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非常规货币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第3篇
论文摘要：油页岩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资源丰富和开发利用的可行性而被列为21世纪非常重要的接替能源，它与石油、天然气、煤一样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页岩油类似天然石油，富含烷烃和芳烃，但含有较多的烯烃组分，并且还含有含氧、氮、硫等的非烃类组分。页岩油的性质，因各地油页岩组成和热加工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分析开发油页岩的意义和美国开发的现状。
美国是全球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70%以上。其中70％的资源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其中以科罗拉多宾塞斯（Piceance Basin）盆地储量最为丰富。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年在29届科罗拉多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绿河页岩油的潜在储量，约为1.5 ×1012bbl，比以前估算的1×1012bbl增加了50%。
根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估算，美国的油页岩资源可开采多达2万亿桶石油，这一数字是沙特阿拉伯已知石油储量的8倍，这也是布什政府对开采油页岩寄予厚望并给予强烈支持的原因。
一、开发油页岩的战略目的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金本位制后，美元开始了长达40年的贬值之路。从黄金的价格就能看出美元的贬值路径：当初的35美元能从美联储兑换一盎司黄金，到现在为1700多美元每盎司。黄金还是那黄金，不过美元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元。那为什么在美元逐年贬值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持有美元或美国国债呢？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而且美元背后有石油做支撑，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占据了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各国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就必须使用美元，这样，使得美元能成为国际货币长达40年之久。
在石油资源耗竭之日，美元也将失去这个支撑，所以美国政府为了巩固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居安思危，正在寻找美元的下一个有力支撑，这个新的支撑就是新能源（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这里包括页岩油）。可以设想，也许未来某国要进口页岩油必须使用美元，某国要购买美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必须使用美元。稳住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展新能源的最高战略目的。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纽约期货交易所价格11月16日再次突破100美元每桶，开发油页岩可以减少对外国原油的依赖，缓解油价高涨的背景下进口原油的压力。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英国《每日电讯报》2011年10月24日称，美国目前的石油自给率已经达到72%，而10年前约为50%，报道还称，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实现燃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那么，美国在中东战局上将会减少束缚。以前在中东地区搅局，会担心国际油价上涨而传导到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并扩大贸易赤字，这样会冲抵获得的利益，现就不一样了。在未来，美国还能将国际原油价格作为利器，通过华尔街来炒高油价，打击那些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像中国、欧盟等。
自从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疲软，大力发展页岩油可以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有学者预计，油页岩的开发将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对美国经济产生8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再者，油页岩的开发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促使部分国外的资金流回美国，寻找投资机遇。目前在美国从事油页岩勘探的公司主要有EOG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Whiting Petroleum以及Brigham Exploration等。自去年8月国际油价启动上行攻势至今，上述4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30％、75％、62％和110％。
通过开发油页岩，还可以确保美国安全地获取战略性燃料，满足国防需求。对油页岩进行商业性开采具有重大公共意义，包括提高液态或气态燃料的可得性，加强军事反应能力，降低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减少石油进口，更好地实现联邦和州权利金收入、税收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等。 转贴于
二、美国开发油页岩的发展现状
在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法，为油页岩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例如，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发展非常规能源的《2005能源政策法》，明确了油页岩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并且命令能源部协调和促进油页岩资源的商业性开发。
能源政策法出台后，2005年内政部土地管理局（BLM）还成立了油页岩工作组，解决公共土地内油页岩的准入问题以及公共土地中油页岩开发的障碍；2006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内政部在2007年将全国油页岩分布区土地资源的35%出租给石油公司，同时规定暂时免除石油公司发展页岩油产业的纳税义务，力争减少政府和地方团体对项目实施的不利影响。能源政策法也掀起了美国油页岩开发研究的新，2006年美国内政部己批准了6项矿产土地招租项目给埃克森美孚、壳牌等石油公司，支持其开展油页岩干馏炼油试验。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0年在第30届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位于犹他州东部与科罗拉多州西部的犹因他盆地（Unita Basin）绿河油页岩层系潜在页岩油储量的最近评估结果，约为1.32×1012bbl，与科罗拉多州宾塞斯盆地（Piceance Basin）的1.53×1012bbl相当。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页岩油公司、雷得里夫公司、油页岩开发公司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开发进展。除了上述公司已开展或准备开展地下干馏、或地上干馏中试外，还有约20几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开展油页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依达霍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木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等，还有卡罗拉多矿业学院、犹他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以上20几家机构对油页岩研究的内容很广泛，涵盖了资源、地质、干馏、燃烧、环保、水供应等。
美国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一些大石油公司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地下或地上干馏现场试验，但至今没有工业生产。美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在开展有关油页岩的应用基础研究。但是，工业化生产是迟早的事情。美国银行的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说：“美国是对去年的全球石油供应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每日净增39.5万桶。”他把北达科他的油田比作另一个北海。随着新油田投入生产，美国的页岩油总产量“肯定会明显增加”，到这个10年的中期可能会达到每日550万桶。这个数字是2009年的10倍。布兰奇说：“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持续下降的同时，欧洲的依赖性却不断增加，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供应垄断者的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1] 时寒冰.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 张秋明.美国油页岩资源的战略意义与政策选择[J].国土资源情报.2005，（07）：16-17.
[3] 钱家麟、王剑秋、李术元.世界油页岩开发利用动态——记美国第27届国际油页岩会议[J].中外能源，2008，（01）：11-13.
第4篇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国际比较；优化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37-08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实施情况
（一）出台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大范围违约事件发生以及重要金融机构倒闭，金融体系信用急剧紧缩。主要发达国家立即大幅降低基准利率以注入流动性。但面对一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市场主体信心严重不足，金融机构继续紧缩信贷，导致各国央行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停留在金融体系中，市场陷入典型的“流动性陷阱”，英美等央行继而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政策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继续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效果普遍低于预期，并衍生出财政赤字扩大及通胀压力增强等问题。
传统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及传导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和传递宽松预期上体现了传统货币政策所不具备的优势。央行可以通过购买低流动性资产、提供高信用等级债券、扩大抵押品范围等措施向部分金融机构定向投放流动性，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并通过激励机制设计，促进它们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降低部分行业的融资成本，提升对经济发展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这对抑制经济恶化、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蔓延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状态，一方面要清理存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使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要实现调结构、稳增长，增加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由于我国流动性总量盈余、结构性短缺并存，继续实施总量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资源向少数部门集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很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泡沫泛滥、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等问题。为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经济任务，央行不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2013年初，央行推出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2014年4月25日央行第一次实施了一批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同年7月，央行对国开行发放3年期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同年9月，央行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进行规模达50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同年9月和10月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投放基础货币5000亿元和2695亿元，等等。
（二）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从国际视角来看，为提高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的能力，同时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流动性缺口”导致的部分领域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一些发达经济体早已着手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创新，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之中，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英国央行融资换贷款计划、欧洲央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以及美联储定期贷款拍卖。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出台的背景均与实际资金流向和政策导向不一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有关。因此其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对理解和完善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国际比较
从英国的融资换贷款计划、美联储的定期贷款拍卖以及欧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运作模式来看，这三种创新工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英国
1. 出台背景。欧债危机后，英国经济陷入困境。2011年11月失业率为1996年来的最高水平，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降至历史低位。同时，信贷增长陷入停滞，信贷市场利率不断走高。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MPC） 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幅降息至0.5%的历史低位，以及展开QE购买规模达3750亿英镑的资产，然而这些全局性的宽松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两年内英国GDP和信贷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
2. 主要内容。2012 年7月13日，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联合推出了一项为期4年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FLS），总规模800亿英镑，只要有充分的抵押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每新增1英镑，便可获得5英镑的融资额度，且最高数额无限定。
FLS的运作机制如下：英国央行向国债管理局换取短期国债，FLS参与者使用包括家庭和企业贷款在内的多种抵押品（低流动性资产），根据其新增信贷情况，英国央行提供短期国库券（高流动性资产），并根据抵押品性质收取相应的费用。银行可出售换来的国库券或将之作为抵押品在债券回购市场融入资金，到期后归还相应国债。
FLS目前已经实施两轮，2012年6月―2014年1月为第一轮，参与机构主要是英国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贷款对象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第二轮从2014年1月到2016年1月，也称为延期FLS，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大到相关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对象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再对住户部门提供信贷支持。
3. 激励机制。在FLS的运作中，央行处于被动的一方，为提高银行机构参与的积极性，英国央行对运作机制进行了精心设计。一是额外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量正向挂钩，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信贷供给。FLS的额外融资额度与参考期内贷款投放挂钩，且对中小企业贷款赋予更高权重，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越多，获得国债额度越高，且成本越低。二是所需缴纳的交易手续费与新增信贷量反向挂钩。在基准期内，只要银行实现了信贷扩张，只需缴纳最低档次的FLS手续费；而银行一旦收缩信贷，不仅没有额外的融资额度，而且在使用基本融资额度时将缴纳较高档次的FLS手续费。
（二）欧元区
1. 出台背景。2013年以来，欧元区经济表现同英国相似：经济持续负增长、失业率连创新高，汇率上行致使输入性通缩压力加大，信贷市场持续收缩。欧央行曾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银行用国债等安全资产作为抵押品，以较优惠利率向欧央行融入资金。然而，银行并未因为利率降低就向私人部门贷款，而将资金用于购买国债，该计划没有对中小企业产生足够的推动作用。
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无果的情况下，欧央行于2014年6月5日首次推出了包含负利率在内的一篮子货币宽松措施，其中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TLTRO）倍受市场关注。
2. 主要内容。与FLS类似，TLTRO由欧央行主导，遵循公开市场操作的流程，凡合格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只要满足欧央行的最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财务稳健的要求）均可单独或以银团方式参与。参与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合格抵押品进行抵押，欧央行按照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贷款额（除房贷）的一定比例，提供低息再贷款。金融机构可将资金投向以企业为主的私人部门，但不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支持债券（MBS），以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中小企业。
自2014年9月起，欧央行共实施8次流动性供应操作，统一于2018年9月到期。2014年9月和12月实施第一阶段（1―2轮），根据2014年4月30日合格贷款余额的7%来确定每家机构的初始限额，资金价格在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MRO利率）的基础上加10个基点。2015年3月到2016年6月按季实施第二阶段（3―8轮），根据合格贷款净增超过基准值部分的3倍核定累计限额。如果机构的合格贷款投放达不到欧央行规定的标准，则必须提前两年强制归还所有TLTRO资金，同时对逾期偿还机构实施经济处罚。
3. 激励机制。为吸引银行机构参与，欧央行对细则进行了以下设定：一是与FLS一样，将流动性释放与银行贷款的发放正向挂钩，且结合欧元区的银行业状况进行细致划分。参与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银行最多可以借到的资金为截至 2014年4月30日该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私营领域全部贷款额的7%，银行实际获得的流动性额度取决于该银行新增信贷情况。二是欧央行对“基准”的制定更加有利于鼓励银行放贷。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正，且在此时点之后开始增加贷款的银行，“基准”持续为零，激励其继续增加贷款；另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负，且在此时点后仍在去杠杆的银行，其在2015 年3月第一次参与TLTRO的“基准”为12×（2014年4月30日之前12个月的平均净贷款头寸），3月之后参与TLTRO基准均设为零。
（三）美国
1. 出台背景。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随着危机深入，金融机构之间正常的信贷机制遭到破坏，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许多商业银行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下半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升至7%左右。2009年3月，美联储推出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QE1）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银行凭借成本较低的资金购买具有较高收益的政府债券，却未用于支持国内经济复苏。
为带动不断下滑的实体经济，美联储开展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激活相关资产证券化市场，解决因商业票据利率上升导致企业融资贵的问题，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
2.主要内容。第一，定期贷款拍卖（Term Auction Facility，TAF）。美联储于2007年12月推出TAF，是美联储通过招标的方式向存款机构（达到一级信贷要求并且财务状况较为良好）提供融资便利的机制。美联储预先公布拍卖总金额，金融机构提交贷款利率报价（最低报价利率为1个月的隔夜指数掉期）和竞拍额度（小于总金额），最终由美联储根据报价情况决定中标机构，贷款利率通过竞价确定。TAF允许的合格抵押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价证券，包括债券、各类票据和MBS 等衍生产品。这类抵押品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转让和流通，易于定价。第二类是贷款类资产，包括各类抵押贷款或信用贷款。通过比公开市场操作更广泛的担保品和更多的交易对手注入资金，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TAF实行期间，28天TAF利率基本均低于1个月Libor美元拆借利率。第二，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针对一级交易商，2008年3月美联储还创建了TSLF。交易商可以通过TSLF用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证券作为抵押品向联邦储备银行投标，换取流动性较高的国债。具体操作流程是：交易商提供符合要求的流动性相对较差的其他债券作为抵押品，联邦储备银行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一级交易商出借国债。第三，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2008年3月，贝尔斯登陷入资金流动性非常紧缺的局面，如果无法获得融资来源，将会立即破产。在此之前，美联储规定非存款性金融机构不能向联储银行申请贴现贷款。为防止信贷流动性危机蔓延和扩散，美联储创建了PDCF，允许一级交易商也通过贴现窗口获取与存款机构相等贴现率的贷款。2008年9月，PDCF抵押品范围进一步将三方回购市场抵押品（Tri-party Reposystem Collateral）包括在内。在通过便利交易商融资来增加市场流动性以及稳定金融市场方面，PDCF起到了显著作用。第四，定期资产抵押证券信贷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为满足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需求，鼓励私人部门发起资产抵押证券（Assets-Based Securities，ABS），2008年11月美联储推出了TALF。所有持有合格抵押品的个人和法人均可向美联储抵押近期发行的3A级资产支持证券，申请TALF获取资金支持。TALF的贷款期限时间较长，一般在1年以上。
三、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践探索
在银行负债端成本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以及中小企业风险不断暴露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实施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确保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平稳运行，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定向扶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为代表。
（一）定向再贷款、再贴现
人民银行于2014 年设立支小再贷款，改进支农和支小再贷款发放条件，扩大再贷款规模。开展再贴现业务，对涉农票据和小微企业签发、收受的票据以及中小金融机构承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对票面金额 500 万元以下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提高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贴现利率。
（二）定向降准
2014 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定向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存量和增量分别达到30%和50%）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全面降准相比，定向降准针对性强，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
为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2014年初央行引入了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SLO以7天期以内的短期回购为主，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操作对象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资产状况良好、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人民银行灵活决定该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品种等。
（四）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
SLF创立于2013年初，发行期限为1―3个月，主要用于缓解政策性银行或全国性商业银行中短期的大额流动性需要。当回购利率高于一定水平时，央行便通过SLF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平抑资金价格，建立起短期利率上限。
（五）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
MLF创立于2014年9月，期限为3个月，临近到期可重新约定利率并展期。该工具通过质押方式向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发放资金，并明确要求将之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因此既缓解商业银行的短期资金融通压力，也便于央行通过利率调控手段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六）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PSL）
PSL的推出主要是为了缓解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资产作为抵押，央行根据折价后的余额为特定银行发放较低利率水平的贷款，以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避免流动性的过度集中。通过引入商业银行贷款作为抵押品，PSL解决了再贷款信用违约的难题。PSL利率和折价率构成了商业银行贷款成本的一部分，PSL利率降低，即商业银行资金成本降低，则银行倾向于多发放贷款；而折价率的设置可用作政策定向支持的目的，央行可以精确控制资金流向。
四、我国与国际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区别
总体来看，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美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的初衷不同
欧美国家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定位于一种危机救助手段，目标是缓解危机时期的信用紧缩形势、恢复金融市场有序运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危机结束，将恢复常规的货币调控。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并非单纯的危机救助手段，强调的是经济新常态下对实体经济的定向调节功能，直接导向服务实体经济。
（二）实施的条件不同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环境下实施的，常规货币政策与同期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方向相同。我国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利率水平远高于零、常规调节政策仍然有效的条件下实施的。
（三）政策操作目标不同
欧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操作目标是压低中长期利率。因此，政策操作的方式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低流动性、中长期信贷资产和债券。货币当局扮演了“做市商”的角色，推高资产价格，活跃市场交易。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尤其以短期流动性支持为主，政策操作手段主要是提供短期借款。
（四）政策工具的实施过程不同
FLS、TLTRO和TAF在施行过程中偏向市场化的流程，而PSL则更偏向于一种计划式的调控。FLS和TLTRO中银行流动性获取的最终途径主要是债券回购市场，TAF本质上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众多金融机构参与的一种拍卖市场的运作模式，但PSL 并未直接涉及市场化的操作过程，而是由中国央行向流动性紧缺项目的一种定向流动性支持，获得支持的金融机构也并不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实现最终流动性的补充。
（五）实施过程中央行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FLS、TLTRO和TAF的实施过程中，央行的作用相对被动。在FLS和TLTRO中，央行被动等待流动性欠缺的金融机构发起申请。美联储在TAF发放中只是搭建起一个“拍卖市场”，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参与该市场则完全自愿。但中国央行通过PSL直接引导流动性方向，主动以相关的金融机构为中介，对具有发展要求又资金短缺相对严重的领域定点注入流动性。
（六）对央行的影响存在差异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操作方式上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因此，政策操作的直接后果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的持久变化。大规模低流动性资产和高储备负债使货币当局暴露在严重的违约和市场风险中，并且可能在后期的退出操作中因资产价格下降而遭受巨大损失。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不涉及大规模资产购买，且期限较短、规模有限，不会对央行造成类似风险。
五、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一）对贷款利率的影响
2014年第二季度，央行创设PSL，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较第一季度下降0.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较第一季度下降0.11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5.51%，较第一季度下降0.77个百分点。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利率水平一路下行，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经低至5.30%，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至5.67%，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低至3.62%。
降。2014年第二季度末，一般贷款中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9.11%，较第一季度末下降1.14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分别为21.57%和9.32%，较第一季度分别上升0.17和0.97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末，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减少为61.58%，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增加至17.6%和20.82%。
（二）对贷款投向的影响
自2014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以来，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和服务业贷款增速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占比和服务业贷款占比均有所提高。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服务业贷款增速持续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表明信贷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向。
但2015年第二季度后，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增速、涉农贷款占比和增速以及服务业贷款占比和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涉农贷款下降趋势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所减弱。这主要是由于2015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未出现明显好转，仍处于发展动能转换和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的时期。新兴产业虽然发展速度快，但毕竟规模较小，对经济的贡献度有限。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2015年至2016年第二季度，央行连续5次降息，定向降准的同时也进行了6次全面降准，流向房地产行业和第二产业的信贷资金明显增加。
整体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优化了金融资源的流向和结构，对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兴产业发展投入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作用，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但同时应看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难以仅靠信贷支持来解决，单以金融资源的持续流入，不足以支撑产出的长期好转。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评估：以PSL为例
鉴于我国当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采用3个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_3M）表示社会融资成本。3个月利率水平主要受信用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影响，而期限溢价作用相对较小。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隔夜回购利率主要反映银行对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的预期。因此本文采取单因素的事件分析方法，并基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来计算shibor_3M的正常利率和异常利率。
假设shibor_3M与银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间存在以下关系：
[St=α0+α1Rt（Pt）+εt] （1）
根据PSL推行前15个月的shibor_3M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得出系数[α1]，再将2014年实施PSL后的利率值代入得到正常预期利率[E（St）]、日异常利率[ASt=St-E（St）]和日累计异常利率[CASt=T1tASt]，从而得到日平均异常利率[ACASt=CASt/t]。只要判断[ACASt]是否显著异于0，即可判断分析政策实施效果。
经过回归分析，正常利率估算方程为：
[St=4.092+0.173Rt] （2）
其中[α1]标准差为0.027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估算方程符合假设条件，即银行隔夜拆借率越高，银行预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越大，社会融资成本越高。
基于公式（2）估算各阶段shibor_3M的正常利率水平，计算并检验日均异常利率得出结果如表4。
表4：ACAS的t检验
[ACAS＼&PSL创设阶段＼&第一次
PSL＼&第二次
PSL＼&第三次
PSL＼&第四次
PSL＼&均值＼&-0.9283＼&0.0429＼&-0.2168＼&0.2134＼&-0.8909＼&最大值＼&-0.8207＼&0.0763＼&-0.0995＼&0.2351＼&-0.4559＼&最小值＼&-0.9728＼&0.0060＼&-0.2978＼&0.1516＼&-1.1340＼&标准差＼&0.4005＼&0.0215＼&0.0677＼&0.2139＼&0.2444＼&T值＼&-152.0016＼&12.7856＼&-20.9929＼&76.3078＼&-23.3435＼&]
注：PSL自2014年4月25日创设，分别在2014年9月、11月和2015年3月、5月4次下调贷款利率。
从表4可以看出，日均异常利率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PSL的实施对中期利率水平和社会融资成本均产生了影响，但作用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是各实施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不同。PSL创设发行时的作用效果最大，均值达0.9283。这是由于PSL创设时作为直接的流动性定向供给，释放出对发展产业部门的支持信号，提振市场乐观预期，刺激了银行贷款行为，从而改善社会总体融资状况。其次，各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 PSL 创设时、PSL第二次实施以及PSL第四次实施，利率水平有所下降，而在 PSL第一次和第三次实施阶段，利率水平出现上升。这一方面反映PSL操作的有效性依赖于一定的市场流动性和有效预期，另一方面也说明PSL作为一种创新的选择性调节工具，具体效果还不够稳定。如PSL第一次实施，由于主要涉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并未能形成中期利率下降的市场预期，同时缺乏其他政策的配套补充，使得PSL融资成本下降的作用受限。
六、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化路径
通过对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属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和欧美国家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认知定位和操作实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内涵、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设计安排，但其先进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从而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背景下，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一）继续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本质上还是要依靠相应配套的市场机制。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深层次矛盾。从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受金融业市场结构、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影响，实体机构的资金成本效果经过金融机构的传导会打折扣。因此，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除了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优化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构建抵押品分类和风险度量框架
国际经验显示，完善的抵押品评级体系和风险度量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基础。TLTRO和FLS都是将有价证券和贷款类资产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格抵押品。因此在完善和创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考虑将商业银行贷款和部分信用债券作为合格抵押品，并对抵押品展开风险度量，合理调控风险资产比例，避免风险的过度累积。此外，还需要建立健全内部评级体系，细致评估申请贷款的机构，如对产能过剩行业应标准从严，而对新兴鼓励行业可适当放宽。
（三）强化对市场预期的合理引导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并非完全依赖于大规模的直接流动性注入，也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和调节市场预期来实现。当前国内市场预期受到各种不同信息的干扰，市场行为的不确定性程度提高，增加了央行对预期合理引导的难度。因此，央行需要重视公开场合声明和政策调节措施的连续实施，增强政策可信度；及时公布资金用途，促进公众对结构性政策的了解，避免市场主体的过度反应。通过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敏感度，最终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
（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资金引导上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参与主体套利的道德风险。同时，政策实施效果依赖于银行体系的传导，但政策目标与机构的经营目标间又存在矛盾。FLS和TLTRO等工具运行机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激励相容机制：一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吸引银行参与；另一方面，又将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挂钩，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因此我国在完善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需要考虑如何引导银行的资金投向，将其获得的低融资成本有效传导到贷款利率上。可参照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提高银行机构不履行义务的惩罚标准。若出现违规使用资金，除了要求银行机构提前偿还资金外，还可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提高其违规成本，确保结构性政策精准发力于所支持的行业。
（五）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发达国家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调整期，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增加是信贷市场复苏的根本前提。经济结构对金融结构起决定性作用，过去我国的投资增长模式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的作用，制约了总量货币政策的效果。当前除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调节功能之外，更需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经济新引擎，拓展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单一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加以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例如，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引发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考虑实施财政贴息，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或通过风险补偿机制、财政奖励机制等弥补商业银行的风险损失、分担成本。除了在信贷市场合作发力，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可以在其他资金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合格抵押品，财政可为具有较好信用评级的中小企业债券和股权提供公共担保，间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助力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参考文献：
[1]Farmer R E A. 2013. Qualitative Easing：a New Tool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J].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4.
[2]Taylor J.A. 2009.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olicy Response：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What Went Wrong[M].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ss.
[3]Mishkin F.S. 2011.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risi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Bernanke B. 2010. Financial Markets， the Economic Outlook，and Monetary Policy[R].Speech Delivered at the Housing and Finance and Exchequer Club，Washington，2010.
[5]Eric M.Enger，Tomas T.Laubach，and David Reifschneider. 2015.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R].Staff Working Paper.
[6]胡烨.新时期兼顾总量与结构调控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化[D].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7]张兰.央行货币政策框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基于物价稳定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视角[J].西南金融，2016，（4）.
第5篇
关键词：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对策
内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其基础是企业内部分工；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式、措施及程序。它是现代企事业单位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控制机制。小企业是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建立和完善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与大中型企业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许多小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非常突出，进而影响了小企业的经济效益，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
一、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内部控制成为摆设
很大一部分小企业家都是依靠机遇和冒险精神开始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而国有小企业的领导很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门调过来的，他们往往不太重视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缺乏了解，内控意识不强，认为内部控制的建设和管理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虽然也有企业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没有认识到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业务的拓展，原先完善的内控已不再适应企业的发展，当其出现问题时没有及时加以纠正。甚至有的企业在不了解其自身情况的前提下，照搬其他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把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定位在应付上级部门检查上，不能很好地落实执行，形同虚设。
（二）不相容职位没有分离，岗位设置缺乏牵制
在小企业中，由于企业规模小，企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少用人，用能人，经常出现一个人来承担多项工作，这其中就出现很多不相容职务于一身的情况。开票、收钱、填凭证、审核、记账都由一个人来完成，从表象上看似乎步骤减少了，时间节省了，成本下降了，殊不知，这种违规操作既不能真正提高企业效率，还可能导致企业资金流失，滋生贪污舞弊行为，给企业的资产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三）内部审计弱化，外部监督不足
小企业内部通常没有建立相应的内部审计机构，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企业的负责人“家长式”、“一言谈”的工作作风，认为该机构的职责就是找“茬”，因此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很难公平、公正的开展工作，无法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而小企业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机构和税务等部门，由于其信息使用者较少，因此外部监督的力度和次数都明显不足。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现象普遍，坐支现金，账证、账实、账表不符，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四）风险控制非常薄弱
我国许多小企业对于来自外部的风险机会没有控制，对于2008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很少有企业采取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导致出口外贸的企业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出现很大的亏损。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许多的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加上财政政策银根紧缩，融资困难，许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
了。
二、完善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对策
（一）职责分工控制
职责分工控制一般指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舞弊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主要包括授权批准与业务经办、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业务经办与稽核检查、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等。对于不相容的职务如果不实行相互分离的措施，就容易发生舞弊等行为。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因此，小企业在设计、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应明确职责划分，做到既不留死角又使各个岗位和人员之间不交叉、冲突，应让每个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和要求，应当明确授权部门和人员的权限，禁止越权，并制定有明确的奖惩办法，对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员工按规定进行处罚，在不能做到职责划分的情况下，应当加强事后的检查监督。
（二）授权批准控制
授权批准是指企业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时，应该经过规定程序的授权批准。批准形式通常有常规性授权和临时性授权之分。常规性授权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按照既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的授权，用以规范经济业务的权力、条件和有关责任者，其时效性一般较长。临时性授权是指对办理例外的、非常规易事件的权力、条件和责任的应急性授权。小企业应该建立授权批准体系，明确授权批准的范围、层次、程序及责任。
（三）会计系统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会计主体所发生的各项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归集、分类、编报等而进行的控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会计工作的岗位责任制，对会计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监督和制约；按照规定取得和填制原始凭证；设计良好的凭证格式；对凭证进行连续编号；规定合理的凭证传递程序；明确凭证的装订和保管手续责任；合理设置账户，登记会计账簿，进行复式记账；按照《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编制、报送、保管财务会计报告。对于小企业首先按照《会计法》要求设置会计账簿，不做假账，其次记账、出纳、保管等不相容业务，应尽量由不同人员担任，如人员有限，也应保证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同时应建立复核制度。
（四）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的内容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企业通过预算的编制和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可以比较、分析内部各企业未完成预算的原因，并对未完成预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进措施，确保各项预算的严格执行。在实际工作中，预算编制不论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其决策权都应落实在内部管理的最高层，由这一权威层次进行决策、指挥和协调。小企业应当建立预算控制，确立预算目标，并组织实施，辅之以对等的权、责、利关系，由内部审计部门等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对预算执行的好坏进行奖惩。
（五）财产保全控制
小企业应严格限制未经授权的人员对资产的直接接触，只有经过授权批准的人员才能接触该资产，一般情况下，对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存货等变现能力强的资产必须限制无关人员的直接接触。定期对实物资产进行盘点，并将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进行比较，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如下一致，可能说明资产管理上出现错误、浪费、损失或其他不正常现象，应当分析原因、查明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妥善保管涉及资产的各种文件资料，避免记录受损、被盗、被毁，对重要的文件资料，应当留有备份，以便在遭受意外损失或毁坏时重新恢复，这在计算机处理条件下尤为重要。有条件的小企业应对资产投保（如火灾险、责任险等险种）增加资产受损后的补偿机会，从而保证资产的安全。
（六）内部报告控制
内部报告控制是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实施的控制。小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报告控制制度，要有反映部门、人员经管责任，且形式、内容简明扼要信息反馈迅捷高效的内部报告。常见的报告方式有例行报告、实时报告、专题报告、综合报告等。常见报告类型有资金分析报告，包括资金日报、借款还款进度表、贷款担保抵押表、银行账户及印鉴管理表、资金调度表等；经营分析报告；费用分析报告；投资分析报告；资产分析报告；财务分析报告；特定内容专报等。内部报告可以是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等。小企业一旦建立了内部报告控制，企业领导能很快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就能对所面临的问题快速做出反映，并做出决策，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七）信息技术控制
小企业在信息时代中要生存，特别是进入WTO后，信息技术尤为重要。小企业应实现内部控制手段的信息化，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人为操纵的因素，变人工管理、人工控制为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控制，要加强对企业自身系统开发及维护人员的控制，还要加强对数据和文字输入、输出、保存等有关人员的控制，保障电子信息系统及网络的安全。
（八）人员素质控制
人是观念创新的根本和灵魂，企业制定经营目标，设置核算机制，都必须依靠人的创造性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要求企业内部控制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依靠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道德水准和法规意识，充分发挥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内部控制的最佳效果。内部控制的成败取决于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和行为，企业领导者注重内部控制，注重对企业员工的研究，尊重员工的心理需求，强调沟通和管理交流，便能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形成强大的企业合力，促进整个企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三、结论
在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目标相结合，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只要各小企业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按照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不断对其进行效益评价和修改，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结合自身特点来开展工作，各小企业将会建立与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推进企业的发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小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也会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制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陈汉文.腐败与内部控制[J].财会月刊,2006(2).
3、吕林根.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探析[J].经济集体网络研究中心,2006(11).
4、饶军.浅析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EB/OL].中华会计网校,2006-11-21.
第6篇
他是央视《百家讲坛》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讲学人。2005年他走上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首次“设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到“品三国”，他总能把历史上的话语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全国和地方的大型活动、论坛、电视直播间等多个场合，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是网上众多“意粉”或“乙醚”追捧的对象。喜欢他的观众还专门在网上为他建立了“易中天吧”，而他个人在网上建立的博客，点击人数超过来50多万，不亚于影视娱乐明星，甚至有女孩提出“嫁人就嫁易中天”。
近日，这位风云教授做客《新闻会客厅》，解说他风云背后的那一颗平常心。
《百家讲坛》里脱口秀
从2005年在《百家讲坛》里开讲“汉代风云人物”到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人们对这位用现代的语言阐释历史，信手拈来，妙趣横生的教授备感信服，他学识富足、侃侃而谈的智者形象在人们脑海里形成了“易中天特色”。
虽然，易中天得到了观众的褒奖，但有同行对他的“教学”持怀疑态度，对于这样或那样的评价，易中天很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我追求的效果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雅俗共赏”。
易中天说，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对历史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这话听来似乎是想给自己留些余地，但易中天坦承“不是留余地，这是实话实说”。不仅是在《百家讲坛》，就是在生活中，教学中，易中天也保持这样的风格，“脱口秀，我不管在家里，在朋友中，课堂上，国际学术论坛，我都是这种说话方式，一贯如此，始终不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都不会变。”
传奇经历缘自于“爱”
易中天的走红有些传奇色彩，然而他的个人经历似乎也是一段传奇。易中天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而后又到了一家国有企业子弟中学当老师，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易中天回忆说，当初选择报考武汉大学是因为他在校园里走着，经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到这图书馆里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就好了，那就有好多书可以慢慢读。”
但是从只有高中学历的中学老师到顺利考上研究生，这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易中天当时的动力在哪里?“第一是爱。第二是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也有想改变处境的想法，当时我的人生理想，或者说很具体的现实目标就是有图书馆的单位能够招我去做图书馆的管理员，让我上班的时候可以看书。”
当然，易中天这样非常规的考学经历可不能作为时下众多考生的范本，他的成功还是得益于长时间的积累，“如果没有平时的读书积累，再突击也来不及。”其间支持易中天一路求学的动力，他说，“就是爱读书。”
走红后妻子当“秘书”
从三尺讲台走上电视荧屏，从偶尔参加电视节目到入主央视开讲，易中天从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变成了“名人学者”，数以万计的人成了他的铁杆“粉丝”，有的女孩子甚至打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旗号。甚至，易中天上街都要戴墨镜，“有一次我打车，戴着墨镜，上车司机就听出我的声音，还说晚上他歇着车在家看我的节目。”
而更让易中天感到意外的是，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讲课的更多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曾经被家长们认为对读书不感兴趣的一些年轻人，在听了易中天的讲座之后竟然破天荒捧起了一本本历史读物，重新回到了书桌前。那么他又如何看待这突如其来的追捧者呢？
“我非常感谢，由衷地感谢他们的支持和肯定，走出学院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真的很欣慰，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支持我，很喜出望外。”
易中天回忆说，有一次他在西单图书大厦做签售，一位家长走过来，说他的孩子从来就不爱读书，听了自己的讲座，到处找三国的书看，从此爱读书了，这位家长最后用了4个字评价，功德无量。“周围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反映，中学生本身不爱读，尤其不爱读历史书，因为历史书是文言文写的，阅读有障碍，而现在是一个短平快的时代，尤其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它非常快，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他们静不下心，现在他们有兴趣了。”易中天说，对于自己这个即将退休的教师而言，听到家长这样的评价远比自己的论文得到业界肯定更重要。
不过，如此走红也给易中天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起初还挺高兴，很快我以前的宁静生活被打乱了，而且没有想到速度那么快。现在我家已经是不得安宁。”易中天说，家里的电话总是叫唤个不停，起初还自己接，现在只能委托妻子接，有一次他看着妻子同时接两部电话，心里挺难受，“人家可是当领导的，现在改做秘书了。”
“知识挣钱取之有道”
与受到“粉丝”追捧形成巨大反差的事实是，易中天同时也遭到不小的非议：比如说他频频参加专业以外的活动是“不务正业”。什么本是中文系教授，却转说历史，靠插科打诨赚取眼球是“误人子弟”，而频繁走上海内外电视节目、现身各种社会活动，更是被不少人认为是做秀，是追名逐利的学术堕落。
一边是大红大紫的学术明星，受到成千上万人的追捧，一边则是功利主义者，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指责，那么作为焦点人物的易中天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一切？易中天想得很简单，“有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它，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指手画脚”。在他看来，人文学者应该分类，有一类就是应该走出课堂，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走向现实，只要他自己愿意和有这个能力。“因为人文学科既然叫做人文学科，它就是以人为本的，它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幸福，这里面人的幸福就包括我们现在当下生活着的，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幸福。如果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点都不能够直接为这些人服务，那我们这个学科的存在就值得怀疑了。”
对于易中天而言，他的“出走”成就了他现在的一切，最直接的效益就是书好卖，2000年易中天出版了一套《品读中国》，2000年到2005年这一套书大概印了4万多套，每年能够销售近5000套，由于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以后，这套书从今年1月份到4月份卖了6万套。
在易中天看来，自己只是用擅长和喜欢的方式在做学问，可如今他毕竟站在了利益的风头浪尖，与中国人对学者传统的“老老实实做学，本本分分做人，淡薄名利”的价值观认识相悖，面对这样的理解，易中天表明立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我既然拥有这个知识产权，我就有利用我的知识换取精神上和物质上利益的权利。但是我不要刻意去追求名利，顺其自然，而且我觉得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用自己的精神劳动去换取金钱和货币，让广大人民群众用实实在在的货币来肯定我们的劳动，非常必要，因为只有有了足够的收入以后，我才能保证我精神和人格上的独立。所以用知识挣钱，我觉得很正当，问题是取之有道。”
第7篇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第8篇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第9篇
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久负盛名的金融世家，从兴起到鼎盛，它一直都被一团充满传奇色彩的迷雾所笼罩，任世人恣意遐想。据说，这个古老又神秘的家族，曾掌控了全球经济命脉近200年的时间；据说，它是“货币战争”的最早策划者和实施者；据说，它是19世纪欧洲战争背后的金钱推手……
时至今日，虽然他们家族名下的银行始终不曾上市，他们家族的成员也一直保持低调行事，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在这个金融世家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金融奇才，比如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并称罗氏五虎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阿尔斯洛・罗斯柴尔德、内森・罗斯柴尔德、卡尔・罗斯柴尔德和杰姆斯・罗斯柴尔德；天才银行家雅各布・罗斯柴尔德等等。每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事迹拿出来，都能让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金融巨头感到汗颜。
在金融界你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作为一个士兵却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但是，也正是因为罗斯柴尔德的光环太过耀眼，导致人们常常忽视了其家族成员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一位另类的女性成员――米里亚姆・路易莎・罗斯柴尔德，她在动物学、昆虫学、植物学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她的研究，我们家中的宠物，那些萌死人的喵星人和汪星人，也许就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了。
抓瓢虫抓出个昆虫学家
1908年8月，米里亚姆出生在英国北安普顿郡东部的阿什顿。相比许多命运坎坷、自小遭受贫困或战乱的大人物，米里亚姆可谓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作为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成员，米里亚姆就像是一个小公主，拥有着让无数人羡慕的贵族生活。小米里亚姆的父亲在罗斯柴尔德的家族银行上班，但是他的兴趣爱好却是生物学，尤其对昆虫情有独钟，在父亲的熏陶下，小米里亚姆也开始对昆虫产生了兴趣。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着小米里亚姆光顾她的伯父莱昂内尔建立的私人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中，年幼的米里亚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其他动物。在四岁时，她就开始收集瓢虫、甲虫和毛虫。她发现，长相相似的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却有所差异，于是她好奇地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在父亲的讲解下，她了解了许多关于昆虫的种类的知识，甚至可以区分长相极为相似的不同种类的瓢虫了。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昆虫和其他的动物，并开始渐渐地爱上了这些小生命。
从那时起，米里亚姆的生活就再也未曾与昆虫和动物分开过，她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于跳蚤的研究成果。米里亚姆是第一个发现跳蚤弹跳机制的人，同时，她还研究跳蚤的繁衍周期，以及跳蚤繁衍周期对于寄主荷尔蒙变化的影响。她收集的数以百计的各类跳蚤标本，如今已成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她关于寄生虫的新自然主义的图书《跳蚤、吸虫和杜鹃》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标题可以理解为：体外寄生虫（如跳蚤）、体内寄生虫（如吸虫）和其他寄生虫（杜鹃是一种“巢穴寄生生物”）。这是一部对寄生虫进行了全面解析的重要著作。
可以说，米里亚姆的研究对于辅助寄生虫防治，控制传染病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通过她发现的寄生虫的活动机制，以及寄生虫对寄主的影响，科学家们才能通过寄主的生理状态，判断出寄主患病与否、患了何种疾病，因此在宠物或牲畜患病时，才能被人们及时发现和治疗，在这方面，米里亚姆居功甚伟。如果没有她，我们养育的小猫小狗，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寄生虫害死了。
“业余”的专家
如果单独以个人成就对于世界的影响来看，米里亚姆绝对算得上是昆虫学界的顶尖权威了，她的一生中，发表过超过350篇关于昆虫和其他动物的论文，对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因为其在微观王国做出的杰出贡献，她被英国皇室授予了爵士称谓，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她在生物学界的同侪们，却很少有人认可她以及她的成就，她一直都被认为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她的研究成果，也并未被世人广泛认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这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有关联。作为金融世家中的小公主，米里亚姆从小接受的就是贵族式教育。在17岁之前，她的课业都是由家庭教师在家中教授的，并没有去学校学习过。17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需要的知识，尤其是有关动物学和昆虫学的知识，家庭教师已经无法给予她更多的帮助了，因此她报名了切尔西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夜校，专攻动物学。
由于米里亚姆走的并非常规教育路线，因此她一直没有一份正经的学历证明；除此之外，由于米里亚姆继承了父亲的大笔遗产，并不缺少科研经费，因此她从未申请过任何赠款和资金。这样一来，就导致她的所有称号都挂着“荣誉”的前缀：她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哥德堡大学、赫尔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莱斯特大学、英国公开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都拥有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同时她也是生物学学会、皇家昆虫学会和美国寄生虫学会的荣誉会员。
虽然顶着“业余爱好者”的头衔，但是米里亚姆的功绩却并不会因此而打上折扣，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她对于生物界的贡献多少，自有世人评说。
因为热爱，所以守护
对于一个爱干净、爱美的女性来说，喜爱昆虫这种事简直是令人费解，但米里亚姆却用自己的热忱，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地走了一辈子，是什么在背后推动她不断前行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她承袭了父亲对于昆虫、对于动物的热爱。米里亚姆的一生都在从事两项工作：观察研究动物和保护动物。她在去世前的一年，还与动物学家赫尔特・ 范・ 埃姆登教授一起，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昆虫与鸟类交互》的书籍，这本书中介绍了关于鸟类、昆虫以及现代农业模式间的关系，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而米里亚姆本人，更是将保护动物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甚至有人说她是一个保护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狂热爱好者”。她极力提倡维护动物权利，日常生活中，她从不吃肉或穿戴皮革。有意思的是，她甚至想要在全球建立一套屠宰系统，让牲畜在死亡前能够接受麻醉，得以“安乐死”。她一直维护着父亲建立的位于英国的多个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动物当成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正是因为米里亚姆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保护动物的理念，她成为了英国国民托管组织保护委员会的首位女性委员，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首位托管人。类似昆虫研究委员会主席、动物和昆虫学研究委员会副主席这样的称号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称号正是世人对米里亚姆一生功绩的认可。
科学的道路不是唯一的
因为没有在公立学校进行过正规学习，即使米里亚姆在昆虫学上的贡献如此杰出，也仍旧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不认可。但是，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拿文凭，真的就是想要做科学的人唯一能走的道路吗？
其实，在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由于很少有“政府资助”这一说，因此像米里亚姆这样自费搞研究的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力”，而那时科学界的最重要成就，也正是由这样一帮人“鼓捣”出来的。这些人都有着富裕的家境，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才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们或许没有在学校正式学习的经历，但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忱，他们自己出资进行各种研究，最终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们将这类人称为“绅士科学家”。
比如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大发明家富兰克林、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卡文迪许，都是绅士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像达尔文，他的研究生读的是医学专业，后来又学习了神学，但是却在旅行中对地质和物种产生了兴趣，研究了与自己学业完全不同的学科；如富兰克林，十岁缀学后就开始到处打工赚钱；再如卡文迪许，他本来是在剑桥上学，但却在拿到学位前夕选择了退学。这些人都和米里亚姆一样，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凭借学历，在自己喜爱的领域闯出了一番天地。
第10篇
本文通过对重庆某民办高校（以下简称G学院）的薪酬管理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对该薪酬体系的有效性、不足之处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此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确定学院薪酬结构设计的原则，并对整个薪酬体系进行改进完善，以达到为学院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的目的。
关键词：薪酬管理；民办高校；薪酬体系
1 引言
（一）薪酬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薪酬泛指雇员作出有偿劳动而获得的回报，包括工资及其他项目（例如津贴、保险、退休金），以及非现金的各种员工福利，简单地讲就是劳动的报酬。从概念范畴上可以分为：经济性薪酬和非经济性薪酬。其中经济性薪酬包括：基本奖金、补贴、津贴、薪酬、劳动分红等形式。非经济性薪酬则是指个人对工作本身产生的心理思维形式或感受。如在高校具体指：工作带给教师的满足感、成就感、归属感、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自我尊重、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带给自身的满意、舒适、和谐的心理感受等。
所谓的薪酬管理就是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支付原则、薪酬策略、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进行确定、分配和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2]
（二）薪酬管理的目标
薪酬管理应达到以下三个目标，效率、公平、合法。
1、效率目标。薪酬效率目标的本质是用适当的薪酬成本给组织带来最大的价值；
2、公平目标。公平目标包括三个层次即分配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是指组织在进行人事决策、决定各种奖励措施时，应符合公平的要求。在员工看来，所谓的分配公平就是自己的工作投入与回报相比较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与过去的工作经历、同事、同行、朋友等进行对比。过程公平是指在决定任何奖惩决策时，组织所依据的决策标准或方法符合公正性原则，程序公平一致、标准明确，过程公开等。[3]机会公平则是指组织赋予所有员工同样的发展机会，包括组织在决策前与员工互相沟通，组织决策考虑员工的意见，主管考虑员工的立场，建立员工申诉机制等；[4]
3、合法目标。企业薪酬管理的最基本前提，要求企业实施的薪酬制度符合国家、省区的法律法、政策条例要求，例如不能违反最低工资制度、法定保险福利、薪酬指导线制度等的要求规定。
（三）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重要意义
由于民办高校自身性质的约束，使其与公办高校相比，在吸引人才方面存在巨大的劣势。民办本科高校的社会声誉、知名度、国家财政投入、生源质量与公办高校相比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无论是在办学时间上还是在学习氛围以及文化底蕴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民办本科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学校充分的发展，而一套好的薪酬管理制度则可以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改变。
首先，薪酬的管理是在企业运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可以使民办高校在有限的资金来源基础上更加合理的分配资源，从而对学校的良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次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可以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能起到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可以使民办本科高校在市场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因此优化教师薪酬体系能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吸引更多人才为民办本科高校服务。
2 G学院薪酬管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薪酬管理的现状研究
G学院的薪酬包括三种组成部分。
1、基本薪酬（基本工资）是依据教师的劳动熟练程度、工作的复杂程度、责任大小、工作环境、强度和不同工作在组织中的地位，并考虑教师的工龄、学历、资力等因素，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工作时间或劳动消耗而计付的劳动报酬。一般情况下，基本薪酬数额固定，收入风险较小。
2、奖励薪酬（奖金）是为奖励教师完成 劳动部分或绩效突出部分而支付的奖励性报酬。大小随着劳动绩效而变动，其目的是鼓励教师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5]奖励薪酬有非常规性、非普遍性和浮动性等特点。如精品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课改成果奖励、课题研究经费等。
3、是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为吸引教师或维持人员稳定而支付给教师的除工资之外的劳动报酬，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带薪休假等。福利具有集体性和随机性的特点。
（二）G学院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
1.涨薪机制单一
身为一名民办高校的教师，一定期望自身所付出的努力与回报成正比。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但民办高校普遍存在着以职称论英雄的现象。这种分配制度尽管对不同岗位人员拉开了差距，但是学校将现有职称作为评定岗位津贴等级的唯一标准，岗位设置仍源于现有的职称状况来确定岗位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人为的将享受高薪酬的群体以职称作为区分，单纯的以职称定薪酬。又因为晋升职称名额有限，从而出现了工作年限相差十几年但却因为职称相同从而导致薪酬津贴无太大差距的怪现象。教师易对此产生不公平感，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
2.绩效比例不合理
工作的绩效与报酬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工资中由绩效所占的比重越大，工资的弹性越强，激励性也越强。而G学院在薪酬制度的制定上普遍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二级学院在对薪酬调控的力度有限，无法根据教职工的实际表现情况进行绩效的评定，绩效考核只是纸上谈兵。而且绩效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小，导致教师教学动力严重不足，积极性不够。
3.收入行业同比偏低
G学院中月收人低于2500元的教师占23.47%，中青年教师中月收人不超过4000元的约占65.20%。其中，基本工资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可以说，近年来，G学院教师的薪酬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总体上与同类院校相比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例如，G学院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5-6万左右，而相对于同样属于民办本科高校的S学院来说，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7-8万之间。因此就容易让教师缺少价值认同感，感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和认可，致使教师的积极性受挫，甚至导致人才流失。[6]
4.绩效薪酬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G学院14年才开始启动薪酬绩效考核，相对于其他高校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相关的机制直到现在仍不够完善，而且存在着对绩效考核不够重视的问题。没有形成强烈的绩效考核意识。管理力度不严，执行力度不够。进而导致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存在着“走过场”，“形式主义”等现象的发生。
3 学校薪酬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层面（传统办学理念及思想观念的影响）
G学院原为X大学的一所附属学院，2014年转设为独立院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院一直延用公办院校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但由于民办高校往往在教育资金的补助、学生水平、招生层次与公办院校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办学和管理模式并不适应G学院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情况。从而出现了在薪酬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二）教师层面（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
在如今社会的大背景下，教师的职业普遍被贴上了稳定，旱涝保收的标签。导致部分教师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认为自己只是单纯的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尽量规避压力和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自然也就对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视如不见，从而影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无法正常推进。
4 W院薪酬管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遵循的基本原则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公平性是薪酬体系设计和实施的首要原则。公平性区别于传统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是教师对学校薪酬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其一方面体现为内部公平，不同岗位上、不同职务的教师所得到的薪酬与他的工作能力、付出劳动的实绩、对学校的贡献程度成正比，从而拉开内部分配的差距，让付出更多劳动的教师觉得与内部的其他教师相比较，自己获得的薪酬是公平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外部公平，是让教师感觉到与同地域、其他院校的教师相比，学校提供的薪酬是有竞争力的，满足教师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需要，培养其为学校长期服务的热情。在民办高校当中，学校往往过分追求办学的经济收益，而忽视了普通教职员工的需求。一个学校知名度的大小，教学质量的优劣，毕业生就业层次的高低，离不开学校的科学管理，同时也离不开一线教师付出的努力。因此必须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准则，又要保证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性，兼顾“效率与公平并重”。
2.以岗定酬、优劳优酬
薪酬体系制定要参考同地域同行业的薪酬标准，低于同行业的薪酬标准往往缺少竞争力，难以留住优秀的人才。导致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下降。在薪酬方案设计中要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主观方面，提高为学校发展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性岗位的薪酬；在客观方面，要结合其他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特点，根据它们的薪酬绩效待遇水平进行合理的体系制定。实际上，教师与学校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一方面学校想通过较高的薪酬吸引足够的急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经费来源的限制，民办高校则尽可能的要减少人力资本的成本。[7]因此制定出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才能使教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提升学校的形象，使学校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3.以人为本、重在激励
薪酬的具有公平性和激励性的特点。一名教师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为学校作出的贡献应从薪酬的高低程度上得到体现。扩大对学校具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无作为的教师的收入差距，以此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同是激励与考核密不可分，没有考核的激励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难以让人信服，相反没有激励的考核对于教师提高教学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无法产生动力。通过薪酬的上下幅度来对教师的工作表现及成绩进行评价，利用弹性的薪酬增长机制鼓励教师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达到学校良性发展的目的。
（二）对策建议
1.转变民办高校领导者及教师的思想观念
学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博弈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教师对于民办本科高校而言并不是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更不仅仅是企业盈利的砝码。学校应加大对教师的薪酬绩效的投入力度，以期获得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学校带来的更大的边际效益，以实现双方的共赢。
教师：应转变对薪酬绩效管理的认识，转变保守思想，勇于迎接竞争和挑战，在压力中激发自己的动力，不断学习，不断提升，更好的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从而推动学院的良性发展
2.民办教师考核要有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应该具备能够准确掌握和反应教师贡献和成绩的各项考核标准。在确定并量化与工作绩效有关的因素上下功夫。[8]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师的工作成绩很难被全面准确地进行量化。但是，如果找准了对民办高校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一定能找到民办高校教师为了达到学校的目标所付出的努力点。例如学生的满意度的评定，学生就业率以及教师自身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精品课程等。[9]
3.通过对民办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决定其激励性薪酬
根据委托一理论，由于高校教师的大多数工作难以监控，且监控成本较高，而且学生成绩提高的原因也不能明确的界定，因此高校教师薪酬的设计应把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结合起来考虑，当教师完成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后，就相应分享到一部分奖励，这样能有效的激励教师努力工作从而避免偷懒和搭便车。同时群体范围内的奖励能强化教师为所在部门和学校的最大利益升华个人目标，通过把团队绩效和报酬相联系，高校教师会被激励而为团队的成功作出额外努力，比如比较大的课题合作、整个学生成绩的提升等。[10]
另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激励形式，针对民办高校核心教师的表现“量体裁衣”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关键性员工，也就是骨干教师，他们能为学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或者是通过延期支付而长期留住他们。可以采取绩效考核得分与薪酬挂钩的形式，并结合宽带薪酬设计、津贴期权制等，达到留住这些核心教师的目的，并且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对外要具有竞争力
众所周知，当一个人遇到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事情时，即使有利益摆在面前，但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规避风险。而具有弹性的薪酬制度是浮动的，因此就存在着风险。所以实行弹性薪酬的前提就是要首先赋予教师较为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固定的薪酬。已消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只有本校的薪酬待遇与其他民办院校的薪酬待遇持平甚至高于其他院校时，本校教师才存在着失业的紧张感，这会激励教师努力去工作以保持现有的职位，因此民办本科高校教师的激励性薪酬对外一定要具有竞争力。
5.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实行全面薪酬制度
全面薪酬是指企业给员工支付的各项奖励和薪酬。由外在薪酬和内在薪酬两大类组成。[11]外在薪酬主要是指为受聘者提供的可量化的币性价值。比如：基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退休金、住房津贴、各项社会保险等各种福利等。内在薪酬则是指那些给员工提供的不能以量化的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比如，对工作的满意度，为完成工作而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名望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吸引人的公司文化等等。外在和内在薪酬各自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实施全面薪酬模式是实现对知识型员工全面激励的有效模式。[12]
5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办高校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阐述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近年来，民办高校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体系的建设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立足G学院的实际，对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改善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现状的对策和思路。[13]当然若要做好民办高校教育的建设工作，既有学校本身的努力，也需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配合。从学校角度看，思想要重视，认识要提高，特别应在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专职教师，完善薪酬管理机制，疏通民主管理渠道等等方面做出实际努力。从社会、政府角度看，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深入实际，为教师队伍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单长兵.中小民营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工业工程，2009（14）.
[2]吴开菊，何瑞霞.供电公司薪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M].科学时代，2013，（18）：89-90.
[3]个农村DIY绿色小农场创业计划书-道客巴巴[M].
[4]孟彦萍.浅析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存在问题和对策[M].理论月刊，2012（7）：20-21.
[5]辛华.高等学校薪酬体系之探索[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4）：92-97.
[6]宋强.高新技术企业薪酬管理研究[J].管理科学与工程，2005（9）.
[7]刘艳.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跨文化管理比较[J].企业管理，2004（4）.
[8]刘炜.天津三星电机公司激励性薪酬设计的研究[J].工商管理，2007（4）.
[9]刘丽翠.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与共享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教育技术，2009（4）.
[10]李文书.中国IT行业的人员激励研究[J].计算机科学，2015（6）.
[11]刘宝军.对现代企业薪酬管理模式的思考[J].现代营销，2011（2）：32-32.
[12]黄萍.加强对知识型员工的全面管理[J].煤炭经济研究，2004（10）：71-72.
[13]李琼.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J].燕山大学学院报，2010（8）：42-51.
第11篇
一、关于旅游供求层次问题的分析
旅游经济的运行实际上就是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几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重点，同时也是解决旅游经济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础。为了探寻增长点战略下旅游经济的有效增长，我们先对旅游供求层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进入旅游经济系统：
l当有相应的外界旅游供给保证时，现实旅游需求能够得到完全充分地实现，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称之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当没有相应的外界保证时，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完全消费，产生旅游需求剩余，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
l从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国开放目的地国名单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无法到达其消费倾向目的地，这时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间内实现其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可称为强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强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实现了的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进入旅游经济系统循环。
从长远来看，三个基本变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以潜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来，可称之为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构成总的潜在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时才可能转化成实际旅游需求，也有可能会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也可以分为相对应的几个层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强制替代的旅游供给具有实现的不稳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级饭店在旺季时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从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饭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饭店建设得到发展，这些二星、四星的饭店就可能再次沦为少人问津的旅游供给；这种状况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现的时候表现地尤为明显。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的得以实现的旅游供给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强制替代旅游供给，这部分旅游供给在节后的实现很可能遇到困难。
l无效旅游供给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饭店已经严重亏损，但是由于存在各种退出壁垒，这些无效旅游供给将会长时间地存在于旅游饭店市场，并将对供给市场的竞争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削价竞争的根源之一。
从上述对旅游供求层次的基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旅游经济有效增长的路径框架。
二、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路径框架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国内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总量与结构问题始终存在，所以经济增长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一方面必须着力促进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谓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潜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转化过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潜在旅游需求尽快地转化为旅游经济进而国民经济的现实推动力量。促进旅游需求有效转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
1995年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现在既然已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实现能够跳出城市周边和短途旅游方式，从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更多的市场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关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问题，在近期可以借鉴国外的连休制度来推动旅游发展，比如日本的“快乐的星期一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的灵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则可以在现行劳动工作制下，通过灵活安排每周休息日来相对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比如单周休一天半双周休两天，从而将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过适当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远期则必须立足劳动用工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切实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探究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余暇时间的有效途径。
2.增强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长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既然要让旅游业发挥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作用，旅游业本身就会有强烈的政策需求，政府应该考虑对旅游产业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给：在消除储蓄黑洞时给旅游消费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设立旅游专用户头，实行先消费后报销非现金付给制度？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公费旅游问题？是不是可以给予国家企事业单位每年一定金额的职工国内旅游专项资金（当然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规定）
3.着力于国内与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鉴于政策影响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旅游和国民出境旅游上。从我国旅游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民经济的要求两个方面来看，出境旅游还不能象旅游发达国家那样引致国民旅游消费的货币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国内旅游。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重点——国内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促进措施，包括产品体系、市场体系、经营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容[4]。国内旅游发展的政府主导战略也已付诸实践。
4.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举国竞争的现状。虽然我国有许多垄断性旅游吸引物，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因为出游距离、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变动性等因素，这种替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该旅游者多年以后才会再涉足该区域，甚至不再涉足该区域。所以我们在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一定要继续重视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l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树立国家整体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l对目标市场国进行卓有成效的促销，防止促销中的走过场与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国际市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
l实行旅游购物出口退税制度
l简化短期旅游签证并在更多的口岸实行落地签证或72小时免签制度
当然，潜在旅游需求激发起来，形成现实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这些现实的旅游需求能够真正地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即完成现实旅游需求的市场实现，则还需要旅游供给方面的保证，这也就是要有合适的旅游产品的供给，只有市场上旅游供给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才谈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给的有效性与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样性、发展性、多变性等特点，尤其是在买方经济下的“消费者第一”的新世纪，需要不断地有新的旅游供给增长来满足不断出现的旅游需求的增长点，但是这些新增旅游供给能不能有效满足旅游需求呢？这就产生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问题。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状况：增量不断地转化为存量，存量不断地僵化，经济的发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来支持，于是形成了一个“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恶性循环现象。存量在经济中总是占绝对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经济存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旅游产业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对旅游供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切实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积极促进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
从旅游需求的层次转化过程中可以发现，旅游需求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旅游行为，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旅游供给的保证，所以旅游供给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给的增加是旅游产品的增加。旅游供给增量首先是表现为作为资本物化的旅游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将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适应旅游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为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须考虑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1.1.1吸引物类型的选择
旅游吸引物的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种。作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费对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费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针对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所以在开发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旅游目的地国（地）的目标客源市场发展状况，在小国或岛国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外源性的客源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旅游业，国内旅游才是旅游经济的坚实基础，所以尤其要顾及本国（地区）旅游者的成长状况。
1.1.2吸引物区位的选择
我国旅游业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表现在旅游吸引物开发的区位指向上就是“轻中西，重东部”的格局。这种“市场距离[6]”思想指导下的开发思路对我国旅游产业基础的建立、规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旅游产业确立新经济增长点地位后，这种吸引物的开发思路也应该相应有所改变，形成“稳定东部，着力中西”的新格局。这种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国政府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和扩大内需的大方针，也符合国内旅游者的“圈层辐射[7]”模式，同时，也符合我国旅游吸引物的资源禀赋和我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然，中西部旅游大开发应采取何种模式、方略仍值得细细探讨，这是21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1.3吸引物开发方向、规模、程度的选择
度假旅游、生态旅游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不是跟随潮流呢？这里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市场（或项目或产业）赢利空间与本国（或企业或目的地）赢利能力相结合，市场赢利空间是本国获得高赢利的重要前提，本国赢利能力是实际高赢利的重要保证。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往往能够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获得较大利润，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自身有较强的赢利能力，则即便在较小的市场赢利空间内仍能有所发展；如果自身的赢利能力较弱，则即便在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中也难有作为。这就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一定要改变以往那种将吸引物的垄断性等同于资源优势、将吸引物优势等同产品优势、将产品优势等同于竞争优势；以为吸引物的垄断性天然会导致旅游经济优势的观念。当然，也不可否认吸引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旅游产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径：游乐型旅游产品具有地区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产品具有区域性吸引力，观光型旅游产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否可以考虑仍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开发主方向，辅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产品（可多考虑西部地区），再以其它多样化旅游产品为配套的较合理的产品体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题公园的建设开发要注意保证适当的开发规模，造成集群效应，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组合到旅游生产力体系中去。这一方面是旅游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适当的经济规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如果不能引起潜在旅游者的注意，则价值的补偿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过有鲜明主题的公园的集群建设，可以在较小的空间转移成本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护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我们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吸引物的保护应该是开发性保护，正如旅游业21世纪议程中所说的，在看到旅游业发展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旅游业对环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树立这种辨证的思想对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
1.2旅游企业的进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持续的企业进入是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阻止进入不是解决供给过度的根本，要想使新进入企业效率更高，不再复制重复建设的悲剧，方法只有一个：使现存企业能高效率地存在。当然，企业进入策略中依然要解决相应的选择问题。
1.2.1进入时机的选择
1.2.2进入规模的选择
以饭店为例。从投入产出状况看，高星级大型饭店的盈利状况要优于其它类型饭店，那是不是新进入的饭店应以此为最优选择呢？其实，现在的“追星”、“求大”现象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投资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为他们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以结构分析、实证分析的眼光看问题，忽视了强势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进入市场的选择
这里的选择包括投资者进入区域的选择和进入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小处说将影响进入企业的成长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潜力及成长能力；从大处说这种选择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而影响产业素质及旅游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给
1.3.1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8]
要保证宏观意义上的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产业的内在素质，保证增长有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窝蜂”现象。也就是发展旅游产业要注意把握“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通俗地说，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产业，更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如果不能处理好旅游产业规模扩张与内在素质提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产业的长远发展。
1.3.2投资政策：投资约束机制、扶贫资金、以工代赈
“五个一起上”投资政策的利弊现在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在继续执行“五个一起上”政策的同时要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使资本筹集、资本运营、资本收益间形成捆绑式关系，实现投资行为的政企分开。
鉴于旅游吸引物的区域赋存特点，应该加强对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区的有效旅游投资机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将扶贫资金的使用与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很好地结合？比如如何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投入？
1.3.3财政税收政策[9]：财政支持、税收返还、旅游税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业上市资格、旅游建设债券
优先考虑旅游企业的上市资格，探索旅游建设债券的可行性，利用资本市场为旅游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提供资金保障。
2.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资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动旅游经济有效快速增长的前提。通过对旅游供给的层次分析发现，在旅游供给存量中存在无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实现的旅游供给中，强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给表现出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供给能力只是一种短暂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则[10]导致的潜在旅游供给存在的客观性，这部分供给能力显然没有充分利用。
l无效旅游供给由于高退出壁垒将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扰乱整个供给市场的竞争秩序，影响整个供给市场的配置效率。
考虑到旅游供给的有效与否只能通过市场来判断，供给的有效化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构筑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供给有效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径包括：
2.1解决制约旅游供给存量有效化的瓶颈
2.1.1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2.1.2优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结构关系
2.2核销无效供给
2.3构筑有效竞争市场结构
2.3.1供给市场的竞争现状分析
我国旅游产业中供给市场的竞争表现为：“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区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细分市场由于进入的旅游企业数量过多，以至于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撑相应的旅游企业的生存“需求”，竞争异常激烈，常表现为“削价大战”；同时在另一些地区或城市、另一些细分市场却表现出相反的状况。也就是说，我国的旅游供给市场表现为“非有效竞争”。
这种在旅游产业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与市场结构中旅游企业进入与退出壁垒相联系的，因此，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2.3.2构筑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主要途径是旅游饭店的集团化、旅行社的网络化。这是由旅游经济的地域分割特性决定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饭店的集团化和旅行社的网络化将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课题。发展现实要求有关此类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规范研究。
2.3.3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
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主要通过品牌化战略来完成。产品差别化壁垒是竞争走向高级化的重要一环。旅游产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产业中研究品牌化战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旅游产品的品牌化应该依赖于企业品牌的创立。旅游产品的所谓保护，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品牌战略来实现。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资金壁垒失效的情况下能够更加有效地阻止无效进入。
2.3.4通过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由于企业从产业内退出时会产生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担一部分，则将能有力地促进一些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市场效率。
2.3.5通过企业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通过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和集团化等方式，完成产业内调整，即完成产业内经营退出：经营区域退出和目标市场转向。
（三）强化旅游产业营销力度
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旅游供给没能进入实际旅游经济系统循环，产生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是因为信息传递出了问题，酒虽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之间需要营销这根纽带。我们必须形成一套“能与境内旅游供给能力相适应，与境外旅游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促销机制，包括促销费用的筹集，尤其是有限费用的优化配置：
1.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营销资金
1.1各地的旅游发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缴的质量保证金
2.发挥有限的促销费用的最大效用
2.1边际比较基础上优化预算地区配置
WTO在对109个国家的国家旅游局经费预算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分配到特定市场/地区的花费与该市场/地区对目的地国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国促销费用的4.0%，却占我国入境总人数的22.0%。众所周知，我国旅游促销一直面临着促销经费不足的难题，那是不是说我国应该削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促销费用比例而增加对日本市场的投入？或者从日本市场节省一部分费用用于其它市场的促销？对这个问题，即对某一地区的促销预算的增减与否往往采取的是绝对值的比较来决定，而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运用边际产出的比较来决定增减与否。
2.2优化促销预算在各促销方式中的配置
3.联合促销问题[11]
3.1加快集团化步伐，使这种“剥削”现象转化为“内部共享”
3.2设计一套有效的“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以保护大企业的积极性
3.3考虑在各个地方先制定出相关的联合促销的法规、制度
3.4强迫各个旅游企业参加旅游促销的联合行动[12]
3.5增强旅游主管部门的促销支付能力
3.6积极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销方式[13]
四、结语
旅游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定位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何把旅游产业真正地培育成国民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业界与学界的共同任务，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基础性分析框架，以此为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与读者诸君共同来完善之。
参考文献：
1.张辉．旅游经济学（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
2.张辉．旅游经济现象的深层思考（J）．旅游学刊，1996，11（6）
3.吴晓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厉新建．旅游供求非均衡与旅游经济增长（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5.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6.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理论再思考（J）．旅游学刊，1999，14（5）
7.厉新建．旅游供求理论再认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
8.李树民厉新建等．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旅游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9（4）
9.魏小安．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J）．旅游学刊，1997，12（5）
10.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7
--------------------------------------------------------------------------------
[1]本文与张辉、秦宇合作完成
[2]张辉是国内较早对旅游需求进行层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学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为止，我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八国。
[4]“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魏小安《旅游学刊》1997.12（5）
[5]整体旅游地形象的树立已经引起各个大尺度旅游区的重视，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这种市场距离包括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销性原生性增长阶段，经济距离往往起着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国际客源就是一种原生性的增长，基本没什么促销投入。
[7]所谓旅游客流的“圈层辐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一种常态。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时间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时期内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无差异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旅游者总是先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旅游地，然后随着余暇时间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强，逐进选择越来越远的旅游地。当然，这还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类型有关。
[8]不注意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将导致吸引物开发非优化、资金配置非优化等问题，尤其是支柱产业热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时候。
[9]魏小安在“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旅游学刊》，1997，12（5））中已有相关论述。
[10]短缺原则与短边原则不同：短边原则暗示短边供给总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相应需求；短缺原则表明由于存在结构错位，无论是长边供给还是短边供给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实现。
[11]由于联合促销结果的公共性，使得在这种集体行动存在着有趣的“智猪博弈”的现象，存在着小企业剥削大企业的状况，所以造成小企业没有能力、大企业不愿参与联合促销的困境。关于旅游产业内的联合促销的进一步分析详见“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
第12篇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2012.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名姿，张雷，陈东平. 2015. 差序治理、熟人社与农地确权矛盾化解――基于江苏省695份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6）：6069.
高珊，黄贤金. 2012.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1（7）： 816820.
洪明勇，龚丽娟.2015.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1320.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江淑斌，苏群.201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J].经济经纬（2）：110114.
刘文勇，孟庆国，张悦.2013.农地流转租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4348.
刘一明，罗必良，等.2013.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5）：2328.
罗必良，何一鸣.2015.博弈均衡、要素品质与契约选择[J].经济研究（8）：162174.
罗家德，李智超.2012.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J].管理世界（10）：8393.
孙立平. 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5）：2030.
万俊毅，欧晓明.2011.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J].中国农村经济（7）：1424.
王岩，石晓平，杨俊孝.2015.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玛纳斯县的调研[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1）：1924.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10. 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J].管理世界（1）：6473.
张四梅. 2014. 人口结构变动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J].经济地理34（8）：131136.
赵其卓，唐忠.2008.农用土地流转现状与农户土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3）：1319.
钟契夫.2000.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BELAY K，MANIG W. 2004. Access to rural land in Eastern Ethiopia：Mismatch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JARTS），105（2）：123138.
CHEUNG. 1969. 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 JL&Econ，12：2342.
GAO L，HUANG J，ROZELLE S. 2012. Rental markets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43（4）：391 403.
GROSSMAN S，HART O.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4）：691719.
HART.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6）：11191158.
MACOURS K，DE JANVRY A，SADOULET E. 2004. In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tching in the tenancy market[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UCB.
SILES M，ROBISON L，JOHNSON B，et al. 2000. Farmland exchanges：selection of trading partners，terms of trade，and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Farm Managers and Rural Appraisers，63（1）：127140.
WILLIAMSON O.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33261.
WINN J K. 1994. Rel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w：Informal financial practices of small businesses in Taiwan[J]. Law and Society Review，28（2）：195232.
（辑：杨睿；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828；修回日期：20160931
- 上一篇：职称评价论文范文
- 下一篇：小学信息技术课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