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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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为全球所不能及，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不讲求农学，致使“耕织交病，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而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只有懂得化学之学，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兴办农学教育，培养农学人才，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农患惰，今者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比先修农学”。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州县设立劝农局，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根据种植收成情况，年终按照要求上报，说明本地“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

令人钦佩的是，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主要有：（1）学校定位准确，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招收对象不同，学制时间不同，授课内容不同。（2）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3）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主张聘请外国教师，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4）重学生品行养成，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使学生“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9]。当然，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务，并兼营私利之事业”，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第2篇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后，随着《》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思潮及其对浙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地合二为一了。

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机构的出现，大开了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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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24页.

[2]李国祁.中国化的区域：闽浙台地区.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四（1985）年五月再版.第128页.

[3]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咸丰东华续录十[M].光绪二十五年仿泰西法石印.第3页.

[4]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68页.

[5][6]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戍变法（3）[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9.第124页.第971页.

[7]夏东元.盛世危言·商战.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9.第586页.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M].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第259页.

[9]张之洞.劝学篇·序.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第963页.

[10]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总4719页.

influencefactorsoftheeducationalmodernizationofZhejiangandthecharacteristicsofeducationinmoderntimesinZhejiangProvince

BaiJinbiao

第3篇

1.1调查过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城镇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全国的农村地区也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参保率并不是100%。因此，介于城乡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本文的样本取样，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员均为当地委托的大学生团队。抽样调查所在地集中在华北的邯郸、华中的武汉、华南的南宁、华东的南京以及西部的兰州，共5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市区抽取两个区，每个区选取3个社区，共调查30个社区；每个城市的农村地区选取2个区(县)，每个区(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村(社区)，共20个村(社区)。采用便利抽样，调查对象为有子女但现未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待遇，以及未参加上述社会保险且未满60周岁的群体。共调查了466户，其中有效样本数量为408份，有效率为87.6%。

1.2变量及定义目前，从养老金制度参与角度而言，形成了四类人群，一类是机关事业单位群体，这类群体目前享有退休金并由财政支付；第二类是城镇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第三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第四类是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群体。因此，为了探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差别对于城乡居民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4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的自变量，即上述四类人群。控制变量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状况、户籍状况、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条件、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亲友探访频率等几个要素。考虑到目前政府已经基本保障了基础教育资源，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并在全国农村地区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免费的教育财政保障政策，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考虑城乡居民代际间教育投资意愿的变量，因此将该因变量分为四个题项进行问卷调查：①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②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③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④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上述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见表1。

1.3检验模型与检验步骤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在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为提高检验的拟合优度，本文控制个人基本特征或家庭一些情况，考察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不同待遇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频次和频率，采用似然比检验分析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剔除不显著变量后，重新进行相关性检验，直到所有变量均通过似然比检验。第二步：形成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矩阵，通过监测数据，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求解，矩阵表达式如下。式中，x11、x12……xij分别代表反映个人基本特征以及家庭一些个体情况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其中没有反应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1，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2。i为样本数；j为解释变量的个数；m代表因变量Y的赋值(1～4分别代表“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以及“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β0为常数项；βj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体现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第三步，回归分析。将本研究设置的四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自变量）以及学历、经济状况等体现个人影响因素的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Logistic模型分析，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中有4个类别，对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存在n个自由度；而对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每一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含有n，k个变量取值，整体自由度为n×k，最终根据自变量的相伴概率进行整体以及自变量显著性检验。第四步：进行模型整体的有效性检验。对变量及其相应类别做整体检验，以确定该组数据是否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原假设H0是该回归模型无效，且所有系数均为0。

2主要分析结果

经过Pearson卡方统计量的检验显示，Pearson值22.72，显著性为97.57，因此拒绝样本拟合情况在5%以内的原假设。为了检验自变量的显著性，本位首先采用似然比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I)可以看出，在所有自变量中，“性别”、“年龄”以及“户籍状况”三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这三个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故除去这三个变量重新检验，结果见表2(II)。而表2(II)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均显著，因此，我们可运用有序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分类检验结果表较大，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分别给出组变量检验结果（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相关性）和因变量整体相关性检验结果。表3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NagelkerkeR2分别为0.720，正确率为79.24%，说明模型2的拟合度较好。而模型1的Chi-Square值为270.106，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总体上均有统计学意义。

第4篇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教育特点；高中语文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第5篇

在写作教学方面，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说理写作、公民写作，俞发亮先生的新著《走近议论文——高考议论文写作测试回望》就是其中一部力作。该书聚焦于议论文这一说理写作的重要文体，致力于研究议论文写作测试这一非常具体的问题。本书有以下特点：

一、纵向的“历史”钩沉。不管人们对高考的看法如何不同，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高考写作深刻地影响着中学写作教学，因此，研究中学写作教学就不能不研究高考作文。20年来，俞老师一直参与福建省高考阅卷并主持作文评卷工作，这一经历成为他写作教学研究极其宝贵的资源。本书第一章即对1977年以来30年高考议论文写作测试做了较为全面的爬梳与反思，这使得本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景深”。30年的高考写作是一段注定无法回避的历史，是当下写作教学的基因，它深刻影响着当下写作教学的样式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二、反思性的“元”研究：对议论文争议之“争议”。“元”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它跳出争议作文之外，以理性的标准反思人们对高考争议作文的“争议”。俞老师在众多的争议中遴选出与议论文写作有关的问题：议论文文体特征，满分作文，说真话、写真事，论据真实，议论文的逻辑性……通过对这些争议的讨论分析，引导读者隐隐窥见人们对中学写作教学若干本质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着缓慢却较为深刻的变化。

三、横向的“域外”借镜。国外写作课程与教学研究相对成熟，俞老师参考美国SAT作文考试命题与评价标准，对比分析了我国高考作文命题与评价标准需要改进与完善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几点建议：培养批判精神、开展批判性阅读、高考测试以论述类作文写作为主、高中开设形式逻辑课程等。

纵向研究、横向研究以及“元”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得俞老师的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其中有些建议或可再做商榷，但他的研究态度、方法及广阔的视阈却使得其研究具有相当的学理依据。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特征，即注重从课程与教学层面结合展开议论文写作研究。

第6篇

关键词：人教版初中《语文》；古代诗歌；缺失；改进；分配方案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92－04

作者：周萍，长沙外国语学校教师；湖南，长沙，410007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是历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自汉武帝时将《诗经》列为“五经”之首后，各种教育读物无不将诗歌作为重中之重。旧时许多文人无不接受过“柔日读诗”的严格训练，传统蒙学中就有《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

现代教育的初中阶段(约12～15岁)，是人生接受能力最强、记忆力最好的阶段。作为现行重要的初中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同样继承了我国诗歌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全部一百六十九篇课文中，有中国古代诗歌(包含诗、词、曲)三十首(以下简称“正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还选取了六十首古代诗歌作为课外背诵(以下简称“附选”)。毫无疑问，无论正选还是附选，这总共九十首中国古代诗歌对初中生的语文学习是大有教益的(附带说明，课文中还有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歌，但非本文论及对象)。所选诗歌无疑都是历来公认思想意义较深、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就其可接受性而言，无疑都是历来流传较广的优秀篇什。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本人以为，人教版初中《语文》的古代诗歌选目仍不无缺失，其主要表现为：时期分布失衡，体裁分布不均，作者分布面偏窄。本文旨在对此三大缺失作出详细分析后，提出改进选目之我见。

一、时期分布失衡

从三十首正选的时期分布看，春秋前(含春秋)二首，三国一首，晋二首，北朝一首，唐十二首，宋九首，元二首，清一首。显而易见，过于偏重唐宋，唐占40％，宋占30％，二者合计共占70％。

至于附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部六十首中，汉一首，三国二首，南朝一首，唐三十七首，宋十六首，明二首，清一首。唐占61％强，宋占27％弱，两者合计占88％。

唐诗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双峰并峙，其高度空前绝后，选目有所侧重，谁都无可厚非。问题是现在的比例似乎严重失衡。尤其使人不能接受的是，作为与《诗经》并列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辨骚》)的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楚辞》，竟然一首(或一章)未录。此外，两汉四百余年，无论乐府民歌、文人诗歌，不乏名家名作，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一首；灿若星河，为唐诗的兴盛准备了条件的南朝宋齐梁陈诗歌，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梁吴均《山中杂诗》一首；北朝除正选录北方民歌《木兰诗》外，文人诗一首未录；隋因历史太短，一首未录，情有可原；“开创了词的初盛局面，而且历来还被奉为词的不祧之祖”(吴和熊语，见其《唐五代词三百首》前言)的唐五代词，仅录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一首，“不乏别有情趣的奇花异草和清溪幽涧”(黄天骥语，见罗斯宁选注《辽金元诗三百首》前言)的辽金元诗一首未录；辽金元词一首未录；即便是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的元曲，仅正选二首，附选一首未录；有“陵宋跞元驾清”(羊春秋语，见其《明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明诗正选一首未录，仅附选一首；至若明代词曲，仅附选中录散曲一首，词则一首未录；有“承宋继唐”(钱仲联语，见其《=}青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诗正附选各只录一首；有“承宋之绪而后来居上”(钱仲联语，见其《清词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词竟一首未录；“也有一批杰出的散曲家”(羊春秋语，见其《散曲通论・作家论(清)》)的清代散曲，一首未录。

时期分布的严重失衡，必然无法贯通整个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发展脉络，无法让学子们领略诗歌长河的继承与创新，尤其是让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淹没不彰。

二、体裁分布不均

(一)诗词曲三者分布不均。在三十首正选中，诗二十一首，占70％；词七首，占23.3％；曲二首，仅占6.6％。附选六十首，失衡的情形进一步加剧，诗四十七首，占78％；词十一首，占18.3％；曲二首，占3.3％。

(二)各体内部之小体分布不均。

1、诗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中，骚体诗一首未录，六言诗一首未录，五绝一首未录。即便是《诗经》中之二首，全为风体，没有考虑雅体或颂体。附选中情形大致差不多。

2、词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七首中，表面看，小令一首，中长调各三首，似乎说得过去，但若仔细分析，所选小令和长调，均接近于中调，而与中调字数差距较大的小令和长调全无，尤其是长调中之三阕以上者一首未录，也未尝不是一个缺陷。且所录各词均为正体，“减字”、“偷声”、“摊破”、“摘遍”、“犯”、“慢”、“引”之类的变体一首未录。

附选情形更是糟糕，十一首词中，除晏殊《破阵子》略略超过小令五十八字上线为中调外，其余十首，俱为小令。且《浣溪沙》词牌即有三首(苏轼独占其二)，《卜算子》二首。

3、曲中小体分布不均。曲选本来太少，不具有多少代表性，与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极不相称。正附选各二首，纯为小令，套曲、带过曲、集曲、自度曲等皆一首未录，当然也无法录，也无法“均”。

(三)、文人体与民间体分布不均

正附选总共九十首作品中，姑且把《诗经》之《关雎》、《蒹葭》算作民歌，其民歌数量也不过四首，这与我国古代诗歌的实际状况不符。在古代的任何时期，都有大量民歌，尤其是在诗歌的非自觉时期。即便是后来的词、曲，也往往经历了从民间至文人的过程。单说《敦煌曲子词》，即是一个最有名的民间作品集，对此，选编者似乎全无意识。

体裁分布不均，甚至某些体裁一首未录，致使学生无法领略体裁的多样性、作者的创造性，无法体味形式与内容的某些关系。尤其是《楚辞》骚体的缺失，将会使学生对中国诗歌史的认识出现断层。民间体的缺失，不但无法让读者看到文人诗歌以外的另一片广阔天地，亦无法让读者看到诗歌从民间到文人的发展过程，更无法领略民歌与文人诗歌的风格差异。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由于诗的比例太重，导致词、曲(尤以曲为最)内部之小体无法均衡分布。

还需附带说一下的是，除诗词曲之外，对联似乎也可作为诗歌之一体予以考虑。对联，尽管它全盛于明清(有人称之为有清一代之文学)，但无论如何，它实际上是伴随着诗歌(包括骈赋)的产生而产生，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以为在我们的课文中选取少许，让学生稍具对联知识，是完全有必要的。

三、作者分布偏窄

正选三十首中，共有作者二十二人(包括无名氏二人)，其中杜甫四首，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李白、苏轼(全为词)、辛弃疾(全为词)各二首，无名氏(《木兰诗》)、曹操、王湾、王维、岑参、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范仲淹、李清照、陆游、文天祥、马致远、张养浩、龚自珍各一首。

由于前述时期分布失衡的原因，作者的分布，自然在时期上注定了不均。二十二人中，先秦一人(《诗经》)，三国一人，晋一人，南北朝一人，唐九人，宋六人，元二人，清一人。很显然，唐占41％，宋占27.7％，其他朝代，要么完全缺失，要么作者太少。即便是在有限的时期或朝代中，其分布状况仍值得商榷，如唐代九位诗人中，主要分布于盛、中唐，初唐全无。在这九人中，杜甫虽是“诗圣”，实在也没有必要选取四首。再，苏轼、辛弃疾不必纯粹以词人身份出现。尤其是苏轼，若诗词各选一首，或许更能使其具有宋代诗词大家的代表性。曲家仅选马致远、张养浩，实在人数太少，且都为元代，明、清散曲则无法入选。

附选作品数量翻了一番，本来应该相对有利于作者的均衡分布，然而，失衡的状况却进一步加剧。在总共六十首作品中，共有作者四十一人，其中唐二十一人，约占51％，宋十一人，约占26.8％，唐宋共占约78％。其他三国二人，汉一人，南朝一人，五代一人，元一人，明二人，清一人，几乎不成比例。四十一人中，李白六首，杜甫、孟浩然各三首，王维、岑参、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晏殊、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各二首，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曹操、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崔颢、常建、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李贺、刘禹锡、杜牧、温庭筠、李煜、王安石、梅尧臣、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张养浩、王磐、夏完淳、赵翼各一首。

正附选都出现的作者共有十四人，他们在正附选中选取的作品数量合计情况依多少排列如下：李白八首，杜甫七首，苏轼四首(俱为词)，辛弃疾四首(俱为词)，王维三首，岑参三首，白居易三首，李清照三首，陆游三首，曹操二首，刘禹锡二首，杜牧二首，温庭筠二首，张养浩二首。

只在正选出现的共有八人，他们是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无名氏(《木兰诗》)、王湾、范仲淹、文天祥、马致远、龚自珍。

只在附选中出现的共有二十五人，他们是：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孟浩然、崔颢、李贺、韩愈、李煜、晏殊、梅尧臣、王安石、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王磐、夏完淳、赵翼。

正附选九十首作品共有作者四十七人，如果我们对其作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

(一)朝代分布面偏窄。

四十七人中，春秋前一人，三国二人，晋一人，南北朝二人，唐二十一人，五代一人，宋十三人，元二人，明二人，清二人。完全缺失的朝代有战国、秦、隋、辽、金。秦、隋历史太短，且无著名诗人，可不选。辽无著名诗人，亦可不选。战国有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者，不选不应该。金有赵秉文、元好问等大家，至少不应无一人入选。其他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入选面还可扩大。

(二)相关朝代的体裁空缺或分布面偏窄。

这主要体现在：

1、楚辞作者全无。

2、元代除散曲作家还应增加外，诗人、词人均不应无一人入选。明代词人不应无一人入选。清代词、曲都不应无一人入选。

(三)风格流派偏窄。

就风格流派而言，诗类完全空缺的有楚辞系、江西诗派、公安竟陵派、江左三大家和神韵派，数量偏少的有六朝山水诗派、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等。就词而言，清空典雅派、金元疏快派、晚明蕴藉派、清初阳羡派、清初浙西派、清代常州派等或空缺，或数量太少。就曲而言，无论本色豁达派，还是文采清丽派，均因入选作者太少而无法彰显。

其他如竹林七贤、太康诗风、竟陵八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苏门四学士、元诗四大家、元曲四大家、茶陵诗派、清初三遗老、晚清四大家等都应尽可能有所体现。

作者分布面偏窄，使学生无法看到各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自然也就无法整体感受古代诗歌的多样性。

四、改进选目之我见

我国现时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意味着许多人初中毕业以后，不再有系统接受古代诗歌教育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缺失过多，意味着大多数的公民受到的古代诗歌教育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针对上述三大缺失，本人以为，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之改进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作出考虑。

(一)、宏观考虑。

1、合理划分正附选功能。

(1)正选尽可能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流派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诗人团体。①从历史时期而言，春秋前(《诗经》)、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应兼顾到宋齐梁陈)、隋、唐(应兼顾到初盛中晚)、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都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从体裁而言，A.诗词曲比例应适当；B.诗中之古风、近体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律体、绝体、民歌都要有恰当表现：C.词中之小令、中调、长调都应有所体现；D.曲中之小令、套曲、带过曲等都应有所体现。③从作者而言，尽可能把中国诗歌史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大家名家选进来。

(2)、附选尽可能补正选之不能或不足。①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朝代或时期。②补足大家名家不同风格题材作品。③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风格流派、诗人团体。

2、合理分配诗词曲各体的数量及各时期的数量。

(1)首先给诗、词、曲各体分配一个大致比例。考虑到诗的历史最长，作者面最广，词、曲历史相对较短，作者面相对窄一些的状况，本人以为，诗、词、曲的比例正选可定在5:3:2，附选可定在6:2.5:1.5。

(2)合理分配各体在各时期的数量。①凡有重要作者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凡有重要风格流派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③凡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作家应尽可能有作品入选。④著名的民歌作品应尽可能入选。⑤各体裁的早期作品应尽可能有入选。

(二)、中观考虑。

1、适当减少唐宋分量，尽可能使各时期的作家各品有所体现。

2、适当减少个别大家名家的分量，尽可能增列其他名家名作。

3、尽可能照顾到体裁、题材及风格的多样性。

(三)微观考虑。

所谓微观考虑，即考虑到具体作家作品。基于以上宏观、中观考虑，本人试拟出以下作家作品分配方案。

1、正选三十首分配方案。

(1)诗十六首：《诗经》一首(《风》体)，楚辞一首或节选一章(屈原作品)，汉一首(可考虑蔡琰)，三国一首(曹操)，晋一首(陶渊明)，南朝一首(可考虑谢灵运)，北朝一首(《木兰诗》)，唐五首(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各一首)，宋一首(黄庭坚)，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词九首：唐一首(李白)，五代一首，宋四首(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姜夔各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3)曲五首：元三首(马致远、张养浩、关汉卿各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附选六十首分配方案。

(1)诗二十九首，《诗经》二首(可考虑《雅》、《颂》各一首)，楚辞一首(宋玉)，汉一首(可考虑从《古诗十九首》选一)，三国二首(可考虑刘桢、阮籍各一)，晋二首(可考虑左思一首、民歌一首)，南朝二首(谢胱必选，另一首可考虑鲍照)，北朝一首(可考虑庾信)，唐九首(王绩、李白、杜甫、韦应物、王维、岑参、孟浩然、韩愈、李商隐各一)，宋四首(苏轼、欧阳修、陆游、杨万里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二首。

(2)词十八首：唐一首，《敦煌曲子词》一首，五代二首，宋八首(苏轼、柳永、晏椎馈⑶毓邸⒑刂、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三首(王夫之、陈维崧、纳兰性德各一)。

(3)曲十二首：元八首(卢挚、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徐再思、无名氏各一，其中应有套曲一首，带过曲一首)，明二首(王磐一首，无名氏民间作品一首)，清二首。

第7篇

随着学者对黄职业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越加广泛，在对黄炎培这一块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教育目的;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四是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对“农村教育论”的研究;六是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例如，福建师范大学黄仁贤教授对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倡导到创办，至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导，并且第一次把职业指导纳入职业教育教学之中，在其数十年间的职业教育理论探讨和教学教育实践中，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指导体系。武汉大学张建华教授从黄炎培的职业道德观着手，认为包括“敬业乐群”、“劳工圣神”、“完善人格和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其职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思想对我们推动职业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叶凤刚教授认为，在21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黄炎培是最早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由“分区立系”到“划区施教”、综合改进，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个阶段的演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庄缇缇的硕士论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过程、具体内容、思想特点、及其启示做出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就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而言，除以上六点外，还提出了黄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这一内容。

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三、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第8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实业教育；教育史；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质改革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和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先后有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张正身和郝炳军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王萍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闻友信和杨金梅的《职业教育史》、周谈辉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以及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相继问世。

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与专题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地挖掘整理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首先归纳了从古代到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规律。随后，已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主要线索，依照其逐步建立的一整套以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兼施职业教育、农村改进及职业指导等几个环节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结构，先后分章节进行著述。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一文是刘桂林的博士论文。该书把近代职业教育思想运动分成三个部分：实业教育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民国初年，形成我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为形成标志，以导向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确立为主要目的的；30年代的职业教育思潮，以1932年《职业学校法》的颁布为界。该书以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前后三次思潮的演变，阐明他们的共同点是实用精神的张扬，还着力展示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实践存在的密切联系，提出近代职业教育思潮的演变是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的过程。著作观点独特新颖，论据充分。

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全书较为全面的介绍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从实业教育的引入制度的确立为出发点，深入的展示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并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关键做用的人物进行了深入介绍，利用较多的篇幅对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核心人物进行剖析，并对其观点进行深入比较。该书相对完善的阐明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在一些职业技术教育学书籍中也有专门章节形式出现，或散落在诸如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毛礼锐的《中国教育史简编》、郝新生和袁吉林等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石伟平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的《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的《职业教育学通论》。这些书籍中所涉及的职业技术教育史，多以描述史实为主要形式出现，篇幅较短，内容简洁，通常不是作为专题史来研究，其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

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起源及发展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就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久远，可称之为“古代职教说”，国内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如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一书就采取的这种观点，米靖老师的观点则认为“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表现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由此观之，认定中国古代缺少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另一种观点认为，到了近代机器的工业的工业时期，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可称之为“近代职教说”。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就采取的这样的观点，谢长法老师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于清朝末年的实业教育的发展，包括实业教育制度的引入以及确立，以及职业教育理念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生产方式主要是自然经济，技艺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学徒制，当时的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都与机器工业生产无关，因此古代所谓的教育都不能被认为是职业教育，应该算是专业教育。由此看出，这些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界定的标准，内涵和特征认识上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观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未来研究的趋势收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人们强调应对人物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应该重视普通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加强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角色的详细分析研究和考证，才能更鲜活的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包容的，各朝代各时期与外域均有频繁额交往历史。中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影响过外域，同时我们也在汲取着他人的长处，采用中外不同的文化角度去比较和研究历史，会使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参考文献：

[1]王炳照：《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的历史反思》，《教育学报》2005年第2期。

[2]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出版社，1991年。

[4]李蔺田、王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5]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

[6]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7]田正平：《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8]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9]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11]张兰馨：《张眷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第9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创新思维能力；学生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创新教育进一步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大家积极探讨的热门话题。历史学科是中学教育的基础课，是一门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维素材。历史学科是富有创新内涵的学科，因此，《初中历史义务课程标准实验教程》中明确提到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质以及环境意识。由此可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是摆在我们历史教师面前重要课题。那么，在历史教学怎样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呢？

一、紧扣“提问”的科学性积极引导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是学生思维活动的开始，有利于启迪学生的创新“潜质”。“学则须疑”。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怀疑，敢于提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帮助学生拨正认识，回归于史实认知的科学性，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例如，对中国近代史“落后挨打”这一命题，我在上新课时一谈到圆明园的毁灭和被动挨打的历史，讲多了学生们张口就是说“落后就要挨打”，也就是说，这一命题在学生心中已形成思维定势了，甚至有个别学生将之演变为“挨打有理”、“挨打活该”了，这就阻碍了学生思维的拓展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入的研究了。针对这种情况，我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落后一定挨打吗？”要求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学生们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教室里就开始热闹了，学生们饶有兴趣地讨论起来。之后再经过我的启发，把这一观点进行重组演绎，最终得出了6种结论：a.落后可以不挨打，如隋唐对待日本的政策；b.落后打先进，如法兰克王国入侵西欧、我国古代辽夏金元入侵中原；c.落后与先进平等共存、互通有无，如唐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d.落后受先进援助，如三国时，蜀国帮助西南少数民族开发南中；e.落后反击先进，先进受到重创，如非洲埃塞俄比亚抗意斗争的胜利；f.落后必挨打，理由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发生弱肉强食。这些富于创新火花的观点，就是扩散思维组合分解的产物。

再如，在讲到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时，可以先分析教科书上的评价：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中国的多项要求遭到拒绝。这次会议以共同宰割中国为结束。教师然后列举近年来关于对华盛顿会议评价的一种与教科书上的评价相对立的新观点：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外交胜利。中国自1840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民族权利，而争回了某些东西。山东权利的归还虽然带有附加条件，但已没有像日本当初提出的那么苛刻。为什么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会有如此大差异呢？历史教师应该同学生共同分析原因，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传统的评价着眼于把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取得的结果同最初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愿望作比较，而第二种评价则着眼于把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同中国近代史上其它的外交活动进行比较。

二、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创设问题情境是启迪学生思维的重要开端.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的提出各种具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激起学习的动力，养成爱思、多思、会思的习惯。新课标教科书在每一课巧妙的设置了引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七年级（上）《西周兴亡》一课就有这样的导入语：人们常称北京一带为燕蓟之地，山东为齐鲁大地，山西为三晋之地。这些地名是怎样来的？从西周的制度立，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教师通过学生齐读或作为教师教学导入语。激起学生对本课学习的热情。新课标教材辅栏设置的读读、议议是课堂上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最佳切入点。如：《春秋争霸》一课中辅栏中议议：越王勾践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自然地引入对该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设问，不会造成学生无话可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教师只作正面引导和鼓励即可。

三、改变传统教学形式培养学生创新动机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良好的课堂教育环境，尤其是促进学生创新智能发展的心理环境（如情绪、心境、兴趣等）。在教学中，笔者注意做到：

1、学术专题讲座

如教师在讲完中国近代史“”一节内容后，可以以“近十年来关于对研究的新进展”为题目举办一个专题讲座。其目的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摆脱中学历史教材的“一家之言”的束缚。

2、专题辩论

如引导若干学生支持或反对教师的某一观点（如辩论是否是成功的），通过有序的积极辩论，使学生各抒己见，想人之所不想，见人之所不见，能人之所不能，从而优化学生的创新心理环境，激发他们想象的冲动、联想的新颖、思路的开阔，有效调动学生的潜意智能，使之成为创新思维的策源地。

3、撰写小论文

通过要求撰写历史小论文，引导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博采众言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关注社会现实培养学生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当注意将历史知识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揭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培育学生健康的时代精神。针对此，我创设了“寻找身边的历史”的活动，要求学生广泛收集资料用专题演讲的形式对身边的大事或重要历史事件进行“追本溯源”。如围绕着现在普遍关心的“”和台湾归属问题，我就让学生围绕着台湾的过去、现在、未来问题开展了“台湾―想说分手也很难”的时事开讲活动。

五、创新作业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已经注意多方面地调动学生的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但是，同样作为学习的重要环节的作业练习，教师却往往忽视了指导学生充分运用感官，全方位、多角度地感知和认识事物教育论文，也没有鼓励学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最终每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都成为单调的“原因、过程、意义”或者“背景、内容、作用”等的固定陈述。

第10篇

关键词：音乐听赏；音乐教学法；德国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德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以唱歌教学为主，直至60年代以学校教学大纲改革为契机，德国音乐教育界对学校音乐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后关于学校音乐教学的各种观念与方法层出不穷，而一段时间内各路观点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听赏”被提升为音乐课程中的中心范畴，正如德国音乐教育学者格鲁恩（W. Gruhn）的观察：“听赏，亦即听赏的审美功能和交际功能成了当时音乐教育思维的中心”（Gruhn 22003: 340）。事实上，如何聆听以及如何理解音乐作品，一直是音乐教育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作为对当代德国音乐教育观念与教学模式的研究之一，整理了当代德国音乐教育界各种有关音乐听赏教学的理论，选择介绍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课堂教学设计，希望能对中国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听赏教学起到“他山之石”的功效。

一、有关音乐听赏的理论

怎样听赏音乐在19世纪的德国已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由金经言翻译、德国音乐学家贝塞勒著于1959年的《近代音乐听赏问题》一文，介绍了15至19世纪音乐听赏的特点以及近代音乐听赏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例如德国音乐学家里曼（H. Riemann）于18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音乐的听赏》等（贝塞勒1959）。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学校教育改革以及音乐教育学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德国产生了一些有关音乐听赏的不同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阿多诺（T. W. Adorno）的“结构性聆听”概念与阿尔特（M. Alt）的“聆听层次”理论

1954年，阿多诺（T. W. Adorno）发表《反音乐教育学之音乐教育论纲》（Adorno 1954），批评常年控的审美教育和音乐教育，提醒人们对音乐艺术本身进行分析和思考。他将“艺术作品”解释为“过程”而不是“存在”，因此艺术作品是一个多元的感受和理解的过程，聆听艺术作品应该成为音乐教育的中心内容。为此，他提出了“结构性聆听”（strukturelle H?ren）的概念，强调作品分析应是音乐课教学的主要内容。这里的作品分析不是抽象的理论讲解，而是听者时刻参与并需要通过自己的演奏加深对音乐的感受，例如学生应学习音乐元素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关系组成一个整体作品，每一元素在整体中的结构功能是什么等，这样不仅促进音乐想象力的发展，也能提高学生区分不同事物的能力。阿多诺“不是将音乐看作是一种教育目的和教育任务的工具，而是要寻找艺术作品的真实性，通过接受和分析艺术作品而获得审美体验”（杨燕宜1998: 5）。他的某些观点虽然后来被人们认为过于偏激，但他提醒人们对长期以来以唱歌为中心的音乐教育进行反思，强调聆听与分析作品，为当代德国音乐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石。

在阿多诺的理论基础上，1968年音乐教育家阿尔特出版其代表著作《音乐教学学》（Alt 1968），提出了“以艺术作品定向”的音乐教育观念，认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内容应以对音乐艺术作品的阐释作为音乐课的重点，由此而建立了一种“聆听音乐”的分层理论，成为“战后第一个全面的音乐教学论”（Jank 2005: 46）。阿尔特将音乐理解为三个层次，即听觉刺激、客观物质和内容表现，并借鉴了哲学家哈特曼（N. Hartmann）关于艺术作品分层的理论，将音乐的艺术作品细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属于“前景”，即听觉的音响刺激，可以通过“被动地听”来经历音乐的表面形式，抑或有移情或同感；“结构层面”属于“中景”，要“主动地结构性地听”以理解音乐的客观要素，通过表现分析和可能产生的感情共鸣来理性地领会音乐；“象征层面”属于“背景”，即音乐的内容表现，需要“有目的地听”，将音乐艺术作品理解成“精神文献”，整体性地理解音乐传递的音乐之外的意义。简单地说，阿尔特将音乐艺术作品理解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即听觉刺激、客观物质要素和内容表现，这个过程就是聆听音乐的完整过程，音乐中可学和可教的部分作为聆听音乐的前提，由此“解释音乐”成为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法的中心问题。他还将不同类型的音乐规划进一个“价值金字塔”中：底层是流行歌曲和爵士音乐，中间是不同种类的功能性音乐和与文字关联的音乐，上层是无目的的即自律的艺术音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应该具有不同的听赏方式：处于金字塔底层的“舞蹈-手势性音乐”用“感官体验地听”、中层的“表达性音乐”要“赋有灵魂地听”、上层的“形式音乐”要“审美地听”。

阿尔特的听赏层次理论以理解经典的纯音乐作品为最高，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但课堂教学实践常常由教师主导，表现出典型的分析与理论的过度泛滥，抑制了学生艺术创造力的发展和审美体验。学生本身并没有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也有着渐渐失去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危险。

（二）维努斯（D. Venus）“与音乐打交道的方式”中的听赏理论

第11篇

关键词：项目管理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述评

学术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许多有效探索，尽管目前还没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借鉴项目管理进行专题研究，但对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为深化基于项目管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一、关于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应用研究

项目管理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后逐渐发展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直至20世纪90年，项目管理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体系，逐渐成为了一个应用广泛、发展迅速的现代管理学领域。

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对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有所认识，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中国古代很多学者就提出“以身示教”、 “熏陶化育”、“笃行隆礼”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也衍生出来近代学者“以情化德”、“美育育德”的隐性教育理念。国外，苏格拉底认为：“任何一种天生的倾向都可以由训练和锻炼而使之在刚毅方面有所长进。”佩斯泰洛奇提出：“不要忘记基本的原则，即生活是伟大的教育者。”等。

目前，国外的研究侧重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能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载体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如应用“视觉文化”的知识，通过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向学生传递知识，帮助学生塑造价值观（Baker，2008）；还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者应用“体验教育”的理论对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评价（Raji，2007）。还有一些论文（Thiedke，2004、Roholt，2002）希望通过寻找不同教育载体中所蕴藏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探讨如何将这些教育理念和内容使受教育者接受。这些都是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探索。

国内很多学者也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做了大量探索，从他们的专著和论文中可以窥见：龚志宏在他的专著《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详细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白显良在《隐胜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提出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国内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大致作从以下方面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讨论：一是，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的研究。如田淑青的论文《论当前我国高校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入手，分析了高校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二是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李铭在其论文《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提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种活动过程中能充分满足学生主体自主的需要。三是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的思考。周俊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隐性教育初探》中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各类载体来实现其隐性育人、幽雅环境育人和文化氛围育人的作用。

三、关于将项目管理理论应用于高校学生活动的研究

学生活动管理大多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外教育、学生事务管理的一个研究内容。例如，田慧生在专著《活动教育引论》、但武刚在论文《培养现实活动的主体：活动教育论》探讨了活动的内涵，同时探讨了活动教学、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傅进军等在《大学生活动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课外教育》一书中研究了了大学生活动的组织、管理制度、资源配置与评价相关问题。

1.高校学生活动项目管理的模型。如张超等在《高校学生活动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高校学生活动的管理， 应以项目化管理理念， 优化学生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提高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王建武的论文《基于项目管理的学生活动研究》对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从项目管理理论的角度尝试建构高校学生活动的理论模型。

2.从结合实际工作提出高校中某些学生活动应该进行项目化管理。如彭程在《论项目管理视角下高校基层团学活动的开展》、徐纯赤在《项目管理在校外学生社团活动中的应用》中指出，作为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的管理模式，项目管理可以适应高校团学活动的特点，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从而提高高校团学活动的效果和资源使用效率。

3.将项目管理应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可行性分析。傅丽华在《以项目管理模式提升校园文化活动质量》了、蒋旭在《项目管理—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管理的新抓手》、姚荣斌在《基于项目管理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等论文中提出，把项目管理模式引进到校园文化活动管理中，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促进校园文化活动质量的提高。

4.项目管理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活动管理的作用研究。例如，张波的《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浅析》、叶彬强、黄介彬、、胡新宇的《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管理程序的研究》等论文指出素质教育活动与项目管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项目管理应用于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提高素质教育活动的质量。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层级进行了研究， 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停留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特征、意义等等初始阶段， 理论深入不够，联系实际的效果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 田慧生，李臣之.活动教育引论[M]. 潘洪健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 张波. 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浅析[J].中国水运.2007（5）.

[3] 龚志宏. 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傅进军. 学生活动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大学课外教育[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8.

[5]张超， 杨军丽， 李洪霞. 高校学生活动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J]. 边疆经济与文化 ， 2010（4）.

[6] 李炎清，李太平. 基于项目管理的大学生活动管理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 2012（8）.

[6]叶彬强，黄介彬， ，胡新宇. 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管理程序的研究[J]. 重庆工学院学报 ， 2006（12）.

作者简介：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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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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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第13篇

一、新世纪文学教育研究现状与文学教育问题反思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小学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文学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和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有近2000篇（部），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与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等。这些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文学教育的基本范畴，即以文学作品(文学“读本”)为核心，以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为拓展，将审美教育、思想学识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培养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学识系统的现代人才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二是对文学教育内容的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文学教育中的西方文学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以及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总结了中美文学教育、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娇，邵秀芳《西方文学教育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与赵焕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三是对不同教育阶段文学教育实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建红，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王立昌《中学文学教育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与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01)等。这类科研成果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大中小学与高校）的文学教育的内容、特征及其功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强调了高校的文学教育对于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理工专业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的重要作用。四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与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其次，文学教育还具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红，刘连梅《文学教育与大学生德育之我见》(《语文建设》,2013）、阿茹汉《文学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及道德情操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与叶杰琳《如何通过文学教育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等。

五是对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思。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鲁枢元，赵玉平《文学教育与教育生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龙军《对当前“文学教育”的一点反思》(《名作欣赏》，2013）、杨邦俊《回归真正的文学教育》(《语文建设》，2009）、傅书华《时代病症：文学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与于晓泉《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语文建设》，2013)等。此外，还有少量成果是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高校儿童文学教育的经验与现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国内外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阐释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与范畴进，揭示了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对文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师范院校文学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较为缺乏，尤其是对文学教育效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少数研究者关注了文学教育方法的问题，如赵炜，冯宇，尹树萍《立体多维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育中的应用》(《芒种》，2012）、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任树民《教师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文学教育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学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方法的注重，文学教育往往止于艺术欣赏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论欠缺，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二、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思维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总结的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等近代思维方法，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类比、转换与外推思维方法、溯因与预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象、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悖论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在实践中培养科学人的思维，是人类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偏重感性体验的文学教育来说，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养成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奠定基础。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对于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又是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强调文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文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的理性与文学教育的感性互补，可以塑造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推动教育改革、培养21世纪复合型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有利于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哲学思考、历史体悟与实践相结合，为师范生的课外自学与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就要以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根据文学教育实践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应用及其效果的调查统计，探讨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意义。研究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反思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揭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讨科学思维方法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其对文学教育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建构功能，对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总结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课外阅读延展、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证，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对文学教育纵深化发展的作用，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才能进一步揭示科学思维方法在文理贯通的学识培育、理性与感性融合的人格教养上的关键地位。

3.弥补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足。文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学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效果，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价值。科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强文学教育的学理性、逻辑性，也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法，弥补以往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所带来的不足。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础教学与文学教育中将这一方法传递给中小学生，为培养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怀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14篇

关键词：美术教育 社会文化价值 审美能力

美术不仅是一门学科或者专业，它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层次和细节。从城市楼房的建筑结构设计，小区的绿地人工湖规划，到每一个居民房的室内设计。从人们穿的服装，读的书本页面设计到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水杯无一不是美术的体现。美术教育相比于美术来说，更多了一层教育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和品位

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社会进入一种更加现实的速食化社会，对于效率的苛求和经济利益的追逐使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压抑，物欲被激发，精神生活出现通俗化和现实化的状态。而美术教育是以一种教育的方法在利用科学教育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让人们免于极端物质的流弊。美术教育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和品位，丰富人性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可以通过特有的符号语言来表达人们心中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情感。美术创作过程中需要情感的迸发和冲击，这要求创作者有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美术教育可以使人感情发达，情感更加细腻，对于美的事物更加敏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这种情感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更有利于其他教育活动的进行。在美术教育活动过程中，人们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以及责任感。提升审美能力和水平，培养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二、形成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

中国进入知识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创新精神是当下时代最需要的心理品质。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于人可以从本心意愿出发创造性的活动，而动物则按照生物种属本能模式活动。美术教育在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比其他学科和专业显得更加有效。从美术本身的特性来说，创造是美术的灵魂，美术教育的本质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美术作为艺术的一种，从特性上来说是自由的，无拘束的。相比于社会生活中的条条框框，美术更少收到现实中的制约。因此在美术创作中人们更多的享受到自由，很多现实中难以实现的问题，在美术的世界中都可以通过作品展现出来。相对自由的思想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同时美术创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调动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有利于创作者创作性的完整发挥。从思想的创作到现实作品的完成，需要创新思维和具体技术的配合。因此美术教育的另一项重要社会价值在于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

三、美术教育具有心理教育的作用

美术是美育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除了传授美术知识和训练美术技能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美术教育使内心达到审美状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英国心理学家宾塞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雕塑，油画，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便失去了一半。”而中国近代的美术作品同样具有心理教育作用。例如长城的蜿蜒逶迤，徐悲鸿笔下昂首嘶鸣的奔马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美国小说家欧.亨利曾经构思画家墙上的绿藤叶支撑着病中少女的生命等，古今中外这些艺术作品都证明，美术教育对于人们心理教育的作用。美术教育锻炼人们拥有一颗充满情感的心脏，对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有着敏感的感知能力，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抓住美好的瞬间。这些情感的训练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拥有良好的心里素质。审美情感的培养可以防止产生孤独心理和封闭心理。美术教育对于心理教育的作用是其社会价值的另一体现。

中国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精神文化水平发展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而美术教育则重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们审美能力和品位。如何实现美术教育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这是一个需要美术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的话题。在此笔者也提出简单的几点建议。

首先，学校美术教育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学校是美术教育开展的重要阵地，也是培养美术人才的摇篮。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美术专业，在课程设置，美术知识授课，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努力是提高社会美术教育水平的关键。

其次，社会文化事业单位的配合。无论是各地区的美术馆还是群文活动艺术中心都应该注重互相的配合，对美术教育活动的举办要有创新性。

最后，全民美术意识的培养。这是美术教育全民化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需要各部门和所有美术教育工作者的集体努力。

综上所述，美术教育锻炼人们的感知能力，丰富人们的情感，提高审美能力和情操，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环境背景下，美术教育的社会价值显得尤其重要。美术是一种无国界的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丰富多样的美术形式和风格的存在，美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每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所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热情投入到美术教育事业中。

参考文献：

[1]邱正伦.美术教育思想和实践过程中的视觉思考[A].和谐共生：2007年全国博士生（教育类）学术论坛论文集[C].2007.

第15篇

一、历史教学中网络资源分类

（一）高中历史教育学专业网站

可以为历史教师提供教学课件、教学案例、教案、学案、教学设计、教学论文的高中历史教学专业网站如中学历史在线、中学历史教学园地、历史资源网、历史风云网、历史的星空、中学历史教学世界、中学历史教学教研网。此外还有历史家园、跨越时空——云峰历史在线、高中历史、历史教学交流网等中学历史教学网站等。

（二）考试网站中涉及高中历史教学的板块

这类网站中也有大量的与高中历史教学有关的历史教案、课件、教学设计等，如高中教育网、学科教育资源网、中国高中、综合教育资源网、高中试卷网、高考168网、中小学学业测评网、21世纪教育、21世纪高考网、21世纪考试网等。

（三）政府兴办的教师培训网站涉及高中历史教学内容

政府兴办的教师培训网站里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的讲课资料如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中国教师研修网、浙江教师研修网、中国教育科研网　、　江苏教育资源网、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网等。

（四）拓宽历史教师视野的历史研究网站

1、史学专业类网站：（此类网站主要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发展的思路和教学素材）如中国史学网、学术批评网、学术交流网、史学评论网、史学研究网。此外还有如中国历史人物、文史天地、历史百科网、中国史学网、历史千年、历史风云网、历史书籍、中华文史网、史学研究网、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网站、中国近代研究中心等。

2、网上博物馆：博物馆中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物、文献资料是历史事件最感性的体现，用好博物馆的历史资料无疑可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网上博物馆主要有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馆、中华博物、网上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数字化博物馆、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3、国内外高校历史院系网站、历史研究相关机构网站：这类网站主要有利于教师掌握历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使中学历史教学有更好的知识理论支持，主要有清华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华东师大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等。

4、社区论坛：社区论坛里也不乏关于历史教学方面的有效素材，思想比较新颖，对历史教师活跃课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如先锋国家历史、凤凰历史频道、历史帝国博客、启蒙历史网、历史论坛、文史天地等。

（五）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教学改革信息的综合网络资

1、新思考网：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指导，具有权威性，学术性和前卫性，实力强大，且定期组织全国新课程教育培训。

2、教育在线：观点前卫、内容丰富。

3、中学教研网：主要有新闻广角、课题研究、教学研究、课改沙龙、精品教案、精品课件、精品课堂、观点争鸣、教育论坛等栏目。

4、中国教育资源网：有教育新闻、学科教育、图书馆、交流中心、个性教师等。

5、中国基础教育网：历史教师可以浏览“课程改革”、“交流讨论”，“历史”等栏目。

6、人教社网：特色栏目为“历史天地”、“历史论坛”、“课程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其“课程研究”栏目，该栏目贴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二、历史教学中网络资源的利用

网上历史教学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好的充实完善，但是网络资源即使是优秀教案、优秀课件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历史教师、每一节历史课堂。在利用时，要注重甄别和精选，选用的材料要有利于实现历史课程改革所强调的活泼性和开放性，避免消极错误的信息。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丰富的网络资源并不是说在历史教学中用得越多越好，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教学目标、计划，教学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兴趣等因素，要把网络资源的利用和改善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探究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在备课前，教师首先要研究资源的分布、可调用的程度，明确教学中使用历史网络的目的与程度，同时对比非网络资源以及其他课程资源和它的不同适用性，达到资源组合的优化。

具体而言，主要让网络资源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提供新的问题情境，提供问题冲突的角度上发挥有效作用。提供新的问题情境，才会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愿望，从而使学生注意力集中，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　二是要发挥网络资源在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的作用。网络资源中可供历史教学、学习的资源丰富，与教学的主要载体—教材相比，有巨大的差别。有效利用网络资源中的相关材料有利于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学习者和学习资料之间的交互性大大增强。三是要减轻教师无效低效备课的工作量，比如网上有许多优秀教案、课件，完全可以进行适当改编后加以运用，让历史教师的精力更多的用于研究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研究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