领导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容易在短期内出政绩,其弊端在于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效机制。后一种理论在理论界和党政领导的施政报告中有较多的体现,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长等现实问题,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说的多落实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视研究三农问题,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对上述两种理论,我们不能盲从,要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市情、区情、县情,借鉴、吸取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为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建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笔者倾向于用后一种理论指导统筹城乡实践,同时兼顾前一种理论,实现城乡结合、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发展大城市,企图通过城市扩张和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定居,也就是通过所谓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况且,城市的就业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使就业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农业、农民职能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居民因农民工的涌入,就业更加艰难,而农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细作,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下滑,市场物价也会因粮油、生猪、蔬菜等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大幅上涨,城乡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适度发展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胸怀大局,统筹考虑城乡规划,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质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在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构建知识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当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使产业发展迅速。这样就必须促使企业构建知识型企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给予员工尊重，通过提升组织团队的知识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导向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和优化企业运营流程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对终端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企业应当通过建立终生学习式企业的方法来稳步提升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水平。
第5篇
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母爱才是最伟大的，可我认为，父爱同样伟大。
我的爸爸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写的经济分析文章、调研报告曾获得全国经济学论文一等奖、《求是》杂志调查报告一等奖。然而，正当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两年前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使我的爸爸脑部严重受创，生命垂危。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两次开颅手术、两次口腔颌面手术以后，爸爸完全恢复了健康，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也基本得到了恢复。每当想起爸爸手术后头缠纱布、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我曾问过爸爸，手术以后会不会痛，爸爸说：“不痛，我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好起来，还要照顾好你和你妈妈。”听着爸爸的话，我的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第一次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是这么厚重。
因为妈妈工作繁忙，近一年来，爸爸除了工作以外，还承担了照顾我生活、辅导我学习的全部责任。每天早上六点半，爸爸准时起床，买菜、帮我做早餐、准备喝的水、拿衣服，督促我起床早读，……下午一回家，他马上为我做晚餐、收拾碗筷、搞卫生，细心地为我检查作业，耐心地为我讲解我做错或不懂的地方。我洗完澡，他又帮我洗衣服。周末的时候，他还专门陪我去看电影。我感觉到爸爸既像我学习和生活中的老师，又像一个亲密的朋友。
每次我生病的时候，爸爸总是非常紧张，带我看医生、帮我煎药、提醒我按时吃药，忙个不停。一天晚上，我因脚踝拉伤在家里用中药蒸脚，一不小心脚掉进了滚烫的药水里，爸爸听到我的尖叫，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洗手间，一把把我从凳子上抱起来，迅速打了一盆凉水给我浸脚降温。然后把我扶到床上，飞快地冲出去为我买烫伤药。买回药后，他一边喘着气，一边给我涂药，还一边用嘴给我吹烫伤的脚背。一个晚上反反复复帮我洗了涂、涂了洗，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他又早早起床，帮我准备好早餐、收拾好书包，扶我去上学，下午放学，他又准时到校门口接我……直到我的脚完全不痛了，他才放下心来。
第6篇
1药学服务
药学服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药房工作理念管理体会。是医院药师的责任。医院药师能够为改善医疗结果和降低成本作出贡献。药师的任务是提供药学服务。药学服务囊括了药师与患者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协作、实施、监测药物治疗计划的过程,从而为患者造成特定的治疗结果。其内涵与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合理用药的追求。
2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
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代表了一种国际性努力,汇集了各种药房实践的概念[2]。国际药学联合会竭力倡导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是因其认为使药房的许多任务需具体化,反映了药学界学者对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全球性反应。其涉及4个领域:(1)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医院药房的责任是要确保提供用药咨询的方便和简易,而且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2)供应和使用处方药物,及其他卫生保健产品。医院药房的责任是确保处方适合于个人,满足治疗的、社会的、法律的经济要求;保证发出药品的安全,及质量和准确;向患者提供用药咨询,并监测药物使用的效果。(3)自我保健。医院药房的责任是评价患者的个人需要,推荐有效和安全的产品。(4)影响医生处方和促进合理用药。
3全程化药学服务
“全程化药学服务”理念体现了“价值”管理的思想[3],即医院药学以患者为中心实施药学管理和服务,进而开展药学价值的再创造工程,把药品供应链管理纳入药学服务模式中,将药学服务的价值链延伸至药品市场的物流中,实现医药公司、医院和患者等的价值共享和多赢。[LunWenNet.Com]
4临床路径
临床路径是指对服务对象的健康负责的所有人员,包括临床医师、护士、药师、心理医师、营养师、检验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等,联合为某一患者的诊断、处置(治疗)而制订的一套“最佳”的、标准的服务与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因为有以时间为顺序的具体详细的医疗服务计划单或路线图而得名。患者从住院到出院,要遵照临床路径图,逐项接受诊断和治疗。包括诊断、化验及检查项目、药物治疗、医疗干预、护理、监测项目(包括用药效果和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疾病知识教育、治疗阶段目标、时间要求以及运动、饮食、营养和康复指导等。管理体会临床路径模式认为,随着循证医学和循证药学的推行,药学服务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还不足以实现“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根本转变。笔者认为,临床路径的思想是要把医、药、护等卫生服务工作熔为一体,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5医院药学工作的目标管理及质量指标
第7篇
为顺应时代潮流，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发展的新兴自由贸易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和双向投资状况总体良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正有序推进[1]。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初期阶段（2000年之前），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此阶段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度较小。在初期阶段，中国对东盟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相对比较滞后，此阶段主要是东盟资金投资流向中国[2]；第二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2001-2006年），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和CAFTA谈判开始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2001年的OFDI从14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35亿美元；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东盟国家投资环境改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发展。2010年CAFTA的全面启动又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步伐，投资额突破40亿美元。据统计，在2003-2012年之间，我国对东盟地区共新批准境外投资企业2950家（见表1），绿地投资总额高达57555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虽起步晚，但发展成效显著，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重要区域之一[3]。
二 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投资动因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越来越密切，经济互动交流也更加频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般首选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和学习型投资[4]。
1.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也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缺口较大。东盟地区如文莱、印尼、缅甸等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国内企业为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利用丰富廉价自然资源而对东盟直接投资，开发和利用东盟地区矿产品、石油以及林业等资源。例如印尼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国福建泛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 年在印尼投资红土镍矿，并不断收购镍矿矿山、投资建设镍铁冶炼厂等。该项目年加工矿石300万吨，每年为国内提供约30万吨镍铁等。
2.扩宽海外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生产技术逐渐成熟以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企业的跨国经营，绕开部分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和“信息技术壁垒”，进而开拓出口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正邦集团是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农业企业，旗下有农牧、种植、金融三大产业。2005年，公司在越南设立办事处，了解并掌握当地第一手农业市场信息，利用当地的资源就地生产、加工，使“销售地”成为“生产地”，间接地避开壁垒，同时达到开拓海外市场的目标。
3.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中国的一些传统行业，如家电和纺织业等在国内生产相对过剩，需要寻找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东盟的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传统行业的需求较充分，且当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等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将我国进入衰退期的产品转移到该产品正处于成长期的东盟相对落后国家，促进他国经济发展同时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例如，早在1996年，中国摩托车企业如隆鑫、宗申和力帆等相继进入越南市场，并很快以价格低、外观美受到越南消费者青睐。1999 -2000年，中国摩托车占据了越南摩托车市场70%～80%的份额。仅2000年，越南从中国进口摩托车散件金额达48亿美元。力帆摩托在越南的组装厂2001年产值达117亿美元，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我国摩托车占有越南市场的80%，其中力帆摩托占到60%，其品牌效应远超过日本本田。
4.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学习型OFDI是通过对较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与核心技术相关的上、下游技术或新技术和非相关技术，它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汲取国外最新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内[5]。新加坡是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国际水准的研发和技术力量。2003年，北京华旗资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新加坡分公司，充分利用新加坡的高科技人才和技术条件，不断地研发新产品，以期占领国际市场。2008年，山东十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在当地承接水处理、可再生能源工程，该分公司旨在为国内总部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水处理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二）投资主体
附表1显示，国内各地方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程度，沿海城市较内陆省份投资相对活跃。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云南等沿海城市对东盟十国的投资相对积极，据统计，共获批2049家企业，约占总量70%。其中湖南对东盟投资的企业获批最多，江苏、云南、浙江次之。贵州、宁夏、西藏、新疆等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对外投资投入比较少。投资主体的地区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投资主体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经济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对外政策等[6]。
（三）投资产业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早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领域较狭窄，主要涉及到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扩宽了投资领域，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均有涉及。双方逐渐确定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互相投资、交通、湄公河流域开发、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保11大重点合作领域。随着CAFTA的启动，在执法、青年交流、非传统安全等其他20多个领域也开展了广泛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行业领域分布广泛，九成的投资流向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见表2。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印尼、菲律宾及文莱4个国家，中国对其投资领域以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开发项目为主，占全部直接投资的50%以上，同时涉及信息开发、农渔业开发、纺织服装制造业等行业；中国对泰国的直接投资分布于食品加工、金融加工、纺织橡胶制品、酒店餐饮、贸易、银行、保险、生物医药和航运等行业；对老挝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商场、酒店餐饮、食品与饮料加工、家电生产、农产品加工、木材加工、矿产、汽车装配件及建材业等；在柬埔寨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建筑材料、纺织、服装加工、工程承包及农业开发等领域；对于马来西亚，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涉及了较广泛的产业领域，包括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开发、信息产业、服务贸易业、房地产等各个行业。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由以贸易型投资为主，发展为涵盖了金融、运输、家电器、IT电子等产业，形成了多产业综合投资体系。
（四）投资区域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投资在东盟各国的分布极不平衡。长期以来，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7]。2009年的《投资协议》和2010年的CAFTA启动，加快了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投资步伐。近十年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区位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新加坡和印尼，新批准的境外企业数量达1996家，占总量6766%。中国对东盟国直接投资的总趋势是逐年增长，由2003年11家企业增加到2012年的642家，中国对东盟十国新批境外企业发展趋势如图2所示。
（五）投资方式
相对于中国而言，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欠发达，工业化程度较低。创建新企业有利于东道国生产力发展和就业量的增加，同时东盟国家也能引入中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方式主要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策略。据表4显示，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绿地投资主要流入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3个国家，绿地投资额达3896亿美元，占绿地总额6768%。
近几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并购方式也日渐增长，但仍占少部分。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贸易法规、市场结构、文化习俗等不尽相同，导致中国在东盟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也不均衡。
（六）就业效应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就业机会。一方面，中国对东盟的绿地投资雇用了相当多数量的东道国居民，对东道国劳动就业的直接推动效应较明显；另一方面，在辅助行业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或者当地供应商以及跨国公司员工在当地增加消费，从而为间接就业创造效应。
据统计，2003-2012年，仅中国对东盟国绿地投资为东盟十国创造115267人次的就业。表5显示，中国对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绿地投资就业效应显著，创造99876万人次的就业贡献。中国对东盟绿地投资额相当大部分投资在菲律宾、印尼、越南三国，对这三国的就业贡献也最大。同时，对文莱、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国的就业效应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绿地投资起步比较晚。从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未来几年，中国将会积极调整对外投资战略，在充分利用东道国有效的资源的同时，促进东道国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达到共赢的局面。
三 推进中国直接投资东盟战略对策
（一）加强我国政府对其宏观引导，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对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方面缺乏经验和引导，如投资产业不合理、投资区域较集中、投资方式单一化等。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指引下，政府应发挥其引导作用，重视现有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验总结工作和拟“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培训，从优化资源配置和创新投资理念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意识。使得企业能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经验，应对不同的市场结构，不断调整企业的投资战略，增强企业在东道国的竞争力。
（二）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构建。组建 RCEP 符合我国实施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提高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我国应加强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优化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关系，积极研究制定合适的RCEP规则，以期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更好地与东盟携手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和提供长远的制度支持[9]。
（三）加强构建健全的投资促进服务体系和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如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对外投资和税收政策等。我国政府应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建立东盟投资环境咨询平台和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使有志“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在做出境外项目投资时，参考该国际投资环境数据库，以期从根源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使已对外投资的国内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济贸易合作中得到规避风险保障。
（四）我国企业应合理配置投资东盟的方式、投资规模、投资区域与投资产业组合，建立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积极配合政府的引导，避免目盲投资。国内大中型企业可以到法制较为健全、市场成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而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可到市场商机较大的印尼、缅甸等相对不发达国家投资。此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我国企业应注意劳工关系和规避工潮风险，尽可能减少再次发生越南华人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演变成工人与防暴武警流血冲突之类的负面事件。
四 结 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需要国内国际社会多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回顾中国对东盟区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虽然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但投资中仍存在完善优化空间。为了推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应加强宏观引导企业境外投资，健全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和制度，构建完善的国际投资服务咨询平台等，以确保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之际， 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深化互利合作，协手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
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隔代教育；问题；对策。
一、隔代教育及其形式。
隔代教育是指祖辈对孙辈的抚养和教育，它是和亲子教育相对的一种概念，它是一种家庭教育。由于工作压力、社会竞争等因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把孩子交给父辈养育，使隔代教养已成了家庭幼儿教育中的一种很自然、普遍的现象。社会上对隔代教育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该种教育形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充分利用祖辈的社会经验，既发挥祖辈余热，又解放年轻父母。但是，隔代教育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在本文里，笔者主要分析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可行的对策以期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隔代教育可以分为完全隔代教育和不完全隔代教育。完全隔代教育，指父母亲长期与孩子分离，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完全由祖辈承担。这种形式以农村为主，因为有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只好由祖辈来抚养；不完全隔代教育是指父母亲和孩子短暂分开，例如城市父母由于工作原因暂时由老人来照料孩子，或者祖辈与父辈住在一起共同教养孩子，这时候，祖辈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也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称之为不完全隔代教育。
二、隔代教育带来的弊端。
诚然，隔代教育有其合理的一面，如老人养育小孩的经验丰富，有助于缩小“代沟”的差距，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等。但笔者认为，隔代教育的弊病很多，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易导致过分溺爱儿童。
祖辈会比父辈更加溺爱孩子，他们不辞劳苦地为孩子做所有的事情，对于孩子所提出的过分的要求，老人们千方百计会满足，这种过分的溺爱会引起很多问题。
1.生活方面：生活中所有的问题祖辈都已经帮忙安排好，孩子不需要考虑任何问题，等待享受即可，导致其生活常识少，自理能力差；对孩子物质需求的过分满足，营养的过分吸入，体质差，锻炼少，使孩子的身体素质较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身体素质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甚至是性格的影响。
2.能力方面：一方面，孩子受挫能力差，解决问题的能力差。由于孩子已经习惯于祖辈家长凡事都听从自己的意见，走出家门后，当面对他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怨天尤人，而不会去动脑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溺爱导致儿童独立性差，儿童的所有事情由祖辈承包，自己无需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一旦需要他们独自面对问题时，他们就会变得束手无措。
3.性格方面：性格孤傲，以我为中心。由于在家庭中，儿童就是中心，祖辈围绕他转，一旦离开家庭，走入社会，发现自己并不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之后，容易导致情绪失落，甚至走上邪路；另外，溺爱导致自私，儿童习惯于被照顾，根本就没有关心照顾他人的概念，所以，虽然老人们为孩子付出了很多甚至是自己的全部，到头来很有可能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二）阻滞儿童智能的开发。
对于接受过较高教育的老人而言，这方面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一些。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来说，教育孩子的任务就有些力所不能及了。因为他们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节奏，对现代社会人才标准和要求缺乏了解，缺乏超前意识，早教观念不强，对孩子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缺乏科学的认识，凭陈旧思想观念与过时套路来教育孙辈，在教育过程中以经验代替科学，不能正确、及时、有效地开发孩子的智力，导致对儿童的教育质量下降。
最为突出的是，儿童此时正是处于好奇心最强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比如生活常识还好解决，但当孩子问及科学知识或其他知识的时候（如十万个为什么中的一些问题），老人有可能由于知识面狭窄而回答不出来，而此时如果他们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或者粗暴地批评孩子不要问这么多问题，又或者自己编造一些答案来敷衍、误导孩子，很有可能就导致孩子的积极性降低，不再对知识有渴求欲，不再对世界有好奇心，不再对事物有创新的精神，不再想探究这个世界的秘密，这就扼杀了孩子的天性，阻滞了儿童智能的发展，对于孩子的将来也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而一旦错过最佳教育期，孩子所呈现的很多问题就较难解决了。
（三）易养成儿童不良习惯。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这就说明了家长的一言一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价值取向等会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道德习惯产生很深刻的影响。
儿童处于生命之初，可塑性强，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年龄，但这年龄段儿童自控能力差，如果家长不重视培养，极易染上不良行为习惯，对其以后健康成长产生难以弥补的缺憾。而隔代教养中，祖辈家长对儿童行为习惯的培养喜忧参半。
很多祖辈家长们，尤其是没有接受过较高教育的老人，在这方面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是令人担忧。例如有些老人个人卫生做不好，有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等不良行为，而这些行为很有可能被孩子记在心里，而孩子的模仿意识正是最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这些行为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了，这就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是生活习惯方面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儿童终生。
（四）易引起家庭教育冲突。
祖辈家长由于有着长期的工作经历、丰富的人生经验、大量的社会阅历，以及大量的教育子女的经验，确实有着教育孙辈的一定的优势，而父辈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要高，思想观念更为现代化，在教育子女方面有更多的理论知识。
祖辈和父辈由于社会阅历、教育程度、时代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存在着上文所提到的不同，这就使祖辈和父辈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内容、标准、重心以及具体方式方法等方面多有分歧和差异，若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易导致家庭教育冲突，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大家各行其事、各自为政，不能有统一的教育方法，这样孩子也无所适从，进而形成双重人格或分裂人格。
三、解决对策。
由于儿童期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较好地对儿童进行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自我意识和道德意识及行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发挥隔代教养的作用，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祖辈这一方面。对此，笔者就祖辈应该如何进行隔代教育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转变溺爱的教养方式，理智地爱孩子。
祖辈家长要以理智控制感情，分清爱和溺爱的界限，要爱得适度，正确的爱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其生活、性格方面会有积极的影响；要明白放手等于爱的观念，让儿童学会独立，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比一味帮助儿童解决所有问题更有利于儿童适应社会；加强对儿童的社会化教育，常带其外出去认识周围世界，而不是只让其做温室里的、不见阳光的花朵；适度地开展逆境教育，这也是矫正隔代教育缺陷的有效措施。
（二）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
祖辈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儿童观、世界观，将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抚养、教育孩子，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正确地引导儿童，并与儿童一起成长。
切记不可对好奇心很强的儿童所提出的问题横加指责、言词粗暴，而要细心、耐心地进行正确的引导。另外，要了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在养育时遵循这种规律性，根据儿童的需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及时进行各个方面的教育，以免错过最佳教育期。
（三）提高素质，做好表率。
因为孩子良好的品德和是非观念等，不是通过说教完成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完成的。因此，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祖辈家长应提高自身遵守公共道德的意识，注意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祖辈们的行为要自慎，处处做孩子的表率；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用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引导教育孩子，而且要特别注意生活中的细节，这也是隔代教养中应该给予重视的一个方面。
（四）创建和谐的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刻性，这就不仅要求祖辈们之间要和谐交流，还要求祖辈多与孩子父辈讨论育儿心得，扬长避短，相得益彰，寻求教育的最大合力；另外应积极创造机会让孩子和其父母多接触，疏通亲子感情，只有父辈与祖辈协调一致，相互理解与支持，才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欢乐、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在互补中给子女较为完善的教育。
（五）统一思想、标准。
儿童的祖辈应与父辈在对儿童在教养目标上求得一致，在方法上走向趋同，在儿童不在场的情况下，提前作出统一的决策，做到不将分歧呈现在孩子的面前，不能一个要求儿童这样做，而另一个要求儿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样容易会出现儿童面对各个家长的要求不一样而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结果使得孩子的教养力量抵消，容易养成两面性格。
（六）以民主平等的心态与儿童交流祖辈应与儿童多沟通，倾听其内心的想法，关心其心理世界。祖辈家长不能以自己的经验多、阅历广来限制孩子的发言权，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儿童作出决定或者选择，但也不能一味听从孩子的意愿，而应该多与儿童交流，把双方的观点同时表达出来，平等协商后作出适合儿童的最佳决策。当儿童犯了错误时，不能一味地批评或纵容，要向孩子说清楚错在哪里，正确的应该是怎样做，让孩子真正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这样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而语言表达能力进而影响儿童的思维、智力的开发；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儿童的自我中心性格的养成，也使儿童更接受祖辈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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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 人口流动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 预期收入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内容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失业率是同步增长的，于是他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创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城市中失业率的存在的事实，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迁移的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城乡实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个是城市的就业概率，且后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获得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动态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总量人口流动模型，一是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1.总量的人口流动模型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表示城乡预期的收入差， 表示劳动力迁移规模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为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资的实际水平。 是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表示城市失业人数。这就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总量人口流动模型。
2.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对于农村人口中个人做出迁移决策的情况，托达罗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 即，
。表示贴现率，表示现代部门的实际收入， 表示迁移成本， 是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不同，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来表示：①，即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用的概率。
② ，这表示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的乘积。③，依此类推可以得出第四个式子即 时期与的关系。④。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设实际收入 与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它的预期收入就越高。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要高的。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函数，即：， ，若 ，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异扩大。
托达罗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最终综合得出结论，他指出"或许这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全力以赴为改善乡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缩小城乡传统部门的规模，都是十分困难的。""只要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继续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职位创造率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成功的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长期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大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1]
二、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农业的生产技术简单，发展缓慢，且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长期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这样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而现代的工业部门，生产的基础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不断的资本投入和科技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要想雇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一样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即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过程，他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另外他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资本积累与人口流动有机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是始终不变的。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③该模型只强调以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了靠农业自身发展来吸纳剩余劳动力。④假定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也是不现实的。⑤该模型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作为分析基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失业人员增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可能达到1.134亿的失业人口，据此数据可以计算真实的失业率是14.2%。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因此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670万。这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一个大的阻力。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军数量庞大。中国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约7成400万成了"待就业者"。2009年的毕业生630万，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万人。同时还有直接从中学校园走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们，新军数量之大不容小视。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7亿之多，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2.剩余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
衡量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年，说明我国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相当大。
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转移总量的比重为23.6%，比上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62.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0.2%,下降1.1个百分点；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与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谋取一个职位，势必会遇到困难。虽然目前劳动力整体水平在提高，但还未赶上城市工业科技化进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
3.乡镇企业近来发展速度减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乡镇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吸纳劳动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仅409万人，1996年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分别为1.3508亿、1.305亿和1.283亿，连续三年下降。其中全国集体企业1998年共安置就业职工2.4829亿，比上年减少498万，同比下降9.35个百分点。
4.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截止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现实已经表明靠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广大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同时，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5.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
加入WTO，按照WTO的协议，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这必将导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造成强大冲击，面对这一形势，农业必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可能导致一部分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剧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产业面临的冲击，将偏向吸纳技术人员，这对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造成威胁。
四、人口流动模型的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忽视了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这一方面。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靠工业扩张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且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动力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针对我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现存约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乡收入的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结果--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过速、劳动力绝对剩余、资源相对减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应灵活掌握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应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最佳途径。
托达罗主张强调靠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只是针对刘易斯的只强调扩张工业部门规模来吸纳剩余劳动力来说的，并不是说只能靠发展农业与农村这一条路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针对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国情，要具体灵活地运用理论模型，不能一味遵从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是上策。针对我国目前情况，要取消硬性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导、管理；要加大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提高农民收入。
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以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向外流动为向导，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地流动相结合，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1.抓住农业结构调整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冲击，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其深度和广度进军。目前中低产农田占现有耕地的2/3，综合开发潜力非常大，应借助农业税费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高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有高劳动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相对容易等特点。众多的行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达85万个。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目前在我国农村，除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行业较低，而计算机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第三产业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应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的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扩大就业空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农村经济。
3.推进农村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
所谓农村工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就叫着农村工业，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工业的区域特点，这样它也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方便：能够就近选择。从形式主体上来说，农村工业主要指的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疲软，吸纳劳动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应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对其资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其发展的空间，资金上给予其融资的方便，进一步加快其发展速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素质偏低，不论是就地转移就业还是进城谋职都会影响其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与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员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优势。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应地就要求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都要提高。因此，国家应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顺利转移。
5.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它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对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及户口迁移作了严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诸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曾一度使老实纯朴的农民无私奉献，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上升都使农村劳动力剩余。此时，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限制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应放开户籍制度的硬性约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与疏导，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进行转移。
参考文献：
[1]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M]//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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