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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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女画家作为创作、生活与社会的多重性角色，使她们有着不同于男性画家的生命情感体验和思维特征，有着较男性更善于接受和感觉印象的能力，有女性体味世界的细微和善意，有将自己卷入情感和审美意愿的女性执拗和女性表达惯性。女性画家将感受与素质融入自己作品的主题与形象就使得绘画迂回着女性的自述话语，洋溢着女性的风采，熔铸着女性的思想。她们在以表现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创作中，开始体现出对女性自身的认识和对母性与爱的认同以及其生存世界的关注。女画家在创作中通过形象表达女性对生活的态度和审美理想，形成与男性画家不尽相同的审美视角的创作风貌。女画家成熟期的作品已经跨越了生活的浅层描述和记录，以形象为载体蕴含着女性独有的心理、情感、状态、愿望等诸种体验，强化了创作中的主题意识，使画面更趋于深厚和内蕴，从而呈现出自述性特征。在今天多元的创作环境，不断深化的创作观念使得一些女画家将视觉转向女性本身。由对现象世界的描述转而进入女性心灵世界及主观感受的表达。英国女性文学先驱佛吉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曾经指出：“一个写作的女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恰是指作为女性为自己争取到的对人生的独立观察和思考的空间。女性画家以女性形象为载体，表达来自个体的女性感受是近些年来女性绘画特别是年轻画家的突出特征。她们用其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或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这种从个人情感体验中生发出来的艺术更明显地带有自述性特征和个人审美征兆。女画家们表达其母性的体验，表达不明确的女性意识的视觉上的自立愿望，表达孕育生命的大地万物和由此关照的女性生命来源，表现由自然花草暗喻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愿望，表现女性眼睛中的市井人海，表达来自女性生理与心理敏感的经验等等，女性绘画显出一个广大无限的创作天地和丰富多样的女性精神世界。我们从夏俊娜的《栀子花开》系列，徐晓燕的《秋季风景》以及喻红、申铃等女性画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其丰富又饱含内蕴的女性语言风采。这些女画家“从个人经验到个人天地的表达到人类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女性艺术无论从美学品格到文化指向均以进入当代状态，它既是在女性自我探询的语境中生成又以特有视角进入当代的公共话语之中”女性绘画使我们感觉到女性画家已经开始超越原有的传统见识；女性绘画概念由狭窄的局部而不断走向深入与宽广，女性艺术在本质上也属于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她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话。
二、形象塑造
女画家在潜意识中，画中的女性形象与自己的生活感受、审美理想却是剪不断，相互缠绕的，从某种角度说，笔下形象绝不仅仅是创作客体，而是画家的审美态度与精神写照。因此，女画家赋予自己的画面形象以明显的自述特征在长期的主体文化与社会题材创作中，她们不同与男性画家的地方，就是对女性的肯定、尊重和维护，创造合乎自己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形象塑造的自述性还体现在现代女性意识绘画所追求的坦诚、实在及修养的外观中，冲破原有绘画模式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造型观念自然随之衍变。只有当她们用自己的话语重建现实时她们才能获得表达个人经验的权利。而女性艺术家一贯将探询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个人经验的陈述和心灵事件的表白这些深潜的情感领域便成为建构女性生活话语的理想境地。在女艺术家尝试表达自己的人生与视觉经验的同时，就开始了女性话语的尝试与建设，表现出更具个体体验特征的自述形象。这种形象的创造，除了女性特有的对自然生命的敏锐感悟和直觉外，还表现在受现代艺术语汇影响，运用表现、象征、抽象、超现实等手法，完成对于女性体验、感受、情绪、愿望的主题表达。喻红将自己画面中的女性与周围环境孤立起来，表现一种空间的冷漠和真实的陌生，用象征手法表现一种人的生命与精神的存在方式与状态，画中的女性形象削弱了动人的画面，退去了繁丽的色彩，消解了具体的环境，但其藐视的目光、松弛的动态、自由的意识，却具有一种女性自然自得的力量，怎能不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张扬和女性感受的自述。夏俊娜绘画中所呈现的巴尔蒂斯的奇特造型品质以及弗兰西斯卡神圣的宗教氛围恰到好处地塑造了画面中理想的、姿态闲适的人物及其人物常有的一种莫名的惊恐、疑惑，不安的情绪中或未从惊魂未定的梦中走来的精神状态，画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作者散发出的敏锐独特艺术气质和审美心理的自述性。克利、卢梭、夏加尔都是梦幻主义的先驱，在卢梭身上天真、单纯和智慧混为一体，似乎毫无幽默可言但却很迷人，他那奇妙的、敏锐的、直接的观察方法结合了一种奇妙的想象力。
三、直觉品质
与普通人相比，艺术家的直觉更富于指向性，他们在迅疾感知外物的同时，也领悟和洞悉了潜藏于其中的意蕴，使主客体的结构在刹那间达到契和一致。表面上看，直觉似乎不太严谨，但它比逻辑分析、推理更完整、更深入。生命是感性的，任何逻辑分析都无法整体深层地把握它，只有直觉才能做到。
在艺术的形式和媒介里，由直观所把握的是一种观念的现实，它既是自然的现实，又是人类生活的现实。所有伟大的艺术品都是使人能以一种新的手段去接近自然和生活，并给予自然和生活以一种新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只能依靠直觉而非概念，用一种感觉的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因此，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这样说：“心理只有借造作赋性，表现才能直觉”。艺术家在积累素材、感受生活时，在确立创作意图时，在谋篇布局时，无不着眼于一定的形式，而形式如果说在创作初始阶段尚未明确，在构思阶段一定具体为某种艺术类型，或绘画或雕塑。此时的艺术形式已深深浸透了艺术家对事物的艺术把握，直觉是感受或把握艺术符号形式的审美能力。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情感形式，不是靠艺术家观察得来，而是通过直觉发现的。直觉并非纯粹的理性活动，它具有理解认识因素，这是对的，但直觉确实是一种对形式的根据把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切符号表现都要包含着对形式的把握和认识的抽象活动，而这种抽象活动又是直觉的主要功能。艺术作品既然把心灵的东西表现于目可见耳可闻的直接的事物，艺术家就不能用纯粹的思考的心灵活动形式，而是要守在感觉和情感的范围里，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要用感性材料去表现心灵的东西”。
女性在直觉方面，的确有较男性优越和敏锐之处，她们“匆匆作出结论”，并常常是正确的结论，以此显示她们的机敏。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接受感觉印象，肯尼思·沃克尔说：“女人对感情刺激比男人敏感，她通过自己的感情看待生活只凭激情就可以得到许多真理”。女性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当主题与画家的表现技巧吻合后，女画家能使画面似随手拈来般自如惬意无牵强做作之感，显现出女画家的直觉性天赋和恰似本能的美感修养。我们感受女画家笔下的纯与真，从动人的形象、漂亮的色彩到精巧的构思都是如此或造型上是工是写，主题是花是草，画境是浓是淡，都散发着女性的智慧活力，显现出女性对于艺术表现的直觉性特征和其敏锐且适度的创造力，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锐、直觉与悟性、观察体味人生与世界，说自己的话，呤自己的诗，唱自己的歌，用纯粹的色彩、灵秀的线条和真挚的形象深化主题。
女性绘画的自述特性，是女性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亦是女性艺术家在对规律的探讨中的逐渐成熟。女性画家作为现代艺术创作者和劳动者，只有在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和审美理想追求中才会真正散发出永久保持女性的艺术魅力和品格魅力。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散文集》
2.《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贾方舟著
3.黑格尔语
第2篇
[论文摘要]在我们看到过的影视作品中，总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光鲜亮丽，温柔婉约，她们戴着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惊叹。在中国的传统意念中，女性应当是扮演着温柔体贴，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我们生活的时下，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有了更多层次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生活途径的选择权。这使生活在当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严，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争取明天的发展权，对婚姻，对事业，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都由她们自己来主宰。以前那些只有男人拥有的特权之门，在现如今已经不能再把女性阻挡在外。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变相传达，女性如此巨大的改变，自然也逃不过摄影机的镜头。在中国现代的电影艺术中，我们惊喜地从中看到中国女性动人的蜕变，从封闭保守的表达到开放张显的张示，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转变，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19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女性开始反省自身的价值，并确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电影艺术中的女性意识也渐渐觉醒，同时期出现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电影也崭露头角。运动中的电影批评主要是针对一些男性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犀利的批评，进一步揭示对女性的探讨，描写更细腻的女性感情世界。由此，女性角色被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女性由于其所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所散发出的气质与其他地区的女性有很大不同，而在讨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时，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那些闪耀的荧幕之星，她们的出现曾带给多少人沉醉的喜悦和游离的幻想，也带给人多少无奈的追问与失落的伤感。正是因为她们的付出和努力点缀了那苍白的灰色的大荧幕，幻化出一场场惟妙惟肖的尘世闹剧。
一、第五代电影创作者对女性的表达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崛起，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光辉的新时代，中国电影从此走上了国际影坛，并频频获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悄然兴起，电影也开始面临商业化的挑战。
在“第五代”所创造的男权商品时代，女性在银幕上定位为被凝注、被窥视的性别角色。这样的角色一旦被树立起来，便成了整个商业时代里电影女性的标准模式。在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里男性主导地位是很明显的。张艺谋将中国民俗，特色文化包装整合之后带到国际上，大受好评。而其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更加符合国际化审美观念，《红高粱》中的九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几位姨太太，其实都是他东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他借用女性的可视性来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对于整个几千年封建残余的质问，而并不是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其中女性是作为观赏品，来满足观众的猎奇和窥探的心理。很遗憾，中国的第五代电影人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电影热潮，却没有能将东方女性真实的状态完整的、关注的表现出来。
在第五代群体中值得一提的是冯小刚的电影。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是比较成功有意义的。冯小刚电影可以说成是“男性电影”，因为他总是以男性视角来结构影片，女性形象都呈现出一种低配置现象。但难能可贵的是冯小刚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却犹如一朵朵向阳而开的向日葵，灿烂的金黄色，开朗阳光的性格，健康向上的精神，使她们栩栩如生，使她们美丽坚强，让人不得不爱。这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如在《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中，女性主人公周北雁、李清、刘小芸都十分美丽、单纯、实际、上进。她们最初都是单一的、被动的欲望对象，在男主人公的游戏方式下一步步由认同到爱慕，但最终都能在爱情里得到补偿。冯小刚让年轻、美丽、爽朗的刘蓓、徐帆、吴倩莲饰演北雁、李清、小芸，在片中展现了伶俐、高雅、沉静、刁蛮、新艳靓丽的不同女性形象，满足了观众对女性欣赏的不同品味。北雁、李清、小芸三个女主人公身上，已没有过多的道德内涵，不具备像谢晋影片中女性充分展现的坚韧、善良等道德品格。她们没有行为的主动动机，在爱情中扮演着被动承受的角色。但恰恰是有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默默付出，对工作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才更衬托出男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形象，才使整个影片在爱与被爱中延伸着观众的期望与想象。这几部影片中把男性都定位于都市社会的边缘人或日常人，而女性并没有流于平面化、平庸化和空心化。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是她们在为我们诠释着生活的真谛，给了我们普通人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二、中国内地的女性电影
在价值观、人生观都巨大改变的今天，在第五代极大优势的压力下，有人不禁要问：“中国到底有没有女性电影?”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商业语境的成熟，一方面女性成为商业电影吸引观众的筹码，成为消费和窥视的欲望对象，女性形象更加商品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一种以凸显个性化和情感变化作为表达方式的女性电影，在新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下异军突起。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在当下的中国女性电影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年轻的电影演员，特别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徐静蕾。她关注女性情感、欲望的表达，更关注女性，尤其是青春女性在成长的历程中的心路变化。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探讨的是一个老式女性话题，一个单恋，暗恋，相思的情感故事。但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徐静蕾站在一个自觉、主体、现代女性位置，描写了一种一厢情愿、纯洁的情感和欲望，没有太多的埋怨和责备，没有虚度时光的痛悔，而是勇敢、宽达的自我承担了自己的情感以及为其所付出的精神和肉体的痛楚，承担了现实生活的后果和责任，呈现了一个现代青春女性的独立、自由、坚强的情感和生命历程。
李少红导演投入电视剧制作后，同样把其在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关注、思考融入了其中。富丽堂皇的《大明宫词》就是体现了她对女性一贯的热情与关注。《大明宫词》以唐朝武则天女皇和女儿太平公主的情感为主线，深入探究情感线索，尤其是女性情感在封建集权社会中面临的摧残与毁灭。该片成功呈现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正常而又不平凡女性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的矛盾。将武则天与太平公主之间，既有血浓于水的母女情深，又有相互纠缠折磨的情感矛盾，描写极为唯美、深入。女人对于权利与欲望的诉求，第一次被诗意的展现，直面叩问女性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理性解析的女性意识。
三、港台电影中对女性的表达
中国电影对女性的探讨，一定要有港台电影做组成才会全面。现当代港台的电影导演中，对女性主义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关锦鹏，关锦鹏对女性世界的把握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甚至高于其他的女性导演。在这里我想介绍他的两部影片《人在纽约》和《阮玲玉》。《人在纽约》讲的是三个分别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的年轻女性在纽约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相遇相知的故事，分别由斯琴高娃、张曼玉和张艾嘉扮演。不同的生长背景给了三个女性不同的性情特征、审美观和价值观，让她们在相识的最初都对彼此的言行有所不满，但逐渐她们发现，在纽约这个看似繁荣发达的都市，不管她们的身份高低、工作性质如何，其实都是落寞的漂泊者，她们就像是无根的稻草，随波逐流，理想变得虚无，高谈阔论显得幼稚。于是三个人的心慢慢靠拢，彼此给予安慰。给笔者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有，三个人喝醉酒坐在空旷的大街上，各自唱起了家乡新年时的民歌，三个人，三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调式，却唱出同一种心声：那就是对家的渴望，寻找共同的归属感。这也体现了导演对寻根文化的向往，求而不得的孤独表达。影片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影片的是，它没有把感情作为唯一表达女性思想的方式，而是用了友谊、事业和理想的发展来诠释新女性的性格特征，而且首次将的女性文化做了对比和融合，达到了一种共荣的效果。
第3篇
[关键词]《怪物史莱克3》；重塑与改写；互文艺术；女性主义叙事
美国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上演了四部，掀起了一次次观影的热潮。它的第一部是根据“卡通之王”威廉·斯特格（William Steig，1907-2003）的漫画故事《史莱克！》（Shrek！）改编而成的。简单地说，它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美女与野兽”的翻版。“美女与野兽”，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挑起了人们一窥究竟的欲望。其后的三部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进行的续写和创新，相互之间形成互文，但又各有千秋。细看下来，除开好莱坞巨资打造的动画特技之外，故事感最强，文学性最高，最令人回味的要数第三部。它是一部融电影艺术和文学话语于一体的后现代主义电影佳作。本文认为，《怪物史莱克3》在遵循传统叙事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戏仿、反讽等互文手法，并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对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后现代式的重塑与改写，让我们在欣赏高科技的声色之宴时，也感受到故事背后蕴涵的后现代主义的互文艺术和女性主义的声音。
一、传统的叙事结构
《怪物史莱克3》具有传统的叙事结构，处处体现了俄国文论家普洛普所说的“民间故事形态”。普洛普在他影响深远的《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一书中提出，各种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差异较大，但是可以找出它们共同的“功能”。“功能”，在他看来，指的是“人物的行为，服从人物行动意义的行为”。他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了31种功能，并认为，任何一个故事不一定要同时具备这31种功能，但是往往会有主要的几种功能。这些功能的大体结构是，事件起因促使主人公出走，然后主人公同恶势力斗争，经历重重困难取得了成功，他的功绩得到承认（与女主人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等等。[1]《怪物史莱克3》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电影开始时，史莱克与菲奥纳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老国王（“far-far-away”王国的国王）的病逝促使史莱克去寻找一个叫亚瑟（Arthur）的人来做新国王。史莱克本可自己当国王，但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国王，于是开始了寻找亚瑟的旅程。影片中的另一条线索是：“白马王子”（Prince Charming）不甘心在第二部中被史莱克打败，想借老国王之死来夺取王位，于是他招募了一批“帮手”，来到“far-far-away”王国，抓住了菲奥纳等人，并控制了整个王国。此时史莱克也带着亚瑟归来。于是，两条叙事线索交织在一起，善恶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白马王子”以在舞台上决斗的形式向史莱克提出挑战。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在亚瑟的一番“道德说教”下，“白马王子”的帮手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电影的结局是：“白马王子”最后死在舞台上，亚瑟当上新的国王，史莱克和菲奥纳生了三胞胎，在他们的沼泽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一简单的情节概述表明，《怪物史莱克3》体现了经典的或传统的叙事结构，具有上述所论的“民间故事的形态”。
其实，这一传统的叙事结构在前两部当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到了第三部才更为明显。如果把“英雄”（hero）的一方当作“行为者”（actor）的话，“恶棍”（villain）的一方就成了“反行为者”（anti-actor）一方。“英雄”的一方有了帮手，“恶棍”的一方也有了帮凶。无论帮手或帮凶，都是普洛普所说的“帮助者”（helper）。然而，正是这些特殊的“帮助者”使影片具有完全不同的新看点。这新的看点即是，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中的女主人公成了“英雄”史莱克一方的“帮助者”，而这些女主人公的死对头们则成了“恶棍”即“白马王子”的帮凶。也即是说，该片的编剧们以互文的形式将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融入《怪物史莱克3》的叙事之中，使之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除此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新之处外，影片中体现的女性主义叙事也与众不同，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二、无处不在的互文艺术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关系。它包括“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或“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2]。“怪物史莱克”系列电影中处处可以“听”到互文性叙事的声音。该电影系列中出现的火龙（fire-dragon）是对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的互文性“修正”。在西方早期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中，龙都是以怪物的形象出现的，它巨大而可怕，还能吐火，是邪恶力量的代表。它的存在是为英雄人物的出现做铺垫的，它越凶猛，就越能显示英雄人物的勇敢和力量。在《贝奥武甫》中，火龙掠夺并控制了一个村庄的宝物，贝奥武甫最后杀死火龙，夺回宝物，成了最早的史诗英雄。在“怪物史莱克”第一部中，火龙守护的是故事的女主人公菲奥纳，它的存在是为了证明史莱克的勇敢行为。互文性在这一对比中清晰可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火龙在第一部中并没有被史莱克杀死，到了第二部，它甚至还和饶舌的驴子生了一大堆孩子。到了第三部，它则成了史莱克非常重要的帮手。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火龙的传统形象在戏仿中被颠覆，被“修正”，这表明，编剧们的改写与创新意识贯穿在“怪物史莱克”电影系列之中。
互文性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将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写进影片之中。影片开始时，“白马王子”在一家酒吧餐厅里对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恶棍”们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互文性叙事（童话故事中英俊迷人的“白马王子”转变为“恶棍”，这本身就体现了编剧们对传统叙事的戏仿和改写）。通过“白马王子”之口，《白雪公主》《灰姑娘》和《彼得·潘》等经典童话故事中的主要冲突便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他别有用心的刺激，这些经典童话中的“恶棍”们诸如巫婆、灰姑娘的姐妹们和虎克船长等人开始“义愤填膺”，为他们以往“不公平”的遭遇抗议，都表示愿意追随“白马王子”去改变他们过去失败受辱的“历史”。此时，这个酒吧餐厅便成了恶势力的集中营。当然，当这些“恶棍”们聚集在一起时，经典童话中的“英雄”或美女们也都聚集到了菲奥纳的身边。灰姑娘、白雪公主、三只小猪和提线木偶等组成了一个善的组合体。这样的组合，这样的创新，让我们在开心地欣赏影片之时，也对编剧们丰富的想象力称赞不已。
互文性片段无处不在，未来的国王亚瑟也是一例（亚瑟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他与国王——亚瑟王脱不了的互文关系）。亚瑟身体矮小瘦弱，喜欢与人决斗却总是输，常常成为别人的笑柄，他对此耿耿于怀。因此，对要去继承王位缺乏信心，但是归来途中的那天晚上史莱克对他说的一番话帮助他恢复了信心。那些话显然带有“美国梦”的色彩（“美国梦”的大意是，不论你是谁，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就能成功）。影片中，史莱克这样说道：“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个怪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不再在乎别人怎么叫我了，我开始相信自己了。”这几句话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美国梦”的精髓，那就是“相信自己”。也正是因为相信自己，史莱克才获取了菲奥纳的芳心。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一个片段。打完篮球后，主人公对他的儿子说，“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即使是我也不行。知道了吗？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也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去努力实现它。就这样。”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体现在其中的精神何其相似，那就是“相信你自己”。不可否认的是，《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体现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美国梦”的不懈追寻。因此可以说，通过“美国梦”这一精神追求，这两个电影文本之间产生了互文关系。该片中的互文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怪物史莱克3》中，两性的形象得到了重塑和改写。原本强壮勇敢的“亚瑟王”在这部影片中不过是一个身材弱小、常常被人当作笑柄的人物。而原本娇柔弱小同时也是主角的女性人物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的形象则大为改观，她们成了次要角色但却是影片中“英雄”人物的主要“帮手”。影片中的她们已经生儿育女，青春不再。在庆祝菲奥纳怀孕并给她送上各种各样的婴儿礼物时，她们被刻画成结了婚的唠唠叨叨的女人。这种后现代的、戏仿式的改写，是对她们经典形象的揶揄，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真实。尽管如此，她们自有其价值，她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弱小的女性人物，反而成了正义一方的帮手。在史莱克寻找亚瑟未归之前，一直是菲奥纳带领着这群女性在与以“白马王子”为首的“恶棍”们搏斗。白雪公主与灰姑娘等人都成了女勇士，能踢能打，功夫非凡。昔日弱不禁风的女性在这里变成了与男性英雄同样重要的正义力量。这样的改写与刻画无疑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对以往的男性话语的反驳与超越。女性主义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3]。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对两性形象的后现代重塑与改写，是对两性权力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女性主义权力话语在影片中的实际运用与完美演绎。它的放映与传播无疑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走向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契机。
四、结 语
时时可以“听”到的互文艺术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结合使《怪物史莱克3》在“史莱克”四部曲独具特色，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和审美格调。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戏仿与颠覆，重塑与改写是它的主旋律。它既有经典的叙事结构做后盾，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互文性和女性主义话语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互文性告诉我们，没有对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了解，我们可能会对电影中不断出现的画外音感到不知所措，难以理解。同时，如果对女性主义叙事话语没有深切的感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动画电影的表层，就很难感受到影片中女性主义话语的潜在魅力，它的反抗性和颠覆力量。由此可知，对经典的后现代重塑与改写，对我们欣赏电影、理解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促使我们去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由此，电影媒介和文学文本产生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走向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增补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46.
[2]陈永国.互文性[A].西方文论关键词[C].赵一凡，等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211.
第4篇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一词，从柏拉图开始，就被赋予超越性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柏拉图从神话起源上理解，人类最初就是双性同体，宙斯把人类分成男女不同性别的个体，所以人类渴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荣格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敢和女性的温柔细致。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沿用“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理论，并将它视作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
一．“双性同体”观的形成和发展
伍尔夫在她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及：“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尔夫认为，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最佳状态文学艺术论文，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因此她推断，莎士比亚就是双性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鲁斯特更是十足的双性同体，没准女性气质稍多一点。相对于单一性别的大脑，双性同体的大脑更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受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1]
在评论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自问世以来便遭到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的反对。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代表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并非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是她逃避现实，压抑愤怒，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2]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也提出，“双性同体”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设理论，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退却与和解。[3] 尽管争议不断，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超越性别特征的一种创作理论，挑战了男性霸权文化，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这既是引导女性反抗性别歧视、走出性别困境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二“双性同体”观在《奥兰多》中的体现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奥兰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的一部最具夸张特色的小说，它集传记、史记、小说为一体，打破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以性别突变、时空穿越等特征，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的男性到20世纪的女性的转变过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让奥兰多身兼两性特征，洞悉两性奥秘。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宠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美丽高贵，俨然淑女典范中国。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旋即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奥兰多遵从现实世界的常规，一次次面临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
初为女性的奥兰多在返回英格兰的海船上，长裙曳地，光彩照人。不仅船长为之倾倒，就连一个水手也险些因为惊艳而跌入海中。奥兰多在体会到身为女性的愉悦甜蜜时，也感受到顺从、贞洁，衣着优雅是女性必须坚守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变为女性后的她再不能拔剑刺穿某人的身体，再不能统领军队，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勋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
随着女性体验的增加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奥兰多逐渐觉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即使她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得以与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诗人们也送诗过来请她过目，征求她的意见文学艺术论文，但绝不表示他们由衷地尊重她、欣赏她。她很清楚“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5] 奥兰多曾经对身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却看不起所谓的男子气概。她甚至对文人圈子的虚伪倒了胃口，尽管她必须得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性别的改变不仅让奥兰多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而且让她官司缠身。根据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这基本上与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经享有的头衔、宅邸和财产都将与她分离。法律在不能确定她的性别以前，只允许她隐姓埋名，暂居乡间。可见，女性已经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了，即便是作为文人雅士们的女恩主，奥兰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简史》的作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诫女性：“当人们再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再无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享受的特权，奥兰多百思难解。在她看来，她本身并没有改变，只不过选择了女性的服装，流露出女性的气质。为何曾经由她随意塑造的世界仅仅因为服装、性别的改变使她举步维艰？伍尔夫的一段关于服装功能的言论多少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即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把它们缝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状，而它们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语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女若是穿同样的衣服，对世界或许就有同样的看法了。[5]
通过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在父权社会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第一性，是社会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而女子是谦恭的、顺从的，因为她们是社会的第二性，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奥兰多如何努力、挣扎，都不能摆脱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缚与歧视，就连伍尔夫本人也难逃此宿命。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名校，可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父亲不是过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丰赡的作品。他会扼杀我的生命，不能写作……[6]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文学艺术论文，20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成为孝顺的女儿、隐忍的妻子、贤良的母亲。总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权无情地剥夺了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和同等智慧的机会，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写作。奥兰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种种困惑，她的长诗《大橡树》的创作也多次被迫中断。熟知两性心理的她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正当奥兰多陷入两难境地之时，换装成为她自我解脱的新出路。柔美的长裙，阳刚的马裤，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国袍子，奥兰多通过频繁易装获得了只穿一类服装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双重收获，她游刃有余地在双性之间自由转化，轮番享受两性的爱恋。
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我们姑且撇开一般，仅仅注意它在奥兰多这个特例中产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换装实现双性同体的奥兰多由于汲取了双性营养，兼具双性特质，理智与情感在她的头脑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1]
拥有双性气质的奥兰多终于完成了饱含其毕生心血的诗作《大橡树》，由于诗中充满了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而大获成功。完整的双重人格不仅完善了其创作才能，也使其收获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奥兰多的丈夫谢尔同样也是双性同体，两人初次见面时就彼此吸引中国。由于深谙异性的心理，他们能相互心领神会，交流默契。两种性别特质没有孰优孰劣，而是对立统一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7]
三“双性同体”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小说《奥兰多》蕴含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双性同体”的优越性，呼唤两性之间的包容性。尽管在父权社会，男女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很难与男性抗衡，但伍尔夫一直在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她试图通过奥兰多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来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4] 双性同体的奥兰多无疑是伍尔夫创造的一个完美人物，伍尔夫正是通过描述奥兰多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两性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虽然这种通过淡化性别意识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构思，在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只能是一种幻想。[8] 但是，“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给男女两性提供了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构成的大体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环境，必然使男女两性在精神上和品质上日益接近。当今的世界已是男女两性互相沟通、对话的时代了。”[9]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尤其难能可贵。伍尔夫肯定男女两性的差异，但反对夸大差异。在她看来，双性的心灵让人类社会更和谐、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学艺术论文，女性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忽视，不排斥，也不抹杀任一性，而是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解决两性冲突、促进两性平等的理论依据，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性同体”虽然是一种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带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而且，“双性同体”的人物作为社会的“第三性”，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容易导致人物解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但是，伍尔夫通过“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不仅颠覆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还规避了女性走向分离主义的立场。虽然伍尔夫运用的是女性的视角，但思考的却是双性的问题，即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没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这个矛盾层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对立的统一。[10] 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必将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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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论文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玛拉和丹恩》，生态女性主义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的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莱辛一直致力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的追问探索，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到种族矛盾、两性关系、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社会问题。2007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这位关注女性体验的“史诗诗人”的颁奖词中就讲道:“她为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普通大众几乎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于每种形式的人类行为都不含偏见。她较早认识到全球环境威胁以及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腐败问题。” 莱辛在1999年发表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虚构了一万多年后的地球环境，在延续其对女性关注的同时，也反映了对现实环境恶化的关注。正如莱辛本人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出版后，她第一时间也是首次在线接受网友提问时就强调的“如果人们认为莱辛又转向什么科幻或空间小说了的话，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并特意指出了这本科幻小说在环境和气候方面同现实的关联。
本文重点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分析小说中父权制度瓦解下的男性女性形象和人把自然他者化后的环境问题，指明玛拉丹恩之旅其实就是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模式的瓦解之旅，而旅途的终点就是和谐的精神家园。一、两性对立的瓦解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而成的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凯伦华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与对女人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终极意义上讲，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级制。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不仅是对立关系，而且是上下等级关系。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框架上的。因此，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在观念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和彼此强化的。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首先体现在对男权文化中心统治逻辑的否定上文学艺术论文，《玛拉和丹恩》对这种“父权制’世界观的消解是逐步进行的。首先, 传统的父权国度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毁灭了，玛拉和丹恩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姐弟俩被带离王宫以后，就失去了父权制度给他们设定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个代表着过去的父权制度的身份符号，从他们的心里被抹去了。在两人的整个历险过程中，他们完全忘记了曾经的身份，重新建立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丹恩作为男性世界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被一再地告知不许讲话，保持安静。对丹恩的命令“嘘，嘘，安静”仅在第一章前两页就重复了六次。丹恩从一开始就实际上已处于了文化失语的境地，男性权力话语消失了。而在此后的历险中，丹恩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两人也几次因丹恩的恐惧，惊慌而逃亡北上的历程倍加艰难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某种程度上，男性不再处于二元对立中的上级地位。
相反，玛拉的女性角色却显得异常地高大、勇敢和富于智慧。她对于知识有着无比的热情，如饥似渴，抓住任何机会吸纳学习远古文明，相比于文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玛拉散发着耀眼的智慧光彩。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视为生育后代的工具。玛拉在她的历险中，一直都极力摆脱这种父权制的价值观。在石村时，玛拉因干旱而身体虚弱，暂时失去生育的能力时，她并未伤心，反而因此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明白自己摆脱了作为生育工具的命运。玛拉在途经各地之后发现，由于环境的恶化，男性的生殖力已经极度退化。男性权力的象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威。然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依然是女性价值的最重要体现。玛拉遇到的第一男人，就想让她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玛拉拒绝了，离开安逸的生活，重新踏上旅程。而另一个男人想让她成为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妃，为他生育后代，继承他的王位，因为他的原配不能生养孩子。玛拉意识到这样光鲜的地位，同样只是父权制度下的一个工具而已。有着独立思想的玛拉，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身份，再一次选择了离开。
当姐弟俩到达大陆的北方时，一对年老的本族夫妇希望玛拉和丹恩为了种族的延续而结合，从而延续从前的父权王国。玛拉坚持人性，说服了意志动摇的弟弟，战胜了邪恶的冲动，最终姐弟俩恢复了纯洁的亲情，各自与自己的爱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文学艺术论文，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在此得到了消解，传统的男性逻各斯中心消失了，同时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女性中心。
莱辛的小说告诉我们，要认识两性间平等互补的相互性，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同生共存的命运，需要打破男性中心的意识，克服统治和支配的傲慢感觉，懂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关爱的伦理。这样才能建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才能感受亲情，升华爱情；才能消除性别偏见，构建一个两性和谐的生态社会。
二，人与自然对立的瓦解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是他者，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是合理公正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统一体。大地、山川、花草、虫鱼、空气等都是大自然这个宇宙之链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宇宙中一切生命体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并且没有等级差别。大自然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存在，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陈喜荣，2002）。大自然中各种生命体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类作为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条，其存在依赖于和其他生物的和谐关系上。而人类目前这种将自然他者化，认为自然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必导致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掠夺。这不仅会给大自然带来巨大破坏，而且会逐渐使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最终伤害到人类自己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也同样体现在她试图消解这种人将自然看做对立面，看做他者的传统理念。小说一开始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未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干旱，沙漠化，冰川，洪水等等极端的自然灾难使未来人类的生存倍加艰难。莱辛通过展示未来的极端环境，引起人们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反思。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小说一开始便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动物和植物都死光了。但拉斯塔充满了沙尘。他们说沙尘暴刮的昏天黑地，填满了房屋，掩埋了花园（P75）。”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就是生命。当他们碰到一个小水泊的时候，用小桶挑着水，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时刻守卫着小小的两个小水桶。一旦遇到水源，“他们一个劲地喝着。两个人都在想，趁着还有水文学艺术论文，一定要喝个够（P101）。”干旱使大地颗粒无收，动物也渴死，人们食物短缺，身体受到极大损害，女性丧失了生育能力。
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到北方去，北方有水，有绿洲。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如此恶劣，以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在旅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原因，其实并非完全一直都是这样的干旱，这样的荒凉。在玛拉和丹恩到达中心，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古人类行为的文字“这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行动造成的后患。他们杀绝了野兽；毒死了海洋里的鱼；对森林滥砍滥伐，使曾经遍地森林的国家一个个变成了沙漠，荒原。他们破坏一切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可能出了问题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古人确实应该受到冰纪的惩罚，他们罪有应得(P471)。”
在玛拉丹恩从南向北的旅程中，环境有了一些好转，有了河流，有了草地，甚至有了森林，虽然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干旱依然存在。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慢慢的缓和，从小河到大河，他们一直航行在水上，这对于曾经身处干旱的他们来说是很奇妙的事情，河流两边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和村庄，越朝北的地方，人类的生活越发原始，工业文明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这一切表明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慢慢趋于缓和。
莱辛认为正是人类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利用，环境才发生着变化，森林消失了，河流消失了，沙漫天遍野到处都是，而人类也因此生存困难，只有消除掉这种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模式，才能拯救生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和谐的精神家园
生态批评家先驱之一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曾指出“生态学和女性主义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联合起来…这样的整合能够产生一种新的对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使之朝拆解男权/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向努力…”，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追寻的，也是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文末所描绘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艺术论文，男性女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平等和谐。
玛拉丹恩在经历种种历险，客服各种困难最终来到了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自然不再是干涸的大地，不再有饥渴。“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蓝色的海水和淡蓝色的天空交会到一起。蓝色中点缀着白色的，不断移动的浪峰。迎面吹来的是带着咸味的风，咸味就在他们的唇边（P491）。”自然以未受到任何压迫的面貌呈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未来的家则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右侧是海，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山丘，山坡上是一个低矮的红砖大房子，带着门廊，立柱。”
两性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紧张、对立，而在这种精神家园里也变得和谐起来。玛拉丹恩各自相爱的人都在这个家园里等待着他们。“他们看到门廊上有两个人。丹恩跑过去喊道：基拉…呆呆地看着那个斜靠在躺椅上冲他微笑的年轻漂亮女人。”玛拉的爱人沙必斯“站在那里，微微的向前探着身子，冲着玛拉微笑着，似乎在等待…”
和谐，这是文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莱辛在文末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图画。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达到的精神家园。正如莱辛文末极具含义的话语；“水融合到了水里”。人与自然的差异，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最终都融合为一体。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倾注了她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在她不懈的、发人深省的对自然和性别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主体的探索中，给我们展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了解放女性与自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在科技发展所伴随的种种弊端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隔阂加剧的语境下，如何为人类找到摆脱痛苦、指明道路的灯塔、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莱辛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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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论文关键词：《围城》，比喻，文化意义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10]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