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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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5 课程测试

第2篇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第3篇

本信息化工程将信息划分为4层：第1层为实时控制系统，第2层为非控制生产系统，第3层为生产管理系统，第4层为管理信息系统。遵循规范技术要求，各个系统的信息划分为实时控制区、非控制生产区、生产管理区、管理信息区。结合本工程的信息控制管理分区情况，对本工程信息化网络也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为三张相互隔离的网络。

1）实时控制专网：包括工程安全监测系统和调度监控系统。实时控制专网结构主要是基于TCP／IP的生产控制类数据业务，数据流基本恒定，速率要求不高，业务实时性较强，其中遥控遥调更与安全直接相关，可靠性要求较高；对安全性有较特殊要求，不仅要求可靠，原始数据还要求保密。从应用范围来看，属于较特殊的一类窄带业务。本工程控制专网的站点有：调度中心、头水电站枢管理站、9座泵站、13座调节阀室（分水口）、36座检修阀室以及3处隧洞安全监测站点。

2）非控制生产和生产管理网络（业务内网）：主要是工程所涉及到的日常办公所需系统，包括行政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非控制生产区的所涉系统速率要求较高，业务实时性不强但突发性很强，且要求有较高的安全保密性。本工程非控制生产区的站点有：调度中心、头水电站枢管理站、9座泵站、天脊分水口调节阀室、潞城分水口调节阀室、漳泽分水口调节阀室、店上调节阀室、小山头调节阀室、翟店分水口调节阀、集店调节阀室（共两座）、上庄调节阀室及天河调节阀室。生产管理区定义为应用网。要求有较高的实时性高，对安全可靠性无特殊要求。本工程安全Ⅲ区的站点有：调度中心、9座泵站、13个调节阀室（分水口）、36座检修阀室。

3）管理信息网络（业务外网）：主要是各级管理人员访问Internet，查询、有关工程信息，同外部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渠道。

2通信方式

目前，现代通信网的三大支柱是光纤通信、卫星通信和无线电通信。对于三种通信方式针对本工程做以下比较。

1）卫星通信。相比地面通信，卫星通信具有通信距离远，通信费用与通信距离无关，不受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和高山沙漠等恶劣环境影响，覆盖面积大，能进行多址通信，广播分发，通信线路稳定可靠，通信质量高，组网灵活简单，适应性强，机动性好等特点。

2）无线移动通信。利用公用移动通信网络无需自建，只要申请为用户即可；GPRS通信网络覆盖面广，扩容无限制，接入地点无限制，具有极强的可扩充性；按照用户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费用低廉；传输容量大，理论最高数据速率可达170kb/s，完全能满足监控数据传输速率的需求；良好的实时响应与处理能力，与短消息服务比较，由于GPRS具有实时在线特性，系统无时延，可以很好地满足系统对数据采集和传输实时性的要求；安装在室内，没有引雷部件，不需要作防雷处理。缺点是网络覆盖可能存在信号盲区。

3）光纤通信。光纤通信本身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a）频带宽，通信容量大。b）损耗低，中继距离长。c）抗电磁干扰。d）无串音干扰，保密性好。虽然，光纤通信具有初期投资较高的缺点，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及全线自动化的任务的特点，本工程推荐选择光纤通讯系统。

3网络结构

1）网络结构的选择本工程网络结构主要采用星形，树状结构进行比较。树形网络是由多个层次的星型结构纵向连接而成，树的每个节点都是计算机或转接设备。与星型网络相比，树形网络总长度短，成本较低，节点易于扩充，但是树形网络复杂，与节点相连的链路有故障时，对整个网络的影响较大。针对本工程输水线路特点及全线信息化的要求，通过沿供水线路敷设的光纤连接的方式，形成大环网带小环网的树状网络结构。合理选择关键线路上的主通信汇集站点，并与调度中心组成工程通信主干网。各个主站点分别与所辖分支站点构成小环网。这样小环网发生故障时，不影响主环网的正常运行。

2）网络结构设计根据本工程的输水线路特点、调度要求及三类网络环境的划分情况，拟建立2条主干通信线路形成大环网，以主干线路的主要站点为汇集点的9个小环网。主干通信线路1：头水电站枢纽管理站北耽车泵站辛安泵站庄头泵站韩家园泵站北甘泉泵站潞城分水阀室官庄泵站店上调节阀室。主干通信线路2：官庄泵站漳泽调节阀室长治市漳河管理局。9条小环网根据主干通信线路9个主要站点分为枢纽支线；总线1＃、2＃支线；平顺支线；长治支线；黎城支线；店上支线及屯留1＃、2＃支线。

4备用通信

本工程监控体系覆盖范围广，监控对象种类多，传输数据对通信要求各不相同，对通信网络有极高的可靠性要求，同时还需要兼有经济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本工程监控系统的通信网络不能采用单一的通信方式，需设备用通道。备用通信在工程的典型站点租用公网专用通道与调度中心之间通信，作为数据传输的通道。工程站点有：头水电站枢纽管理站、北耽车泵站、辛安泵站、庄头泵站、韩家园泵站、北甘泉泵站、潞城分水阀室、店上调节阀室、漳泽调节阀室、官庄泵站、长治市漳河管理局。

5通讯传输方式

1）“三网合一”。方式采用三网合一光纤以太网交换机接入设备，以光纤传输技术进行高速数据交换，实现数据、视频、语音等业务的灵活接入，通过一对光纤完成整个工程信息化的传输。

2）“三网分离”方式。采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组成通信系统的内网部分。交换机提供多个以太网接口，用于传输内网的调度监测系统和安全监测的内容。各个站点视频监控系统采用视频服务器的方式接入站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中，由调度中心统一解码管理。电话调度系统在调度中心通信机房设置一套驻地话音网关设备，该设备与调度中心的程控调度交换机相连；在各个控制站点设置接入语音网关及普通电话机，语音网关直接接入站点的100M工业网络交换机。根据工程特点，本工程网络传输采用“三网合一”的方式，在2个大环网及9条小环网中各采用一对光纤，共计22芯，另考虑10％的备用，故采用24芯光纤。

6结论

第4篇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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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关键词：文化渊源 东西方 跨文化交流

1.东西方文化渊源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这些文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讲，虽然很多国家的具体文化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来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来源于长江-黄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流域文化。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于浓郁的怀旧思想，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及重感性轻理性。然而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于对人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独立，平等的追求和强调个性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

2.文化来源引起的东西方差异

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了众多的差异，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差异：社会行为，工作习惯，时间观念。所有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其中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东方文化强调曲线性思维方式，西方强调直线性思维方式，这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来源于文化来源的差异。东西方的公司员工在思维方式，交流习惯，工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处理不好，在工作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摩擦和误解，这就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天，美国总部派来的项目负责人‘Frank’ 想要听项目进展报告，小李就带来了厚厚的一叠项目文件和内容丰富的演示文稿，准备进行精彩的讲解，但是在这过程中，小李不断地被打断。Frank想要小李讲解重要的部分并且给出直接的建议，显然他对小李的讲解很不满意”。在这个例子中双方都没错，只是作为中国人的小李想要尽可能充分地详细地解释与项目相关的信息，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特点。然而，Frank的讲话方式也符合西方的文化特点。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个人交流过程中的不愉快。东方传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和农业是传统中国文化构建和形成的基础。他们认为时间是个循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回到原点，循环的时间观念强调重复和标准化，比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等。由于缺乏线性时间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观念不是很强。相比之下，西方人具有积极，敏感，准确的时间观念，在西方的哲学史上，有关于时间的纯理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所以西方的思想强调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东方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很少受过去事情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单向时间的影响下迅速变化和创新，但是，同时人们也面临着时间的压迫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的压力。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的东西方的差异。

3.这些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具体影响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文化差异引起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失败的原因。这些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日常生活，跨国公司的管理，国际商务谈判。在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一位意大利的项目经理来到中国的分公司考查，中方派了一名助理全天陪伴这位经理，这位助理尽心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其实问题在于，这位助理的全天陪伴让她没有了个人空间。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上海人，公司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但是不久后这家公司与一家外企合并，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起初员工们都有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大家都适应了，生产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里的问题在于，员工们并不了解西方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对西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方式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不习惯了。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在商务活动中，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在不断增长。所以文化差异将不仅影响谈判双方对于各种行为的解释，还将影响谈判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无意识地将这些东西带到谈判桌上，所以是它们使得谈判变的复杂。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谈判风格和技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或者说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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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ng，Li.Gateway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Harbin：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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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中西方语言交际；文化差异

一、引言

本论文主要通过论述以下问题：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运用这些文化差异辅助语言教学，使大家进一步了解语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及合适的语境中得到正确使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交际价值。

二、人类灿烂的财富―文化

（一）文化丰富的内涵

盛炎指出：有关文化的定义，有的说有一二百种，有的说有上万种（盛炎1990），因此难以一一列举。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对狭义“文化”的经典界说。通过概括，我们可以总结出：文化伴随人类产生而逐渐形成，它是人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的社会遗产。

（二）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保存、延续和传播文化的工具。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发展。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借助语言这个工具，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也要通过语言。同时，语言是社会及其发展的见证 。总之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学习汉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

三、中西方语言交际文化中的差异

（一）中西方语言交际差异产生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文化差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而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的核心是崇尚个人主义。“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是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二）中西方语言交际中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显得愈发重要，已经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同时受到普遍重视。

1、打招呼。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你去哪？”而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2、赞美。在英语国家，赞美也常用来作为交谈的引子。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新买的东西，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对别人的赞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而中国人以谦虚为传统美德，当别人称赞中国人时，他往往会说：“您过奖了”来表达谦虚。

3、称谓语。汉语中称“伯伯、叔叔、舅舅等，姑妈、姨妈等”的亲属称谓在英语中“uncle”就囊括了。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深远影响。

4、某些词内涵意义上的差异。比如，中国人喜欢数字“8”，象征兴盛发达，西方人认为13是个不祥的数字。还有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西方龙象征邪恶。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授汉语的同时，要注意让学生了解和区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样有助于他们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进而提高汉语交际水平。

四、如何发挥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予了文化丰富的内容，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过程中，文化知识的教育特别重要。

（一）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

1、能缓解文化冲击，减少文化休克的出现。对于学习者来说，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同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有很大区别。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生活与学习。

2、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自然也就能认真主动地学习了。

3、帮助外国学生正确理解及运用汉语。英语的句子体现“孔雀尾”的特点，讲究头轻脚重，讲究句子结构。而汉语的习惯是“狮子头”，很多定语都得放在被修饰对象前。

4、帮助外国学生提高言语交际能力，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比如人们见面打招呼，常说“吃过了吗？”“干吗去呀？这样的用语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理解这些文化因素造成的差异，并且学会在生活理解使用它，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

（二）采用适当的文化教育方法

文化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导入学生学习的时间主要在课堂上，遇到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时，往往会感到费解。这时教师就要发挥其主导作用，直接给学生介绍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增强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加深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2、推荐佳作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效地增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教师可以有选择地向不同阶段的学生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优秀书刊和电影。书刊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电影如《花木兰》、《建国大业》、等。

3、组织讨论。讨论是学习语言的一种常用方法，它不但给学生提供了集体活动的空间，还能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与合作能力，而且能使他们在讨论中获取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识。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们在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明确学习者的语言习惯，清楚他们的文化习俗，了解他们喜恶。在汉语教学中，应让外国学生多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这样才能减少甚至避免学生们在用汉语交流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将汉语技能训练与语言文化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汉语教学达到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第7篇

论文摘 要：自古以来，动物词汇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它们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论文着重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词语的比较，体现出它们独特的内涵意义，并最后总结出翻译这些动物词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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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玩物，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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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2］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第8篇

论文摘 要：自古以来,动物词汇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它们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论文着重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词语的比较，体现出它们独特的内涵意义，并最后总结出翻译这些动物词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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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玩物，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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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2］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第9篇

[关键词]中国文艺学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 中间人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在日本，西学的传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0年以前的南蛮文化和此后的“兰学”。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南蛮文化时期大量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学、航海术等经过曲折的发展，为日本近代文化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兴起了“兰学”。兰学时期，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翻译和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幕府统治者对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长期的反对甚至镇压政策之后，也逐渐认识到兰学对于发展生产和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因此，19世纪初，兰学成为被统治阶级所承认、为政权服务的“公学”，得到幕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积极的外部条件使得兰学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期稳步地发展并不断得到普及。兰学通过近百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内涵以至社会原理的体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社会群体。由此，“兰学”成为日本社会与西方先进文化联系的纽带，为“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学来说，也同样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启蒙。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其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成为可能。

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明治维新之后的“文明开化”运动使得日本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但当时从中国直接去欧美以及翻译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译日文书籍相对困难得多，而且日本已经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经过了筛选和消化。因此向去芜存菁的临国日本学习，比直接向西方国家学习要简便有利得多。当时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游学第二》)“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1](《广译第五》)。可以说，中国人把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来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条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向日本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派遣留学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达五万余人。大批的留日学生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日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并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将这些新文化介绍到国内。

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同样大多是由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译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文艺学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在学科体系、范畴、观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化学科的性质。文艺学领域内日文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的文艺学开始向近代化学科转变。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日本文艺学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评论中日文艺学关系时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2](P33)可以说，中国文艺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近代文艺学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学说时，除了用日语直接音译西方外来语之外。还利用汉语的意译法创造了大量新词汇。文艺学领域内的许多重要概念 或范畴如“哲学”、“美学”、“文学”、“美术”等，最初都是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翻译西方著作时确定下来的。由于这些用汉语表达的概念或范畴大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内容与特征，因此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书时也都普遍沿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关于这种情况，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曾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作过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3](P387)这些新学语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已经进入中国文艺学的视野之中，成为近代文艺学所表达的内容。

由日本传入的新学语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许多基本范畴和概念在中国文艺学中确定下来，为中国近代文艺学体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美学和文艺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国文艺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变革。

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话语特征上体现为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中国古典文艺学的话语表述特征是诗意化，思想家们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学语的引入，使中国古典文艺学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这对于近代文艺学所要求的清晰、精确的逻辑分析话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表达方式的变革在外在形式上体现为文体表现形态的转换。中国古典文艺学以“诗话”、“词话”为主的文体形态受到冲击，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体”逐渐被接受和运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日学者借鉴日本经验，主张冲破中国传统的文体规范，变革旧的文体形式，开展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体解放”运动。

由日本传人的“新学语”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对于正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文艺学来说，新知识意味着新的思想内容，新见解则代表着新的文艺观念，而这些都远非中国旧有的“词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文艺观念的需要带来了文学体裁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启超“文体改革”的主张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政论家德富苏峰作品的阅读感觉。“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4](P191)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进“欧西文思”，即要在诗文中表现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达到这一目的，新文体的语言就应该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畅达，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P191)，以便彻底冲破古文规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情感。作为文体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不仅提出理论上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并学习日本新文体的风格。他在作文章时“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5](P220)，努力尝试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日本化的新文体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6](P95)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的大规模引进与吸收，不仅使中国文艺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艺学具体的学术存在形态也在日本近代文艺学的强劲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开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这种转换以方法的更新为依据，以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以各种新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引介为具体内容，在文艺学原理、艺术史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文艺学中关于美学和艺术原理的基本体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的影响。他的《艺术概论》一书是一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内容包括从艺术的本质特征到艺术的创作欣赏、从艺术分类、艺术起源到艺术内容形式和风格流派等，包含了艺术理论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艺术理论的书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此外，黑田鹏信的另外两部著作《美学纲要》和《艺术学概论》也被译成中文。这三本译作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在艺术史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美术史家木村庄八和板垣鹰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术史著作的译介，是当时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板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将近代美术如何演进到现代美术作了全面的阐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发生的根源和必然性。这本介绍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变过程的著作，不仅为中国美术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艺术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使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产生有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当时，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成果成为开展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史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许多后来很有成就的艺术史论家都曾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并借鉴其内容、方法及体例等进行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彻底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开始全面吸收近现代新的文艺思想并应用到文艺创作和评论当中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都是留日学生，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在倡导新文学的同时还翻译了很多日本书籍，其中以厨川白村的影响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在引言中，鲁迅先生给予这部作品如下的评价：“……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7](P296)厨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达十四种之多，他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学和艺术思潮，写作了大量理论文章，内容涉及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欣赏及批评理论、艺术思潮与当代艺术评论等诸多方面。他们对近代文艺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从国外学到的思想和理论真正融入到中国文艺学之中，为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学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是在日本这个“中间人”的作用下发端、开展并逐步完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因此，在绘制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的构图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添加“日本”这个板块，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更好地进行东西方文艺学领域的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劝学篇书后，冯天瑜、尚川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中华书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文集3》，欧理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0篇

[关键词]通识教育　英语专业　课程改革

[作者简介]许卓(1975-)，女，吉林吉林人，长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英美社会与文化研究。(吉林　长春　13002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103-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中英语专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张绍杰等在《外语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中就指出至2008年全国各类院校兴办的本科英语专业已达一千余家。这表明英语专业经历了一个“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历程，随着具有较强英语教学背景的经管、外交、法律、新闻等专业的独立发展壮大，英语专业自身的定位问题成为该专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开始从更广的视角思考和讨论英语专业的课程改革问题。其中胡文仲在《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就针对如何加强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如何进一步明确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如何拓展英语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平衡外语技能的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如何规划英语专业的师资发展、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识教育自19世纪在西方出现，如李曼丽在《通识教育――种大学教育观》一书中所指出，该教育理念突出“非功利性、非职业性”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就通识教育对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借鉴作用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二、通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1　通识教育的起源。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初，美国伯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赫钦斯是美国通识教育的领导者，他指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太学。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发扬人性，以成“完人”。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中国著名学者甘阳在推广中国通识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指出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美国通识教育虽然科目很多，但人文教育是美国通识教育的最核心的内涵。

2　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中国的通识教育的起点是1995年国家教委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一次素质教育会议(在我国通常把通识教育叫做素质教育)，到2009年全国已经有一百多所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具体操作上，大部分高校是把通识课程等同为素质课或选修课，学生在本科四年内修满规定的学分(10～16分)即可。甘阳对国内外通识教育考察后认为目前中国通识教育有几个主要问题，如通识教育课程太多，在很多学校被等同于选修课，很多学生是混学分来完成；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没有理顺，不能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没有相应的深度等等。为了不让通识教育流于形式，他建议在有限的学分和时间的限制下，把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建议文理科可开设不同的核心课程，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两门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都应该是必修的，而且要严格要求，必须要进行经典阅读，要尽可能采取小班讨论和撰写论文的方式。

三、英语专业发展现状

为适应21世纪国际化经济时代的要求，教育部于2000年4月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指综合训练课程和各种英语技能的单项训练课程，即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指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课程)三种类型，《大纲》建议这三类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总学时分配的比例分别是67％、15％和18％。

现在《大纲》实施已十年有余，英语专业的现状总体问题较多，如胡文仲等所指出的：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语言技能类课偏多，文学文化类课偏少；课程内容低水平重复，深度广度不够；教材的选材偏重日常生活，口语化明显，文化内涵偏低；阅读量远远不够，写作练习不足；选修课繁杂，学分普遍下调；教师任务过重，科研压力过大。尤其在实践层面，过于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人文教育”。另外，郝红梅在其《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较集中于经贸方面，其他方面课程则普遍较受“冷落”；学生的选课普遍偏重教育类和经贸类课程。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时则与《大纲》要求相去甚远。

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我国外语尤其英语专业教育严重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究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指导原则，实用性、应用性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主流。以此功利主义哲学为主导必然导致教育的偏差，如李林等人从通识教育视角审视英语专业建设的现状，指出现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上就是将技能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各类文学和文化类课程被太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结果导致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人文基础薄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学生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判断，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和“自由社会中的健全公民”相去甚远，所以英语专业改革的重点是迫切需要通识教育的融入。

四、通识教育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1　达成外语专业人文性的共识。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接受教育是为了他(她)个人的发展需要，学生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国家，人文主义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之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文主义体现在大学理想上。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强调文法、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传统人文课程，认

为这些课程应为训练智力服务。鉴于此，在当代西方的很多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里除了重视专业教育之外，还强调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里，文学、艺术等是其中必修课程。语言具有人文性，正如胡文仲所言，语言是一种文化代码，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它所构筑的一整套文化视界，获得一种新的对世界的看法。美籍华裔教育专家高燕定在观察研究美国教育二十余年之后指出，在美国的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和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的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外语教育，其培养目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知识的传承与人文素养的提高。

现在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定位也有很多讨论，如虞建华在《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问题――兼及英美文学教学》中就指出，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层次不同，师资力量发展不平衡，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应用英语专业”，有的定位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定位，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即任何英语专业都绝不能受语言工具论及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语言技能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兼具，当然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专业定位有相对的专业侧重，如“应用英语专业”可以以语言应用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则可以凸显外语优势的人文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　完善课程设置。鉴于英语专业要注重人文性的共识，对待现行课程设置不合理之处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大纲》建议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三类课程在总学时分配的比例(67％、15％和18％)应重新调整，尤其是专业技能和英语专业课程比例差距太大，在不增加现有总课时的前提下，降低技能课课时而提高英语专业课程的比例势在必行。

另外是课程设置的阶段问题。目前《大纲》建议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周学时是14～15，但专业课程只有在二年级才开始开设，而且两个学期各仅有每周2学时，专业课程到三四年级才增加，到四年级达到最多，两个学期为每周6学时。但具体实施起来专业课程学时很难保证，近年来受考研和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很多学生就难以踏实学习，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大四下学期就不安排课程，把整个学期都留给实践环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所以前面郝红梅文提到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被挤压掉的往往就是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课时。鉴于此，笔者认为，专业知识基础课程从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应该开设，如《大纲》所列的“西方文化入门”就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北外从1980年开始开设，设置在二年级，每周2学时，开设一年。但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的现状是，在很多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就从没有开设过，这种忽视专业知识课程的现状亟待解决。

3　摸索通识教育课程和英语专业课程的融合模式。随着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开展，英语专业领域也在摸索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模式，比如王正胜等人撰文强调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要改革原有《大纲》三大类课程分法，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开设通识教育类和实践实习类的五大类课程分法。笔者认为在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当下，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亦可灵活应变，无须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进行对立。如前文建议对所有专业开设的两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对英语专业而言这两门课程在《大纲》中均已有体现。和中国文明相关的“中国文化概论”属于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而和外国文明相关的“西方文化入门”属于专业知识类课程，可见通识教育和英语专业教育并不对立，二者是相通的。具体实施方面也可因校而异，在通识教育开展好的综合性大学，以上两门课程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和文史哲类的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以通识类课程在一、二年级同修，而对于没有大力开展通识教育院校的英语专业来说，这两门课一定要在专业课程体系里在一、二年级尽早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具体模式上应摒弃概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经典研读、小班讨论和论文撰写，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训练英语专业学生长期以来欠缺的批判性思维。

我们必须要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以英美文学课为例，现在很多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的课时内接触的只是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不要说文学课上。就是四年之内文学原著的阅读也极其有限，这和吴宓先生所说的“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以上核心课程的要求之外，英语专业其他人文素质选修课的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比如开设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国际关系史、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中西文明鉴赏与比较等。但要注意一定要掌握度，课程的增加不要盲目，要根据各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和师资力量量力而行。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技能课和专业知识课也并非对立，完全可以将二者融合起来。所以胡文仲等在谈到英语专业加强人文教育时提出要提倡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不能依靠简单增加课时的方法来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目标，而是通过全面整合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来构建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

第11篇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中国比较文学 比较意识 比较视域

综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谓渊源深厚。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那时候的中国古代比较文学虽有比较文学之实,但无比较文学之名,成就虽浩繁但却零散,所以在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古人有求‘通’的关照意识,却没有独立的专业意识”①,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也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为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传教士郭士立编撰,创刊于1833年,终刊于1838年,其传播内容丰富,分别介绍了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天文学、经济学、政治法律、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很多内容都开了中国之先河,对中国的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注意比较中西方社会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而所产生的差异性,虽然介绍、比较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但是这可以被认作是第一次系统地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期刊。

《东西洋考》中始终贯穿着编纂者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历史》是《东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栏目,编撰者除了序、论之外,《历史》从创刊号起都是作为每一期的首栏刊发的,总共刊发了11期,这一专栏的标题是《东西史记和合》,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较之意。东史即中国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开天地开始止于明亡;因为郭士立本为传教士,所以西史选用了《圣经》而没有选用通常所说的希腊神话,从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世人开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这一专栏的序中说道:“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头绪,则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虽是转述,但是这段话道出了郭士立设立这一专栏的真实用意,从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和合”的观念,目的是试图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方式来促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却可以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③。这一专栏在版式上分上下两栏,其中中国历史为上栏,西方历史为下栏。后来,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号上发表了《史记和合纲鉴》,补叙了清朝历史和欧洲列国近代史。这篇历史文章同样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的比较手法:“自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诺亚,东西史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聊络,及通疏远焉。”④进一步说明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是为了说明中西方历史因风俗不同结果历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们不是蛮夷,也不是远客,中国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后》、甲午三月号的史记《万代之始祖》、甲午四月号的史记《始祖之衍》、甲午五月号的史记《洪水先世记略》、丁酉年正月号的史记《洪水后记》分别比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话,包括创世神话、人的起源神话、征服自然的神话和歌颂美德、仁义、智慧的神话,虽说这些比较是简单的,但是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话的差异性,通过这些差异性我们了解到了民族历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民族精神的演变也会呈现不同的规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关心着他的所属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恶。在郭士立的论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东西洋考》的编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域中来看待中西方文学的,他虽为传教士,但他精通中国文化,熟读儒家经典,喜好中国诗词,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苏轼的词,在癸巳年十二月号上还刊发了署名为汉士的《伦敦十咏》。编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经典,期刊当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话来解释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号上题为《诗》的专论,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李太白之诗作,称“李太白为学士之才华魁矣”⑤,但是又说“汉人读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吟欧罗巴诗词……欧罗巴诗书,万世之法程于是乎备,善意油然感物,而兴起。豪烈豪气于是乎生,精神勇发乐而不过无一理而不具矣……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荷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弥尔顿)之诗”⑥,推崇荷马为诗中之魁,米里屯的诗是“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号上的《论诗》之文,阐述了对中西诗作的看法,且对两者的异趣有所比较,称“汉诗之义为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外国诗翁所作者异矣”⑧。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妙不胜矣”⑨。呼吁中国有知识的人,不应该只流连于本国的文学,眼光应该更开阔,去读读外国的文学,必定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流露出中国文学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同时,也应该引进、融入世界文学。

《东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时时穿插有中西方比较的意识,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号的《煞语》中论及比较了中西方关于灵魂的看法,西方主张灵魂永永远远不死不坏,并不像中国如范缜所主张的“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侄外奉姑书》中就对比了中西方对待女子问题的不同。英人“产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异,一均抚养成立,并无溺女及死罪,男女无别,父母一起眷爱之……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⑩,在婚恋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识佳女之性情”而“不用执柯,乃亲自造次成婚”,几句话突出了中西方婚恋的不同,中方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则是主张自由恋爱。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杂文中名为《本草木》的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除非药材,汉人不留草木,至于禽兽,未看一本书总括其纲领,此又可怪矣。盖欧罗巴之士巡普天下阅草寻虫,甚究察其类别,知之,就用之,若论金厂,就诸山领之地方有之……国家勤民专务此事,觅新法用之。”大意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除了关注研究可以入药的草木之外,不关心其他的动物、植物,更不要说矿藏了,而且至今没有专门的动物著作,缺少西方专人专事研究观察自然科学和学习其他国家自然科学经验的热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连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介绍了一种与中国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虽没有明确的“比较”一词出现,但与中国封建制度作比较之意溢于言表。还有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观念、社会体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国诗人彭斯所说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予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我”,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比,我们就更会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点。这样我们既不会强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标准,但也不会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过郭士立系统的介绍和对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站起来“睁眼看世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而他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其中魏源所受影响最大,“引用《东西洋考》的文字达28处,文章达24篇”,引用之时,对文字稍加润饰和删减,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图说》卷一的按文中,引用《东西洋考》文字两处,一处说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引用文字600字,又称“西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云”,等等。在郭士立的这种世界视域的比较文化视野影响下,促使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世界文学的胸怀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世界观念逐渐进驻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的思想、眼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来的根据来自经典教条,唯书唯上纵向思维比较,由世界意识的不断增长,转向了横向多元思维比较。这种转变从后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有意识的世界意识影响下,人们横向世界比较意识的逐渐形成,使这一时期和以后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参考系和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将,由以前的恪守经典成规而逐渐转向注重中外现实。取法泰西、借鉴日本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一时期人们的时论文章,最明显的是以往的传统纵向比较已经为中西、中日之间的横向比较所取代。凡是带有若干时代气息的论述,无一不引证泰西和日本作为其立论根据。据说有人对郑观应《易言》36篇统计,发现其中运用横向比较的文章多达30篇,占全书篇幅的83.3%,比较的范围也涉及30个方面的内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报》时论中,仅以“中西比较”为题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鲁迅发表了比较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述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称赞他们的反抗精神,试图给中国的文坛带来新声。这一切都在证明“泰西在变,中国安能不变?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尝不可行之于中国?”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些做法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时候,虽有明确的比较目的和世界文化视域,但是没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圈子,得出西方社会文明高于东方社会文明,东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社会学习的结论,有失比较的目的,比较乃是为了互补、互影、互取,最终形成世界文学,但是郭士立这种跨国家、跨民族、跨语种、跨学科的研究在那个年代仍不失进步意义,无论其是否有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它对中国比较文学成为有意识的专业学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释:

①杨乃桥:《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这个教字是萧永宏根据《申报》时论标题的一个粗略统计。

萧永宏:《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会科学》,1998(3)。

参考文献:

1.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篇

论文摘要:文化误读是指人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由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英语的缺乏，文化误读在跨文化交际中频频发生，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如何更好地在英语专业文化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能力和中国英语能力，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读，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是英语专业中国文化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

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跨文化交际具有双向性，既要学习目的语文化知识，又要弘扬和传播母语文化。英语专业大学生肩负着在国际交流中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但是由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英语的缺乏，致使文化误读在跨文化交际中频频发生，对交际双方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2000年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学生文化素养的教学要求是:“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熟悉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具有较多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具有较强的汉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因此，如何更好地在文化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英语能力，减少并消除文化误读，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全球化，是英语专业中国文化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

一、文化误读

所谓文化误读就是人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解读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的过程中，文化差异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活动。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对解读异族文化既有正迁移作用，也有负迁移作用。当两种文化中的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都一致时，文化差异可能起到正迁移作用;当二者之间有差异时，文化差异可能起到负迁移作用。“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乐黛云(1995)因此，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如果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按照本族文化去解读异族文化，文化误读就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产生。

例如，学生往往将英文中的“RedTea”误读为中国的“红茶”，然而红茶的英文却是“BlackTea"这是因为红茶在加工过程中，茶叶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变成黑色。由于西方人相对注重茶叶的颜色，因此称之为“BlackTea";而中国人相对注重茶汤的颜色，因此称之为“红茶”。而英文中“RedTea”指的是"Rooibos"，是一种生长在南非、完全不同于茶树的野生植物，而绝非真正的茶叶。

英语中Dutch意为荷兰人，但是学生很容易对"Dutchcourage''''，望文生义，将其误读为荷兰人的勇气，然而其正确的含义为酒后之勇，且带有贬义。这是因为英国和荷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曾因商业和海上霸权发生冲突而发生了“英荷之战”，当时英国人对荷兰人非常憎恨，他们在重创荷兰人之余，还在语言上对荷兰人加以攻击。因此，在许多场合都用Dutch一词表示厌恶、轻蔑之意。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读

跨文化交际含义广泛，商贸谈判属于直接的跨文化交际，外语学习则属于间接的跨文化交际。笔者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中发现，虽然英语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和英语能力，但是由于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缺乏，加上学生自身英语水平的限制，学生往往不能用英语正确表述中国文化，甚至不能理解有关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文化误读现象时常发生。以下是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出现的三种文化误读现象。

(一)母语文化误读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文化往往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知识，因此常常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专业英语教学中也如此，英语专业的学生接触到的大多是目的语文化，而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书籍、资料却非常少见、甚至为零。由于文化教学中的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输人不平衡，往往导致学生对自己的母语文化认识缺乏，更不知道如何用英语来正确表述自己的母语文化，甚至造成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例如，由于缺乏对《易经》知识的了解，学生很容易对八卦和六十四卦中的“卦”产生文化误读，部分学生甚至质疑教材中的英文翻译八卦(eighttrigrams)和六十四卦(sixty-fourhexagrams)。实际上，《易经》里的八卦由三艾组成，六十四卦由六交组成，根据英文构词法，采用不同的英文前缀tri一和hexa-，由此将八卦译为(eighttrigrams)，六十四卦(sixty-fourhexagrams)。显然，学生的误读和置疑都源于学生对母语文化的缺失。

(二)目的语文化误读

通过多年的英语学习，学生对目的语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也掌握了一定的英语知识，但是，由于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一知半解或不甚了解，也往往会造成一定的文化误读。虽然学生对《史记》都有一定了解，但是却无法将“swansong”与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的“绝唱”联系起来，由此产生文化误读。众所周知，绝唱在此指诗文创作的最高造诣。但是由于学生缺乏对目的语文化预设的了解，学生不理解“swansong''''，的含义，而将其误读为天鹅的歌声。实际上，在目的语文化中，"swansong”并非指天鹅的歌声，而是源于源于希腊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Apollo)是太阳神、光明之神，由于他多才多艺，又是诗歌与音乐之神，后世奉他为文艺的保护神。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故常被用来比喻文艺。传说天鹅平素不唱歌，而在它死前，必引颈长鸣，高歌一曲，其歌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这是它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唱歌。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就用这个典故来比喻某诗人、作家临终前的一部杰作，或者是某个演员，歌唱家的最后一次表演。

(三)跨文化误读

虽然学生具备一定的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但是如果学生不能将两种文化加以融会贯通，不能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共识和差异，缺乏对跨文化知识的认知，也将导致文化误读。例如，学生对姜太公钓鱼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学生对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屡建奇功，受封于齐地的故事却了解不多，学生往往根据其字面意思将“right-handman”理解为“右手边的人”。殊不知在目的语文化中，"right-handman''''，意为“左膀右臂、得力助手”。《西厢记》“红娘”在中国文化中表示促成美好姻缘的媒人，通常带有褒义。学生常常将英语中的“go-between和match-maker”与之对等，殊不知在无意之中产生了文化误读。因为在西方文化中，"go-between和match-maker''''，除了表示“媒人”，还有“中间人、捐客”的含义。很显然，二者在文化涵义上不完全等同。

第13篇

令人抓狂的文科计算机

说到北大的通识课程，文科计算机，是最让中文系的我抓狂的，估计我不孤单，大部分学中文的都为此风中凌乱。

北大要求所有文科院系的学生必须修满文科计算机（上）、（下），共4个学分。大一上学期，我们学的是文科计算机（上），都是基础知识，简单来说就是office软件的运用，大家还能hold住。到了大一下学期学习文科计算机（下），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文科计算机的课程可不是敲敲文档、做做PPT那么简单了！

之前，我听学长学姐们说过文科计算机（下）的课程有多么虐人，却不晓得“虐法”。上了一次课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学习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计算机知识了！这些知识包括数据库、多媒体、网站制作和编程等课程。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课程都学。文科计算机（下）是每个老师根据自己擅长的方向来讲课的，比如唐大仕老师的程序设计与运用，邓习峰、吴云芳和钱丽艳老师的网页制作，常宝宝老师的多媒体课程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的方向来选课，也可以根据从学长学姐那边流传的各位老师的口碑来选课。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选老师比选兴趣的方向重要得多！归根结底，绩点（即GPA）是指挥棒。绩点是每个学期算的，如果这个学期中有某一门课的成绩特别低的话，就会拉低绩点。我绝对不想因此成绩难看。所以，选哪个老师的课就非常关键了，将决定我这一学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难度。热心的前辈推荐给分比较厚道、课程难度又不大的老师。当我看到选课系统上常老师的课超出五六倍的选课人数，我望而却步了。不得已，我选了刚到北大执教、教网页制作的邹老师的课。我的想法很简单――刚上任的老师给分应该厚道一些吧。然后，我无知地开始了一个学期噩梦般的制作网站的旅程。

邹老师为人非常nice，课下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不过，他每周都会留制作网页的任务，每次的作业都打分，和期末的成绩关联。当然，一开始只是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点开一张图片后会有文字的解说或者有某一个动态的效果等等。后期的任务就越来越难了――因为我们要写javascript这种“艰深”的脚本语言。Javascript可以使网页的页面产生动态的效果，可是编写这个脚本语言却是个大难关，因为一个符号或者字母的疏漏就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期末的时候，邹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上交一个网页的作品，并计入期末的总分。为了拼绩点，我开始了刷夜写脚本语言和制作网页的辛酸历程。为了能够上交一份满意的网页，我每天中午泡在图书馆写网页代码，那段时间我真的明白了为啥大家总戏谑地说学计算机的人是“码农”，真是天天泡在代码的世界里。

码农的活儿还真不简单，需要耐心、细心，再耐心、更细心。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终于在期末前，我把一份编好的网页发给了邹老师。老师对我的评价还挺中肯：“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当时我的心里乐开了花，作为一个文科生，如果没有文科计算机课程的步步紧逼，也许我只会满足于简单地运用一些office软件，不会想到计算机的世界有多么奇妙。卯足了干劲儿、认认真真地学习了编程后，我不仅拿到漂亮的成绩，对网络的世界多了一分笃定。嘿嘿，后台，我懂的。

害怕诗歌却选了门英美古诗课

大类平台课是指北大文科院系的学生必须选择一部分不是本专业的、由其他文科院系开设的专业课程，一般是指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课程。选择大类平台课就是选择其他文科院系的专业课，必须和这些专业的本科生一起上课，因此难度比起通选课要高很多。我个人比较喜欢英语，所以选了英语系开设的大类平台课。大三，我选了英语系郝田虎老师开设的Western Culture（西方文化）课程，除了想提升英语水平之外，我也希望通过这门大类平台课为自己将来学习比较文学专业铺路。

郝田虎老师是一个从外貌到言谈举止都十分有趣的老师。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到北大任教，最擅长的是讲授英美诗歌。所以郝老师的“西方文化”课，名为“西方文化”，实际上是英美诗歌选读。我一向是害怕读诗的，因为我总也搞不懂诗人在想什么或者诗人的作品想表达什么。不过，既然已经误打误撞地选上了课，我就想咬咬牙坚持下来，试一试学诗的难度。课程开始时，郝老师给大家定了一个学期的syllabus，必须完成3次课堂任务，1次期中测试和1次期末测试。3次课堂任务包括2次课后作业，通常是自选角度进行解读某一首诗，还有1次是presentation（课堂展示），这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特色――因为presentation代表的是英语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展示过程，也就是show time，是希望学生能把所学的和所想的展现出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期中和期末的测试是考察学生的知识水平，形式比较简单，就是名词解释、默写诗歌和赏析诗歌等。

对于我这个害怕诗歌的人来说，选上了这门课真是头大。英美文学中的经典诗歌，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古诗，就像中国的古诗一样，有些词是古英语单词，因为不常见，所以长得很奇怪，发音也很奇怪。郝老师让我们把规定的十几首很长很长的英文诗歌背诵下来，印象比较深的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等。背诗的过程对我来说真是痛苦，面对各种奇怪的发音，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像活在现实里的人。一开始，我经常躲在图书馆的一个小角落里读诗和背诗。后来发现自己一个人总也背不好，于是拉上了两个一起选课的中文系小伙伴，成了形影不离的三人组，一起在图书馆背诗，互相监督。

这门课上的presentation非常有趣，每个同学都可以选择以role play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我们三人的presentation展现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叶芝的一首著名诗歌《当你年老时》（When You Are Old），我们以编一个小短剧的方式来展现这个主题。其他的小组，有选择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有选择米尔顿的《失乐园》等来表演。总之，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的表演主题和方式，你会发现身边的同学活灵活现地扮演公主、国王，甚至是某种动物，这是课上大家最欢乐的时候。结课时，因为自己的努力，拿到了高分，更重要的是，我与这些并肩作战的朋友们建立起了深刻的革命友谊，也为自己未来的学习铺路。

在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学科要求学生能够贯通东西方文学的脉络，尤其是对东西方诗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因此，本科时期郝田虎老师的大类平台课成为了我打通东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捷径。比如，英美诗歌和中国诗歌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相通性，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深渊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诗歌群体叫湖畔派，效仿的就是英国文学史上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湖畔诗人群体。当年在郝老师的课上，我没能够意识到这门课带给我的益处，但通过研究生阶段三年的学习，我深切地感谢那个学期里老师的各种“折磨”。

通选课里的神仙老师们

北大的通选课是让人爱恨交加的！所谓“通选课”，是北大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摄取各个不同领域知识而开设的选修课程。顾名思义，“通选”就是全校同学都可以选择，不受本专业限制。北大的通选课分成ABCDE五个大类――A类主要指自然科学类的课程，主要以物理学院、数学学院、化学学院这三个院系开设的课程为主；B类课程主要指社会科类的课程，主要由社会学系和新闻学院开设；C类主要是心理学系、哲学系开设的课程；D类课程由历史学系开设；E类主要由外语学院和艺术学院开设。在北大，热门的通选课往往在上课的时候找不到座位，站着上课是家常便饭，因为这些热门通选课吸引的不仅是北大本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其他高校的学生以及上班族慕名而来。

为什么说通选课让人爱恨交加呢？因为我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对A类和C类课是从开课时的全然不懂到结课时一知半解的学习过程，因此每每到期末考试或交论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头疼。好在A类课一般是以论文为主，因此上课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通过广泛阅读并积累论文的材料是赢取高分的关键。我选的A类课程是医学发展概论，这门课每一次都由不同的老师来授课，这些老师可以说是中国医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了。从外科、中医科到产科……虽然听课时我一知半解，但是学了一个学期，医学发展概论让我认识到生命的奇妙和美好。

B、D 和E类的课程是我很喜欢的课。比如，我在大一的时候选了新闻传播学院关世杰老师的《跨文化交流学》，这门课程是打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方式的课程。关老师是一个十分和蔼的老爷爷，在课上经常给我们讲如何去颠覆对世界各国的刻板印象，去找到一个正确认识世界的角度。关爷爷上课的方式十分灵活，比如他经常开展讨论课和展示课（presentation）。期中考，关爷爷布置的任务是，选择自己曾经去过的国家或国内的城市作为展示的主题，向大家介绍当地的文化。班上的同学有的去过土耳其，讲的是土耳其的烤肉文化；有的去过日本，就把大和民族的文化娓娓道来……这门课简直就是一门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课，棒极了！

作为跨文化交流学的资深专家，关爷爷精通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一些有趣的异同点，这对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有很深刻的影响。比如，关爷爷曾经问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学教材里把李白定为“浪漫主义诗人”，把杜甫定为“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们真的符合西方文论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吗？再比如，关爷爷喜欢看元杂剧，但是他不认可中国的元杂剧的悲剧色彩就等同于西方文论中的悲剧概念。这些问题是关爷爷在课上提出来的很有趣的话题，在上这门课之前，我总是谨记着中学教材里面刻板的知识点，却从没有对这些知识点多问问为什么，关爷爷中西对比的方式，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些老问题。

第14篇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 文学论・默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第15篇

高等教育中国画教育可持续发展一、中国画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画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画不仅保持而且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造型特点和各种笔墨技法。任何完美而精湛的思想和技法的形成，都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虽然他可以是个集大成者。但却是集历代前辈创新思想和技法之大成。因此，中国画美学思想、造型理论和技法所取得的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历代智慧继承和发展的结果，而这一代代的延续，只能由教育来联接，即传统美术教育的师徒传承教育。

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虽然给中国画带来了些许光明，但是中国画教育的发展，受历史的局限与工业化社会的激化，越来越偏离中国艺术精神的本体，无论教育观念还是教学形式都表现出与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异化趋势。要么是用毛笔解决素描问题的西画式教育，已经失去了中国画的精髓；要么是临摹、临摹、再临摹的“依葫芦画瓢”，这样的复制古画，没有时代特征，中国画很难得到发展；要么是彻底抛弃中国画的工具材料与美学思想，这样的创新完全没有了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超出了中国画学科的范畴，显然已经不是中国画了。过分强调创新与矫枉过正的中西合璧的背后，是中国画审美标准、批评传统与法则、笔墨气韵以及赖以生存的经典元素（笔墨、线条等）等的缺失，并且催生了艺术创作的浮躁心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传统艺术的忽视和教学方向的错误，导致中国画研究的学术性和教学质量普遍降低，造成中国画教育发展的困境。

中国画是一种从表现手法到审美理念体现着中国人生存状态、审美追求、思维意趣、原生品性，蕴育着中国艺术精神的艺术样式，其形态即指包括作画材料、器具、样式、风格在内的，有着体现中国技术运用、组织结构，以及依存着的思维框架的整体形态。当代高校中国画教学范畴当然应该针对广义的中国画。广义的中国画，包括晋、唐、宋、元、明、清，所有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所有绘画。其中，不但包括水墨的、写意，还包括色彩的、工笔的。继承传统艺术精神也不应该以画家的身份做选择，所以广义的中国画，也应该包括壁画、中国民间绘画等。今天中国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就在于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当代高校中国画教育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对经典绘画的教学，使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得以更加广泛的继承、传播和发扬。

二、当代中国画教育的现状

现如今中国画教学的现状是大部分学生在学习期间临摹作业水平还可以，但自身创作，对临摹学习的知识灵活运用却很不足。学生学习上很“机械”，虽然了解了一定的“线基础”，但是却不会进一步运用从而造成学业上很难提高，时间一长会觉的上课内容很“古板”“枯燥”，无法深入。从而很快转移学习兴趣，这样不利于教学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再加上由于商品经济对社会的冲击，现代的学生不可能穷经皓首安心于纯粹的书画研究之中，生存的压力使得一部分学生往往将学习美术仅作为谋生的起点（文凭），而不在于艺术的追求，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国画逐渐丧失了其传统的文化语境和精神内涵，使绘画商业化和庸俗化。绘画工具和绘画心态的改变给中国传统绘画教学及其创新带来了挑战，传统文化语境的缺失使中国传统文化步入了濒临灭绝、走向消亡的危险境地。

对于中国画教育来说，其课程体系注重“营养均衡”，要求学生要修很多科目的课程，多个科目的必修占用了主干科目的学习时间和经历，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中国画学生都有“万精油”的通病。由于高考加试科目的限制，导致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后，绘画专业或涉及绘画的专业（如美术学）的课程设置也必然包含素描、色彩、速写这些课程，这就导致学生在进入高校前后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素描和色彩上，再加上传统中国画艺术文化课程教学较少，导致学生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缺乏修养。美术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一直以来都是以美术史，美术概论、艺术概论以及艺术美学等作为主修课程，但文化课程例如中国历史、哲学、古代文学、书法、篆刻以及传统中国画论的教学与研究则是非常薄弱，中国教学与科研滞后于创作，反过来又限制创作水平的提高，高校毕业以后踏入社会的美术教育岗位的美术教师，由于受自身理论修养的限制，在从事艺术评论与鉴赏时很难再得到深入和提高，进而影响下一代的知识体系。正是这种普遍在理论上的“贫血”，才形成艺术教育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导致学生一代不如一代。

三、当代中国画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位美国画家曾对刘汝醴先生说：“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必然根植在中国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脱离传统的发展，我看只能是瞎发展。”潘天寿先生早在1963年就告诫：“创新离不开中国画的传统和特点。中国画讲究传统笔墨技法，讲气韵和线的应用。只强调创新，不重视传统是片面的，只讲传统，而忽视创新，是守旧复古，也是片面的。创新应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发挥中国画的特点，保持中国民族特色不是要我们走古人走过的老路而一成不变。陈陈相因，甘为古人的奴隶，绘画就永远没有进步。”潘先生一席话，实际说出了，中国画在求发展过程中要牢牢把握的道理。

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秀传统是要传承下来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方思想主导艺术发展方向的话语权，西方艺术潮流也己经成为中国新文化艺术的主要营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中国画，从哲学、民族、文化、心理等多方面与西方文化及其教学方法、手段都有冲击、碰撞。面对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继承中出现断裂，我们只有把中国画的教育放到整个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才能保持它的民族性与经典性。在开放的中国文化市场环境下，要正确认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西文化大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必须要重新归置中国文化结构，复兴民族文化大业，建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画教学体制。这就要求中国画的教学应该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美学观、方法论的理论指导之下，结合现代美术教学、绘画实践以及其他一切文化成果来进行。这就要首先肯定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要对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传统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对中国从古至今的画论和画评也要认真研究、读透。中国画是开放性的，要有吐故纳新、包容接纳外来文化的胸襟，对于外来文化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西画中的精华成分以后要能转化为自己的营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画教学体制而不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