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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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在外国文学中,英美文学文化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通过透视《圣经》剖析英美文学的来源及文化背景,研究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以期提高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更好地掌握英语语言。

    要了解外国文学,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圣经》,中世纪的文学很多地方都搬照了圣经故事,如《亚伯拉罕潘祭献子》搬照了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故事,《挪亚及其儿子们》搬演了洪水方舟故事。它们主要演绎圣经故事,宣传教义,间或也穿插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三孙》的主体材料都得自圣经,其中《失乐园》的题材主要取自伊甸园神话,《复乐园》的题材取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对读者来说了解这些成果无疑是一件大有稗益的事情,本文重点就国外文学中的英美文学谈谈与《圣经》之间的联系。

    一、英美文学与《圣经》的联系

    中国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的先驱朱维之先生曾指出:“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密密地交织着圣经的引句和典故,我们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便不能了解并欣赏这些杰作。”的确,西方不管是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语语言的形成与完善和《圣经》有很大的直接联系,宗教改革以后,为了顺应时代形势,西方各国都开始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圣经》的翻译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用英文译成的《圣经》有许多版本,其中revisedversion是标准的英语范本。它的词句、章法对应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在基督教宣传其教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圣经》的一些故事中,出现了一些宗教术语,大大丰富了英语词汇。现在有些宗教名词已民俗化,运用到全民语言中。比如,god , devil , heaven , hell , Christ , Jesus ,date n这些基督教中的术语,已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一)英美文学大多源于《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着作,基督教起源于希伯来人创立的世界上最早的神教—犹太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基督教徒们把记载基督教的传播、发展等文字,起名为《新约》。《新约》和犹太教经典《旧约》合二为一,就成为现在的《圣经》。《圣经》对英语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英美语言的一大源泉。所以要研究英美文化、习俗、语言等儿方面,有必要谈到基督教及《圣经》与英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圣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赋予英美两国人们的世俗生活一种神圣色彩,它以独特的象征意义显示出它在世俗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着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伟大史诗《失乐园},K复乐园》以及《力士三孙》都直接取材于《圣经》。除《复乐园》以《新约》为基础外,《失乐园》和《力士三孙》都以《旧约》为基础。拜伦的诗剧也是根据《圣经》中该隐毅弟的故事写成,只是其侧重点不同罢了。美国作家梅尔唯尔的成名作《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就是以《旧约·列王记》中的以色列国王亚哈为原型去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能否把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亚哈一意孤行、刚傻自用的形象和《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该小说的叙述者,唯一生还的水手的名字和《圣经》人物伊希梅尔完全一样。另一美国着名诗人朗费罗在其短短的抒情小诗《人生颂》中,就直接引用了“你本是尘土,仍要回归尘土”这句原话,“上帝”的字眼也经常提到。

    (二)英美文学大多取材于《圣经》

    英美文学是英美人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促进人们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到西方文化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看待世界的认知态度。英美文学是对时代和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富有乐律性的语调和丰富多彩的语汇语言运用方法。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

    《呼啸山庄》是英国19世纪着名小说家兼诗人艾米莉·勃朗特的成名作,马乔里·伯恩斯教授曾评价说:“在这部小说中,伊甸园本身并未被直接提及。但是,通过纯洁与和谐、诱惑与堕落的重现,使得这一令人喜爱的与世隔绝之境的意象得以体现。”

    许多模仿伊甸园故事或参照天堂与炼狱而设计的情节在《呼啸山庄》中并存着。第六章中,当人们第一次透过艾米莉再现的窗户看到画眉田庄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安享舒适的世界,简直就像是到了伊甸园。在田庄里寻求快乐的埃德加和伊莎贝拉即是这座“伊甸园”中的居民。相反地,回顾第一章中对呼啸山庄的描述,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那座“可怕的房子”所具有的地狱般的特征:“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形容这地方一年到头的风暴天气;房屋尽头有几棵矮小的极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在正门的附近,上面雕刻着许多残破的怪兽。山庄里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两个备受责骂、不被宠爱的野孩子就是撒旦的化身。他们闯进画眉田庄这个圣地,打破阻碍,搅乱了这座“伊甸园”中的平静氛围。在这4个角仁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关于爱情与复仇的纠纷之后,画眉田庄这座“伊甸园”又重归平静,由小哈里顿和小凯瑟琳这一对新生代的“亚当’与“夏娃”所掌管。

    通过此书,艾米莉把一个多元的伊甸园展现在人们面前,即危机四伏的伊甸园、失落的伊甸园以及重新构建的伊甸园。在此,她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是粗暴的反叛者还是激烈的骚乱最终都将臣服于上帝的荣光。

    另外,20世纪美国文学还常常借用基督受难的形象作为无辜的人为众人受苦的象征手段。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结尾处老人肩背桅杆的形象就是借用了耶酥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显然,耶酥这一形象表明圣地亚哥像耶酥一样受苦,但他有超人的毅力,将不惜千辛万苦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福克纳把《八月之光》的主人公取名裘·克里斯默斯,使他名字的首字母与耶酥的相同,并使他在耶酥受难日星期五被杀害,借以说明,即使耶酥生在现世,仍然不能见容于世人,仍将遭到世人的杀害。还有,许多现代英美作家的作品标题均直接取自《圣经》。美国戏剧家米勒表现现代人的社会生存问题的《堕落之后》,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都寓意于人间并无乐园之说。海明威的着名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其标题就直接取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二、透视(圣经》剖析国外文学特点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和文学的隔膜,中国读者往往并不了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圣经典故。对圣经的盲视使读者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解圣经对理解文学的重要性,并积极投人到圣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拨开迷雾,进人到我们过去理解的黑暗的角落中去。

    首先,读者无从体验作者的用心,从而造成作品意义和美感的大量流失及阅读体验的缺失。其次,读者会对那些与圣经关系极为密切或隐晦的作品感到茫然,根本无法深人进去。再次,读者可能会因此而误解或歪曲作品的意义,并影响对作家的评价。此外,它还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东西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集体无知已经为欧美及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和评价积累下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而这些“成果”也已经成为许多读者的前理解,引导新的错误的偏颇的阅读。

    语典是指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语言,这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学都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圣经阅读和宗教活动就是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因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到处渗透着圣经的因素,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句子,一段话,甚至是整个篇章。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以各种方式援引圣经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往往能收到特殊的效果。比如,简·爱被舅妈送到劳涅德学校后,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却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于是感叹道:“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和罗切斯特深深相爱时,她说自己是丈夫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当得知罗切斯特已经结婚时,她描述自己的心境就像《出埃及记》中埃及一夜之间家家被杀尽第一胎男婴的一片哀号。这些语句都恰当地表现出了简·爱的感受,而语句背后的圣经背景更强化了它们的表现力。

第2篇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第3篇

论文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作为中国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文学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汉办：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4〕 王宁宁：关于海外“孔子学院”的全面认识，科教文汇〔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152.

〔6〕 刘乃京：文化外交—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新视野〔J〕，2002（3）：66-68.

〔7〕 宗焕平：孔子学院的独特影响力.瞭望〔J〕，2007（11）：96-97.

〔8〕 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J〕，2004年第2期.

第4篇

一、外国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一种艺术的门类，外国文学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对世界其它区域的本土文学影响深远。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迅速的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西方文学性很快的被吸收和引进，对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像王小波、余华、莫言等都曾经谈到过自己创作中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外国文学的成果丰富，名作如海，名家如林。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文学形象，丰富了文学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开创了很多的文学表达形式。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等很多的文学形式，都在外国文学中得到了孕育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普遍性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虽然彼此的差别很大，但人主体活动的的感知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文学的世界中，创造者、读者直接可以达到精神的相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总是直接的关照人类共同的存在本身，反应人类生存的普遍规律，在文学的世界中，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外国文学的很多作家创造了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它们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永恒财富。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等等，他们站在很高平台来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他们创造的作品，在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反应人们生活的状态，从中透露出的人文理念与精神理想，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体现着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示了文学艺术的高度和水平，这也是外国文学作品在今天不断的走向世界的内在原因。

二、对外国文学的文化包容

外国文学由于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其在其它的地区迅速的传播。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外国文学地域的意识形态，带有很强的风俗文化意味。外国文学是一定时期文学作品背后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如今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信息传播变的越来越迅速，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彼此之间的吸收和借鉴变得越来越多。对彼此文化包容性也越来越强，文学的交流也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为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提供很多借鉴的素材。这种相互的融合是一种文化包容的体现，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因素。在阅读和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对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的思考和了解的过程。外国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必然与接受地区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的不同，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实现主体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它是构成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反应民族心态和民族文化。这必然会产生外国文化接受地区的文化与该地区文化的冲突，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对外国文化的传播起一定的阻碍作用，接受地区的文化认可过程可能会影响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但如今发展的趋势包容和共融的今天，各民族都不断的接受其它地区的文化，这种接受基本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体，这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把外国文学转换成翻译地区的文学，这一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创造。这种借鉴与外国文本的本身是不能分离的，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包容和开放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地区和民族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将不断的深入和增多。在这其中，文化的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世界仍然会沿着包容的和借鉴的路继续前行，外国文学也会在被借鉴中保持不断的生机。

作者：宋阳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第5篇

如学习小说《项链》一课时，学生可能很难理解国外森严的社会等级划分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对马蒂尔德的行为也不能够理解，甚至会觉得她只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若这样理解，学生的学习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因此，教师要抛弃旧观念，进行情景迁移，引导学生更深一步地去理解马蒂尔德的行为。如教师可以假设这样的情景：假如你是马蒂尔德夫人，美丽、温婉，但是却只能过贫穷的生活，而很多不如你的人反而锦衣玉食，那么你是否还会做到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呢？这样学生就会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总有羡慕别人的时候，也就能够理解想过富足、快乐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马蒂尔德的行为可以说是虚荣，但这也是她追求幸福的权利。通过这样的设想，学生自然能够明白马蒂尔德的无奈和辛酸，认识就上升到了新的层面。

二、高中语文多种对照式教学

对照式教学是指将两种以上的材料进行对比式的学习，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促进阅读理解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形式自由而丰富，可以进行内容的类比，也可以进行作品形式的比较，还可以做出思想感情的对照。在外国文学作品教学中使用对照式教学，主要是将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既可以打破中外文学既有的限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又能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如学习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就可以和蒲松龄的《促织》一文进行比较，都是描写人变成动物的主题，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同样的主题，二者在内容和表达情感上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通过对两个文本的细致阅读，学生就会发现，在《促织》中人变成蟋蟀是主动的，是为了改变贫苦的生活，虽然过程充满眼泪和痛苦，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家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经常运用到的大结局写法。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是被动的变成甲虫，即使异化之后主人公仍旧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生活也随之变得更加痛苦，从始至终都充满了无奈和悲伤，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但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都背负着生活沉重的压力，都是生活在下层的人民。通过文本内容和情感的比较，学生就可以理解卡夫卡《变形记》的思想，同时理解中国文学的内在。

三、高中语文探究性教学方法

第6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第7篇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第8篇

（一）西方主要国家的惩戒方式

1．言语责备。

2．隔离措施。

这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隔离方式，以此促使学生反思其行为的越轨性。

3．剥夺某种特权。

这常表现在被剥夺的特权必须是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之外的、与学生受教育权无直接联系的权利，如参加某种课外兴趣小组的权利、出外野游的权利等。

4．没收。

当学生的越轨行为与其特定的物品有关，这些物品的存在妨碍了学生本人或他人的学习、受教育或威胁到其健康与安全时，作为惩戒，教师可以没收这些物品。没收只是暂时的，教师应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后将其归还给学生本人或家长。

5．留校。

指在放学后把学生扣留在学校里一段时间。这种惩戒方式一般由教师根据学生的越轨行为程度决定其时问长短和性质。留校通常不应超过半个小时，并应保证学生在校安全。

6．警告。

这是一种较严重的责备方式，属于全校范围内的惩戒批评方式，它可以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点名批评，或是在学校公告栏中张贴布告予以批评，常借助于学校整体舆论力量促使学生改变其不良行为。

7．记入学生档案

即把学生所犯错误记载下来，作为学生档案的一部分。在采用这种方式时必须严格按事实本身记录，并给予学生申辩机会；学生家长或年满18周岁的学生应有权查阅学生档案，了解有关记录是否客观、公正、合理。

8．停学和开除。

这是将学生排除于一定学校教育活动之外的惩戒手段，又可称为排除或拒绝入学。前者具有一定的期限，在英国为15天，美国为10天。开除则包括明确地开除学籍和无限期的永久性排除。两者在实施中要遵循相应的程序性限制，如告知、听证、申辩和申诉权利的保障。

二、中西方小学教育惩戒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教育惩戒的差异

1．认识差异。

西方的家长和公众对学校惩戒孩子是认可的。他们认为若教师连惩戒学生的权力都没有，教师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在中国,公众对教育惩戒的认识尚存在偏差，一旦孩子向父母提到在学校受到了教师的惩戒，一些家长就会立即到校长那里投诉，有些家长还会在此时提出撤换教师、严厉处分教师或为孩子调换班级等不合理要求，如未得到满意答复就向上一级教育主管部门投诉。

2.程序差异。

西方人的法律意识很强，做任何事都要问法律允许还是不允许。在学校对违纪学生的教育和处理也有其严格的程序。而我国的惩戒程序明显不够具体，教师不明白什么情况下自己有权训斥学生，什么情况下得交由上级处理。

3．惩戒差异。

西方国家对惩戒一般是允许的，而在我国，人们更多地尊重学生的个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提倡通过关爱和兴趣来引导学生;通过赏识教育来激励学生。

（二）正确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措施

1.要制定操作性较强的教育惩戒细则

对学生的管教需要惩戒，但惩戒必须规范。虽然现行的《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都较笼统，没有将惩戒要求具体化。鉴于教育惩戒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制定操作性较强的教育惩戒细则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惩戒文本，明确在不同情形的违规行为中，学生应接受的惩戒类型以及惩戒主体、惩戒的具体方式等，使惩戒措施逐步具体化和规范化，也便于学校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正确合法地行使其惩戒权。

2.“法律公开”，使学生走进法律

我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师道尊严，少有“人权平等”“尊重”等概念，“儿童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儿童是弱势群体，要使他们不受伤害，最重要的是“法律公开”，让他们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知道自己有对侵权行为说“不”的权利。

3.对舆论给予正确的引导，使社会对教师惩戒权有一个公正的认识

舆论媒体导向要客观、公正。在对待教育惩戒问题上，舆论宣传要注意科学性和社会性，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真正为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服务。

4.应努力从制度上予以突破

如试行“小班型”策略，减轻由于学生人数过多给学校和教师带来的压力。现存的城市取向、重点校取向的择校现象使许多学校班级规模膨胀，班容量过大，这不仅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反而会给班级管理产生障碍。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难以有足够的精力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去交流、指导、监控、实施管教。这常常让一线教师陷入两难的困境，无疑会加重教师的管教压力和负担，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因此应努力从制度上予以突破。

三、结语

第9篇

一、学校安全教育的主流理念———“主动安全”教育

从各国学校安全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育策略，但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大家都秉持了近似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核心是突出强调培养人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动性在安全防范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不良倾向逐渐引起了各国安全专家和教育者的关注，就是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防护设施来保护自己。汽车安全就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人们越来越迷信汽车厂家的安全技术宣传，诸如碰撞星级、安全气囊、ESP 系统等，认为依靠这些安全设计，驾驶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正是这种错误观念才埋下灾难的种子，很多车祸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者主动安全意识的降低和缺失。安全专家和教育者都认为，技术防范始终是一种辅助，是低级防范策略，它只有与人的主动性防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发挥人防范的主动性才是高级防范策略。学校安全教育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建立了和发展了人的防范主动性。“主动安全”理念下的教育实践表现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其一，着重培养人的主动安全意识和主动安全行为习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教育实践，这是“主动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英国的小学生守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十条内容虽然不多，但几乎全部都是安全教育的内容，而且非常具体，通俗易懂，例如“……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6.不与陌生人说话；7.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8. 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9. 不保守坏人的秘密；……”安全教育（有学者也认为是“生命教育”）可以说是英国人受到的全部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开端。其二，积极运用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辅助，以人为本且不断改进。随着安全防范技术的进步，技术手段既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辅助。法国在学校中推行了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细致，且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升级。监测系统及其监测评估结果，既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教师、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最好教材，可以将教育培训活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日本还专门开发了保护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带 GPS 定位功能的安全报警器、手机、隐蔽的发射装置等。教师和家长经常辅导孩子使用这些设备的方法，辅导的过程就是有效的安全教育过程。其三，制定具体可行的法规、制度、标准等，保障安全教育及成果的落实。美国是依法保障安全教育的典型，奥巴马政府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BL）关于学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学区对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并公布结果。该法规定，各州必须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的学校”作出说明和认定，保证学生的知情权。这与法国的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的作用是相似的，而且上升到法律保障的水平。美国学校都严格执行门禁制度，对来访接待和学生外出都严格审查和登记。这对学生是很具体的安全教育，让学生懂得，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才是安全的，服从管理也是有利于自护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我国学校安全教育需要改进和创新

我国学校安全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学校安全教育实践、安全防范技术、相关法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绩。国家教育部 2006、2007 年还先后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学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但是，与世界学校安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主流比较，我们仍存在差距。比较突出的不足是，我们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还没有跟上“主动安全”理念的主流，安全教育实践没有充分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重点，大多还停留在“应急”的层面，有些初步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改进和大胆创新。首先，法规制定方面。我们的法规条文相对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是以教育部令的身份下发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其第五章安全教育的第四十一条“……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站参观体验……”这值得商榷，消防安全教育是必须做好的，而且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和技能训练，没有条件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做好。第四十二条“……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这要求太低，一个学期（半年）1~2 次，这很容易使演练流于形式。《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安全教育讲的相对更具体可行，但《纲要》又没有法律效力，只能靠学校自觉，实际没有保障。这种状况显然需要改进。笔者认为，需要在国家法定课程中明确纳入安全教育的内容，保障课时，严格考核，可以和“品德课”“、体育课”结合。各地政府还要明令增加学校安全演练的内容和频次，并监督落实和考核。其次，教育实践方面。目前我们的学校能落实的安全教育比较不足，多数都是“应急”或“应季”的提醒式告诫，如寒暑假前，学校发给家长一些注意交通安全、防止溺水等告诫通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比较系统的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笔者建议，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其一，要明确学校安全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建议设置专职负责安全管理教育的学校负责人，专门指定公安、消防等专业安防人员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协调指导人，而且这些人员任期 4~5年，其工作情况纳入本人业绩考核。其二，统一编写具有专业水准的、符合“主动安全”理念的、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安全教育计划和教材，由品德课、体育课教师分别负责知识和技能教学，期末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记入学生操行档案。安全教育教学情况也纳入学校工作考核指标，并加大其权重。其三，加强学生安防演练，规定每月都要安排学生不同专题的安防演练，各地政府要明确要求社会有关单位给予演练大力支持，并监督年度演练计划、演练过程和演练效果。再次，安全技术辅助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化支持系统建设。笔者认为，加大投入不要只想到为学校添置安防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支持下为教师、学生和家长建立安防学习和实训的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在社会各部门发挥优势、密切合作下建立起来，可以在国家安全、国防、公安交通、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社会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整合和开放各种资源，建设多种安全教育专业学习和实训基地（国防基地、消防基地、交通基地、防疫基地、环保基地等），并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安全技术支持网络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信息服务系统，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全方位高层次的技术支持。

作者：李强

第10篇

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的共性，但不同地域的民族产生的神话具有各自的个性。

希腊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记载了各自先民们的实践中足迹。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始祖神话和英雄故事等内容，两者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文化。通过对古希腊的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两者的区别中看到两个文明大国璀璨的古文化精髓。

(一) “神”的形象不同

古希腊神话的最大特点就是神人“同形同性”。①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以自己为模式创造了神。”因此，古希腊人也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创造他们的’神”。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人的形态、性格、情感等特征，使得诸神形象非常接近于人。希腊人认为，“神是最美的人”，都拥有漂亮的外表，比如宙斯就拥有漂亮的外表，这也说明了神实际上是人之美质的集中体现者。②希腊神话不仅记载了神的“人神同体”，而且神也具有七情六欲。希腊神话中，无论男神、女神关于恋爱故事的特别多，即人神互通血缘。例如宙斯与女神生子或是爱上普通女子;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达夫妮。因此他们也有人的痼疾，比如说嫉妒心，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特为争夺“最美的女神”的赞誉而彼此使尽心计。

然而，中国古代神话大多则是把神描绘成“人兽同体”。①天神伏羲是人首蛇身，太阳神炎帝是牛头人身，他们或是动物的化身，或是感应天象而生，他们往往是神秘的，以一种图腾的形式存在，是先民们在愚昧状态中对自然的敬畏、取悦的反映。②中国古代的神一般不会有人所谓的“心性”，他们是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严肃刚正的，对于他们是一种污蔑和亵渎。

(二)“神”的体系不同

古希腊神话有一个完整的神的系统。①神的体系以家庭为单位组建，诸神基本有一个繁衍的家族体系。例如众神之首宙斯与天后赫拉结为夫妻，其儿子阿瑞斯为战神。②希腊神话里的神有“新”、“老”之分。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的，形成了具体的诸神谱系。在希腊神话里，新神和老神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在宙斯拯救兄弟以后，新辈神取代了老辈神，这就是一种接替和繁衍。这是人们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的体现，也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规律的反映。

中国古代神话则没有脉络清楚的系统。 ①中国古代神话一般是以社会为单位，众神与主神之主要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多不存在亲属关系。②中国古代神话的神是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因此，自古以来，神都被当成祖先来膜拜。

(三)女神形象差别

古希腊神话与中国古代神话中都有涉及女神的形象，但两相比较差别可见一斑。①从女神数量来看，古希腊先祖们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系列女神形象，如大地之母盖亚、天后赫拉、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智慧之神雅典娜、月神阿耳忒弥斯等等，女神数量之大。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神话中女神数量要少得多，关于女神的故事也仅有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为数不多的一些。②从女神命运与个性来看，古希腊女神的个性充满人的七情六欲，她们有博爱，也有自私、嫉妒的心理，形象饱满。如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费劲心思争夺“金苹果”的故事。表现女神们嫉妒心极强，追求自我满足，仇视敌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她们更接近于人的形象。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神话中女神大多为劳动女性，个性醇厚，与普通大众一样劳作，肩负创造人类，为人造福的重任。③从女性权威来看，古希腊神话女神不是最高权威的所在。首先，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其次，纵然古希腊女神的数量占了其神数量的近一半之多，但最高权威仍是宙斯，也无人能挑战宙斯。古希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是社会的中心，先民们创造神话时，也充分将权利赋予男性。从古希腊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女子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她们甚至于男性的附属品。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最高权威的掌握却在女性，比如女娲。在中国古代神话起源时，母系社会尚存，人类对女性是崇拜和尊敬。因此，在古代先民的意识里，女性拥有创造人类、造福人类的贡献。

(四)神的精神内涵不同

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充满了强烈的人性主义倾向，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希腊神话故事中往往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在探索世界的同时也探索人。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神的存在是为了人，人是目的，而神是手段，希腊神话的多人信仰没有导致人听命于神、人的命运完全由神来决定，而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交换。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求知、去创造,他们充分相信自己。

相反，中国神话宣传的神灵则高高在上，认为神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具有人类所没有的超自然能力;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根本无法逾越，即人类必须绝对地敬畏神、崇拜神和服从神，不可对其有任何冒犯之处。如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神永远是不可战胜、不可挑战的。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五)“神”的现实意义不同

希腊神话故事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希腊诸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有人的七情六欲等需要，有正直勇敢的，也有奸诈狡猾的。因此，希腊诸神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特征。比如希腊诸神的“”现象，大地女神盖亚与其子乌拉诺斯的“天地相交”，而后乌拉诺斯在盖亚的教唆下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之后又与自己的妹妹瑞娅结婚，此中关系极为复杂。古代希腊神话，神具有人的特征，被人格化，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复杂，阴暗的一面。

中国神话的“道德性”，中国神话中的“神”往往是“德”的化身。他们承担着维护宇宙秩序的崇高责任，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是人们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诸神们的种种行为动机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尝百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神们不看重对个人情感的追求，他们大多善于控制情感，控制欲望，与希腊诸神的“”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神话里的神都是以道德最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仅仅满足自己的需要。中国的神话，基本都是理性人格，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伦理道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时儒家道德思想的一种反映和暗示。

作为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希腊都曾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作为东西方两个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后世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学魅力，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民族文化及其特征的形成，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宝库和源泉。

参考书目：

[1]郑克鲁，黄宝生，陈建华，蒋成勇《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6

[2]斯威布[德]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06

第11篇

外国文学作品是外国语言的升华，是其语言发展过程的重要证明。加之文学又具有形象性特征，它是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总和。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环境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文学作品的表现丰富多样，对培养学生的文学涵养意义重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现实的影子，了解和学习它，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对外语专业学生来说，通过自己感兴趣的外国文学，在正常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去了解和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不断的积累，达到提升文学涵养的目的。文学涵养的提升可以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同时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的关系。

二、外国文学作品中对“真、善、美”的追求

文学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元素，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结晶。它从某种程度上传播着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真、善、美”是各类外国文学中提高文学内涵不变的追求。

(一)追求“真”

文学所追求的“真”，既有客观的“真”，指作家要多以现实生活为本，在客观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对客观环境和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真实描述。同时也指内在的“真”，即指作品中的人物内心的绝对真实。无论是作品的主题，还是作品中有正面效益的主人公，都表现出作者对本真的追求。文学作品追求“真”，不去刻意掩盖黑暗或反派，不管其中所追求的是否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只要与作品内在的逻辑相符合即可。

(二)追求“善”

无论是哪一部文学作品，都存在对“善”的描写和歌颂。在一些作品中即使写入“恶”，也是以“恶”来反衬“善”。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副教主，作者以他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但是不是在所有作品中都是善恶并存的?在有的作品中只表现出一个主题，就是“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就没有一个恶人，尽管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小说却把“善”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

(三)追求“美”

文学作品中对“美”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本质上。从文学作品的形式看，不论是整体的还是散落的，各种各样地、各层次地对美进行追求。从文学作品的本质方面来看，即在文学作品的主题上追求“美”，不论是悲或喜，都能体现出其主题的美。比如《哈姆雷特》，它的主题是悲壮的美。

三、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方式

(一)对学生个性涵养的培养

在借助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进行文学涵养的培养时，首先要注意对学生个性的培养，使学生有充分的表现余地。其次，要积极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死板，要鼓励多元化、开放化的阅读。再次，引导学生从作品的意境出发，发散思维，结合自身的体会去了解作品。另外，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喜好，推荐适合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习中，除了要学习作品的表现内容外，还要对罗密欧和朱丽叶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讲解，只有了解了故事的整个社会背景，才能对人物的性格做出正确的把握，并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去深入理解，根据自己的观点积极探讨，不求答案统一。

(二)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文学涵养培养的重要内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很好地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特别是一些诗歌作品，语言精练，跳跃性大，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在帮助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通过想象和思考，去感受作品的意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想象出作者所表达的人物形象和画面。例如在学习《吝啬鬼》时，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能力，不同的学生根据自身的不同感受，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葛朗台的形象。根据自身想象，把文章中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转化成为活生生的画面。这对文学涵养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引导学生进入到文学作品的意境中去

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丰富外语专业学生的情感，陶冶他们的情操，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引导学生进入到文学作品的意境当中去，去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外国文学作品正是这个过程中用于提取的初始能量。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如人物刻画、描写方法等基本文学手法，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作品，培养文学涵养。

四、培养前景展望

要想熟练掌握一种语言的精髓，除了要掌握其外在的工具性外，还要注重对其思想和人文性的感知，这包含了语言学习者对文学和文化的修为和体味深度。虽然，外语专业的学习必须要先掌握好语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参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仅仅依靠熟练运用语音、语句、句型、语调进行表达是远远不够的。把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积极与当下的环境和热点事件结合，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例如通过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学习，要感受这个命运悲剧，就要结合当下社会中的悲剧进行分析，这样的方法，不仅能使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更加主动，而且对作品要表达的内容可以更好地去理解。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外语专业学生来说，如何培养文学涵养一直是我们关心的课题。笔者相信，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在通过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道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五、结语

第12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国内外 文学评论 影响

目前，文化分布呈现多元化格局，各个民族拥有自己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学评论主要是指借助对优秀文学作品评论的分析，揭示此部作品或者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发展规律，从而使读者进一步把握文学作品内涵。影响文学评论的因素较多，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博大精深，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较大。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形式，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且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自谢，还影响着读者。因此，本文对于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的探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东西方文化概述

（一）文化精神核心

文化精神核心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人文理念是东方文化的精神核心，而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东方文化中以中国文化为主，注重对人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考虑，西方国家因坚持科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西方文化观，进而导致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看待相同问题其切入点各不相同。文化差异作用在世界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含文学评论。

（二）语言

语言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主要手段和评估标准之一，因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思维活动。例如，汉语，中国人在文化系统中注重意境，因此，汉语的精华就是它善于制造空间，创设意境。因此，越精妙的汉语，越让人捉摸不透，这也是其价值所在。而在西方国家中英语是主要语言，英语和汉语相比，缺少严谨性，且语言是最能代表文化精神核心的内容，对比汉语和英语可知，中国对于文化艺术追求意境，而英国人则注重科学性。

（三）艺术差异

在我国艺术文化中注重写意，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注重写实，由此可知，前者追求一种心境，注重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交流沟通;后者追求求实，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在文学艺术中，我国抒情内容较多，例如我国的古诗，叙述类相对较少，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即便年代久远的诗歌，均蕴含着深刻的叙事内容，例如荷马史诗。

二、英美文学发展与特点

（一）英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英国文学在英美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遵从内部发展规律同时，与之相应的政治、历史等均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学从盎格鲁撒克逊过渡到文艺复兴，再到新古典主义，又到浪漫主义，最后发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英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转变了自身的发展风格，从最初的写实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帝国叙事是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乌托邦文学是其代表性传统，这里面蕴含着经验主义。

（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

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五.结语

第13篇

具体到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还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第一，同样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学课程的课时与中国文学课程比较而言，还是相对较少。第二，由于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社会格局等方面的差异，与中国文学作品相比，学生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产生陌生感与阻拒感，难以精准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第三，课程本身难度大，内容广，理论体系性强，有限的课时难以覆盖广博的内容，这就导致教师上课有顾此失彼之感。第四，教学方式粗犷，外国文学课程往往以大班方式进行授课，师生互动少，课堂氛围较为沉闷，这就很难让学生产生持久性的学习兴趣。此外，我国高校自施行2012版教学方案以来，专业课程后置、课程课时缩减已是教学常态，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也随之滞后、减少，这就导致学生对相关作品的阅读经验积累不够，基础知识面也较为薄弱，难以融入课堂节奏。这些现实的教学矛盾，经常让高校教师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既要在有限教学课时中有效完成教学内容的教授，又要在课程讲解过程中，尽可能设置师生互动环节，激发学生积极性，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这无疑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外，另辟教学渠道，寻求师生交流途径，延展教学时间来弥补这一缺憾，而微博、微信、播客等新新媒介则恰好可以承担这一重任。E媒体时代为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契机，微博、微信、播客等新新媒介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双向传播模式，新新媒介打造的网络平台模糊了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在自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不再仅仅是媒体受众，而是逐渐转变成各类话语信息的原创者、编辑者、者与分享者、评论者，甚至成为舆论的引领者。”每个人都能创造媒介的内容，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制造者与发出者，可以说，新新媒介的“交互性”功能，让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自媒体信息传播中的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自由的信息传播者和主动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个人在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换中获得空前的主体地位。”高校教师应合理利用新新媒介“交互性”的功能优势，将平等的、互动的“对话精神”引用到课程教学中，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拓展其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与传统媒体相比，E媒体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摆脱了线性传播的时空藩篱，信息可以得到即时即地非线性传播。高校教师可以利用新新媒介不受封闭时空限制的媒体特征，打造隐性课堂，提供给学生进行即时即地学习的平台，让隐性课堂作为显性课堂的有力补充。这种双课堂并行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延展教学时空，弥补课程课时不足的遗憾，也可以促使课程内容形成交互性的教学体系，解决教师在显性课堂上难以涵盖教学内容的矛盾。

二、E媒体时代《外国文学》教学的改革途径

当前，《外国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定位、超文本文化霸权的冲击、E媒体时代的学生群体所展现出来的心理特点以及受新新媒介海量信息影响下形成的全新知识结构等诸多难题，因而，笔者在客观把握《外国文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方面探索E媒体与文学课程相结合的可能性，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升其学习创新能力，进而探究如何发挥新新媒介的优势功能，打造与显性课堂相辅相成的隐性课堂，推进大学生的素质培养。首先，利用微博、微信等新新媒介的“交互性”功能，创设平等对话的教学氛围，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拓展其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由于教学内容多、难度大、理论性强等客观因素，在紧凑的课时安排下，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在课堂上只能采用大众传播模式，即一人或一个源头同时向许多人发送讯息，但接受者只是单纯接受资讯却不能转换为发送者。也就是说教师的讯息针对班级全体同学，学生是大众传播的受体，只能被动接受，很难主动表达对教学内容的诉求，更不能与教师形成灵活互动，这难免让教师不由自主地陷入“填鸭式”机械教学与“一言堂”呆板的教学境地。新新媒介的出现，则为变革高校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带来了契机，其“交互性”的功能优势，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与被动接受，它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为师生双向传播、积极交流，提供了即时即地学习的平台。具体到《外国文学》教学过程，教师可开通课程微博、微信付诸于教学实践。在微博交流平台上，老师可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与课程内容的学习日历，结合教学进程，课前，将教学内容提前在课程微博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课后，根据学生留言的反馈，教师则可采用点对点指导、点对线的沟通方式，对学生个体诉求进行私人定制式指导。

这样既可以在教学内容层面构建从知识点到知识板块的组合传播，也可缓解课程教学要求与学生诉求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走出显性课堂师生无法充分交流的窘境。针对E媒体时代的特点，“介绍知名作家的生平背景、创作分期，可以将老照片作为必要的教学素材，让学生对作家获得最为直观的印象。对于经典文本的人物分析，则不妨利用电影剧照、漫画、照片等形式，引导学生逐步熟悉文本情境。”此外，教师微博与学生微博可形成微关系，师生便可形成相互砥砺的状态，教师既能知晓学生的学习波动态势加以合理疏导，也可随时跟踪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积极应对，而学生的教学疑惑也可促使教师调整教学内容节奏，更新教学思维，由此形成良性的教学循环圈。其次，利用新新媒介不受封闭时空限制的媒体特征，打造隐性课堂，延展教学时空，构建显性、隐性并行的“双课堂”教学方式，形成课上课下教学体系的交互性格局，进而有效缓解显性课堂紧张的教学矛盾。E媒体具有即时即地非线性传播信息的功能，可提供给学生即时即地学习的平台，相较于显性课堂授课教室的固定场所限制、既定授课时数的课时规约，在由微博、微信等新新媒介打造的隐性课堂中，学生则突破了具体时空的藩篱，拥有了更自主更自由的话语权。只要有WiFi覆盖的地方，学生便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登陆微博、微信与教师互动、与同学讨论。即便身处校外，只有对显性课堂教学内容有所疑惑，或者对作品有所领悟，任何一位学生都可以在线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教师可适当加以引导点拨，形成良好的教学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其他学生的感悟、共鸣或是质疑。这样，一个问题便成了共同的关注点，如若教师就此加以生发，便可形成一传一、一带多的传播格局。当信息以裂变的方式延伸到网络端口的每个接受者，学生们已经不由自主参与到课堂内容的讨论中，而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因时间因素而停止，也不会因场合元素而滞留。可以说，作为显性课堂的有力补充，隐性课堂这种即时即地学习的平台大大弥补了显性课堂上教学课时不足的遗憾。

第14篇

文学作品解读要基于文学阅读。阅读要先于解读。因而首先要让学生直接接触文学经典，真实朴素地阅读。〔美〕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本《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里提到阅读第一个原则———“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就是强调读者要去掉学院派的套话和框架，尽可能不要先入为主、带着已有的成见去阅读。我国学者赖瑞云也指出：“如果先入为主带着既定框架，或者带着有色眼镜，或者分心走神，雾里看花，阅读就可能失真。”刘勰在《知音第四十八》也提倡“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真实阅读。直接面对经典，原汁原味、真实朴素的阅读，是进入有助于文学经典解读审美自失的最佳理想状态。“审美自失是优秀读物的最基本的真实阅读状态。”学生直接面对外国文学名篇佳作，清除一切干扰、原汁原味地阅读，就能形成鲜活的原初印象和感受，切实享受到阅读的审美愉悦和。比如，在狄更斯长篇小说《远大前程》的解读教学中，一位教师让学生课前先阅读小说。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以讨论的方式谈谈自己原初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同学们纷纷反映虽然这部经典故事情节单一，但仍很喜欢阅读。一位同学感觉狄更斯这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自传体小说，以主人公性格匹普的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道德感比较模糊。另一位学生对小说人物的“对话”印象颇深，感觉狄更斯描写人物对话时很能抓住人物个性特征让人物说各自个性化的语言。还有一位同学认为小说是用反讽来写的，用匹普的命运对社会给人远大前程的可能性已消失的批判与反讽，形成小说特定的修辞效果。此外，有的同学认为初读作品给自己最大感触的是狄更斯在小说中对法律所持的批判态度，有的同学认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还有的同学认为这是一部童话色彩浓厚的小说……从学生诸多的反应来看，这部经典给同学们带来许多原初印象和感受，恰恰是解读这部经典小说的诸多切入点。教学中如能抓住学生这些真实阅读产生的兴奋点与原初印象，无疑为下一步深入解读作品的深层结构意蕴与表现形式打下良好基础。可见，阅读中整体鲜活的原初印象十分可贵，学生已被文质兼美经典的永恒魅力所深深吸引，并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这是消除对外国经典阅读隔膜的最好途径，也是珍惜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的解读教学良好开端。温儒敏先生在《多读书，方能气质博雅》一文中也说过：“作品阅读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要获取整体感受，相信和珍惜自己的印象，不急于分析寻找什么意义主题之类。”

二、唤起“阅读期待”：享受审美愉悦与乐趣

读者转向，重视读者接受研究的接受美学代表姚斯十分强调读者期待视野和作品意义生成之间关系。姚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期待视野”的术语，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也就是指读者本身的期待系统可能会赋予作品的思维定向。期待视野显然与读者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常常因人而异，各有不同。语文课标指出“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文学作品解读教学因而要注重珍视和运用学生的阅读期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逐渐养成学生对文学的接受感悟力和想象力，培养提升学生的期待期待，提高阅读质量。在外国文学经典解读教学中，我们依然经常看到教师既不注意唤起学生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也不关注学生原有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能力。教学步骤程序化：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作品艺术特色。教师从头到尾一一讲来，面面俱到。久而久之，学生对经典解读自然失去兴趣，甚至厌烦经典解读课程教学。学生的阅读期待没有被真正唤起，难怪乎布鲁姆说：“专业读书的可悲之处在于，你难以再尝到你青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那种阅读乐趣。”鉴于此，在解读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创设情境，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和情境，调动起学生阅读期待，唤起他们对探寻经典意蕴和表现形式的好奇心和欲望。比如，在“普希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创设情境，激趣导入：你印象中的普希金是一位怎样的诗人，普希金诗歌给你总体印象与感受是怎样的？学生们在中学已经学习过普希金的抒情诗，对诗人传奇的爱情及生平有所了解，初步鉴赏品位过诗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感情真挚、旋律优美，语言质朴优美的抒情诗。教师巧妙唤起学生已有的审美经验令其渴望进一步了解诗人的阅读期待中。学生求知欲和兴趣被激发以后，教师再结合图文并茂的课件展示，让学生了解到诗人传奇的爱情经历和不平凡的生平，初步感悟到诗人浪漫热情、善良纯真、忧郁率真的诗性素质和血气方刚、奔放自由的天性；通过播放诗人抒情诗杰作《致凯恩》《致恰达耶夫》声情并茂、图文结合的朗诵音像视频，让学生初步体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抒情诗风格，对这位“俄国文学之父”产生极大的兴趣和阅读期待。学生的生活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被深深唤起，就为解读诗人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良好的基础。布鲁姆说“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阅读期待和阅读实践活动之间的张力，使得经典解读教学过程充满生机和活力。教师激活学生的阅读期待，抓住学生的兴奋点和新鲜感切入文本解读，让学生获得更多个性化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才能形成对文学作品解读教学良性循环的理想境界。

三、涵咏经典：自主探究深层结构

重视读者接受的阅读理论具有一个共同认识：一部文学作品存在着多种解释与分析的可能性。外国文学经典常常在表层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深层结构，需要读者深入寻幽探微，才能体味其中的“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正如歌德所说“意蕴只有在实践中须和它打交道的人才找到”。学生是阅读的主体，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教师在经典解读教学要高度珍视学生阅读独特体验与感悟。温儒敏先生说“如果缺少个人的阅读体验与感觉，没有个性化的阅读，而老师讲得太多、太细、太零碎，还可能破坏那种‘涵咏’的美好感觉，使美文鉴赏变成冷冰冰的技术性分析甚至沦为考试应对技巧”接受美学另一代表伊瑟尔在强调读者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作品的制约作用，指出作品的意义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中的“召唤结构”，指的是作品中之空白吁求读者去完成作品的未尽之意。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材、文本之间的对话的过程。”教师既要尊重学生自主探究的独特体验，也要发挥指导、引领和点拨的主体作用。在课堂创设开放对话的平台，调动学生主动参与阅读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合作探究，涵咏品味，比较升华，建构生成作品的意义。比如，在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解读教学中。教师可以课前提前布置思考题给学生思考：为什么说哈姆莱特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悲剧形象？让学生课前自己先阅读作品，形成初步印象和感受，然后观看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录像《王子复仇记》，加深对剧情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一方面反复细读作品，积累体验与感受；一方面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自己的感受体验进行比较，从中受到启发，升华成理性的体会，并撰写成发言提纲或发言稿在课堂上做报告展示。在课堂上，让同学做报告，并组织全班同学提问讨论，搭建合作探究、多向开放的对话交流平台。教师再发挥指导、引领和点拨的作用，适当引入或补充介绍文本解读的相关信息，引导学生用适宜的阅读鉴赏和批评方法去鉴赏解读。譬如告诉学生可以从社会历史学、知人论世、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俄底浦斯情结”、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多元视角去解读哈姆莱特形象的意义。比如，教师也可以讲述自己的阅读鉴赏的体验与感受。通过反复阅读，涵咏品味和合作探究，学生就可以深入领悟哈姆莱特形象丰厚内涵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此外，教师还应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丰富多样的阅读实践活动，比如，专题读书报告会，课本剧表演，经典诵读等，让学生逐渐将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体验，上升到理解与领会、鉴赏与评论的层面；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既获得审美愉悦和享受，又提升自己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审美鉴赏能力，培养健全审美人格。

四、名师的榜样作用：促进专业化发展与成长

温儒敏先生曾经说过：“教师是化育人的职业，先要化育自己，让自己具备博雅的气质。”小学阶段是文学教育的初始阶段。语文课标指出应该让学生“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小学生处在人生的童年阶段，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体验是以直觉和感性鉴赏为主，模仿性和可塑性很强。这就需要小学教师在入职时就应该具有高尚的阅读品位和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鉴赏评析能力，同时还要熟悉小学的文学教育。高师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教学因而应关怀学生未来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在经典解读教学中，要将学科知识和小学教学实际相结合，使未来教师们具备任教所需学科知识涵养和专业化素养。在教学中，可以引用小学名师鲜活的经典解读的教学范例，让学生零距离地与小学名师们进行对话，目睹名师们各具特色的教学风采。学生在感性观摩中不仅吸纳名师们先进教学理念，领略他们精湛的教学艺术，还能感受他们博雅的文化品位和人格魅力。比如，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清华附小副校长窦桂梅老师非常注重经典在小学语文文学教育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必须明白：一流教育从经典训练开始”。她系列成功的名著导读课课堂教学案例，比如《丑小鸭》《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白骨精》《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在注重利用学生的阅读期待，引导学生原汁原味直接阅读原著译文，重视学生对文学课文的体验与感悟，培养学生语感、想象力和文学感悟力方面，都是小学文学教育的范例。窦桂梅老师爱读经典，她曾说“要有对经典的敬畏之心，要有让经典以经典的方式影响孩子一生的决心。”她的名著导读课就像她本人所期待那样，文学课上出了“文学的味道”，上出了文化的味道。在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童话名篇《丑小鸭》的经典导读课堂教学案例中。她大胆超越教材，引入原著译文，让学生原汁原味地去阅读，与经典对话。师：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安徒生的拟人童话《丑小鸭》。这篇童话选自《安徒生童话全集》其中《丑小鸭》的译文有近7000字，但你知道吗？在课本里被压缩不到500字了。

第15篇

对照式教学是指将两种以上的材料进行对比式的学习，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促进阅读理解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形式自由而丰富，可以进行内容的类比，也可以进行作品形式的比较，还可以做出思想感情的对照。在外国文学作品教学中使用对照式教学，主要是将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既可以打破中外文学既有的限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又能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如学习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就可以和蒲松龄的《促织》一文进行比较，都是描写人变成动物的主题，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同样的主题，二者在内容和表达情感上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通过对两个文本的细致阅读，学生就会发现，在《促织》中人变成蟋蟀是主动的，是为了改变贫苦的生活，虽然过程充满眼泪和痛苦，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家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经常运用到的大结局写法。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是被动的变成甲虫，即使异化之后主人公仍旧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生活也随之变得更加痛苦，从始至终都充满了无奈和悲伤，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但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都背负着生活沉重的压力，都是生活在下层的人民。通过文本内容和情感的比较，学生就可以理解卡夫卡《变形记》的思想，同时理解中国文学的内在。

二、探究性教学方法

探究性教学是教师以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为基础，对学生进行研究专题的指导，帮助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主动的参与学习以此获得知识的活动。探究性教学方法将课堂的教学延伸到了生活之中，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通过查找资料、总结文字、会议发言等，既能够培养他们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也提升了学生对所研究课题的兴趣，增强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