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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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第3篇

论文摘要：油页岩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资源丰富和开发利用的可行性而被列为21世纪非常重要的接替能源，它与石油、天然气、煤一样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页岩油类似天然石油，富含烷烃和芳烃，但含有较多的烯烃组分，并且还含有含氧、氮、硫等的非烃类组分。页岩油的性质，因各地油页岩组成和热加工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分析开发油页岩的意义和美国开发的现状。

美国是全球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70%以上。其中70％的资源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其中以科罗拉多宾塞斯（Piceance Basin）盆地储量最为丰富。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年在29届科罗拉多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绿河页岩油的潜在储量，约为1.5 ×1012bbl，比以前估算的1×1012bbl增加了50%。

根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估算，美国的油页岩资源可开采多达2万亿桶石油，这一数字是沙特阿拉伯已知石油储量的8倍，这也是布什政府对开采油页岩寄予厚望并给予强烈支持的原因。

一、开发油页岩的战略目的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金本位制后，美元开始了长达40年的贬值之路。从黄金的价格就能看出美元的贬值路径：当初的35美元能从美联储兑换一盎司黄金，到现在为1700多美元每盎司。黄金还是那黄金，不过美元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元。那为什么在美元逐年贬值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持有美元或美国国债呢？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而且美元背后有石油做支撑，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占据了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各国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就必须使用美元，这样，使得美元能成为国际货币长达40年之久。

在石油资源耗竭之日，美元也将失去这个支撑，所以美国政府为了巩固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居安思危，正在寻找美元的下一个有力支撑，这个新的支撑就是新能源（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这里包括页岩油）。可以设想，也许未来某国要进口页岩油必须使用美元，某国要购买美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必须使用美元。稳住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展新能源的最高战略目的。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纽约期货交易所价格11月16日再次突破100美元每桶，开发油页岩可以减少对外国原油的依赖，缓解油价高涨的背景下进口原油的压力。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英国《每日电讯报》2011年10月24日称，美国目前的石油自给率已经达到72%，而10年前约为50%，报道还称，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实现燃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那么，美国在中东战局上将会减少束缚。以前在中东地区搅局，会担心国际油价上涨而传导到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并扩大贸易赤字，这样会冲抵获得的利益，现就不一样了。在未来，美国还能将国际原油价格作为利器，通过华尔街来炒高油价，打击那些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像中国、欧盟等。

自从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疲软，大力发展页岩油可以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有学者预计，油页岩的开发将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对美国经济产生8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再者，油页岩的开发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促使部分国外的资金流回美国，寻找投资机遇。目前在美国从事油页岩勘探的公司主要有EOG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Whiting Petroleum以及Brigham Exploration等。自去年8月国际油价启动上行攻势至今，上述4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30％、75％、62％和110％。

通过开发油页岩，还可以确保美国安全地获取战略性燃料，满足国防需求。对油页岩进行商业性开采具有重大公共意义，包括提高液态或气态燃料的可得性，加强军事反应能力，降低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减少石油进口，更好地实现联邦和州权利金收入、税收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等。 转贴于

二、美国开发油页岩的发展现状

在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法，为油页岩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例如，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发展非常规能源的《2005能源政策法》，明确了油页岩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并且命令能源部协调和促进油页岩资源的商业性开发。

能源政策法出台后，2005年内政部土地管理局（BLM）还成立了油页岩工作组，解决公共土地内油页岩的准入问题以及公共土地中油页岩开发的障碍；2006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内政部在2007年将全国油页岩分布区土地资源的35%出租给石油公司，同时规定暂时免除石油公司发展页岩油产业的纳税义务，力争减少政府和地方团体对项目实施的不利影响。能源政策法也掀起了美国油页岩开发研究的新，2006年美国内政部己批准了6项矿产土地招租项目给埃克森美孚、壳牌等石油公司，支持其开展油页岩干馏炼油试验。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0年在第30届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位于犹他州东部与科罗拉多州西部的犹因他盆地（Unita Basin）绿河油页岩层系潜在页岩油储量的最近评估结果，约为1.32×1012bbl，与科罗拉多州宾塞斯盆地（Piceance Basin）的1.53×1012bbl相当。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页岩油公司、雷得里夫公司、油页岩开发公司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开发进展。除了上述公司已开展或准备开展地下干馏、或地上干馏中试外，还有约20几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开展油页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依达霍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木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等，还有卡罗拉多矿业学院、犹他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以上20几家机构对油页岩研究的内容很广泛，涵盖了资源、地质、干馏、燃烧、环保、水供应等。

美国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一些大石油公司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地下或地上干馏现场试验，但至今没有工业生产。美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在开展有关油页岩的应用基础研究。但是，工业化生产是迟早的事情。美国银行的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说：“美国是对去年的全球石油供应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每日净增39.5万桶。”他把北达科他的油田比作另一个北海。随着新油田投入生产，美国的页岩油总产量“肯定会明显增加”，到这个10年的中期可能会达到每日550万桶。这个数字是2009年的10倍。布兰奇说：“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持续下降的同时，欧洲的依赖性却不断增加，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供应垄断者的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1] 时寒冰.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 张秋明.美国油页岩资源的战略意义与政策选择[J].国土资源情报.2005，（07）：16-17.

[3] 钱家麟、王剑秋、李术元.世界油页岩开发利用动态——记美国第27届国际油页岩会议[J].中外能源，2008，（0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