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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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英国的自营农场模式
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显著改变是自营农场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英国家庭农场起源很早，在圈地运动扩展的过程中，富农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从农民手中占有土地，进而合并形成较大规模的农场；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土地产权形式由敞田制转变为土地私有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量的家庭农场或竭尽所能地扩大规模，或被挤压破产，农场发展突破家庭农场的规模局限，大规模租赁土地，大量雇工，大型租赁农场逐渐取代家庭农场；20世纪以来，因为英国地租下降、地产税逐渐提高、政府加大对租赁土地的干预力度等多种措施，抑制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益，纷纷出售土地。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又逐渐流转到农民手中。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20世纪20～60年代，贵族地主手中的耕地有40％移交给了农民，随着家庭农场数量的快速增加，英国政府不仅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维护农场经营者的利益，同时从财政上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在高度机械化的条件下，英国家庭农场逐渐实现了自营化。根据1970年左右的一项官方统计，农场总数中租佃农场约占36％，自营农场占64％。英国以自营农场为主的农业发展速度很快，20世纪30年代大麦小麦每年的进口量是600万t，1986年这一需求已经基本能由国内农业满足；20世纪30年代本土仅能提供30％的食物需求，1986年国内市场食物供给达到80％，食物的进口依赖程度逐渐降低，甚至某些农产品已经实现净出口。
（二）美国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美国人少地多，农业生产以大面积耕种为特色，规模庞大的农业生产需要相互合作。美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3类：一是工商企业直接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协调，涵盖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销售等若干环节，各环节流水作业，从农产品生产到加工销售均由企业内部实行统一核算。二是工商企业与农场保持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双方签订合约，进行合作，农场主负责农产品生产，工商企业负责农产品加工销售，各司其职，合作关系相对稳定，这一组织形式是目前的主导方式。三是农场主联合投资兴办的供应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的合作社。成员之间互助合作，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提供服务。这一组织形式突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农场主产销的局限，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增长，提高了农场主收入水平。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农业发展逐渐实现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以及社会化服务的产业化发展目标，形成较为稳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是美国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美国的食品加工业在制造业中也是规模最大的。
（三）荷兰的家庭农场模式
荷兰的农业用地约为200多万hm2，仅占整个陆地国土面积的1／170，农业人口6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1／27。农用土地不足使荷兰的家庭农场规模较小，然而，荷兰农产品出口量很大，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目前荷兰农业有60％的最终产品销往国外，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农业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荷兰家庭农场模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荷兰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致力于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完善交通网络，增强物流服务功能；引导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增强了农业的竞争力。此外，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以其非营利性保障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利益，也为合作社的长期运转提供了动力。例如，成员55％以上的化肥以及精饲料均由合作社提供，农民90％的生产资金支持也来自在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拉博银行。
二、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模式的经验
（一）英国自营农场模式的“专”
英国自营农场的“专”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的农场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加速了地区专业化发展。英国东南部是平原地区，土壤肥沃，适宜发展种植业，是粮食主产区；北部是山区和丘陵地带，雨水较多，草木茂盛，重点发展畜牧业。在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下，英国进行了重大的农业结构调整，扩大畜牧业比例，进一步缩小种植业比重，农业结构调整使得英国农业从混合经营转向专业化发展。如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水果和蔬菜的种植，伦敦等大城市附近有了专门的蔬菜、鲜花以及鲜奶供应基地，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区域特色以及专业化发展趋势。此外，英国自营农场专业化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实施的高效率的科技推广政策。英国全国有数十所大学和地方性农业学院为农业培养各种人才，在各地设立农业技术培训中心以及其他专门机构，对自营农场提供服务和咨询。英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支出逐年增加，进一步推动农业专业化发展。
（二）美国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稳”
美国产业经营模式的“稳”表现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稳定。在长期的农业经营实践中，美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合作社组织形式，实现了跨区域合作。区域内合作社一般由同类农产品生产者组成，它们需求相似，接受合作社的产供销服务；跨区域合作社在区域内合作社基础上，服务范围更广，覆盖面达十几个州，形成合作社联盟，专业化程度较高，进行商业运作，因此合作社成员能够突破区域市场限制，在全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获利。这种合作社联盟大多独立于联邦或州行政权力之上，能够跟政府部门交涉，尽可能多地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保护成员利益。此外，美国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稳定还在于美国政府用高补贴的方式增加农场经营收入，从而在农产品价格降低的情况下，能稳定农场主家庭收入。
（三）荷兰家庭农场模式的“精”
荷兰家庭农场模式的“精”表现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荷兰人口稠密，人均占有农业用地极少，必须精耕细作，提高耕地的单位产出效益。这种集约化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民、高收益的特色农业项目以及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首先，荷兰的农民大多数英语交流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营销能力，农民思维开阔，紧跟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国际开拓创新眼光。这些特点使得荷兰农民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荷兰竭力推广特色农业项目，如花卉蔬菜园艺业，故被称为“欧洲花园”，成为最大的花卉出口国。特色农业在市场竞争力以及提高收益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最后，高程度的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农业集约化程度。荷兰蔬菜花卉种植以及牧场养殖均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集约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三、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模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农业政策与制度支持体系，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
发挥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通常表现为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信贷支持政策的实施。农业补贴一般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农业综合补贴。如英国1947年实施的价格保证制度，对农产品施行价格支持，当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保证价格时，两者之间的差价则由政府补贴给农户；又如农场建设补贴，提出政府承担1／3的农场修建房屋、道路或供电网络等费用。以2008年为例，英国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总量高达37．19亿英镑（1英镑约合10．19元人民币，2014）。中国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也逐年增加，但是鉴于财政压力，目前应该还是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渐建立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补贴支持力度。就农业信贷支持政策而言，美国构建了一整套的信贷系统，各级信贷银行面对特定的对象，分工明确，包括为农场主提供购买土地、农机设备等需要货款的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不直接面向农场主，通过信贷协会向农场主提供贷款；合作社银行面向的主要是由农场主组成的合作社，而非个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农业信贷支持力度较弱，水平较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调整信贷结构，增强信贷服务功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稳定农业收益，促进农业发展。
（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合作社是一种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的生产组织形式，英国、美国、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各具特色。英国合作社的特色在于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以某一种农产品为主，如小麦合作社，朝专业化方向发展，注重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竞争力强；美国合作社的特色则在于覆盖面广，实现了区际合作，采取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荷兰合作社的特色则是它的非营利性，一般扣除30％的收益作为组织运行和风险资金，其他均由成员分享，合作社负责成员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一切事务，沟通农户和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发达国家合作社模式，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还要顾及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合作社经营要充分兼顾专业化和综合性，控制合作社适度规模经营。具体实施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内合作，如东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可以借鉴英国专业型的合作社模式；而中西部农业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合作社模式应倾向于非营利性。第二步，在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的前提下，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跨区域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进而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三）推进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化，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较为完备，从预备农业教育到中等农业教育，再到高等农业教育，种类很多，课程级别层次分明，荷兰多数农民至少接受过中等农业学校的专业教育，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农民还要不定期地接受多种形式的培训；其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重视农业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如1963年英国设立农业经营管理部负责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题以及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美国则在长期的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形成了以联邦一级的农业部、州一级的农学院，以及县一级的农业推广站相结合的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技术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产业化体系。2012年中国十报告中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目标，新型农业人才除了具有专业技能，还要懂得农产品营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有知识、懂技能的新型农民，另一方面还要将农学专业毕业生吸引到农业生产中来。在对这些人才的培养上，农业生产技能和农产品营销手段要并重，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长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如建立农业专业人才储备制度、完善农业专业人才激励机制等，农业人才的培养能够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推广。
（四）建立健全多主体、专业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随之出现。目前美国和荷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规模都比较大，但各具特色。美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在农业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都有专业的服务机构参与，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使得农业收益具有稳定性；荷兰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则围绕花卉等主导产业形成，花卉的保鲜则依赖发达的物流技术和网络，尤其是航空运输方式，从而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各地的市场需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建立健全多主体、专业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对于资金投入需求较大、收益回报较慢的服务，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及枝术推广等，由政府负责；农户联合形成的合作社则负责为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环节服务，如供给肥料、种子等；私人服务机构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灵活地参与更多的回报率较高的服务项目。多主体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更高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与之相适应。
四、结语
第2篇
1.1联合协作经营型
联合协作经营型是现代型农业经营模式由初级形态向中级形态的过渡形态，其协作方式主要有“公司加农户”和“中介组织加农户”2种类型。协作双方以契约、合约为合作纽带，如公司向农户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技术，或中介组织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销售网络等等，农户则直接作用于土地。该种经营模式以优势互补为前提，分工明确，各自获得相应的比较收益。
1.2股份合作经营
股份合作经营型是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中级形态，被广泛的运用于农村的农业经营中。其采用投资者（农户）以入股的方式共同生产经营，除资金以外，土地、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可以入股。该种经营模式真正地实现了农民当家作主，不仅能够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够广泛地吸收外来技术和资本，提高生产效率。
1.3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是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高级形态，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的典型特征，如企业法人化、独立经纪人地位等等。该种经营模式更注重科学、高效的农业发展方式，以调整农业结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培育新品种等手段来提高利润。
1.4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
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中的超高级形态，以产权和合约为纽带，实现“农、科、工、贸”一体化，避免衔接环节过多而产生的效率低下的情况，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其通常是由涉农的“农、科、工、贸”集团联合经营，以“强强联手”的形式垄断市场。
2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创新
自土地承包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随着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近年来政府工作的重心。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经营是深化我国当今农业经营模式的主要目标。
2.1加快农地流转，积极发展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服务社会化
引导农民自发联合，将分散的土地集聚起来，由农业专业大户带领农户经营，通过统一布局、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形式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1+1>2”的效果，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鼓励农民开展生产联合，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合作生产中来，如向合作社提供一定的生产技术、有效的市场信息等，通过分红利的方式分发农民的既得利益。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不仅能够增强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还能够形成优势产业，带动整个乡镇的发展。在确保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农业企业化，充分地挖掘其经济效益。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标，建立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传递机制，从而拓宽农产信息渠道，实现农业向高度商品化转变。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进而打破了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经营模式，不仅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益，还可以有效地强化农民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科技意识。
2.2强化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
引进现代管理科学和农业科学技术手段，适当借鉴国外的耕作制度和经营理念，以寻求最有效的生产经营方式，如澳大利亚的轮耕套作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的肥力；美国高度发达的机械化农业等等。以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点，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市场化。国家要注重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下农村。要在农村积极开展农民培训活动，提升农民的生产水平和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结束语
第3篇
一、国民经济中的农业特性
在农村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存在片面发展工业的倾向。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认为，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农业发展上，而应该放在发展工业上。这种认识看到了工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思想根源。其问题在于忽视了农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在农业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工业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其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农业的现实状况，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高度一致：在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下，传统农业所能提供给农民的收入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土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能靠土地过上好日子。
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可以实现对农业的完全替代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要削弱农业吗?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农业的现实状态是产生轻视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实践根源，但绝不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表现，这一现实状态不是我们舍弃农业的理由，而是应该对农业更加关注的信号。
笔者认为，在思想认识上纠正这一偏差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具有的特性。
从相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小农业”，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规律已经被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这里的“小”是指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从绝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大农业”，农业所提供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的产业组织规模通过国家在基础层面的投入增加、专业化协作体系、农业生产新的组织形式、城乡之间联系的拓展等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里的“大”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外部表征。
从质上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强农业”，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支撑现代农业的高度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里的“强”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小、大、强”模式，以此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特性。“小”可以指引我们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大”可以提醒我们处理好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可以引导我们依据农业的产业特质，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为新农村建设继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产业要素的配置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因素组成：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经营主体（农户）数量、人均耕地、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
在农业产业要素配置结构中，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带有不确定性；农户数量大约为2.4亿户，人均耕地为1.3亩，农户数量和人均耕地表现为一种硬约束；采取分散的经营方式，这表现为一种制度选择；劳动工具在关键环节主要采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在现实的经营制度中，劳动工具同样在进步，如农作物成熟后雇用收割机收获，使用自有的三轮车运送肥料等。但是，这些进步出现在产前和产后环节，而未出现在产中环节，不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状态的形成同农业的发展水平相关，也同农业的经营制度相关。现代农业的建立一定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可以判断，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产业特质是不匹配的。
二、产业体系中的工业和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机制可以促使农业的持续发展进而使之趋向于现代农业。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割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联系，按照强烈的产业偏好，集中资源发展单一产业的战略选择难以实现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统一。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把握产业关联的能力，在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1.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贯穿整个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和工业产业关联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使农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基于这一理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持肯定态度，地方政府也将组织了多少农民外出打工当作政绩。农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这些应该给以充分肯定。但是，现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却产生了对农业产业的实质性损害，虽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将这一持续性的经济现象放在产业体系中去观察和体味，在总量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结构效能判断，在区域和产业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社会效能判断。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和逻辑思维可以证实：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区域性转移在效能上存在差异，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多是就地转移，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则主要是异地转移，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效能差异；农业劳动力中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在效能上是不同的，高素质劳动力的过多转移可能掩盖着对农业持续发展的威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去向以及具体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在效能上也是不同的，从事和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工作可以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效应。
在众多经济现象中，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我们仅仅从总体上观察劳动力转移问题时，看到的往往都是正效应，而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因此，对劳动力转移盲目肯定的倾向应予纠正。我们认为，较好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应该是：就地转移的比重逐渐提高；一定数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而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领域和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依据我们的思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特别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拐点：由异地转移为主转向就地转移为主，由较多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单向转出到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甚至是出现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内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与农业较少产业关联的领域转向与农业具有更加密切产业关联的领域。当然，这几个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必然由“实现较高要素价值”的取向所决定。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流向及其结构作为检验现代农业建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信号。
2.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资本转移问题
农业生产力的现实状态是现实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这一进程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有的制度集合已经难以为农业生产力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点应该集中到如何在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我们认为，建立现代农业就是要将现代生产方式嫁接到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领域，而承担这一使命的载体是资本。因此，资本进入农业是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成长的必然选择。
资本进入农业，是工农业之间要素流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现实的经济格局下，诱发农业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资本要素不可能以农业内部的资本形成为主，农业中资本要素的形成来源在一定时期内将以工业资本的转移为主，而引发资本投向结构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则是农业具有比工业资本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当然，这一规定不具有整体意义，只要处在较低收益率的工业投资低于任一农业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这一资本转移就可能发生。这一现象既可能由于工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而发生，也可能由于农业投资收益率的上升而发生，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而发生。市场机制的产业均衡效能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使工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转移具有现实可能性。
资本进入农业，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新的突破。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由此构成资本进入农业的一个巨大障碍。如果依靠农村生产力自然成长形成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最近几年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方面的投入还会继续增加。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利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形成农村基础设施的立体投入系统，提高各类投入的效能，以尽快形成资本的进入环境。我们往往将基础设施仅仅理解为硬件，从实践层面来看，还应该包括资本文化的建构。硬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进入门槛，软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留住资本。
资本进入农业，还要变革现有的土地经营制度。因为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阻断了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一提起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人们可能马上想到废除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将土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一些人也以此为依据论证不能改变现有的经营制度。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现有经营制度基础上产生新的经营方式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农民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化进程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益机会－务工收入稳定地高于农业收入－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在支撑农民生活提高方面的作用下降－农民产生放弃耕种土地的意愿－在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自愿出让土地经营权－新的农业经营制度产生。值得强调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农民（原有农民和新进入的农业经营者）以新的经营方式从事农业。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创新所提供的利益空间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原有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
3.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工业发展问题
正像片面工业化倾向不能最终完全替代农业一样，建设现代农业也不能将工业彻底排除在农村之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工业重要性认知产生的原因。而在现阶段，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招商引资，徐州市就有一个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市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千条路，万条路，招商引资是出路。应该看到招商引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重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1）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指标，将指标分解到所辖的机关事业单位，并制定具有刚性的考核办法。这一做法使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2）人们在重视招商引资发展效能的同时，忽视了对招商引资成本的计量。招商引资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效能的取得是以一定的成本付出为前提的，这些成本应该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基础条件成本、行政资源成本，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应的社会成本，如项目产生的环境污染与职业损害、过分强调招商引资对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产生的不良影响等等。经济活动的意义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相对关系中才会存在。如果按照这一理念去观察现实中的招商引资，一部分招商引资活动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3）强烈而普遍的招商引资需求最终会将需求方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招商引资在一定阶段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手段，但不是唯一的发展手段。现实中存在的片面招商引资倾向使招商引资需求急剧膨胀，由此形成需求方之间激烈的“买方竞争”，而这种格局最终迫使需求方作出利益让步，使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而同时供给方则待价而沽，坐收渔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于资本规模的形成、资本投资方向在产业和区域方面具有的相对优势、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意愿、资本投入过程和运作过程是否具有基本满意的效率等等。
笔者认为，应该提倡理性招商引资，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要思考如何在引进外来资本的同时发挥当地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趋利性决定资本的流动性，引进资本之后应该将重点转向稳定资本，使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要关注引进资本的产业关联，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避免因招商引资出现新一轮产业趋同；要关注引进资本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在片面工业化理念中，如果还存在关联理念的话，这种关联也仅仅体现在工业内部的关联之上；各个招商引资项目都会面临产品乃至产业寿命问题，由此决定了还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衔接问题，在发挥招商引资项目现有功能的同时，为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使资本在现有空间中完成产业蜕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潜能。
在产业体系的框架之内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可以实现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统一，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支持。
三、农村生产力成长中的“产业－空间”结构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然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存在共生性，就必然存在农业和工业的现实结构，这种结构首先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其次表现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再次还表现为一种“产业一空间”结构。以上三种表现形式的集合构成农村生产力的成长状态。因此，农村生产力的成长是一个产业概念，既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内涵的提升，也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城市化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这一空间概念的表现形式。这样，农村生产力的成长就是一个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据此，我们将产业视角和空间视角融为一体，就得到了表示农村生产力成长状态的“产业一空间”布局。这一布局的要点可以表述如下：
1.在空间层面上，分为村镇、中心镇、县及县级市、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与此空间层面相对应的产业分别是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中心、服务业中心、金融中心等。
各空间层次和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全面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问题的本质：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形成既有相对分工，又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功能体系。
2.县及县级市将逐渐成为工业中心。
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工业化进程的现实思考，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工业项目遍地开花，村村办工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地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损毁了农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工业中心的形成来自于上聚和下移两种形式，工业本身所拥有的集聚效应必然诱导分布在县级以下的现存工业向上聚集。与此同时，则是分布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工业向下转移至县及县级市。与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同时发生的是其逐渐承担起与其产业定位相适应的产业使命。
3.在城乡一体化的制度结构中，产业分工是做强产业的基础，而产业协同则维系分工的存在并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激励。
因此，在这一布局结构中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内生于结构本身。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功能定位、具有内在关联、相互支持的产业体系，并且在空间上通过专业化协作连为一体。现代农业的依存环境可以说明这一特性。
4.这一结构不是一种现实描述，而是一种趋势描述。前文所述的村村办工业、一些镇不加选择地引进各类工业项目、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等现象都和这一结构相距甚远。但是，趋势背后的内在规定性最终会引导经济活动实现这一趋势。揭示这一趋势意在尽可能地实现理性发展，以降低发展的成本，扩大发展的效能。
5.农村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是村、镇，农村生产力的产业载体主要是现代农业，少数中心镇仅仅承担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使命。
面对农业十分弱小的现实，这一匹配预见可能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将出现“基础空心”。但是，在农业产业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农业中，在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下，在产业支持机制和互动机制建立起来的条件下，我们就能理解这一匹配构想。
第4篇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农业经营形式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一）都市农业主要经营形式
（1）郊外生态防护林业。这是人类为了调节城市气温、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洪涝灾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城郊地区开发的一种都市农业。这类经营领域在食物短缺的时空环境里不受重视。在过去，许多城市郊区本应成为生态防护地带，但被一座座工厂、养殖场和一块块蔬菜基地所占领。结果造成城市周边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和地下水枯竭、空气质量下降。有了这些教训以后，人类才重视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如近年，法国用财政在一些城郊山区和岛屿建立了7个无住户的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9]。近些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也开始重视这种都市农业。如北京，在2005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将重点支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建立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营造水源保护林；又如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把上海城郊结合部建设成为城市的绿色屏障、安全空间、城市生态补充基地。
（2）郊外食物农业。这是建在生态防护林业带和城市之间的，给市民提供安全粮食、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奶制品等食物的一种都市农业。其经营领域包括蔬菜种植、粮食生产、家禽家畜养殖、水果种植、食品加工等。由于市民需要足量的、安全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而郊外食物农业将向生态化、优质化、集约化、工厂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外，发展郊外食物农业，要以都市市场为轴心、要注重资金、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要注意引进工业生产管理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尤其要以生产优质安全的高档农产品为经营目标。只有这样郊外食物农业才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3）城市园林园艺农业。这是都市农业服务城市的主要表现，也是人类通过农业手段为城市提供绿色空间、园林景观、绿色公共活动场所、优质空气的重要领域。这种农业活动有悠久历史，自古以来，人类就重视城市园林园艺建设。现代市民把城市园林园艺美化视为都市农业的重要领域，并利用园林园艺工程美化城市空间。如法国，用绿篱带将住区与工厂、高速公路及污染区隔开，以营造宁静、清洁的人居环境；一些新城刻意保留部分农业用地，在城内种植蔬菜和花卉，制造农业景观。巴黎大区在城市规划中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和农业保护区，提出要将农田、河谷、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联结起来，形成贯穿整个大区的绿色脉络[10]。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包括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和市内绿化、美化工程两大领域。前者是城市园林园艺农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过程或原材料供应过程，生产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农村。后者是城市园林单位或郊区园林园艺公司将郊区的林木、草皮等其他植被移栽到城市住宅区、街道和道路两旁、街心花园、市内公园以及其他绿化地带的过程。两者是园林园艺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是市内绿化美化工程的基础，为城市绿化和美化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市内绿化美化工程是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的价值体现，为郊区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提供了强大需求。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发展过程就是这两种生产的协同过程。
（4）城郊旅游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属旅游农业，源于西方市民乡村旅游，在国外有70多年历史、在中国有30年历史。但世界各国对其称呼不同，德国叫“度假农庄”；日本叫“度假农业园”；澳大利亚叫“休闲牧场”；奥地利叫“农家旅游”；韩国叫“观光休闲农园”。它有农业公园、观光农园、体验农园、教育农业等四种经营形式。农业公园就是经营者在农业生产中融入城市公园经营元素，将农业生产场所转变为城乡居民观赏、游览的城郊公园；观光农园就是城郊农户将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生长以及农产品观赏或采摘活动成片开发为供市民旅游的场所；体验农园就是城郊农户用租种方式将耕地转化为供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劳动乐趣的场所；教育农业是郊区农业经营者或市政府为了给城市孩子提供一个了解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过程的机会而开发出来的都市农业经营模式。城郊教育农业是在城市传播农业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经营方法各不相同。如日本是把城市子女送到郊区农户家寄宿并参加农业劳动；法国将其作为农业职业培训方式。法国政府规定凡从事农业者都要在教育农场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为此建有1000多家教育农场，并受制国家农业部门职业培训中心。法国的城郊教育农业效果比较好。
（5）市内楼宇农业。这是城市内的居民在城市楼宇间可用空间里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多功能农业经营方式。楼宇农业的产生源自市民对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住区生态环境的高要求。世界上解决了食物保障问题的市民一般把从事楼宇农业作为调节和美化生活的手段，而处于食物供应短缺状态的市民一般把发展楼宇农业作为家庭食物供给的一条途径。但是在农业生产受到工业化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市民也重视楼宇农业生产，将它作为解决食物安全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市内的楼宇农业成为城市食物农业的一部分。市内楼宇农业根据生产地点不同，有多种经营方式：第一，自家庭院、阳台、楼顶甚至外墙等狭小空间的绿化与美化种植，包括室内、阳台、庭院种植观赏性植物和水果植物、盘载蔬菜、小动物饲养，室外墙壁植草和藤蔓植物种植；第二，楼盘间空的绿化和美化种植，包括种草、植树；第三，旅馆饭店接待大厅的美化种植，包括移动的盆载植物和固定的植物装饰；第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绿色种植，包括街道绿化美化种植和钢架吊盆蔬菜种植。
（6）都市文化农业。这是农业经管者借用文化产业经营技术，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给市民提供优质农产品、文化旅游服务、农业手工艺品、农村文化产品，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农业经营形式。主要有四种经营方式：第一，民俗旅游。这是经营者以民俗事象为经营内容、以文化旅游社区为经营空间，为市民提供旅游服务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都市发展民俗旅游具有优势，因为都市人多，旅游服务需求量大，而且交通区位好，所以都市民俗旅游发展比较快。第二，农耕文化展览。这是经管者按照农业发展历史线索通过实物和文字资料将农业文化在展览馆展示出来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项目具有较强的农耕文化传承价值，我国已出现这种都市农业经营方式。第三，农产品展览。这是经管者借助会展文化，在城市空间和特定时段，举行的农产品交易活动。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年年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第四，节庆农业。这是经营者利用节庆活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发展农业经济的经营形式。举办农产品文化节的目的不在于做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而在于将一种有别于乡村的、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与情境氛围分享给市民和外地来客。
（二）都市农业经营现状
国外比较重视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快，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出特殊功效。有专家估计，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口从事都市农业经营，其中的2亿人口从事销售，他们中有1.5亿人是全职的（Smitetal,1998）[11]。由于世界各国的食物供应水平不一样，各国经营都市农业的重点领域不同。
在农业欠发达国家，不仅从事都市农业的家庭很多，而且主要从事食物生产。如生活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城市中的6.5亿市民中，就有2.5亿人通过都市农业获得部分食物。都市农业不仅是粮食短缺国家的市民解决食物自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他们提高农业食物品质的办法。如有专家称，在哈瓦那，城市菜园明显提高了农户家庭及其所在社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尼科·巴克,2005)；在低收入家庭消费的食品中，城市家庭食物自产比例不断提高。有专家统计，在东雅加达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18%；在坎帕拉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60%；在内罗毕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已达到50%（Mougeot,1994）[11]。
在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重点是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如英国想通过发展都市生态防护和园林园艺农业措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目前英国在20多个城市的原用于工业生产的土地上实施所谓的“城市农庄计划”。如德国采用生态保护农业措施恢复城郊矿山废地生态，如埃森市将城市内原来用于煤矿开采的土地转变成为都市农业规划用地，在废地上发展都市农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就是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不仅改善了国家生态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花园国家，而且已经改变了国家农业食物生产短缺的现象，实现了肉类供应完全自给和25%的蔬菜的自给（Smitetal,1995）[12]。
在我国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全面。郊外生态防护林业、郊外食物农业、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市内楼宇农业、都市文化农业等具体经营领域，在我国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发展。我国的省会城市都建有郊外蔬菜生产基地，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新鲜蔬菜，甚至为城市超市提供一定数量的有机农产食品。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还建设了郊外生态防护林体系。基本上所有大城市都兴办了旅游农业，尤其是农家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些特大城市还发展了文化农业，如北京有316个郊区行政村开展了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户达13819户。北京房山区的韩村河村于2003年就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大兴区的庞各庄镇于2004年建起了占地面积2.3万余平方米的国内首家西瓜博物馆。大兴区于1988年首创性举办了西瓜节，到此已举办18届；大孙各庄镇举办葡萄采摘节；北务镇举办蔬菜采摘节；李桥镇举办西甜瓜采摘节；北石槽镇举办鲜杏采摘节；龙湾屯镇举办果品采摘节，他们以节庆方式招揽人气，以城区市民的广泛参来实现农产品的促销。现在北京农产品文化节已成为全国各市仿效的范式。
三、都市农业的多效能特征
都市农业是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一种，能产生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效益，能发挥经济、人文、生态、社会功能，具有多效能特征。
（一）都市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生态功能
都市农业的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园林园艺业、农作物种植，向城市提供绿色生态环境、绿色的生态屏障、绿化隔离带，营造绿色景观，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都市农业还可以防止和减轻都市外来不利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危害。都市农业与市内园林绿化美化农业一起还扮演着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不仅大量地、持续地接受、储存、消纳、降解、净化都市排出的气、水、固体废气物，而且将城市中大量排出的食物残渣及其他生活垃圾通过农业的有效利用变为资源，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同时都市农业减弱了城市的热岛效应，防止市区无限制地扩张，维护了农村地面自然景观。市内楼宇农业还扩大了城市种植空间，促使室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得到平衡、能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室内温度、吸收空气中被污染的灰尘和废气，帮助市民建立了一个宜居的小气候。就北京城郊食物农业产生的生态效能来说，2002年仅京郊农田生态系统在调节大气成分方面就产生了49.3亿元生态价值；在净化环境方面产生了109.63亿元生态价值；在蓄水方面产生了6.03亿元生态价值；在生态服务方面产生了293.4亿元生态价值[13]。
（二）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功能
由于都市农业具有经济上的区位优势、接近城市市场、拥有庞大的购买力旺盛的消费群体、具备走集约经营和发展设施农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而且产业分工比较发达，所以，都市农业的经济效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增收能力。根据文化等人的研究，北京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5880.1元，2003年为6496.3元，其增幅为约91%。这种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根据近些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统计，我国农民的年均人平纯收入不过3000元，只有北京郊区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的50%；全国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增幅约为20%，其增幅能力不到北京郊区农民的一半[14]。（2）促进了城郊第三产业发展。都市农业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旅游业、物流业、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郊区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对周遍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更主要的是都市农业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农业走上设施化生产、精确化生产、优质化生产轨道方面起了促进作用，改变了农业经营落后面貌。以北京都市农业为例，到2003年为止，农机化程度达到70.4%；设施农业面积达到9.06%；节水设施控制面积达到81.2%；农户计算机拥有率达到16%。这是乡村农业无法达到的[15]。
（三）都市农业的人文效益与人文功能
都市农业的环保生产相对常规农业的化学化生产，使农业具有了人文关怀特点和人文效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了享受田园生活和从事养生劳动的机会，丰富了市民精神生活、锻炼了市民身体，加强了市民生活保健，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数。（2）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都市农业通过农业生产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城市污染，促进了室内外的碳氧平衡，为市民创造了宜居环境。（3）满足了市民的食物安全需求。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蔬菜、粮食、肉奶、水果等食物，丰富了城市食物供应。同时通过生产无公害的、绿色的甚至有机产品，为市民提供了安全的、优质的、有营养的农业食物，减少了“病从口入”的概率，为市民身体健康建立起了食物保护屏障，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4）传播了农耕文化、改变了市民文化结构。都市农业通过发展会展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较好地向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传输了农业知识、农艺、农耕精神，直接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提高市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另外都市农业通过发展楼宇农业、乡村旅游、休闲观光、采摘活动，使市民的审美文化和认知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
（四）都市农业的社会效益与社会功能
都市农业是沟通城乡的产业形式，具有较强的社会效能：（1）都市农业利用工业社会提供的物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在工厂内从事园林园艺生产，使得社会的第一、第二产业得到有机结合。（2）都市农业使农民进城，在城市内部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为市民下乡旅游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为市民体验农业提供耕地，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直接互动，有利于市民与农民的结合。（3）都市农业加速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流，这有利于消除城乡居民的文化隔阂，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文化基础。（4）都市农业为城市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使她们通过都市农业更好地控制家庭资源，提高了低收入城市家庭妇女的地位。（5）都市的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吸收了城市剩余劳力，如达累斯萨拉姆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35000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内罗毕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15万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哈瓦拉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居民提供了3万个带薪工作机会，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16]。（6）都市农业加速了逆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把自己的居住地向城市郊区转移的现象，这有利于对缓解城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问题。都市农业为市郊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市郊交通、教育、供排水系统、电力、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速度，有利地吸引着市民向郊区转移。所以，都市农业是我们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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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一）日本采用相互式农业保险
日本农业保险主要以政府扶持、补贴，由非盈利团体进行经营模式。养殖业和种植业能够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并对农民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决定性作用，国家会以法律政策的形式强制性保险，而对其他险种则以农民自愿为准。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是非盈利的民间保险互助社，他们是由村、镇、市各级农业共治组以及府县、道、都各级农业共济组合联合组成。政府指导和监督农业保险行为，并提供管理费补贴、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风措施对农业保险进行扶持。
（二）公助民办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西欧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采用公助民办的农业保险构建形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不参与或者经营农业保险，全国没有农业保险统一的体系和制度。所谓公助就是政府和国家在保费和税收等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补助和扶持。而民办就是由保险互助会、合作社或者各大私营公司进行联合经营。
（三）以政府主导的美国、加拿大的模式
加拿大、美国、智利、瑞典等国家采用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模式，这是一种以国家专门机构经营和主导关于农业类的保险，经营过程中实行私营和政府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农险双轨制模式，以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模式，并构建完善的法律作保障体系。政府支持、鼓励保险互助会、股份联合保险公司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加入农业保险，并对农作物承保的各种险种提供税收优惠、费用补贴以及保费补贴等优惠政策。
（四）重点扶持是亚洲国家农业保险普遍选择的方式
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国家农业保险都选择国家重点扶持的模式。这种险种少，承保范围小，利用政府与联合共保的方法模式，主要的承保的对象主要为粮食作物，对畜禽养殖类鲜有涉及。在农业保险的经营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负责贷款、业务补贴、保费补贴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世界各国经营的农业保险进行分析，虽然模式不尽相同，但是政府的扶持方式基本相同，大多采用行政指导、法律保护、减免税收、财政支持、以及农业信贷和业务发展的衔接等方式，这对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启发性作用。
二、我国选择农业保险模式受国外先进经验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些自然灾害，会给农业的生产带来影响，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新一轮试点。发展推广农业保险经验欠缺，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一）农业保险需要法律作为基础
我国农业保险若要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就要依赖于严格完善的法律。我国《农业保险条例》虽已颁布实施，但有关实施细则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国家要加速立法的进程，以法律为基础为保险发展保驾护航，能够切实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用法律形式将政府在实施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担负的责任进行明确，这样能够避免实施农业保险过程中政府的随意性，并以法律为契机将农民的保险意识进一步提高。
（二）科学、正确的对农业保险进行定位
对我国农民进行分类和定位是设计和开发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对农民进行正确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国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其目标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发展农业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其二是稳定农业发展。对于我国来讲，就是要运用农业保险，让农业在经受灾害后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为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了农民在受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水平，政府会在提供保险的基础上提供物质保障。
（三）顺利开展农业保险需要财政以及正常的大力扶持
农业保险要顺利开展并蓬勃发展下去，就需要政府的扶持，首先国家要在推行农业保险过程中带有一定强制性，以便树立起政府推进保险的信心以及重要地位。其次，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保险拨发专项资金，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资金应用在农业保险上。2007年财政拨发22.5亿元支持农业保险，2008年财政拿出60.5亿元对保险品种和范围进行扩大，由此可见，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扩大中。
（四）科学经营模式是基础
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主导进行混合经营，以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保险机构和组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带有较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允许外资参与农业保险，在运行方式上学习证券公司的运作模式，将金融业和保险业融合与借鉴，建立具有政策性、商业性体系完善的农业保险模式。
（五）培养人才，引进和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任何领域都需要人才，而农业保险的人才缺口特别大，所以要加强人才培养，可以在高校增设农业保险专业或者课程，为推广农业保险提供人才储备。农业保险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和管理，那么开展业务经营将举步维艰，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先进的通讯技术和气象技术为发展农业保险技术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农业保险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创新和发展出一条具有特点的农业保险体系。
（六）农业保险需要再保险机制
分担风险是农业保险的责任和主要功能。管理农业保险的相关部门调动国内和国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对再保险业务进行跟进了解，分散经营风险，确立再保险方案，促进农业保险能够安全、稳定、科学发展。
（七）农业保险要先进行试点研究，再向全国推广
纵观国外农业保险成长和提高的过程发现，国外保险一般都经历了先试点后推广和普及；先以法律确立后进行试验；先平稳起步后逐步完善的模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开展农业保险的历程，这个过程是长时间的，需要通过试点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我国推广农业保险以国外先进经验为基础，遵守先试点后推广的基本原则，确保农业保险能够顺利、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第6篇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为有效解决农民由于农业保险保费过高保不起；保险公司经营农险效益差，赔不起；国家为扶持农业保险发展而补贴过多，补不起的矛盾，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在产品的设计上，可选择几种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风险责任，保险金额和费率不宜过高，以减轻农民缴费负担，实行基本保障的原则。二是适当推行强制保险，在足够大的领域内分摊风险，避免逆选择，减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性支出。三是为解决好国家补不起的问题，农业保险的保费筹集应坚持多渠道、广筹集、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家可从财政预算或支农资金、救济资金中划转一部分，国家补一点、地方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交一点，共同筹集，以减轻完全由国家补贴或个人交纳保险费的负担。
2.建立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统一由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运作，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保险分设经营，建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农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经营，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为农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把农险公司做大做强，农险公司应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积极开拓县域保险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险服务。国家对农险公司经营的所有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但现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的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因此应允许农险公司经营种植、养殖保险以外其它财产保险业务，推动县域保险的全面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在财政补贴下市场化经营农险的模式。在实施步骤上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模式，以减少开办初期的资金投入，节约成本。待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积累一定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验和专项保险基金以后，再予考虑第二种模式，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运转有序，不断发展壮大。
三、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保障农险业务健康发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实践证明，政府、法律法规和再保险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各种新模式运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许多国家都对农业保险实行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实行减免税收；对保费、管理费等给予财政补贴的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的附件2《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的第7条和第8条，就明确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具体规定。按照WFO规则，各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晶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灾害保险作为“绿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许多WTO成员国都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方式，转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2004年我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为36％。如果能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为对农业保险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则我国农业保险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第7篇
摘要：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税收、法律等方面的扶持。但如何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实课题。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第8篇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出现较多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问题如若不引起注意，则将会在发展之中进一步的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达到合理化，有其在整体布局上，致使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难以与当地实际发展性相符合。例如河南省栾川县的“面子工程”，从此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尚未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铺浪费，花费了众多建设资金，这种资金的浪费，将会影响其他建设的发展，进而对农业经济起着制约作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进程中，出现众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的问题，就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而言，其建设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尤其体现在贫困地区，受到建设规划，以及农村当地发展的制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做好先进科技与技术的引用，另外一方面还要做好相关的监督工作。在国家投资建设中，出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农业招商引资的困难，使得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不顺，影响农业发展整体形象，既浪费了国家经济资源，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有效增长。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阻碍着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脱离政府扶持而独立进行，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分地区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导致农村建设无法进行拓展，管理方法不到位，致使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从而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造成农村基础建设无法发挥其原本功能，并桎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四)机械化难以普及，基础设施建设破坏耕地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各地区农村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其规划也存在较大的区别，在整体计划之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发展机械化，以其为减轻农民负担，造福农民，但这种计划并没有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开展。有些山区地区农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机械化建设，当地政府投入众多，但这些机械化建设，在实际难以运行，至此造成经济运行缺失，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大力开垦农地，致使周边地区耕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村耕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农业收入，因此这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不足体现，制约的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增长。
二、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一)加强技术引导，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将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需统筹全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加强技术引导，大力扶持新型科技，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技术革新创作更多的沟通机遇与条件，不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二)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各地区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区积极开展建设中，既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还要做好其后期的管理工作，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本文认为，首先要保障按照指导原则规范管理工作，因地制宜的采取管理工作。其次，在管理中，可以按照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式合理规划，合理安排建设人员数量，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到每个政府人员身上，明确规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并按照责任制度进行管理，一旦存在某一环节管理缺陷，可对管理人员进行查找，对管理人员作出处罚或严惩。最后坚持政府的引导，坚持保护农村环境原则，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防止对耕地以及当地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汇集多方位建设力量，共同保障农村建设的有效性。
(三)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足，应切实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其可以推动我国农村建设的经济结构整体转型，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此外应重视非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并根据当地发展状况着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方向，如道贫困地区的路建设工程，饮水工程等，着重把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最终达到其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共同促进的作用，保证当地农业各项活动稳定开展，从而调整其农业经济结构，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进一步增加农业经济发展。
(四)加强质量监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质量监管工作至关重要，其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的掌控，可利用电子计算机，定时进行监控与管理。此外这种质量监督不仅仅来自于建设工程的相关管理人员，也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广大人民群众最具发表权益。因此，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动工、建设等各项目，要集合广大农村群众的力量，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在政府干预下，大力扶助农村建设，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打破传统农村发展局限性，以其不断的提升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三、结论
第9篇
1.1管理层认识不足
在农村的管理层中，很多人认为对于农村实行经营管理是没有必要的，认为农村的发展只要依照现有发展套路进行即可，并没有将农业的发展放到一个变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也缺乏对于农业突破发展线路的相关探索，且认为有关财务透明体制、减少农民生活负担等措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导致了管理层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行散漫，被动性强，也阻碍了农业的创新发展。
1.2相关体制不健全
农村经营管理模式涵盖的工作范围主要为农村财务审核、农民负担监督、农村土地承办等，工作议程设置十分复杂。虽然如此，我国当前有关农村经营管理的管理法规和相关体制却处于严重不健全状态，不能实现对于农村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督，也没有适当的惩罚措施对不合理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相应处置。奖罚体制的缺失造成了经营管理的主动性较弱，也就很难使农业实现突破性发展。
1.3土地经营规模不大
农民收益增长慢目前，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经营管理，也就不容易实现对于农业项目的创新实践，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在小规模的土地上进行作业，由此导致了农民的土地经营积极性较弱，农民收益低，田间劳动量投入较大的不合理发展状况。长此以往，农业的发展便有可能在这种不良循环中走向停滞，最终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整体态势。
1.4农村劳动力科技水平比较低
当前，城市中普遍存在“民工潮”现象，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质量较低，具体体现在劳动力老龄化严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农民对于与农业相关的科技的接受能力较弱，很难实现对于机械化设施的操作，加之对一些科学的种植栽培技术的接受程度有限，导致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
2完善农村经营管理的对策
2.1加大对农民的农业知识教育
针对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要想实现农村农业的快速创新发展，首先就要对农民实现农业知识教育，使农民掌握农业的相关知识，以指导他们科学、高效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国家可以选派相关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教育，教育的方式选择应符合农民的信息接收习惯，把科技性知识转化成简单易懂的语言，以方便农民对于知识学习的有效性。在进行农业知识培训时，培训员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积极性，鼓励农民对于不懂的问题进行询问，以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动性，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创新性发展。
2.2注重信息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营管理信息化发展较缓慢，这也就阻碍了信息的透明度以及管理层与农民的有效沟通，长期如此，则易引起积攒管理层与农民间的矛盾，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农村的经营管理要尤其注意信息化的发展。一是要做好整体的规划，基于本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的合理要求制定相关条例，并及时将决策信息告知农民，实现信息的透明化；二是农村管理层应加快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网络的畅通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传达度的问题，因此，要想实现信息化发展，就要完善不同的信息传播路径建设，使相关决策能够快速、准确传达到农民耳中，避免农民由于信息获取缺失对农业生产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三是经营管理部门应建立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能够与农民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沟通，及时知晓农民的需求，了解农民对于当前所执行的相关决策的态度，以知道决策层制定出更加符合农民需求的决策，便于对农业生产实现有效经营管理，最终整体推动我国的农业发展进程。
3结语
第10篇
关键词：家庭农场；合作社；产业化；经营模式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关键，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1-2］。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牧业生产经营体制不断创新，出现了从最初的“养殖户+经销商”到“养殖户+企业”“养殖户+合作社”等产业化经营模式，但这些经营模式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弊端。最终出现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以合作社为依托，联合农业生产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家庭农场组成利益共同体，开展农业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是现行分散家庭经营制度和传统经营模式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1“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产生的背景分析
畜牧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养殖水平低，规模小，主要采用现金采购饲养和自行销售的模式。这种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养殖模式特点是市场风险小，养殖风险小，但销售难度大，养殖水平低，养殖成本较高。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经销商，他们开拓市场，垫付资金，形成了“经销商+养殖户”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市场风险大，养殖户利润没保证，不利于养殖业发展。21世纪初，龙头企业、合作社开始出现，并且出现了“企业+养殖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公司保价回收，降低了养殖户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养殖户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维护了养殖户的部分利益，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壮大了养殖队伍。但养殖户始终处于产业化链条的“产中”位置，实力和地位无法与处于产前和产后公司相抗衡，难以形成平等的利益共同体。互助合作、改变弱势地位的内在要求驱使养殖户联合起来建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并且通过“合作社+养殖户”模式将养殖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内化为与合作社的交易，由合作社组织养殖户进行有序养殖、畜牧业投入品的购买和畜产品的加工销售，增强了养殖户的话语权，合作社成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佳载体。养殖业虽已进入稳定发展期，但仍然受到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管理经验等各个方面的制约，当遭遇价格波动和疫病流行等重大因素影响时，散养户便成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如何降低养殖风险，也就是如何提高生产力、降低养殖成本［3］，已经是摆在养殖业面前的最大困难。这就需要从改善养殖条件、提高养殖水平、提高机械化水平、改进品种、完善服务体系、增加个体养殖量等方面入手。最终导致养殖业进入变革期，产生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该经营模式中，合作社帮助一部分优秀社员进行“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信息化”一系列改造，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手段，提高农户收入，增强规避风险的能力［4］。
2“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概念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商品化程度高，更注重实现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信息化，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所建立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合作社”是一种以合作社为依托，农业生产类型相同或类似的家庭农场在自愿基础上组成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市场信息资源共享，农技农机统一安排使用，在农产品的产、加、销各个阶段为社员提供包括资金、技术、生产资料、销售渠道等社会化服务［5-6］。
3“家庭农场+合作社”的4种模式
3.1“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模式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与合作社签订契约，合作社按照契约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组织家庭农场生产。畜产品由合作社初验、收购，而后由公司进行加工和销售。家庭农场以合作社为依托，与公司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增强了家庭农场与公司的谈判地位，有效约束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畜产品的价格和销路。
3.2“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模式
合作社与超市建立供求关系，保证超市的货源供应，由合作社统一品牌和标准化生产服务，建立畜产品可追溯机制，家庭农场根据订单由合作社组织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产生的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7］。
3.3“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模式
合作社与学校、企业食堂、餐饮等企业签订供货合同，通过该方式将畜产品直接销到消费者手中，缩短了由“养殖场”到“餐桌”的距离，节约了成本。
3.4“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模式
这是4种经营模式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模式，以合作社为产业化经营的主导力量，对农业产业链各环节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合作社对社员生产的畜产品自行加工销售，组织稳定性和合作性增强，内部成员利益高度一致。
4“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机遇
“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必然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传统养殖过程发生转型升级，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养殖效率，实现社员收入倍增。一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力不可估量，它能够改造传统畜牧业，使畜牧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标准化生产，在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疫病传播的风险，提高畜产品质量。通过互联网不但可以建立养殖服务平台，为养殖户提供技术、销售等各方面的服务，还可以建立金融体系，为养殖户提供资金支持［8］。二是以现代生物科技实现农户养殖技术创新。通过开发引进新品种、加强免疫接种、完善技术服务体系、研究完善的饲料配方、研究和推广新的养殖技术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
5畜牧业“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的社会效益分析
5.1经济效益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中，家庭农场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提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实现优化组合。1个家庭农场一次性投资100万元，建设4000m2养殖场，年出栏30万羽肉鸡，年产值500万元，年利润60万元，2年就可收回投资。有利于一部分社员在当地找到投资方向，实现自我价值。5.2节约养殖资源、保障粮食安全肉鸡养殖是目前粮食转换食用蛋白比例最高的畜禽养殖品种，大力推进肉鸡养殖，是增加人均蛋白提供、节约粮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生产效率高，可以有效降低料肉比，提高粮食利用率，从而减少粮食浪费，节约资源，保障粮食安全。5.3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养殖技术水平较高，能严格执行肉鸡防疫、休药期等制度，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强，降低了肉鸡疾病发生的可能，减少了兽药的使用，降低了畜产品的兽药残留，最终保障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5.4生态效益“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对培育主导农业产业，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地区养殖业全面走向规模化、高效化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养殖业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
6展望
第11篇
关键词：沼肥；植保生态；有机肥；无机肥
一、沼肥在农业植保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农村发展沼气有利于统筹解决并协调燃料、饲料、肥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大量的作物秸秆、人畜粪便和杂草落叶等原料经过沼气发酵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它不仅能生产出廉价的沼气，发酵后的残留物还是一种无菌、无污染的有机肥料。实践证明，发展沼气既开辟了有机能源，促进了农作物生长发育和氮素的保存，又防止了环境污染及肥料的流失。反过来，沼气肥的增加又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沼气肥能为农作物提供氮、磷、钾、钙、镁、硫及微量元素，其丰富的有机质既能促进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又能起到改良土壤、提高植物保护的作用。土壤中80%~90%的氮素是以有机形态存在并保存在土壤中，土壤有机胶体与矿质胶体复合形成稳定的团粒结构，改善a土壤水肥气热状况和耕作性能，所以土壤有机质含量常作为衡量土壤肥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可见施用有机质肥料，经常补充土壤中有机质和养分的消耗，对改良土壤和提高肥力、增强植物保护、夺取丰收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3年来“生态农业”试点证明：用沼肥作基肥的地块，小麦白穗率为1.97%，减产1.3%，不用沼肥作基肥的地块，小麦白穗率为6.5%，减产5.5%。由此可知，沼肥既是优质肥料，又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还是植物的保护神。若连续使用，可使土壤疏松、结构改良、色泽加深、保水、肥力增强，提高农作物抗病害能力，可见农业要上新台阶必须注重培肥地力，发展沼气，开辟有机肥源，走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道路。
二、沼肥在培肥地力和植保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2.1供给作物有机和无机营养，增强作物抗病能力
一是给农作物提供有机营养。农作物能直接吸收利用某些有机质，如玉米可以吸收各种氨基酸、酰酸以及核糖核酸等，小麦能吸收赖氨酸及各种磷酸己糖和磷酸甘油酸。沼气肥中都含有此种养分可供给作物吸收利用。此外，施用沼肥后由于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产生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如维生素B和沼酸、叶酸以及生长素等，可促进植物根系发育、健壮、增强作物抗病能力，减轻病虫害。二是给农作物提供无机营养。沼气肥中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大量微量营养元素。沼肥中的无机养分，有的是呈游离状态可直接被农作物吸收利用，如秸秆中的钾即可被农作物直接吸收，其有效性约相当于氯化钾的85％；有的则需经过微生物分解释放出来后，才能被农作物所利用。
2.2提高土壤养分积累及供肥能力
一是沼肥养分在土壤中的积储，使土壤形成“养分库”。沼肥施入土壤后矿化速度较慢，可供当季作物利用的养分较低、残留在土壤中的养分较多，据“生态农业”试点可知，农作物的有机氮可为当季作物利用的只有30%，其中60%则残留在土壤中。二是沼肥降低化肥的损失率。施用沼肥能使化肥氮很快转成有机氮，这是因为施用沼气肥后为微生物捉供了丰富的能源，促进微生物对无机游离态氮的同化，从而减少了化肥氮的损失。在红壤田上的试验表明：化肥配合沼肥施用，虽然化肥氮的当季利用率下降，但在土壤中的残留量显著提高，化肥氮净损失率降低。三是沼肥促进土壤中生物固氮活性。施用沼肥可以促进细菌固氮活性，从而增加生物氮源。沼肥中的某些成分及降解产物也可以通过间接途径，促进蓝藻及其他光合固氮细菌的固氮活动。在试验中表明，在施用化肥的基础上施用沼气肥，一季小麦的固氮效应分别比对照增加80%和70%，土壤生物固氮能力几乎与沼气肥施用成正比。
2.3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更新土壤腐殖质组成
施用沼肥可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改善有机质组成。沼肥施入土壤后提高了真菌的活性，而真菌同化碳的能力（同化率60%～80%）显著大于细菌（同化率仅20%~40%），因而提高了有机质在土壤中的滞留量。施用沼肥还能更新土壤有机质组成，提高土壤有机质的质量。据试验，施用沼肥土壤中活性有机质提高25%，总腐殖质含量提高11.1%，有机复合度提高60.1%，病虫害减少60%以上，长期施用沼肥的红壤土，不仅有机质总量提高，其易氧化有机碳也比对照高30%~90%，而氧化稳定系数则比对照降低10%～14%，易氧化有机碳与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氧化稳定系数则与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2.4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长期施用沼肥对土壤理化性状有良好影响，如增加团聚体的稳定性。沼肥施入土壤后在腐解过程中能产生羧基一类的配位体与土壤粒状表面或氢氧聚合物表面的多价金属离子相结合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通过其表面的有机胶膜使土粒相互结合而形成团聚体，经脱水后逐渐稳定。在沼肥参与下的土粒团聚作用，可以形成疏松多孔的水稳性团聚体。用沼肥培肥红壤土，其中0.5~2.0mm的微团聚体分别比对照增加8.5%~20.5%。
2.5改良被污染土壤及植保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量
施用沼肥可增加土壤腐殖质含量，土壤中的腐殖质与金属离子可形成水溶性或水溶性的络合物及螯合物，从而控制金属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及毒害，更重要的是秸秆、家畜人粪尿经过充分的厌氧发酵后变成了无毒、无菌、无污染的优质速效肥料，适宜的pH值有效充分地抑制了各种细菌的繁殖，还直接影响和控制了农药在土壤中的持留、降解、生物有效性、流失、挥发等。因此，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填入沼气池，通过发酵产出沼气用于生活，沼气肥施入土壤增加了有机含量及各种微量元素，防止了环境污染，提高了作物产量。据生态点证明：小麦施沼肥22.5t/hm2，病虫害减少60%，小麦增产1500kg/hm2，玉米增产904.5kg/hm2。
三、沼肥发展的前景
3.1通过沼肥、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增强植保观念
沼肥虽然具有养分齐全、稳肥性好、后效长等优点，但养分浓度低、肥效慢，单独施用不能满足作物迅速生长和当季作物夺高产的需要。而化肥虽具有养分浓度高、肥效快的优点，但稳定性差，易流失，难于满足作物持续需肥的特点。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施用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在以低品位有机肥为主的地方，施用有机肥的目的应以培肥地力为主，以化肥促当季高产。应大力发展养分较高的沼气肥，使沼肥能部分代替化肥及农药施用，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农业高产稳产，优质低耗的目的。:
3.2开辟沼气肥源，培肥地力，增强植保，提高经济效益
农村种植业中生产的秸秆、绿肥等有机物质，虽然可以经堆沤处理直接还田，但效益较低、病菌严重，还浪费了大量宝贵有机肥料使环境恶化。通过沼气厌氧发酵，既解决了生活用能，又增加大量有机质肥源，施入土壤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益。
第12篇
一、成长经济、规模经济和适度规模经营
下面对成长经济与规模经济、适度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概念和含义作一说明。
（一）成长经济与规模经济
所谓“成长经济”，简单而言，可以认为是不同于“规模经济”的一种经济，即是由于其成长导致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资源更好地被利用的一种“经济性”成长理论认为，生产过程的“输入”并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产生的服务”。西方农业生产经济学从微观经济研究出发，把农业资源称作“农业生产资源”，认为一切农产品都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耦合而成的。并把资源分为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因而农业企业或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单位也不例外。
规模经济，是指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的特性，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是一种有效且均衡的经济状态。规模限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限制被假定为随着单个产品的额外数量被生产出来后。生产单个产品的成本上升，一般认为是由管理局限（规模太大导致管理成本越大）带来的；二是在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这一限制会通过收入随着更多产品的出售降低而只能得到部分实现，一般认为是由市场局限（导致销售收入降低）带来的；三是除了以上两种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前景（由于搜寻信息的成本和弥补风险的需要）给规模带来的限制。对于我国农业而言，主要是第三种情形造成的。
成长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成长经济是一种内部经济，“成长仅为在给定条件下的规模的调整规模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有‘最适宜’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成长经济的获得都是一个过程，是过程均衡；规模经济是一种状态，是结果均衡，是成长经济的副产品。这一过程使内部不断涌现出未经使用过的生产或使原有资源的生产得到充分利用。成长经济可以是规模经济，也可以不是规模经济，成长经济可以存在于任何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企业或农户中。因而存在一个悖论：成长经济与最有效地利用社会的资源是一致的。但过去成长的结果－－任何时候所达到的规模－－可能并不具有相应的优势。
（二）适度规模经营与规模经济
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中之所以要求规模经济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分工协作。当产量足够大时，人们可以采用专门化设备与工具来提高效率，可以更好地在劳动者中实行分工，从而有利于改善劳动熟练程度与积累经验。这实际上是对原有资源内部重新配置以达到对资源的生产的充分利用。二是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不可分投入。不可分的投入品有一定的最大生产能力，这是一种“最小公倍数”理论的应用，即如果充分利用不可分性的生产资源，经营单位的最低产量应是最小单位中达到最大产出的最小公倍数。在不可分投入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可能产生规模经济，以实现要素的均衡。实际上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说，最佳规模是不同的。所谓适度规模经营也不一定是规模经济，伴随适度规模经营的应该是成长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成长是一个过程，因而规模应该是“适应性”的。适度规模经营首先应该是成长经济，通过成长经济达到规模经济。
二、农业经济成长：基于资源贡献的分析
我国农业成长经济可以看成是在稳定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已有的土地规模下，由于农业投入（主要是资金和科技）的增加，使农业内部资源使用效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提高，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或农户收入增加而导致的经济性。这些“经济性”包括许多农业资源生产的“免费”的利用：土地撂荒减少、土地生产率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提高、农户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增加、农业资源重新配置和农业投资方向的改变等。在我国农业人均耕地少，农村劳动力富余且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对农业增长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现阶段影响我国农业经济成长的主要是土地、资金投入和科技进步。
（一）土地制度与农业成长
关于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农民收入的影响，多年来是一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所发表的文献中，大体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目前的土地制度与其他各种可能采用的改革方案（例如耕地私有制或永佃制）比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有显著差别。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有缺陷，非改革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舒尔茨指出，“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这里所指的土地差别主要是土地质量的差别。但也包括土地制度的差别。这一点与林毅夫的研究结论相仿，“家庭农场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的更为适当的制度，我国的未来改革应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户制度的地位。”但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我国农业耕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34%、-1.2%、-0.5%、-0.4%，贡献率逐年提高，主要是政府的耕地保护政策，农村撂荒地的减少使然，但要注意的是一直处于一种负贡献状态，这固然与耕地面积的减少（比如退耕还林、建设用地增加）有关，也可能与土地规模过小或者说与有关。因而现行的地权制度对农业经济成长有不利趋向，适度规模确实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应当创造一个维持农户适度经营规模的经济环境，防止农业经营规模小型化倾向。
（二）资金投入与农业经济成长
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农业资金投入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0%、6.5%、5.7%、2.6%。农业资金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影响很大，这主要是财政投入或惠农支出增加，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要素投入增加使然。但2006年出现大幅度的回落，说明农户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有减少的倾向，也说明财政投入方向和结构需要调整，应主要提供有利的可得的廉价的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认为把农业改造为一个比较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权的命令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但“如果市场方式为了增加可供农民使用的资本量而仅仅局限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的方法和措施，那么，它就不会成功最重要的是投资于农民使用时有利可图的新农业要素的供给。”一旦提供了有利的新农业要素，农民很容易从内部储蓄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
（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成长
“适用于一个贫穷社会的现代农业要素首先应该依靠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来进行‘生产’。”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74%，2.4%，3.8%，3.4%，整体来看呈上升趋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九五”期间为45.2%，2007年已达48%，预计2020年达63%。“‘技术变化’这一概念在实质上至少是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减少或改变的结果。”旧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增长余值，它表明如果扣除农业资金和耕地贡献，农业经济是否还有一个额外的增长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农户耕地供给固定（稳定，规模既定）甚至减少（撂荒、建设用地挤占）且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负、农业劳动力大量富余且其增减对农业增长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由于农业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尤其技术进步的贡献呈绝对上升趋势，说明现行的土地带制度和土地规模对农业发展尽管有不利趋向，但阻碍作用不大。正是由于农业内部资源对生产贡献的不平衡驱动，农业经济成长仍有很大的空间，农户经济是成长经济。只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农业资源中未使用的生产就会被有效利用，而这种利用一定程度上具有“免费”的性质，有其“经济性”。
三、提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的具体措施
在稳定的农地制度、土地的生存和保障功能地位没有根本性变化，以及农业投入尤其是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正的而且较大的贡献下，应该承认农业实际上是一种成长经济，地权流转“欲速不达”。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0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根据农业生产需要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进步的主攻方向，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也就是说，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科技供给不能唯“高新”是用，必须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初级资源－－耕地和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生产急需和经营单位需求能力实际出发，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即找到并获得在生态上适应、经济上可行与资源禀赋相一致的农业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办法，有效供给可得性、适用性、实用性和便利性技术，促进农业经济成长。当农户发现科技投入的成本高于规模扩张的成本，或增加科技投入带来的收益低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收益时，农户愿意以有利有偿的原则自发加快地权流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经济进一步成长，如此循环而已。
（一）从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供给可分性农业生产技术
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对该国农业技术变革的实际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了粮食间接需求的持续扩张。尽管目前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但很难避免长期短缺的趋势。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必须大力供给农业可分性技术，促进农户经济成长。
农业生产技术的可分性是指技术可以分散的小规模的使用。可分性农业技术包括农业生物、化学技术和部分小型机械技术以及大型农业机械。生化技术主要是替代土地、弥补土地不足的缺陷，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单产和总产。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利用生物技术不仅能增加农作物产量，更重要的是无污染农业。化学技术可能造成生态破坏，要注意有效利用。而小型机械技术，主要是替代劳动，它符合下“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因其小。对农户而言是一种可得性而且是便利性工具。当然对一些大农场，应实行机械化大农业，发挥不可分性技术生产的规模效应。
（二）从我国推进城市化的实际出发，大力供给市场园艺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多样化、专业化经营
市场园艺农业是为城市提供蔬菜、水果等商业性的农业。有时也称为商品园艺业。这种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城镇化的速度加快有关，一般在一些大城市的周围发展起来，为市民提供必需的食物。从事商品园艺业的农民实行的是专业化、集约化生产蔬菜、水果、葡萄等，但不饲养牲畜。
一般来说园艺农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由于我国正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需求增加，失地农民增多，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而且这种市场园艺农业可以是一种简易的设施园艺农业，如农业地膜、大棚种植、防雨棚栽培等，技术成本不高，操作简单，比较适合我国国情，能促进农业经济成长。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研究和发展高级设施园艺农业，比如无水、无土栽培等。
（三）从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出发，改造传统生产技术供给现代科学管理，变比较优势为强势
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就是适合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农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一般具有我国区域优势，或是具有传统生产优势，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比如在蚕桑茧、烤烟、苹果、甜菜等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和牛奶、淡水鱼等劳动密集型的水畜产品生产上都存在着优势，这些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大多低于0.85，表明我国通过生产上述产品每创造1美元的外汇收入所消耗的国内资源成本均低于85美分。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使用并且劳动无法由机械替代的果蔬和水畜产品，它们生产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大多低于0.7，比较优势显著。
但由于缺乏对传统生产技术的改造和疏于科学管理，加上国际贸易歧视性壁垒，这一优势难以保持。必须加大对农民投资。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提高其传统经营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协整能力，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变优势为强势，促进农业经济成长。
（四）以政府公共供给为主。以农户需求为龙头，以农业科技中介机构为中试和推广环节，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有2.3亿多农户，每户平均规模不到0.533公顷。此外，虽然我国也有一些大型农场，但多为国营农场，农业企业才刚刚起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单位（农户）规模小，农业生产技术又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公共性，而且农业与国家的食物安全紧密相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因而农业科技应以政府公共提供为主。同时应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有学者研究认为农业科研投入的回报率大大高于商业银行的收益率。
农户抗风险能力低，农户的科技“试错”的代价大，因而农业科技的研发必须以农户需求为龙头，提供可得性、适用性、实用性技术。创新科技供给机制，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比如科技入股，建立风险共担和利润共享机制，同时要大力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中介机构和应用示范基地，如农业科技示范园，增强技术的示范性，提高农户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成长。
（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推广节能环保型农业生产技术，实现技术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双提高
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受温饱问题的影响，加上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追求技术使用的经济效率而忽视技术使用的生态功能，农业发展可持续能力差，
为了迅速脱贫致富，我国农业几乎丢掉了原先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的传统，种植和养畜分开，大量使用化肥。向土地投放的厩肥和草料大为减少，土地不再精耕细作，土壤的腐殖质受到破坏：广泛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制剂，农业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农业灌溉设施“只用不建、只建不养”，传统的漫灌使水资源浪费较为严重。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应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经济成长。但一定要注意是“适用”的技术，比如沼气的应用和推广，而不是发达国家所谓的“精准农业生产技术”。当然，“3S”（GIS、GPS和RS）技术，应该是未来我国农业要学习和应用的技术。
四、选择性供给农业科技与适度规模经营
有效供给农业科学技术，其目的是在现有农业生产资源状态下，充分发挥资源未尽的“生产”，促进农业经济或农户经济的成长。随着农业经济成长，必然受到诸如农业经营管理能力低、资源耦合性差以及技术规模效益差等的影响，成长空间缩小，因而生产性资源重新整合尤其是地权流转不可避免。当前，为加快地权自愿有偿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选择性供给农业科技：一要增加不可分性农业技术供给，二要加大对农民投资。
（一）选择性供给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增加不可分性技术投入，发挥规模效益，实现更大的“利差”诱导地权流转
农业科技投入品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对农业经营规模的要求是不同的。农业科技投入从这个角度可分解为两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本投入品，如各类农用机械，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劳动。第二类资本投入品属于农业生化性质，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农业生化类科技产品投入都具有良好的可分性，可以分散和小规模利用，但机械类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对生产规模有直接的要求。当然要注意假不可分性，比如以发展小型机械或出租机械服务的情况下，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可分的。
对于能适合大型机械化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要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增大，就可以获得不可分性科技产品的规模效益，降低因小规模经营而产生的成本，使净收益大于参与土地集中的农户单独生产的收益之和，并且使参与地权流动的农户能分得一份“剩余”，农业就会走上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对于能适合农业机械化耕作但经济水平不高的区域，要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组织，扶持发展农机大户，组织农机跨区作业，探索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业机械大规模集中作业矛盾的解决机制，比如，以联合收割机跨区域收割为代表的农机跨区作业为解决这个难题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跨区作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最终将产生示范效应，诱使地权向农业机械等不可分性技术的所有者转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二）加大对农民投资，提高其传统经营经验和现代科技的协整能力，培育新型农民，通过农民的“自我筛选”，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第13篇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要旨是将其融入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而其前提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整合分散经营的土地，实现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产品市场的对接。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通过土地流转的方法实现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它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城镇化进程。但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机制有较大的影响，需要创新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运营机制。
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一）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与能力提高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本质上是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它是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细碎的土地耕作模式转变为具有适度规模的生产模式，形成农业生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可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农田水利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为确保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就会加强。此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的强大，使经营者积累更多的资本；组织的创新还可以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与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比，经营主体拥有更多的资金保障和人力支持，可以建立与农田水利的战略合作关系，衍生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单位与产业，增强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
（二）减少了农业经营者与水利单位的交易费用
以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以后，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将细碎的土地整合起来，通过组织的扩张，借助于组织对市场的替代，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的交易，减少了交易费用，避免了农田灌溉利益的纠纷。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还能够培育一批具有市场运作能力的经营者，在农田灌溉中，经营者可以利用规模效应，建立与供水单位的直接交易渠道，减少政府和其他中介组织的参与，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
（三）降低了农田灌溉成本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可以实现与农田水利灌溉的对接，有利于选择适合自然特点和农业种植的农田灌溉方式。农业生产经营者如果自建农田水利设施，如建设水井、池塘，则可以通过集中灌溉，提高水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灌溉成本；如果选择使用社会供水系统，如向水库等供水单位购买水，由于土地的适度集中，经营者为了节约用水，会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的终端沟渠，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流失，而且减少了灌溉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田灌溉的经济外部性，这些都将降低农田灌溉成本。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制的创新
（一）加快农田水利交易的市场化改造
伴随着市场机制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传统的政府主导下农田水利建设模式也必将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将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下，需要培育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形成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此，需要将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水库、塘堰和湖泊等设施通过经营改制，利用承包等经营方式，将其培育成为农田水利市场供给方，组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灌溉公司，开发适合农田灌溉的交易渠道和平台，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农田灌溉。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具有形成垄断的条件，而且因为自然环境、农业种植因素，其价格机制极为脆弱，为确保农业生产，需要建立确保粮食安全和体现水资源价值的政府主导型定价机制。而作为水利主管部门，不再从事具体的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责任，只须负责大型水利设施、水网、渠道等设施的建设管理，而且在相对农田灌溉中还可以发挥市场监管作用，制订农田灌溉指导价格，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以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经营者通过土地的适度集中，利用土地、人力和机械等资源的规模利用优势，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由于经营者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增强，也有意愿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需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和效率的低下。针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特点，对于水库和大中型湖、塘、堰等设施，可以吸引具有建设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单位参与承包建设；对于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可以建立专业的打井引水公司、农田灌溉公司等，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田灌溉服务；为形成有效的农田水利市场，还可以组建专业的农田灌溉中介组织，建立供水单位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活跃农田灌溉市场，提高灌溉效率。
（三）建设适合规模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系统
第14篇
一、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简述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这些国家举办农业保险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目的，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根据其特点和法律制度，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1.美国、加拿大模式——政府主导参与型
政府主导参与型模式就是，以国家专业保险机构为主导，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宏观管理和进行直接或间接经营，重点以农作物为主，并逐渐向养殖业方向扩展，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这种模式有健全的不断完善的农作物保险的法律法规为依托，建立了政府主办下的农业保险公司来提供农作物的直接保险和再保险。这种经营是政策性的，但农民是自愿投保，对投保的农作物仅支付纯保费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政府认购农业保险公司一定数额的资本股份，并负担一切经营管理费用，对资本存款收入和财产免征一切赋税。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以外，其他私营、联合股份公司、保险互助会等也都可以在政府农业保险的框架下经营农业保险。
2.日本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
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其特点主要是：首先，国家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等)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强制保险，其他实行自愿保险；其次农业保险结构层次主要分为三级，最基层的为村一级的农业共济组织，由参与农业共济组织的农民组成，主要负责经营本地的农业保险，同时依法向上一级的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分保，府县一级的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则接受下级共济组织的分保，并提供防灾防损的指导工作，同时再在中央政府级设立农业共济组织再保险特别会计处，接受下一级的再保险，并接受政府的紧急援助资金、保费补贴和管理补贴。政府的主要职责不是经营保险而是监督和指导。
3.西欧模式——政府资助的商业保险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些西欧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采用的模式。主要特点是，全国没有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政府一般不经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投保是自愿的，农民自己支付保费，有的国家也支持私营保险公司举办农业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的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4.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政府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政府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以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等为代表。这种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①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主要由农业保险专门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②由于多是试验，主要承保的是农作物而很少承保饲养动物。农作物也一般选择本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目的是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③参与保险的形式大多数是强制保险，并且这些强制保险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二、我国各地对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
在恢复农业保险的20多年中，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保险机构等在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进行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有益探索，这些组织模式对构建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模式
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是中国人保这20多年在农业保险试验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模式，商业性是指农业保险在人保内部单独核算，人保公司对该部分业务自负盈亏。准商业性是指人保是国有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有点对农业的政策性味道，同时政府对人保经营的这部分业务进行了补贴和支持。
人保的这种经营模式优点很明显，人保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财力相对雄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优势，经营网点遍布全国，抗风险的能力强，而且人保的信誉好，农民比较信任。但人保的经营模式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风险大，利润小甚至没有利润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难以调和商业保险公司赢利性和农业保险的准公益性之间的矛盾。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的推广和经营上也会出现很多实际困难。
2.商业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合经营模式
联合经营模式的特点是保险公司根据业务的需要，与当地的政府或政府的某个部门联合起来共同经营农业保险，实行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联合共保的方式。
联合经营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发挥各方的优势，地方政府可以凭其行政权力，扩大承包面，提供理赔方面的便利，而保险公司具有专业经营的经验。但联合经营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及农技部门财力有限，偿付能力不足，作为赢利率较低甚至亏损的农业保险业务，很容易出现有利大家争，无利亏损时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委扯皮，资金不到位的情况。
3.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经营
这种由政府或政府部门政策性经营农业保险有三种主要的外在组织形式：
其一是民政部门的农村救灾保险，就是在每个试点县有政府调拨资金建立农业保险的初始资本金，财政上再给适当的补助和补贴，对农业农民提供保障水平很低的保险，目的是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再生产能力。
其二是新疆兵团保险公司所经营的农业保险。这种经营模式实际上是在商业保险公司中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性经营。这部分业务的初始资本金由财政每年拨给，并且享受免税待遇。对一些重要农作物、牲畜和农业机械实行强制保险，其他保险标的允许自愿投保。至今来看兵团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还比较好。
其三是上海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政府拨款建立准备基金，各政府推动，人保上海分公司代办，结余积累留地方，上海市地方财政在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时给予一定的补贴，并免征一切农业保险营业税。上海的农业保险是全国农业保险试验中成功的范例之一。
4.农村保险相互会社的经营
1990年在河南的新郑试点建立了中国的保险相互会社——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保险相互会社是一种被保险人自己组织，共同出资，相互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组织。这种经营模式依靠县、乡、村的力量组织保险组织，实行“独立核算，资金留存，以丰补歉，结余留会”的经营原则。但互助会一般范围小，准备金积累能力弱，积累速度慢，难以应付较大的灾难。
三、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1.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程度是非常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
2.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要有一定的强制性。我国的农业保险即涉及到农业和经济发展政策又涉及到社会保障政策，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战略意义，需要农民普遍参与，否则就会失去其政策意义。另外，对农业保险这类的准公共产品实行自愿而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强制，可以肯定的说，其参与率会非常低。这样农业保险就很难持续经营下去。
3.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有政府的主导或支持。首先，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农业保险定位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的经营就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行为。另外，在农业保险的具体经营实践中，政府不但要提供保费、管理费用的补贴，提供农业再保险业务，还要在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理赔、核赔等环节提供便利，协调各方的利益，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
从国内外的农业保险实践来看，我国要想使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减轻农业灾害损失和保持农村稳定的作用，就应该进行农业保险的制度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也就是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保险的制度模式。所谓政策性就是把农业保险产品当作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来对待，采用商业保险的形式和技术进行经营。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级允许的经营组织要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财政支持。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政策保险的制度模式，有4种经营模式。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介绍：
政府主导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1.模式特点
这种经营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办，并设立相关机构从事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的经营。其特点主要有：
第一由中央政府或其相关部门出面建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并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以此来补贴传统的种植险和养殖险的亏损。各省、自治区、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保险和多重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是必须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在各自业务范围以法规范。
第二由国家政府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可以由现在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再保险公司的职能主要是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保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散，以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的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保险的亏损。农业再保险公司通过一种差额杠杆来调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积极性。即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组织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
第三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也可以考虑将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结合起来，凡有农业信贷的保险标的，都要实行法定保险。
第四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的经营管理费用，并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除一切税的优惠，以利于农业保险公司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五这种模式农业保险的举办需要有关行政、民事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农业保险的区划、费率的厘定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落实都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一家能够完成的，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的开办，如展业签约、查勘定损、理赔兑现等工作也都需要县、乡行政部门的组织、协助和推动。
2.模式的优缺点
由政府主导并组织经营模式有一定的优点：
①农业保险容易推广普及，农业保险是一种现代的农业风险管理制度和工具，对我国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还相当陌生，如果仅仅通过宣传教育，让农民自愿的接受农业保险，从而产生诱致性制度变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如果经营者是政府主办的保险公司，通过各级政府红头文件及其组织发动，通过政府运用其权威实施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使更多的农民参加保险，特别是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时，农民比较容易接受。
②从农业保险的性质来看，它是准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大部分的特性，诸如保险产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保险经营利益的外在性、保险产品取得方式上的非竞争性、产品消费在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加上农业保险经营的高风险、高费用、高价格等特点，使之由政府来主办最合适不过。由政府组建的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垄断性经营，在进行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追求自我财务平衡的基础上，主要将社会效益作为目标和任务，加上全国性经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交好的矫正市场在这方面的不足，容易受到较好的资源配置效果。
③由政府组建的农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业保险可以扩大承保面，分散风险，提高偿付能力，降低经营成本。保险经营的基础是大数法则，风险单位越多。保险风险越容易分散，保险经营的财务就越稳定。农业风险单位太大，在较小范围内很难有效分散风险。政府组织在全国范围推行农业保险，特别是对某些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使风险尽可能在最大空间进行分散，政府行为的稳定性又可以保证风险在时间上得到有效分散。
但政府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也有很大的问题：
①这种官办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必然产生和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一样的弊病，难有动力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都不会真正向管理要效益，只会向政府要补贴。更重要的是，国有农业保险公司不象其他国有企业那样，在经营亏损的时候很难为亏损找到合适“借口”，经营农业保险亏损本来就相当正常。如果某年农业保险公司亏损严重，经营者往往会找到一个难以反驳的“借口”，就是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巨额赔款不可避免，政府的保险监管部门也很难去界定亏损到底是巨灾造成的还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由于农业保险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太大，政策性保险的经营业绩就很难用利润来衡量，这样盈利亏损都有理，反正有国家财政买单，长此以往，农业保险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②作为一个国有独资的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政府来干预农业保险的经营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有一定前提的。即政府的廉洁和高效、经营独立、信息完全公开、技术完善，这些条件在现阶段我国还不成熟，也就会造成“政府失灵”的后果。
③由于利益主体不统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农业保险公司及地方各级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好协调。在这种模式下，农业保险经营亏损了由中央政府负担，地方政府虽然也拿出来部分份额，受益的最后还是地方。因此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农民一道“吃”农业保险公司，也就是“吃”中央财政。
政府支持下的农业保险互济合作社经营模式
1.模式特点
对于合作社性质的组织，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农村就有过广泛的实践，但后来我国农村的各类合作社逐渐背离了其本来面目，异化的合作社道路使农民谈“合”色变。但从国际上来看，农业合作社保险在欧洲一些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并不鲜见，甚至是这些国家经营农业保险的主要组织形式。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农民按照自愿原则，采取入股方式筹集保险基金，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按股分红的一种合作组织。就一般合作社来说，目的不是赢利，但是可以赢利。由于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的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其目的就不可能是赚钱，而是将合作社成员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散，不仅如此，为了减少合作社的风险责任和提高其在重大灾害条件下的偿付能力，政府还要给予支持和配合，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由于我国实行以后农村集体组织的松散性，由农民自发组织农业保险合作社一般说来难度很大，而且难以作到规范性。因此应由各级地方政府帮助组织和建立以被保险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或农业保险相互会社。
第二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法定保险的险种不要太多，以避免太大的保险责任，法定和自愿保险险种由各省、自治区、市根据自己饿具体情况决定。鉴于合作社初创的实际情况，应该多方筹集保险基金，各级政府要提供一定数额的初始资本，并给予一定份额的保费补贴。同时，由于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部门和农业保险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也要分担一部分保费。
第三在组织结构上，一般以乡镇为单位成立独立核算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比较合适，每个村成为其中的一个核算单位，同时在县里设立县农业保险合作联社，具体负责全县农业保险的经营和财务管理，同时给下级合作社提供再保险业务。在省级可以建立联合会，统一规划和协调全省的农业保险，并建立该系统内的再保险机制。另外，国家必须建立农业再保险机构，为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业保险合作联社提供再保险。
第四在乡镇级的合作社，为加强农户之间的监督，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一般自留部分的赔款应以当年所交保费为限，或者适当运用部分的资本金和准备金，鉴于大部分损失由上级联社赔付，自留部分如果不够赔可以按比例赔付，这样大灾年份农民自己也要承担小部分的损失，其他人多赔意味着自己跟着受损，这样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发挥互济合作组织的利益共享，风险公担的良好作用。
2.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模式的优点在于：
①保险合作社是社员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盈亏自负，风险公担，利益共享的农业保险组织，因此，其经营灵活，可因地制宜设计险种，保费较低，同时在保费收取、防灾防损、灾后理赔等方面具有其他形式保险企业和组织所没有的优势。
②由于基层保险合作社的社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社员们的利益高度一致，而且有时本乡本土相互之间对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等级、受灾情况较为熟悉，任何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都会涉及到其他保险人的利益，因此被保险人之间容易形成一种自觉监督机制，从而可以有效的防止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也会使农民联合起来一起“吃”保险的局面得到改观
但这种模式的经营也存在着问题：
①农业保险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非常强，在现今我国保险业整体缺乏专业人才，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农险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纷纷跳槽从事收入较高的商业保险的情况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想要吸收足够的合格经营管理人才是很成问题的。这使他们在保险费率、保障水平的确定、定损理赔、风险管理、财务核算等经营管理方面，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协调和监督十分不利，也对农业合作社的规范和健康经营不利。
②农业合作社经营模式难以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农业风险单位巨大，往往一个风险单位就涉及数县甚至数省，特别是洪涝灾害，干旱灾害这些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涉及千千万万农户，上亿公顷的农田。因此即使以县为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规模也是太小风险还是显得过于集中，这就难以是风险在较大的空间上得到分散。即使有两层的再保险支持，也无法完全解决直接保险的全部风险问题。同时，合作社的规模太小，保险基金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其保险补偿能力有限。
③虽然农业合作社模式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要付诸于实践并不容易。由与受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民缺乏合作传统意识，也缺乏自我组织能力，加上我国早期不太成功的合作化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很多农民对合作社反感，在这种条件下，要建立规范、廉洁、高效的合作社并非易事。另外，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来看，合作社的经营容易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的干预和操纵。基层乡镇司空见惯的帐目不公开和财务混乱，管理人员和领导贪污、挪用私分集体财产的现象在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经营中也会出现。
④此模式在运行机制上还面临着一个很大问题，那就是农业保险合作社模式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互济合作，进行了再保险以后，基层乡镇合作社只留下了少量的风险责任，一旦出险，大部分保险责任还是由上层的再保险组织承担，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出现虚报损失、冒领保险配套赔款资金的情况。
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1.模式特点
相互保险公司是一种兼顾股份公司形态、保险经营技术和合作保险组织的保户权益的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没有股本，是以负债性质的基金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公司保户兼有被保险人和公司所有人的双重身份在公司中有选举权和收益权。我们这里提出的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有一定数量的发起人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发起人自动认购公司经营所必需的基金，或者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这笔基金。然后在自上而下建立农业保险公司组织体系。在总公司下面，各省、自治区、市设立分公司，县设立支公司，乡镇设立营业部。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下，中国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负责制定本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独立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及再保险业务。
第二由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的各种险种和政府允许的其他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险种。各级政府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应从行政上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和帮助，统一进行农业保险发展规划和农业保险区划，帮助他们科学合理的厘定保险费率和设计保险条款。政府还要在财政、金融、税收上给予优惠政策和必要的支持，具体办法是通过减少或免除相互公司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及对其经营亏损通过再保险公司给予间接的支持。
第三为了保证相互公司的稳定经营，促进农业保险的良性循环，农业保险相互公司必须充分利用投资渠道，有效运用资金。还要建立有效的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在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内部，基层公司向上一级公司分保，总公司再向中国再保险公司分保，使分散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能得到再保险的支持。
2.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①相互保险公司模式能解决很多商业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如，通过相互保险公司，可以将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协调各方矛盾，理顺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的关系，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的展业难、承保难、收费难、防灾难等经营管理问题，在相互保险公司条件下，就容易解决的多。
②相互制公司是合作制的高级形式，具有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法人管理结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样，相互保险公司就容易作到产权明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对成称，保证资源的优化配制。
③采用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民的积极参与。相互公司没有股份公司那样必须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红利分配给股东的压力，所以他们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价格。采用这种模式主要动员的是民间资本，政府支持的力度不会太大，财政不会花钱不多，政府容易接受。
虽然相互公司模式有商业公司和股份公司所没有的优势，但是其经营也有自身的缺陷：
①相互保险公司没有政府的保费补贴，即使是非赢利性的，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保险费仍不能低到对农民有足够的吸引力。特别的，如果不能解决由于微观主体从农业生产和农业保险中所获预期效益不高而缺乏购买需求的问题，其经营规模就会受到影响。和合作经营一样面临着难以有足够的合格经济管理人才，在收入较高的商业保险尚缺乏人才的现今，没有赢利的农业保险吸引人才是一个大的难题。
②相互保险公司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组建和操作方式缺少实践经验，理论上的优势不一定能发挥出来。这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很难从中赢利，又不能通过发行股票来增加资本，要收回初始资本金都是难度很大的事情。这样就必须请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融资方式帮助相互保险公司，而政府是否愿意担当这些责任还难讲。
③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同样存在和农业合作社所涉及的这种模式的接受程度和参加积极性问题，还有行政干预问题。另外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也存在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相互公司的所有者即客户经常变换，使其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控制不力；多元经营空间有限；相互保险公司将所有者和客户的职能混合，经营结果的透明度不高等。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1.模式特点
美国近10年来农业保险的改革方向一直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让商业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我国的商业公司如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新疆兵团保险、人保新疆分公司都有在政府政策框架下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经营农业保险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模式的含义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的总体框架下，由商业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参照美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我国政府主导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设立中国农业保险管理专门机构(如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该机构隶属中央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它不是商业性的企业，而是国家的事业机构，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该专门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是，负责设计和改进全国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向参与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审查和监督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对保险公司提供补贴。
第二商业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除了提供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外，还要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免除其营业税和所得税，保证商业公司的稳定健康经营。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农业保险的专门机构除了给予补贴外不承担其他责任。
第三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险种，也可以自行设计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这种险种必须经过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的审查和批准才可以出售。保险的展业、核保、理赔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但各级政府应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四在这种经营模式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畜禽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风险在更大的空间分散和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其他保险项目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2.模式优缺点分析
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有很大的好处
①首先，能把政府及政府建立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从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中解脱出来，它不再经营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可以把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协助保监会作好监督，同时又能集中一些专家从事农业保险的研究，使农业保险制度和经营不断得到改进。
②商业保险公司也会积极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由于政府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以及政府对农民实施保费补贴，使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在能够避免亏本的低保费下承保农业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来开拓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市场获取利润，这样保险公司仍有很大的积极性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这对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动性。
③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比政府主办经营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明显的优胜，商业保险公司有经营保险的技术和成龙配套的专业人才，具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科学的管理制度，由于利益归己，风险自担，要考虑必要的盈利，这样公司在经营上就会想法加强内部管理和监控，在业务经营中从严把关，大大减少管理费用和多赔、滥赔现象。
④商业保险的经营一般说来从制度到技术都比较规范，信誉相对较好农民比较相信。在商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和农民的地位是平等的，不会产生由政府经营农业保险那样，农民感到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这样商业性的农业保险相对更好接受。
当然，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
①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有政府的补贴，但补贴的方法和份额问题不好解决。政府补贴过少，商业保险公司就不愿经营，而补贴过多，政府财政又会陷入较大负担。另外保险公司的赢可亏状况还与其经营的其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有关，如果这部分业务没有赢利，保险公司就会想法找政府要补贴，所以在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利益博弈中找到可行解决难度也很大。
②商业保险公司更愿意经营那些风险小，利润大的经济作物和特种养殖业保险，也愿意经营农村的财产和人身保险，而不愿意经营亏损大，无赢利的但对农民十分重要的农作物和畜禽保险业务。
第15篇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为有效解决农民由于农业保险保费过高保不起；保险公司经营农险效益差，赔不起；国家为扶持农业保险发展而补贴过多，补不起的矛盾，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在产品的设计上，可选择几种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风险责任，保险金额和费率不宜过高，以减轻农民缴费负担，实行基本保障的原则。二是适当推行强制保险，在足够大的领域内分摊风险，避免逆选择，减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性支出。三是为解决好国家补不起的问题，农业保险的保费筹集应坚持多渠道、广筹集、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家可从财政预算或支农资金、救济资金中划转一部分，国家补一点、地方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交一点，共同筹集，以减轻完全由国家补贴或个人交纳保险费的负担。
2.建立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统一由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运作，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保险分设经营，建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农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经营，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为农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把农险公司做大做强，农险公司应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积极开拓县域保险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险服务。国家对农险公司经营的所有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但现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的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因此应允许农险公司经营种植、养殖保险以外其它财产保险业务，推动县域保险的全面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在财政补贴下市场化经营农险的模式。在实施步骤上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模式，以减少开办初期的资金投入，节约成本。待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积累一定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验和专项保险基金以后，再予考虑第二种模式，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运转有序，不断发展壮大。
三、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保障农险业务健康发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实践证明，政府、法律法规和再保险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各种新模式运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许多国家都对农业保险实行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实行减免税收；对保费、管理费等给予财政补贴的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的附件2《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的第7条和第8条，就明确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具体规定。按照WFO规则，各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晶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灾害保险作为“绿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许多WTO成员国都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方式，转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2004年我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为36％。如果能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为对农业保险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则我国农业保险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