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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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1艺术魅力感召作用
作为文化艺术展演策划的一种，非遗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展演策划，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这类珍贵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特色艺术魅力整合策划感召。即把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各种特色，经过现代化的编排整合，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时尚气息，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感召人们积极地尝试以丰富个人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活。如针对蒙古族长调民歌专项展演的策划，把长调在蒙古族歌曲中运用的优点都用起来，让人们充分见识其形式与内涵丰富性等，推动人们积极地模仿、学习与创新等。特色艺术魅力拓展策划感召。即针对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的某一种或某一个魅力元素等，进行内容丰富性展演策划，实现创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们积极地欣赏与学习。如针对皮影戏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让人们对充满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过程有着更加详细地认识，如选皮、制皮、画稿、镂刻与敷彩等过程，驱动自己从个人知识与技能出发加强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专项功能群众需求性满足吸引
由于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是特定地域的人们智慧与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其得以产生和丰富发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种功能对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意义。在实际的展演策划中，可以抓住两个要点切入：群众健身满足策划。即充分开发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表演性，尤其运用其表演的美与魅力，让人们积极地加入与行动起来，实现对某项技能的学习，达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满足。如通过井陉拉花的展演，引导人们“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1]，则具有传承、保护与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多重功效。群众娱乐满足策划。即在展现策划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娱乐元素，实现人们在欣赏与学习中的身心放松。如针对凤阳花鼓的展演策划，就可以充分运用动感的氛围，策划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戏谑性的击打动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员表演等，达成人们欣赏过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适应性熏陶
根据文化艺术展演服务的对象性，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就要首先在确保文化适应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在实际的策划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地域文化特色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中尽可能地发现与创造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与受众所在地域文化的结合点，从文化艺术遗产自身的亲和性出发，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激活更多的参与与创造。如黄梅戏在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故乡展演时，可以在黄梅戏戏曲中加入马头琴的元素等，以此实现不同文化遗产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创新的灵感。群众文化心理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之初，就首先从群众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兴趣需求、个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发，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划，实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对群众最直接地满足。如非遗聊斋俚曲进乡村的展演策划等。
2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展演策划类型
作为一种展演，既具有非遗文化艺术的传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遗文化艺术为载体的表演，让人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与其他的具象共鸣，实现人们内驱性地学习、活动参与及创造性丰富。
2.1非遗文艺展演
根据当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性质不同，演出组织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两类：单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专项展演。主要指那些无论从外在形态、内容与发展都比较成熟的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种类。在当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戏曲类、乐器演奏类、舞蹈类与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如舞狮舞龙等），他们都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主题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昆曲的专项演出，让群众在欣赏活动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术，以及其中曲词和行腔，并会根据自己对其他戏曲种类的了解，展开对比性地学习，实现展演传播的目的。多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种科学性的程序，把多种非遗文化遗产组合起来，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与传播的功能。如把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剪纸、皮影戏与朝鲜族农乐舞等，按照某种内容主题编排成一场文艺演出，实现对群众全面性教育与非遗文化艺术传播。
2.2非遗大众性推广
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大众化推广，其以常态性展演为基本的路径。因而，在实际的策划中有两种常见的形式：非遗文化艺术旅游对接。即“与地方旅游业进行有效对接”[2]，把各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创作成某种可以循环展演的旅游产品，开展常态性的演出活动，让所有的游客通过观赏等活动，都能接受到这种文化艺术的教育与学习相关知识。如贵州旅游可以欣赏到侗族大歌等。非遗文化艺术传媒制作。即把各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统一整合起来，运用一定的科学顺序进行编辑性再创作，或制作电视记录节目，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信息平台”[2]，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等，自由地开展此类知识的学习与文化艺术的欣赏等。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网的创办等。通过这些常态性且喜闻乐见的展演形式，且进行不同创意的策划，会以更多创新的形式出现，实现传播、教育与创新的内驱作用。
第2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教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有一个世代绵延的文化传承过程。如果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非物质文化现象，即发现它的活态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1]非遗的教学更加注重技能技艺的实践传承。高校由于具备人才和环境的优势，成为非遗教学的重地。它的非遗教学不仅要讲授文化遗产的源流、发展和流变，还要传承人现场教授技艺。通过教学向学生讲授和传承民族技艺，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扩大非遗的受众面。
新媒体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郭庆光认为“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括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以及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之雏形的互联网络等。”[2]高校将新媒体技术融入教育教学。这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教学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和信息，提供了多种模式和手段，增强了教学的效果，拓宽了传播空间。
（一）创立数字化的资源库
高校利用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搜集整理非遗资料，建立非遗数据库，最大程度保护民族的文化。“文化遗产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入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工作水平的过程。”[3]非遗文化属于动态的文明，将这些难以保存的遗产数字化，对其进行数据采集，无疑是有效、永久地保护了非遗资料。2009年至今对徐州地区国家级非遗：邳州跑竹马、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邳州狮子头、丰县糖人贡、柳琴戏、徐州剪纸、徐州香包等项目进行数字化整理。内容从历史沿革、传承现状、传承人到表演现状等方面，将非遗的文字、图片、语音等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
创立数字化的非遗资源科。它包括文献资料、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料。通过对高校和文化局的档案资料，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文本资料，整理传承人的手稿和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收藏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来采集文献数据。文献资料包括曲本、曲目和研究论文与书籍等内容。编写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2001—2010）。年鉴包括每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概述，重要文献，学术活动，论著提要和论文摘要等。学院创建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中心”和“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将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源放到非遗专题网站，每个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站了解非遗的常识。
（二）探寻新媒体教学模式
以“非遗”特色课程为单位，建设新媒体教学资源库，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课程，以方便老师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有些课程将“非遗”的课程改革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师生分项目或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形成内容充实的调查报告。至今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达到70篇，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有13项。学院先后多次组织“非遗”志愿者服务队，将教学科研同弘扬祖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教师运用新媒体进行“非遗”辅助教学，如利用QQ群、微博等新媒体和学生在课外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在课前可以在QQ群和微博中将教学的内容和重点提前告知学生，在课后将作业布置给学生。老师和学生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传输和分享自己的教学和调查研究资源，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讨论学术观点。师生互动一起去完成学习任务，这种便捷互动的教学辅助手段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开发他们的潜能和实践创新意识。
二、新媒体“非遗”教学的特点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此后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成立非遗研究机构。有20多所高校开设“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课程。现代的新媒体技术引进非遗教学不失为高等教育的有效尝试，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丰富性
新媒体不受存储、印刷和发行等限制，海量性和及时性成为其典型的特点。新媒体教学的内容也具有丰富性的特征。我院的淮海地区非遗研究中心已收录研究论文4000多篇，图书900多种，项目书90多种，图片3000多幅，实物341。2009年我院成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创立了专题网站。网站分为非遗研究资料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库两个部分，资料库包括研究的文献资料，如中外电子图书库、中外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项目资料库包括非遗项目的图片、音视频、项目书等内容，如音像资料有非遗教学和表演的作品、音视频、图片、唱片、VCD、DVD等，非遗传人授课和展示的过程制作成视频200多个。
学院开设涉及到不同学科非遗的课程。2009年学院试开设了10门非遗公共和专业选修课，如《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徐州民间文学概论》、《徐州梆子戏鉴赏》、《苏北民间秧歌》、《苏北民间舞蹈》、《沛县武术》等，收到良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已经在人文、艺术和体育学院开设15门系列非遗课程，有的课程是针对全校学生开设，有的课程由于专业性很强就在其本学科的院系试点，基本上形成了以淮海地区非遗文化为特色的课程群。将非遗系列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不同层次立体化的课程结构体系。
（二）参与性
学校将非遗引进课堂，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专业教师和一个民间艺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单一的文本和学术教学模式。“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是研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特点，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问题讨论。”[4]这种教学不仅有教师的学术讲授，还有传承人的现场展示和指导。徐州剪纸、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和苏北民间秧歌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定期到学院教授，举办讲座和展演。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形成良性的互动式模式。
鼓励学生参加采风调研等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组织学生对剧场、庙会和农村的非遗项目传承情况进行调查，整理非遗项目的资料，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指导学生从事非遗的调查和研究，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多篇，有多项非遗研究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2009年“非遗”志愿者服务队荣获江苏省百强志愿者服务队称号，学院先后多次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参与“非遗”工作。2011年我院申报的“地方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教学及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得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创新性
学院以淮海区域文化为特色的系列“非遗”课程，探索“非遗”在地方高校传承的有效途径。2009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学院邀请江苏柳琴、徐州梆子戏、徐州琴书、睢宁落子舞等“非遗”项目名家进校园表演，观看师生达到4300余人次；组织了3次大型“非遗展览”；举办专题展演和讲座26场。学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淮海地区“非遗”的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
教师运用多媒体录音和视频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运用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课后交流。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高其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空间。学生参加非遗进校园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收看传承人的知识讲座，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生成为非遗文化的接受者，还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有的课程以学生的汇报表演来评定教学的效果。
数字化的教学资料，多媒体和信息化的教学手段，都突破了以往非遗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2010年学院与文化局共同举办“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举行非遗项目的表演。利用网络这个新型文化传播平台，建立非遗教育网站、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非遗在线图书馆等为广大的网民提供快捷随时、方便灵活的非遗知识服务。不同层次的公众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的文化，提高对非遗的认知度，强化其传承意识，扩大传播范围。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很多学生有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通过教学有的学生成为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有的则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5]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最深入的方式。新媒体技术在高校非遗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创新能力。学生在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和直接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本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基金项目：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YGJ1434)
注释：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8—1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3.
[3]陈刚.文化遗产领域信息化及其发展问题的思考[N].中国文物报，2006：12-18.
[4]徐艺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高等教育的使命[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0，（1）：69.
第3篇
一、权利主体
基于非遗保护的复杂性，其主体制度中的所有权主体、专利行使主体、文化传承主体并不总是一致的。笔者以为，对于非遗所有权主体的确定应当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根据尊重人类创造成果，鼓励创作的原则，任何对非遗的产生、流传及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主体均应成为非遗相应的权利主体；其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还应考虑实践操作的方便性。具体说来的话，由于非遗产生于民间，其创始者可能是个人，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它不断受到后人的再创作，其形成和发展是某个民族或者地区连续创作的结果，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和群体性。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情况。如有的非遗民俗群体性很强，而有的非遗如传统手工技艺则可能是个人创造的而且传承关系非常清晰；有的非遗经过世代流传，面貌几经变化，创始人早已无法考证，而有的非遗如一些民间文学有着公认、明确的创作主体。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祖传师承、师传徒承的非遗可以确定为个体或家族或师门所有；而对于那些社会传承的非遗则确定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对于来源地跨区域的则确定为地区共有；若来源地无法确定的，则确定为国家所有。在原生境人和非遗传承人的关系上，国家或政府所确认的非遗传承人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他只能作为非遗群体所有人中的一员或代表。由于非遗所有权主体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成员并不十分确定的群体，因此关于非遗的某些权利，如许可他人使用等权利的行使则需要确定确切的行使主体。从非遗传承人与非遗本身及所有权主体的关系来看，不管是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操作方便的角度来说，确定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人的代表来行使非遗权利，都是十分合理的。当然，为非遗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设计出不同的权利层次，并不意味着传承人行使其权利是毫无限制的。其行使权利的具体内容及方式本文将在下节的权利内容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二、权利内容
一般而言，非遗上的权利可以分为精神性权利与财产性权利两大类。大致说来，非遗权利上的精神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署名权。这项权利借鉴了知识产权法概念中的署名权，或称来源信息披露权，即作者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但和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所确定的署名权相区别的是，当非遗的权利主体确定为群体时，该署名权为群体署名权，而无需将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一一表明。且非遗使用者不仅应在原非遗的使用中表明非遗的来源群体，在使用或传播基于非遗而创造产生的作品、发明创造时也应当以适当的方式表明非遗的权利主体身份。当然，只有当非遗的使用者有可能知道该非遗文化的原始起源时，才有义务表明非遗权利主体的署名权。2．保护非遗完整权。同样，借鉴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应当赋予非遗权利主体保护非遗完整的权利，即禁止他人对非遗进行贬损性使用，歪曲或篡改的权利。非遗作为文化性的权利，承载着创造者及传承群体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声誉、荣誉也息息相关。因此，在使用非遗时，应当尊重产生非遗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权利，避免对非遗权利群体的感情和尊严造成侵犯。而非遗上的财产性权利大致包括两大类：1．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指非遗所有权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在利用非遗之前，须征得非遗权利主体的同意。知情同意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被同意人是指非遗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这就意味着在群体所有非遗的情况下，群体某部分成员对非遗的利用不需要征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同意。其二，同意人为非遗所有权人。上文已经论述过，非遗所有权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四种情况。在为个体所有的情况下，同意人毫无疑问则是非遗所有人。然而，在非遗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及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由于其所有权人为具体成员人数众多且并不确定的群体，因此使用人要征得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的同意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权人的代表及非遗的实际熟练掌握者，由其来作为同意人是比较合理且实际的。然而，问题在于如何保证非遗传承人能够切实地从保护非遗的立场出发来恰当行使其权利而不至于利用该权利谋取私利。对此，可以通过改革我国现行非遗传承人指定制度来解决。从我国非遗网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务院对每个非遗项目所指定的传承人为一至两个。如果能适当地扩展非遗传承人的数量从而组成一个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由委员会来行使知情同意权，便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除了通过委员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来保证同意人恰当地行使知情同意权外，对和知情同意权紧密相关的利益分享权做恰当地设计也能有效地保证其权利的恰当行使。2．利益分享权。为避免“文化掠夺”及滥用非遗的现象，应当确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即他人在利用非遗之前不仅须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还须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能适应利益分享原则。利益分享的目的并不在于加重非遗利用人的利用成本，而是基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想，在于给予知识创造者一定的保护和激励，从而促进非遗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他人在使用非遗之前需要事先取得知情同意权，进而通过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利益分享，激发权利人保护非遗的积极性。然而，也有大量的非遗在利用、流传的过程中，缺乏经济利用价值，或者并不适于进行经济开发。由于他人对此类非遗不存在利用现象，自然也不用与所有权人进行利益分享。可见，适用利益分享原则的前提条件是非遗具有经济价值，即通过非遗使用、传播和创新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然而，我们在通过利益分享原则保障非遗私权利益的同时，还得兼顾其公权性。因为非遗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及创作的源泉，它在为现代文化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的同时，也通过现代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这也正是保护非遗的本质所在。因此，如果对使用人的行为做过多的限制，强化非遗经济利益的保护，反而会不利于非遗的传播和发展。为平衡合理保护非遗所有权人的权利与防止非遗的垄断，对于非遗经济权利须进行合理地限制。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法上“合理使用”制度，即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对非遗的适用可以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必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如族群内部成员基于传统或习惯方式使用非遗。但此种限制并不影响非遗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保护非遗完整权等。此外，为了避免非遗成为某个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懒汉”，对于利益分享所得的支配和使用同样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利益分享所得应仅能用于对非遗的保护支出及对非遗创作显著贡献者的经济补偿。利益分享所得可以由传承人委员会来行使。但是，由于不同种类的非遗的公、私属性及其他方面的特征有所差别，因此不同种类的非遗所赋予的权利内容及保护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从我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非遗的分类来看，可以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民俗这八个小类归为一个大类，而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则归入另一个大类。因为第一大类的非遗通常为群体所有，商业开发潜力比较弱，具有较强的公权性，而第二个大类则通常为家族或师门传承，且商业开发潜力较强，私权性较强。对于公权性较强的非遗应侧重保护其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标明来源权），不得歪曲、滥用的权利，不得注册为商标等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垄断的权利；而对于私权性较强的非遗不仅保护其精神权利，同时对于其经济权利也应当赋予法律效力。总而言之，对非遗经济的保护应遵循权利平衡原则，要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平衡非遗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护非遗的正当利用。
作者：吕彩霞 邹玉
第4篇
一、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四）非遗项目应该多参加比赛。每年相关权威部门总会举办一些国家级、省级的文化比赛。茂名市的非遗项目应该踊跃参与这些比赛，通过比赛走出茂名，让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种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声誉，反过来也会激发了传承人的创作激情，也就容易传承。文化部门也应该支持非遗文化项目多参加有分量的比赛。例如表演类节目，电白的人龙舞、高脚狮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这些人练习舞蹈，需要放下生计一段时间，集中时间全心尽力地排舞，然后去参加比赛。排舞、比赛纯粹是一种喜爱，一种对地方荣誉的自豪感，一种对地方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情况下，文化部门的鼓励也就变得很重要。
第5篇
世界上的众多团体和个人，他们常常为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忙碌，进行不同形式的表演和实践活动，将已经失传的或者有此趋势的传统技艺向周边展示，随着他们所处环境的不断变迁，手中的技艺和传统文化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得到了关注和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而有的依旧离开了我们。
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四、结论
第6篇
(一)规范价值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带有自觉的目的性，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取向也都会朝着符合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方向发展，这样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的产生摩擦和矛盾。任何人不是独居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体为了避免成员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来防止、缓和和化解矛盾。人口伦理同政治、法律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人口伦理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依靠伦理行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调节，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在婚约伦理中的族内婚制、家支外婚就规范了氏族成员的婚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同时也是人们开始自觉控制自身行为，增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因为这种自制行为的表现是受到了明确的规范意识的支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伦理规范具有加强内部团结，扩大与家支之外联系的功能，而且有效控制了近亲结婚的发生，间接提了人口素质。
(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三、结语
第7篇
桦树皮技艺在我国主要是北方狩猎民族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多项考古挖掘都有证明。例如1963年黑龙江镜泊湖畔莺歌岭遗址出土了一件桦树皮器物，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1959-196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鲜卑古墓群出土桦树皮器物20余件，其中包括桦皮器物盖、桦皮盒、桦皮弓和弓衣，据考证属于东汉末年。而现有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桦树皮制品更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大到居住建筑、交通工具，小到烟盒、火柴盒，可以说除了煮饭用的锅以外，任何器具都可以用桦树皮制作。常见的桦树皮制品类型有桦树皮房子（也称撮罗子）、桦皮船、桦树皮容器、桦树皮服装鞋帽、桦树皮包、桦树皮武器套、桦树皮装饰品，等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北方狩猎民族还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狩猎生活方式，也保留和使用着较完整的桦树皮技艺。1954年以后，北方狩猎民族响应国家号召陆续实现定居化，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狩猎文化和桦树皮技艺走向衰落。首先，桦树皮技艺完全失去原有的效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没有必要再使用桦树皮来制作，新型的瓷器、金属器、塑料制品迅速取代了桦树皮制品；其次，桦树皮技艺的原材料和制作技艺都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造成掌握和从事该项技艺的人数迅速萎缩；再次，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使得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传统的加工技艺与产品样式已不能满足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这些都导致桦树皮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如今，在黑龙江和内蒙古地区，掌握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人少之又少，桦树皮器物在当地百姓家中也不多见，而更多的是在各旅游景点出售的现代桦树皮旅游纪念品。在考察走访中我们发现，除了已纳入国家或省级传承人名录的人还在使用传统技艺制作少量器物外，其他从事桦树皮加工的人几乎都是在按照各自的方法制作桦树皮旅游纪念品，既不考虑手工传统的延续问题，也不顾及批量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追求的只是短期经济回报而已。
二、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
在对黑龙江省呼玛地区桦树皮技艺的考察中发现，为了增加收入和提高加工速度，很多人都采用了新的加工方法甚至机械加工，原材料除桦树皮外全部采用低价新材料，在装饰上也尽量简化和迎合大众。这样的做法既不能体现传统手工技艺的特点也缺乏美感，更不宜量产，甚至可以说生产的越多，对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越不利。我们认为，当下出于保护与传承目的的桦树皮技艺利用应该分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是完全采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要数量少、材料和技艺纯正，主要用于研究和文化传播；另一个方向是通过理性分析，开发和利用其工艺精髓，结合时代特色赋予新面貌和样态，即我们提出的“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概念下的量产制品，用于创造经济价值和传播民族文化、提高大众认可度。
1．“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思路符合桦树皮技艺发展需求
这一思路的确定有其现实原因，首先，桦树皮技艺依托的原材料在当前条件下已非常不易采集，例如制作桦皮船的大块整材和缝制桦树皮所用的犴筋、鹿筋现已很难采集到，如果不对原材料进行二次开发设计，势必导致该项技艺因原材料匮乏而失传；其次，以往北方少数民族采集桦树皮制作器具只局限于生活必需品，采集数量不多，而今因经济目的进行的原材料采集已大大超出当地森林资源的承载量，出于保护资源的目的，应该为量产桦树皮制品制定出更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施行方案；再次，目前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居民采用的新加工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一定经济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无疑会降低这项古老技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甚至会造成传统技艺被完全消解的情况。所以，从艺术设计学的专业角度出发，利用专业优势对其原材料、加工技艺、民族特色进行创意的开发利用，赋予其新的面貌是具可行性和发展前景的做法，更具有保护和传承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作用。
2.“开发+利用”的内涵
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提出的“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概念强调从专业优势和特点出发，对开发利用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的设计，体现“艺术的”、“设计的”内涵特点。“艺术的”开发利用首先指要发现传统工艺的艺术价值所在，以桦树皮技艺为例，其艺术性首先体现在桦树皮制品的外形、色彩、加工技艺的观赏性上，我们可以从专业角度用专业手法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整理、归纳、强化并展示出来；其次，“艺术的”开发利用指用艺术的手段加以利用，并用艺术的手法表达，这方面可以从艺术设计学涉及的各个专业方向入手，例如从产品设计角度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相关纪念品、商品，从视觉传达设计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题材的视觉形象、符号，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主题性的空间形式，从媒体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题材的影视媒体、移动媒体应用，等等。用艺术设计的手段和形式展现传统手工技艺的美，是利用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扩大传播受众面、增强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更是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设计的”开发利用主要指对开发利用的内容、形式、途径、效果评价的设计，只有经过理性、缜密的考察设计，才能保证整个开发利用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这个环节我们将面临若干问题，例如要利用哪些元素，怎样利用，如何平衡开发利用与保持传统原真性的关系，是设计开发新型的桦树皮制品还是只借鉴利用其技艺特点而开发全新的产品，开发与利用的效果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要在具体的开发利用时具体对待，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2013-2014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和实验，用“开发+利用”的概念设计了一组环保容器，其定位是体现桦树皮技艺加工技巧、有北方狩猎民族典型特征的新型旅游纪念品。选择做容器设计源于桦树皮技艺一贯体现出的实用为先理念；在原材料的选取上我们做了大胆的二次开发，完全放弃以往采用的桦树皮，而使用更环保的再生纸，这主要是出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设计的考虑；容器的外观形状、拼接方式、装饰图案则借鉴传统桦树皮技艺的外形和加工特点，从完成的作品来看，虽有待改进之处，但不失为一种可试行的量产方案。
3.开发与利用的前景
桦树皮技艺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面临着原有的文化生态逐步被现代文化消解，而新的文化正在重构的处境。我们不得不接受有些传统工艺如果不能与时代共同发展就必然消失的现实，以桦树皮技艺为例，现今既没有对桦树皮制品的生产生活必然需求，也没有制作桦树皮制品的丰厚物质、地理条件，该传统技艺走进博物馆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出发，开发这项传统技艺中可以发扬、利用的审美要素，并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的形式展示出来，让人们还能通过视觉、触觉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失为一种积极、务实的态度和做法，可以期待它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前景，被广泛应用于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三、桦树皮技艺可供开发与利用的价值所在
通过实物考察研究和相关人物访谈，我们整理出桦树皮技艺在加工技巧、成品造型和装饰手法、选材三个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1.桦树皮技艺在加工技巧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传统的桦树皮制作技艺流程一般经过剥取—加工—剪裁—装饰—缝制五个步骤。桦树皮的剥取通常在农历五至六月份进行，因为这段时间桦树的枝干与外皮之间含水量多，容易剥取；树皮剥取后在使用前先将树皮正反两面凹凸不平的部分剥去，再通过浸泡、火烤或蒸煮处理，使其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软化处理后的树皮根据制作对象大小结构不同进行剪裁；裁剪完成以后桦树皮就可以进行装饰了，常见的装饰手法有彩绘、压印、刻划、剔刻、拼贴等；最后一道工序是缝合成器，早期多用鹿、犴的筋或红松根缝制，后期常采用麻线与兽筋混合的线缝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桦树皮制品不借助任何铁钉、化学胶，却经久耐用、防潮防水，表现出高超的性能，有许多我们现代设计可以借鉴和利用之处。其中最典型的加工技巧一是对桦树皮进行软化处理的技巧，一是桦树皮的榫接技巧。新剥取的桦树皮干燥坚硬不便于制作器物,北方少数民族创造性地用火烤、蒸煮、掩埋发酵的方法使其软化，以达到进一步加工的目的。类似的将木质硬纤维软化的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设计领域，例如弯曲木家具、弯曲木陈设等。通过研究桦树皮实物和采访，我们发现这种将桦树皮软化的技巧更具灵活性，也更适用于小型器具的制作，因为火烤、蒸煮、发酵的时间和火候都较易掌控，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利用木质纤维制作形态特殊、精细度高的作品时更有优势，这是我们可利用的技巧。桦树皮技艺的另一个典型技巧是榫接结构。这种榫接结构巧妙地解决了桦树皮条状坯料两端连接，围合成筒状的问题，且非常稳定、耐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对一个桦皮筒进行解剖观察，发现榫接结构的原理是通过将桦树皮修剪成正、负互补性状后互相插接、咬合达到连接的目的；整个结构没有任何钉子、粘结剂和缝制的痕迹，连接部位借助形状的咬合和材料微涨的特性完美结合在一起，可满足盛水盛物的要求。在设计领域，材料连接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桦树皮技艺的这种榫接方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发，可以加以广泛利用。
2.桦树皮技艺造型和装饰手法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桦树皮制品的外观造型丰富，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也注重形式美感，尤其是日用器具类中的桦皮盒、桦皮筒、桦皮篓、桦皮罐、桦皮壶、桦皮包、桦皮摇篮等。例如桦皮盒子有方形、圆筒形、椭圆筒形、有盖形，桦皮筒有带盖形、有耳形、有绳带形，桦皮篓有束口形、直筒形。除了外观形态以外，桦树皮制品的表面装饰和色彩也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例如桦皮盒子上压刻的云雷纹、驯鹿纹、植物纹样都直接来源于生活，显得格外生动、粗犷；色彩上北方少数民族喜欢使用代表萨满教的色彩，如黑色、黄色、红色、蓝色，这样的色彩搭配表现出原始、神秘的美感。从艺术设计角度来看，以上外观和色彩上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代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的典型元素来加以利用，这方面我们项目组在设计制作北方狩猎民族地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做了初步的尝试，获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桦树皮器具的表面装饰手法主要有彩绘、压印、刻划、剔刻、拼贴，其中压印、刻划、剔刻是比较有特点且值得借鉴和利用的。传统的压印是通过打击骨质雕刻器的末端在桦树皮上印出由凹点组成的图案和花纹；刻划是直接用骨质雕刻器在桦树皮上划出图案的线条；而剔刻的手法基本和漆雕的手法类似，是用刀具依图案的轮廓剔除一定厚度的桦树皮，可以形成阴刻和阳刻两种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压印、刻划还是剔刻，操作起来都很简单，而且适应性强、用途比较广泛，也较容易取得有立体感的效果，有较大的可利用性。
3.桦树皮技艺在选材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第8篇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摄影不仅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式上的表现，而是全方位的反映和再现，必须能够达到记录史实和说证的效果。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包括了社会生产、节庆、礼仪、民居、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体育等各种民俗活动，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可能会想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听得见，摸不着，如何拍摄出好的作品，怎么拍摄，需要探究。
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拍摄什么主题的作品，都要对其先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在进行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之前，必须做到对这一遗产项目心中有数，要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俗学内涵、了解其和民俗的关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空间。
其次，拍摄手法主要以纪实为主，客观真实地记录现象，在摄影语境中寻求艺术表达。通过考察以确定对项目摄影的表达和拍摄技巧。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点不同，其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传统戏剧类反映的是舞台表演，主要以演员表演为主，具有戏剧夸张的效果，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运用大胆夸张的拍摄手法，运用夸张的角度或镜头勾勒出富有戏剧性的照片，从而达到以形式的张扬去适应项目的内涵；民俗类则更适应相对平实的表现手法，以事件的第三者的姿态拍摄，不要刻意摆拍。在不干涉主体展现的情况下，真实地记录和再现非遗项目场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注重动感、气势以及节奏的表现，突出主题，讲究形式美，在表演的轨迹中截取最具美感的瞬间，抓住瞬间的美丽，以表演轨迹的点为重点，留下发展轨迹。
最后，是资料型叙事般的记录，对拍摄项目进行完整的图片记录，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流程进行拍摄，运用拍摄不同的景别和画幅，透过组照构成一个整体，全面而集中地阐明项目主题和整个项目事件，达到看图知事的要求。最后，一幅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作品一定要有文字解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存在形式特别，一些信息很难从画面上完全体现出来，如拍摄时间、地点以及项目名称、项目内容等，图片无法明确表明的信息，需要有相应的文字资料补充。这样，随着时间的变迁，后人不仅可以从图片中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能从相应文字里清楚了解到该项目的整体来龙去脉。例如笔者曾经拍摄过一组有关湖南滩头造纸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照片，该民间手工技术自宋朝初期流传至今，传人现在已经有80岁高龄，如果没有照片的文字说明和当时事件的简述，以后人们恐怕很难弄明白照片中的人物和记录的事件。所以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摄影作品只有图文并存，才能给读者传递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知识性和史料价值。
第9篇
虽然伊玛堪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其传承发展：1.外部因素（1）难以容入主流市场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主张张扬个性，喜欢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因此流行音乐正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而传统说唱艺术伊玛堪固定的表演形式及特有的文化内容，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让人望而却步。（2）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伊玛堪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地方政府资金空缺，相关政策不完善，扶持这样的项目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伊玛堪的传承与发展。2.内部因素（1）表演吸引力不强表演的内容多数都是古老的传说，不能与时俱进，同时，表演时使用赫哲语，除了当地的少数人外，其他人根本不能通晓它的含义，更加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另外，它的表演形式只有说唱而没有乐器和舞蹈，更没有多样的舞台设计。因此，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不能被人们接受，当然就不会有市场，这也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2）后备力量不足赫哲族大多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同江、饶河等地，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老一辈演唱者相继离世，所以会表演伊玛堪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多数年轻人想着说家乡的语言也没有一席用武之地，索性直接学通行的汉语，久而久之赫哲语就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弃了。但赫哲族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他的文化应该由他的子孙后代绵延传承，但后继无人，传承困难。
二、伊玛堪的传承与创新
1.加强政府投资力度，实现多元化传承政府要对伊玛堪传承与创新予以重视，投入必要的资金，大力弘扬该史诗文化。可以投入到学校的教育事业当中，在学校开设赫哲语言学习课程和伊玛堪培训课程等，其授课教师由依玛堪传承人来担任，在内容上要偏重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可以从当地及各地招集伊玛堪爱好者，由政府组织出资或由各界募捐，编写具有赫哲人特色的剧本，伊玛堪贯穿始终，将其拍成动画片、原创动漫、电影或电视剧等，这样受众率高，传播速度快，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以编册成书，广泛发行，流行地不仅限于赫哲族周边地区，更要走出地方，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融入多种表现方式，吸引更多观众目前的伊玛堪只是简单的说唱形式，没有更多的乐器、舞蹈伴奏，显得形式单一，我们可以融入多种表现方式，使之变得鲜活。目前，电视上热播的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第二集，节目组就带着爸爸和宝贝们去了新西兰，在那里他们收到了当地毛利族人的热情欢迎，还跟着跳了毛利战舞，人们便更多的关注起了毛利人，这一生活在新西兰的少数民族。这不仅引起我们的思考，而且完全可以借鉴这样的方式开发本土资源，传承我们的瑰宝，将伊玛堪与民族独特的舞蹈相结合，并请旅游者一同欢度时光，这样具有参与性和互动性的活动，既能增加旅游者的兴致，又能更好的让人们了解、喜爱、传承伊玛堪。另外，舞台剧、话剧这种借助灯光、舞台、剧本、演员及观众于一身的现代表演形式，也受到了现代观众的热捧。伊玛堪表演者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表演要素，活灵活现的表现人物性格，抒发人物情感，将故事内容编排的具有层次性，情节丰富、有血有肉，起到画龙点睛之效，这样可以带给人们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
3.借助名人效应，打造特色品牌近年来，有不少艺人出名后，都选择回到家乡做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忘家乡的恩泽，这样既能支援家乡建设，又能打造名牌，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同时，公益性文化事业向来是引起众人关注，能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大型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承伊玛堪。可以由政府出资搭建平台，大力宣传，邀请明星回家乡进行演出，或者为赫哲民族文化代言，这样既能提高人们对家乡的关注度又能募集更多的社会基金，从而更好的传承伊玛堪，形成自己特色品牌。
4.促进现代流行音乐与依玛堪传承，发展别具特色的民族旅游随着时代的变革，现代流行音乐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日趋普遍。王力宏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歌手，他的一首代表作《在梅边》就巧妙的融合了被唱为昆剧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故事情节，使得两种曲风都迅速被人们所知晓，并广为传唱，这就是流行音乐与民族文化高度结合的典型代表。因此，伊玛堪同样也可以借助这样的力量，在充分挖掘伊玛堪文化基础上，将其与现代之音融合。我们可以专门设定一个旅游日，兴办大型伊玛堪演出盛会，使之成为地方旅游明片，为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
三、结语
第10篇
1.要有危机意识。
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历史悠久，但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甚至濒临消失；另一方面，一些文化遗产不具可再生性。因此，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意识在学生之中牢固树立，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采取科学吸收的态度，从而传承好、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2.形成产业意识。
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多以自发形式存在，规模较小、影响力不足，改变这一现状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品牌来经营，形成民族文化产业意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宣传手段相结合。同时结合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对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度和知名度。
3.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随着文化旅游等服务性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逐渐作为产品进行开发和经营。依托于民族传统文化兴起的服务型产业只有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达到保护和继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现阶段，许多企业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破坏现象，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要树立适度开发、重点保护的意识，不能单纯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4.树立创新意识。
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流失，更要在保护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将现代文明精神和传播手段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例如，网络技术的应用相比传统的媒体设备优势更加明显，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再如，云南的纳西古乐是比较典型的民族音乐，近年来，与古乐器结合所演奏出的悠久古曲就成为传唱的佳话。
二、如何将艺术教育应用到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1.建立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
相比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大学就已经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课程，其中以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最具代表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由于受到灌输性教育理念的影响，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只是简单民间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因此，新的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倡导从本质上认清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不能盲目崇拜和完全吸收。
2.在教学中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
目前在对学生进行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通常注重艺术概念、时代特征的阐释，对具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展现的并不深入。如此一来，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理论层次，因此，在进行艺术教育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将直观的传统艺术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民族乐器、风俗习惯、寓意内涵等方面。只有通过直观的教学形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真谛。
3.增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
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专业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开设，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技能、科学技术等课程纳入教学范围。此外，在课程结构设置上也要多样化，在重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将课程广泛涉猎到汉族文化以及国外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不断的融合吸收中，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结束语：
第11篇
（一）部分群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为相关单位在一段时间，因为对在群众中进行这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不重视，使得现在的部分群众对于相关保护工作的重要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保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或是认为意义不大，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对于开展保护工作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结合了非遗的保护工作，效果也不会十分的明显。
（二）群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不强
不同于其他的文化遗产类的保护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特有的文化属性，在群众中有时很难取得相应的认同感。如一些地方的小戏种、民间的小手工艺品等，在群众中被认为是普通的生活元素，有的甚至因为缺乏爱好的群体已经在生活中消失。但是这是这种群众对文化遗产重要性产生的不认同的感觉，造成了现在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断代消失。
（三）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失真严重的现象
在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对相关的传统文化及其保护进行宣传的工作在许多的基层文化组中早已开始进行，但是在这种宣传工作中经常出现文化遗产失真的情况。这种失真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在活动中出现的商业元素造成的；二是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出现的断裂情况造成的；三是因为适应群众活动特点时场地等因素对宣传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这三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对现有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影响。
二、针对结合工作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在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中，利用实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应对产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做好非遗保护宣传工作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进行全面的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可以切实的提高群众对这一项重要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公交地铁的移动传媒、微信类的手机移动媒体等。如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保护部门可以制作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短片、动画片，在网络媒体上进行播放宣传，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面广的特点，扩大非遗保护工作宣传的受众面，吸引更多的群众深入的了解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保护的意识。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可以使更多的群众了解非遗保护的意义，并参与到非遗保护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保护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做好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时，活动的策划者应首先对进行宣传的特色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艺术、文化等因素意义的挖掘，对文化遗产现状的了解及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在活动策划中，应注意抓住群众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心理需求，在活动设计上充分使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感受到传统艺术和文化的魅力，认识到自己身边曾经不被重视的民间艺术和工艺品实际上是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底蕴的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提高群众对身边存在的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三）在实际工作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原工作，防止失真的情况出现
为防止群众文化活动中，文化遗产出现失真的情况，因此，在文化遗产宣传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介绍和展示工作时，首先应尽量避免商业元素对文化遗产自身的影响，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商业元素只是活动的附加元素。同时活动还应做好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和民间调研工作，尽量还原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利用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民间调研的成果，尽可能的消除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现象，还原出其本来的最具欣赏性的原始美感。最后要注意在展示活动中尽量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充足的空间，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展示。如果实在无法全面展示的，一定要做好介绍说明工作，使参加活动的群众对文化遗产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做好以上的三点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在非遗保护宣传工作中出现失真的情况。
三、结语
第12篇
工业设计介入“非遗”生产性保护，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能更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一）“非遗”的内涵与外延“非遗”的内涵是指处于核心地位的地域文化，它是项目传承人祖辈相传的，是我们发展民族文化的根。“非遗”的外延是其本身丰富多变的外在形态，它是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具有多变性和流变性的特点。如竹编技艺制成的用具中包含凉席、凉枕、箩筐、竹篮等众多形式。传统手工技艺是衔接“非遗”内涵和外延的桥梁，是其生命延续的手段，也是“非遗”产品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技术保障。“非遗”的内涵和外延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就如同果实的结构一般，文化内涵是“果仁”，手工技艺是“果核”，而外在形态则是“果实”的外表。“生产性保护”主要是要保护作为核心的手工技艺和文化内涵，而“非遗”产品的生命延续又必然借助于外在物质形态的创新。工业设计的介入主要是对“非遗”的外延产生影响，同时对内涵也有积极的能动作用。
（二）工业设计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作用
1.提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如今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年青一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很多“非遗”项目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同时一些本土元素却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如俞孔坚的作品以现代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以生态和人文的精神，赢得国际声誉；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王澍，其设计特色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空间的韵味”。这些案例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被世界所认同。可以说，目前我们所缺少的是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而工业设计的介入能够使本土文化走向世界，随着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成功，能够为世界开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也有助于使青少年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促进“非遗”产品的创新。设计是地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设计能够使本土产品走向世界，同样，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又能反过来促进本土产品的创新发展。“非遗”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应当与当下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这样才能顺应时展的步伐。这就需要在传统的“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合理利用方面融入或引进现代设计理念，关注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观念。但由于地理环境及观念等限制，传统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往往在手工技艺上非常出色，但在产品形式的创新上特别是与时俱进方面有所欠缺。工业设计可以在素材和材料选择、外观造型等方面为“非遗”产品的创新出谋划策，使其更具时代感和艺术魅力。
3.塑造和提升“非遗”品牌形象。工业设计的品牌策略能够为“非遗”项目提供品牌策划服务，通过品牌形象的提升增加“非遗”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消费者对“非遗”项目的认知度。如法国FORTROYAL公司通过品牌塑造的方式，集中了多个领域优秀的手工艺人，使古典园艺、古典家具制作等多种濒危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品牌策略有助于集中专业人才，壮大行业力量，实现“非遗”技艺的专业化、集约化和高端化。文化部于2011年10月设立了首批41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一举措为我国“非遗”项目品牌战略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非遗”生产性保护中工业设计的介入策略
（一）文化寻根与立足当下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传承已久的“非遗”项目却陷入了濒危的窘境。对传统美术类等“非遗”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通过保护其核心技艺的方式，使其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得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保留民族文化的“根”。在“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中，文化的“寻根”不是要回到过去，不是仿古或复古。“非遗”产品要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应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使人们重新建立起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觉醒，使传统文脉得以传承。正如俞孔坚所说的那样：“当挖空心思寻找千年古迹和传统形式，以求地方文脉和精神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精神就在足下、就在眼前。”工业设计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非遗”技艺应用于现代产品的生产，更不是用现代工业技术取代传统技艺，“拿来主义”只会造成“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失去文化之根。因此，只有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的营养元素，同时立足当下，才能实现“非遗”生命的延续。
（二）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非遗”项目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保护”，而不是“开发”，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效益。为此，保护活动应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手工艺原则。“非遗”生产性保护和工业产品在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于其坚持手工艺的原则，而非批量生产和流水作业。那种用现代工业技术粗制滥造地“复制”“非遗”产品，以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必将断送传统文化的生命。手工制作不同于机械生产，传承人的制作过程同时也是创造的过程，“非遗”产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同样是在传承人的手工制作过程中被赋予和实现的，保留手工技艺就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工业设计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包含材料学、形态学和工艺学，工业设计的介入应尊重手工制作的方式，加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保护，从而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提供动力和资源。
2.协同合作原则。“非遗”的延续是以地域文化和传承人所构成的文化圈为内力展开的，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文化学、形态学、符号学、材料学、工艺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需要地方政府、“非遗”专家、教育机构、工业设计师、消费者等多种外力的介入和努力。工业设计学科和工业设计人员的介入除了需要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出发开展保护工作外，还应当处理好与其他学科、部门和人员的协同关系，共同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13篇
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2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3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4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
第14篇
民间音乐包括宜宾民歌槐花几时开、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南溪哈号、屏山薅草歌、江安打莲枪等优秀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这些不同种类的民间音乐各具特色，同一类的音乐也因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不同而风格各异。特别是著名的落魂腔，中央电视台曾数次对其进行采访，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种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现已失传。
二、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加工、保存文献资料并传播正能量的信息中心，关注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图书馆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它是一种职责、一种光荣，更是一种新的发展。
（一）图书馆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
责任《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图书馆具有加强文化遗产意识、提高艺术鉴赏力、促进科学成就和科技创新、支持口述传统文化保存和传播的职能。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好在此范围之内，因此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阶段都需要图书馆的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报以及开发等各个阶段，都需要相关文献的支撑。而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就是收集、整理、利用文献。图书馆所收藏的地方文献对民间工艺、表演艺术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开发、整理、搜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三）增加馆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口述等方式得以流传，而图书馆主要是采集纸质文献资料。在全社会都在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中，图书馆也应积极利用其传统与现代手段对一些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整理。这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扩大了图书馆的工作范围，增加了珍贵的馆藏，同进也起到了对流传于民间的文化进行传承和宣传的作用，从而能使读者更好地利用、学习、品鉴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图书馆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民间，形式多样，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表现形式的一种总结，既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不可再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有的项目已面临失传的尴尬局面。图书馆通过挖掘、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变“口口相传”等传统方式为可长期保存的文献载体形式，是对人类智慧结晶的延续，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丰富的可再学习、再利用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作用。
（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职能的延伸
图书馆作为保存与传播知识文化的场所，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既保存有大量形式多样的地方原始文化资料，又可广泛利用现代知识、技术将可变的活态形式变为可见、可用的数字化或文献信息形式进行保存，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数量。在整理、保护过程中也进一步增强了图书馆功能，拓展了服务平台。
三、图书馆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将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作为图书馆常规工作之一，以形成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针对宜宾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的进展，本文认为图书馆还需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之一是具有非物质性，在未开发或表现出来之前，一般存在于持有者的脑中，表现为口头传统、手工技艺等形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遗产形态。只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存在，其技艺不但可以复制，还可以进一步创新，所以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非遗持有者实施全方位的保护，不要让他成为历史典故，真正做到传承性的保护。
（二）图书馆主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成要素之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和立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区、县图书馆，对本区域的民间文化接触较多，如民间风俗、礼仪等。图书馆可组织本馆馆员联合或协助其他部门开展对本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记录、整理，充分发挥馆员的学术研究能力。
（三）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工作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措施中包含宣传和弘扬等。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收集、传播集散地，利用多媒体网站开办专题讲座和视听资料以及进社区、进军营、配合学校素质教育以及依托遍布于全国各地区的国家数字文化网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络体系等方式方法，使广大读者认识非遗、了解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图书馆传播信息的功能。
（四）争取政府相关部门支持，扩大文献采集
图书馆一般是政府组成部门文广局下属的负责文献收集、整理以及宣传文化知识正能量的行政事业单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充分得到政府支持、授权，切实解决人员、编制、经费和技术人才引进等问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图书馆的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如确立图书馆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下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等。传统图书馆主要关注的是已形成文字的文献，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应将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口传心授、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化知识、技艺收入文献采集范围。运用声、像、文字三位一体的现代手段，使民间文献制作走向多样化。除挖掘民间文学、音乐、故事、手工艺等作品外，对那些维系族群的生存史、民情风俗及其衍生物也应兼收并蓄并进行文献化，使图书馆文献馆藏内容、形式多样化，极大地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
（五）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保障体系
图书馆的职能之一是对文献的保存和利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过程中，图书馆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地方文献特色，通过多种方法、手段和途径，制定相宜的保护策略、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保障与服务体系。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采集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大多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通过采购手段一般无法有效征集，因此应充分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手段，通过实地调查、现场拍摄，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田野搜集、确认、建档、整理等，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科学采集制度。
2.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信息特长图书馆在收集、分析文献资源中有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作经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其特点决定了非遗用一般方法难以长期保存。必须运用特定的方法，发挥图书馆信息技术的特长。如对口头传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并转化为语言资料记录保存；对传统表演艺术进行摄像，全面记录其原始形态，然后再运用数字化存储技术进行转换处理，从照片、录音录像中再现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改变传统图书编目方法、规范非遗分类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内容复杂、形式多样，且传播大多为非正式形式，如即兴表演、口技等。因此传统的纸质文献编目方法无法操作，不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存。因此各馆应组织专家、学者制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细则，以实现图书馆非遗文献编目的可规范控制。
4.增强馆际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大量散落于各地，表现形式多样，单靠一馆难以收集。可由市（区）馆牵头，联合各县图书馆进行集中培训，定期或不定期选派专人走访非遗传承人，对非遗资源进行甄选、鉴定、评估并进行相应建档，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质量。
5.加强非遗数字化存贮，建立相应数据库搜集和收藏社会风俗、民间传说的地方文献是图书馆的重要社会职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师徒或团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逐渐形成今天的技能或习俗技艺，其形式和特点决定了用传统方法难以长期保存。因此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先进的现代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图片、影像等原始资料采用数字化贮储方法，将活态文化转变为有形文献长期妥善保存，并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多种检索途径，实现对非遗文化资源的充分应用。图书馆对已搜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料在进行深加工后，可利用现有数字信息技术，通过音频、图像等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有条件的图书馆可建立搜索引擎，并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联网，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资源共建共享。
四、结语
第15篇
(一)社区融入是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基础
创意旅游发展有赖于多维度支持，创意产业融入、创意管理、社区融入和活动设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对草原非物质文化进行创意旅游开发同样离不开这四方面的支持。在这四方面要素中，产业融入、运营与管理和旅游活动开展都离不开社区的融入。如果将草原社区排除在外，实施纯粹企业化经营，以人工制造的产品或场景为主，那将是生硬的、缺乏文化根基的设计。在大众旅游发展浪潮中，文化旅游呈现出了明显的麦当劳化趋势，表现为文化旅游体验的表象化、表演化和标准化。这引起了越来越多旅游者的反感，受到了本地居民的批评。所以社区融入是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二)社区融入可以展现真实的草原文化内涵
文化是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区别于非我群体的独特特征，包括有形文化实体、活化的行为方式和无形的精神。最核心的文化要素是居民独特的信仰、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它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进而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其他人群可以模仿本地物质文化的创造，可以学习人们的行为，但精神层面的核心文化是无法模仿的。只有通过本地居民的活动才可以真实表现本地非物质文化，只有社区融入到创意旅游活动中，才能带给游客真实的文化体验。
(三)社区融入是草原文化创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非物质文化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文化。从文化传承上看，只有本地居民参与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才能起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效果;从经济利益上看，只有为当地居民带来利益，才会得到本地的支持，得到政府的支持;从环境保护上看，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本地环境，只有参与到草原旅游开发中，才会自觉保护环境;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只有本地社区参与和融入，创意旅游产品才是不可复制的。
二、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路径
草原非物质文化根植并传承于草原民间，对其实施创意旅游开发需高度依赖本地社区的全面参与和渗透。因为真正能满足游客对旅游地文化追求并有持续吸引力的，是根植于旅游地的原汁原味的文化。目前在内蒙古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率并不高，企业带动参与比较欠缺，个体经营举步维艰，社区参与层次总体较低。只有当地社区融入其中，草原非物质文化才能得到持续传承，创意旅游发展才会具有持续性。
(一)社区文化融入创意旅游具有强烈的文化依赖性
在创意旅游发展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是融入社区生活、根植于当地的鲜活文化。社区文化为创意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创意产生的背景和创意基因，它是草原社区传统习惯、文化观念、社区精神等内容的综合体现，它与草原社区民众生活融为一体，地方性和不可复制性明显。社区文化融入路径包括:让游客体验草原社区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例如参加那达慕大会和祭祀活动，参加“蒙儿三艺”比赛，以此融入到社区文化氛围中;为游客创造学习社区生产技术的机会，例如学习养马、驯马、放牧等，深入体验社区文化;为游客创造学习和设计民族生活用品的机会，例如制作摔跤服饰、马靴、制作马奶酒等民族用品。
(二)社区居民融入草原社区居民是草原非物质文化的展现者和传承者
民族文化作为创意资源被用来进行创意旅游开发时，需高度依赖本地人的创造力。社区居民融入路径:1．承担餐饮、住宿、对游客讲解或引导等必要的接待工作;2．积极传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将技艺传授给游客，例如掌握并传授蒙古族的“男儿三艺”、制作民族食品的技能等;3．对外来旅游者传播和发扬本地文化，例如传播草原民族对自然的崇拜信仰、敖包祭祀习俗等传统非物质文化;4．草原非物质文化展示离不开草原居民的参与，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外来演员无法替代的。
(三)社区生活融入社区生活将社区文化和社区居民融为一体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诠释真实的社区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草原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定居后的牧区生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即文化涵化现象。在草原文化涵化过程中，优秀的草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而传统草原文化经文化涵化后呈现出的真实文化只有通过社区生活才能得到印证。草原社区生活融入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一些社区生活元素设计成创意景观或创意表演进行展示;二是将草原牧区家庭或社区作为创意旅游空间，引导游客参与到社区生产生活场景中，体验真实草原生活，例如参与到养马、羊、骆驼等过程中;三是通过当地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传授民族文化技艺，例如传授奶酪、马奶酒的制作工艺，使游客获得身心发展，并且可有效避免游客产生“文化失真”的感受。
三、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机理草原非物质文化资源
对草原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是重大且持久的。非物质文化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草原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灵活显现。受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驱动，草原居民、家庭、社区乃至整个草原地区都会融入到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中，其具体形式和融入水平则随着创意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草原社区居民是草原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和持有者，是草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是社区融入草原旅游的首要因素。社区居民除通过接待服务和参与管理来实现旅游参与、获得收入外，还可以多方位展示地方文化、创造好客氛围、丰富游客体验。他们在融入创意旅游过程中，首先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育上;其次还承担着展示本地文化的职能，通过创意景观、民俗表演等形式为游客创造文化元素的视觉体验;在创意旅游开发高级阶段，社区居民还是旅游者的创意引导者和配合者。对草原社区家庭而言，其日常生活是真实的草原文化写照。草原民族文化离不开真实的社区生活来展示其内涵。社区是多个家庭的组合体，是文化体验产品的载体，是旅游体验的重要空间。利用有形遗产和无形文化来吸引游客，已成为社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家庭日常生活、社区生活乃至多个村落的生产生活，可以为游客创造一种文化氛围。将游客的活动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就形成了创意旅游社区或创意旅游村等创意空间。真正创意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多个社区联合形成创意旅游综合体，形成大草原、大旅游氛围。创意旅游综合体是指在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背景下，由文化创意产业吸引物和旅游六要素相结合形成的旅游产业模式，在此之中，每个人都能以不同方式将不同旅游要素组合，产生新的创意体验。在特定草原地域内，没有严格的产业界限和地区边界，但在营销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统一协调，共同为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草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最终打破社区被隔离的企业化经营模式。
四、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水平演进
对内蒙古草原社区而言，创意旅游尚未展开。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必然需要经过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逐步发展历程，即开发水平的逐步升级。刚开始应注重创意展示产品的开发，在此基础上考虑创建创意空间，最后开展真正的创意旅游活动。草原社区在创意旅游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也应有不同的融入水平。在创意旅游开发初级阶段，旅游产品以创意展示为主，主要开发一些草原实体创意景观，将非物质文化元素有形化展示，社区融入也应处于初级水平。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参与景观的设计或一些本地文化节庆与表演活动，草原社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得到展示，而社区生活则是被完全隔离的。目前草原地区的文化节庆和民族舞台表演等文化旅游形式是这一阶段的基础。在创意旅游开发中级阶段，旅游产品以创意展示为基础，主要着力打造创意空间，塑造创意氛围，将一些非物质文化元素渗透到特定空间，大部分社区元素融入其中。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不但参与创意景观设计、本地文化节庆和表演活动，而且参与到与旅游者互动的活动中。草原社区文化精华得到了展示，而社区生活则可能被隔离或融入其中。这一阶段，特定主题下的草原文化创意旅游村将是未来的理想选择。在创意旅游开发高级阶段，创意旅游活动是无明显地域边界的，旅游活动的随意性和灵活性较大。在草原地区打造多个村落联合的创意旅游综合体是未来的一种选择。在这个阶段，社区即景区，一切以游客为中心，根据游客的创意需求，每个居民都是旅游接待者，社区生活和旅游接待融为一体，社区完全融入到旅游活动中。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方式还不切实际，其实现还有待时日。
五、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对草原社区的要求
(一)保护和培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是通过言传身教得以传承的，对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过程来说，人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重点保护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已成为了社会共识。对于草原社区，草原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应培养更多的新一代文化传承人。最终使草原非物质创意旅游开发起到对草原传统文化保护的作用，得到草原社区的拥护和支持。
(二)培育草原旅游管理人才
草原居民是草原社区的主人，是草原旅游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对社区居民的培育和人才挖掘是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当前内蒙古草原旅游的企业化经营模式受到了广大居民不同程度的抵触和排斥，使草原旅游深化开发受到了重重阻碍，而牧民自发形成的牧户联营模式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民间个体、联营等社区化、本地化管理模式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专业的旅游管理者。一方面原因是当前的草原旅游业无力吸引专业人才前来就业创业，另一方面草原社区居民也不愿让自己子女回到草原工作。草原旅游管理人才培育可分步走:首先挖掘和培养本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在创意旅游取得一定收益和影响时，通过政策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到草原地区就业。
六、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