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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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

【参考文献】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⑤UnitedNations,MonthlyBulletinof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2000,PP.176.

第2篇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二、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六)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在加WTO之后，关税水平调整的余地不大，但可进行关税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好进口关税梯度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适当缩小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与名义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少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进口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则征收相对较高的税率。弱化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适当考虑关税保护就业的作用。

第3篇

贸易条件的种类及其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贸易条件可分为三类：纯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简称NBTT)、收入贸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简称ITT)、要素贸易条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FTT)。这三类贸易条件中纯贸易条件最为常用，而收入贸易条件普遍被认为最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本文也主要讨论这两类贸易条件。

纯贸易条件（NBTT）又称价格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公式表示为：NBTT=Px/Pm。式中Px、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其经济学含义是，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一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的增加。

收入贸易条件（ITT）是联系出口数量，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整体进口能力的指标。公式表示为：ITT=Px/Pm·Qx。式中Qx为出口数量指数。由于ITT是由NBTT和Qx两个因素决定，所以ITT与NBTT的变动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恶化时，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以及一国通过对外贸易满足本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直接。但该指数无法说明贸易条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还是由于低价促销带动出口数量增长，无法表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实际竞争能力。

要素贸易条件(FTT)又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别是出口和进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要素贸易条件表明，NBTT恶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出口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出口价格下降，而国外进口品生产率的下降会使进口价格上升，但无论发生哪种情况，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分析

贸易条件即Px/Pm，现以Px和Pm分别代表用外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品和进口品的价格，X和M分别为本国的出口量和进口量，R为外汇汇率（直接标价法）。R·Px和R·Pm分别表示用本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和进口价格。Exs为本国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d为本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Ems为本国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d为本国进口商品需求弹性。根据弹性的定义有：

解（1）和（2）组成的联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组成的联立方程，得到：

贸易条件为，根据（5）和（6），可以得到：

本币贬值表现为dR/Rφ0，本币升值表现为dR/Rπ0；贸易条件改善表现为│dPx/Px│π│dPm/Pm│，贸易条件恶化则表现为│dPx/Px│φ│dPm/Pm│。从（7）式可见，弹性不同，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从弹性角度进行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会出现：

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无穷大，即Exs和Ems为无穷大。此时，本币对外贬值会使贬值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s无穷大，但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s小于进口商品需求弹性Exd。此时，本币对外贬值可以改善贬值国贸易条件；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s无穷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弹性Exd。此时，本币对外贬值会使贬值国贸易条件恶化；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等于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此时，贬值不会影响贬值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小于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此时，贬值可以改善贬值国贸易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来讲，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贸易条件将发生改善或恶化，人民币升值后贸易条件的变化要取决于我国的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的总体变动

为了考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贸易条件效应，本文选取了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的美元折合人民币的每月平均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参看指标。在贸易条件上，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总署按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缩写HS)公布的各类指数的原始数据，计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间每月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参见表1）。

从表1及图1可见，人民币自2005年7月以来一直呈稳定升值态势，2006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势。同期贸易条件的变化由表1及图2看到，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在1左右变动，没有大幅度偏离1，表现比较平稳；收入贸易条件基本在1.2左右变动，波动幅度较价格贸易条件大，在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平稳的条件下，这说明收入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是来自人民币升值以来出口数量指数的波动，尽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贸易条件的总体走势也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二）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效应分析

1994年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当时的人民币是一次性贬值50%，此后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国贸易条件的表现是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呈恶化趋势，收入贸易条件一直呈改善趋势（参见表2）。

对比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的价格/收入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指数等指标可以发现：

人民币升值后，价格贸易条件虽然每月都有波动，但基本在1左右变动，没有大幅度偏离1，表现比较平稳，与过去价格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相比，价格贸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改善也就意味着我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与过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币升值后，出口数量指数与过去相比明显降低，但在出口价格指数提高的条件下，收入贸易条件虽在个别月份出现下降趋势，但总体表现也比较平稳，与过去收入贸易条件逐年改善的趋势相比，人民币升值后收入贸易条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这反映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影响不大。

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数量与过去相比减少，出口贸易受到抑制，但对比人民币升值以来的各月数据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带来的被动影响并不明显，稳定升值可以被市场接受。从表1可见，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我国出口数量指数与过去年份相比在整体降低的趋势下，各月份间的波动幅度并不过大，虽然升值后我国的出口数量指数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复。如在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国出口数量减少，当期收入贸易条件恶化，但很快出口数量又恢复了，且收入贸易条件也恢复了以往的趋势。

结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理论来讲，汇率波动时，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动，但并不能说明人民币升值一定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将发生改善或恶化，贸易条件将如何改变要取决于我国的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

从人民币稳定升值后的现实结果看，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基本没有变化，贸易条件总体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没有降低的情况下，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与过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币稳定升值带动我国出口减少，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收入贸易条件没有大的变化，说明人民币稳定升值带来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由过去量的增加带动对外贸易发展向质的提高带动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向，而这恰好与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由量的增加到质的提高转变”的目标吻合，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汇率政策与当前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贸易政策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坚持目前的外贸政策，那么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其未来一定幅度的继续升值是可以接受的。

第4篇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一国带来垄断利润，但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等。因此在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具体问题，以克服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中国在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的同时，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应根据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对某些不完全竞争和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进行支持，但也必须确定适度的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

第5篇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探讨

学生姓名：

系别：经济与管理系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指导教师：

2006年3月5日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该报告中，他考察了英国自1870年至1938年间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发现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结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进口替代战略。贸易条件恶化论经过辛格、伊曼纽尔等人的发展，其影响愈来愈大。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命运，只有实行工业化，更确切的说是走进口替代战略之路。经过经济学家们长期实证分析，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于恶化的论点不再表示怀疑。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由于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趋于疲软和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持续强劲，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也就自然趋于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并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利益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

既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的贸易条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呢？为此，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商务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2000年后贸易条件仍有恶化的趋势。2003年价格贸易指数下降了4.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22.7%。目前国内各方人士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却有争论。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范良聪指出，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而外贸企业在出口时竟相压价，导致“价格战”硝烟四起，出口上出现增量不增价的现象；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原油价格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这些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应当指出，这些都是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

（2）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选题依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否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改革进出口产品结构，发展竞争优势；贸易条件恶化一定带来贸易利益的损失还是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争论，系统全面，地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现状，贸易恶化的原因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研究了改善贸易条件的对策。

研究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本文试图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贸易条件的恶化理论和我国贸易条件现实状况的认识，完善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研究。另外通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和对策，能够给我国外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并为改变我国粗放型进出口贸易模式、实现我国乃至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课题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

（1）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影响。通过对此理论的分析，介绍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指导作用。

（2）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现状，列举近期贸易条件指数数据，并据其列表说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3）全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

（4）根据变化原因拟订可能的政策措施。

2、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希望解决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影响的认识偏差问题，以至于能寻找更合理的对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恶化的状况，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一）研究步骤

课题主要从资料收集、撰写开题报告、草拟提纲、论文初稿反复修改、论文定稿及答辩几个步骤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头文献资料研究、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归纳法、数据模拟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会调查、文献查阅、老师指导等

（三）研究进度安排

2009年10月;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写开题报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过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撰写论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导老师审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过指导老师对初稿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导老师再次审查对论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论文终稿准备进行论文答辩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郝红.景华扬，谈如何在我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公有制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034，24—25

[2]井士锌，现代企业的薪酬激励煤矿现代化20043

[3]樊钱涛，如何运用薪酬激励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东，张国霞建立自助式整体薪酬体系人力资源200435—36

[5]徐晓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励机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张涛，如何发挥薪酬激励的持久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72—74

[7]程瓯，将员工激励进行到底人力资源39—40

[8]胡盈，交换中的刺激人力资源53—54

[9]董玉森，当前部分国企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0]刘颖，走出薪酬激励的困境通信企业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2]企业员工管理方法研究组企业员工激励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第6篇

关键词：农产品 贸易条件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产品，贸易条件则是衡量一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陈洪岩，2012），因此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程度上在农产品贸易中获取利益，增强贸易竞争力。

目前学者针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与日、韩、欧盟等个别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条件或个别因素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测算和趋势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查询了1996-2011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农产品分为四类，包括二十四章。第一类是1至4章为活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是5至14章为植物产品；第三类是动植物油、脂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第四类是15至24章为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烟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在200种农产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贸易额小并且无法计算的数据，最后共选取180种农产品应用到本文的计算中，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即1996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

另外，在计算单要素贸易条件时，本文采用黄满盈在《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近似代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趋势及其分析

本文在计算总体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时候为最大化样本数量、减少剔除的数据、尽量减少误差，将报告期与基期所选取的商品类别进行统一，使计算结果更有比较意义。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2011年与1996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1.46点。其中1996-2003年，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现一定的回升之后继续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国内外环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出口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由于受出口数量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来看，2011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农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出口数量指数增长所致。

虽然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单要素贸易条件自200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2011年与1996年相比，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增长了44.27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增长所致。

影响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先锋、刘飞（2008）、陈洪岩（2012）通过研究发现：汇率、出口商品结构、人均资本存量、FDI和关税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都有显著影响。冯晓玲、张凡（2011）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刘燕（2008）以弹性分析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文武（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劳动生产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高宇（2008）认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和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及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综上，本文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结为汇率、FDI、关税、出口数量、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劳动生产率七个因素。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Y：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值；X1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2 ：FDI，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X3 ：关税，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的农产品关税税率；X4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X5 ：中国相对于国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国外的GDP用世界的GDP减去中国的GDP来表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X6 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7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为基期。

（二）回归模型估计

利用1996-2011年的数据，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Y为因变量，X1-X7 为自变量，运用Eviews6.0做散点图，X1-X7 与Y之间基本上分别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对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回归结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拟合优度较高，但是解释变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检验值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或者自相关性，下面对此进行检验并修正模型。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说明X2 、X6 、X7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修正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分别用Y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其中X4 的拟合优度最大；再将X4 与剩余的其他变量与Y间做二元回归方程，得出拟合优度最大的组合为X4 、X5 ；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修正的回归结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拟合优度较高。怀特检验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为最终的回归结果，即仅X1、X3、X4、X5对Y有显著影响，且X1、X4、X5为正向影响，X3为负向影响。

（三）结果分析

汇率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实际汇率的上升改善了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正向变动1.97%。

FDI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FDI主要流入到工业领域，由工业领域发生作用后间接引起农业领域的变化，由于影响机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多，所以影响不显著。

关税税率的系数为正值，X3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大约0.3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贸易大国的地位。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的系数为负值，X4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31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也符合供求理论，即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X5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0.8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我国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给价格可能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X7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以单位的产出来衡量，但是促使中国和世界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产出，而更多的是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征收关税能起到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我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许可的正当保护的原则，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数量的增长，而应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提升质量方面，更好满足并进一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国对农业的发展应继续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尤其应鼓励农业的科学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并且加大技术的引进，真正使我国农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先锋，刘飞.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5）

2.陈洪岩.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测度与分析[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3.冯晓玲，张凡.我国贸易条件的动态变化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

4.刘燕.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08（3）

5.文武.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高宇.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影响因素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汪素琴，史俊超.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研究：1995-2006年[J].财贸经济，2008（8）

8.梁丽萍，贾杉.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3）

第7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贸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进了贸易模式演进的概念，使用流量与存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和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成正比。(2)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模式有长期均衡显著影响，会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国贸易模式的正向演进。(3)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总指数的改善起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浪潮发展得如火如茶，国际投资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迅猛，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写作硕士论文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的作用发挥得更为自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创下的前历史纪录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引的FDI总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按照uNcTAD①统计，为670亿美元，下降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再到现在每年几百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大，国际游资等大规模FDI流入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创下了中国FDI的最高纪录。FDI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甚广，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贡献。从以往的数据及前任研究成果看来，FDI与一国的贸易额有极大的关联性，并且相关系数还不小。从我国的情况看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自身优势产品进出口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而且对我国进出口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0%。出口大于进口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②。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FDI对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FDI和贸易进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我国目前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制成品却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很少。具体表现在纺织品出口比重过高，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仅仅从总量上分析FDI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这也正是之前的学者研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将通过FDI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对FDI和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角度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其与贸易模式转型的关系写作硕士论文及其从何种机制、渠道来影响贸易模式，并据此探索应当如何对FDI在各个层面加以引导，为今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8篇

关键词：政府效用 工业贸易条件 面板数据

引言

对贸易利得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学中永恒的前沿问题。贸易条件（本文贸易条件指价格贸易条件，即以进口商品的价格衡量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对于今天的中国更为重要，它的变化可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Kohli（2003）发现通过贸易条件改善，某些发达国家在低经济增长条件下仍可以快速实现国民收入增加。Diewert&Morrison（1986）早已指出贸易条件改善对国民收入增加的效果与技术进步非常类似。但当前我国的外贸领域不可不重视的事实是，贸易条件恶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经济“增产不增收现象”，还加大了国民收入的波动性（范志勇、毛学峰，2013）。

在“国进民退”日益成为阻滞国家迈上发展新台阶的障碍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是从贸易领域支撑国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战略的重要手段。现有文献从纯经济原因出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均证明了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贸易形成重要影响。政府作为一国对外利益的人，其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产品价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二者取向取决于政府效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考虑政府效用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工业贸易条件为例考察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回归模型构建

（一）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分析

论及政府效用实际上是把政府人格化。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把政府称为“守夜人”。事实上学术界是普遍承认政府人格化的，从而同考虑人的效用一样考虑政府效用是合理的。经济学中把效用定义为使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政府的需求是其当下和后续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下政府获得正效用。因此，政府要获得正效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使其委托人（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正效用。并不是所有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效用简单线性相加就能达到整体效用最大化，因为个体的理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因此，经济中除了存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外还存在着高于二者的国家整体效用。盛斌（2002）将实现这种国家整体效用的取向称为 “国家战略主义”，政府则成为获取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的人。

经典H-O理论展开的思路是假设贸易中两国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偏好相同，研究资源禀赋对形成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从而对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沿袭这种思路，本文在假设传统贸易理论中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因素包括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消费者偏好、资源禀赋均相同的情况下，研究政府效用对形成两国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这使得在不考虑两国产品价格受政府效用影响的情况下，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 / Pi*=1。

政府干预对国内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商品国别价格，而政府如何干预受上述三种效用影响。行业由于行业特性对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满足程度不同。从不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发展，将会在用地、与机器设备有关的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从可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将会利用相关政策在与该行业相关的原料使用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上给予优惠；从利润角度看，若政府支持某个行业发展，其利润将高于没有政府支持条件下的利润值。例如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主义利益，政策保护使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这些行业会维持较高的利润率。把政府效用变量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内生化，即：

（1）

PiU为本国i行业在政府效用影响下最终形成的产品价格。Pi为i行业在没有受政府效用影响下形成的产品市场价格。ui（Gi）表示发展i行业给政府带来的效用。ui（Gi）越大，则表示政府越偏好支持该行业发展，从而使得i行业的产品出口价格越低。0

政府效用函数可以描述为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函数：

ui（Gi）=ui（Ni，Mi，Ci） （2）

其中，N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变量，M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生产者效用变量，C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消费者效用变量。把（2）式代入（1）式，并结合贸易条件的定义，即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则贸易条件可写为：

（3）

依据假设，两国不受政府效用影响的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Pi*=1，并视外国政府效用函数为外生给定的，仅考虑影响本国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则式（3）可写为：

TOTi=u（Ni，Mi，Ci） （4）

（二）回归模型

依据式（4），回归方程可以采用如下形式：

（5）

其中，TOTi为i行业的贸易条件，PEij为本国i行业的第j个效用代表变量，可归结为三类：国家战略主义效用代表变量、生产者效用代表变量和消费者效用代表变量，分别建立以下三个回归模型。

1.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国家战略主义效用模型。“国家战略主义”就行业层面而言，即政府按照某行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行业发展实行鼓励或限制。该模型将贸易开展看作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马车，按照某产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产业发展和该产业的进出口实行鼓励或限制，从而影响该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1所示。

2.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生产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受生产者及其相关团体效用诉求的影响，进而影响产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2所示。

3.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消费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贸易的开展是实现劳动者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消费者效用能够影响政府效用，进而影响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本文用各工业行业的工资水映消费者效用，具体采用人均工资GZ表示。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我国工业行业分类为基础，剔除非贸易部门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合并为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与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与家具制造业合并为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合并为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合并为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合并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供应业，从而得到21个工业行业。

将协调编码（HS）四位数税号的贸易数据重新集结得到不同行业的进出口相关数据。进出口价格由进、出口价值量除以进、出口数量得来，数据从UNCOMTRADE数据库搜集。各行业工业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利税贡献、就业贡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02、2007、2010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基础上，将135部门整理为21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并计算出列昂惕夫逆矩阵，从而计算出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Bj的计算公式为：。其中，Cij是列昂惕夫逆矩阵。由于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短期内变化甚微，以及只能获取上述三年的投入产出流量表，2002-2011年其他各年影响力系数均沿用上述三年的数据。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朱玲玲（2013）。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外商及港澳台商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利润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人均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依据上述行业划分方法将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的关税税率重新集结得到各行业关税税率。对各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二）模型估计

运用Eviews7.2软件及2002-2011年我国2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5）式采用Panel Least Squares方法估计。采用后向法筛选以上列出的自变量，即从全方程回归开始连续每次减少一个t统计值最低的变量，结合调整后的R2值，直到新方程中所有自变量回归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或大部分自变量显著，并且继续剔除其他变量不能增强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为止。结果如表3所示。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普遍恶化。2002-2011年采掘业所有行业的贸易条件均恶化。制造业中除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其他12个工业行业贸易条件都呈恶化状态。具体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消费者效用均是解释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表1显示，三个回归模型均以99%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调整后的R2均达到70%以上，说明三种效用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代表国家战略效用的变量中行业利税贡献、影响力系数、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均以95%以上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但利税贡献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4%，影响力系数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1.42%。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呈正向关系但影响都相当微小。国企利润和关税税率与贸易条件呈反关系，国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2%，行业关税率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11%。外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改善0.0002%。行业人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04%。

3.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是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首要原因。影响力系数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是代表生产者效用的国企利润和关税率变量的7100倍和12.9倍，是代表消费者效用变量人均工资的35500倍，是利税贡献变量影响的3550倍。利税贡献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的2倍，是人均工资变量的10倍。

4.影响政府效用的生产者效用对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大于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国企利润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5倍。关税率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影响的550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2750倍。

（二）政策启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改善有赖于政府协调各方效用。应积极协调好国家战略主义利益、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使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改善，从而使对外贸易的开展向有益于“国民”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开展对外贸易获得的效应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

2.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是改善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关键。研究显示，2002-2011年我国工业行业影响力系数越大，其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越大，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国家意图扶持产业链高端制造业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但在高端制造业本身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面对这种两难如何进行选择？从长远来看，协调两者冲突的关键仍在于有效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而不是一味依靠产业保护和补贴。

3.调整政府既有效用偏向、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工业行业贸易条件。2002-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越高，贸易条件越恶化。这从贸易领域里再次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增添砝码。

4.以混合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视角和方法改造传统行业以改善其贸易条件既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也满足消费者效用。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它的资本密集环节，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改造劳动密集行业的资本密集环节不仅可以提高传统行业附加值，也不会大量挤出它的就业吸纳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行业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均呈正向关系。

参考文献：

1.范志勇，毛学峰.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增长的效率及结构特征：1981-2010[J].经济研究，2013（3）

第9篇

【论文摘要】技术和技术创新对当代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本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了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 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 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 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存在问题

国际贸易开展的起因在于互通有无和提高消费者剩余。中小企业在企业的缝隙中生存，以大型企业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起着拾漏补缺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中小企业品种的多样性，还是因为地区间的成本差异产生的价格竞争力，都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国际间活跃的贸易主体。

一、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性

(一)从自身角度来看 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自身竞争力的增强是有益的。首先，作为最直接的效果，中小企业可通过国际化经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各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一样，当国际竞争激烈时，中小企业可以在国外寻找低竞争的销售市场。其次，国际竞争可以迫使中小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正规化。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要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与国内市场相比，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因此，国际竞争将迫使中小企业谨慎行事，不断学习，灵活机动地调整。此外，国际竞争还有助于中小企业无形资产的积蓄，成功的国际竞争可以为企业树立形象，从而有利于企业吸收资金、吸引人才等等。

(二)从宏观角度来看 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劳动力供给丰富，在国际贸易方面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但是，又由中国长期被排斥在GATT和WTO成员国之外，中国的出口严重依赖于外贸零售商。因此，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形成千军万马搞外贸的格局，可以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在剩余经济条件下，大企业虽然效率极高，由于受到社会有效需求的限制，往往开工不足，导致社会就业的急剧衰减。相比较而言，中小企业设备简单，易于及时改变生产方向，可以比较好地符合消费者标新立异的需求。所以，中小企业对维持较高的就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在社会生产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而社会有效购买力也相应随之降低的趋势下，市场的非均衡现象成为剩余经济最为普遍的现象和最为棘手的问题。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贸易，对缓解市场的非均衡压力，避免过度竞争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的比较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一)比较优势 一般地说，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品种的多样性;其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绝对成本优势。

1、品种的多样性。在现代大机器工业条件下，尽管技术的进步，使各种自然条件下的生产都成为可能，而且国际间产品生产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国际间产品生产的差异仍然存在。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大企业生产品种的单调性。具体地说，尽管大企业具备强劲的生产能力，但是它不能很好的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社会总需求小而缺乏弹性的商品，大机器作业显得无能为力。同样，需求具有多样性要求的产品或品种大企业、大机器生产也不如中小企业得心应手。所以，在生产品种和小批量的商品方面，中小企业具有大企业无法比拟的绝对的灵活性。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存在对多品种、小批量商品的需求，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具有它的必然性。

2、在价格上具有绝对成本优势。一般来说，在国际统一大市场条件下，大企业广泛地采用机器体系进行生产，不仅可以降低单位商品分摊的固定费用，而且可以通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降低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但是，在市场容量相对小的细分市场上，由于受到大机器工业生产的特点所限，大机器工业的优越性无法显现出来，中小企业的半机械化作业甚至手工作业的所需的设备简单、投资较少、调试方便、改变生产方向容易，因此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成本可能低于大企业的高度自动化的机械体系。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中小企业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特别是那些具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中小型工贸公司，成本低廉，生产方向选择灵活，能够比较好地适应国外市场，在国际贸易方面大有所为。

(二)存在的问题 自由竞争能够充分发挥各市场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盲目性与缺陷。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和偏差，主要表现为过度的价 格竞争、信息不灵通和缺乏规模经济效益等问题。

1、价格竞争。毫无疑问，在贸易条件不发生过度恶化的条件下，千军万马搞外贸可以扩大出口。但是，如果外贸经营主体过多，就会导致单纯的价格竞争和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根据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在完全竞争市场，商品的需求弹性为负无穷大。也就是说，价格变动的趋势与需求量变动的方向相反，而价格的微弱变动会导致需求量的巨幅变动。如果价格提高一点点，需求量就会大幅萎缩，如果某一市场价比统一商品的市场价格降低一点点，需求量就会大幅上升。千军万马搞外贸，实际上形成了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根据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在短期内使消费者获得较大的实惠，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过度竞争和贸易条件的迅速恶化。在市场处于均衡和供不应求条件下，完全竞争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在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时，巨大的市场供给的压力使得厂商展开无情的价格竞争，最终导致厂商的利润空间压缩甚至得不偿失。

2、信息不灵通。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信息不灵敏的问题。一般地说，中小企业设备相对简单，调整生产方向容易，能够比较好地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但是，由于它的生产批量小、人员规模小，一般无法承担在外设置分公司的巨大支出。他们所获得的国际市场需求信息主要依赖于国外零售商、亲戚朋友的口头信息甚至国内的专业外贸公司。这种信息不灵敏的状况给中小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3、缺乏规模效益。中小企业生产批量小、人员规模小，无法在全球各地广泛设置分公司。一方面，由于形成了千军万马完全竞争格局，中小企业发展外贸对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开展外贸，每一个外贸经营主体都必须配备相关的人员和设施，使得外贸经营的固定费用大大增加。这样，使得中国外贸经营的规模效益越来越差、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 此外，像融资渠道不畅、管理水平低、缺乏宏观层次上的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挑战这些内外部的压力都会使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巨大挑战。

三、参与国际竞争时中小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信息化建设 中小企业参与外贸经营最主要的是一个信息问题。掌握了国际市场需求的信息才能开展外贸经营，否则只能是异想天开。所以，把参与外贸经营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提到重要位置是明智之举。当然，中小企业的信息化，也不能贪大求洋，盲目追求全面信息化，而必须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阶段发展，有步骤地稳步推进。最基础的信息化要求是中小企业有一个信息通道，能够将自身有关的产品信息出去，同时，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中小企业的信息化也可以采取委托中介公司甚至政府外贸部门信息的方式实现。这个方式简便易行，而且能够节省费用。对于国际市场信息的搜集，经济条件较差的企业也可以采取上网的方式访问和查询有关厂商、消费集团的网站。

(二)发展合作经营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形成了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容易导致过度的价格竞争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个问题。 在现有的自由贸易格局下，外贸企业发展应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或以同等规模企业的为基础发展对外贸易的合作经营。合作经营可以降低总的固定费用、可以建立合理价格协商机制，可以避免过度竞争，可以有效地扩大出口。毫无疑问，厂商理性具有局限性，社会、企业主管部门甚至中介机构应该通过一定的措施，譬如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使用、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的优惠条件等鼓励外贸经营主体的合作经营。

(三)加强外贸经营人才的建设 一般地说，中小企业设备简单、生产规模小、人才短缺。在现有的经营条件下，人才的短缺被推到首当其冲的地位。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农村的基本经营条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是所有者、经营者还是普通的作业人员都存在科学技术知识匮乏、经营管理方式陈旧的问题。同样，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也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营外贸的人员也是从经营国内贸易的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外语、外贸知识贫乏是中小企业经营外贸的最大的弱点。在外贸人才缺乏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只能依赖其他公司间接经营外贸。

所以，外贸人才的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外贸的瓶颈。 加强外贸经营人才的建设可以通 过引进和自主培养的方式实现。在中国教育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引进招聘外贸人才已经不是难事。同样，对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小外贸企业也可以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发展外贸所需的专业人才。 中国的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完全符合中国中小企业状况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开拓全球市场，制定与自身相适应的跨国经营策略，才能使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在中国扩大开放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中小企业更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进行国际竞争以促进自身更快的发展。

1、陈乃醒.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与预测(2002～2003)[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张玉利，任学锋.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3、李雪松.加入WTO与中国经济前景[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张汉英.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研究[J].改革研究，2005(5).

5、黄津孚.中小企业信息化刻不容缓[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1).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国际收支;进出口;新疆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明显影响,国内关于现阶段该保持人民币继续升值趋势还是该通过贬值刺激出口争议再起。主要从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和资本与金融帐户的影响两方面对新疆国际收支变动进行分析,得出升值将会增加新疆国际收支额的结论。同时,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分别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对出口短期不利,长期有利,对进口带来巨大机遇的结论。

1研究背景

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1]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2]曲凤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5,(9).

第12篇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相对利益，绝对利益适应能力，供求关系

一、什么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通常是指国家之间的商品、劳务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交换活动，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易活动，实现商品以及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达到互通有无，取得绝对和相对利益的行为方式和过程。一方面，国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是由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一国对外贸易的状况又对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供求总量平衡的实现产生重要作用。

二、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总政策国际贸易相对利益，特别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在于发挥本国优势：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利用国家力量扩大出口；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和其他手段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国内市场，达到平衡国际收支，扩大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具体政策主要有：一、贸易保护政策，二、自由贸易政策论文格式模板。

三、国际贸易的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利益及其如何在贸易参与国之间进行分配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应当出口什么，进口什么，它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相关；二是如何确定进出口商品要达到的目标，它是指在国际贸易条件下进行什么样的商品交换更有利。那些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国家国际贸易相对利益，经济结构以国内分工为基础，开放程度较低，对外贸易通常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满足需要为主要目标。而经济开放型国家则以国际分工为背景组织国内生产，国际交换突破了转换使用价值的局限，而注重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依据比较利益原则确定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确定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流向，通过对外贸易求得利益的增长。

1、国际贸易的绝对利益

从对分工极大地有利于老公生产力率的提高这一规律的认识出发，出现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以致贸易双方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益。不同国家在具体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成本的差异。所谓绝对成本差异是指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 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其他国家。

2、国际贸易的相对利益

通过对两个国家生产成本的比较，如果某一个国家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而是居于绝对劣势，那么，国际贸易的结果，仍然可以使贸易双方取得贸易利益。只要各国商品之间的价格比率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相对利益，在进行贸易时，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比较或相对优势。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任何商品的成本均比其他国家都高，然而，这个国家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成本相对于生产其他商品的成本相对较低，那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便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生产并出口它，通过国际贸易来交换本国生产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从而取得相对利益论文格式模板。

四、国际贸易的供求关系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是在一定的供求关系条件下进行的。国际贸易的供求关系对国际贸易的价格有着重大影响，也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的战略、策略和进出口格局及结构。

1、影响国际贸易供求关系的因素

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贸易保护的影响、国际垄断的影响、国际或地区性经济事件或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的影响。

2、增强对国际贸易供求关系变化的适应能力

国际贸易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进出口业务、国际收支及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国际贸易相对利益，通常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本国在生产上占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产品的生产，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和相对利益。

五、结束语

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最终途径还是要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加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第14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要素配置扭曲；贸易福利变化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的一种概念性描述，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1]。这种现象与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分工利益格局作用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演化过程。

在阐释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得失问题上，众多关于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证明其促进世界产出和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也论证了其对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确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利益、贸易利益和国家福利改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历史事实的印证。不仅如此，在基于新自由主义所确立的体制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自由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比较优势分工由产业间到产业内并最终向产品内的演进，国家要素比较优势与贸易产品生产的关系也由外部密切拟合向内部精确配置转变。然而，在这一分工发展和要素比较优势配置方式转变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背离众多贸易分工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贫困化增长”描述了贸易大国，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增长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的现象[2]。众多理论文献都把“贫困化增长”现象与贸易条件恶化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发生限定在贸易大国层次上。有研究指出这种现象通常会存在于一国内部的某个出口行业上，并且贸易条件恶化可归咎于该行业内部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和出口市场秩序的混乱[3]。如果说，“贫困化增长”现象在国家层面上发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4]。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收入方面跨入发达国家行列[5]，但在尖端技术领域仍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也只能算是半个跨跃。

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上，多数学者将其诱因归结为内需不足、两极分化、创新能力弱、要素价格上涨、利益集团阻碍、效率低、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6]。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不同考察维度上所暴露出的种种表象。比较优势竞争的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成本、低效率，使其丧失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但一些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产品的出口层次和促进效率的提升。这种分工层次的提升是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的，其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7]。效率提升源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与细化，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内部体制调整与改革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并不能构成中等收入国家战略转型失败的障碍。

从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分配角度分析，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价格倾斜优势[8]、经济租、市场结构[9]、要素的流动等因素在这一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福利恶化，产生“马太效应”。尽管比较优势分工存在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是事实，而比较优势分工促进增长和效率提高也是事实，这两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在用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时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不协调。另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创新的努力并没有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这些都说明一国参与比较优势分工的格局是复杂的。不同的贸易格局以及其格局的交织会通过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的调整，影响到一国内部要素流向的变化，进而产生配置扭曲。因此，本文立足现有比较优势分工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贸易分工格局对内部要素扭曲配置的影响，旨在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发生过程。

二、产品比较优势分工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社会产品可按其最终用途简约分为消费品和资本产品两大部类。依据技术层次，社会产品又可视为不同技术层次产品的集合，记为A={Ai|i=1，2，…，n}。i表示产品的技术层次，对i有Ai>Ai-1。技术层次相对低的产品，其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较高；技术层次相对高的产品，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任何部类产品都可以看作是由初级和非初级两个生产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属于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非初级产品属于资本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

源于技术层次的需要，非初级产品生产不仅需要较多的资本，还需要运用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其成长性好于初级产品生产。由于每个人自身学习能力的差异，劳动力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流动存在着一定的自然障碍。因此，两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与劳动力要素流动相比，资本要素流动不存在这种自然障碍。在制度不限制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其价格在两部门间没有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贸易福利模型，按产品比较优势分工由消费品分工格局向消费品分工与资本产品分工格局并存的扩展路径，考察国际比较优势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分析这种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一）含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贸易分工模型

经济福利模型揭示，在有贸易分工的经济中，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对该经济体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变化的方向取决于θ（·）。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无关。许多研究文献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会使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蒙受损失，从而产生“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是，这是一种表面错觉，其背后隐藏着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创新失效的事实。若发展中国家存在产品质量创新失效情况，而发达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创新成功，则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价格会因质量改进而提高，相比国内同类竞争产品其性价比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口产品市场价格提高，发展中国家内部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产品生产将会缩减，从而产生经济福利损失。本文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产品同质竞争的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改善终归是一件好事。

2.“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过激的结果，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的条件下，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无论质量创新成功与否，发展中国家都将可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创新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放开了对外不具有竞争力的高成长性生产领域的市场，该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发达国家则因市场扩大相对强化了其创新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激励创新的努力失效。因此，在不具备竞争能力的领域完全开放，是一种激进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这种激进政策的结果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

3.渐进式提升对外经济自由度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理性选择。要避免高成长领域创新失效，发展中国家应在评估竞争力的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市场进行相机保护。这种保护甚至比发展中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保护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积累的新知识、新经验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相机采取结构性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能够提高其在高成长领域创新的成功率，抵消内部要素配置扭曲作用。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开放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若能继续坚持这种开放策略，在一些重大、关键性的高成长领域采取保护性的市场放开政策，中国就会跨跃“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4.“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实质是要素配置扭曲陷阱。许多研究文献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归结为比较优势陷阱或因贸易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马太效应”，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对问题根源的表象认识。在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的现实世界里，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恰恰是顺应了这种扭曲，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初级产品或初级生产阶段分工，分工初期发展中国家会因放开高成长领域市场而蒙受潜在的经济福利损失。随着资本的流入，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并带来经济福利的改进。由于这种技术进步仍然停留在初级产品技术层次，或产品内部初级生产阶段的技术层次范围内，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不是顺应内部要素的扭曲配置，即对高成长领域的市场实施渐进式的保护性开放，则会有利于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和产品质量创新的成功，经济福利在获得改进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也会相应缩小，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顺应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则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和产品质量创新就有可能失效，从而带来要素配置扭曲的额外损失，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使该国经济福利改进出现停滞；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诱发该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落入内部要素配置扭曲陷阱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孙明春.中国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N].解放日报，2011-06-25（10）.

[2] 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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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龚雯，杜海涛，崔鹏.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7-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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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基于笔记本电脑商品链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6（7） .

Middle Income Trap：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nner Production Factors

Allocating Distortion

LIN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ree Gorge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第15篇

一、国际贸易理论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 of 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 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 ∑ 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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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fficiency of least - squares estimation of linear trend when residuals are correlated”,　econometrica, ja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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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1970.

⑧-,“compensating variation, consumer' s surplus, and　welfare”, with j. c. moo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