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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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第2篇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第3篇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第4篇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第5篇

[关键词]虚词 三个平面理论 分析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35-03

前言

1981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中首次运用了三个平面理论进行汉语语法研究，从此三个平面语法分析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迅速发展起来。所谓“三个平面”是指现代汉语语法应该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句法平面，是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也就是对句中词语与词语之间所构成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语义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研究句中的词语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语义关系；语用层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也就是分析句中的词语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指出，三个平面下的语义层面并非语义学的内容，语用层面也非语用学的内容，它们是与句法有关的语义和语用因素。那么，各个层面研究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究竟以何种标准来把握跟句法有关的语义、语用因素，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定论。

另外，胡裕树、范晓认为：句法层面上的句法因素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语法研究所研究的对象，比如主谓宾语、主谓结构、定心结构、动宾结构等；而语义层面上的语义因素有：动核结构、动词的“价”、名词的“格”、语义指向、歧义、词的语义特征、语义的选择限制；语用层面上的语用因素有：主题和述题、表达重心和焦点、语气和口气、评议、句型和句式的变化。从以上的陈述我们发现，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着眼于句子以及句子中的实词成分上，无论是句子结构还是动核结构、名词的“格”、动词的“价”、主题、述题等，都是与句子以及实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禁感到疑惑，作为汉语语法表达手段的虚词在三个平面理论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汉语的虚词本身无实际意义，它在语句中起连接或附着作用、表示语法意义，所以有人干脆把它称为“功能词”，那么它本身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属于句法上的、语义上的还是语用上的？对于单纯的一个虚词来讲，它是否也应该区分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对于某一类功能比较单一的虚词，比如语气词，它是否也有三个平面上的区分？三个平面理论对虚词研究带来的意义何在呢？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虚词进行研究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是分别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上进行研究，还是综合起来研究？每个层面上的研究因素可以有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下面笔者就已经搜索到的有关虚词三个平面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归纳总结。本文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近二十年来，前人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汉语虚词研究的综述；

2.三个平面理论下，虚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定位；

3.三个平面理论下，虚词研究的具体内容；

4.三个平面理论下，虚词研究的具体方法；

5.三个平面对虚词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现状及论文综述

从所检索到的关于虚词的三个平面研究的论文上看，这些论文呈现出实践型为重、理论型为轻的格局。也就是说，运用理论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数量远远大于进行理论综合阐述的论文。

（一）“实践型论文”

所谓“实践型”是指具体探索虚词在三个平面上所具有的具体功能。笔者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1.按具体的研究对象分类

实践型的文章按照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将它们分为两个大类：一是句子层面上的虚词研究；二是词汇层面上虚词研究。

句子层面上的虚词研究是指：以某个虚词为标记的句式研究类的论文，比如王亚凤的《从三维视角看“X都X了”》（2008）、梁永红的《连X也/都VP的三个平面分析》、贺菊玲的《论“一边A一边B”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2001）。

词汇层面上的虚词研究包括三个小类：（1）对某一种虚词类（副词类、叹词类、介词类等）的研究，如史彩霞的《介词的添加与语序的变化》（2004）、杨德峰《时间副词作状语的全方位考察》（2006）。（2）单纯某一个虚词的研究。如邓根芹《副词“最”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2009）、李茜《副词“并”的句法语用分析》。（3）汉语虚词与虚词之间的比较研究（包括汉语与汉语虚词比较，也包括汉语与外语的虚词比较）。如曲殿宇《“已经”和“曾经”的比较研究》（2007）、代元东《从三个平面看“认为”“以为”的差异》（2009）、张家骅《“知道”与“认为”句法差异的语义、语用解释》（2009）、单韵鸣《副词“真”和“很”的用法比较》（2004）。汉外虚词比较，如卢英顺《副词“只”和“only”的句法、语义和语用比较》（1995）、冯雪梅《汉语“也”与日语的“”》（2009）。

2.按分析方法分类

若是从分析方法上分，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虚词研究的论文还可以分为罗列型和解释型两类。

罗列型的论文是将虚词或虚词结构在句法、语义或语用上分别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罗列式的说明。比如崔明玉《三组持续类时间副词的多角度分析》（2001）。该文从语义、语用和语法（也就是句法上）三个平面上对三组持续类的时间副词：“一直”与“一向”“向来”与“从来”“老”与“总”进行了比较分析，语义层面上研究其语义功能，包括：持续特征、时量特征、起点和终点、动态事件与静态事件、完整性与非完整性、肯定句与否定句等语义特征（文章中将其称为内部观察法）；句法层面上研究其搭配功能，包括：形容词、动词的类与搭配、与体标记、动量、时量和名量以及与其他时间副词的共现（文章中将其称为外部观察法）；语用层面上研究其感彩。

邓根芹《副词“最”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2009），该文全面分析了副词“最”在各个层面上的特征。句法上：句法位置、句法特征、句法限制；语义上：义级层、语义指向；语用上：对句类的选择、语气。

分析解释型的论文是综合三个层面起来进行的研究。它试图对虚词或虚词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解释性的分析说明。用此类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史彩霞的《介词的添加与语序的变化》（2004），该文从句法层面上为着眼点，分析介词的添加而引起的语序变化对句子所造成语义或语用上的影响。

杨德峰《时间副词作状语的全方位考察》（2006），该文对62个做状语的时间副词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时间副词是出现在主语前还是出现在主语后受到了来自句法方面的限制，比如主语和节律，并分析了这些副词在前在后所带来的语用层面上的变化。该文不仅利用了三个平面理论，还结合了标记理论进行分析。

单韵鸣《副词“真”和“很”的用法比较》（2004），这篇论文具体分析了“真”和“很”在语义、语用上（主要是语用上）的区别而影响了它们表现在句法上的不同用法。比如，为什么“很”可以用在“是……的”的格式里，像“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但“真”不行：像“﹡这个问题是真值得关注的”。这是因为“真”表示一种感叹的语气，而“是……的”句式表示说话者的一种看法或态度等，谓语对于主语来说一般起解释说明作用，“感叹语气”和“解释说明”是不相容的，这是由于语用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句法不同。

李茜《副词“并”的句法语用分析》，该文首先从句法的角度分析，得出“并”只能出现的否定副词或否定性动词之前而得出“并”与否定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结论，接着从语用的角度去详细分析了这个内在的联系：预设否定（也就是对他人的言论、观点、常识、常理预设进行的反驳性否定）。

（二）“理论型”论文

“理论型”论文是指对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汉语虚词进行研究进行理论性的探索或方法论上的指导。这类的论文并不多，目前只找到范开泰《现代汉语虚词功能探新》（2000）和吴晓芳、张翼的《多视角的虚词研究——张斌虚词研究理论与实践》（2008）。

吴晓芳、张翼的《多视角的虚词研究——张斌虚词研究理论与实践》（2008）总结了张斌先生在虚词研究上的成就首先就在于他首创了三个平面视角。张斌先生认为虚词的作用应该分为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平面的区别。有些虚词可以改变句子结构中的语义关系，有些虚词可以改变句法关系，而有些虚词的作用主要在于语用功能，对于同样一个虚词，它的作用也可以有三个平面的区分。比如关联成分“的”的作用就有三个平面的区别，首先在句法上，它可以改变结构关系，如“读书”（动宾关系）和“读的书”（偏正关系）。语义上，它也可以改变语义关系，如“孩子脾气”（描述关系）与“孩子的脾气”（领属关系）。同样它也可以表现语用上的变化，如“新书”和“新的书”，后者预设了“书有新旧之分”的语用选择。

《现代汉语虚词功能探新》一文中，范开泰先生认为三个平面理论的介入，使得汉语的虚词研究突破了传统上仅从句法研究的局限，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虚词表示语法意义，但是这个语法意义不应局限于“句法意义”，还应包括“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虚词作为一种“标记词”的形式存在，它是汉语语法结构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的“标记词”。言下之意，范先生认为：虚词研究不是一种孤立形式的研究，而是一种联系状态下的研究。

范先生还认为：三个平面理论对虚词研究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实词与虚词的区分问题；虚词内部的归类问题；虚词所具有的具体功能问题都引发出了新的认识。

这两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三个平面理论对汉语虚词研究的作用和进行了开创性的示范。另外，范开泰先生指出虚词是汉语语法结构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的“标记词”，点明了在三个平面理论下，虚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定位。但是不足的是，对具体操作问题上，比如虚词在三个平面上的研究因素上，还缺少详细的总结。

三、分析总结

（一）虚词是汉语语法结构中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上功能的“标记词”

从前人对虚词所进行的三个平面理论研究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虚词本身的特殊性（即没有实际意义，本身表示语法意义）使得它与句子句式研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首先，虚词虽然本身不构成句法结构，但它却可以附在其他词上表示某种句法结构，比如“的”，“小王同学”和“小王的同学”，因为“的”的有无使得它们首先在句法结构上不相同，“的”在这里联系着“小王”和“同学”，表示一种偏正关系，而“的”就是这个偏正关系的标记符号。在语义层面上，这两个短语的语义也不相同。前者表示的是“小王本人”，后者表示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小王是同学关系。“的”在语义上表示的是一种所属关系。同样，“的”也有语用上的功能。总之，虚词的三个平面意义并非虚词本身的意义，而是指它们在句子中与其他词所构成的关系具有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

（二）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虚词研究的方法有总结罗列型和分析解释型两类

总结罗列型的论文是将虚词或虚词结构在句法、语义或语用上分别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罗列式的说明。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大量的语料基础上，从中归纳总结出某个虚词、两个或几个虚词间、某个虚词格式、句式分别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重点在于全面了解所研究对象在各个层面上的特点，而不太关注每个层面上的相互联系。这种方法常见于虚词与虚词间相互比较的论文当中，特别是汉外的相似虚词间的比较，它有利于虚词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中的虚词教学。

分析解释型的论文重在综合三个层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它试图对虚词或虚词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解释性的分析说明。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虚词或虚词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点，尤其是对其表现出来的个别特殊用法所造成的深层次原因的理解。比如句法表层上特殊的语序变化，所引起的深层的语义变化或是外部语用功能上的变化。分析解释型是虚词三个平面研究论文中相对常见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各种研究对象类型的论文中，它在对汉语中的歧义问题以及某些特殊用法的分析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三）前人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虚词进行研究的角度或研究因素总结

句法层面上的句法因素有：虚词在结构或句子中的位置（主语前还是主语后、动词前还是动词后等）、句法限制（虚词所连接的前后成分具有什么样的句法特征、与其他共现成分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节律的制约关系）、虚词的添加或省略、虚词的句法功能（所连接的句法结构关系，如并列关系、偏正关系、转折关系等）；语义层面上包括的因素有：语义功能阐述（虚词在结构或句子中表现出的持续特征、时量特征、起点和终点、完整性与非完整性、肯定与否定意义等）、语义关系制约（虚词所连接的施事与受事之间、主事与客事之间、工具、时间、地点等之间的关系）、虚词所引起的整个句子的语义指向；语用层面上包括：话题、表达重心、传信功能、焦点、预设、对句类的选择、感彩、语气与口气等。

（四）三个平面理论对虚词带来的意义

把虚词的作用区分为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突破了传统语法上仅从句法上研究虚词功能的限制，全面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成果运用到虚词的研究中来，语义上如语义结构分析法，语用上如预设分析，上下文语境分析，等等，这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虚词在各个层面的实质，更能避免将不属于虚词本身的意义强加到虚词身上，比如对副词“净”的分析，《现代汉语八百词》将它分为三个义项：

1.光；只。例：～（光；只）顾着说话，忘了时间了。

2.全；都。例：书架上～（全；都）是科技书刊。

3.总是；老是。例：这些天～（总是；老是）刮大风，没一个好天。

分析上面的例子，词典中所列出的“净”的三个对应的义项，如果从语义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发现“净”所联系的语义结构都具有“单一性和排他性”的特征，“净顾着说话”意思是说话者所进行的行为单一——只说话，“书架上净是科技书刊”意思是书架上的书类别单一——只有科技书刊，“这些天净刮大风”意思是这段时间里的气候单一——只刮风。所以，词典中的三个义项实际上可以只归结为一个义项——表示事物或动作的单一性。我们还发现，这种单一性并非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举个典型的例子：小王，你别净喝酒，多吃菜啊。说话人的言下之意，“小王”在饭桌上只喝酒，不吃菜。但是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上，一个人在饭桌上是不大可能不吃菜、不吃饭的，所以，“净”含有夸大事实和不满的情绪，这属于语用的功能。

三个平面理论最新颖之处在于加上的语用层面上的研究，这对汉语虚词来说，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句法结构描写和义项说明这一静态层面上升到可以全面考察虚词语用功能的动态层面上来，这无疑可以使得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虚词的用法。

【参考文献】

[1]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2）.

[2]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J].中国语文，1992（4）.

[3]张斌，范开泰，张亚军.现代汉语语法分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0.

[4]范开泰.现代汉语虚词功能探新[A].中国语文杂志社，语法研究和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6篇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白话小说集，语言浅近易懂，基本反映了明代口语的实际面貌，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近二十年来成为语言学研究比较重要的领域之一。据张玉萍《近代汉语研究索引1987～2007》统计显示，自1987～2007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共有58篇，专著1部。根据《全国报刊索引》①的统计结果，2008～2011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的论文共有20余篇。总体上看，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语音、文字方面的成果相对很少。本文拟依据上述成果讨论“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三言二拍”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语考释

“三言两拍”虽然整体上比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语词、疑难字词，所以不少论文把重点放在词语考证方面。如：汪维辉的《<两拍>词语札记》选取《二拍》中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以及辞书未收的词语二十余条，通过排比材料、遍检辞书并证以现代方言的方法对其进行考释，弥补了大型辞书释义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工作。其他考释类论文还有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等。另外，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中华书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二拍》中的词汇语法问题，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虽然着重讨论的是语法、语言特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词语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证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俗字和俗语词。

（二）方言词语研究

“三言二拍”的语言基础是官话，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郭芹纳《〈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结合现代陕西方言中的口语用法，对“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词语追根溯源，并研究了这些词语与近代汉语词汇的关系。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石晓博《<警世通言>中关中方言词语举隅解析》等，从语气、词汇方面推论《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关中方言的关系，大体遵循了同样的思路。从方言角度对“三言二拍”语言学的探讨或者侧重方言词语的共时描写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时比较研究，或者考证某地方言词语，或者探讨方言背后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语，正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如：匡鹏飞《<拍案惊奇>与现代汉语词汇比较研究》从“词语的消失、词形的变化、词义的演变、短语的词化、同形异实词”五个方面对《拍案惊奇》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从而揭示了明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面貌上的不同之处。章一鸣等人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与现代汉语有关的词汇进行穷尽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词汇专题研究，包括商业词汇、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词汇具有百科性，各学科都有自身的专业词汇，有些词汇专业性固然强，但在语言交际领域共现性也相当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三言二拍”专业词汇的研究中，如：刘敏芝的《“二拍”商业词汇研究》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把“二拍”中的商业词汇作为一个大语义场，再下分若干子级语义场，对每个语义场进行词义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业词汇，把词汇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为“三言二拍”词汇的多科性专项研究开了先河。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总之，在词汇研究方面，近年来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偏重于词语考释，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词及其构词法；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研究几乎未涉及；专类词语研究，涉及到成语、俗谚语，但对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外来词等未涉及；词汇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较少。

二、“三言二拍”语法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类研究

不同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对词类的讨论是说明语言构造规则的方法之一。词类研究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动词、副词、数词、量词、助词、介词等都有所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中包含成员数量最多的词类，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于相风《<拍案惊奇>双音动词研究》；对副词、量词、介词、助词的研究较充分，系统性强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等。

个体虚词方面。虚词指不能充当语法成分的词，它是汉语表现语法关系、语法范畴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个体虚词的用法，如董为光《从<初刻拍案惊奇>看概数词“把”的来源》认为《初刻拍案惊奇》可以反映概数词“把”的来源，文章还分析了“x把”的历时演变层次和数量评价色彩。其他论文则侧重于对个体虚词的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揭示来源，进行比较，揭示演变轨迹，将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汉语的语法面貌，如：鲜丽霞的系列论文②对助词“得、将”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分析描写，并从历史角度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比较。典型虚词“得、将、更、将、把”等之外的其他虚词，则很少有人论及。

（二）构词法研究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汉语总的趋势是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这种复音化的情况如何，考察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其词汇结构特点的简捷方法。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了分析，如倪永泽《关于<喻世明言>中复合型复音词的研究》通过考察认为，该书复合复音词的特点是“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验证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趋势，揭示了近代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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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学者们对“三言二拍”中的被动式研究较多，对于其类型，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敏红认为有八种，重点探讨了“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揭示了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刘媛媛认为“三言”被动式的基本类型共十种，在王敏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字式，颇具创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动义还有待商榷。该文对“三言”中出现的被动式进行穷尽式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每种被动式的特点，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独到的见解。

（四）结构研究

结构是指实词和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三言二拍”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动+将”结构、述补结构、动结式结构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惊奇>带助词的述补结构》、董海茹《<警世通言>动结式初探》等。

总之，语法研究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虚词的论著较多，而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则少见；近代汉语新兴的代词、语气词、构词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句类研究仅涉及到疑问句、复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现若干特点：第一，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学者们引入不少新的语言理论，如三个平面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语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该课题仍存在许多空白有待我们填补。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专书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必将推动断代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随着研究理论的日益丰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 释：

①《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市图书馆，月刊（至2011年12月止）。

第7篇

摘 要：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法辨析性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最有活力的领域，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语法本体研究，又有别于纯粹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途径。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伴随性动作表达方式”辨析为例，对语法辨析类研究的范围、意义、写作模式、思路等方面做了深入分析，相信能够为该方向的硕士论文选题与写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伴随性动作表达方式 语法 辨析 硕士论文

一、对外汉语语法辨析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选择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性论文写作来作为核心问题进行讨论，探讨这一类论文写作的核心指导思想、写作方式、论文思路、价值和意义等等一系列问题，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硕士方向的教师有所启发，对学生有所指导。

在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各项研究中，语法辨析研究最具有典型意义，它涉及到二语习得的过程考察、偏误形成的原理分析以及汉语本体的规则细化。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1）*我们看着电影吃爆米花。

这是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碰到这种问题，最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纠正偏误，判断其为表达结构使用不当，应当改为：

（2）我们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电影。

问题是，这个偏误有没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值不值得研究？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还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呢？我们发现造成偏误的主要成因有二：第一，目的语规则不明。汉语“VP1着VP2”可以表示两个动作相伴随发生，例如“听着音乐做作业”“哭着说”“躺着看书”。而汉语中还有其他方式来表示动作相伴随发生，“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一边哭一边说”“做作业的时候听音乐”“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等等。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VP1着VP2V”和“一边VP1一边VP2V”以及“VP1时VP2V”“VP1的时候VP2V”这些表达格式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相互替代，而是必须各司其职？教材、词典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母语相关规则不明确。第二，教学误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很好的材料可以加以参考，因此可能进行随意的解释，形成典型的教学误导性偏误。在这个分析基础上，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问卷调查，看看我们收集到的偏误材料是否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如果经过针对性调查测试，发现问题确实广泛存在，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确实是难点，这就增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说明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

目前很多现代汉语本体问题再次被提到研究视野中来，就是因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由留学生习得汉语时产生的偏误提出的这些问题，说明目的语的规则还很不清楚。

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中，“V起来”和“开始V”之间的比较，“不能去”和“去不了”之间的辨析，“继续V”和“V下去”之间的辨析，“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之间的辨析，这些辨析所涉及的内容往往不是简单的两个词，而是语法结构完全不同的两个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出现频率极高，意义极其相似，很难习得和掌握，而相关的语法规则又不够细致，很容易引发泛化使用现象。

同时，语法辨析还包括那些句法功能强大的同义词辨析。如“朝”“往”“向”的辨析，“在”“于”的辨析，“还”“更”的辨析，“马上”“立即”“立刻”的辨析，“就”“才”的辨析，“里”“内”“中”的辨析，“全”“都”的辨析，“可以”“会”“能”的辨析，“短时体”副词“就，马上，立即，迅速，即”的辨析等等。

这类选题意义在于：一是直接面向对外汉语教学。从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问题，回归到本体研究，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将到教学实践中去验证。二是把该类格式看做一个特殊系统，这个系统内的成员均具有共性、相互重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换，又各自有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三是尝试对该系统从句法、语义、语用角度加以阐释，运用多种方法来全面地展开对比分析，使得其最后结论能够真正具备应用价值，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二、语法辨析性硕士论文写作程序

（一）提出问题与综合分析

怎样发现并提出研究问题呢？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谈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在学习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时，很容易出现一系列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遇到这么一个句子：

（3）他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老师一般会解释说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4）他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也就是在教学活动中老师有意无意地引导学生把“一边VP1一边VP2”临时看作“VP1的时候VP2”。这个解释在中国人来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此解释则隐含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一边VP1一边VP2”等于“VP1的时候VP2”吗？这个目的语知识点相当不可靠，因为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论证，隐含诱导偏误产生的潜在危险。

第二，“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等义吗？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就得像马真（2004）对“还”和“更”进行辨析、刘月华（1980）对“V不得”和“不能V”进行辨析一样，只有通过辨析，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

第三，“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可以自由替换吗？现有的词典、教材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也没有现成的成果、结论供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和编写教材的时候来加以参考使用，那么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碰到这一类问题就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语感和经验来应对。

第四，“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的辨析到底属于一个什么问题呢？应归属到什么范畴？本体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出可供对外汉语教学参考的满意答案。

就我们目前收集的部分相关偏误语料来看，作为目的语的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的规则阐释得不够清晰，各项格式的特征分析还不够深入细致，相关词典和教材在解释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时都不是很透彻，经不起推敲。因此，要解决与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相关的各类偏误，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完善目的语知识，要系统、深入、细致、准确、完整地挖掘整理出一系列相关规律，用以杜绝目的语规则泛化引发的偏误，杜绝目的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仅凭语感的任意解释、教材编写理论依据不足等现象。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系统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在特定条件下互相替换之后仍然能够表达相似意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的手段；但是在许多条件下，各个格式之间又不能互相替换，更不能作为相互印证与解释的手段。

从句法层面上来看，格式不同，句法当然有差异，不同格式的替换实质上就是不同句法形态的转换，其规律有待挖掘，就像“把”字句和一般陈述句的转换规律一样，也是有很多限制性条件的。从语义层面来看，不同格式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可以表达相近意义，而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不能表达相近意义，发现这些限制条件是我们本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从语用上来看，即使是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格式A或者格式B或者格式C，但是放到特定语境中去看，又会有一些超出句法语义层面的新的制约条件，这有待于深入研究与发掘。

在确立好问题之后，第二步就是做综述。笔者认为，前期文献综述是考核硕士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标准。一般在撰写硕士论文中，很多学生都是简单地将一些研究成果进行罗列，没有达到写综述的要求。真正要写好综述，就要把前期的相关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评论，哪些规律经过验证是可行的，哪些规律可以用来指导教学实践，哪些规律论证不充分、覆盖率不强、例外太多，说明不了问题，都应详细说明。

综述的写法不是简单罗列，而是对相关观点进行梳理，看看关于某一个问题都有哪些观点，最早提出该观点的是什么时候，由哪位学者提出，再看看后来的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怎么的修正和补充。

辨析型论文的综述写法要更加复杂一些，那就是往往进入辨析研究范围的几个单位（词、短语、结构）先要分别加以阐述，再将辨析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然后对这些结论进行考察分析，看看先行研究成果是否准确可靠，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研究虽然是从两三个近义语言单位入手，但是在撰写综述的时候，就不能局限在两三个语言单位的对比上。例如所举“一边V1一边V2”与“又V1又V2”的辨析研究问题，实际上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可以进一步挖掘到一个系列的问题，这个系列我们可以暂时命名为“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伴随”又常被解释为“同时”。所谓“伴随发生”，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行为在同一时段相伴发生的情况，最为典型的格式就是“一边VP1一边VP2”，它还包括：“一边VP1一边VP2”“连VP1带VP2”“VP1的时候VP2”“即VP1又VP2”“VP1、VP2”“VP1着VP2”“一VP1就VP2”“VP1和VP2”等等。这些格式所表达的语义都是“伴随发生”的行为，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功能相似，类似于近义词，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义结构。因此这些内容也应该在综述中加以说明，才能够真正凸显文章的理论价值。

（二）近义语法单位辨析的多角度思考

近义语法单位辨析的最好方法当然是转换分析法，例举转换矩阵图，如：

1．“一边VP1一边VP2”“VP1的时候VP2”

（5）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着圈内的趣闻。 他们喝咖啡的时候聊着圈内的趣闻。

（6）他现在一边打工一边读自考。≠ *他现在打工的时候读自考。

（7）这堆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这堆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2．“VP1的时候VP2” “一边VP1一边VP2”

（8）他喜欢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他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9）小张看书的时候，认真地把重点打记下来。 小张一边看书，一边认真地把重点记下来。

（10）开车的时候聊天会影响注意力。 一边开车一边聊天会影响注意力。

（11）投篮的时候眼睛给防守队员打了一下。≠ *一边投篮眼睛一边给防守队员打了一下。

（12）急停的时候崴了脚踝。≠ *一边急停一边崴了脚踝。

（13）我吃饭的时候，爸爸正在看报纸。≠ *我一边吃饭，爸爸一边看报纸。

（14）他笑的时候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他一边笑一边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只要矩阵图一列，好多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去不了”与“不能去”的对比也是如此。

（15）我生病了去不了。≠我生病了不能去。

（16）他喝不了二两酒。≠他不能喝二两酒。

（17）放心，放冰箱里坏不了。≠ *放心，放冰箱里不能坏。

“开始V”和“V起来”也都可以通过转换分析的矩阵图来展示它们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其背后的规则。

（18）我们开始喝吧。 我们喝起来吧。

（19）明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 *明天上午8点上起课来。

（20）我们是昨天下午开始比赛的。≠ *我们是昨天下午比起赛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辨析语法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转换分析法。从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条件来设计转换矩阵，从句型条件来设计转换矩阵，从意义搭配角度来设计转换矩阵，甚至从语用环境角度来设计转换矩阵，就是说可以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设计转换矩阵。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察不同表达方式为什么有的能互相转换，为什么有的不能互相转换，寻找其中的限定性条件，进行归纳和整理。例如，在“伴随性表达格式”中，我们就可以从动作行为的时间长度、连续性特征、主次关系等方面找到一系列限制性条件。

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而在一定条件下则转换不能成立。例如“一边VP1一边VP2”和“VP1的时候VP2”之间就有下列情形：

（21）吃饭的时候聊天。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22）打球的时候崴了脚。

*一边打球一边崴了脚。

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VP1着VP2”也是如此：

（23）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

听着音乐做作业。

（24）一边填土一边聊天。

*填着土聊天。

可以看出这些格式在表达意义上有时差不多，有时则差很远。实际上，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系统中的各个成员相互之间都可以构成类似关系，各个成员就像一个排列组合一样可以配对成为研究对象，共同隶属于一个系统之中，既有很多相同点，也有不少相异之处。各种“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的特征和规律的发掘，可以帮助预测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误，据此再进一步研究对策，指导教学以及教材的编写。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一般有：有针对性地建立小型的相关偏误语料库，进行一些问卷调查，注意收集测试、作业等。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把能够最后具备应用价值的规律一一列举，运用造句方式来检验这些规则实用程度。将各种格式互相进行对比辨析，挖掘细致的差异，凸显不同格式的特征，找出有应用价值的制约条件，尝试探讨不同格式背后隐藏的认知原理，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更丰富的解释。因此，对比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分布分析、统计调查等等方法都需要熟练使用，最后提炼出最有实用价值的观点。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硕士生来撰写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方面的论文，基本上可以遵循下列步骤来进行：

a.从偏误中去发现哪些现代汉语近义语法单位最容易混淆，最难学。

b.验证相关偏误是否具有普遍性、典型性。

c.一旦确定偏误成因是现代汉语近义语法单位的使用规则不够清楚仔细而导致的，就可以进一步调动逻辑思维，来预测哪些现代汉语相关的语法规则可能会诱发偏误的产生。

d.通过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看看是否找得到足以区辨近义语言单位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充分，就确立自己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e.在语法辨析过程中，要以转换分析方法为核心，从句法、语义、语用3个层面来设置转换矩阵，充分挖掘和厘清各项转换细则。要充分运用一切有效方法和理论来进行辨析和分析，包括对比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分布分析、统计调查等方法，包括传统描段、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等理论。

f.对区辨性条件加以提炼，凸显各自特征，用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目的语中近义语言单位都存在容易混淆的特征，语音、文字、词汇、短语、句子各个领域都有，都可以去研究探讨，撰写硕士论文。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语法方面的论文写作，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YBB169。）

参考文献：

[1]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刘月华.可能补语的研究[J].中国语文，1980，（4）.

[3]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第8篇

【关键词】比 比较句 语义类型

比较句，不仅在句法结构类型上丰富多样，在语义及语用上也有复杂的变化，因此，关于比较句的分类，存在着较多不同的说法。

一、比较句研究：

关于什么是“比较句”，前贤在他们的著述中有过一些论述，如马建忠认为“同一静字，以所肖者浅深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谓比也”。如“季氏富于周公。”

在现代语法著作中最早提到比较句的是马建忠。他在5马氏文通6中比照印欧语中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形式，认为汉语的比较范畴可分为三类：平比、差比、极比。平比者，凡象静字1以比两端无轩轾而适相等者也0，/ 差比者，两端相较有差也0，/极比者，言将所以比之象推至于其极也0。黎锦熙认为比较句是主从复句的一种，这种从句，或以深刻的比喻，衬出主句意义的真切；或以程度之相差，发挥主句关系的重要。”吕淑相认为比较句是表示事之间异同或高下比较关系的句子。如：“昨天热，今天更热”，“你姓张，我也姓张。”范晓先生认为“要建立一种语言的句型系统……要对句型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即要认清句型是句子在句法平面上根据句法结构分出来的类别，所以任何依据句子的语义结构或语用特征分出来的类别都不应该看作句型。”

二、现代汉语比较句的语义类型：

黎锦熙分三类：平比句，如：“这个女教师爱护自己的学生，无异于做母亲的爱护自己的儿子。”差比句，如：“我和你谈话一夜，赛过我自己读书一年。”审决句，如：“与其种柳树，不如种白杨。”吕淑相分为十类：1.类同，如：“好孩子会变坏，坏孩子也会变好。”2.比拟，如：“眉毛弯弯的，淡淡的，像新月。”3.近似，如：“他沉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4.高下，如：“他跟哥哥一般儿高。”5.不及，如：“今年的收成不如去年好。”6.胜过，如：我只说我慢了，谁知你更慢。7.尤最，“这些孩子数你最淘气。”8.得失，如：“宁撞金钟一下，不打饶钱三千。9.不如，如：“求人不如求己。”10.倚变，如：“一时越着急越没话，越没话越要哭。现代汉语比较句从语义上可分为：平比句、差比句、限比句，它们都有鲜明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

三、结论：

从以上研究者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家对比较句的定义不尽相同。吕叔湘先生（1942）曾指出，事物构成比较关系，必须有相同的部分，又有相异的部分。这指出了比较的核心。

今后，笔者语用原则下，全面揭示“比”字句的特点和功能。

参考文献：

[1]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2.

[2] 高名凯. 汉语语法丛书# 汉语语法论[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8.

[3] 黎锦熙. 汉语语法丛书# 新著国语文法[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4.

[4] 刘 焱. 比较范畴的语义认知研究[D] .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5] 刘月华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增订本）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文集[ 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7] 吕叔湘， 王海. 马氏文通读本[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第9篇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第10篇

关键词： 位置动词 狭义处置式 自动词 他动词 形式类推

位置动词①是指动作都与某个位置相联系，施事在某处进行某个动作，使动作的某个参与者留存在该处。下面以唐宋时期的文献为例，谈谈这类动词处置式的两种特殊用例。

1.“跪”和“卧”的特殊用例

身体姿态类的“跪”和“卧”的用例比较特殊，一般处置式的结构是N +把/将+N +V结构。一般处置式的N 是受事，但“跪”句N 是对象，“卧”句N 是处所。且一般用于处置式的是他动词，但二者都为自动词。这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不合法的。

（1）跪：望儿孙，嘱神鬼，把阎王帧子千回跪。（唐：敦煌变文：角座文汇抄）

（2）卧：每将乾暖交儿卧，湿处寻常母自眠。（唐：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

与“跪”相关的论元（即N ）可以有施事、处所和对象，一般处所论元和对象论元不能同时出现。当动作强调“跪”的对象，那么N 位置就会出现对象。对象的语义指向，使得广义“处置到”和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就都不能适合这种语义，这种用例只能出现在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中②。由于现代汉语中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使用受限，因此现代汉语处置式中不见这种对象作N 的用例。“跪”仅可以用于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处置式，但用例也仅见于广义“处置到”或致使义处置式中。如“把腿跪在石板上”，“把腿跪坏了”。但是使用频率很低，不具备能产性。

与“卧”相关的论元可以有施事、处所。动作强调“卧”的处所，那么处所就会出现在N 位置。和“跪”一样，“卧”也仅可用于带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处置式，用例也仅见于广义“处置到”或致使处置式中。如“把身子躺（卧）坏了”，“把身子（躺）卧在床上”。但是使用频率也很低，不具备能产性。

“跪”和“卧”为什么会出现“非受事”作N 的处置式？为什么曾经存在的用例却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之所以会在处置式的历史中存在，是因为与当时的语法特点有关。当时处所宾语、对象宾语和受事宾语，形式相同、位置相同，都直接位于动词后，都不用介词引入。

“卧”在晚唐五代时期，处所及可以直接位于动词后面，也可以带上介词“在”或“於（于）”在位于动词后面。因为这种两可的情况，所以直接位于动词后的处所，也可以参照受事宾语提前的结构特征，出现处所宾语提前的用例。

2.“置放”类和“插戴”类动词的特殊用例

现代汉语位置动词中大部分动词所带的论元有受事和处所。这些动词既可以带受事宾语，又可以带处所宾语。上表用于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时，并不是两情况自由使用。“倚靠”类只能由处所充当N ，“置放”类和“插戴”类一般由受事充当N 。原因在于“倚靠”类动词是自动词，而“置放”类和“插戴”类是他动词。

现代汉语“置放”类和“插戴”类也可带处所作N ，如“把墙挂上画”。这一类与“把画挂到墙上”并驾齐驱。我们在历史上长期见到的是受事作N ，那么带处所的一类到底怎么产生的？在唐宋时期能否找到一些变化的痕迹？唐宋时期虽然没有“把墙挂上画”这样的用例，但是在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中出现一定数量的动词带上N 表处所的用例，前文提到的“卧”，还有“骑”、“攀”和“倚靠”类等自动词都是这种情况。

位置动词中“置放”类和“插戴”类动词在唐宋时期狭义处置式的用例都是“把”带上受事宾语，动词对受事进行处置。但现汉中处所也可用于“把”和动词之间，条件是动词后面一般有受事，即“把+N （处所）+V+受事”。“把+N （处所）+V”是不合法的。比较下面动词“戴”在处置式中的使用：

（1）某云，是自家屋里事，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宋：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九）

（2）把围巾戴在脖子上。

（3）*把脖子戴。③

（4）把脖子戴上围巾。

上面是“插戴”义动词的例子。例（1）是受事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例（2）是受事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带处所补语处置式。例（3）是不合语法的例子，是处所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例（4）也是处所用于“把”和动词之间，但后面必须带上受事。

例（4）这一类的产生，离不开位置动词中自动词的部分（即前文提到的“跪”、“卧”等）。在这里形式类推起了很大作用。例（2）这一类他动词用于广义处置式很早就产生了。位置动词中自动词和他动词两部分，动词语义都和位置相关，动词语义类型的相似，决定了它们的语法特点也会相互影响。“跪卧”类自动词带上了施事的一部分作N ，形式和语义上和他动词带受事宾语相似。

自动词――靠：把身子靠在柱子上。

他动词――戴：把帽子戴在头上。

我们看到自动词自然而然具有了他动词典型的用法。相应地，他动词也会吸纳自动词的用法。所以他动词带处所作N 也就顺理成章。

注释：

①这里的位置动词多数是常说的状态动词，但用在处置式中强调“使……处于某一位置”，动作义增强。

②广义“处置到”即“把/将+N +V+到……”，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即“把/将+N +V补语”，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即“把/将+N +V”。

③本文带*的句子是指通常不合乎语法的句子。

参考文献：

[1]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

[2]李金兰.现代汉语身体动词的认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法　词类　句子

论文摘 要：本文选取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两套教材，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进行语法方面比较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现代汉语是中文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而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也种类繁多，且各有优劣。本文就选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以下简称胡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以下简称黄廖本）这两套现代汉语教材，从语法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评述两套教材的理论指导和编写特点，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一、两部教材版本介绍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

本书第一版最早成书于1962年，由教育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和复旦大学六所院校协作编写。1978年修改再版，增加安徽大学为协作单位。《现代汉语（重订本）》吸收了语言学界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并根据使用单位和读者的意见，对原书做了必要的增删和改动。

（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本书是编者原“兰州本”《现代汉语》的增订三版。1991年出版的增订版对原来的兰州版做了大幅调整，增补了如句群、语体风格等大量内容。1997年的增订二版，有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在语法章增加了语义、语用和变换分析等内容。而增订三版在增订二版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章节，使教材编排显得更加合理科学。

这两本教材，胡本编写的特点是简赅扼要，通俗易懂，突出重点，方便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这门课程概况。本书出版早，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是学习入门的好教材。而黄廖本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教材，影响也较为广泛。本书与胡本比较，可以看出其编写详细，几乎囊括所有现代汉语研究的内容，而且构建的现代汉语系统也很严密，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帮助。而且本书的修订一直不断，作者能够适当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书中的内容做出删改，特别是在句法分析上，基本能够为句子分析提供合理的解释，跟上时展的潮流。

二、语法体系比较

在胡本中，是这样定义语法体系的：“所谓体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它不是单一的东西，是许多较小的单位组成的；第二，这些单位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语法体系这个术语，也可以用于另外一个意义上，那就是指‘语法学家对于语法现象的观点，及其根据这些观点作出的一切阐述。’”

黄廖本认为语法体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一是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它是研究和解释语法事实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术语等的系统性。”

从两本对于语法体系的定义不难看出，二者对于语法体系在概念上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语法是一个系统结构，由其下位结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相互联系，具有规律性。其次，我们所说的语法体系，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用来分析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所采用的一套理论体系。

三、词类比较

胡本认为语法上的词类，“指的是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机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并认为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上，能够单独充当语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

据此把词分成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等七类；虚词分为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六类。

黄廖本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根据的也是词的语法功能。认为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是实词；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只有语法意义的是虚词。

实词下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等十类；虚词下位有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四类。

从二者对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来看，黄廖本主要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同时以词的形态和词汇意义为辅助标准。而胡本在划分上一般是词的语法功能即以能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为依据。黄廖本认为“语法功能”指词在语句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词与词或者短语的组合能力。胡本也基本是这样表达。二者都采用两分法，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但是，由于对词的语法功能内涵的把握和采用其它辅助标准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两家对实词和虚词所包含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

（一）都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种。根据谓语，大致都把主谓句分为名词性主谓句、动词性主谓句、形容词性主谓句和主谓谓语句。黄廖本划分更详细，还对非主谓句进行下位分析。

（二）在句法成分上，胡本只有传统的六种成分，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大成分，而黄廖本增加了动语和中心语两个成分，这样显得更加严密，因为谓语是与主语相对的，动语是跟宾语相对的，中心语是与定语、状语相对的。

（三）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分析，二者都注意从语义和语用平面入手，形成句法、语用和语义三个平面的语法分析。黄廖本进一步分析了主语和宾语在句子语义上是施受关系，指出主语、宾语与施事、受事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把它们分为施事主语（宾语）、受事主语（宾语）、当事主语（宾语）三个意义类型。

（四）两本教材都把“把”字句和“被”字句作为动词谓语句的特殊形式做了深入的讲解，但在黄廖本中还有连谓句、兼语句、双宾句、存现句，在胡本中把连谓和兼语这两个放到动词性谓语中讲，比黄廖本显得简略一些。

（五）胡本所说的特殊成分跟黄廖本的独立语相当，其中的全句的修饰语，一般是作为状语分析，属于黄廖本中的插入语，其他两项相当于称呼语、感叹语、拟声语。

（六）在句子分析上，二者采用差不多的分析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综合起来的直接层次分析方法，与短语分析相对应。

在复句章节中，胡本认为一个复句包含几个分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有一定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语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的。按照分句之间的关系，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型。认为联合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平等地连接起来的，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分不出主次。而偏正复句是由偏句和正句构成的，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从种种关系上去说明、限制正句。按照分句间的关系把联合复句分成并列、连贯、递进、选择关系四种复句，把偏正复句分为因果、转折、条件、让步关系四种复句。

黄廖本认为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句子即分句组成。分句是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言单位。根据分句间的意义关系可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联合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上平等，无主次从之分。偏正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有主有从，也就是有正句有偏句。联合复句又分为并列、顺承、解说、选择、递进五小类。偏正复句又分为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目的五小类。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对复句的大体认识相同，但在分句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胡本认为有八种复句，而黄廖本认为有十种。胡本的连贯复句相当于黄廖本的顺承复句，胡本的让步复句归入黄廖本的转折复句中，而假设复句又从胡本中的条件分出来。此外，黄廖本还另外分出解说和目的两种复句。

胡本把分句间的停顿取消了，或者有一些词语省去的复句叫做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直接用“紧缩句”来表示这种形式，不过胡本只提到偏正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包含联合和偏正复句这两大类。

黄廖本里还有句群这一说法。它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根据句际关系，可以把句群分成并列、顺承、解说、递进、选择、转折、因果、目的、假设、条件等等。这与复句关系有对应关系。本书把句群编入语法部分，是从学习复句和连词的用法角度来考虑，掌握句群知识有助于理解语言，运用语言。而胡本不在语法篇章中考虑这些问题。

六、结语

上述两部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繁简与通俗的协调上，各有千秋。由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这两部教材的编写在体系框架、语法点的选择与分析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做出下面一些小结：

二者在大的语法框架上，基本一致，都能吸收新的语法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次，它们又有不同的特点，相对黄廖本，胡本较为简约。特别在句子成分的介绍上，黄廖本用了大量的篇章来构建这个系统，建立起相对严密的系统，并在逻辑推理和划分标准上尽量做到一致，使其能够量化，可操作性更强。再次，胡本采了用许多传统术语，并进行了一些创新，现在大多数为大家所采用，而黄廖本在术语的规范性上更加科学合理。胡本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的尝试，现在也为大家所采用，这在黄廖本中更进一步做出论述。在实用角度，胡本体系清晰，而黄廖本有大量的例释，并配有详细的图解，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孙建强.论黄、廖《现代汉语》（增订本）的语法体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许光烈.黄廖本《现代汉语》求疵[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徐晓琳.四本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之比较[J].东南传播，2007，（10）.

肖 钢.几部通行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比较分析[D].吉林：延边大学，2003.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第12篇

论文摘要: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这一特点跟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关,也跟现代汉语的特点有关。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常有学生问起这两句诗怎么读,因为他们感到前后两句读起来很不协调,这涉及到汉语的语音节奏问题。

一个句子,诵读时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念,也不可能整个句子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如果读得慢一些就不难发现,它是可以分为一个个很小的语音单位的。这个很小的语音单位所包含的音节有多有少,但以双音节最为常见。例如“我是老师。”“妈妈刚从学校回来。”(“”代表可略作停顿处)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是两个音节一顿。所以吕叔湘先生说:“在现代汉语的语句里,双音节是占优势的基本语音段落……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1]

为了实现语句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人们常常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字,使单音节变为双音节,这个字没有意义,只起衬字作用。例如“鼻子、耳朵、老虎、顺着”;一些多于两个音节的词,常常减缩为双音节,例如:“豆沙包——豆包、第二中学——二中、空气调节器——空调”等。

四音节的语音段落具有很强的双音节倾向,其中大量的可以从中间作语法切分,语音上也可以在这里略作停顿,这时其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是一致的。例如:

任重道远破釜沉舟异曲同工水落石出画蛇添足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例如:

一衣带水青出于蓝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按语法、语义切分为:一衣带水 危在旦夕顾全大局 三十六计

按语音切分为:一衣带水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所以郭绍虞说:“汉语中四言词组即使在意义上不能看作两个双音词的结合,但在念的时候,还是可以不顾意义,读作两个二音步。”[2]

语法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不一致并不限于四个音节的语音段落,在一般的语句里也是存在的。例如:

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法切分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音停顿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由此可见,两个音节之后能稍作停顿的地方,有时和语法结构关系很不一致。这说明双音节的确是现代汉语主要的节奏倾向。“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语音停顿应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也就和第一句“苦恨年年压金线”语音停顿一致,读起来就顺口了。

当然,所谓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并不是要求写作时每一个节拍都安排两个音节。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一字一顿,三字一顿,乃至更多音节一顿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每一个“顿歇”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大体相当,只是音节松紧的程度不一样。例如:

狮子、老虎、鹿;邢台、邯郸、石家庄

“狮子、老虎”、“邢台、邯郸”都是两个音节;而“鹿”是一个音节,“石家庄”,是三个音节,但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和双音节大致相同。只是双音节节奏适中,而单音节比较舒缓,音节可适当延长,多于两个音节读起来比较急促,因为音节被紧缩了。

现代汉语之所以具有双音节化的节奏倾向,同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关,也跟现代汉语的特点有关。

第13篇

［论文内容摘要］持续体标记的形成，是一个动词进行系列语法化的过程。本文从共时、历时两个角度，重点考察了汉语南北方言表持续体标记的本字和南北差异的成因，认为造成持续体标记南北不同的原因是：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两汉）早于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因此体标记“到”早于“着”产生，而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

一、引言

体标记又叫做“动词词尾”“态标记”“状态补语”“动态助词”，是动词补语的一种，附在动词后面，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情貌。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方言地图显示，在北方方言里，表示动作的持续或进行主要用体标记“着”表示，而长江以南（本文统称江南，下同）方言动词的持续貌和进行貌主要用“到”和“起”表示，其中“起”主要集中在西南官话和湘语区，不如“到”分布广泛。

二、江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类的分布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发表的论文表明，用“到”类字作持续体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吴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区的多数方言点，闽语、粤语、客语区也有分布。长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庆方言也有表持续的“到”，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的湖广移民传去的，是受长江以南的方言影响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哒[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这些持续体标大多数可以同时用作完成体标记，本文只论述它们表持续的用法。例如：

（1）江西南昌话：坐到[tau0]吃比站到吃好些。

（2）湖北武汉话：他先找了老张，跟倒[tau0]又找了小李/他站倒说

（3）四川成都话：莫得活路做，只好在屋头耍倒[tau上声]/他说倒说倒就哭起来了

（4）贵州贵阳话：好好听倒[tau上声]/围倒他要糖吃/讲倒讲倒的笑起来了/顺倒

（5）安徽宿松话：椅到[tau上声]，不要动。

（6）湖南华容话：手抓倒[tau上声]绳子!/你顺倒这条路走

（7）浏阳话：钱留倒[tau0]搞么哩？留倒讨婆娘/桌上放倒一本书

（8）临武土话：含到[tau上声]眼泪/坐到咬好，还是椅到咬好

（9）沅陵乡话：他牵倒[tao0]那条牛/望倒吾笑/坐倒[tau0]食比竖到食好

（10）广西柳州话：张老师上到[tau上声]课，你等一下/想到想到自己都好笑/按到他讲的去办

李蓝认为西南官话贵州话表持续的“倒”的本字是“到”。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卷的描述，在“到”读成“倒”的地区，方言轻声都不明显，口语中词后缀常是重音或中音，调查者将“倒”多记作53或54调值，实际上，上述地区后缀“倒”发音短暂模糊，相当于普通话的轻声。在普通话里，动词后的结果补语“到”就是读轻声的（如“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另外，在古代汉语中，“倒”是“到”的通假字，“到”记作并读成“倒”不足为奇。

除“到”外，江南表持续的体标记还有“哒[ta]、得/的[te]、底[ti]、老[lau]、牢[lau]”等。如：

（11）湖南长沙话：你跟我徛哒[ta0]/坐哒看书/治哒治哒就治好哒/照哒咯条路笔直走

（12）辰溪话：我向哒[ta上声]他在/车子上装哒好多萝卜/讲哒讲哒在就困着了

（13）山西武乡话：他点的[te0]灯作饭咧/门口立的一大群人

（14）湖南江永土话：义老大再复记倒[lau阴上]了“好吧”/跪倒

（15）江苏苏州话：对牢[l?覸阳平](对着)

（16）浙江杭州话：对牢[l?蘅阳平]/我扶牢你走/你坐牢不要动（以上例句来自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

上述例句出现的持续体标记，处于“动词+X+处所名词”或“动词+X”结构，表示动作本身持续或由动作所产生结果的持续，本身没有词汇意义。

江蓝生认为“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的X位置上的“得”“的”“底”是介词“著”语法化过程中产生的由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逆向音变，但多数学者认为该结构中的“得”“的”“底”源自介词“到”的轻读音变。石毓智认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常会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表现在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到”的弱化方式如下：“到[tau]”失落韵尾“哒[ta]”央元音化“得[te]”元音高化“底/的[ti]”，或者按另一种方式弱化：“到[tau]”声母边音化“牢[lau]”失落韵尾成“牢[l?覸]”元音后高化成“牢[l?蘅]”。本人认为后种解释与历史音变方向相符，应该可信。而且，在第一部分的方言例句中，“到”除了表示动作的动程和方向外，由于前面的动词表示的动作本身或动作产生的结果都是可以持续的，它还可以表示动作后的状态或结果，具备“在”的语法意义。因此“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X位置上的“到”具备这两种语法意义，表持续的体标记“哒[ta]”“得[te]”“底[ti]”“老[lau]”“牢[lau]”等与“到”的语法意义一致，实际都是“到”语法化过程中在不同方言点的语音弱化现象。

三、持续体标记北方方言中的持续体标记“着”“子、之、仔”的分布

梅祖麟认为北方方言中持续体标记“之、子、仔”是方言记音字，本字是“着”，因此，“着”“子、之、仔”实际上是同一字的语音变体。

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研究显示，持续体标记“着”“子”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汉语方言里，如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宁夏、青海、安徽、江苏等地，用法与普通话中体标记“着”的用法相同，都用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例如：开着会/低着头说/门开着/矮着一大截/围着一群人四、有关现代汉语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不同的原因讨论

持续体标记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动词演变而来的，是一个实词进行一系列语法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语法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任何一个虚化成分只要其语法化程度没有达到极限，都有再语法化的可能。

根据何乐士等学者的研究，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是从春秋-两汉时期开始的，而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并且当时它的语义和语法作用相当于趋向补语“到”。石毓智指出，每个动补结构从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都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和特定句法环境，一个动补结构出现的时间决定了它形态化的早晚，出现早的动补结构形态化的时间也早。我们不妨推测，体标记“到”的产生应早于“着”。历史语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李讷、石毓智的研究，“真正的表示进行态的‘着’在宋代还没有出现，其用法还只限于‘存在’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这时期表示状态持续的用法也已经有了”。例如：（17）百理具在，平铺放著（《二程集》）。

（18）人虽睡著，其识知自完……（《二程集》）

“着”真正表示动态行为的正在进行的用法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例如：

（19）见他战笃速惊急列慌慌走着（《陈季卿悟道竹听舟[元刊]》）。

（20）冯妈妈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金瓶梅》三十八回）。

（21）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红楼梦》三十三回）。

北宋时期，持续体标记“到”已经出现，并见于官方文献中，并一直延续至现代南方汉语方言：

（22）臣等窃闻昨夜萧禧在驿，与馆伴执到白札子商量王吉地、义化辅、黄嵬大山、石长城、瓦窑坞等处已定（《乙卯入国奏诸》）。

（23）帖黄。……臣等早来赞资政殿进呈白札子一道，并续签帖到事节，谨具缴连进呈（《乙卯入国奏诸》）。

持续体标记“到”的轻读音变形式“地”“得”“的”“底”在宋以后更是大量出现：

（24）只见他在那里住地，依旧挂招牌做生活（《碾玉观音》下）。

（25）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简帖和尚》）。

（26）赵宣子齐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皇明诏令·武士训戒录》）。

（27）西门庆已在前厅坐的（《金瓶梅词话》）。

（28）在屋里坐的听唱（《金瓶梅词话》）。

（29）那河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元朝秘史》卷1）。

就持续体标记“着”产生的地点来说，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产生，原因是：以“着”为代表的持续体标记在现代方言里主要分布在北方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等北方区域。由于北方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体标记“着”虽然在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但代表官话语素，加上官话方言是一种整合力较强的语言，所以“着”在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内部的调整和规范中胜出，成为元以后持续体标记的书面用字，广泛见于近代白话小说。

曹广顺认为在唐五代动态助词（即体标记）产生的初期，大多数助词都有相似的发展过程，造成了某些助动词在表示动作获得结果、完成、持续等几种功能上的重合，后来经过调整和规范，恢复了平衡。唐五代动态助词产生初期，表示持续态也许主要是由现代方言中存在的体标记“到”“起”“住”“紧”“着”等共同担任的，但多个成分担当同一个功能，与语言简明、精密的要求相背离，造成了系统内的不平衡，所以必须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由于南方所处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封建势力的割据，南方方言往往呈现出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持续体标记并存的情况，比如说，在湘语区，“哒”“倒”和“起”可能并存；在吴语，除了用动词后面加介词短语的形式表示持续意义以外，一些地方还有使用“仔”或“倒”的情况；在粤语区，“紧”“住”和“倒”可能并存；在客家话中，“紧”和“稳”可能并存、“紧”或“稳”和“倒”可能并存；而由于北方地形的平坦、交通条件的便利和政治上的相对统一，北方方言的整合力较强，许多地方只用一种持续标记。

为什么持续体标记“着”在江南没有得到大量推广呢？

根据刘晓南和大多数方言学家的观点，历来南方方言的形成是受北方影响，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北方方言代表了较新的汉语方言层次。由于持续体标记“到”比“着”产生得早，随着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北方移民南渡长江，先于持续体标记“着”传播到了广大南方地区，显示了汉语方言较早的历史层次，而持续体标记“着”反映了汉语方言较后的历史层次，是汉语后起的用法。我们可以从以“到”为代表的[t]声母的持续体标记（如“到、得、的、底”）遍布全国现象找到这一推测的证明。而自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中原移民不再发生，代之以由东至西的移民，南北方言进入了自身内部发展演变时期，现代汉语中出现这种持续体标记分南北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唐五代—宋朝时期是近代汉语助词体系形成、新助词全面产生、调整并稳定下来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产生时间、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移民先后和方言的影响力等因素的不同，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呈现不同分化：北方趋向统一，以持续体标记“着”为主；南方呈现多样，以持续体标记“到”分布最多最广。

参考文献：

1.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载《语言研究》2004年第1期。

2.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武汉、成都、贵阳、南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李蓝：“大方话中的‘倒’和‘起’”，载《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4.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载《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7.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9.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刘晓南：“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2.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14篇

50年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提出morpheme这个术语并传入我国，morpheme最早时被译作形素，指的是词的形态成分，而后被译为“词素”，在“词素”这一译名流行的同时，morpheme的另一译名“语素”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吕叔湘先生根据熙先生的建议把它译作“语素”，用来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词素”和“语素”这两个名称一直在不同的汉语研究著作或教材中使用。

为了更好的区分这两个指称，发现它们内在的特点以及产生不同的根源，笔者通过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阅读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四种不同派别。

一、语素派

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重申了他的观点，指出“morpheme作为最小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不管他是词还是词的部分，译作语素最合适，不仅把语素定义为‘最小的语法单位’、‘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并且对语素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语素这一名称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的特点，并且采用“语素”这一名称可以避开划分词的矛盾，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的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为了避开是词与否这个棘手的问题，采用语素说确有其方便之处。

陆俭明在《现代汉语语法教程》中采用“语素派”的观点，指出：“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结合体，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语素的功用有两个，一是用来构成词，二是构成包含在词内部的、作为词的组成成分的一种语素的组合‘语素组’，得出语素是词的‘建筑材料’的结论”。

董义连、胡宇慧在其论文中《黄廖本《现代汉语》不同版本词汇系统语素问题比较研究》指出：“词素”和“语素”都是morpheme的译名，但实际上二者从概念的外延、内涵和功能等方面都存在差别。从汉语实际情况看，如果仅仅研究词的内部成分，不涉及其他方面，“词素”这个术语是恰当的，如果把morpheme作为一级语言单位来研究，并进一步扩展到语调、停顿、重音等超语段语素来研究的话，用“词素”就不如用“语素”这一术语内涵更严密，外延更精确。

同时支持采用“语素”观点的有胡壮麟、黄伯荣、廖旭东、王峤、张志公、刘小南、李仁孝等等，并且在其语法作品中采用了语素的提法，其理由如下：

1.“语素”先于词，“词素”后于词；

1.“词素”不限于构词，可以组合成词组（短语），可以附加于别的词、词组（短语）或句子之上，还可以“直接进入句子”或者“独立成句”，而“词素”不然；

3.用“语素”方便分析，“词素”不然；

总之，采用“语素”派的观点认为，“语素”这一名称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并且采用“语素”这个名称可以避开划分词的矛盾。

二、词素派

陆志伟《汉语的构词法》使用了“词素”这一概念。其中指出：“汉语的词不那么容易提选，最方便、也是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凡是有意义的音节先都当做词素。其中又能独立的，当它独立的时候，词素等于词。当它在语言片段里不能自由运用的时候，词素+词素才是词。”应该说，陆志伟的“词素”的概念已经非常明确。

张寿康对词素的理解是：“从构词法的角度看，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比如‘语言’是‘语’和‘言’两个词素构成的，‘喷’是一个词素构成的，所以从构词法的角度说，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最小的语言单位’。”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寿康认为“词素”不仅指作为词的构成成分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而且也包括可以单独成词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宋玉柱的《也谈词素和语素》中提出：“首先，我认为，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说，应该保留词素而舍弃语素。词素是词当中分析出来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而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这些定义都己是大家公认的。在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之前，只能采用一种说法。而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词素是构词成分这一观点更加顺理成章.其次，为了尊重传统，即尊重大多数人的习惯，并且提出“复合词素”这个概念。

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主张使用“词素”一名，提出如下四点理由：

1、词素是音义结合的最小构词单位。任何一个词都是由词素构成的，而词素也只是用来构词的，是构词元素。

2、一个词可以由一个词素构成，也可以由几个词素构成。

3、有些语法单位既是语素又是词，作为词它们可以单独造句，并不能说这种词素是直接造句的，从分析手续上说，这些词素是先构成一个单纯词，然后再以词的资格去造句的。

4、如果可以说词和词组都是从句子里分析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说词素是从词里分析出来的。

同时持相关观点的有谢卓绵、刘晓红、张小平、唐子恒、贾宝书等在他们的语法作品中均同意并采用词素的提法。

三、语素词素并行派

持“语素”和“词素”并行这种观点的，尤以刘叔新为代表，刘叔新在其近著《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说：“词的构造成分，一般提出的就是词素或语素。传统语言学采用‘词素’，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之后较多采用‘语素’。在选择了‘语素’之后，‘词素’仍可留下而派以新的用场，这就是说，‘词素’和‘语素’可以作为两个不一样的术语而同时并存。只须把‘词素’的定义加以改变。”

彭丽萍《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研究》中认为：“词素是词或词干的直接组成成分，是一个词能够划分出的小于词的构词单位。语素则是相对于整个语言系统而言的，它是语言中的最小音义结合体，它可以是词素，也可以是词或词的组合，词素是词汇研究中的重要的单元，而讲汉语的语法，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从此看出，其对“语素”和“词素”均采取支持的观点。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中也提及到语素和词素的问题，虽然他认为“语素”是由英语morpheme翻译而来，用“语素”这一名称更好一些，但是也可以译为“词素”。因为的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词素的划分必须后于词，而汉语中词和短语的划界，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可此可彼或两难的现象。

四、语素词素取消派

近年来一些学者否定语素的存在。其中以徐通锵（1997）为代表，徐通锵先生在他的巨著《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中，提出汉语研究要以“字”为本位，把“字”定义为“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他认为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语素既没有理据，也不是句法的最小结构单位，字与语素无法相互类比。这是“字本位”派与“汉字文化”派的主张。

以徐通锵为代表的字本位思想是一种以“字”为基本粒子的汉语言系统观。汉语社团中有心理现实性的语言单位是“字”，字是语音、语法的交汇点，是语法的研究点，而“语素”则没有心理现实性。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如今主要是以采用“语素”派和“词素”派的观点为主。他们的分歧在于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而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主要是从构词法的角度划分的，而“语素”则是相对于整个语言系统而言的。

参考文献：

[1] 董义连，胡宇慧.黄廖本《现代汉语》不同版本词汇系统语素问题比较研究[J].语文学刊.2011（05）

[2] 宋玉柱.也谈词素和语素――与刘叔新先生商榷[J].世界汉语教学.1992（03）

[3]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02）

[4] 贾宝书.论词素系统[J].淄博师专学报.1994（03）

第15篇

关键词：情态；情态动词；分类

情态动词是表达情态意义最主要的载体。因为情态动词固有的复杂性，在情态研究中，情态动词引起了语言学家最多的注意，研究过程中也存在最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情态及情态动词

西方对情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研究。而现在情态研究中动力情态、义务情态等概念可以在 Von Wright那里找到源头。Lyons(197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比较系地论述了语言中的情态，现在的情态分析都受到他的理论框架的影响。目前大家比较接受的看法是语言中有三种基本的情态：第一种是动力情态，表达的是真实世界的能力、意愿问题；第二种是义务情态，义务情态与逻辑上的义务与允许有关；第三种是认识情态，它断定或蕴含相关命题是已知的或信念中的。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情态动词在语言里是一个表达情态意义的封闭的功能类。原因是，这一类动词表达了一个可以形成自然的语义类的语义；而且，这个封闭类(或相对封闭类)的成员，具有相同的句法特征。但是，情态动词，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情态动词，它的名称、分类、归类，它与其他词类的关系，它在句中的功能，甚至这个类的成员的数量，某些成员的身份等问题，都还存在着很多争议。

因为对这类词的观察角度不同，对同一认识对象，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冠以不同的名称。这在语言学史上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而情态动词大概是被给予较多名称的一个范畴。但名称的不同，“这似乎是名词术语之争，无关宏旨，其实不然，它关系到如何准确地描写语言现实的问题”。这一类对象在汉语语法学者的研究历史上曾冠以如下不同的名称，当然从不同的名称中也可以窥见命名人对这一类词的某些认识。主要使用过的名称有：助动词、助动字（使用这两种名称的如：黎锦熙和熙等。）、能愿动词（如王力就使用这一说法）、衡词（由如陈望道、陈光磊使用这个术语）、能词（由高名凯提出）、情态动词（使用这一名称的有许和平、朱冠明等）。

对同一认识对象，冠以不同的名称，反映了学者们对该认识对象不同的认识，虽然如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认为情态动词是一个可以用某些标准与其他词类相区别的类，而且是一个具有封闭性的类。

二、情态动词的分类

情态动词的分类，在学者们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同的方法，大量的文献都采取了比较概括的义类分类法。

（一）王力和丁声树的分类

王力(1943)把这类词分成两大类:可能式与意志式。在可能式之下分出可能性、必然性、必要性。但他的“可能性”包括“能、能够、可、可以、得、会、善、配”；而意志式也包括“敢”，原因是“有了意志，有时候还要有胆量，所以‘敢’是帮助意志的”。

丁声树(1961:89-93)则把“助动词”分为三类，即表示可能的、表示意志的和表示情理上、习惯上或事实上的需要。而再从下面分小类，则比以往的文献要细致一些，如表示可能的“细分起来，有三种意思。第一‘能、能够、会、可以’表示力量上做得到做不到”；“第二，‘能、会、可能’表示事实上有没有可能”；“第三，‘能、能够、可以’表示环境或情理上许可不许可”。后来的许多文献都基本上循着这个思路来对情态动词进行分类，应该说有的己经做得很细致，对这类词的表义功能也已经描写得很深入。丁声树对“表示可能的”这一类的下位类，从具体的操作上看，己经能看到情态动词的多义性特征。

但是，也有学者批评这样的分类存在问题，因为这个分类方法“没有注意到情态动词语义特征的层次性，用处于不同层级的语义特征作为划分义类的标准，造成了分类上的混乱，分出的类也缺乏一致性”，而“这样划分出的义类在句法上的差异性必然超过一致性”。

（二）Tiee和朱冠明的分类

Tiee（1985)从情态语义类出发，把汉语的情态动词分到三个情态意义类，即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每个类又分成“可能性”和“必然性”两个等级 等级

情态类型可能性 必然性 认识情态 会 该、应该、应当 道义情态 能、能够、可以、准、许 得、必得、必须、要、需要 动力情态 能、要、肯、敢、愿意 得、必得 以上是Tiee(1985)汉语情态动词分类表。

可以看出，这个分类表虽然很整齐，但并不是很详备，比如，有些学者认为现代汉语情态动词表达的情态语义是情态动词的成员并未列入，而只囿于逻辑上的等级分出“可能”与“必然”两个等级，很难说真正符合语言事实。

朱冠明（2005）对情态动词的分类与Tiee的分类有一定的相似点。他以Palmer对英语情态动词的分类为参照，并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对汉语情态动词作出如下分类②：

朱冠明在分类上参照Palmer对英语情态动词的分类。 Palmer不仅深入地分析了英语的情态动词，而且在掌握大量的不同类型语言(包括汉语)中有关情态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人类语言中的情态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他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尽管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谱系的语言，但在情态这一语法范畴上，二者却有很强的共性，都是以情态动词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和范畴的主要成员。

（三）其他分类

也有的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对情态动词进行分类。

曹逢甫（1990：382-387)根据主句主语是否由包孕句主语提升③而来，情态词可分为：提升情态词、控制情态词和认识情态词。提升情态词、控制情态词的分类与认识情态、道义情态之间的分类存在大体上的对应关系。这样，就把语义与语法功能联系了起来，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属于道义情态的“应该”和“可以”就是他所说的“义务情态”，本不应该是提升情态词。但是在句法表现上却都具有主语提升功能，这大概又是一个属于边界模糊的问题。

于康(l996)把助动词分为命题内成分和命题外成分，也是联系语义与语法来对情态动词进行分类的做法。虽然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但对深化情态动词的语义系统的认识很有意义。

彭利贞（2005）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考虑到现代汉语情态动词的多义性，把情态动词又分为单义情态动词和多义情态动词，在多义情态动词中又区分了典型、较典型和非典型多义情态动词。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情态动词的研究已经很多，对于情态动词的名称和分类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情态动词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名称和分类。

注解：

① 转引于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8页。

② 朱冠明《情态与汉语情态动词》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第19页。

③ 曹逢甫《汉语的提升动词》中国语文，1996(3)：172-182。

参考文献：

［1］ 曹逢甫.国语的句子与子句结构［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2］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4］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