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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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红塔山・经典100”烟包如此精美的整饰效果都是通过印刷工艺和印后工艺综合表现出来的，不仅充分体现了绿色印刷的理念，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下面，笔者将以我公司生产的“红塔山・经典100”烟包为例，与读者一同欣赏这款烟包产品的绿色风采。

印刷工艺的选择

在“红塔山・经典100”烟包的印刷纸张方面，我公司选用了转移光柱镭射卡纸，这是一种环保型可降解纸张，其所表现出来的熠熠光泽效果可以显著提升这款烟包的档次。

我们知道，烟包印刷最初采用网印工艺表现拉丝效果，但是所使用的网印油墨大多为UV油墨，墨层较厚，印刷后的气味较重，且生产周期较长，不适于批量生产。后来，凹印工艺凭借色彩艳丽、印刷速度快等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烟包印刷中，但由于其使用的油墨以醇溶性凹印油墨为主，由此造成的有机废气排放问题一直为烟包印刷行业所诟病。为尽可能降低有机废气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目前行业内生产的“红塔山・经典100”在印刷工艺方面，均采用了局部用醇溶性油墨印刷、实地满版用水性油墨印刷的组合印刷方式，使得这款烟包的VOC含量指标可以完全满足YC 263-2008《卷烟条与盒包装纸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限量》标准的相关规定。

为了将我公司承印的“红塔山・经典100”烟包打造成一款最具环保优势的烟包产品，我公司通过对烟包上条形码白色底框的印刷适性、条形码的识读性以及叠印在底色上的红色（咖啡色）细小图文的印迹扩张和模糊程度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在制版和油墨供应商的配合下，对印版制作参数和水性凹印油墨配方进行了反复多次调整，最终实现了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的水性凹印油墨全版印刷。

印后工艺的选择

在烟包印后加工工艺中，电化铝烫印工艺、压凸工艺具有突出的表面整饰效果，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大大提升了烟包的附加值。“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背面采用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印章图案；“百年经典”四字以突出的红色为底色，并采用了镭射光柱字体，经过压凸工序后显得更加醒目、大方；品牌名称“红塔山”采用的是在镭射光柱纸上印刷的深红色半透明字体，色彩鲜艳、亮丽，经过压凸工序后显得更加醒目和富有立体感。“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还采用了两种防伪烫印技术，一种是在“龙马抱塔”图案上选用了椭圆型明暗交替变动的激光全息防伪电化铝烫印技术，另一种是在“红塔山・经典100”印章标志上采用了专用的红色电化铝烫印技术。

在印后加工设备方面，我公司采用的是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其性能稳定，一次走纸即可完成两次烫印或烫印后再压凸工艺。

我公司采用该设备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进行印后加工的实现过程具体如下。

（1）“红塔山・经典100”烟包小盒的印后加工工艺主要包括5道工序，即品牌名称中文、古塔图案和“百年经典”印章压凸一次，品牌名称英文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圆圈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经典100”红色专用电化铝烫印一次，模切一次。由于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的每个工位可控制3组全息防伪电化铝的跳步作业，实现全息防伪电化铝烫印和压凸工序一次完成，因此烫印次数可由5道减少到4道。

（2）“红塔山・经典100”烟包条盒的印后加工工艺主要包括4道工序，即品牌名称中英文、古塔图案和“百年经典”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经典100”红色专用电化铝烫印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圆圈压凸一次，模切一次。采用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烫印次数可由4道减少到3道。

由此可见，采用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进行印后加工，不仅减少了烫印工序，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周期，还缩短了两道工序之间的时间间隔，避免了因纸张变形或规矩变化造成的套印误差，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和设备利用率。

此外，我公司的模切设备采用的是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MK1060模切机，该设备的模切幅面较宽，模切精度较高，并带有清废功能，可有效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完美完成“红塔山・经典100”烟包小盒/条盒的模切工艺。

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元素；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

一、传统图案元素运用到家纺设计的意义及前景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现代艺术设计呈现“传统文化与地域化”的特征。我们的传统艺术积蓄着种种丰沛的可以借鉴的设计元素，这就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文化的智慧结晶，并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无可取代的艺术瑰宝。重新审视我们的家纺图案设计，从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根源入手，对中国传统图案进行创新理解并探寻家纺图案现代设计新的方法，赋予图案新的的内涵和审美，将中国的图案打上“中国”烙印。

对传统图形的传承与创新也就是在传统图形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使其显现出新的功能、新的意义，成为具有新的审美或实用价值的形态。不是对其进行照抄照搬，而是进行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创造性运用。把传统图形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同时也体现民族特性。

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合与创新是永恒的主题。传承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能深层次地理解内在的意蕴，转化成设计师内在的修养，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融合传统与经典的设计样式和造型手法，真正融入到现代设计之中。那是传统性注入新鲜血液的想法、革新、我们理解自己制造新风格的传统魅力为基础。中国的发展现代性纤维设计的必要，那是设计文化在世界丰富词汇的重要方法。

二、图案创作中的元素提取及寓意表达

在以往的纺织品设计中出现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生硬地结合在一起，生搬硬套，结果设计出的作品牵强附会既没有美感也不具有现代流行时尚感。对少数民族传统图案的认识流于表面的形式，并没有把传统经典的设计样式和造型手法巧妙并深入的融入到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之中。

西南少数民族装饰图案大都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义，这些含义不单单是一种观念的外在化体现，同时也寄托了少数民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中少数民族图案元素的提取运用，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形和色彩，更在于蕴含在这些图形背后的深刻象征意义。这些内涵的所在才使得少数民族传统图形图案得以传承发展。现代人同样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总希望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比如，壮族的图腾“青蛙”的内涵。壮族是有着多种图腾崇拜的民族，除了对始祖母洛甲（姆六甲）以及布洛陀等的崇拜外，壮族人民对龙、鸟、青蛙、牛、大山、森林等也都有着非常虔诚的崇拜，而青蛙崇拜只是多种崇拜之一。

壮族人民认为青蛙是他们的保护物。壮族人民在庆典的时候使用表面饰有青蛙的铜鼓，这从庆典这方面来讲，是为了壮族人民热烈庆祝当季的五谷丰收，而五谷丰收也是由于他们的保护神灵青蛙捉虫护禾的结果。青蛙作为一种图腾符号表达的是壮族人民对丰收的期盼和祝福。

对少数民族传统图案与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的融合与创新，首先就是要搞清楚少数民族传统图案的来历以及其代表的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最应该关注的是少数民族传统图案文化的神韵。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的作品应当把握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不失其神韵，而是以传神取胜，则设计作品才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内涵和时尚性。

三、图案创作中的色彩搭配与情感传达

由于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宗教习俗、信仰不同等，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代表色。但纵观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饰色彩，大多为浓郁低沉、强对比和高纯度。靛蓝色和红色为其主要色彩。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红黑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

红色在民间象征喜庆吉祥。结婚穿红色嫁衣、新年贴红色春联挂红色灯笼、燃放红色鞭炮。所以红色在中国是幸福、欢乐、吉利的象征。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红”、“中国蓝”也成为中国在国际时尚象征的代表色，具有独特的国际标识性。

壮族的服饰色彩主要以青黑色为主要色调。这也与壮族的民族图腾有关。壮族的民族图腾主要有青蛇、青蛙、乌鸦等，此类神兽的颜色均为青黑色。他们认为青色和黑色是一种神圣的颜色，具有驱邪祈福的作用。此外，由于壮族的印染工艺扎染所限制，靛蓝色也是其非常重要也最常见的色彩。

红色。红色是壮族的吉祥色，常常与新婚、新年有关。壮族人民认为红色能够表达出美好的愿望和喜庆的心情。同时，红色也有驱邪除病的含义。

白色。白色是壮族最忌讳的颜色。通常白色用于置办丧事。因此他们认为白色代表着不幸和死亡，是壮族不吉利的颜色。

四、图案创作中的组成形式的再创作

将传统图形图案再创作的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概括归纳的手法。用简练、概括的方式将自然界和生活中纷繁复杂的自然形象进行艺术归纳和调整，使得纹样的形象更加突出、表达精炼，从而呈现出高度概括又可以反映所描绘事物的形态和神韵特征。②重构组合。把不同风格、形态等的少数民族纹样造型有目的有意味的重新组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丰富图案造型的语言表达和艺术想象力。现代大部分家纺图案设计的许多作品也成功的借鉴了这种艺术变化手法，从而使得所创作出的画面达到全新的令人满意的效果。③抽象夸张。将具有典型特征的元素通过提取或错位叠加的手法进行有创意的夸张变形，组成一个具有全新审美意味的图形图案，使其更加具有艺术感染效果。

总 结

中国传统图案艺术以其独特的东方魅力和璀璨夺目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中国的传统艺术独特的文化特色在世界上形成了独特的东方魅力。只有深刻发掘探究传统纹样元素的内质，才能更恰当地继承和创新经典。深刻发掘和总结传统图案中的形式美、色彩美和图案艺术变化手法且妥善运用到现代家纺图案设计中，就能开拓出更广域的创意思路，以进一步推动现代家纺图案设计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雨思.当代家居用品与中国传统图案在设计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1.

[2]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

[3]常沙娜.应该坚持传统图案教学[J].装饰，1997（3）.

[4]王传龙.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D].重庆大学，2009.

[5]田青.文化——纺织品设计的灵魂[J].装饰，2003（9）.

第3篇

一 动画电影中的色彩表现

1 实拍电影和动画电影的比较

电影分为动画电影和实拍电影，对于实拍电影来说其受到外界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往往在色彩的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人物的拍摄是由摄像机的连续不间断拍摄完成的剧情表演，场景和色彩的表现大多受限于自然景观环境的影响，实物电影的人物和场景的塑造需要满足一定的事实要求，就是可以发挥但不能超越生活，因此实拍电影在色彩的编排表演上较为固定，发挥空间不大。而动画电影则不一样，它是一个脱离自然景观，以抽象的人物特色去表现故事情节，它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它能够根据人物的特点和故事的情节随意地发挥，一些特备抽象的、超越生活实际的色彩表现手法往往寓意更深，更能够凸显出人物和剧情的特色，关键还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所欣赏。

2 实拍电影色彩处理的特点分析

在一些实拍电影中，作者为了宣泄一种情感上的表露，往往会突出色彩的渲染，例如，国产的经典抗战电影《地雷战》、《地道战》等，这些影片为了表现当时人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大多采用黑白影片，这种色彩的表现形式使得人们能够从主观上融合到当时的苦难环境中去，对于作者的表达意图能够更容易地宣泄出来。此外，还有国际上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战俘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以及纳粹分子的霸道、非人性行为，整个影片也采用了黑白画面的处理手法，而对于集中营中所出现的一个犹太小女孩，影片的画面将其制作为红色，这一表现则突出了在绝望中透漏出了希望的存在，表明人们在困难绝望的境地也是心向希望。同样的影片还有中国名作《红高粱》。尽管上述一些影片为了强烈地宣泄情感而进行了夸张的色彩处理，但是他们依旧没有脱离现实生活情况的束缚。

3 动画电影色彩特点的分析

对于动画影片，其中的色彩处理大多是超脱于生活的，采用夸张的方法渲染动画人物、场景、周围景观等，这些强烈的景观色彩渲染不仅不会使人们感到不适应，而且还能够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动画电影的设计一般是作者通过编排故事情节然后对动画人物采用主观的设计思路所设计出来的，通过设计出来的人物造型、一定的色彩表示和渲染以及逐格拍摄的手绘画面最终完成影片制作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动画作品一般依托于计算机专业动画制作软件进行动画电影人物的设计和绘画，通过电脑模拟展示二维或者三维动画影片人物效果来完成动画影片的制作。尤其是在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动画片的绘画时，其对人物的色彩渲染更加的多样化，色彩种类的选择也更加的多样化。基于计算机动画制作软件技术，通过不同的色彩处理技术可以对动画电影中的人物性格特点进行最大程度的夸张和最小程度的细化。《功夫熊猫》是美国出产的一部以功夫为主题的动画电影，2008年上映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并取得了6.3亿美元的票房记录，这种效果除却宣传力度之外，更多的是对动画影片中动物的色彩处理，可以看出《功夫熊猫》中对各动物色彩的处理十分到位，细至动物里面的每一根毛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色彩绚丽，真实之中透发出夸张，正是这种抽象而细致的动画人物表现手法使得此部影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经典动画影片《狮子王》中，其色彩表现就十分到位。色彩的描绘不仅可以表现出人物的心情和成长状况，对人物的情感渲染、心理变化剧情发展也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影片的人物辛巴和鹏鹏一起生活的场景，由之初橙色的辛巴，红色的鹏鹏到之后紫色的辛巴和绿色的鹏鹏，这一色彩的转变寓意着他们成长的过程和心理转变的过程，初期色彩的表现突显出他们自由欢乐安逸的生活状态，后期的色彩处理表现出影片人物面对生活和敌人的挑战时已经不能够再那么安逸快乐的生活了。

二 动画电影中的色彩作用分析

不管是实拍电影还是动画电影，其色彩处理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引起观众视觉上的平衡。视觉平衡是在电影里色彩在镜头移动情况下的位置、形状和大小的变化，所要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和心理上的感受。中国早期较为经典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有一个剧情就是孙悟空和马监军的打斗，两者的衣服色彩都处理为红色，而打斗的场景是蓝白相间的天空，马监军盛气凌人但是结果却是孙悟空获胜，马监军由大到小的色彩面积、由上到下的位置变化处理和孙悟空由小到大的色彩处理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孙悟空的英勇好战与爱憎分明，同时也从反面表现出天神欺压弱小与孙悟空进行了对比，更加地彰显出剧情的编排。又如，在经典的国产动画片《葫芦娃》中，对剧情环境的设置，高峻的山峰、万丈的悬崖这些生活场景的处理更加突显出挖草药老爷爷生活的不易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对蛇精和蝎子精洞府的描绘显得华丽异常，通过这种对比从而给观众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落差，为观众期求葫芦娃出现消灭妖精、造福人们打下基础。七个葫芦兄弟颜色各异，突显出不同性格和本领各不相同的葫芦娃，其中色彩的处理为之后不断受到妖精的迫害营造了剧情。而整体色彩的处理也为最后团结一心消灭妖精为民除害做出了色彩上的铺张。

三 动画电影中对色彩情感的使用分析

电影是一种情感宣泄的表现形式，而情感是会随着色彩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电影中对色彩进行合理的处理有助于电影情感的表达。色彩的表达一般来说是色 调的差异性表达，人们情感心理受到的影响多体现在色调上。例如，中国早期经典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在十万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孙悟空时，在将花果山团团围住的同时画面的色调是由明快变为灰暗，阴影从天而降最后整个荧屏全变为暗色格调，这显示出了天兵天将之多，情势之危机，在这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先是哪咤三太子与孙悟空对战，在这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孙悟空依然凭借自己的勇气将天兵天将全数打败，这种通过色调的环境渲染使得孙悟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观众的心也会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从而达到良好的观看目的。

色彩在表现之中除了色调的变化处理还包括色彩间的对比，这种富有层次感的色彩对比使得动画的画面更加的丰富化，动画片的角色更加的生动化。可以说，动画电影的制作离不开色彩的对比。具体来说动画电影的设定离不开主次、大小、多少、冷暖、粗细等色彩对比关系。在动画电影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应当以对比的眼光去看待动画影片中的角色和场景的色彩。动画电影中的色彩对比主要是运动画面中色彩平衡及其色彩选择对观众的影响。在影片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剧情甚至同一场景不同的剧情中对色彩的选用也可以使得观众的心理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美国著名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之中，在王子的逃亡过程就是一组色彩对比十分强烈的色彩分配，这种对比显示出了时间的过度状况。色调由暖色调逐渐向冷色调过度，而更加经典的表现人物性格分裂的剧情场景采用的是暗色调处理手法，即将黑色、蓝色及橙色的补色进行对比。同样的一个角色在不同的色彩状况下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或正义或邪恶。

四 动画电影中色彩调和表现的探究

色彩对比的效果作用使得不同的场景需要采取不同的色彩方案来满足不同场景、不同角色、不同故事情节、同一个角色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性格下的表现。在色彩的对比中离不开色彩调和，色彩调和就是在多种色彩下所做的有秩序、和谐及协调的色彩组合，通过这种色彩的组合可以使观看者随着情节的发展色彩的变化产生欢喜、愉快、悲伤的心理感受。在动画电影中色彩调和研究的范围就是在一定的剧情和空间环境下，怎么通过画面的色彩调和来达到观众随剧情发展的心理变化。色彩的调和与色彩的对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对比才有调和。任何一件美的事物其色彩都是和谐统一的。在对比统一中达到和谐的目的这是任何对比矛盾画面的最终结果。动画电影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但是色彩的表现形式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和谐的统一美，这种目的要求可以通过色调的使用、色彩的对比等手法进行。总之，动画电影研究的关键就是对色彩理论的研究，作为动画影片中最为关键的色彩技术，我们应当在动画角色的设计阶段就应该从美学角度、计算机特效、色彩学、视觉与艺术角度去深思和设计，充分将动画电影中角色对色彩的要求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色调对观众的心理影响上根据动画影片的剧情和所要表达的意图进行诠释。

五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动画电影作为儿童的主要影视作品备受关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动画电影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管是从传统的动画电影还是从现在依靠计算机设计下的动画电影其色彩的设计对动画角色和剧情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王珏：《色彩在动画电影中的叙事作用》，《电影文学》，2011年第15期。

[2] 文仕江、吴荣彬、陈默：《浅析国产动画声音的民族性》，《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10年。

[3] 杨状振：《国产动画片的生产现状及走势分析》，《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10年。

[4] 徐亚非、岳婧雅：《动画电影中长镜头应用的审美体验》，《电影文学》，2011年第15期。

[5] 李华勇、刘萍、姬洪强：《3D立体技术对动画电影的影响》，《电脑知识与技术》，2011年第15期。

[6] 秦悦：《动画电影色彩语言的魅力》，《电影文学》，2011年第14期。

第4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必修课，也是新闻、播音主持、表演和编导等非中文专业的基础选修课。该课程教学面临着时代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日益丰富的影像资源。一方面是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作家如鲁迅和徐志摩还被拍摄成了影视，如电影《鲁迅》和电视《人间四月天》。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大量的电视诗歌散文（ltv），以及少量由上课教师与学生自己摄制的影像，如改编的红色经典剧或小说dv与相关视频等。这些丰富多样的影像资源，为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探索提供了可能，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归结为“一突出四坚持”。

一、确立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观念，突出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1]（p21）。而忽视影像资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不适应时代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当今时代是图像文化时代，图像在当代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读图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殖民化’……越来越多的非图像文化资源被图像化地开发利用，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被搬上影视银屏，或被改编成漫画和连环画”[2]（p137），给文学教学提出了时代性挑战。而从学生的学习需求来看，他们当下的阅读已经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普遍优先选择接受影像化的信息，用影像作品来代替文本的阅读。笔者的课程教学调查就显示，百分之百的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利用影像资源，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讲课效率和内涵。因此，直面图像时代的挑战，变危机为契机，从学生的学习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教学观念，将文字、声音、图像等综合起来，探索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和课程教学与时俱进的应然选择。

二、力求适时适量，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科学性

实施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根据各教学因素来科学合理安排，做到适时适量。课程性质不同，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处理就有所不同。在必修课教学中，以精选原著和影视作品为基础，截取一些典型片断来配合文学讲解，时间不宜太长。而在选修课教学中，则相对宽松，有时可以使用片断式影像资料，有时可以放整部电影甚至是师生自己拍摄的影像dv。从教学内容安排来看，进行作家作品的教学，要回到文学作品的情境或文学史现场，适合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如果是文学思潮运动的教学则不太适宜。考虑时长因素，如果影像是电视剧就只能精选片断，如《围城》等。而电影或学生自拍的影像则可视情况全部播放。另外，选择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影像均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如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祥林嫂》与电影《鲁迅》等，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金锁记》、《色戒》等，要选择据文学代表作品拍摄的成功影像。从课堂形式来看，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必须充分利用课外第二课堂来补充第一课堂的不足，通过布置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观看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实施互读，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选择现当代文学教材中的剧目或小说加以改编，自制dv和ltv。在中文专业上课，可联合学生工作部门举行“红色经典”或舞台剧表演大赛并全程录像，通过课外活动创造与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影视资源，实现第一课堂引领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深化第一课堂的开放式教学。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要体现主导性，在问需于学生之时，要总体把握实施互读的内容、时间、方式、节奏和数量，不能给学生以互读教学的点缀或泛滥感。

三、贯穿教学全过程，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连续性

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贵在坚持，要通过“五进”，做到长时间不断线。一是进课堂，贯穿各教学环节。教学前先让学生阅读观看要讲内容的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最好是要求学生能形成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并引导讨论。课后布置相关改编或写小论文等，最后落实检查批改并及时反馈评价。以《边城》教学为例，在学生课前阅读观看文学和影像文本的基础上，综合学生的疑问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并得出结论，对于争论较大的问题（如“《边城》所展现的生活世界有何特点，如何理解和评价？”和“小说《边城》和电影《边城》有哪些异同？”）则让学生细读细看文学或影像文本，写成小论文，最后及时反馈评价。二是进活动，把课外活动视作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支持学生开展影视社团活动，开展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活动，开展校园影视文化活动，实现活动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统一。三是进毕业论文(设计)。在选题中，教师可有意识安排诸如“老舍/张爱玲/金庸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等题目，我们目前指导完成的这方面本科生毕业论文就有多篇，如《贾平凹小说〈高兴〉的改编研究》和《电影〈边城〉与小说〈边城〉的比较研究》等。四是要进科研。课程任课教师要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申报此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校教改课题，推动了教学科研的互动。最后就是要进课程考试和评价，在实施课程考试和评价时，要把是否进行互读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平时成绩的计算要把互读状况纳入进去，利用平时成绩这一手段，恰当评价和促进学生的互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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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研究性教学，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创新性

研究性教学是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有机结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3]（p37-38）。在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中，要实施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从文学作品到影像作品是二度创作，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觉寻找二者间的异同，特别突出“异”的教学，从中发现新问题并提出新见解。一个典型案例是在《骆驼祥子》的教学中对虎妞形象的重新理解，传统观点对虎妞形象的定位是老丑怪变态。我把对虎妞的理解定性权交给学生，预先布置学生认真研读小说和观看同名电影，让学生记录自己的印象和感受，结果有女学生感到电影中的虎妞不同于小说中的虎妞，她有可爱之处。我于是安排课堂讨论，最后许多同学认为虎妞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有超前女性性别观的现代女性，从而为虎妞评了反。又如《芙蓉镇》的教学，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比较阅读原著和同名电影，学生往往获得对作品的新理解，如有学生发现李国香对胡玉音的批判不完全是阶级政治因素使然，而是有心理忌妒的原因。他们认为老女人李国香对长得比自己漂亮且受到芙蓉镇男人们宠爱的胡玉音在政治运动开始前是一种心理嫉妒，政治运动开始后，她把心理嫉妒转化为政治批判，李国香的政治疯狂正是其作为女人内在自卑心理的外在转移。

五、以文学原著为根本，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文学性

第5篇

我们为何青睐“艺考”

3月15日，北京电影学院在网上公布了2012年本科招生各专业方向考试合格考生榜单。作为最受关注的艺考学校，这所学校的专业考试每年都会成为艺术考试的焦点。今年更是出现了1.8万人报考的“盛况”。这无疑使人感受到了艺考的灼热程度。据了解，近年来，高等艺术专业考试持续升温，艺术专业招考比例超过了百里挑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考艺？这当中，有确实具有艺术天赋从小热爱并决心从事艺术行业的，也有文化成绩平平以至于临时抱佛脚把艺术考试作为大学敲门砖的，而且后者占有很大比例。在准备参加艺考的学生中，不少人由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在高考前临时“改行”学艺，把艺考当作进入大学的“捷径”。在一些高考声乐、器乐、表演、绘画辅导班中，以前没有任何表演、音乐、美术基础，只是为了参加艺考而突击学习的人很多。

随着艺考队伍的不断壮大，艺考之路已越走越窄。由于竞争激烈，艺术专业录取率大幅下降。像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报考者有1.8万人，只录取450人，远低于一般文、理科专业的录取率。全国参加艺术考试的学生，每年呈30%以上的比例增长，而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左右，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当“陪考”的命运。艺考从“高考捷径”变成了另一座“独木桥”。

【素材分析】

就在人们感叹高考大军一天天萎缩的同时，这高考大军的一个分支——“艺考”部队却在日益发展壮大。这支壮大的队伍可分为两类：一是愿意投身艺术的，一是以此为高考敲门砖的。其实即便真正“热爱艺术”，也要分清是愿意为艺术而献身，还是被艺术界的一些“明星”获得的名和利所引诱。倘是后者，这艺考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敲门砖”而已。参加艺考者逐年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艺考工具化、功利化。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断送在了工具化、功利化上。工具化、功利化的艺考不是对艺术的向往而是对艺术的亵渎。

【速用片断1】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艺考热持续高温，艺考的虚火越烧越旺，这引起了教育界和艺术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众多考生“赴汤蹈火”，其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想借此先跨进大学的门槛，为将来挣得一个饭碗。

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艺术教育的普及本是件好事，但家长的急功近利和培训班的推波助澜却使艺术教育应试化倾向愈来愈明显。其实，艺考本是为了发现具有艺术天赋或能力的人加以培养，不是为了造就大批的“艺考者”。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在公共场合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轻易选择艺考，这是一场以生命作为成本的残酷游戏。”当投入与得到不成比例或悬殊太大时，家长和考生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高投入到底值不值得？

【速用片断2】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如今，很多少男少女都向往着一夜成名的传奇，期待那些发生在普通草根、邻家男孩女孩身上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奇迹有一天也能在自己身上演绎，这样的明星梦让他们“奋不顾身”。不少业内人士每年总要给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泼冷水”，除了提醒他们艺考并非成名的捷径，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明星们其实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苦痛，在成名之前他们的付出和投入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如果只是为了名利而来，艺术之路就一定行之不远。那些没有艺术才能，而本身又抱有功利目的的考生不要报考艺术院校，因为艺术本身是很纯粹的东西。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纵然进得了艺术院校的大门，也难以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

【速用片断3】论据充足

“艺考热”谁最得益？那些培训机构和带教老师。大凡有过艺考经历的人都知道：艺考之路是用金钱铺就的，无论对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为了提高专业课的成绩，许多家长除了让孩子在学校正常学习外，还不惜血本让他们利用一切节假日参加培训机构的培训或接受“名师”辅导。因此，每到节假日，在汽车站、火车站或飞机场，只要稍加注意，都能看到他们外出学习的身影。正因为如此，也催火了艺考辅导培训行业。艺考专业课辅导教师的水平良莠不齐但都普遍费用不菲，一般每小时数百元至上千元，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昂贵的乐器和绘画材料。只要走上艺考这条路，花费绝不是几万的事，所以说“艺术之路金钱铺就”毫不夸张。难怪有人说：艺考除了少数成功的考生外，最大的赢家是一些培训机构和带教老师。

【素材示例2】

当翻拍经典成为习惯

近年来，翻拍经典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茶馆》等一批传统名著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一些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江姐》《山间铃响马帮来》也纷纷“推陈出新”。一时间，经典翻拍剧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大半江山。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开拍的电视剧中超过50%是各类翻拍剧。似乎，中国的电视剧近两年“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只讲昨天的故事。

表面上看，经典剧有群众基础，有品牌效应，投资不会少，收视不会差。所以影视公司跑马圈地，纷纷傍上各类经典剧。可每一部翻拍剧无一例外都会引起大量争议。观众不满，觉得导演乱改经典。经典翻拍完，观众开始拍砖了。导演委屈，觉得观众鸡蛋里挑骨头。制片方说，时代在进步，观众的口味不该停滞在20年前，应该与时俱进。观众却强调，不是我们陈腐怀旧，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太差了，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当初的经典。

影视剧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类商品，片商要做的就是尽力规避风险，寻求最高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说，片商们一窝蜂傍上经典剧也无可厚非。但是影视剧又不只是商品，它还是一种文化产品，在商品之外还应具有文化的灵魂。少了这灵魂，文化便没有人“闻”了。

【素材分析】

经典可以翻拍，因为一部文艺作品完全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也完全可以进行艺术再创作，推陈出新。翻拍经典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应当有一条底线——即对原著的尊重。为了提升影视剧的收视率而刻意添加低级庸俗的枝节，甚至对名著进行曲解乃至篡改实在是对名著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戏弄。这样的翻拍，只能让观众误解了原著，客观上造成了对经典名著的歪曲，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而不是惟收视率是务，应当成为翻拍名著的影视编导们恪守的准则。

【速用片断1】材料新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电影资深研究专家黄会林认为，名著改编始终是需要的，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被不断重排一样，它是一个时代艺术传承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重拍或改编必须遵守一些准则，尤其不要去歪曲和篡改。“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有规则和道理的，如《西游记》本身虽然也是对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某种创造性演绎，但它的细节早就经过读者和时间的千锤百炼，它是符合逻辑也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标准的。”

黄会林说，在改编名著或翻拍经典的同时，尤其要对搞笑、消解、歪曲、混搭等所谓现代元素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名著一定要强调“尊重”，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创作者只有心怀敬畏，才可能铸造经典。翻拍经典，切勿把经典“拍翻”。

【速用片断2】材料丰富

当年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拍得很好，剧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已被定格成一种经典，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如今翻拍剧脱离原著，故事情节夸张、雷人，让人很难接受。经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想象力和叙事方式，经典名著已深入一代人的心中，它们是永远不可企及、不可超越的，经典不可复制。很多翻拍的名著好像仅仅是在娱乐观众，吸引眼球。譬如一些翻拍的名著中，感情戏以及女性服饰、造型，看了直让人摇头惊呼“少儿不宜”。剧中人物对白也越来越现代，翻拍剧还让林黛玉“裸死”，让曹操、周瑜玩起“三角恋”，让孙悟空爱上唐僧……原著已经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观众是云里雾里——“经典”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速用片断3】见解新颖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就是真正的经典，我们呼唤真正原创经典的出现。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满足于甚至沉湎于所谓的翻拍、重拍，而应该不断地去创作、去创新，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创作出真正的经典。尽管经典不断被翻拍，但是，经典已经不是以往的经典了，经典离我们其实很遥远。我们的剧作人员应该有勇气去创作经典，不断将经典奉献给观众，而不是在寻找中重复炒作。时代需要经典，观众需要经典。

经典应该是一种能够唤起受众记忆、引起受众讨论、激发受众想象、承载受众争鸣、让人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最终得到力量和精神愉悦的作品。现实生活中题材很多，文艺创作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不断创新，推出新的经典。

【佳作示例】

文章亮点：语言生动，文句有表现力

等　待

■王北辰

等待，绵长细软的时光才禁得住的字眼，青骢马舴艋舟才载得动浮得起的年华，在新世纪的钟声里悄然间灰飞烟灭。匆匆的步履、赶早抢先的喧嚣已将它挤兑得无处容身。

倘若张爱玲那一声“出名要趁早”早上数千年喊出，姜子牙在渭水上钓到的只怕会是一汪清水。如今风头正劲的蒋方舟同学可谓是得了张女士的真传。

7岁出书，15岁加入地方作协，18岁高考，清华降60分录取。战果辉煌，步步抢先。蒋妈妈传授的育女心经是“时不我待，不求最好，但求最早”。的确如此，纵观蒋同学的成长经历，果真如搭乘了神舟八号，极速成长，一飞冲天。等待，似乎成了弱者的专利，早被争强好胜的人们弃置在了一边。可谁关注过，蒋方舟极速成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迷惘，盛名之下又有怎样的重负，孤独成长中又有怎样的寂寞与彷徨？一味地趁早抢先从不停歇，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尚且倍感煎熬，对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又该是怎样的苦痛？

可是很少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社会对天才儿童的特殊重视驱使着一批又一批的父母将自己的子女推进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我家孩子一岁就能说话，你家孩子三岁就识得百字，他家孩子才五岁就能写作……放眼神州，各种胎教课堂、婴幼儿早教辅导、各类儿童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早已没人有耐心等待孩子自然成长！家长们浮躁的心中早已抛却了孩子的成长规律，一门心思地揠苗助长。他们将孩子一个个送进各类培训中心，以为是在为让孩子跑得更快助上一臂之力。殊不知，没有了游戏的童年是多么的苍白，没有了伙伴的时光是多么的孤寂，没有了撒娇、没有了童趣的孩提时代是多么凄凉……纵使赢在了起跑线，输掉的是永远无法找回的幸福的童年时光！试问：一个童年不完整的人如何去感受幸福，而一个没有幸福感的人又如何成为国家的栋梁？

成长不是一杯速溶咖啡，而是一壶余韵悠长的碧螺春。急不可耐地大口灌下，只会觉得苦涩无比甚至会烫伤舌头。唯有安心地等待，在茶香氤氲中细品，才能品尝出这杯清茶的百般韵味。

第6篇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第7篇

关键词：正负形；共生；曲线；保护海洋

1 选题背景

海报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画面的构成在第一时间内吸引人们的目光。海报的发展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主要分为公益海报和商业海报。图形创意在公益海报中的表现尤为常见，正负形海报是其中的一种，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正负形是图形的边线共用，图底反转。平面正负形是一种艺术图案，它可以给人以幻觉，使人产生两种感觉，这就是平面正负形的魅力。正形与负形是靠彼此界定的，同时又相互作用。一般的意义上，正形是积极向前的，而负形则是消极后退的，形成正负形的因素有很多，它依赖于对图形的具体表现与欣赏心理习惯。在2016年“世界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期间，以“创意海洋”为主题，用正负形的手法创作《孕育》海报告诫人们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为我国未来的海洋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2 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当下国内学者及设计师对图形创意中正负形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海报设计中应用的优势进行探析越来越多。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胡艳霞写了《福田繁雄海报的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探析》，在论文中就福田繁雄海报中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的运用这一章中描述了正负图形的运用与表现，平面设计中的正负图形是由原来的图底关系转变而来。解析了1915年的代表作品“鲁宾之杯”，是图底视错觉表现语言的经典之作。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一个封闭的式样与另一个和它同质的非封闭的背景之间的关系。” 对福田繁雄的早期海报设计进行解析。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牛彦然写了《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在论文中各类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这一章中描述正负形同构，写了正负形的含义，对福田繁雄1975 年为日本京王百货设计的海报和《UCC咖啡馆》海报进行说明，得出正负形共生正是利用了人们视觉心理上的不确定性，观众是通过转变视觉中心所看到的不同形态，具有动感。由于正负形是正形和负形共同使用同一条外轮廓线，最大限度将画面利用，其结构非常简洁紧凑，会被广泛地应用在平面设计中。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实践与创作处王立章写了《论图形创意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在论文中得出了正负形在招贴中的应用，赋予了招贴一种情绪，一种无形的巨大能量，使招贴常常富有深层寓意，达到一语双关，深化了平面招贴中图形和招贴的主题之间产生的共鸣。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王婷婷写了《正负形在海报中的优势探析》，在论文中提出我们欣赏过海报在宣传过程中的有效应用和正负形这种幽默的表现形式，正负形和海报相结合更是设计师不竭的源泉，这样的设计作品，表现力极强。同时正负形在标志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各个设计领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些论文的例子总结正负形让海报设计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张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正负形海报。

3 研究正负形海报设计的意义

第一，研究过程中选择了总结多篇论文对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运用的观点，来论证研究和创作正负形海报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鲁宾《阴阳花瓶》、德雷维斯《安托尼和克雷欧佩特拉》、福田繁雄《京王百货宣传海报》进行全新的说明，为后续的正负形海报创作提供一些参考和论证。

第三，对“创意海洋”主题进行海报创作，呈现给人们污染环境后的画面，呼吁大家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为我国未来的海洋和海报文化做出贡献。

4 正负形海报设计案例分析

鲁宾的《阴阳花瓶》最早表现正负形原理。我们在画面里看到的空间是人还是杯子，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图形还是背景上，或者是对画面的整体看还是局部看。画面里杯子的部分是白色，如果把视觉集中在黑色负形上，两边黑色部分是相对的两张脸，而白色则为“底”，成为空“间”，图与底随时可以转换，都是图形。鲁宾《阴阳花瓶》对平面视觉设计领域研究正负形和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京王百货宣传海报》是福田繁雄于1975年为日本京王百货公司设计的宣传海报，在海报中福田就开始利用“图”、“底”间的互生互存的关系来探究视错觉原理。作品中巧妙利用黑白、正负形成男女的腿，上下重复并置，黑色“底”上白色的女性与白色“底”上黑色男性西装裤腿，用这些具象的元素，使它们共用轮廓线，图与底视觉进行换位，共生共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简洁而有趣的效果。这幅作品带给观者丰富的视觉体验，增加了海报设计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德雷维斯基・雷克斯创作的爱情剧《安托尼和克雷欧佩特拉》海报中，我被大师那种巧用正负形艺术手法所触动。在女性与蛇之间采用正负形，一线两用，将基督文化中蛇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得非常的巧妙，当我们把视觉放在白色的女性体态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柔美的女性形象，当我们停留在红色线条时，一条蛇在画面中缓缓游走，红色的分割线是人体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正负形的互相借用，能使画面产生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分析以上案例得出结论，正负形海报能增加海报设计的互动性与感染力。作品里的图形都共用轮廓线，所有共用轮廓线都是曲线。曲线的基本属性是柔和，具有变化性、虚幻性、流动性和丰富性。在正负形海报中运用曲线可以变化出多种可能的图形，将正负图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5 《孕育》海报设计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海洋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进入海洋，超过海洋的自净能力；二是海洋生态破坏，即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面临海洋环境的严重污染，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局面，根据自己的特长，以“创意海洋”为主题对《孕育》海报进行创作。

海洋不仅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也孕育了人类文明。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21世纪实现可续发展的唯一资源。海洋孕育了我们，水是生命之源。以正负形的手法表现画面，第一张白色的为婴儿，黑色为海马图1；第二张白色的为妈妈的身体，黑色为海螺图2。画面里的黑白巧妙相融，寓意海洋与人类共生共存。正负形视觉冲击力强，不需要设计者费力思考添加装饰以烘托主题。所以画面采用黑白两色，添加了一些石油胡乱飞溅的效果，表现海洋的石油污染。污染了海洋，同时也污染了自己，作品中正形相互映衬，含义清晰，简洁明了，主题鲜明。

6 结语

通过总结别人的论文对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论证，学习经典的正负形海报创作手法，耐心的观察，细心的感悟，对《孕育》海报进行创作。经历了以上的各个阶段，对正负形海报的设计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创作正负形海报的时候切记采用曲线，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变化性、虚幻性、流动性和丰富性的作品，将正负图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 胡艳霞.福田繁雄海报的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探析[D].北京交通大学，2012.

[2] 牛彦然.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3] 王立章.论图形创意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山东艺术学院艺术.

[4] 朱琪颖.海报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第8篇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

推广方法

分类号G252.1

DOI

10.16603/j.issn 1002-1027.2016.06.012

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阅读推广委员会，倡导图书馆人顺应信息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千方百计推动阅读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目前，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已从以往自发的、局部的、补充式和应景式的服务，发展成为最能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最具活力和最受欢迎的图书馆时代潮流。高校图书馆努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阅读推广的方法与形式，使阅读推广活动更为丰富多彩。沈阳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沈师大）图书馆坚持持续发展的理念，面向创新，走出了具有本馆特色的阅读推广之路，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成效显著。2016年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15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奖”。这里以沈师大图书馆近两年开展的阅读推广工作为例，探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创新的路径和方向。

1.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推广主体

1.1设立阅读推广部

沈师大图书馆十分重视阅读推广工作，面对纸质图书借阅量及新书利用率逐年下降的情况，2015年4月，正式成立了阅读推广部来开展阅读推广工作。阅读推广部由副馆长主管，抽调馆内精干力量分别成立资源组、影视组、基地组和社团组4个小组。资源组负责纸质资源推介；影视组负责经典影视推介；基地组负责对接院系开展系列活动；社团组负责组织学生。每个小组专司其职，协同所在部门制定阅读推广计划，策划方案，共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这种“矩阵型”的机制有利于减少阅读推广工作的专门人员的数量，同时充分发挥各馆员的才智，通过不同部门人员的合作，锻炼了他们相互合作和沟通的能力，带动了全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对这项创新服务工作的参与热情。

1.2组建阅读推广人团队

为使阅读推广工作进入常态发展的轨道，2015年策划组建了阅读推广人团队。即在全校师生群体中，通过公开招聘、院系推荐、专家邀请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从学术宗师、教师、辅导员、图书馆员、学生五个层面聘用阅读推广人。首批阅读推广人团队的架构是：首席阅读推广人贺绍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文学评论大家；青年教师王力春，沈师大国学达人，“兰亭书院”和“子矜国学会”创办者；金星老师，法学博士，“鲤鱼读书沙龙”主持者；魏泽、刘君杰老师，辅导员，大学生的良师益友；胡永强老师，馆员，“好书角”和“新书架”负责人；芦金梅老师，馆员，“读者协会”负责人；学生阅读推广人3名。共聘任了10位阅读推广人。2016年读书文化节期间，图书馆聘任了第二批阅读推广人。在面向全校师生继续选拨的同时，将视野扩大到社会，聘请了国内知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站长毕玉才、沈阳著名企业家刘奇。这些阅读推广人均热爱阅读、善于阅读、热心公益、志愿分享，乐于参与推动全民阅读的事业。他们是各个层面读者的代表人物，在担任阅读推广人之前，就一直致力于阅读推广事业，用实际行动和高尚人格影响并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正式担任图书馆阅读推广人之后，开展了读书沙龙、专家讲坛、经典书目推荐、真人图书分享等一系列主题活动。这些阅读推广活动交相辉映，以点带面，联接一体，凝聚无穷力量，不断唤醒读者阅读的热情。

1.3发挥学生社团的引领作用

早在2010年9月，图书馆成立了“读者协会”，属于本校学生在自愿基础上自发组织而成、按照章程自主开展阅读活动的社团组织。读者协会打破了年级、院系和学科的界限，吸收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发挥他们在某方面的特长，开展有益于阅读的活动。目前，读者协会的规模逐步扩大，并打造了三大品牌活动：即每周二晚的“共读一本书”读者沙龙；每周三晚的HT英语角；每周四晚的真人图书馆活动。除此之外，还不定期举办阅读演讲、读书征文等竞赛活动。读者协会不仅只是图书馆内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它担当的是全校乃至校外大学生阅读推广的使者；不仅给自己创造了阅读的机会，同时还发挥了影响、传播、感染身边人热爱阅读的引领作用，将他们的阅读理念分享给身边的同学们。读者协会成为图书馆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推动者。

1.4联合学校职能部门协同工作

沈师大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一直坚持“一个核心，多方合作”的思路。所谓一个核心，是指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对读者进行阅读推广的核心作用，推广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多方合作，是指充分地发挥全校有关部门的力量，包括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校团委、校工会以及各院系等相关部门。例如，每年举办读书文化节，活动以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为主导策划，由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团队、学校职能部门、学生社团以及社会力量等几方面共同参与。读书节的开幕、闭幕仪式，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处长以及各学院领导，都能到场指导活动、参与活动，并给予专项活动经费支持。这已成为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力量源泉。

1.5争取社会资源助力阅读推广

沈师大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时，不囿于校内资源，主动寻求与社会媒体等部门合作，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借鉴、借力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与辽宁省图书馆合作开展“120周年特展”“战火中的铿锵玫瑰――抗日巾帼英雄图片展”。其次，与民间读书会合作，如与“子矜国学会”合作，联合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其三，联合社会志愿者，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如与“盛京文华工作室”“辽沈海归精英联盟”等合作，分享阅读理念以及学习、求职经验。其四，与社会媒体合作，丰富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容，如邀请《环球时报》首席记者谷棣做客真人图书馆，分享海外采访经历，与《时尚生活导报》联合打造小学期生活课堂。其五，与实体书店合作，邀请热销图书作者，如漫画大师王泽、剑桥男神邓楚涵等，与大学生读者品读作品。其六，面向社会聘任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乐于参与阅读推广工作的人士，如知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毕玉才、沈阳著名企业家刘奇。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带动和指导读者阅读。

2.创新推广形式，深化活动内涵

2.1阅读推广常态化

为了使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图书馆将阅读推广活动划分为读书季、毕业季、迎新季、文化季四个时段。①读书季（每年的4月到6月），历时两个月，围绕当年读书节的主题而开展的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如2015年读书节的“书香伴春日・阅读正当时”，开展活动20余。②毕业季，一般是结合大四学生即将毕业的时段，开展各种阅读推广活动。如“‘学长开讲’真人图书馆”“考研・听我说”“‘书海留痕’借阅记录私人订制”“送你可以带走的图书馆”等。③迎新季，是在新学期新生报到后，围绕“新生如何利用图书馆”所开展的入学教育活动。如“最美的遇见・沈师大图书馆初体验”“大学那些事儿・新生推荐阅读书目”“梦想时光机・写给四年后的自己”“左图右书・图书馆卡通形象征集”等多项活动。④文化季，基本贯穿于整个下学期，围绕系列主题内容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如2015年文化季以“阅古读今・中国传统文化品鉴之旅”“向忱讲坛：做好中国人，共图中国梦”“特藏珍品古籍展”“中国传统文化影片展播”等为主题，开展了10余项活动。

2.2活动形式创新化

阅读推广活动只有具有特色和不断创新，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图书馆在以书展、图片展、影展、报告、交流、竞赛等传统阅读推广形式的基础上，融入游戏、微旅行等充满乐趣的流行元素，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拓展推广渠道，达到引领阅读的效果。创新型的活动如：①读书季中的“向忱讲坛”：邀请《亮剑》的责编董保存大校、孔子传人孔祥林、明明德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刘奇、锦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魏金国等开讲。②真人图书馆：后勤史馆徐文涛大校讲“重温革命记忆・延续红色精神”；十年徒步中国的雷殿生老师讲“信念的力量”等。③各种展览：举办“硝烟中的红色记忆”著作展、“战火中的铿锵玫瑰”图片展、“战争中的峥嵘岁月”影片展。④竞赛：举办“书海寻径，辩途争霸”主题辩论赛、“品一抹古韵，绘一路人生”读书计划大赛、“以书为友，以书会友”大学生读书爱书推荐活动。⑤走读：2015年读书文化节期间带领大学生走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满铁奉天公所旧址等10余处文化建筑，探寻历史遗迹、增强爱国情怀。⑥游戏：举办“寻找遗失的代码”活动，设计“深入敌营”、“争分夺秒”等七个环节，带领读者穿越战火纷飞的年代。参赛选手需通过寻找线索、检索数据库、预约学习空间、使用移动图书馆等多种考验，在游戏中寻找检索与阅读的秘径。⑦新媒体平台推广：开展微信好书推荐、微信美文朗诵・聆阅等，让阅读无处不在。

2.3强化专业阅读

专业阅读是大学生读书的重点，必须加以重视和强化。图书馆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平台，通过信息检索比赛、论文写作大赛等活动开展专业性阅读推广。主要活动有：①第六届本科生信息检索技能大赛，首届论文写作大赛。②“快乐听讲座，轻松拿学分”的新功能体验系列、论文写作指导系列、资源推广系列活动。③2015年秋季资源检索与利用培训，一是新功能体验系列：走进苹果，走进lOS、3D打印的世界、多媒体制作入门、视频编辑技巧、光与影的世界、摄影技巧培训、Photoshop入门。二是论文写作指导系列：word的排版与设计、论文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文献管理软件、论文写作与投稿指南、论文相似性检测知识、国研网。三是资源推广系列：包括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介绍、中文电子期刊、中文电子图书、外文电子期刊、原文传递服务与免费学术资源、移动图书馆。同时，配合大学生主修专业，不断评介、推荐经典新书，开展文献传递和指导阅读。

2.4深化主题阅读

注意克服多主题推广的分散性，经常开展围绕一个主题的阅读推广活动，有益于打造内涵丰富、持续性强、常规化的“深阅读”活动。图书馆陆续开展了“莎士比亚作品”“鲁迅作品”“创新・创业”“国家珍贵古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等主题阅读活动。如2016年10月，为纪念中国工农胜利80周年而开展的“读史・铸中华魂”主题阅读活动：①制作了“红色追寻・不忘初心――纪念胜利80周年专题”大型宣传展板，分为“史料忆往昔”、“细读铸魂魄”、“影像说故事”、“答题寻足迹”等部分；②举办“读史诗”主题书展，歌德电子书专题同步上线；③影音鉴赏空间推出“书影暗香”读好书赏佳片活动，同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八集大型文献纪录片《》；④请本校教授李福岩做“”专题讲座；⑤推荐宣讲家网站、中国知网等各大网站推出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胜利80周年专题》等网站纪念活动；⑥举办“答题寻足迹――跟着老，重走路”主题知识有奖竞赛。用文字和图片再现史料中记录的历史，追忆中国工农这一伟大壮举，让大学生重历那艰苦卓绝、硝烟弥漫的岁月，将精神内化于骨髓、血脉之中，脚踏实地去丈量属于自己的路。通过一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有目的地解决某个问题的深入阅读，主要是为了拓展学生的历史知识，更好地履行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发挥第二课堂的辅助作用。

3.推广数字阅读，重新定位职能

3.1聚焦数字资源建设

加强数字资源建设是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沈师大图书馆从1996年购入第一张清华同方学术期刊光盘起，就没有停下数字资源建设的脚步：①数字资源采访经费比例已超过纸质资源，2014年度图书采购经费中数字资源已占到58.95%，2015年度电子资源已占到62.86%。②2005年率先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深入各院系为教师推送数字资源是其重要职责。③启动“送数字资源到教师书房”行动计划，为近千名教师安装了VPN，使教师在家里也能访问数字资源。④图书馆一楼装置了两块大屏幕，全天播放当日数字新闻。⑤2011年10月开通了东北第一家移动数字图书馆。⑥先后建立了沈师大文库、沈师大机构知识库。⑦各个楼层均设置了液晶电视机、博看自助阅报机、歌德电子图书借阅机等。⑧开辟以ipad、kindle阅读器为主的数字阅读专区。⑨开辟以电钢琴、电留声机为主的数字音乐图书馆。⑩为全校师生代办国家图书馆的读者卡，使他们可以远程使用国家图书馆的175个国内外数据库，以补充馆藏数字资源的不足。全面营造数字阅读氛围，实现了数字阅读的品牌化、立体化、专业化，让数字阅读无处不在。

3.2打造数字阅读空间

近年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及阅读方式呈现出数字化、多样化、碎片化的趋势。阅读环境的打造是读者阅读习惯养成的必要条件。阅读推广就要从打造数字阅读环境人手，开展以数字资源为切入点的阅读推广活动，再造学习共享空间。沈师大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启动于2012年，首先从理念、机制、管理、文化、服务方面进行全新定x与设计，具体方案是：一个空间、二个平台、三个中心、四个定位、五个支持和六项举措。完全打破传统概念与格局，历时3年，完成了大流通改造，建立了一站式服务模式。全力打造了经典诵读、读者研讨、语言交流、创意展示、书画作品欣赏、微课录制、音乐欣赏、多媒体制作、写作指导、新功能体验、影音欣赏、信息素养等12个学习研究共享空间，营造了很好的数字阅读环境，实现Wifi全覆盖。将图书馆变成了人员、技术、设施和资源整合在一起的动态空间，成为全校的学习中心、教研服务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中心。统计显示，学习共享空间一学期的预约数量已超过1万人次。数字阅读空间的打造，旨在围绕学校的发展战略，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着力建设一个更加开放、舒适、便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智慧型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是新环境、新形象、新服务、新体验。

3.3搭建阅读互动平台

一切有利于大学生个性阅读的因素都是构成阅读互动平台的要素。沈师大图书馆已将馆员、读者、图书之间的三维互动，看成是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基础和必备功能。阅读互动平台的主要特点是：①开馆时间每周不低于90小时，假期每周开放5天，网上资源服务每天24小时开放。②设立网上咨询台、网站地图，开展书评、论坛、征文、辩论、竞赛等活动。③网站设有资源荐购、问卷调查、读者协会、图书荐购、金点子、交流互动、特别推荐等栏目活动。④2009年创办了读者服务工作简报――《图苑知讯》，成为读者与图书馆沟通的新渠道。⑤2010年开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共广播3000余条，现有粉丝3100余人；2013年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现有粉丝15544人，共推送消息822条。⑥2013年，自主开发“沈阳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育自主学习平台”。图书馆强大的互动功能，让阅读变得更简捷、更有趣味性，在把握自主原则、对话原则和整合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阅读互动平台，将阅读、评论的权利交给学生，让他们在发现、探讨、争辩中张扬个性。

3.4提升数字阅读能力

在全媒体时代，掌握数字阅读能力很重要。图书馆除了打造数字阅读体验空间外，从入馆教育、通识课程、专题讲座、嵌入式教学、网络课堂等五个层面提升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能力。①通识课程：从2007年起开设本科生“文献信息检索”通识选修课，累计课时2640学时，受教育人数达3781人；2009年开展嵌入式教学，目前共嵌入30门课程，与11门课程保持长期嵌入合作。2015年共开展嵌入式教学42次，接受教育的有1329人次。累计开展300余场嵌入式教学，受教育人数达8200余人；开设研究生“文献信息检索”公共必选课，截至2015年，共授课21个班次、630学时，受教育人数达936人；编写信息检索教材3部。②专题讲座：2011年开始以“微讲座”模式，向院系教师推荐最新数字资源以及数字资源获取的新方法等；2012年设立学科馆员日，深入到院系现场解答，解决教师移动阅读、远程访问、资源使用、文献传递政策等问题；2015年12名学科馆员举办新功能体验、论文写作指导、资源推广三大系列的22个主题的50场培训，参与读者1500余人。③组织竞赛：2010年以来连续6年举办本科生信息检索大赛，如“读秀杯”“中国知网杯”“超星杯”“博看杯”“万方杯”等赛事。从2014年起，连续两年举办研究生信息检索大赛。④策划活动：嵌入四季活动中，读书季：读书嘉年华之“移动阅读体验”；毕业季：“送给你一个可以带走的图书馆”；迎新季：“迎新游园会”；文化季：“音沁墨香”经典短剧大赛。在提升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的活动中，坚持经典阅读与数字泛读并存、浅阅读与深阅读互存、碎片化阅读与整体性阅读同在，千方百计地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

4.广辟传播渠道，蔚成阅读风气

4.1设计活动宣传品

图书馆开展各项阅读活动，都非常重视对活动的宣传报道。我们根据阅读活动的主题、规模、时间等情况，将阅读活动分为特别活动、专项活动、常规活动，进行动态性宣传报道。每次开展特别活动或专项活动，阅读推广部人员都要认真确定宣传标语，精心设计海报、展板，并加工细作，做好活动的深度报道。如“奉天烽火・盛京记忆”“修典传世・复古流芳”“阅古读今”“红色追寻・不忘初心”等大型活动都制作了2×8米的大型展板，配有活动介绍和图片，摆放在图书馆大厅，每天映入读者的眼帘，起到宣传和引导阅读的作用。对于图书馆每天的常规，如培训、讲座、好书角、新书架、每周晚间的所有活动，都有宣传板、海报、通知之类的宣传报道，常规动态性报导无处不在。为阅读推广活动营造氛围、造势给力，确保阅读推广取得实效。

4.2微信、微博平台推送

图书馆开通了微博、微信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构建了与读者之间更好的沟通与管理模式。微博、微信平台自开通以来利用率一直很高，它的特点是任何阅读活动信息都在不间断推送，比宣传品更为方便自如，这种微服务方式广泛宣传阅读推广活动，其信息特别引人关注，既能让读者掌握活动信息，又能吸引读者参与其中，如推送的“寻找遗失的代码”“好书推荐”“沈师校长林群推荐书目”“首席阅读推广人贺绍俊教授寄语”“放假了，把图书馆带回家”等，都有大量的点击数据。2015年3-7月的推广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信息231条，关注人数9094人；微博推送信息419条，粉丝总数1987人。读者可以通过客户端组建的个人社区，实现即时分享，具有不可替代的宣传效果。

4.3网页、大屏幕滚动播报

图书馆大厅二楼高处，面对人口左右安装两块约1.5×4米的大屏幕，一块用来“当日新闻播报”，全天候播报全国新闻；一块用来播报通知，为阅读推广工作的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举办业界大型会议、专业培训班、外请专家作学术报告、邀请名人作真人图书馆等特别活动或专项活动，都要在校园网主页的校内新闻、校内广播站、图书馆网页及馆内大屏幕等载体上通知报道。大屏幕是滚动播报，每天的重要活动无遗漏，与其他宣传形式兼播并举，为读者提供即时性、多形式的宣传报道。这种方式向读者不断传达着信息，让更多的读者及时地获得最新信息，是一种完全无纸张的环保宣传，展示着一种动态美，并且不会引起读者的不满，不会产生抵触心理，实现宣传与信息交流就在身边的效果。

4.4学生组织的口碑相传

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引导下，沈师大校园内自发的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如“读者协会”“子矜国学会”“党建协会”“春芽公益社团”“晨星文学社”“鲤鱼读书沙龙”“阳光直播室”“古生物博物馆志愿者协会”“导游风采学会”等，都是积极发挥正能量、促进阅读学习的学生组织，每次搞活动都离不开图书馆，与图书馆有密切联系，对图书馆的各项活动都具有很高的认同感。故而，它们的负责人都很关注图书馆开展的各项阅读活动，通过他们的口碑相传，各种信息在教室、寝室、食堂等空间不胫而走，在学生中间形成共识，这种源自于学生的传播力量不可低估，尤其在网络快速普及的今天，口碑相传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

5.注重用户体验，坚持实效为王

5.1注重信息的对称性

沈师大图书馆十分重视用户的阅读体验，格外关注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努力摒弃“应景”式的阅读推广方式。为改变图书馆比用户占有信息多、用户处于信息劣势地位、阅读推广信息单向推送的信息不对等现象，注重以用户为中心，探索互动性、参与式的阅读活动形式，各项活动积极征求和采纳用户的推荐与建议，实现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达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如成立的阅读推广人团队，会实现各个层面的传播、倡导和引领作用；搭建的交流互动、读者问卷调查、图书荐购和读者座谈会等，以及2013年自主开发的“沈阳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育自主学习平台”（获辽宁省文化厅2010-2012年度图书馆应用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各种互动平台，都是为了体现自主原则、对话原则和参与原则等，让每个参与主体都拥有尽量完全的信息，实现双方信息的对称性，读者才能真正成为“上帝”，阅读推广才能真正有效。

5.2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提升阅读推广的实效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过程充分体现信息对等，调动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踊跃参与，活动效果才能显著提升。2014年度新采进图书的利用率较上一年度提升了12%；2015年5月读书文化节期间，图书的借阅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25%；专题推荐图书的借阅率近70%，如“职场加油站”专题书架推荐图书120本，借出92本，借阅率为76.7%；2015年读书文化节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次创新高，达到6300余人次。2015年开展了社会“游学阅读”活动，举办了大学生画展、大学生书法展、雕塑学院毕业作品展、国学会“子矜社”创意书签展、大学生服装设计展、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大学生摄影作品展、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动植物标本制作校内选拔赛作品展等专业竞赛活动。由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进入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得到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信赖和赞赏，2013年以来的6次读者调查问卷显示，读者对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全方位服务的满意度均达到99.99%甚至百分百，大学生们回馈的都是感动、满意和赞扬。

5.3重视推广的实效，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对于检验和评价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图书馆不以自我感觉良好来定论，而是从图书馆与读者双方角度来设计阅读推广活动的评价体系，活动有没有实效，读者评价起决定作用。每项活动都及时总结和开展读者调研，了解读者对推广活动的实际感受，调查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推广，进而选择正确的令读者信服的理论与实践路线，并探索长效机制和持续发展机制，保障阅读活动具有时效性、创新性、发展性和较高性价比。因此，沈师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在理念、创意、策划、口号上更胜一筹，往往让读者高度认可，得到读者的踊跃配合。正如读者评价的“书画、光影、文字、真人图书，阅读原来不止一种可能。图书馆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让我们体会到：阅读，原来是如此纯粹而充满乐趣的一件事情。”另有读者借用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来赞誉母校图书馆。沈师大图书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图书馆打造成每一位读者的天堂！

5.4阅读推广工作的社会影响

沈师大图书馆经过不懈努力，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创造了具有本馆特色的阅读推广品牌，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

（1）案例获奖：2015年“阅燃星火・共享书香――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实践案例，荣获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主办，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等多家单位承办的“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征集案例二等奖；2016年9月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的首届“阅读推广青年论坛”最佳音视频奖。2015年“奉天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地域文化阅读活动，荣获“辽宁省首届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一等奖，同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举办的“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二等奖。这是业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鞭策。

（2）专题报告：2015年7月，王宇馆长应邀在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上作题目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规划与设计”的报告，介绍了本馆阅读推广系列工作的经验。2015年11月，吴瑾副馆长应邀在辽宁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辽宁省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培训班”上作了“沈阳师范大学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案例分享报告。2015年12月，王宇馆长应邀在辽宁省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数字化阅读研讨会上作了“打造数字阅读环境，提升数字阅读能力”的专题报告。2016年初至现在，王宇馆长应邀先后在全国各种阅读推广会议上作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报告，如“图书馆数字阅读的实现路径”等专题报告10余次。这是业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鼓励。

（3）科研成果：在馆领导的带动下，2011年以来图书馆共获得相关方面的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如辽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服务研究”（L12ATQ001）、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文化软实力与图书馆全民阅读研究”（L13ATQ003）、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东北振兴视阈下高校图书馆多元化阅读服务研究”（20171slktyb-163）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题论文近20篇。由中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出版《全民阅读新常态发展策略探索》《全民阅读从创新发展中走来》《全民阅读发展简史》等相关著作5部。这是出版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认可。

第9篇

论文关键词：案例，新课程理念，优化案例，讲点，案例相关之处

 

文化是人的精神产品以及精神活动，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学者钱钟书说过：“你不问我什么是文化的时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面对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改中新增的《文化生活》模块，为了避免机械枯燥的讲解抽象的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化生活》和其它它几个模块教材相比，它的图片资料、教学案例更多一些，这也给我们一些启示――要充分用好这一先天资源，优化教材中的案例，充分体现《文化生活》的魅力。

一、教材案例源于新课改的课程理念

这次高中思想政治课新课改中所倡导的课程理念中，明确讲到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建构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新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日常生活和以往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经验，对很多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有些问题还没有接触过，也可以凭借相关的经验进行解释。因此，新教材把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促使其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就是案例。

在新教材中，这种案例以启动和引导思维活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优化案例，包括事例、数据、现象描述等常识性素材的运用，穿插在课文之间，采用统一的字体和格式规范，我们称之为“活动框”。活动框的内容与课文密切关联、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并提供引领学生思考问题的路径、运用资料的方法和共同探究的策略，以及解释各自想法的机会，是实施过程性目标的主要环节。例如教材中的网络文化、青年志愿者、红色之旅、数字图书馆等案例，包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等各个画面，使学生感受亲切，提升了学习的积极性和思考的主动性，同时经过“具体―一般―具体”的多环节转化，在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反复作用下，学生识别问题、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会有明显提高。

二、必须优化教材案例，才能提高教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不是所有的思维过程都具有理论升华的意义；而且地域不同，对教材案例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有只有优化案例，才能真切展现内容目标的重点，从而极大提高教材使用的效率和效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再者，教材案例的意义之所以胜于教案、学案，就在于它既有教案、学案的引导功能，又以其经典性、综合性、拓展性充当着承载教学内容的主体、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托、实话教学评价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新教材实施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如何优化案例了。

三、优化教材案例的方法

方法一：将支持教学观点的案例上升为讲点

阐述教学观点，有的要倚重相关学科知识来支撑，有的则直接凭借案例素材来支撑，这种案例素材就应该上升为讲点。例如讲授第十课第一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样的道理，没有必要生硬的从理论上去阐述，完全可以将教材P104“道德典范”案例上升为讲点，贯穿全课，在生动真实的人物故事中引出“中心环节”、“社会主义荣辱观”知识点。

方法二：关注不同案例的相关之处，深度挖掘其意义

教材中大量案例，看似分散在各个框节，其实细细分析，会发现有些案例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能够把握好它们的相关之处，既可以通过学生二度记忆加深印象，同时又可以深度挖掘其意义。例如“两弹一星”这个案例在课本第一课第二框第三目“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P12和第七课第二框第一目“薪火相传，越燃越旺”P78的活动框中都出现过，通过反复使用,提练出综合国力、文化、民族精神三者的关系。再如P43“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P44“中国古代教育思想”、P53“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创新”，这些案例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优化案例，都是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把这些看似零散的案例综合在一起，更易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辩证思维。

第三种：大胆取舍，贴近学生

有些素材，因其经典性而选入教材，但其未必贴近学生，在常识性方面未必承载本课程的目标设置。这些素材用什么、如何用、用多少，可由教师灵活处置――对于意犹未尽者，可以自行补充；过于陈旧者，可以自行更新。例如，在讲第三课第二框《文化在交流中传播》中“人口迁徙对文化传播的意义”时，作为广东的教师就认为，“客家迁徙史”的事例更贴近学生生活，更易于理解，于是就替换了教材中原来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案例。又如，在导入第八课第一框《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时借用“上海世博会”的视频，而舍弃了教材中原先的素材。

像一位专家说的那样：“什么是教材，她是具体知识的载体，更是精神的体现”。希望我们能通过研究教材、用好教材，实现新课程目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组编著《文化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1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政治课程标准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

3、朱明光著《走出困境的选择：新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三大看点》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3期P55

3、徐贵权著《走进高中新课改――政治教师必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第10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读者群已由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高度统一的欣赏读者群——文学青年嬗变为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读者群——文学粉丝。促使其嬗交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启蒙经典时代；90年代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2l世纪的青年读者则是处于一个现代传媒热炒偶像崇拜的网络时代。青年读者群嬗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历程，是这个群体由单一走向分化的历程，是文学繁荣走向繁荣与危机并存的过程，还是由“披文”转变读图的过程，同时，也是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背离的过程。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上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文学界也不例外。在感叹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反观这30年来文学走过的历程，考量着30年来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建树等问题。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我们成长的策略和认识自身的方式(胡亚敏语)。然而在目前这些形形颇有成效的反思与研究中却少有对文学接受者进行考量的。尽管众所周知接受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学接受者作为文学研究的重心也随接受美学的诞生而得以实现，但在目前这次反思研究热潮中文学接受者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语)，社会语境在变，文学思潮在变，作家的创作在变，文学语言、文学风格在变……作为受众的读者能不变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就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我们的文学受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笔者试图就30年来青年读者群的嬗变情况、嬗变原因及相关反思等问题作些初浅的分析与探讨，以期敦清这30年来青年读者走过的路，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受众与社会时展的关系。

一、嬗变的整体观照

对文学受众(或说读者)身份进行单一而准确的描述或界定是困难的，因为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接受者的身份是游移不定随时而动的。西方接受反应文论学者们对文学接受者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提出过形形的读者概念，有“冒牌读者”、“零度叙述接受者”、“超级读者”、“有意向的读者”、“有知识的读者”和“暗含的读者”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均是假想的读者，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际的读者，确切地说应是时代的普通读者，而不是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精英读者。众所周知，读者的阅读过程既充满创造性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实际读者是具有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品质的，所以我们很难对时代的普通读者做进一步的界定，在此我们只能把我们所要探讨的青年读者当作虚拟的大多数。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个体读者之间尽管存有很大差异性，但从读者群体角度而言由于共同的语境、共同的追求，他们还是有许多共通性的，事实上也存在着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比较一致的青年读者群。

30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等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文学在嬗变。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世纪之交则展开了“文学终结”的争论。2006年学者唐小林、刘朝谦等又展开了“读者之死”的讨论。文学读者日益减少，文学接受日益稀薄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读者未必真“死”，他们在变。就青年读者群而言，30年来他们已经完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变化。这个转折性的变化就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高度统一的欣赏读者群——文学青年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则是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读者群——文学粉丝。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不无道理的。在那个年代，文学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在普通人看来与文学沾上边就是个了不起的文化人。许多青年读者以亲近文学为荣，孜孜以求于文学，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幸福。他们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崇敬，他们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满足和寄托，如饥似渴地欣赏文学，阅读文学，借着各种机会充实自己。他们相信文学能给他们以力量，也愿意做作家梦，执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梦想，哪怕为之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所不惜。许多青年读者在读到心怡的语句时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顾城的“黑眼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等诗句就给了无数文学青年以鼓励与共鸣。当他们在现实生活遇挫时首先想到的是文学，是从文学中寻找抚慰，于是，路遥、张贤亮等人的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的小说就成了当时许多热血文学青年的励志之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90年代以后，青年读者群依然还是文学青年，但此时的文学青年已非彼时的文学青年，此时的青年读者对文学高涨的热情开始滑坡、冷却，曾经那么牢固的文学信念也松动了。作为曾经整齐划一的青年读者群随商品大潮的冲击已开始分化，能够与作品融为一体、死心眼地爱文学的青年读者已不多，更多的青年则是怀疑文学，不再把文学视为惟一，对文学也不再抱有热切的期待，从作品中体验崇高、进行民族关怀已不再是此时青年读者的主要阅读动机和心理期待，更有甚者受王朔的作品影响反以反崇高而自居和骄傲。此时的大多数文学青年随个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日常与闲适，追寻时尚与流行，让缺失得到代偿，让伤痛得到抚慰，让感官得到刺激，让欲望得到释放。青年读者群则随这些个体性的趣味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有些青年读者追寻高雅文学，有些则喜爱大众文学，有些喜好品味散文，有些则喜好阅读小说。他们比80年代的青年读者似乎更理智洒脱。跨入21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普及，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此阶段的青年读者绝大多数严格地说早已不再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很多青年远离了文学，或是作为局外人在观望文学、消遣文学，这时的青年读者如果还酷爱文学那就应该称之为文学粉丝。“粉丝”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极为流行的网络新名词，它的出现来自英语“fans”，把它译为“粉丝”，是取其谐音，意指“热心的追随者、狂热者、爱好者”等。在著名学者陶东风教授看来，“粉丝是一群特殊的大众文化接受者，他们以异乎常人的热情投入于他们所倾慕或崇拜的特定个人(明星、名流)、节目／作品(电影、电视、音乐作品)、团体(流行乐团、球队)等，与一般接受者的区别就在于粉丝是过度的、不节制的受众。这些青年读者拥有了更充分的自由与随意，他们不仅可以随意地阅读文学，甚至可以随意地进行“七嘴八舌”式的、过度的、不节制的评论，比“我是流氓我怕谁”更甚。这些粉丝在现代传媒的鼓动下对明星作家、作品是率真、痴狂的崇拜，在他们眼里偶像似乎永远是对的，偶像的作品永远是好的，谁说不中听的就群起而攻之(如著名的韩白之争事件)。难怪有人说，他们只知消费而不知审美，只知调侃而不知使命，也确有一些人群将文学看作打发自己无聊的游戏，过着犬儒式的生活，连同“祛魅”本身一同无聊化。此时青年读者远离了宏大叙事，放弃了日常生活审美，转而热衷于一种纯粹的精神消遣与和宣泄。

二、嬗变的原因探究

纵观30年来的文学史实，青年读者群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嬗变，由高度统一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嬗变成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文学粉丝，在笔者看来，皆是接受语境嬗变的结果。其中，既有文学自身语境流变的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语境变化的因素。

(一)文学接受语境的嬗变

在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中，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说读者是最为被动的。他阅读什么，如何阅读实际上是受文学接受语境制约的，因为个人期待视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社会文学思潮的影响，个人接受是受社会接受影响和左右的。尤其是在80年代，那时的青年读者在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冲击和从众心理支配下可以说没有更多的选择。简单地说，30年来就文学接受语境来说，它经历了80年代的经典化语境、90年代的大众化语境和新世纪的偶像化语境。

在笔者看来，时期文学接受语境是榜样化语境，说它是榜样化语境主要是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它实际上是政治说教或宣传的工具，而宣传是很注重榜样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已不那么重要，它开始脱离政治而承担起启蒙的重任，或者说文学开始回归本体。80年代的接受语境整体上来说是经典化语境，近年有关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很多学者做了不少探讨，也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能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应是具有深度内涵和独特艺术韵味的。经典化语境时代就是人们重视文学，以为文学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人们重视作家，以为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读者喜爱反复细读经典，作者热衷创作经典。文学的创作、文学的阅读和文学的作家，都被神圣化了。从而形成了作家的写作，读者的阅读，文学史的纪录，都去追逐经典的总体情势。80年代就是个典型的经典化时代，中国的文学和青年读者一样处于兴奋状态，这是阅读、创作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一波又一波；朦胧诗歌、先锋文学，一个又一个。随着西方大量经典文学名著和美学名著的引进出版，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等人哲学与文艺思想受到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这个时代中，文学青年在持续不断地享受着阅读、欣赏的。

90年代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文学步入了大众化时代，文学似乎失去了关注社会的热情，社会也失去了关注文学的热情，文学不再那么神圣，理想、信仰、崇高、伟大离文学青年似乎很遥远。作家也在躲避崇高而转向大众皆可接受的个人日常生活叙事，于是，写实主义、日常主义、个人写作日渐盛行，衣食住行、锅碗瓢盆、七情六欲等成了吸引青年读者眼球的文学元素。各大文学杂志、出版社为了迎合青年大众读者，纷纷改头换面，举起了大众化、通俗化旗帜。青年读者在这时期也不再受政治语境的影响，可以依自已的兴趣喜好，随意选择文学作品。在这种大众化语境中下，青年读者出现了严重分化，除少数专业学子为了欣赏阅读外，大多数青年则可能只在茶余饭后或睡眠之前，为了娱乐、休息、消遣才会翻翻、读读文学。

本世纪以来，文学步入了商品与传媒联姻的偶像化语境时代，“偶像”字眼与青年读者如影随形，从网站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作家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时下青年读者正处于一个偶像化崇拜的接受语境。有些青年靠形式的绚美、青春偶像的装扮、青春叛逆的书写等来投合青年读者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现代传媒则与之不媒而合，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大势能将他们包装成明星式的偶像，在时尚的包装下，青年读者一轰而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且庞大的“文学粉丝团”。其中又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粉丝”为最。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接受语境里创作数量、销售数量巨大，但精品却不多，热衷于崇拜且过度、不节制的青年读者不在少数，而真正进行文本阅读的理性青年读者却不多。

(一)社会接受语境的变化

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的原因除了文学自身接受语境的流变外，还有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龙·时序》)80年代的青年读者恰逢意识形态去政治化时代，90年代青年读者所处的是商品化、消费化时代，2l世纪青年读者则处于现代传媒的网络时代。

结束后，长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饥渴和人性压抑所积郁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重任，承担起了抚慰人心、填补沟壑、通顺人际的功能。这不仅是因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文学具有启蒙性，还因为当时社会条件的落后，文化资源的稀缺，传媒方式的单一。象《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会轰动，以及“朦胧诗”、各种新潮小说之所以会受宠，一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后的启蒙性，二是由于当时文化资源的不足。

90年代的青年读者则是处于市场经济大潮和大众消费时代，商品在刺激青年欲望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审美的追求和阅读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选择轻松娱乐和休闲的阅读方式。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取悦消费者，追求感官刺激，将文学变成消遣游戏，尤其注意青年读者的趣味，取媚于他们，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在这时期，创作上文学总的来说在日益边缘，走向世俗，因而创作数量虽然庞大，受青年读者欢迎的精品却不够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们可以选择接受文学的方式已很多，不再是单一的报刊和书籍，电影、电视等图像可以让青年更容易接受，他们觉得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啃文字名著还不如看改编后的影视。这种语境下，青年读者对文学的远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乃至于有人惊叹文学危机的到来。

文学走向市场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媒体也要考虑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让之消费。兴起于世纪之交的网络在改变文学传媒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接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线性可以让读者直接参与评论和互动，而网络的虚拟性又给了青年读者畅所欲言的机会，可以毫无顾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以亲自进行网络写作，成为网络，体会写作的，而这正是青年读者的喜好。难怪学者赵说：“互联网的问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生态，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改变了文学传播、文学阅读以及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而且对传统文学的发展与存在也产生了诸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7]正是网络的便捷、媒体的炒作与青年读者的热情造成了一大批过度的、不节制的文学粉丝。

综而观之，20世纪80年代青年读者对文学充满激情与梦想，一门心思追逐文学，欣赏文学，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启蒙经典时代；90年代的青年读者走向分化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人欲释放的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21世纪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现代传媒热炒偶像崇拜的网络时代。可见，30年来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嬗变的辩证反思

30年是个值得纪念和反思的时段，分析、考量这一个时段的青年读者嬗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探悉青年受众们接受心理、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流变，进而还可能揭示出引起流变的诸多因素，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就如学界对目前文学的现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一样。

30年青年读者群的嬗变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青年受众以至文学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过程，有些“觉醒”了，不再把文学当作惟一，有些则过度偏执地沉浸其中。那种高度统一的接受模式已不复存在，多元化的接受需求已经决定性地形成并彻底取而代之，官本位、说教式的被动接受已相当淡化，作为青年的读者如今可以更为自由轻松地进行阅读。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由稀缺走向丰裕的过程。由前所述，80年代之所以会成为文学青年经典化时代，就是因为它的文化生活资源稀缺和供给不足，而文学被赋予了很多额外的功能。如今文学丧失了经典文学的感觉，青年读者丧失了从容的阅读心态、“细读”的可能，是因我们文化资源有充足“供给”。

但充足的“供给”是否能给文学以繁荣?这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通过反观青年读者群的嬗变可以看出其嬗变过程既是文学走向繁荣的过程也是文学走向危机的过程，说它繁荣是因为每年创作量都在递增，如今每年有千余部长篇、难以计数的中短篇及诗文问世；说它是走向危机的过程是因为青年读者与文学的距离在慢慢疏远，对文学已没了先前的激情与梦想，当很多作家在精心玩文字游戏的同时他们要么在冷漠地观望，要么是过度的崇拜。这就造成了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的畅销与纯文学的萎缩并存。难怪有人感叹，文学成就越来越大，作用却越来越小；作品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80代的青年读者群——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热情是纯真的、自发的，21世纪的青年读者群——文学粉丝对文学的酷爱也是率真的、自发的。但两者之间有着迥然的差异，80年代文学青年的热情是对社会的一种参与，如今文学粉丝的热情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和个人欲望的宣泄。从整体上说青年读者对文学的热情似乎是趋于衰退的，这未必完全不好，事实上这也是青年阅读行为成熟健全的标志。没了往日的一轰而上，现在青年读者更多的是自由和自主地阅读，但自由和自主地阅读的状况如何呢?据学者刘朝谦统计，中文专业学生真正从事经典文本阅读的学生少之又少，其中完整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学生占所调查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只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一部名著的占百分之五，而对《战争与和平》《复活》《荒原》《喧哗与骚动》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完整读过的学生则为零。[8]很多青年学子接受经典也是通过接受图像叙事来完成，这已经引起了教授、教师们的巨大焦虑，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青年读者怎么啦。

其实，反观30年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嬗变的过程实际上还是青年读者由“披文”(刘勰语)转变为“读图”的过程。80年代文化资源短缺，青年读者只能“披文以入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实现自已增长知识、接受教育、审美愉悦或借鉴的目的，随科技的发展，文化资源的丰裕，青年们不愿去“披”抽象间接的文而转向享受影视图像和网络的直观与便利。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文学已被青年们冷落，真正的青年读者确实显得很孤独。可见，学者刘朝谦所统计的上述现象绝非个别。

通过反观青年读者群的嬗变，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也是青年读者群分化与背离的过程。由前所述，80年代的青年读者群几乎是高度统一的群体，他们有一样的激情，读着一样的文本，说着共同的话题，畅想着共同的未来。而如今的青年读者群除了同一粉丝团成员有一致的崇拜、一致的“拍砖”外，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背离。从他们的背离也可以看出作家的分化，作家与受众的分化，精英与大众的分化。是悲?还是喜?不管如何评说，它的嬗变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第11篇

关键词：传统吉祥文化；文创产品设计；吉祥纹案；吉祥造型；吉祥色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创产业开始崭露头角。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始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中，和文创产业密切相关的是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是指将某种特色文化、创意和工艺技巧融入产品，并利用新产生的附加价值吸引消费者购买的文化产品。文创产品蕴含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涉及旅游业、制造业、家具、农业甚至体育产业，范围广泛，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文创产品是蕴含文化的创意产品，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通过文创产品进行文化传播可以让民众更容易接受、更难以忘怀。人们对于文创产品的这种情怀源于中国传统观念中追求“本根”的需求，其中，人们对于吉祥文化的诉求十分强烈，因为传统吉祥文化深入人们的生活，被人们广泛熟知和喜爱。将吉祥文化的精神内涵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用文创产品为民族文化代言，可以使文创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

一、传统吉祥文化的概述

“吉祥”一词不断发展，而与之有关的传统吉祥文化也很早就出现了。吉祥文化的兴起，主要由于当时人们不安定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灾难、鬼怪、疾病、死亡的恐惧。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便开始把某种特定的图腾当作祖先去敬仰。古人将克服这种恐惧的希望寄托在某种臆想的神灵、强大的鸟兽和具有护佑作用的物品上，并且辅以某种咒语、颜色、符号纹样，使其变成可感知的精神寄托。原始先民相信用吉祥纹样装饰过的器皿是神圣的，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纹样符号表示对吉祥的祈盼，是传统文化和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些图案一般出现在石器、陶器、青铜器上。图案的实体大多是某种动物、植物，还有一些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人的认知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同时也造成了吉祥文化的改变。古人的寄托除了避邪禳灾之外，还有繁衍生息和祈福纳吉，吉祥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文字、语言和物体等是吉祥文化的传播媒介。如，动物图案中的蝙蝠、鹿、喜鹊等，植物中的梅、兰、竹、菊等，传统纹样中的如意纹、盘长纹、莲花纹等，这些都被赋予了幸福、富贵、祥瑞的寓意。吉祥文化用寓意、谐音、象征等方式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谐音是借用同音字或近音字表示吉祥含义，如，“瓶”谐音“平”，表达平安；“鸡”谐音“吉”，表达吉祥。寓意是以物托意，如，蝙蝠具有幸福的寓意，而石榴和西瓜具有多子多福的寓意。象征是隐含之意，如，用铜钱表现富有，松鹤表现延年益寿，等等。吉祥文化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借助陶瓷、漆器、建筑、雕刻、织锦、刺绣、年画、剪纸、服饰等载体进行传播，表达内心美好的期许。吉祥文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传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吉祥文化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深层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吉祥纹案、吉祥造型以及吉祥色彩的象征性语言承载着中国丰厚的传统民俗文化，对现代文创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文创产品设计可以运用这些吉祥寓意传播传统吉祥文化，满足消费者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二、文创产品设计中吉祥文化的设计策略

传统吉祥文化资源丰富，其内涵和精神是民族灵魂的体现。现代文创产品设计将吉祥文化中的吉祥纹案、吉祥造型、吉祥色彩和吉祥寓意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展现吉祥符号背后的深刻意蕴，可以让文创产品成为传统吉祥文化的传播媒介。1.吉祥纹案的应用文创产品设计中融入吉祥纹案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的体现。吉祥纹案是对吉祥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能够直观、准确、快速地传达某种信息，使观者不必特意揣测其中隐藏的吉祥含义。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得以运用，吉祥纹案常被运用在文创产品的装饰、造型和包装设计等方面。在文创产品上应用吉祥纹案，可以增加文创产品的文化气息，同时使其更具吸引力。“初弎”文创品牌的背包设计就将铺首衔环、壮锦纹和祥云纹等民族吉祥元素装饰用于背包设计。背包的衔环设计成汉族传统建筑门饰中具有驱邪意义的铺首元素，将野兽首衔环置于包上，用于表达避祸求福的意愿，祈求神灵猛兽保护自己的安全。壮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壮锦纹有很多吉祥纹案，展现了壮族吉庆祥瑞的生活状态和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除了壮锦纹，铜鼓纹、丰收鹭鸟、盛世祥福等吉祥纹案也被“初弎”品牌的文创设计师所采用。将这些吉祥纹案装饰于背包上，是对传统吉祥文化元素的再创作，增强了产品的趣味性，也是传统文化的时尚化设计的成功案例。“李宁”运动品牌的一款极具中国韵味的休闲运动鞋——“狂绣”的设计将吉祥图案装饰发挥到了极致。运动鞋的鞋面用代表吉祥如意的鲤鱼鳞纹做装饰纹案。鞋后跟和鞋舌大胆使用彝族刺绣工艺，绣图本身纹案为彝族象征多子多福的吉祥图腾——马缨花。鞋舌部分的花朵包裹着“李宁”的LOGO，具有吉祥的寓意，较好地展现了“李宁”运动品牌形象。文创设计将这些充满先民智慧和祝福的吉祥纹案融入文创产品的装饰设计，使吉祥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人们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对传统吉祥图案装饰性的应用要考虑设计美学，注意不能用简单的贴标签式设计，设计要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审美要求和情感需求。2.吉祥造型的运用文创产品设计中用吉祥纹案进行装饰，可以美化产品并传达吉祥文化的内涵。但装饰设计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设计方式，对于吉祥符号的运用还可以在产品造型上予以实现。将传统吉祥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符号与文创产品的造型融合，这样的文创产品更具吸引力。锤炼传统吉祥纹案，然后运用分散、重组、重复等手法对吉祥符号进行创造并运用在产品造型设计中，可以展现出符合时代的新造型。“梅纳雪”时尚生活品牌将生活、文化和艺术完美结合，设计出富有吉祥寓意的骨质瓷小喜鹊茶壶套装，其灵感来源于喜鹊和鹊卵。生活中，喜鹊被看作一种报喜鸟，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设计借助喜鹊和鹊卵轻巧灵动的造型赋予产品吉祥含义。茶壶的外形设计简洁、流畅，壶把形似喜鹊的尾巴，壶嘴微微上扬，栩栩如生，如同立在枝头的喜鹊正在报喜。茶杯似鹊卵状，烘托吉祥的氛围。茶托造型被设计成鸟巢形态，为茶壶套装锦上添花。中国结中红色的盘长结图案象征长长久久、永不分离。设计师Cristina为自己婚礼设计的喜帖，设计构思巧妙，用一根象征爱情的红绳连接喜帖，具有吉祥文化的内涵。喜帖中间设计一个松松的结，将喜帖打开的同时，红绳结也开始变紧，象征千里姻缘一线牵，代表美好的爱情。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应用吉祥寓意可以向使用者传达美好的祝愿，从而实现某种精神上的互动。文创产品设计将吉祥文化植入其中，既要符合常理，又要具有吸引力，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叠加文化元素。对于传统吉祥图案在文创产品造型设计中的应用，要兼顾产品的功能、结构和美观。3.吉祥色彩的应用色彩可以象征吉祥寓意，传统吉祥文化中的吉祥色彩来源于古代文化思想。古代，等级不同的人使用的颜色是不同的。皇家用色考究，色彩之间对比强烈，而平民用色则偏向简单、朴素，这些在建筑和器皿上的表现尤为明显。皇家的器皿大多以明黄色为底，勾画龙凤等图案，如清代出土的瓷器；达官贵人所用器皿多以白色装饰，勾画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居多；普通人所用器皿的颜色多为黑色和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吉祥色彩逐渐演变出比较丰富的颜色体系。吉祥色彩一般是纯度高、暖色系的颜色，展现出对比强烈、美而质朴的风格。其中，红、黄、蓝、白、金、银色成为吉祥色的主要颜色。红色尤其受到我国人民青睐，给人以活力、喜庆、吉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吉祥寓意，是民俗文化的象征颜色之一。色彩可以传递产品的信息，诸如功能、风格和情感等，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恰当运用吉祥色彩，可以快速、准确地传达设计主题，使作品富有感染力。文创产品设计中常常运用吉祥色彩传达吉祥寓意。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八旗人物系列设计作品中，小巧、可爱的士兵趴在敞开的福袋口边期待收纳福气，画面非常饱满。作品运用红、黄、蓝三种经典吉祥颜色搭配，加上飘动的福字收口挂牌，具有汇聚福气的吉祥寓意。故宫的文创产品——“剔红栀子花圆盘图”文具设计，将传统的经典藏品进行打散、重构、再设计，黑底红图，赋予普通铅笔吉祥寓意。设计让传统之美再现于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与使用体验。文创产品中融入吉祥色彩，传达吉祥寓意，可以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也可以打造系列化文创产品的视觉形象。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者应该灵活掌握吉祥色彩的特点，将这种特点应用到设计中，从而在增强产品美感的同时，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文化是文创产品的灵魂与核心。吉祥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为人们所广泛熟悉和喜爱的文化，对其传承并创新具有重要的民族价值。在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合理、有效地提取吉祥文化元素，结合现代设计手段，将其用于产品装饰、造型和色彩设计，可以在强化文创产品设计感的同时，展现其背后的吉祥文化内涵。将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不仅能形象地传播传统文化特色，还能促进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利用文创产品为载体继承并创新吉祥文化，从而丰富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晶晶.吉祥图案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之我见.美术大观，2010（10）.

[2]钱舜.吉祥图案的象征性语言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艺术与设计，2009（7）.

[3]周飞.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现代设计价值.装饰，2007（3）.

[4]杨广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谐音造型.文艺研究，2009（7）.

[5]闫学玲.谈传统吉祥图案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山东纺织经济学报，2010（2）.

[6]董雪莲.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与应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傅小龙，章靓.中国吉祥图案融于现代餐具设计探究.包装工程，2016（10）.

第12篇

摘 要：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研究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而且它不应该是封闭的，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审美向生活的倾斜，不仅是社会消费文化使然，也是它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说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文艺作品审美观审上是不够的，未免局限了她的发展，就应该从纯文本走向非文本形态，走向生活中有可能进行审美的场域。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非文本形态

任何一门理论的学习必然要导向实践，否则就只能是空中花园，不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现代美学原理也是一样.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仅能运用其中的原理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艺作品，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的人生规划，以及现实社会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现代美学原理是用马克思整体观对美学和文艺学进行探索的尝试，它是通过能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整体把握人类生存事实的完整的科学方法。作为主体的人，绝不是空洞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既有追求爱情，与葛丽卿结合的感性冲动与愿望，也有追求古典艺术的理性冲动，还有实现社会价值创造，达到永恒的审美创造之冲动。一个健全的人势必要追求从感性冲动再到理性冲动，最后上升到审美创造冲动的全过程，不能只居其一或居其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所达到的高度又是通过不断否定低层次的冲动来完成的，个体的生命总是指向于共聚物高层次的各种创造，那么就必然要由否定当前不进入到更高境况之中去。浮士德的经历具有必然性，是人性的普遍表征。

如果说，学习现代美学原理仅仅停留在能分析文学作品这个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这必须使我们关注生活，关心自身，完成人生甚至是社会的完美建构。美学必然要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把美学导向日常生活中去。

这并不是臆想。各种门类的美学，如建筑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的出现，由此可见，审美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先对这一现象发文评论的当属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学科反思》，文章称审美活动已经超越纯艺术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如广告设计，流行歌曲，街心花园，购物广场……等等，都表现出审美化的倾向或特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赵勇的《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文章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中生成的理论和社会现象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这个角度出发，质疑了命题的普适性。朱国华也发文表示， “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一个普遍的命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并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他1988年在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演讲就是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题，后又有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倡导“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甚至提出“审美化已经成为全球性首策略” 。1988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美学会议上弗恩特说道，“审美化正成为当今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渗透到现代性生产世界，商品也具有了文化属性”。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要说明的是生活和技术之间的距离缩小，甚至是界限模糊，审美已经超越纯艺术范围，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陶东风认为，“生活空间和审美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甚至完全丧失了。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度假胜地成为新的审美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使是精英知识分子也很少到高雅的美术馆，音乐厅去进行审美观赏）”。①如果我们走出去多转转，大概是会同意陶东风的观点的。深圳的市民中心和深圳图书馆，音乐厅坐落在红荔路以南的片区，单单是市民中心建筑群，就给人惬意的感受，它的楼顶是流线性设计，像一片此起彼伏的银色海浪，靠西边一点有一个略尖的穹顶，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市民中心建筑群本来也有灯火，围绕在周遭的街灯都亮起来，若是能站在图书馆水墙的阳台上观望，那真是美极了的。市民中心并不仅仅是观赏性的建筑，它提供的服务和功能大得多。深圳市博物馆就坐落在东区，这里常年举办各种展览，有文物展，画展，民俗风情展等等不一而足，免费向民众开放。博物馆正门出来是一个广场，高大的热带植物呈环抱状延伸开去，树下有许多环形石礅，和高树相呼应，以供休息之用。西区为通常为各种公共功公益活动提供场地。每周这里都会举行亲子教育活动或是防火防灾知识宣讲，或者是文艺演出等等。当然这里的布置没有一般会场的呆板和严肃，枣红色的落地帘，舞台宽阔大气，简约大方的吸顶灯和装饰灯，洒下来的光线也是柔和，非常体贴人的眼睛。整个观众席设计成五舞台形，坐椅和落地帘的颜色都是庄重的枣红色，也保持一种和谐，地板是颜色较深的简易木纹板。我常常在感叹，这里给人的好感可不会比音乐厅差呢！这些地方都属于公众活动空间，但又不只是提供公共服务那么简单，或者只是一个活动场所。它们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人的物质，一种比较轻松自由的美感。建筑物不是没有生命气息的静态物质，它已经是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效果的有意味的人文设计。生活中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陕西的“新唐风”建筑 ，广州天河城，深圳万象城，还有各地的城市广场等等，不仅是这些，街市上琳琅满目的广告，家电，日用品，甚至是流行歌曲歌词，手机短信等等都在挑起人们美的味觉和视觉。当然有人担心审美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审美泛化的表现，或者说是审美民主化的症状，是审美的“祛魅”“去精英化”，但是这并不能说服所有人都表示认同，自康德提出审美的无功利以来，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反对审美向日常生活倾斜的人则认为这种物质性的审美的美学的堕落。

“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②而且它不应该是封闭的，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恰恰《现代美学原理》对我们就有这样的要求，原理学得之后要进行研究应用，再走向现实设计，与现实生活结合，能分析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更能够对我们的人生进行美的设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必然态势，审美向生活的倾斜，不仅是社会消费文化使然，也是它发展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 陶东风 著《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7页

② 陶东风 著《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趣――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8页

参考文献：

[1] 李健夫著《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

第13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词又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谓语词就是指词和词组，词组的范围包括各种固定说法、习惯用语和习俗语，语词都有：音义的理由和来源，语词的产生、变异和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如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其中最能体现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使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性。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论文。

二、文化语境——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

美国学者D．A．Swinnty的实验表明，语境是影响词一汇提取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语词词义提取时意义与语境的结合，不能达到对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对语词在语境中的意义正确翻译。

语言界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随着语言的发展，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透到语词选择和定型的各个环节，语词的特定音义是一个民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语词的翻译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语言文化环境，文化语境包含的诸多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直接影响着语词的翻译。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本文将探讨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对语词翻译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翻译。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中“tomeetone’s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十九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八”在汉语中是现今最受人们喜爱的数额——因为其发音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eight''''’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中：“Thinkwiththewise，buttalkwiththe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格言：“swan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汉语中有“万事俱行，只欠东风”、“逼上梁山”、“叶公好龙”等，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第1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元素；标志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伴随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经过多层筛选、考验最终流传下来的元素，主要有传统纹样、图案和符号等。标志不仅是简单有效、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并轻松记住的记号，还是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元素和企业文化精神的符号，产品标志已成为人们交流、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标志”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指表明某种特征的记号或事物；二指表明某种特征。传统文化元素是人们千百年来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流传下来的宝贵资料，对标志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颜色、形式、形态、精神四个方面。

一、传统颜色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颜色作为标志设计的视觉要素之一，是标志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颜色应用于不同的标志设计。中国传统色彩体系是一个珍贵的设计资产库，传统的用色习惯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保留下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颜色对中国人有着不同的心理暗示，如，红色代表喜庆、团圆，在中国春节等节日一般以红色调为主；而与红色互补的绿色代表了青春、和平，绿色在当代标志设计中通常用在财政金融、卫生保健等领域。这种影响在历年的经典标志设计案例中得以体现。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是一个类似椭圆形的刻有运动员向前奔跑、迎接胜利图案的中国传统印章，图案以象征中国并具有强烈感彩的中国红为基调，体现了颜色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二、标志形式上对传统的巧借

形式借鉴传统是为了打造民族共融景象的新篇章，追寻民族与现代的集合点。“形”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对传统风格的创新。这种创新提炼和使用传统元素营造现代美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数不胜数，如书法、汉字、印章等元素，它们都代表中国本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借鉴中国传统形式将其融入当代设计的标志不计其数。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采用中国古钱与“中”字的基本形。这里“中”字形的设计受中国汉字的影响，喻示天方地圆，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呼应了中国银行的主题。标志简洁大方，流线型的线条设计给人简约、亲切的感受，这个标志设计把中国汉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建立在传统形态上的标志

“形态”与“形式”不是一个概念，形态侧重于表示形象和神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会用传统的图案或者形象喻示一个事物，表示对这个事物的称赞和美好的向往，“取形表意”就是这个意思。传统元素不仅能够充实日常生活，还有趋利避害的作用，通过对传统纹样的描绘、变革、重组，以体现设计者的感情。把传统文化元素的形态与现代生活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是当代标志设计的主题。中国联通的标志由盘长纹演变而来。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喻示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迅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标志中的上下相连的“心”展示着联通公司的宗旨：通信，通心，联通公司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心。

四、精神元素使标志更具传统文化内涵

虽然传统文化元素所蕴含的精神表现在标志设计中是无形的，却能让人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饕餮这种别具一格的纹样，还是阴阳五行学说，都是现代设计可借鉴的精神遗产。凤凰卫视的台标设计就采用了阴阳学说，图标设计将传统纹样——凤凰以一个中心基点向四周旋转，展示凤凰卫视未来的发展前景，这就形象地解释了传统精神对标志的影响。靳埭强的设计作品特别能体现出以上这几个方面，他的设计并没有复制原型，而是进行提取和再造，让标志更具有中国人的个性、特色，更加顺畅地融入世界。因此，陈汉民在评价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二是标志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三是形象具有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得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始主题的功劳。”

五、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观、消费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产品标志设计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也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而更新、发展。目前来说，标志设计主要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是形式上由繁琐到简约，如特步的标志；二是从二维平面趋向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三是从静到动，这一演变使标志从呆板转向活跃，更加生动形象；四是由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五是重视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什么样的趋势，其目的都是让人们的传播、沟通变得更容易。标志设计通过借用那些原始符号进行现代标志象征性的设计，加以变革、重组，使其既有传统的外形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同时，设计者在辩证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时，也需要融入其他优秀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并存。

参考文献：

[1]姜松华，姜茜.中国汉字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研究.包装世界，2009（5）.

[2]王静.传统图案在广告画面中的应用.北方文学（中旬刊），2013（5）.

第15篇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为标志增添了个性，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传统纹样、图案和符号对标志设计的影响体现在颜色、形式、形态和精神四个方面。标志中对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对原始纹样的照搬，而是对原始图案的分割、重组和创新。原始图案的“意“”神“”相”也影响着现代标志的造型设计。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标志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伴随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经过多层筛选、考验最终流传下来的元素，主要有传统纹样、图案和符号等。标志不仅是简单有效、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并轻松记住的记号，还是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元素和企业文化精神的符号，产品标志已成为人们交流、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标志”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指表明某种特征的记号或事物；二指表明某种特征。传统文化元素是人们千百年来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流传下来的宝贵资料，对标志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颜色、形式、形态、精神四个方面。

一、传统颜色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颜色作为标志设计的视觉要素之一，是标志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颜色应用于不同的标志设计。中国传统色彩体系是一个珍贵的设计资产库，传统的用色习惯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保留下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颜色对中国人有着不同的心理暗示，如，红色代表喜庆、团圆，在中国春节等节日一般以红色调为主；而与红色互补的绿色代表了青春、和平，绿色在当代标志设计中通常用在财政金融、卫生保健等领域。这种影响在历年的经典标志设计案例中得以体现。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是一个类似椭圆形的刻有运动员向前奔跑、迎接胜利图案的中国传统印章，图案以象征中国并具有强烈感彩的中国红为基调，体现了颜色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二、标志形式上对传统的巧借

形式借鉴传统是为了打造民族共融景象的新篇章，追寻民族与现代的集合点。“形”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对传统风格的创新。这种创新提炼和使用传统元素营造现代美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数不胜数，如书法、汉字、印章等元素，它们都代表中国本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借鉴中国传统形式将其融入当代设计的标志不计其数。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采用中国古钱与“中”字的基本形。这里“中”字形的设计受中国汉字的影响，喻示天方地圆，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呼应了中国银行的主题。标志简洁大方，流线型的线条设计给人简约、亲切的感受，这个标志设计把中国汉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建立在传统形态上的标志

“形态”与“形式”不是一个概念，形态侧重于表示形象和神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会用传统的图案或者形象喻示一个事物，表示对这个事物的称赞和美好的向往，“取形表意”就是这个意思。传统元素不仅能够充实日常生活，还有趋利避害的作用，通过对传统纹样的描绘、变革、重组，以体现设计者的感情。把传统文化元素的形态与现代生活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是当代标志设计的主题。中国联通的标志由盘长纹演变而来。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喻示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迅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标志中的上下相连的“心”展示着联通公司的宗旨：通信，通心，联通公司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心。

四、精神元素使标志更具传统文化内涵

虽然传统文化元素所蕴含的精神表现在标志设计中是无形的，却能让人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饕餮这种别具一格的纹样，还是阴阳五行学说，都是现代设计可借鉴的精神遗产。凤凰卫视的台标设计就采用了阴阳学说，图标设计将传统纹样——凤凰以一个中心基点向四周旋转，展示凤凰卫视未来的发展前景，这就形象地解释了传统精神对标志的影响。靳埭强的设计作品特别能体现出以上这几个方面，他的设计并没有复制原型，而是进行提取和再造，让标志更具有中国人的个性、特色，更加顺畅地融入世界。因此，陈汉民在评价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二是标志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三是形象具有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得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始主题的功劳。”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观、消费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产品标志设计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也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而更新、发展。目前来说，标志设计主要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是形式上由繁琐到简约，如特步的标志；二是从二维平面趋向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三是从静到动，这一演变使标志从呆板转向活跃，更加生动形象；四是由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五是重视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什么样的趋势，其目的都是让人们的传播、沟通变得更容易。标志设计通过借用那些原始符号进行现代标志象征性的设计，加以变革、重组，使其既有传统的外形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同时，设计者在辩证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时，也需要融入其他优秀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并存。

作者：陈芸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姜松华，姜茜.中国汉字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研究.包装世界，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