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文化景观遗产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篇
精益生产的管理思想
精益生产发端于日本丰田公司，其管理思想具有十分浓厚的日本特色，这一特色与日本的国情直接相关。日本国土狭小、生产资源严重依赖外部，这促使日本企业一贯十分重视生产的精简节约。精益生产方式突出体现了“精简节约”这一日本工业竞争战略。精益生产强调两点:一是精确，严格按市场需求(或下道工序需求)来安排生产的时间和数量，从而实现“零库存”;二是效益，通过尽可能地消除无法带来价值的经营活动，确保所有经营活动都要有益有效。其中，第一点体现出精益生产的“精简”，即通过生产整体优化，改进技术，理顺物流，杜绝超产;第二点本质是消除各种形式的浪费，体现出精益生产的“节约”。在资源日益稀缺的当今，精简节约的生产方式也是现阶段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精益生产的管理思想可以从价值工程的角度来解读。精益生产对价值流的定义是:为满足顾客要求而进行的产品设计、原材料订购、生产以及配送的具体活动。精益生产以价值流为核心，围绕价值流来开展管理活动。精益生产始终坚持从顾客的立场出发，认为只有顾客真正需要的东西才具有价值。根据这一价值标准，精益生产对价值流中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判定，凡是不能带来价值的活动都是MU-DA(在日文里，MUDA是浪费的意思)，精益生产的核心任务是消除一切MUDA。
企业文化的基本使命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在现代企业经营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人的管理，离不开有效的企业文化来引导。企业文化的基本使命是团结人、激励人以实现企业价值。企业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把严格的科学管理与软性的文化管理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有效地加以组织，形成统一的群体共识和自觉的群体行为，从而使企业具备强大的凝聚力。企业文化的基本使命具体表现为3个导向:一是企业文化的战略导向，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导向。企业文化以企业战略为基础，为企业战略服务，围绕企业战略的要求进行理念体系等的建设。二是企业文化的市场导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多方的相关利益主体，企业对国家、对顾客、对员工等都负有多重责任，这要求企业将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要求融入到日常的工作行为中，把实现多方共赢作为工作的终极目标。三是企业文化的绩效导向。当企业文化的力量十分雄厚的时候，会产生极其强有力的经营业绩。无论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消费者多种需求，它都能促使企业采取快捷而协调的行为方式，引导企业创造优异的业绩。企业文化是手段，目的是为企业取得更好的业绩，赢得更长久的发展，实现优秀企业的目标。
精益生产与企业文化的竞合
精益生产与企业文化需要合作，不需赘言。下面扼要分析精益生产与企业文化存在的竞争。首先，精益生产与企业文化的基本假设不一致。精益生产强调杜绝一切浪费，只按最终消费者的需要量安排生产，实现按订单即时生产和零库存。这一模式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准确的需求量，从而根据订单安排生产、采购［3］。这表明，精益生产的基本假设为:企业是顾客订单的接受者，顾客需要什么、需要多少，直接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企业文化对顾客的需求不是被动地接受和等待，而是主动地预测和挖掘。企业文化的基本假设是:一是顾客的需求是可以提前预测的，顾客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趋势性特点，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规律，从而预测未来的顾客需求;二是企业可以主动创造需求，顾客的需求如同冰山，除了已经被企业所认识的部分，还存在未被认识的部分，甚至是未被顾客自身所认识的部分，发现这些未被认识的“潜在”需求，能创造“新需求”。其次，精益生产与企业文化的关注焦点不一致。精益生产是面向生产的管理思想，它的关注焦点始终是成本，以“消除一切浪费”为核心。从生产的科学性角度衡量，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的条件下，大规模生产并不经济，通过精益生产能有效降低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节约，创造价值。但是企业文化的关注焦点并不唯一，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分析，低成本并非企业创造价值的唯一途径，也并非企业创造价值的最佳途径。波特认为，有3条途径创造竞争优势: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这3条创造竞争优势的企业战略各有优劣，适合于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条件。比如:2012年巨额亏损困扰丰田、夏普、索尼等日本企业，同时，2012年苹果的市值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超过了其竞争对手谷歌和微软的市值之和，并且仍然像初创公司一样保持着快速的增长速度。苹果公司以创新战略取得了骄人业绩，而日本企业依靠精益生产却面临亏损。行业环境的巨变，企业的战略也需相应调整，此时，作为战略引导的企业文化会面临关注焦点的切换，从而与精益生产存在潜在冲突。
第3篇
景观的构成要素包括景观建筑（小品）、山体、水体、植物、道路、铺地等，它们是景观文化的外显部分，是其审美意象的载体，作为景观文化设计的物质化层面，其设计成功与否，直接影响了旅游受众的第一感受。而景观构成要素，尤其是景观建筑的选择与设计，应该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其所在地区的相应文化特征，而不是人云亦云,否则很难吸引视野越来越广阔的旅游受众。如目前不少地方的景观设计中的建筑都采用了明清时候的官式做法，因此带来风靡大江南北的明清严正规矩、略显拘谨的风格，而并未将秦时豪放、汉时古拙、唐时舒朗、宋时纤丽的时代特色给予足够笔墨。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雷同景观建筑，已经很难吸引逐渐将旅游作为日常休闲生活的大众，在重复多次的视觉疲劳中，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心理抵触。其实，各地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景观设计，其相关景观要素本身有着独树一帜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下文试以冀南地区说明。冀南地区位于河北省最南部，历史源远流长，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以（第一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邯郸市拥有34处、邢台市拥有21处①，这些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多个方面，时间体系上溯至石器时代，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绝大多数都与传统建筑发展密切相关，它们构成了景观要素丰富的内涵.如赵王城、午汲城、王郎城遗址和朱山石刻等景观主要体现先秦及两汉文化，其景观建筑特点是“高台榭美宫室”，这种高台建筑是以一组小空间木构架建筑围绕着两至三层的巨大夯土台而成，其体量巨大，但技术较原始，建筑单体简单，屋顶平直，斗拱形式杂而多，很多构件远未定型化；沿平寺石塔、五礼记碑、狄仁杰祠堂碑等景观主要体现盛唐文化，其景观建筑特点是开朗舒展，屋顶出檐深远，内部空间阔敞，斗拱构件硕大且有着不可替代的结构作用，以版门和直棱窗为主的门窗朴实无华，土朱、白、黑灰搭配的色调简洁明快；大名府城、武安舍利塔、白家庄摩崖造像等景观主要体现宋代文化，其景观建筑特点是装饰华丽，装修精美，色调以金、蓝绿、青绿为佳，建筑构件做法精致细腻，琉璃面砖、瓦等常被使用另外，冀南地区特有的屋顶脊饰、斗拱假昂、门楣装饰等也都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将其作为文化遗产旅游景观的构成要素，无疑增加了景观文化的独特性。
二、审美意象的多样性
景观审美意象是在景观审美活动中产生的认知与情感，是通过景观设计的实体形象认知，将之加以想象与理解，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与共鸣。审美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重点，它既关心形象的创造，又关注精神的满足，真正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文化遗产旅游的审美意象，为景观文化的设计提供思路与依据，它使公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从而在旅游景观体验过程中达到感性世界美的愉悦。审美意象是景观文化“形而上”的部分，涉及景观文化的规范制度、人文意识、价值观念、哲学理念、思维方法等各个方面。由于其综合性，因此在某个文化遗产景观设计中应深入挖掘尽可能多的内容，否则有可能流于单调与空洞。以冀南地区邺城遗址景观审美意象为例，可概括为：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佛教兴盛之文化交融；山水园林之无为隐逸；典故传说之人生智慧等如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的审美意象是邺城首创了一种全新的棋盘格式城市格局，其功能分区明确，宫城位北居中，听政殿前至南城广阳门有着一条笔直的御道，御道两侧分设衙署，这种将宫城中轴线设为都城御街、皇城布局力求规划严整的城市营建，直接影响了后期北魏洛阳、南朝建康等的南北都城的设计，是隋唐长安、北宋东京、明清北京等都城规划的蓝本。其实,邺城的城市营建正是体现了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礼制规范，它强调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规定人与人之间特定的道德伦理关系，其影响渗透到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而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的审美意象，是源于在邺城曹氏父子与王粲等“七子”开创了建安文学，一改两汉时颂功德、美育化的儒学宗旨，而将关注点集中于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叹。他们吟咏“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寿有时而近，荣乐直呼其身”“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感叹生命之短暂、悲凉人生之苦难、哀伤欢乐之易散，放纵身心之享乐，这种看似悲观、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却恰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战乱纷争时期人们对于人生强烈的追求与留恋，其强调个人存在意义与价值，主张充分把握个人命运的人生主题，标志着中国文化人性的觉醒，它使人之个体和其内在的才情、品貌、精神等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审美的重点；至于佛教盛行之文化交融的审美意象，是因为邺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蕴，这既不同于丝绸之路上有着浓郁古印度风格的藏传佛教，也迥异于唐之后中原地区盛行的汉地佛教，而是兼收并蓄，在绘画、雕刻、装饰等各方面，不但有着希腊、波斯等地区的艺术特色，而且更多彰显了印度曼陀罗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河洛文化”、算数文化的的呼应与融合
三、环境规划的生态性
目前，生态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景观设计人员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每个景观的环境规划都会将生态的概念加以强调，但是在实际工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景观的生态设计等同于大量绿色植物的种植；忽略地区区域环境特点，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盲目照搬国外已有生态设计实例；或者对地区文化传承脉络认识不足，仅对文物建筑本体予以保护，而对其周边延续日久、有着不同时期文化烙印的大量一般性建筑视而不见甚或一拆了之.等总之，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设计仍有不少需要设计人员深入推敲的问题。关于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旅游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性设计，建议可从哲学思想、策略原则、技术手段等三层面给以思考：
1.与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它秉承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念，认为人与山川河流、花鸟鱼虫等万物均从属于物质世界的体系，强调综合气候、地理、人文等各种环境影响因素，加之丰富的心理效应、独特的审美意境，因地制宜地构建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哲学观念，可说是人类最早的生态观念。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有着对于处理景观生态非常得心应手的方法，就是以“相地尝水”的堪舆术来创造“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景观模式，安徽的宏村、山西的丁村、福建的客家土楼等都是其中颇具盛名的的成功案例。直至今日，挖掘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景观生态性的深刻内涵，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在当前能源、环境、人口等危机之下，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在各领域进行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景观环境规划领域亦是如此，只有遵循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才能取得景观生态的平衡，使其得以长期生存与发展。在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之下，应着重从降低能耗与提高环境利用率、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环境的耐久性和适应性、使用对景观环境影响较低的构筑材料、综合考虑景观环境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发掘景观环境的场所精神、延续景观所处区域的文化脉络方面进行策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