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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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种在银行因意外事故破产时进行债务清偿的制度。说得简单些，就是由各家存款性金融机构交纳保费，一旦投保机构面l临危机或破产，就由这家保险机构为存款人支付一定限度的存款。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会破产。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机构“只生不死”渐成历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就曾多次表示，必须尽快解决金融机构所遇到的问题，让困难重重的金融机构破产，这样可以确保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实践层面来看，1998年6月21日，国家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在此之前的公众挤兑已经相当频繁。国家为此曾紧急调拨34亿元人民币抵御风险，后来义由工行托管其全部资产负债，由于公众对工行背后国家信用的信任，危机才没有继续蔓延。
从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实践看，中央政府对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这助长了各银行不注重贷款风险的作风。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退出机构的债务清偿：对个人债务实行全额偿付；机构债权人只能参与退出机掏支付个人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清盘。这种做法对保护个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其严重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必须尽快转变。
首先，国家动用财政资金全额补偿金融机构的个人债务缺乏公平公正，会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易于鼓励或诱发金融机构的恶意经营。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机构股权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中外资、民营资本逐步增多。当这些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时，由国家出面拿纳税人的钱去补偿，无疑是一种角色错位。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由成员银行分担个别机构经营失败风险，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目前有67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主要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实践证明，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提高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形成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减轻政府负担、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国现实的市场也越来越显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金融改革的深化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创造了微观基础。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造，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铺开，其他商业银行也在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强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和自我约束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将形成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银行类金融机构并存，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机构体系。
第二，金融监管进一步加强，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使存款保险体系能够获得制定完善的差别保费的依据。
第三，国际经验相对充分。可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虽然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势在必行，但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设计方案无疑还存在种种变数。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银行业的监管最终是三家的事情——银监会、央行、还有现在缺的存款保险机构。现阶段银行监管的问题就是监管理念变化的问题，“当前银监会先是警察后是医生。以后等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应负责‘流动性’。银监会负责微观监管，存款保险机构就是‘救火’机构，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但存款保险制度、机构的设立与完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有金融专家表示，只能先在各商业银行的系统内部实行存款保险，或者按区域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然后再向符合国际惯例、全国集中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过渡。在过渡期内，如何防范银行金融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必须有一个“缓冲地带”，央行与银监会的合作尤为关键。
总之，建立完善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体系。是我国金融安全网建设的长远目标。但是，目前我国不同类别银行间风险差别较大、内控机制良莠不齐，决定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分步进行。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形成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规范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存款保险计划、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初步形成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性框架。具体说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存款保险计划，设立存款保险基金。为应对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如果财政出资有困难的话，可考虑由中央银行先行用再贷款垫付，设立存款保险基金。以后逐年由保费收人偿还。
二、明确存款保险范围。从维护系统稳定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应当实行强制型存款保险制度，将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都纳人存款保险体系。而存款保险的资金范围，应当既包括人民币存款，也包括外币存款，以及由商业银行存管的证券投资者以个人名义开户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三、从公平原则和防范道德风险角度出发，实行差别存款保险费率制度。
第2篇
实行何种养老保险模式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内外存在广泛的争议。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可能减少个人储蓄，这被称之为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由于个人储蓄的减少会降低国民储蓄率，养老社会保险就会产生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最先提出这一点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他指出：养老社会保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个人储蓄：一是政府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向退休职工提供养老金的承诺会产生一种“资产替代效应”，即年轻职工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承诺视为自己的一种隐性财富，是个人养老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从而减少自己在工作期的退休储蓄。二是养老社会保险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将要求人们在工作期要有一个较高的储蓄率。这被称为“退休效应”。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就要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还可以增加。据他估汁，在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间，美国的现收现付制使储蓄率降低了大约50％，井由此使资本存量与没有社会保险制度时相比减少了38％。o）但是，一些学者并不赞成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如诺曼·B·特尔认为，即使人们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看成是他们私人退休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但他们也会意识到这种养老金的领取是以他们工作报酬的等量削减为代价的。而且，人们的退休收入目标不是固定。因此，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并不一定对私人储蓄产生系统的影响。
对于积累制，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隆认为：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障也许可以促进储蓄，提高经济增长，但这个结果却并不一定发生。老百姓也许会通过养活其他形式的储蓄来抵消部分或全部积累的储蓄。政府可以通过大量亦字或者减少政府运行的结余来抵消部分或全部储蓄积累。由于建立社会保障储蓄的成本很高，国有企业也许会减少对自身的投资。”在1999年9月世界银行主办的“老年保障新思路研讨会”上，彼得·奥格萨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了突破性的论文（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十个谬论），对个人账户从十个方面系统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对“个人账户制增加国民储蓄”、“在个人账户制下的回报比较高”的质疑。若从储蓄的角度证明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证明积累制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更高的储蓄能够成功地转化为投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正如郑秉文指出：这三个环节中没有一个环节是必然成立的。
从实证检验的情况看，各种观点似乎都可以得到一些实证材料的支持。例如，据了解，新加坡年轻职工中约有40％的人没有多少银行存款，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雇主和职工分别按工资总额的20％缴纳费用。实行在这种强制储蓄后，许多年轻职工没有多少收入供自愿储蓄。但是，有材料表明，智利在改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为完全积累的养老制度后，国民储蓄事由1976—1980年的16.7％提高为1994.年的26.6％。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分析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结构，还必须分析它所处的外部条件。依据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现实经济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供给相对过剩；另一种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过剩，而总供给不足。经济条件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同。
1、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社会总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增加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较。设经济增长率为G，储蓄串为s，资本产出率为v，则
G=s
v
由上式可知，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一产出比成相反。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条件下，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和降低资本—产出比。
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点是：养老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以当年的养老保险税（费）收人满足当年的养老金支出需要，收支相抵后没有过多的结余，不能形成数额很大的储备基金。因而不能通过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相反，在实行现收现付的条件下，工作人口因为不需为退休后的生活消费担心，可能相应减少为养老而进行的自愿储蓄。尽管理论上还不能肯定现收现付制会降低社会总储蓄率，但不可能通过现收现付制提高社会储蓄率，则是可以断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德斯坦对现收现付制的批评，对供给不足的经济是适用的。
实行储蓄积累制，政府强制性要求参保人为养老储蓄，从而可以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随着参保人数的增长和积累年限的延长，养老保险基金将逐渐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社会储蓄率。但是，有以下三个因素将会部分减弱储蓄积累式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一，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部分大，用于个人自愿储蓄的部分可能相应减少。其二，要求企业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提供资金，企业用于养老保险的支出增加，可支配用于投资的净利润则会相应减少。其三，在现收现付制向储蓄积累制过渡的时期，如果社会不能以工作人口上缴的养老保险税（费）支付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同时又不降低退休人口的养老支出水平，必须从政府其他收入中列支，从而必然减少政府可用于投资的支出。以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总储蓄的净增加额，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储蓄的总增加额，S1代表居民自愿储蓄的减少额，S2代表企业储蓄减少额，S3代表政府储蓄减少额，则：
S=S-S1-S2-S3
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产出的积极作用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前者的假定条件是，储蓄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对工作人口有更好的激励作用；后者的假定条件则是，储蓄积累形成的养老保险基金能否比个人、企业储蓄得到更高效率的使用，且资本市场是有效或是具有较高效率的。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一产出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储蓄积累制的管理成本通常要高于现收现付制的管理成本。以Y表示储蓄积累制对国民收入的净增加额，y1表示因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y2表示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c表示管理成本的增加额，则：
y=y1+y2-c
总的来看，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储蓄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还要视强制储蓄对居民个人自愿储蓄挤出效应的大小及资本市场效率的高低等因素而定。
2、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需求约束经济中，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扩大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构成，其中消费需求为最终需求，它不仅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且还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扩张。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总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相反，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就小。投资需求为利率的函数，与利率的高低成反比。假定消费函数为c=α+β，投资函数为i=e-dr，则均衡收入的公式为：
Y=α+e-dr1-β
在上式中，α、θ为常数，y为国民收入，β为边际消费倾向，d为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r为利率。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不变，或者投资对利率的变动缺乏敏感性，均衡收入水平便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不在于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能提高储蓄率，而在于它是否更能够扩大有效需求，其中关键在于能否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状态和收入增长的预期。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递减的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呈下降的趋势。收入分配差别拉大，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相反，收入分配差别缩小，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一般而盲，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稳定，人们会增加现期的消费；相反，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不稳定，人们将减少现期的消费。因此，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应看其对收入分配状态及收入预期的影响。
现收现付制不仅可以实现代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还可以在同代人内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态，又可以起到稳定退休期收入预期的作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现收现付制代际分配效应和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代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设工作人口的收入为w，养老保险缴费率为t，工作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为p；退休人口养老年金收入为p，假定养老年金当年全部用于消费，即βp=1；因养老保险收支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p-twβ
在总需求不足、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的扩大，将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设由养老保险制度增加或减少的国民收入为y，则：
y=p-twβ1-β
（2）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定工作人口分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两类，他们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w1、w2和β1、β2，因为w1>w2，根据凯思斯的理论，β2>β10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β1和β1，分别提高β‘1和β’2，设因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社会保险而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的收人为wlt，由此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w1t（β‘2-β’1）
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y则为：
y=w1t（β‘2-β’1）
1-β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养老社会保制度，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其他因素不变，养老保险缴费率越高，再分配效应越大，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储蓄积累制不同于现收现付制。它不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如果不考虑对居民自愿储蓄的“挤出效应”，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将会扩大社会储蓄总额，提高储蓄率。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t，消费需求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而增加或减少的数量为c，则：
c=-t（β1w1+β2w2）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使储蓄率提高，不但不能通过增加储蓄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还可能通过减少消费需求而抑制经济增长。因强制储蓄而减少的国民收入取决于强制积累率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强制储蓄率越高，对国民经济的抑制作用越大。以Ay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量，则：
y=-t（β1wl+β2w2）
1-β
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经济发展
以1997年为标志，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发生了由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变化。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固然有投资需求不足和国际需求不足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和居民对未来时期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注重公平，着力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稳定低收入阶层的收人预期。为此，可进行如下改革：
（一）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建立社会统筹养老制度，可以采取现收现付制，并由国家直接管理，目的在于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满足社会老年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1、改革统筹养老基金的筹资办法。从长远来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主要应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在现阶段，由于个人所得税有限，遗产税尚未开征，可以采取辽宁省试点的办法，将企业的缴费全部进入统筹基金，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和遗产税的开征，逐步降低企业缴费的比例。目前，荷兰、芬兰和挪威等国已将社会保险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这种改革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强化养老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二是可以减少社会养老保险的运行成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28％，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11％，而我国1998年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3.4％；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低收入国家为6％，中高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11.5％，而我国不足1％；西方国家对高收入和高收人家庭实际税率都在30％以上，而我国20％的城镇最高收入和高收入户实际税率不足0.6％，城镇居民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率也远低于名义税率，甚至还低于农民的人均税率3.74％。2002年，我国GDP达到102398亿元，如果将个人所得税占CDP的比率提高为3％，个人所得税可达3071.94亿，而当年养老保险收入总额为2110亿。由此可见，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筹措统筹养老保险资金的空间是很大的，改革统筹养老的筹资办法是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办法。
2、统筹养老金的支付方式的改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应着眼于满足离退休老人基本生活的需要，因而应根据各地基本生活费用标准确定养老金的支付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按此标准领取养老金；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则应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则不能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应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这种支付方式在国外是有先例的。例如，澳大利亚规定，一个单身者如果两周的收入加起来超过683.2澳元，或者其财产超过17.9万澳元，就没有资格从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中领取养老金。在加拿大，从2001年开始，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以从老年保障计划每年领取11420加元；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单身老人年收入达到5万加元以上，或夫妻共同收入达到7万以上），则不再有资格领取老年保障计划发放的养老金。这种改革，一方面可以相对缩小城镇社会统筹养老的支出范围，从而相对减轻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困难在于必须配套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而对低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要比对高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容易得多。
3、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在实行社会统筹养老筹资办法和支付办法的改革后，将社会统筹养老范围扩大至非国有企业并不难，关键是要将社会统筹养老制度扩大至广大的农村。从必要性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都是我国公民，应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拥有同等的养老权利。同时，增加农民的养老保险支出，可以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至于可能性，如果将农村的养老保险一步提高到城镇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不等于不能实行。可以先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农村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障，然后再按农村基本生活标准实行统筹养老保险，再逐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约为1.26亿，按农村老年人占70％计算，农村老年人约8820万，如果人均养老金支出为600元／年，只需要支付529.2亿元。个人所得税增加500至600亿或减少一个500至600亿的大型项目，启动农村统筹养老不是没有可能，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三农”问题。由于现行的所得税率是全国统一的，提高社会统筹养老的层次，主要是统一支付标准。这里所说的统一支付标准，不是说全国都按同一水平支付养老金，而按统一标准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及累退支付的比例。由于各地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同，统筹养老金是可以有所区别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确定实物标准，然后再根据各地的物价水平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
（二）改革个人养老基金账户
建立个人养老基金账户，目的在于强制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积累，以防个人在养老方面的“短视”行为，而不是实行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我们主张借鉴智利的办法，在政府的监督下，将个人养老基金账户交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1、改革个人账户的缴费办法。可以2033年为起点，将职工个人账户分“新人”、“中人”和“老人”三类情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法定保费率起点可定为5％，超额部分由个人自愿缴纳，在一定范围内由政府予以税收优惠。对于已参加工作的中人，由政府按实际工龄的长短及1997年缴费工资的8％补充个人账户的资金；2003年起由个人按新人办法缴纳。对1997年以前已退休的人员仍按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养老金，不设个人账户。
2、稳步推进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工作，尽快补偿转制成本。由于我国财政负债比较重，不具备像智利那样实行转制还有财政盈余的条件，通过大规模发行认可债券的方式补偿转制成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在传统的体制下，企业的利润全额上交国家财政。由于劳动者的报酬中没有包含养老保险等社会必要劳动，企业上缴的利润不仅包含劳动者剩余劳动，也包含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这部分必要劳动被用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为了补偿转制成本，必须将国有资产中用劳动者必要劳动形成的那部分价值归还给为其做出过贡献的劳动者。2001年，我国试行国有股减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引起了市场的较大震荡而于2002年6月24日被迫正式宣布在国内证券市场暂停实施。我们认为，原来的方案流产，不等于不能通过国有资产的减持来筹措养老保险基金，而2001年股市价格下挫也不能全部归咎为实施国有股减持方案。郎咸平（2001）就尖锐地指出：大户行为是大盘下跌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不当之处在于低估了中国股市特有的操纵下的惯性作用。
在我们看来，对已上市的公司，可以考虑根据补偿转制成本的需要，将一部分国有股通过协议方式转交给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并分解进入个人账户，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出售，只获取红利收益；达到一定年限（如5午）后，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可根据支付养老金的实际需要，每年可将不超过10％的股份通过市场交易变现。对于新上市公司，可规定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交由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公司上市三年后，基金管理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转让交易。作为一种渐进的减持方式，这既可以实现上市公司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行为更为规范、公开和透明；又可以弥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不足，并且不会造成对股市的不利影响。
第3篇
基于C/S体系结构的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正确的将原型法与生命周期法相结合，在程序模块的划分过程中，始终遵循自顶向下原则，促使系统程序更加函数化、公用化及模块化，最大限度减少了函数或程序的循环、重复编制。尤其体现在各参数子系统的开发与设计工作中，该系统促使所有可变参数和公式的维护都可在外部进行，有助于DBA维护管理效率的提高。
2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实现
养老保险的基本业务具有政策性强、信息量大、业务面广及变动频繁等特点，因此在处理信息时需要借助先进的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开发出更加及时、准确、迅速的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经过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基于C/S体系结构的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开始逐渐应用到社会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当中，其主要功能模块包括档案、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参数、基金收缴、业务台账报表、养老金拨付、基金转移、养老保险财务等十四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本文主要分析作为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核心部分的8个子系统，现将其功能进行介绍：
2.1档案子系统
档案子系统需要进行四种日常管理工作，即完成社会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离职或退休人员、继承人的自然属性基础数据，并且为参保单位生成一个专属的社会保障号，从而为参保人员形成一个专属个人的电脑保障号，完成机关事业单位登记或变更等工作的处理。此外，档案子系统除了提供固定的日常查询功能之外，还能进行随机模糊查询。
2.2基金收缴子系统
基金收缴子系统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参保单位的投保或终止手续；将职工上年度缴纳的工资费用进行录入与核定；参保单位的实际负担比例与职工个人的缴费基数；对参保单位全年的基金收缴计划和养老金拨付计划进行制定；按月落实收缴工作；发送参保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缴款通知单等。此外，基金收缴子系统还能处理基金预缴、缓缴、补缴和拒缴工作，以满足特殊收缴业务的处理工作。并且，每月的基金在正常收缴之后，会实时登入到个人账户当中，在参保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生增减变化时，能及时将基金收缴计划于养老金拨付计划进行调整。
2.3养老金拨付子系统
根据基金收缴子系统在每年初制定的养老金拨付计划，养老金拨付子系统每月生成养老金费用拨款单和养老金发放花名册，然后落实养老金拨付工作。并且该系统还能根据参保单位上报的离职或退休人员申请，对离职或退休人员待遇进行计算，然后办理相关手续。同时，针对特殊业务的处理，如继承人领取、一次性领取、社保机构垫支等业务，可及时调整养老金拨付计划。
2.4养老保险财务子系统
养老保险财务子系统具有科目体系定义、记账、凭证录入、账簿查询、银行对账、结账、会计报表等功能，该子系统采用借贷记账法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将全省社保机构财务核算进行统一，并可以通过数据链路将科目体系下发、计算机自动制证、机制凭证定义、业务报表与会计报表进行逐级汇总，然后完成服务费上解下拨、管理费提取核拨等特殊业务。养老保险财务子系统能有效实现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衔接与统一。
2.5个人账户子系统
个人账户子系统能在电算化前将参保单位职工的个人账户进行一次性登录工作，并及时将个人账户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清理。同时，还能实时查询并打印职工个人最新的账户情况及对账单，并生成个人账户对账单的数据软盘，交予投保单位自行打印。
2.6业务台账报表子系统
通过基金收缴子系统登录的各类台账数据，可自主选择表格的样式、并自定义制作表格的内容、打印、预览，还可通过各类数据和信息的远程链接，实现参保单位各部门报表的汇总，并为操作人员的查询提供了便利，实现了各类信息和数据的分布式查询。
2.7基金转移子系统
基金转移子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参保单位内、外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转入或转出操作，并出具详细的养老金转移单据。针对参保单位内部工作养老金的转入或转出，可直接通过数据链路进行，并实现了档案基础数据、养老金转移清单及个人数据账户等大量数据的传递。
2.8养老保险参数子系统
养老保险参数子系统肩负着为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业务比例参数、各类业务代码、运算公式的责任。参保单位的养老保险业务主要是合理调整相应参数，确定后及时刷新，并以快照的方式更新各部门现行的运行代码、运算公式和比例参数，确保参保单位与全省业务规范相统一。
3结束语
第4篇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引爆了全球性的以信息处理为核心的计算机革命，使得信息在全球内被传播、共享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传统上的经济竞争，它更接近以信息管理为形式和内容的竞争。因此，努力获得更多的信息，并提高所掌握信息的利用效率，对于企业实现在身的发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建立企业自身的信息管理系统恰好满足了企业对于庞大信息管理的需要，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一大保障。从微观角度来讲，建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帮助企业以更高的速度实现自身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转，从而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效率，最终实现在身的经济效益。
二、地质大队劳动保险管理系统的实施
1.劳动保险管理系统的实施目标
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建立信息管理系统是顺应时展的需要，从而将整个社会化生产的周期大大缩短。管理信息系统，是企业进行数据处理、计划、控制和辅助决策的重要系统。具体的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它能够为信息的处理提供统一的标准，从而将不完整的、使用前后相互矛盾的数据排除在外。第二，为企业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完整、有效的数据信息。第三，能够使用已有的数据信息形成的关系，对数据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第四，根据不同部门的需要为其提供详略得当的信息报告，从而有效地缩短部门分析解释数据的时间，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第五，能够在最小成本和最高效率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为企业部门提供科学、精确的信息，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据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来看，在地质勘探公司部门应用劳动保险系统对于提高公司劳动保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地质勘探部门在劳动保险上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程序投入，其中就有网络版的程序，例如工资统计系统、劳动合同系统、离退休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地质勘探中几乎所有的部门依然使用手工输入的方式进行劳动保险和人事的管理。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加大了企业的经营生产生本，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扩大化。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应用劳动保险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地质勘探企业中所设立的劳动保险处主要负责劳动保险管理中的五险保险业务：保险基金的缴纳、账户管理、离退休审批和待遇的审查与发放。并且这一部门对于企业劳动保险管理系统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对公司集团的劳动保障部，启下则负责对地质勘探部门的直接监管部门。因此，地质勘探部门有着非常庞大的业务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待处理数据，单纯依靠人工输入劳动保险信息就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严重拉低了公司部门保险业务的准确性。员工因为个人账户出现问题而上访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企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公司员工的团结以及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成功运用劳动保险管理系统，除了提高了企业劳动保险的管理水平、保险业务的可信度以及员工的切身利益以外，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整体团队的团结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以及公司持续的健康发展。
2.劳动保险管理系统的实施措施
在矿业公司中，其劳动保险管理业务主要是由公司的劳人处负责的，其主要的方式是手工进行简单的数据库表编制，并在每个月接受其下所属部门的申报的保险数据，然后对其进行逐级的收集，最终报告给集团的劳动保障部门。这种形式的存在致使地质勘探部门的劳动保险管理系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所有下属部门所报的材料逐个审核不仅加大了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容易在统计汇总中出现漏审、漏报的问题。其次，集团中员工的保险基数和保险费缴纳情况无法进行逐一的核实，这就容易造成保险信息的虚报。再次，保险费缴纳的具体情况的核实难度比较大，可信度比较低，非常容易出现职工上访的问题，对于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最后，劳动保险信息的输入没有统一的参考标准，造成表格不一、数据统计格式不同的现象，而且庞大的员工信息数据在手工输入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产生张冠李戴的问题。要解决上述中的各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理论原则。根据已有的复杂性工程技术系统所取得的成就，在建立劳动保险管理系统时应当本着整体性和分解与协调的原则。这两大原则，既保证了劳动保险管理系统中各要素的整体协调统一，又保证了系统中所出现的复杂性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第二，业务和技术支持。首先，地质勘探部门有一批素质很高的技术队伍，这个团队掌握着最新系统开发技术。其次，地质勘探部门已经研究成功的系统有财务管理系统、OA系统，经过严密科学的测试，这些系统都能够平稳的运行，并为集团的生产、经营和决策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和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最后，地质勘探部门现有的劳动保险管理人员都经过专门的计算机知识培训，初步具有了管理劳动保险系统的能力。第三，在建立劳动保险关系系统时，需要对部门内主要的使用用户进行相关的调研。需要主要了解的用户有公司内的管理人员、地质勘探劳人处部门的财务相关处理人员，下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下属部门中的技术骨干等。通过对这些人员的询问得知，原有的劳动保险管理系统工作程序相对繁琐，手工输入的方法加大了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容易产生遗漏的现象，使得部门之间以及整体集团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实行的劳动保险管理办法增添了以下几项内容。首先，系统能够满足用户的信息要求，包括实施的账户缴费和对业务记录的插入、删除与恢复等。其次，系统对于工作记录的完整性，并保证记录信息不被盗取。再次，系统能对部门的财务信息进行直接的校对，提高了地质勘探部门劳动保险管理的效率。最后，劳动保险管理系统能够以社会的平均工资为依据进行保险费基数与所缴纳保险费的数额。
三、结语
第5篇
（一）设立专门机构，建立科学的社会保险组织架构
社保中心的成立结束了社保业务由各人事劳资科社保岗办理的分散化格局，建立了完整的社保经办机构组织架构：（1）在中心机关设置了养老保险科、医疗保险科、保险保障科、基金财务科、综合办公室五个业务、职能科室。各科室之间明确了各自职责权限，形成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2）按照油田不同区域设立8个保险所，作为社保中心派驻各矿区的业务经办机构。（3）为了便于横向、纵向的沟通和制约，制定了组织结构图、业务流程图、岗（职）位职责说明书和权限指引手册等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文件，明确了组织架构及权责分配，以便全员正确履行职责。
（二）完善职业道德价值观制度，强化组织文化体系建立和管理
始终把转变工作作风、加强服务理念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作为构建组织文化的核心：（1）加强了窗口服务制度建设。社保中心先后制定了“首问责任制”、“承诺服务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服务管理制度。（2）规范了行业服务标准。统一着装上岗，规范窗口服务用语，规范了来人接待程序和办事流程。（3）持续地开展了“改善窗口服务，提升服务质量”的主题活动，号召员工“创群众满意岗位、创服务先进单位、创优质服务品牌”。这些措施的实施打造了具有社保行业特色的组织文化，引导和规范了员工行为。
（三）完善人员配置、加强业务培训、健全监督考核体系
从各参保单位人事劳资科、退管部门、财务岗位员工中选聘了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员充实到了社保中心的相应岗位。每年都对员工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服务礼仪、廉政建设、保密承诺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健全内部监督考核，建立了窗口服务满意度考核办法，采取定期不定期检查与群众监督员监督相结合的方法，督促员工提高服务质量。建立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及时讲评考核、及时兑现结果。
二、业务运行控制方面
（一）完善业务流程，规范基础数据
本着规范、健全、集中、统一的原则完善了各项业务流程：（1）按照社会保险有关政策和法规，规范各项业务处理和稽核监督等业务环节的操作流程；（2）办理社会保险各项业务时严格审核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进行登记备案；（3）规范数据，统一接口；（4）妥善保管档案资料。
（二）严控工作质量标准，加大复核力度
制定了社保业务“零积压”、工作质量“零差错”的工作质量目标，加强了复核工作力度。加强了对社保中心、保险所现有数据库系统的维护，持续完善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定期不定期地与上级职能部门、各参保单位人事劳资部门、离退休管理部门进行数据核对，以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风险。
（三）加强对外来资料的审核，避免外部风险转变成内部业务操作风险
科学使用抽样监管、分类监管和网络监管等手段对数额较大的、易出问题的业务及外来单据进行抽查或实地调查。例如，对异地参保人员，定期打电话核实其生存情况；对于大额或有疑点的住院药费单据定期与定点医院通过网络核对、或实地核实其真实性。对于故意利用虚假住院药费发票套取社保基金的参保人员，及时进行批评、进行法制教育。
三、基金财务控制方面
（一）依法建账，集中核算，严密控制，专款专用
建立了中油6.0账务系统，在中心范围内实现了一级集中核算，按区域开设8个银行支出专户，保证社会保险业务的有序运行。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分险种开设收入和支出账户。按照不同险种分账核算，落实专款专用规定，各险种之间、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资金互不占用。定期检查，做到规范基金管理，保证资金安全运行。
（二）明确岗位责任，完善授权审批制度
明确岗位责任，建立合理的责任分离制度，加强资金流转不得由一人办理业务的全过程。更正会计记录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并附有详细的记录。财务收支审批实行分级授权，未经授权不得越权越岗代办。
（三）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账务核对，加强社保业务内部稽查监督
对不同账务定期核对，充分发挥内部稽核功能；对各综合保险所采取日常稽核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保证账户资金余额与账面数额一致；年度抽专人对各综合保险所的财务收支进行专项稽查，严格内部稽核和监督，确保基金运行安全规范。
四、信息系统控制方面
（一）统一操作软件，利用技术手段规范业务
使用统一的业务操作软件，严格按照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的标准规范业务系统、建设数据库。制定了的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明确了业务操作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规范业务操作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过程的人为因素。
（二）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权限制度
明确数据操作必须依据有效凭证，必须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加强对信息系统数据的监控。通过计算机修改业务系统数据，必须履行分级审批制度。中心与业务操作人员签定保密承诺书，各操作人员需对各自运行的数据安全性负责。
（三）完善信息文档管理，确保数据安全
第6篇
社会医疗保险从设立到推广，再到不断深化，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生命安全，提高我国医疗体系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实绩。然而毫不晦涩地说，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在新时期以来逐渐表现出多方面的局限和不足。首先，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的身份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造成管理工作的过于复杂和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角色的有关部门包含了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等。其次，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数量过多，加之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内容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式的严格划分，所以，造成工作内容与管理者之间角色的冲突和信息的难以及时送达。最后，传统社会医疗保险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各个险种之间为了争夺更大的客户资源，完成既定的参保率，而放松关键的审核环节，造成重复享受医疗保险的情况发生，并导致医疗保险资源的分配不公和严重浪费。
二、新时期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1.精简管理部门，实行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
为了避免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层过于庞大而导致的医疗保险信息不对称，医疗保险资源浪费以及重复获取医疗保险补助等弊端的出现，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了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级别的社会医疗保险区域，指定相应级别的卫生局或者其他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伴随着这种管理权力的集中，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在险种上也实现了集中，将原先分散在不同管理部门之下的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归拢，统一安排在卫生局及其他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的管辖范围之中。其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困难群体医疗救助是险种合一工作中的绝对主体性部分。通过这种权力集中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的“瘦身”。强化了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实现了对社会医疗保险资源的科学分配和结构的不断优化。
2.委托管理的管理模式
在进行简化管理部门，实行权利集中的过程中，各级卫生局以及其他卫生行政机关的角色往往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尴尬和矛盾。作为我国医疗体系和行业的主要负责部门，其需要考虑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和繁荣，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水平和营收等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积极的促进。但由于其同时肩负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重任，为了保障公民获得切实的医疗保险服务，必须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水平进行全程监督和考核。为了避免这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实行了委托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当前较为成功的试点地区管理经验来看，这种委托管理模式的实行是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委托合同、医疗基金管理等方式来实现的。
3.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因素管理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不带有盈利性质。但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由医疗机构、保险机构、被保险人等三方共同组成。而医疗保险的形式是以金钱作为载体的。所以，我国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在实际医疗保险的管理工作中，注重和加强了对利益相关三方的道德风险的管理，强化了对其的参保率的审核工作以及道德品格的评估工作。
三、结语
第7篇
一、创新发展煤矿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开采过程一般会经历从开发到兴盛再到衰竭、关闭的过程。当矿井处于兴盛期时，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处于鼎盛时期，此时，企业所能承受负担的能力较强，且此时工作人员系统也处在旺盛阶段，岗位退休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在支付员工退休费用时应做到科学、合理。在企业中实行社会保险则是践行这一规定的重要表现，并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具体措施。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和推行，社会保险成为包括煤矿企业在内各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煤矿企业根据社会保险制度规定，立足自身情况，最大程度上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包括职工的养老金、住院治疗、工伤保险赔付、失业保险转岗培训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无疑有利于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保障员工权益，有益于提高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新形势下创新煤矿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方法
1.创新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思路紧扣“保障民生”这一主题开展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同时，将保障职工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工作的目标。通过积极创新工作思路，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出和谐的发展环境。
2.积极构建“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平台当前，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同样也被应用到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发挥计算机技术的优势，应按照五大险种的整体设计要求，积极构建“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核心平台，建成软件、流程、政策标准统一的系统。同时，对于社会保险业务的处理、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提高日常经办社会保险事务的信息化水平，并争取实现全程办理信息化的目标。
3.注重提升社会保险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是一项具有服务性质的工作，在服务过程中要求做到细心、耐心、文明、得体，坚持“服务为民”的工作作风。社会保险管理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应切实贯彻“社保无小事”的理念，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服务体系，该体系应对社会保险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规范，并细化到着装、用语等各方面内容。此外，为提高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可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督小组，对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如服务规范、着装、业务操作能力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将考察结果纳入员工年终考核中，与绩效直接挂钩。
4.积极宣传社会保险制度一项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推行，除了其本身必须具备的条件之外，还需要通过积极宣传，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后，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使之得到有效推广。工作人员自身首先应熟练掌握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法规，并对社会保险的目标、意义、原则等有所领悟。然后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方式，如借助多媒体、设置宣传标语、画板、宣传册等方式将社会保险的相关知识宣传出去。在宣传过程中，注意将一些比较难理解、专业性强的内容进行适当“改装”，尽量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积极的宣传工作，能为更好地开展社会保险工作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应引起足够重视。
三、结语
第8篇
一、国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及我国的现状
(一)国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
在国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一般称为职业年金计划(occupationalpensionscheme)。二战以后，职业年金计划得以迅速发展。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年金计划较为普遍，经合组织国家(OECD)有1/3的职工被覆盖在内。在发展中国家，职业年金计划的发展相对缓慢，覆盖面也相对较小，往往只有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行业才有能力建立。
各国职业年金计划虽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职业年金计划往往是自愿性的；(2)缴费由雇主、雇员共同承担；(3)积累基金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投资运营；(4)缴费和基金运营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对国家养老保险进行改革成为国际性趋势。一些原先实行单一的国家养老保险的国家，为了减轻政府负担，开始或正在考虑缩减国家养老保险的责任，建立包括职业年金计划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一些已经实行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国家，也开始或正在考虑缩减国家养老保险的比重，增加其他形式养老保险(包括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储蓄计划)的分量。
(二)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部分企业试行。1995年，原劳动部了《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进行了初步的政策规范。截止1999年底，参加由社会保险机构管理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有173万职工，相当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9502万)的1.4％。此外，还存在少数行业和大型企业单独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太小，还难以形成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力补充。
我国目前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1)采用个人账户积累模式。(2)一般情况下，只有企业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3)缴费来源主要是企业的自有基金、奖励与福利基金，基本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4)积累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不能进行市场化投资。(5)企业自愿建立，国家不强制。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近几年甚至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影响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不明确、不到位：(1)性质未定。补充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它应该由社会保险机构经办还是由商业性机构经办?是国家强制性的还是企业自愿性的?目前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不同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2)缺乏优惠政策的激励。补充养老保险缴费主要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和奖励福利基金，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积极性。(3)基金投资受限。出于对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担心，政府还不允许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基金的保值增值难以实现，从而使得补充养老保险缺乏对企业和职工的吸引力。二是近几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制度转换过程中，以及整个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企业经济状况欠佳，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尚且困难，自然无力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三是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居高不下(全国平均替代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补充养老保险缺乏发展空间。
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性质的确定
在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补充养老保险是自愿性的。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不宜实行强制性补充养老保险，应给予企业自愿选择的权力。不过，由于经济状况较好的企业往往更愿意通过发放奖金和其他形式的短期福利来作为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不愿建立属于长期福利的补充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逐步下降(从目前的80％下降到60％)又需要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来补充，因此，国家需要对企业是否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监督，促使和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既然企业有权决定是否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企业也应该有权选择由谁来管理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我们认为，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不宜由政府的社会保险机构来管理。社会保险机构管理一方面会增加政府的责任和负担；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基金的效率一般不如市场。因此，政府应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退出来，让企业自主选择多样化、专业性的机构实施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政策规范和监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既不同于社会保险(不强制)，也不同于商业保险(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政府施加相对较强的约束)，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养老保险形式。我们不应该为非此即彼的归类而过多地争论，而应着眼于对这种特殊的养老保险进行有别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政策规范。
三、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水平的确定。
各国政府通常制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同时，政府也对享受优惠政策的补充养老保险水平给予了一定的限制。为了推动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我国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同时限制补充养老保险的水平，以避免企业借此逃避国家的税收。
整个养老保障的目标是保障退休者能够维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养老金替代率达到80％左右即可保障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为60％，因此，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应限定为20％以内。据专家测算，假定工资增长率等于投资回报率，要达到20％的替代率，所需要的缴费率为5%~8%。因此，可以将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水平确定为：缴费率上限为5％~8％，养老金替代率上限为20％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在80％以上。由于地区间不平衡，一部分地区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80％以下(有的甚至接近60％)，尚有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补充养老保险的水平应根据当地实际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来确定(80％—实际替代率＝补充养老金替代率)；对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于80％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发展补充养老保险的空间，这些地区首先要做的是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而不是发展补充养老保险。
(二)补充养老保险的管理形式。
在国外，补充养老保险的具体管理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比较普遍的是独立的养老金基金会。养老金基金会由一家企业或多家企业(或一个行业、一个地区)联合组建，基金会的管理是独立的，与发起的企业完全分开。基金会的独立性能够避免发起企业对养老基金的管理运作进行干预；多个企业或一个行业、一个地区联合组建又能够有效降低管理成本，这两个优点是养老金基金会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我国不妨考虑建立独立的补充养老金基金会，承担管理补充养老保险的职责。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基金会的层次：规模较大、资金管理能力和承担风险能力比较强的大企业、企业集团可以单独建立补充养老金基金会，但基金会及其基金的管理都要与企业管理、企业经营性资金的管理分离开来；内部差异比较小、相互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可以考虑由行业工会发起建立统一的行业补充养老金基金会；发展比较均衡的地区可以由地方工会组织地区性补充养老金基金会；而那些规模小、承担风险能力弱的企业可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通过工会)建立跨企业的补充养老金基金会。多样化的管理层次既维护了企业的自愿选择权，也便于适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承受能力的企业的实际情况。目前社会保险机构管理的补充养老保险应该尽快分离出来，交给企业选择的补充养老金基金会来管理。
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应采取委托投资的方式，由补充养老金基金会委托具有基金投资经验的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公司等。政府要对受委托的投资机构进行资格认定，并制定有关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规则；补充养老金基金会则行使委托者的权利，对受委托的投资机构进行监督。
(三)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
补充养老保险没有政府财政兜底，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因此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至关重要，既要提高投资效率，又要保证基金安全。目前，按有关政策规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不能进行市场化投资，只能存银行、买国债，比较强调基金安全而不太注重效率。在国外，补充养老保险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是吸引职工积极参加的重要因素。不讲求效率，补充养老保险就没有生命力。因此，首先应该将补充养老保险从社会保险机构中分离出来，由独立的补充养老金基金会来管理，基金投资运营再委托给专业性的投资机构来承担，实行市场化管理；其次，逐步放开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准予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在一定限度内进入资本市场。近几年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很快，投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市场中的投资工具也不断增加，应该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条件。当然，为了保证基金的安全性，政府一方面要采用先试点、后逐步推进的办法，尽量减少养老基金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和养老基金投资本身具有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适用于我国的各类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并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补充养老保险的筹资和待遇支付。
补充养老保险是企业为其职工建立的，企业必须缴费。不过，应该鼓励职工参与缴费。美国的401K计划(职业年金计划的一种形式)规定，只有雇员缴费，雇主才须按一定比例配合缴费。这种配合机制促进了401K计划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在目前企业不愿意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情况下，通过雇员缴费促使企业配合缴费也是推动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手段。至于政府，在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之外，不承担缴费责任，也不承担弥补补充养老保险财务赤字的责任。
目前，我国的补充养老保险全部实行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模式，待遇采用缴费确定型支付方式，即根据职工的工龄、贡献大小等因素，将企业缴费分解到每个职工的个人账户中，养老金待遇根据个人账户的积累额来确定。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就企业方面来说，企业不承担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企业无需向职工承诺将来退休时有确定的养老金待遇；就职工个人来说，采用个人账户方式，便于职工流动时将其养老金权利随同转移。个人账户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如个人账户完全的可转移性使得企业通过这种方式留住职工的作用大为降低，不利于调动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风险由职工承担，由于金融市场的波动和投资的成败，将会导致职工补充养老金待遇的不确定。权衡利弊，目前的这种个人账户模式应该坚持，个人账户应成为我国补充养老保险的主导模式，其缺点也要通过政策规范和加强管理来加以控制和缩小。当然，根据补充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财和多样化特征，也应该允许企业建立完全企业出资、待遇确定型的补充养老保险，允许一些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建立这种待遇稳定的补充养老保险。在国外，大型企业往往通过建立待遇确定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职工稳定的福利，借此鼓励职工长期留在企业。
(五)补充养老保险的转移。
在国外，职工必须满足一定的工作年限，才能获得完全的补充养老金权利，其补充养老保险才能随同职工的流动全部转移；达不到规定的工作年限，则不能转移或只能部分转移。限制职工补充养老金权利获得和转移间接地表明：补充养老保险既具有职工“延迟收入”(推迟到退休时才能支付的收入)的特性，也具有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企业福利”的特性。这种延迟收入和企业福利的双重特性决定了职工的补充养老金权利是不完全的。不过，获得养老金权利的工作年限要求限制了职工的流动，这又与各国保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产生矛盾。部分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逐步缩短工作年限要求。如加拿大准备将工作年限由10年缩短为2年；荷兰已将工作年限由1972年前的5年缩短为1年；美国也将工作年限由10年缩短为5年。就我国来说，目前，为了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可规定相对较长的工作年限(如4~5年)要求，更多地体现其企业福利的特性；在将来，随着补充养老保险较为普遍地建立，再逐步将工作年限要求降至1~2年(即职工工作满1~2年，就可以完全转移其补充养老金权利)，更多地体现其职工延迟收入的特性。另外，在职工未达到规定的工作年限就发生流动时，应该规定职工可以部分享受补充养老金权利。
(六)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激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手段。有些国家的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险之所以达到较高的覆盖水平(如英国、美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目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我国补充养老保险缴费只能来自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奖励福利基金，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不过，在少数地区，地方政府则作出了相对灵活的规定。如福建省规定，补充养老保险费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5％的部分可以列入成本；江苏、湖北、广东等地也作出了将部分补充养老保险缴费税前列支的规定。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尽快作出全国性规定：最高允许5％~8％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缴费享受免税优惠政策，各地根据现有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来确定具体的补充养老保险的免税费率；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收益同样享受免税待遇。至于发放的补充养老金，则应计入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基数。
(七)补充养老保险的监控。
为了促进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健康发展，需要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进行有力的监控。我国可参照英国的做法，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补充养老保险监督委员会(成员由企业代表、工会代表、有关专家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代表等共同组成，办公室可设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具体承担政府对补充养老保险的监督职能。国家补充养老保险监督委员会的职责确定为：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方案进行认定；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进行资格认定；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进行监控；对各地有关补充养老保险的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接受有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投诉，并对违反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事件进行调查、纠正和处罚。在政府的监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应成立由企业管理者和职工联合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所参加的补充养老金基金会进行直接监督，维护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保护自身利益。
四、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趋势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将逐步降到60％。而国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普遍在40％左右。尽管待遇水平相对较低，在普遍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许多国家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养老保险财务赤字和制度危机。缩减国家养老保险的水平，加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作用，成为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共识。因此，长远来看，有着相同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我国，也要对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缩减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赋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责任。为此，建议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分三步走：
第9篇
关键词：青口镇；养老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模式
青口镇地处闽侯县与长乐市接壤地带，是农村地域依赖工业发展而逐渐实现城镇化的典范。随着工业用地规模的急剧扩大，该镇出现了许多失地农民群体，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亟待解决。
一、青口镇养老保障现状
1.家庭养老：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主要内容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据调查，青口镇每百个农户中就有60户是子女和老人住在一起的情况，75%以上的老年人主要由子女照料，[ZW（DY]第一阶段研究成果.他们走上的生活路——青口镇家庭收入与老年人保障状况的调查。[ZW）]家庭养老依然是青口镇地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社会转变和经济转型，该镇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愈显弱化，具体表现在经济供养上，家庭收入一般先满足小孩的生活、教育支出等需求，再满足青年夫妇自身的基本需求，之后才会考虑到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老年人在现代小型化、核心型家庭中经济供给凸显边缘化倾向；在生活照料方面，约57%的子女因外出务工，不常回家等原因无暇照顾老人，其中33%的子女还把孩子和家中家务留给老人，①老人生活负担沉重；在精神慰藉方面，因子女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使得老人与子女之间缺乏感情交流，其精神慰藉难以实现。
2.土地养老：土地在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中始终扮演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功能的双重角色，是农民养老的主要基础和经济支柱。近几年来，青口镇工业化规模急剧扩大，在各类工业辐射范围内的村庄（宏四村、宏三村、农光村和付竹村等），农民耕种的土地几乎全部被征用。许多农民顿时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群体。绝大部分老年人因脱离土地而失去创造收入的机会，生活上对外界货币性供给的依赖性增强，经济上供养来源缺乏稳定性且隐藏风险。截至2006年，青口镇工业投资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1000公顷，[ZW（DY]闽侯县青口投资区管委会。申请保留开发区基本情况表，2005。[ZW）]全镇约70%的耕地、园林或草地将都被征用。按该镇农村各类土地年平均经营收入1.033万元/亩[ZW（DY]青口镇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1-1）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5-1）2007-01-01。
3.集体养老（失地保障）：青口镇集体养老方式以行政村为单位，将祠堂改造为敬老院向各村庄的5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和老年服务。但是，由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及镇政府的不重视等因素导致敬老院养老保障功能名存实亡，许多村庄敬老院竟成了年轻人赌博的避难所。据了解，该镇39个行政村的敬老院中，功能发挥较充分的仅有幸福村一个，敬老院集中式供养的保障功能基本缺失。另外，自征用土地以来，政府除给予一次性土地补偿金外，在部分征地的村庄内对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或口粮补助费（50元/人•月、200元/人•季度、100元/人•月、110元/人•月）①，但由于覆盖范围（覆盖率只有12.8%）相当有限和给付标准不统一、给付水平不高等因素，其保障作用并不十分有效。
二、青口镇养老保障现状成因分析
1.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造成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城镇化、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增强，农业人口非农化的加快成为农村发展的主流动力。在青口镇人均土地日益减少和农业劳动低效益等客观情况的驱使下，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奔向城市寻求工作，使得农村地域内老年人的供养人力不足，老年人生活无法得到照料，甚至于青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以后，老年人不得不承担照顾孙辈和整理家务的重担，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似乎形成了类似于“劳动合同”式的养老契约，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发生扭曲。
2.政府养老保障职能的缺位使农村养老保障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养老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维系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现在青口镇大多数老年人生活状况并不乐观，集中表现为失地养老金补贴标准过低且不具可持续性、非失地农民基本上无法得到政府补贴、只有家庭极其贫困的老年群体才可得到救济金。总体上看，青口镇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保障仍以社会救助为主，保障层次相当低，与当地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适应。据统计，2006年该镇老年人人均月消费支出在200元以上的占90.3%，而政府给予补助的最高金额约100元左右，[ZW（DY]第一阶段研究成果，他们走上的生活路——青口家庭收入与老年人保障状况调查。[ZW）]保障水平根本不足以满足农村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缺失，制约着该镇老年保障工作向纵深式发展
青口镇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除“五保”供养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外，社会养老保险仍处于缺失状态，其泛散而非制度性的保障状况使得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切实改善，相对贫困人口数略呈有上升趋势。
三、构建青口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一）青口镇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保障需求
从收入水平角度来看，2007年青口镇农民人均年收入6080元，人均年消费支出3578.96元[ZW（DY]闽侯县政府政府工作报告，2007，(12)。[ZW）]，人均纯收入约3500元。而据福建省统计数据显示，全省人均纯收入约为2132.76元，青口镇地域人均年纯收入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基础较好。与此同时，城镇化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农民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间矛盾增加了农民对社会保险的需求，调查显示，高达89.9%的中年农民对实施农村养老保险的态度是赞成的。①
（二）青口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设计
1．实施对象
（1）种养农民，指从事传统农业活动，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为生的农民，约35500人；（2）农民工，指在乡镇企业或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但又受户籍制度局部约束，非完全脱离土地关系的农民，目前总量约20000人；（3）失地农民（不包括种养农民、农民工），指因工业占地而失去全部或部分耕种土地的农民，其总量为6000人，占全镇农业劳动力8%，且每年以2%~3%的数量增加。②
2．筹资及给付
实施对象的多元化特性决定了筹资及给付的多样化。
（1）农民工——根据从事劳动的地域范围和流动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乡镇企业职工和城镇企业职工两类。针对进城的农民工，应强制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试点中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担原则，给付标准为上年度城镇农民工平均工资或城镇人口最低工资的一定比例，劳动关系转移时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账户部分可转化成各类型群体养老保险模式中相应的缴费年限而随之转移；对于乡镇企业职工则应该依靠县政府、镇政府共同制定专门法规政策强制实行参保，具体要依据全镇企业和农民工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确定缴费比例，遵循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担原则，缴费满一定年限后，可按乡镇企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一定比例取得养老金待遇。
（2）失地农民——其参加养老保险条件并不是以就业后的劳动关系为基础，缴费基数也非以工资收入为依据，对其实施保障更重要是强调政府的责任。因为土地经营收入是农民进行养老储蓄的主要来源，没有了土地，其最基本生活水平就失去了可靠保证。失地农民的筹资形式可由“县政府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列支、镇政府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及农民个人缴费三个部分按合理比例（比例应适当体现补偿性质，以激励农民的参保积极性）构成，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体，集体统筹后备金账户为辅的筹资模式，给付标准实行“个人账户/120+政府补贴”的模式，其中政府补贴实行维持被保险人基本生活待遇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补足差额制度，补贴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集体统筹后备金的投资收益，辅之以公共财政列支。
（3）种养农民——坚持农民自愿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政府通过实行缴费补贴、基金贴息、待遇调整、老人直补等多种参保补贴方式，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筹资机制，引导农民参保。其中政府缴费补贴的资金投入以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划入“个人账户”，并对参保人员根据年龄的不同给予适当的补贴。同时，由于种养农民生产的周期性和收入的不稳定性等特征，允许农民按月、按季度、按年度等多种灵活缴费方式进行缴费，并适当根据全镇种养农民的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设定一个定期变动的缴费基数（如：南平延平区缴费标准按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100%~300%为基数，按基数的18%进行缴费），制定较为科学的缴费比例筹集资金。其给付待遇上考虑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积累额及其投资收益，超过法定领取年限的养老金给付由县、镇两级政府承担。
3.基金的管理运营
鉴于商业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在现阶段青口镇保险资源几乎缺失，开发潜力相当大的前提下，应该鼓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相合作，以求充分发挥政府集中管理和私营竞争管理的优越性，推进基金管理的公共化与私营化紧密结合，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制衡，可以很好地克服“所有者缺位”问题，也能够通过消除政府垄断，强化市场竞争，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
在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的管理模式下，青口镇政府主要负责相关政策的制定，保险费用的筹集以及资金投资营运方面的监督；而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养老保险业务和管理养老保险基金（这样就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推动了待遇支付的社会化，有效减少拖欠现象，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当基金发生盈余时商业保险公司可在一定限额内按一定比例提取；若发生亏损，由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分担。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农村社保模式及其方案课题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阳义南.四支柱模式：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研究［J］.农业经济,2004，（4）.
［3］冼青华.论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5）.
［4］李迎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10篇
关键词: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非刑罚惩罚
“由于自然法则的支配,人总是要老的。个人的劳动能力,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退。在自然法则面前,所有人都面临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早期死亡,使他挣钱谋生的生涯缩短,而他的遗属则处于无人供养的状态;另一种是活到晚年,直到他挣钱谋生的能力完全丧失,并将其终身的储蓄花光。如果他在劳动和工作期间没有任何储蓄或储蓄很少,他的余年就将难以为继。”［1］而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人口的增长,老年化所导致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从家庭养老到单位养老再到社会养老的发展历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一步一步地得以深入。但是,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养老保险的规定是否公正合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对几个相关概念的说明
何谓惩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笔者比较赞成王立峰对惩罚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以下的论述。即“惩罚是享有权利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理由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的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2］。根据刑法理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即对犯罪人的惩罚,在我国的《刑法》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刑罚。这是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最常见、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3］即特指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对犯罪的外国人)九种。第二,非刑罚制裁措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三,单纯宣告有罪。如《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种方式由于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从而引起对犯罪人在生活、名誉上公认的不利后果,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惩罚。第四,转移处理。这是一种特殊的承担方式,即《刑法》第11条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本文所说的“非刑罚惩罚”,更强调的是《刑法》规定的惩罚之外的惩罚,也即以上四类惩罚之外的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本文所说的“犯过罪的人”,是指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或者曾经确定为有罪的人。这里既包括正在服刑的犯罪人,也包括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至于服刑的方式则既可以是监禁服刑也可以是非监禁服刑。
二、社会排斥概述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对贫困的研究。英国的汤森运用“相对剥夺”来定义和度量贫困,认为“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4］。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对由来已久的将贫困单纯归结为收入匮乏的观点进行了提升,认为“生活的困顿通常缘于收入的不足,从这层意义上说,低收入或许是生活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贫困最终所指还是生活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活贫困也就是能力被剥夺,也即能力贫困。而“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5］。对待贫困的研究由最初侧重于物质匮乏转变为社会不利状况,包含精神和符号方面的“社会排斥”概念逐步得以形成,进而得到欧洲委员会的认可,现已广泛流行于国际社会,用来分析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工具。
由于“社会排斥”的泛化使用,它的含义也不断更新和多样化,到目前也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统一概念。但是,其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在法国,社会排斥概念侧重于个人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欧盟侧重于公民资格与社会权利。英国与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则侧重于个人社会参与”［6］。在众多关于社会排斥含义的界定中,本文采纳欧洲学者鲁姆等人以T.H.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为基础的观点,即“每个公民有权享受某种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权参加社会的和职业的主要建制;社会排斥问题可以从这些社会权利的否定和未实现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据此,“公民身份的基础在于各种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的结合与互动”。“社会排斥是与公民身份相对立的,主要是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否定的结果。社会排斥表明,构成民主社会的诸项原则没有实现,所以它是民主社会的严重破坏。”而且,“公民只要不能够取得他们的社会权利,往往便陷于普遍而持续的不利状态,连其社会的职业的参与机会也在减少”［7］。那么,作为具有公民身份的犯过罪的人,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的权利是否没有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是否遭到社会排斥?若产生了这种公认的不利后果,并且是由于被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或者曾经确定为有罪所致,这种不利后果是否是一种非刑罚惩罚呢?
三、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如上所述,犯过罪的人包括正在服刑的犯罪人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而按照刑罚是否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来分类,刑罚的执行方式可分为监禁和非监禁两种。运用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是将犯罪人放入拘役所、看守所、监狱或者其他监管场所执行。运用非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是对犯罪人不予以关押,而放在社会上执行。于是我们将“犯过罪的人”分为三类,即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相关规定,目前主要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2001］5号《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2001］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函［2001］44号《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函［2003］315号《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4年2月6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下面笔者将逐一分析犯过罪的人在养老保险中的社会排斥。
1.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的相关规定,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被封存,无论是已退休的服刑人员还是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完全被剥夺。温毅斌、龙新民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认为社保部门取消罪犯的养老保险不合法,理由有以下四条。第一,养老保险金属于其财产所有权范畴。它是罪犯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个人合法财产,非经司法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第二,社保部门不具备刑事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收缴罪犯养老保险金的权力。第三,我国刑罚体系中没有取消养老保险金的规定。否则违反了刑法上“一罪不再罚”的原则,并且,养老保险金也不是个人的非法所得,不存在收缴问题。第四,因罪犯的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单位的财产损失只能通过司法机关追赃后发还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挽回,而不应由社保部门和单位剥夺罪犯的养老保险金来弥补损失［8］。笔者认为,惩罚就是对合法权利的剥夺,只不过必须依法进行。如我国《监狱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里“依法”的“法”应作广义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法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法被剥夺的权利和未被剥夺的权利可以加以区别对待;另一种就是学界所说的罪犯权利的不完整性,即罪犯一些权利虽然没有被剥夺,“但是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这些权利必然被烙上刑罚的印痕,从而在内容上也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如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无法行使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9］。这里依据的是刑事法律。而罪犯的养老金作为个人的合法财产权若被依法剥夺,不属于第二种情形。劳社厅等相关部门的通知、函等属于有权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也是广义的法。因此,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属于“依法”剥夺。既然不是依据刑事法律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当然就不需要刑事处罚主体来实施,那么,剥夺养老金也就不属于刑罚体系。也就是说,剥夺罪犯的养老金不是刑罚,于是也就没有违反刑法上的“一罪不再罚”原则。因为“一罪不再罚”原则指的是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受两次以上的刑罚处罚。虽然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同一犯罪可以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他法律责任。至于用罪犯的养老金来挽回因犯罪行为给单位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劳社厅等相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函中并不能体现出这种本意。总之,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并非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具有公民身份的以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的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完全被合法地剥夺,遭到了社会排斥。
2.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根据以上相关规定,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若是退休的犯罪人,其养老保险金按判刑前的标准继续发放,但不参加基本养老金的调整。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是为了保障他们最低生活的需要,并且这也是养老金财产所有权收益的一个组成部分。若是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的犯罪人,同时判处缓刑或者假释、监外执行的,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由于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完毕后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他们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到服刑完毕这段期间就不享受养老金。现在的规定对以上两部分权益的剥夺,同样说明具有公民身份的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部分被合法地剥夺,也就是遭到了社会排斥。
3.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参加以后基本养老金的调整。但是,若是退休人员,按照服刑前的标准发放养老金。而服刑期间由于没有参加基本养老金的调整,这样在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上,他们与同等条件的其他人相比,就少了这部分养老金财产所有权的预期收益。若是曾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的刑释人员,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由于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期满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他们与同等条件的其他人相比,在领取养老金的基数上也相对来说要低。这部分也是在自然的正常的情况下所失去的相对损失。因此,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也是部分被合法地剥夺,同样遭到社会排斥。
四、合法不合理的社会排斥
通过对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考察可知,犯过罪的人受到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排斥是合法地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正如荷兰启蒙思想家格劳秀斯所说的,惩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恢复原状而是为了作用于将来,惩罚的第一目的是改造,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10］。也就是说,通过惩罚使罪犯转变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遵纪守法,能够自食其力,过正常社会生活的人。然而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对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负面影响。若是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由于与社会隔离,食宿统一供给,并且他们往往也不了解具体的规定,因此,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导致的负面影响不是太大。若是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由于他们就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中,与其他人过着同样的消费生活,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不仅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与其他相同条件的人有差距,而且还具有“污名”的影响。本来他们被贴上或曾经被贴上犯罪的“标签”,自卑感和缺乏自信心带来的弱势地位就已经是个永久的伤痛,而现在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就是持续地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提醒着他们可能“淡忘”的阴影。这样即使他们有想重新做人的意念,也会被现实的不平等冲撞得粉碎,使以前的改造成果付诸东流。
2.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任何社会秩序都是一定时代的人们在一定的法律观、道德观、习俗观等规范原则指导下的社会秩序,它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基本条件和行为准则。所以,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任何国家和政府都高度关注的首要问题。而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使其处于更加拮据的状态。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化解由于年老而带来的各种风险,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对家庭养老不足的犯过罪的老年人,其基本的养老金就是“雪中送炭”。因此再对其进行相应地剥夺,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其次,在思想上使其易于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养老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在遭受到社会母体的排斥时,他们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惩罚,并且是一种持续性的惩罚。从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失去对社会的期待,不满情绪也会油然而生。生活的贫困和抵触心理积压到一定程度,就很有可能以的行为再次表现出来,以至于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
3.不利于人权的社会保障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和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人皆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人人皆有人权。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11］犯过罪的人也是人,当然也享有人权。2004年3月14日,对我国人权保障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我国立法史上、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在这一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宪法。但是,人权的行使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的,即所谓“无财产便无人权”。否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只不过是造成空气振动的漂亮口号而已。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并非少见。例如,“为了发展经济,许多保护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对资方利益保护有加,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则不充分。‘打工仔’或‘打工妹’为了有限的工资有意识或无意识‘忍气吞声’地让渡自己的人权。又如,在教育权的保障方面,有较强经济基础的学生往往能享有更好、更全面的教育,而经济基础很差的学生往往无法充分实现其受教育权。再如,经济基础较好的人一般会得到较好的社会评价与肯定,受人尊敬,而经济基础较差的往往社会评价不很高,也往往难以得到社会的应有尊敬”［12］。因此,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使本身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在物质保障上变得更加匮乏,他们的人权也极易受到侵害。
4.不利于法治的建设发展
“法治”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追根溯源,对法治的理解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3］。这一定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有所差异,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符合自己时代精神的发挥和进一步的阐释。总体而言,“法治”的“法”不是指现有的制定法,而是处于更高层次的自然法,也就是反映了道德性、正义性价值观念的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良法”。而现有的制定法中既有“良法”又有“恶法”,“良法”才是法治的前提。“获得普遍的服从”是法治的条件和所要达到的状态。广而言之,法治不仅是统治社会的工具,更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社会秩序类型。所以,法治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结晶。而现有规定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也即对他们来说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养老金的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剥夺,使得这种不利状态在他们已经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完责任后还持续地存在着,有违法治社会的本质内涵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在法治的建设发展中具有负面效应。
五、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是非刑罚惩罚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是建基于如下的惩罚概念,即“惩罚是享有权利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理由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的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我国现有的相关规定对犯过罪的人的养老金进行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也就是说对他们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排斥,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因为在这里作为“权利的主体”是社保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依据的理由是他们从事过被法院判决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当然的前提是他们违犯了刑事法律规范,从而对他们施加剥夺全部或者部分养老金这种作为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物质保障。虽然养老金属于财产权,但是其性质决定了对它们的剥夺不仅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威胁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其各项权利中生存权是根基性权利,是首要的权利,是其他权利得以享有和行使的前提。除非法院可以依据《刑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之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别人的生命,都不能不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就是刑罚之中的没收财产,在没收犯罪人的全部财产时,也“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丧失或者减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即使是犯过罪的人,只要没有被剥夺生存权,都应该得到特别的相应保护。所以,犯过罪的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排斥,也即作为公民身份应当享有的养老金的基本权利被全部或部分剥夺,是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是对他们进行的一种惩罚,并且这种惩罚不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几类惩罚之列,是一种非刑罚惩罚。
古典刑事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蛮横的。”［14］42－43于是他就设想了一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认为人们“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14］66。这就是现代刑法中“罪行相适应原则”的思想渊源。我国《刑法》第5条对此也作了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推而广之,就是惩罚应当适度。也就是说,“惩罚的严厉程度只要刚刚达到或稍稍超过使背叛者得不偿失的程度就够了,过度的惩罚不仅会耗费惩罚者太多的资源和精力,也会吓跑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更何况,过度的惩罚还容易招致被惩罚者的反报复,从而升级为冤冤相报”［15］。根据这种逻辑,立法者和司法者在设立和适用“罪刑相适应”时,至少在主观上已经认为对犯罪人的惩罚与其犯罪行为是基本相当的。那么,再有其他的额外惩罚就是惩罚的过量。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这种非刑罚惩罚是一种过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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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责任机制；责任缺失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China''''sgovernmentalbehaviorsinconstructing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fromanbrand-newangle，firstly，elaboratesthereasonsforcausingtheshortcomingsofChina''''s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reform，then，furtheranalyzesgovernmentalresponsibledefectfromthreeaspectsbasedonreality，and，lastly，makesbriefcommentsonChina''''sendowmentinsurancesystemreformfrommultipleaspects.
Keywords：endowmentinsurance；responsiblemechanism；responsibilitydefect
一.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改革产生缺陷原因
社会政策的不当取向导致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的改革产生了缺陷，而以下两个因素又加剧了缺陷。
(一)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计划经济下单位办福利的批评并不能表明它本身的完全错误，因为这是当时体制下的必然选择，而对这一道路选择的全盘否定对设计和构建新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结果导致政策选择的极端化。在国内关于社会保障的文献中，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被简单地认为是养懒汉、妨碍效率、弊病丛生，而对于福利国家在平衡资本与劳工利益矛盾中积累的历史经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同情的理解，自然不能正确地面对自身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有选择的借鉴实际上是改革“美国化”的反映。
(二)制度转轨仍然是在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以长官意愿推动的模式，缺乏民众参与
在现实中，政策的计划与结果之间存在很多策划者事前不能预知的变量而产生政策实施的非预期效果，因此在政策实施时应内置检查机制，可以时刻纠正偏差，保证政策实施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之上。而在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内在检查机制是普遍缺失的，这大大增加了转轨成本，最终降低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这两个根本缺陷反映在政府行为上，既有责任缺失，也有职能越位，它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有密切关系。而无论是责任缺失抑或是职能越位，无一不是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经过选择的行动，因此需要有区别的分析和对待。
二.政府的责任缺失分析
如前所述，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被分为制度设计责任、供款责任、监管责任和给付责任，因此分析政府的责任缺失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
(一)制度设计责任缺失。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的责任缺失首先反映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建立，换言之，政府仍在回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在客观方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一直是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下进行的，同时还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这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对所有成员实行全面保障的客观条件与能力。政府前后政策的随意性、临时性和非连续性反映出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定位，而究其实，在于没有把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来看待，没有把它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总是将其作为实现其它政治、经济目标的附属物。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副产品，作为农民政治动员的配套工具，体制转轨时期又片面强调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建立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观方面，政府解释责任缺失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财力不够；二是农民有土地保障。关于第一条，财力不够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要结合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承担责任的比重来考虑。如果继续沿袭现收现付的DB计划，个人不承担供款责任，那么政府的财力显然是不够的；如果采取政府与个人、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机制，那么政府的财力的不足程度就会减轻。强调政府责任的跟进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这只是一种理想型而已，而在这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以这种理想型为基础的，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条，土地保障的功能在现时期已经大大弱化，仅靠土地很难实现农民的养老保险需求。
首先，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价格和成本的双重夹击下，农业经营甚至处于绝对亏本状态下。其次，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此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一旦农民因年老或其它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再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失地农民出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更无从谈起了。
其次，政府的责任缺失反映在退休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形成了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双重标准(1993年以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约为90%，企业约为60%)，加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不利于社会融合(socialintegration)。这一问题的改革具有敏感性，因此迟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务员是否应当在养老保险中承担供款责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应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使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在退休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责任，应当是构建新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监管责任缺失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这种基金管理方式是从基金的安全性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保守的基金监管策略下，却发生了社保基金屡屡遭挪用甚至诈骗的案件。统计显示：在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地共追回社保基金170多亿元，目前尚有20多亿元未能追回。这些问题的发生突出反映了政府在监管责任上的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金管理机构分散，管理层次过多，使得资金不集中，无法发挥规模效应；基金投资渠道单一，难以保值增值；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
(三)供款责任缺失
夏涛：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中的责任缺失分析政府供款责任的缺失反映在转制成本的消化方式上。在构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回避了偿付旧制度债务的责任，而是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模式，希望以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偿付旧有制度的债务，即用新制度所缴保险费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这样，就既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又能消化旧体制的遗留责任。然而这样一种思路存在明显悖论。在确定了转轨目标的前提下，企图通过企业统筹缴费部分解决退休职工养老问题，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离退休职工养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而在企业开始为在职职工提供个人账户积累的情况下，社会统筹缴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于是企业普遍采取了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帐户基金透支的“混账”管理办法，造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空账运行使得统账结合制度退化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而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结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问题的出现源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
为了填补个人帐户的资金，各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以变现国有资产为主流意见，其理由是：旧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具有充分理性和完全信息、个人是非理性和短视的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因此在理论和机制的构建上，排斥个人承担风险，将风险全部转移给国家，形成国有制下的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格局，从而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职工承诺把必要劳动费用的一部分出让给国家，由国家集中使用和管理这笔风险资金(包括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国家承诺向职工提供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服务。在这一隐性契约的安排中，职工养老金外部化为国家所有和占有，风险也外部化为国家承担。按照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国家作为风险主体，理所当然地占有和使用这笔风险资金；职工作为非风险主体，则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而国家取得这笔资金后，将其投资于国家重点投资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国有资产。单位不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资产或资金实际上了已扣除，以税收、利润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然后再由国家财政返还一部分(企业以营业外支出列支)作为养老金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职工。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背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转轨，政府率先单方面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职工投入——收益模式。因此在空账背景下，变现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基金就顺理成章了。
基于这种思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然而到了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宣布，除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股减持就此尘埃落定，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停止国有股减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二是“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然而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国务院在出台《办法》前，向全社会征集了七大类4100余种国有股减持的意见、建议和方案，包括了配售、股权调整、开辟第二市场、预设未来流通权、权证、基金和其它方案(包括存量发售、股债转化及分批划拨等)，很难说是不系统的和不能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其二，如果说国有股减持是因为近期资金基本平衡，那么在《办法》出台的一年前资金也很难发生很大变化，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这样一来《办法》的出台就毫无意义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所谓国有股减持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反映了其自我定位不清的问题，它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国有资产管理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需要为个人账户筹集资金。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政府又需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说，它并不希望证券市场太规范，以使国有资产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政府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它屡屡职能越位，最终损害了减持的结果。《办法》将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定位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在此目的驱使下，国有股股东大量在股市上套现，将股市上本已稀缺的现金资源大量抽走，造成股市上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使股市猛跌。
与国有股减持同时，社保基金开始了上市之路。2001年7月中石化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以发行价每股4.22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的股权。然而中石化上市旋即跌破发行价，社保基金就此被套牢。直到2003年12月2日，中石化创出了年内新高4.16元，如果算上分红，社保基金终于在账面上实现解套，账面盈利1500万元。
这种情况的出现引人深思。⒈社保基金申购中石化A股的选择并非十分谨慎。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申购中石化的非系统风险不可忽视：⑴中石化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三年业绩是“扣除成本后的营业利润总额：1998年-1.1986亿元、1999年66.1932亿元、2000年261.1442亿元”，并未达到《公司法》中要求新股发行“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标准，严格讲属于违规上市；⑵中石化A股发行价与其在香港上市的H股有较大的价差；⑶中石化的总股本过于庞大。尽管存在这些潜伏的风险，社保基金理事会仍动用了近13亿的资金购买了3亿股，从基金安全性角度观察，如此大量申购的决定未免显得对风险估计不足和缺乏应有的谨慎。这是股市筹资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思路的延续，然而社保基金不同于普通资金，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社保基金初次入市便选择了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大有动用大量资金为大盘国企股发行上市保驾护航之势，自己却不幸沦为大盘国企股高价圈钱的铺路石，其教训是深刻的。⒉对于选择何种基金入市模式在认识上不清楚。
分析供款责任中的政府，我们可以发现，责任缺失与职能越位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政府在供款责任上的缺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使得制度设计背离了最初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提出明确的偿债计划，借鉴国际上转轨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手段支付转制成本。然而出于回避责任的考虑，政府采取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仍寄希望于通过基金自身的增值来偿付转制成本，结果在政府一身二任和极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双重因素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国有股减持中，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越位，而在社保基金入市过程中，政府对于基金监管的责任又发生了缺失，导致基金贬值，这些教训无疑是深刻的。责任缺失的后果用职能越位去纠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在养老保险责任机制中的定位不准确，政府行为就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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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住房抵押保险；模式；机制
据建设部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2010年，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将保持在年平均5.5亿平方米以上。另据建设部确定的2010年住房建设发展纲要，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将从1999年底的9.6平方米增加到12.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平方米）。此外，城镇还有4亿多平方米的危旧房和住房需要改造和自然淘汰，城镇人口也将从目前的3.7亿人增加到6.3亿人。这些都表明，我国住房建设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是，潜在需求并不等于有效需求，如何把这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除了积极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售房商业化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完善的住房金融支持。而建立一个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对于化解住宅金融风险，推动住房金融稳定、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在推动和促进美国房地产及住宅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占各类抵押贷款的85%，是仅次于联邦政府债务的第二大债务。1999年个人申请抵押申请贷款的数量有968万户，贷款总额达128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数量，如果没有一个运行有效的防范系统，一旦发生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美国抵押贷款保险形式主要有四种：（1）全额保险，保险机构承担因借款人违约给贷款机构带来的所有正常损失；（2）限额保险，保险机构最多只承担按原始贷款本金的一定比例计算的限额损失，超出部分由贷款机构承担；（3）共同保险，损失额在原始贷款本金的一定百分比内，完全由保险机构承担；超过这一限额的部分，则按照相同的比例在贷款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分配损失额；（4）自我保险，贷款机构承担全部的违约损失。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体系由政府保险机构和私人保险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政府保险机构包括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和老兵管理局（VA）。由于VA的项目针对军人和军人家属，因此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小。20世纪初。美国曾经拥有大量的私人抵押贷款保险公司（PMI），但由于公司资本不足，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量的私人抵押贷款公司倒闭。因此，1934年，罗斯福总统依据《联邦住宅法》，成立了FHA，该局的主要功能是：为普通居民的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当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时，联邦政府将承担未清偿的债务，保证及时向金融中介机构支付本息。
FHA与PMI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贷款限额。FHA有贷款限额，过去FHA的贷款限额在全美是统一的，这就使部分房价高的地区FHA保险短缺。现在，美国根据区位特点对FHA的限额做了调整。PMI则没有贷款限额。因此，在低价房的贷款中，FHA占了绝大多数，但在高价房领域，则是PMI领先，在中等价格房产贷款市场上两者则有着激烈的竞争。
2．贷款比例。FHA最普通的保险项目是贷款年限30年，固定利率的贷款项目。对此项目FHA规定最初的25000美元，其最高贷款比例为97%；25001至125000美元的贷款比例为95%，超过125000美元的则为90%。FHA允许将交易费用包括在贷款额度中。1990年OBRA法则（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又修改了联邦住宅法，对房产评估价值小于50000美元的，最高贷款比例为评估价和市场成交价最小值的98.75%；房产评估价值大于50000美元的，最高贷款比例为评估价值和市场成交价最小值的97.5%。但交易费用不包括在贷款限额中。在一般的贷款过程中，上述两种计算方法都要做，取两个结果的最小值作为贷款额，但不能超过贷款限额。PMI的贷款比例要小于FHA，因此FHA承担了向高风险客户提供贷款保险的任务。
3．保险费率。1984年以前，FHA按年收取保险费，年保险费为贷款余额的0.5%，这一数额除以12后分摊到每月偿付中。如果贷款提前还清借款人就停止支付保险费；从1984年~1991年，年保险费进行了调低，而且改为一次性支付；1991年以后保险费结构改为首付加每年支付，首付部分既可以直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加在贷款额度中，如果贷款提前还清，则可以部分返还首付的保险费。FHA的保险费率在全国是一致的。PMI的保险费率比FHA要低，这样就避免出现把私人保险机构踢出局的局面。PMI是采用部分一次性支付和年度支付相结合的费用支付结构。不同PMI的保险费率是不同的，同一家PMI公司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保户其保险费率也有区别。
4．保险时间。只有当抵押贷款额完全付清，FHA才允许取消保险。而PMI只要借款人在物业中的权益大于房价的20﹪，就可以停止保险。
5．运作方式。FHA的贷款保险审批程序比较复杂，且等待批准的时间较长，而且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而PMI则显得比较灵活，但凡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购房者都可申请。而且FHA的担保合约比较死板，在还贷期间不能有所改变，PMI则允许债务人重新修改保险合同，或提前中止合同。
PMI和FHA两个保险机构并存，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一种能覆盖全社会的抵押贷款保险机制。
二、中国的住房抵押保险制度所表现出的问题
自1998年初，华泰保险公司推出住户保证保险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等也相继出台了住房保证保险险种。我国的住宅抵押贷款保险市场开始形成，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1．首付款过高。1999年9月21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原来最长20年延长至30年，首付款比例从30%下降到20%，但从我国广大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来看，其首付比例还是偏高。为了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势必需要再次降低首付款的比例。
2．险种单调。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开展时间不长，关于住房产业领域的险种单调，这样不利于充分开展业务。只有险种丰富，才能吸收更多的保户。不同的购房者有不同资信状况和经济实力，多样化的险种有利于银行和购房者做出灵活的决策。
3．抵押物产权不清。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方法》：“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同时抵押”。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房产所有权和城镇土地国家所有权的“两权分离”政策，这使得房地产所有权、抵押权及其收益的界定十分困难。
4．保险责任范围小，保费率偏高。许多该保的事故（如地震）不在保险范围内；而千分之五的年保险费率看似不高，但按房产价值计算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更何况要30年保费一次性缴清。
三、针对我国的住房抵押保险的措施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的改革。
1．我国虽然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先富起来的人，但中低收入的居民依然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他们才最迫切地需要改善住房条件。因此，应该把保险的范围优先限定于他们。对于部分经济条件确实比较差的购房者，保险的金额以不超过贷款金额的30﹪为宜。这样能减轻购房者的保费负担；而且对银行来说，由于购房者的首付款为20﹪，加上保险30﹪，银行承担的风险只有50﹪左右。这样，既有利于降低购房者的风险，同时也能抑制他们过高的购房欲望，当然也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
2．随着购房者还贷次数的增加，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减少，因此保险额应该随着还款次数增多而逐渐减少，而且保险费用的缴纳应以按年缴纳为好，以减轻购房者的压力。现行的一次缴清的做法不仅加大了购房者的负担，而且侵占了购房者所缴保险费用未来年份的利息收入。对于部分提前还贷的购房者其所交的保险费用中多出的部分应该归还购房者。
3．由于房屋贷款的还款期较长，在我国，最长可达30年，在此期间购房者如有意外，如疾病、意外伤残或病故等，无法还贷的风险将会变得很大。为了避免出现购房者或其家属无房可居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试着介入人身险。先以局部地区为试点，如一个省或一个市。由政府牵头，委托一家保险公司做群体险，以后条件成熟后也可以专门成立一家保险公司，或者把一家中等规模的保险公司改组成专门的住房贷款保险公司。该地区的所有进行购房贷款的购房者在支付首付款后，到该公司签订一份保单，该保单的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金额和贷款金额等同。购房者每月支付贷款利息和保险费用。寿险合同到期后，保险金正好可以偿还贷款额。如在保险期内，购房者因意外丧失劳动力或身故，无法还贷，保险公司可替购房者归还贷款，这样购房者或其家属可以保有住房。如在试点地区可行的话，则可以推行到全国。由于该险种规模大，政府在其中势必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4．我国目前投资性购房的比例偏高，上海已达到16%多，接近国际上公认的20%的警戒线。笔者认为可以在全国就设立一家住房贷款抵押保险公司，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将全国所有参加住房贷款的人的资料全部汇集归档，各银行信息共享。由于所有购房者的信息集中在一家保险公司。这样既可以控制某些人的多头购买，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又可以控制那些有不良贷款记录的人再去贷款。即使由于条件所限，在全国范围内不只一家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公司，那各保险公司的信息也该可以共享。这样既可以降低投资性购房的比例，又可以降低银行的贷款违约风险。
针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实际，笔者认为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还是以政府主导为宜，不宜大力发展私营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构。可以在部分城市试点实行私营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构，以满足部分中高层收入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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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工程竣工交付以后的质量责任问题，包括质量责任的不同分类和期限、工程建造的各个参与者如何分担建筑物瑕疵的责任、建筑物权利人对建造人的权利等等。这些问题还将引出针对建筑物有质量瑕疵如何设置保险来保护业主，或者有无相关保险可以使责任人免受索赔？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各国法律制度的答案是各不相同的，研究这些答案，对我们不无裨益。
本文在比较各国在建筑物竣工交付后质量责任制度的几种主要模式的基础上，理解和分析我国对建筑物竣工交付后质量责任的法律规定，并提出引进和推广建筑工程保修保证保险和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综合保险的建议，以完善我国的建筑物质量责任制度。
一、建筑物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的不同阶段及期限
我国《建筑法》对建筑物竣工交付后质量责任的规定，主要见于第62条和第80条。第62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按照工程，供热、供冷系统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该条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对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的法律制度，即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寿命内保证使用，其余部位在最低保修年限内保证使用的法律制度，保证使用的责任局限在施工方。《建筑法》第80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这条法律规定，则是确立了我国建设工程损害赔偿期的法律制度，即在整个合理使用寿命期内，因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责任者均应赔偿的法律制度，但责任者未限定在施工方。
可见，我国的建设工程法律框架设定的建筑物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主要区分两个阶段，一是工程质量保修期，二是损害赔偿责任期。这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建筑物竣工后质量责任体系不谋而合。以下分述之。
（一）质量保修期内的责任
质量保修期内的责任是建筑物竣工交付后的第一个质量责任期。我国法律规定，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满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条件即可交付。《建筑法》第61条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保修书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质量保修期的责任主要落在施工方肩上。国务院2000年1月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下称《质量条例》）第41条规定：“如果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对保修阶段的质量责任，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保修期内，只要发现质量瑕疵，不管有无损害，施工方均有义务进行修复，如果造成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质量瑕疵不是施工方造成的，施工方在履行保修义务后，可以向责任方追偿。只是根据以上一条的规定，对于非施工方造成的质量瑕疵在保修期内引起的损失，施工方是否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如何追偿的问题尚不明确。
同样是建筑物竣工交付以后的第一个质量责任期，各国法律制度下的质量保修期的替代名称是多种多样，且期限也各不相同。
在法国，称“质量保修期”为“正式完工期限”（1978年民法典），期限为自交付之日起一年。比利时和瑞典称之为“保证期”，通常为一年，结束时即为最终交付。荷兰的保修期为3－12个月，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通常为六个月，瑞典为两年，加拿大的魁北克、葡萄牙则更长，为五年，但公用建筑的保修期为2年。英国的JCT合同把从工程实际交付至最后完工的期限称为“缺陷责任期”。FIDIC文本也是如此。所谓“缺陷责任期”，实际上仅指从工程实际交付至最后完工之间的期限，由承包方对列入“实际完工证书”上的缺陷进行修复，并对在此期间显现的瑕疵进行免费维修。但是取名为“缺陷责任期”，往往引起很多人误解，以为一旦该期限届满，承包商即不对工程缺陷承担责任，其实不然。
不管取什么名字，这段竣工后的特殊责任期间的期限长短因国而异，并非都是一年。荷兰的保修期为3－12个月，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通常为六个月，瑞典为两年，加拿大的魁北克、葡萄牙则更长，为五年，但公用建筑的保修期为2年。
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具体明确了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其中，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年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的最低保修年限为5年；供热与供冷系统的最低保修年限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年限为2年。其余部位的最低保修年限由承发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如果竣工验收不合格，则由施工单位进行整修后再行竣工验收，直至合格后交付。但是在很多国家，有四种不同情形的“交付”：
1、业主对竣工工程完全满意而接收交付工程；
2、非常不满意而不愿接收工程，要求整改后再验收；
3、业主接受工程，但对其中不完善之处与承包人达成减低工程价款的约定。如果不完善之处是由第三方引起的，承包人通常可以向该第三方提起索赔；
4、最普遍的做法是业主先作有条件的接收，而这个条件是承包人必须自费尽速修复瑕疵部分，达到业主的要求。此时颁发的完工证书应当载明所有应当修复之瑕疵。比如，在英国，达到“实际完工”即可交付，建筑师会签发“实际完工证明”。而在美国，工程达到“实质性完工”即可交付，在交付后的一定期限内，即“缺陷责任期”内，承包商有义务修复已发现的、和在该期限内发现的任何质量缺陷。
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况下的“交付”，工程交付即意味着工程施工阶段的结束和使用阶段的开始。工程交付的法律意义表现为：
1、交付意味着保修责任的开始；
2、交付意味着承包商无权在未得到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入该物业；
3、在承包商提供履约保函的情况下，在此时开始考虑释放保函；
4、工程交付时以下问题一般得以解决：
（1）实际交付工程与合同约定的标准之间的明显差异；
（2）未决的索赔与反索赔。如在工程交付时未能解决，当事人至少应明确如何处理的立场。在很多国家工程索赔时效从交付之日起算。时效长短由法律规定或者由合同约定。比如在瑞典，建筑合同一般约定业主必须在工程交付之日起30天内提出关于工程延期的索赔。
（3）工程款结算安排。法国标准文本规定承包方应在工程交付之日起120天内向业主提交尾款结算的具体金额。瑞典规定为8个月内提交。
5、自工程交付后，业主开始承担保护建筑物不受意外损害的责任（如火灾、盗窃等）。
比较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其它国家的相应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立法根据决定整个合理使用寿命正常使用的建筑物的主要部位和非主要部位的不同情况，对保修期作了不同的规定，并且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具体保修年限由承发包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竞争以及在设定具体合同时约定的做法，是吸收了国外的先进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创造。这些新规定值得承发包双方高度重视，也值得我们广大律师高度重视。
（二）损害赔偿责任期内的责任
质量保修期届满后，意味着另一种责任期间的开始，即进入损害赔偿责任期间。在有些国家这种责任为零。如葡萄牙规定在政府作为业主的情况下，质量保证期后不存在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业主都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向有关责任者要求损害赔偿。
保修期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期限因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不同而不同，很多国家的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以荷兰、法国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为例：荷兰民法典规定了二十年责任期；而法国规定了十年责任期。法国的十年责任期的责任范围为以下缺陷引起的损害：1、影响道路、主要管道、基础、承重结构的坚固，隐蔽工程、与建筑物不可分的设备（其他设计要求有不少于2年的合同保证期）2、工程不符合使用目的。另外，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非居住房屋和商业建筑的保修期后责任期为5年，而公用建筑则为30年。
与保修期内的责任形式不同，保修期内只要发现任何瑕疵，不管有无损害承包商均有义务修复，不修复将承担一定的后果；但在保修期后的损害赔偿责任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要有损害才可主张赔偿，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魁北克、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将损害分为微小损害和重大损害，只有重大损害才可追究责任。当然，至于孰是“微小”孰是“重大”，这些国家的法律和实践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可以说因事而异。比如在英国，对砖房裂缝程度的分类是根据这些裂缝对结构的影响程度来确定的，从而判断哪些是严重裂缝，哪些是微小裂缝。
尽管没有确切的标准，但各国建筑法律、法规的要求，合同明文或默示条款的要求，以及建筑物所在地特殊文化的需求，都是判断损害大小的一般依据。
我国《建筑法》第80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立法对建筑物损害赔偿责任期的规定比较严厉，针对建筑物的地基和主体结构以及其他部位，即使在普通部位的保修期届满后，只要因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均可要求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加重了建筑物的制造者包括承发包双方以及勘察、设计等有关各方的质量责任。可以预见，不远的未来，因建筑物质量不合格而请求赔偿的案件将会大大增加。当然，区别于保修期的责任主体，法律并未规定由施工方负责，而仅仅规定了“责任者”。那么，哪些主体可能成为建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期内的责任者呢？
二、建筑物竣工后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
由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不一定依据合同而发生，因此按照建筑物在建设期间是否与业主有合同关系，在建筑物竣工后承担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一）与业主订有合同者，包括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
按照我国《建筑法》第24条的规定，业主有可能只与一个项目总承包方签订合同，也可能分别与勘察、设计、施工以及监理和设备采购各方签订合同，建筑法对业主与合同对方的工程质量责任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在建筑物竣工交付使用后，按照《建筑法》第80条规定因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责任者，就可能是与业主有各种合同关系的对应各方。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些业主的对应方都有可能成为损害赔偿的责任者。
但国外的规定有例外：意大利的民法典只规定了施工单位对建设单位的责任，这意味着施工单位必须及时发现和纠正其他建设参与者的错漏，否则将承担责任。但在Emilia-Romagna地区这一原则已得到了适当的修订，该地区1990年有一项法律规定：主要设计人、项目经理、承包人、技术监理、竣工检验人等应签署建筑物竣工的技术文件，声明该建筑物已符合建筑规范及使用要求。如果政府监督员发现这一声明是不真实的，这些签字人都将被处以罚金。
此外，新加坡有一套截然不同的责任分担体系。1989年《新加坡建筑管制法》引入了“有资格的人”、“注册检验师”和“现场监理人”的概念。建设单位如果就施工方过错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他可以直接向施工方索赔，也可以向上述“有资格的人”进行索赔，这样，施工方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
（二）与业主没有直接合同关系者，包括：
1、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
在有些国家，当地政府部门有义务核查所有或部分建筑项目的质量情况。我国目前体制下仍要求政府建筑管理部门对所有竣工建筑物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结果说明：合格或者不合格。但我国的《质量条例》关于“竣工验收备案制度”的新规定将改变政府过去直接参与验收的做法，而将监督力度转移到施工图的审查和竣工验收资料的抽查。
在英国，法律规定了对政府部门的责任限制，而在有些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几乎为零。如新加坡因为有“资格人”承担责任的机制，明确规定政府不必承担责任。
2、质量检测机构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对建筑材料质量状况的错误鉴定结论导致建筑物质量瑕疵，瑕疵责任由谁来承担？比如在我国，对商品混凝土的检测通常需要委托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水泥制品使用前必须经过检测，按照我国的合同法和建筑法，使用该产品进行施工的一方仍应对建筑物瑕疵承担责任，然后由承担责任方再依据委托检测的合同自质量检测机构索赔。
3、分包商
按照英、美合同法上“合同相对性原则”，除合同当事人外，任何其他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权利，也不必承担合同责任，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无权要求执行合同中约定的第三方权利。由于业主与分包商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业主无法直接向分包商主张权利，受害者（如租户、后继使用人）更是无法向直接责任者追索合同意义上的赔偿权利，因而导致众多实质上不公平的结果。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结果，在英国盛行一种叫“从属保证”（collateralwarranty）的系列合同，与建筑承包合同配套使用，即业主要求所有的承包商（包括各类分包商）、专业咨询师（包括结构工程师、造价工程师、设计师等）、设备供应商等向建筑工程的使用人、买受人、承租人和贷款人提供书面保证合同，从而建立由这些设备或服务提供商向建筑物权利人直接承担责任的法律纽带。由于一个建筑项目往往涉及数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这样的书面保证合同，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建筑法部门得投入不少人力应付这些保证合同的起草、谈判等的繁琐操作。
1996年，英国的“法律委员会”提出关于《合同相对性：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报告，要求英国法对“合同当事人原则”作了重大修改，授予合同中关于第三人权益的执行效力。1998年形成议案交国会讨论，并于1999年11月11日获女皇批准，成为《合同（第三方权利）法》。可以预见，英国今后的建筑承包合同将增加许多涉及包括分包商、供应商、建筑物使用人、购买人、建筑项目贷款人等在内的第三人利益条款的起草，并且对这些条款的内容设置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在我国，这一问题已在法律的规定上得到解决。《建筑法》第55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据此，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承担连带责任，有权主张索赔的一方可以依据合同，或者在无直接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依据侵权理论要求总包方、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供应商
在国外，业主与供应商一般没有合同关系，供应商供应的材料、设备有质量缺陷时对业主的责任表现为“侵权责任”。
在我国，建筑材料有甲供料和乙供料之分，但总的趋势是以乙供料为主。前者由建设单位与供应商订立供货合同，后者由施工单位与供应商订立供货合同。但不管是甲供料、还是乙供料，建筑材料在用于施工以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责任对该材料进行检验，或核实有关质保书和检测报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照《建筑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承担建筑物质量瑕疵的责任，而供货单位则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货物瑕疵的责任，两者并不矛盾。
三、质量缺陷的分类
《建筑法》第80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之一是：该损害是“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而遭受的。什么是“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呢？它的标准是什么？质量不合格与一般的质量问题的界限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目前还难以在现有条文中找到答案。按照一般的理解和建筑行业的运作习惯，工程质量问题可以分为工程质量缺陷和工程质量事故。酿成工程质量事故的缺陷一般是对工程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和外形观感等影响较大、损失较大的质量损伤。从广义上说，工程质量问题都是程度不一的工程质量缺陷，质量缺陷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即构成了质量不合格。
任何质量缺陷的背后都有导致这一缺陷的行为人的错误和疏忽行为。这种错误和疏忽行为可以发生在整个建筑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主要包括：1、设计和技术监理过程；2、现场施工过程；3、移交时关于维护和使用建筑物的指导过程。如果按上述阶段分类，可将质量缺陷分成以下主要几大类：
（一）设计缺陷
记载在设计图纸和设计文件上的错误或疏漏将从一开始就影响工程建筑的质量。比如对通风的设计考虑不周将引起建筑物通风不良，而结构设计上的错误将带来建筑物沉降、裂缝等结构性缺陷。设计师无疑是承担设计错误的责任主体。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设计错误带来的缺陷责任的承担主体并非仅设计师一方。在美国，工程边设计边施工的现象很普遍，大部分的具体设计工作是在工程进行施工过程中通过独立技术监理的监督和配合完成的，如果由于监理的过错而导致设计错误，监理也应承担设计缺陷的责任。
承包商也会被要求承担设计缺陷的责任。在英国，承包商有义务在进行施工组织设计时检查设计师的设计。意大利的立法走到了极端，把设计和监理过程中的所有错误和疏忽的责任都压在承包商一方头上。而新加坡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有责任的个人直接承担设计错误的责任。但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一种平衡，力求确定设计师、监理师和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之间承担设计错误的合理比例。
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8条第2款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应当理解为施工单位只在发现了差错后方有义务及时提出，但没有规定施工单位有审查设计文件和图纸的义务。因此，除非合同有另外的约定，承包商一般不承担设计缺陷的责任。至于承包商发现设计有差错而不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应承担怎样的责任，法律没有作进一步规定。
（二）施工缺陷
施工过程的缺陷大部分是由于承包商引起的。承包商最主要的义务是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严格执行每道工序，检查建筑材料、构件的质量。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的。
我国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9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材料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由此可见，建筑材料、构配件等使用到施工工程，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之后，由此造成工程质量缺陷的责任应当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承担，而不论该材料或该产品由谁来采购。
但在法国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对于那些称之为“EPERS”的建筑物构配件，比如预制木配件，供应商应当承担因该产品导致工程质量缺陷的责任，从而免除了承包商对此的检验和测试责任。
（三）指导缺陷
工程交付时建筑师给予业主的维修使用指导说明不充分，可能引起建筑物使用过程中的损害。随着建筑物使用功能的日趋多样和复杂，对建筑物如何使用和维修的告知愈显重要。错误信息或疏忽重要信息的告知都可能造成重大损害。
法国有一案例：一个诊所的看房人在灌装临时用电房的汽油箱时，汽油涌出淹没了好几层楼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承包商在移交该房给业主时，没有向业主充分告知罐装汽油箱的用法说明，以致管房人误操作而导致损失。因此，法院判令承包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建筑法第61条规定了交付竣工验收建筑工程应具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上海市还实行了住宅建设单位应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制度。违反了这些规定，受损害方可以依法要求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推行工程保修保险和工程质量综合保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对于建筑物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的法律规定是大同小异的，尽管质量保证期和损害赔偿责任期的期限各有长短，责任主体不尽相同，但业主、使用人、承租人对因建筑物质量瑕疵及其造成的损害都有追究责任的特定对象。问题是，一些责任主体，尤其是承包商、设计商，在经过几年的营运后可能资不抵债、破产，或者不复存在，或者他们购买的执业责任保险期限太短或保险金额不足，一旦发生建筑物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可能无力承担责任，或者根本找不到责任承担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一些法语国家政府通过强制承包商投保质量责任险，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现实问题。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实行强制性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的国家。《法国民法典》第2270条规定：“建筑人及承揽人，经过十年后，即免除其对于建筑或指导的巨大工程担保的义务。”法国《建筑职责与保险法》进一步规定：凡涉及工程建设活动的所有单位，包括业主、设计商、承包商、专业分包商、建筑产品制造商、质量监理公司等，均须向保险公司进行投保。《建筑职责与保险法》还规定，工程项目竣工后，承包商应对该项工程的主体部分，在十年内承担缺陷保证责任；对建筑设备在两年内承担功能保证责任。保险费率根据建筑物的风险程度、承包商的企业声誉、质量检查的深度等加以综合考虑，一般要负担相当于工程总造价1.5%－4％的保险费。工程交付使用后，若第一年内发生质量问题，承包商负责进行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若在其余九年内发生质量问题，承包商负责维修，而维修费用则由保险公司承担。
在我国，《建筑法》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勘察单位、监理单位的责任，对损害赔偿不再有限额的规定，有关责任单位的义务、风险进一步加大，工程建设当事人如果不通过工程担保或保险分散、转移风险，一旦发生违约或重大责任事故，责任单位无力承担，必然影响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责任单位也将难以生存。再加上第60条规定：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也就是说，基础工程的保修年限最低为“合理使用寿命”，即设计年限，一般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第80条又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期限为“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时限内，要真正落实责任的承担，必须通过保险来解决。
鉴此，为真正落实建筑物交付后在其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工程质量责任，建议以建筑工程保修保证保险落实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的保修责任；以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综合保险落实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
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综合保险是由保险人承保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建筑物本身和以外的财产及人身的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险种。
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综合保险是由保险人承保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建筑物本身和以外的财产及人身的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险种。
第14篇
临汾市企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新开设一个服务窗口（非公经济五险统征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多次大型宣传服务活动。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利用QQ视频开设困难人员绿色通道，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退休老干部上门年检，对异地居住退休老干部进行“面对面”对话。并在大厅设置了自助排号机、滚动显示屏，在养老金发放银行处设立敬老专柜，并在密集居住区设立存取一体机，有效地方便老干部退休金的领取。
二、存在的问题
1.人员少，经费不足
一方面县（市、区）受编制限制，各级人员配备不到位，普遍存在兼岗现象。另一方面，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部分县在不能全额按财政预算拨付到位，存在拖欠现象。
2.社保卡银行农村网点布设慢，制卡周期长
运城社保卡的指定银行为建行，临汾市社保卡指定银行为中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但建行和中行在县一级网点很少，很难将服务延伸到村，影响了社保卡的发放和应用。例如，建行在万荣、夏县无物理网点，运城市所属的行政村无建行POS机，由于当地银行布点投入较大，不愿承担商户的劳务费用。还有省里将临汾市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保障卡的制作合作银行变更为交通银行，而霍州市目前并无交通银行，百姓办理相关业务很不便，制约着社会保障卡的发放和应用。
3.五险统征试点工作存有困难
统一基数、统一征缴参保企业顾虑较大，所有险种一个基数，目前普遍认为社平工资过高，企业很难负担。地区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如：临汾养老保险基数与省级统一，其它险种未实现省级统筹，按照当地社平工资计算基数，这样会造成基数的不一致。目前，生产型企业目前以参加工伤为主，如果五险全部参加，部分企业因缴费压力过大，而放弃所有险种的参保。机关事业型单位，以参加医疗保险为主，工伤几乎为零，不愿参保，有些企业以男性职工为主，生育保险待遇享受微乎其微，不自愿参保。如果采取一刀切，很可能事得其返。五险统征机构设置难，五险统征工作处于试点阶段，目前，各市县采取抽调、拼凑人员的方式，成立临时性机构（统征办），临时机构管理松散，人员流动较大，工作矛盾突出，经费也难以保障。五险统征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五险统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经办业务，涉及部门多，业务环节多，临汾、运城目前还没统一的五险统征系统，运城市五险统征系统需要200多万资金，筹资难度较大。
三、工作建议
第15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化
一、引言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化从业人员，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人员构成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其中，进城农民工约8600万人，乡镇企业职工约12800万人。
二、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是推进城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代替传统的土地保障，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和城乡社会稳定，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根据农民工亦工亦农、工作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等特点，创造性的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满足农民工利益要求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要求。
（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开始放弃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一些人也不再具备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识和技能。
据王奋宇等人对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即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显示：已经有19％的农民工没有土地，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依存；有46.8％的农民工即使没有失去土地承包权也会继续在外务工，也准备放弃对土地的依存；16.5％的农民工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17.7％的农民工会选择回家务农。这就说明，有近70％的农民工已经做出了城镇化选择，若为其提供社会保障或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做出城镇化选择的比例还会大幅度提高。
正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工能力等问题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并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将土地保障作为农民工的最后避难所，已面临各方面挑战，而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
（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从土地的承载能力及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而言，我国现有农村土地难以为包括现有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无法保障全体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施城镇化战略，减少农民，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土地这一根本依托而走进城镇、走进工厂，通过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民工率先完成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现代社会保障的过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
（四）经济条件基本成熟
农民工一般有相对稳定和高于农业人口的工薪收入，具备了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能性。而且，进城农民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已经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保险有较高的认识。
从乡镇企业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许多乡镇企业在具备了一定实力后，也已着手考虑职工福利与保障问题，根据本地、本企业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如对本企业职工建房、看病、子女上学等给予了一定数额的补助；对于在本企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一次性或分月发放一定数额的退休金，或由企业出资为职工购买一定标准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保障本企业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由于其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因而只能称为企业福利，而非社会保险。但这些现象说明，许多乡镇企业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和愿望。缺少的是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而将乡镇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将给乡镇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可以为其实施产权制度等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五）政府的基本职责
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密切关注，仅财政投入每年就达到数百亿元（2001年为508亿元）。但这是政府没有及时承担起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责任而不得不承担财政责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成本越早越低，若等到农民工成为我国城镇人口主体再建立社会保险（2012年农民工可能达到1.6亿人），其社会保险制度成本将更高。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安排
（一）出台有关强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把农民工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限制或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当农民工离开参保地返乡时，本人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其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其户籍所在地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账户余额及对应的基础性养老金权益和基金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地。到时仍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三）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户口的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按照户籍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界限，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能享有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长期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经济发展。要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门槛应该降低，只要进城务工人员在所在城市具备一定的物业等资产，就可以申请加入所在城区。
（三）实施土地换保障，适当扶持农民工就业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对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土地换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既可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快城镇化进程。
（四）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
城市农民工目前最害怕的是生病和受伤。看病贵、住院贵、工伤没有医疗保障是困扰城市农民工的大问题。因此，目前城市农民工最需要的是医疗和工伤保险。
建立和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应立足现实需要，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要结合城市农民工特点，综合考虑需要和可能，适当调整现行保障制度，要避免不切实际的大而全，要减轻缴费负担，简化办理手续，适当降低医保起付线标准。论文之日前通过的《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就受到了城市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该《办法》规定，劳务工只要每月缴纳4元钱，就可既保门诊费用，又保住院费用。这种“低交费，广覆盖，保基本”的“深圳模式”无疑值得各地借鉴。
（五）逐步推进，将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险税
开征养老保险税替代现行的缴费制度，把养老保险费以法定税赋形式固定下来。征税的筹集方式是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法制化的表现，现行的征缴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办法是行政化工作方式的体现，不是依法治理。
采取征税的方式筹资，更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可以减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征收的力度，为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费以国税形式征收，便于全国统一管理，有利于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能够保证企业主组织广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按企业规模和招收农民工数量征收养老保险税，能促使企业主无条件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且做到企业公平负担，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结论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中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工程，21世纪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养老问题。转型期分析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农民工是一个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只有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具体又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探索和指导。还需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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