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知识传播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论文关键词: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管理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组织—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在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资源，而隐性知识又是知识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师生员工会产生大量隐性知识，包括经验和经验化形态的技术，以及隐含于教师所认同的理念中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支柱，对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隐性知识管理，转化高校的隐性知识，使知识势能低的主体共享其知识，将有利于高校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更重要是有利于知识的增值、裂变、聚合，从而使高校真正完成其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将知识服务于生产，推动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使命。

一、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

1958年，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认为知识分为两类:explicitknowledge和tacitknowledge即今天所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严格的数据、科学公式、公理、文字等符号表达出来，可以编码化的，易于存储、交流和共享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和难以格式化的知识。显性知识容易学习传递沟通，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隐性知识是难以模仿的，不易被窃取或复制，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全面、更能创造价值，是组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高校隐性知识则是指存在于高校的知识势能极高的教师员工的头脑或组织结构和文化之中的，很难用数字、公式和科学法则以及文字、语言来精确表达的，难以明确的被他人观察、了解、让他人获知的知识。诸如教学、科研、管理专长、学术研究经验、创作灵感以及对行业的洞察力、判断力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获取的，它深藏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没有与知识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于编码，是尚未文献化的零散的非结构化的不系统的知识，高度的个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隐性知识都是隐含而难于获得的，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加深，一部分隐性知识将不断实现转化，而新的隐性知识也会不断产生。因此，如何使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促使其在高校内部流传与共享，从而创新高校知识，增加高校知识存量，则是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也是生存发展的关键。

所谓隐性知识显性化是指将隐性知识编码化，使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易于人类的学习和借鉴。隐性知识管理就是对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管理。由此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可以表述为: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是高校设计优质良好的知识转化环境，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进行管理，使隐性知识顺利实现显性化，以达到高校的目标和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隐性知识的共享与转化，以实现个人和高校知识价值最大化，培育高校核心竞争力。然而知识管理是一项巨型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知识储备、知识传递、知识创新的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管理步伐缓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障碍有:

1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

我国高校知识管理刚刚起步，大多数尚未建立以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缺少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开放交互式技术平台。“知识地图”、“电子讨论系统”、“最佳实践”数据库、视频工具等先进技术手段很少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隐性知识流动与转化的范围和效率。

2.高校传统组织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目前实施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僵化，等级森严，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这种组织体制的弊端是中间层次过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组织内部的沟通有着难跨越的层级鸿沟，阻断了教职员工面对面的互动式交流，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的价值追求是成员遵循原则处理、解决问题，它压抑了组织和成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会导致不良的组织文化。科层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是它的中心，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会形成一种围绕行政权力展开的组织文化。“教而优则仕”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写照。由此造成的必然是对组织的行政权力的关注和追逐，以及对组织内的知识或者说学术权力的忽视和淡漠，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

3.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

合理的激励措施是知识转化的动力，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知识转化领域普遍存在着激励措施不当、不合理甚至缺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以“性善论”为前提，再加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书育人，使社会对教师拥有过高的期望，一般对知识的转化不实施激励。另一方面，高校的知识主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高校的知识转化往往是难以量化的，因此按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对知识转化主体进行激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4.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

隐性知识转化问题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社会其它领域。人类实践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显性知识的获取、传播、应用，而忽略了隐性知识的存在及作用。我国高校的知识管理尚处在诞生阶段，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我国高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关注比较少而且大多处在自发阶段。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书本显性知识的转化;科研过程虽然由于频繁的师生接触可以传递大量的隐性知识，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师生比例失调，科研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师生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也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因而对大量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多的接受的是显性知识而不是隐性知识。

三、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针对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的障碍，现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知识流动、转化知识势能高的个体在创新知识、开发知识时需要在智力、体力、财力等面给予大量的投人，如果在转化、共享其成果时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连回收其成本都困难时，势必影响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限制知识的转移，也将造成知识的浪费;同时，知识接受者接受知识的积极性越高、知识存量越大，则知识转移率越高，知识转化也越充分。二者都需要激励，只有激励两者才会积极参与其知识的转移，隐性知识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两者都是高校组织为促进隐性知识转化而必备的制度。物质激励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作为重要手段，组织要建立“学历提升奖励”、“知识开发补偿”、“按知识贡献分配”等制度，从物质上激发教师员工提高自身的知识存量，积极开发知识，转化个人隐性知识。精神激励则包括环境激励、目标激励和情感激励等。

环境激励主要是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教师员工的热情，为其提供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所需的资源;情感激励和目标激励则通过建立平等互敬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制定与高校发展目标一致且与教师员工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奋斗目标，激发其使命感，进而形成其内在的动力。这样，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激励高校教师员工隐性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使隐性知识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

2.重视学校组织的文化建设

与传统管理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知识管理强调组织文化建设，每一个成功的学校必须有自己的学校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教职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全面地影响着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以及集体效力的发挥。所以在高校要尽快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知识主导型组织文化，建立学习型学校，形成一种能促进学习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的良好氛围，建立自觉合作、自觉交流、自觉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在学校内创造一种信任、合作和深度会谈的精神，鼓励教职员工积极贡献出自己的隐性知识和丰富经验，加快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3.重构高校管理机构和体制

传统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是按照刚性管理的要求设计的，教职工与领导之间、教职员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差别，教职员工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这一组织结构逐渐汇报，不能超越，从而给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设了障碍，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知识管理要求打破这种设计，建立能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学校组织结构，撤销一切形式化的组织和冗员，实现管理层的纵向缩减和管理人员的全面精简，从而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下级沟通顺畅，信息充分流动，教师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的权力，易于把个人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连接起来，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较高的创造激情，因而有利于知识交流、转化、共享与创新，从而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在进行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要充分注重利用互联网、内部网、群件技术、知识库、数据挖掘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在互联网上应用专家系统加快专家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速度;借助软件等开发工具，总结教职员工技术、经验和诀窍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隐性知识交流，共享与创新的进程，对大多数难以编码的隐性知识，有效办法是建立“寻人数据库”、“知识地图”、专家网络系统等，让教职员工迅速找到拥有某种隐性知识的人员，还可通过视频工具使分处两地的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消除距离所造成的障碍。

第2篇

网络本身并无扩大或合拢“知识沟”的倾向，但由于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将传统大众媒介影响下业已形成的“知识沟”数倍放大。首先，经济水平的差异造成网络接触率各不相同；其次，网络在受众的阅读、语言、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受众摄取的信息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而且，网络作为一个多元化社区，信源、信宿分散，很难具备合拢“知识沟”的能力。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page_break]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

网络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的无远弗届、信息畅通、受传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数函数速度急剧增加。然而信息的极度膨胀并不预示着知识、信息的均衡分布，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层次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摄取的信息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则易于为娱乐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据统计，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会陈列馆的网址7周才接待可怜的190次访问，而《花花公子》网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访问。而在力图合拢“知识沟”而做出种种尝试后，美国传播学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合拢“沟”，一种同一、有限且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更有潜力。⑦显然，网络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来源，每个受者也可以是传者，在这里，受传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网络缺少促使“知识沟”合拢的明确意识和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网络也不是一种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网上信息的准确度、可信度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负责任的信息的传播对受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的受众是孤立、分散且个性迥异，兴趣有别的个体，他们往往只凭某一共同的话题而偶然相遇，并没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如同一个临时集结的队伍。在这个话题之后，他们便自行散开，毫无关系。蒂奇纳认为：在多元化社区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向；在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校⑧而网络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知识沟”反合拢力的多元化社区。

综上所述，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多变，发生条件的复杂，影响因素的多样，因而整个社会形成的不仅是一条“沟”，而是几条，乃至几十条更为繁复的“沟”。因此，“知识沟”的“扩散”既是指程度、纵深的加深，也是指数量、广度的增大。

注释：

①［英］丹尼斯·麦克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②同①第95-96页。

③/develst/cnnic2002-1/4,shtml

④马克·利维：《新闻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1月

⑤同①

⑥Chenchou，Mingchunhsiao:《Internetaddition，usage，gratificationandpleasureexperience:theTaiwancollegestudent''''scases》Computer&Education35(2000)65-80

第3篇

知识流失在建设领域经常发生,项目中知识的流失主要是由项目的特征决定的,比如组成项目团队的临时性,以及工程项目中的知识对经验工程师的严重依赖性(KhalfanM.M.A.等,2003)。目前,工程项目中的知识管理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只有少数的建筑企业对工程项目中的知识加以管理,而且管理手段单一,多数集中在工程项目资料文档管理。有关工程项目中知识管理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中的知识获取(SerkanKivrak,GokhanArslan,2008)、工程项目中知识集成(钟波涛、丁烈云等,2005)等方面。工程项目的临时性导致工程项目中的知识管理相对复杂,工程项目中知识的获取、传递和共享需要依赖一定的信息技术、文化制度等。本文从支撑条件的角度研究工程项目中的知识管理,构建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支撑体系。

一、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功能目标

目前,关于知识管理没有统一的概念。卡尔·费拉保罗认为,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的新途径(卡尔·费拉保罗,2003)。Bassi认为,知识管理是为了增强组织的绩效而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过程(Bassi,1997)。知识管理实际上就是寻求知识获取的有效途径,实现知识在个体之间的传递,最终达到知识在群体范围内共享的过程,其功能目标是减少知识的流失,促进个体间知识的交流,促使知识在传递的过程中得到创新,充分利用知识资源,提高企业效益,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工程项目知识管理则是指在对项目进行管理时,将知识作为管理的对象,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将工程项目的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加以整合,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分享,进一步提高员工的知识创新能力,实现项目的有效管理,其功能目标是从项目中获取知识,实现知识在组织内的传递和共享,最终实现知识的创新。

二、工程项目中知识流失的现状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各参与方(业主、设计、监理、总包和分包)之间协同工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工程项目中的知识贯穿于整个项目生命期,随着项目的进行,知识不断地流向项目参与者。工程项目的临时团队中,各参与方是单独的个体,团队成员之间缺少默契,缺少信任,形成沟通障碍,不利于知识的交流,使得建设效率低下。随着项目的结束,项目临时性的组织机构随之解散,在一个项目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随着项目的结束而丢失,在后续项目或其他项目中,当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人们只能重新从零开始,重复其他人员已经进行过的活动,造成知识浪费现象。

三、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难点

(一)显性知识难以共享

目前,工程项目中的知识管理普遍没有得到重视,只有少数的建筑企业实行项目中的知识管理,这些企业对知识管理实施的手段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对文件进行存档。这些存档的文件,例如可行性研究、总结、技术报告或用户手册等等,在编写上常常是很肤浅的,仅集中在把握标准的业务数据或是对项目结果进行描述,对失败的原因或如何解决某个特殊问题的记载常常被省略了,并且只有少数人知道文件的存放地点,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因此,这些文件很少会被利用。鉴于文档管理的方式只重视知识的存储,而忽视了知识的整合和共享,基本上都是建筑企业为了要实行知识管理而做出的一个形式,没有实现知识管理的真正目标。

(二)隐性知识难以管理

除了显性知识和已交付的项目所包含的知识外,项目知识还包括专门技术和经验这样的内隐知识。项目经验与参与相应的问题解决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常常不是项目文件的一部分,在项目实施期间它也很少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些知识难以编码、保存在项目成员的记忆之中,在完成项目任务后,项目成员回到原来的职能部门或转到了其他项目中,他们也将新的经验带走了。项目结束就是集体学习的结束,项目参与人员转向了新的项目或回到原来的职能部门中。如果他们所掌握的关于项目的特殊知识不是直接需要的,就会产生“组织健忘”,造成项目知识的丢失。从建筑企业的员工来看,由于缺乏对知识贡献、知识创新的激励措施,很多员工不愿意将知识拿出来供大家分享,缺乏集体学习的动力。由于学习文化氛围的缺失,建筑企业部门的员工之间缺乏知识的流动与共享意识,造成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知识垄断,甚至对一些毫无价值的知识保密,这严重阻碍了知识管理的实施。

四、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支撑体系

工程项目中知识管理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知识管理手段单一、知识传播障碍等严重影响了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实施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目标,需要构建工程项目知识管理支撑体系。

(一)技术支撑

基于项目的组织是按项目生命周期来运作的,它的生命周期往往很长、不重复,而且是围绕特定项目团队而建立的,项目团队的多职业化导致了知识的细分,使知识管理困难。尽管现在有了一些管理项目知识的方法,如项目事后总结、将具有专有知识的个体派到项目中、最佳实践指导、局域网等,但是它们的有效性不高。工程项目规模较大,管理过程复杂,如果将项目中所有的知识都以文档的形式管理,不仅加大了管理者的工作量,而且当员工要使用这部分文件的时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降低了员工利用知识的积极性,造成知识利用率低下。此外,仅仅通过文档管理,员工之间的知识难以交流,不利于知识的共享。因此,知识管理需要依赖一种更方便简捷的技术系统,即网络系统,以加速知识的传播速度,促进知识共享。本文介绍一种知识的共享平台——项目博客。

博客是用户用来表达个人思想而自己生成的网站,其内容按时间顺序显示。博客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的媒介,由于其具有知识管理潜力,能够及时捕获和收集组织内部分散于各个角落的技能知识,近年来已经被认为是知识管理的有效工具之一。博客作为知识管理的一种工具,在很多领域已经得到应用,比如IBM公司允许其分散在30多个分公司的员工在博客中讨论软件的开发过程和业务战略(LeeJ.,KangH.,JungT.,SeoJ.,2005)。

博客作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工具,通过用户推动社会网络,是一种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知识管理方法,有助于消除建筑企业内部由上而下严格控制而导致的障碍。建筑企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取得成功必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手段来实现知识的共享(Mills,2007)。项目博客,是以项目知识为基础,员工将项目中的知识写入自己的博客当中,以此作为个人知识库。不同的博客之间可以通过网络相互链接,员工可以互相访问博客,可以就博客中的知识加以探讨和评论,有利于不同部门员工之间的相互学习。基于项目的知识博客相互链接。

项目博客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不同的员工博客,员工是项目和博客之间的联系者,项目博客的内容来自于员工对项目中知识的整理和加工。管理部门的员工可以通过内部网直接访问,而分布于各地工程项目部的员工则可以通过Internet访问。这样可以使知识在建筑企业内部最大范围内得到共享,从而避免了由于建筑企业分散生产所带来的知识管理障碍。同时,为了加强工程项目内部的沟通,可以将属于同一个工程项目的成员的博客群集在一起,形成项目博客群,以实现快速沟通和交流,促进知识创新。

博客作为员工个体知识的基本载体,可以满足员工对于知识管理的个性化需求。员工可以以工程项目中的现有知识为基础,同时结合个人的经验和想法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个人的思想和知识,储存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并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分类,以方便将来调用及查看。员工之间可以相互访问博客,并且对对方博客中的知识加以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参考,员工之间形成团队学习效应。通过这种形式,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隐性知识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而这种方式储存的知识超越了项目、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在整个建筑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

(二)文化支撑

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知识的共享,在项目知识管理的初期,知识共享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自然的行为,许多项目成员往往不愿将自己掌握的特别是自己的专有知识与别人分享。要促进项目成员的知识交流,实现知识共享,必须培养一种学习的理念,通过一些制度和政策来促使员工分享自己的知识。

1.培养组织学习文化。组织学习的概念是从个人学习借鉴引申而来,指的是组织为了形成其核心竞争力,围绕信息和知识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它是组织不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持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是一个创新过程,它包括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全组织学习和组织之间的学习(黄健,2003)。组织学习与日常生活中的学习不同,它不仅仅是补充丰富知识理论,还使知识化碎为整并且系统化,实现知识的积累过程。在工程项目团队中,经验工程师组成学习骨干,带领全体员工进行组织学习,可以提高经验工程师和员工的知识水平以及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强团队的合作精神,促使组成工程项目组织的各部门之间相互合作。

2.创建基于信任的项目文化。工程项目组织中的所有参与方把整个项目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共同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参与各方的自身利益。项目参与方能跨越组织边界进行紧密的沟通和协作,为了共同的项目利益在项目组织中积极地共享知识,进行组织学习、知识创新,建立一个学习型项目组织,创建一种基于信任的项目文化(张立军、苏萍,2005)。基于信任的组织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比。

从表-1中可以看出,基于信任的项目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比起来更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在基于项目的文化中,员工之间相互信任,彼此在相互竞争中取得共同进步,员工拥有共同的心智模式,拥有共同的愿景,具有与组织相一致的目标,员工的学习方式由传统的各自学习转化为团队学习的方式,员工的生存价值在于实现自我超越。

3.建立激励制度。激励制度是实现知识共享、建立基于信任的项目文化的重要保证。工程项目具有工作周期长、任务量大、内容繁杂的特点,长时间的持续工作难免会搓减员工的工作热情,这就需要项目组织制定合理的物质和心理性质的奖励措施。如每一个项目完成后可根据员工的工作表现给予额外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肯定员工的工作能力,同时增加员工的自信心和热情,激励员工自愿乐意地奉献出本属于自己的那种隐性知识。通过奖励对知识共享起推动作用的人员,增强企业员工在工作中相互帮助和交流知识经验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员工积极的知识创新欲望。由此可以将对企业知识管理有利的人员潜力发掘出来,并且不断增强这种知识共享和创新的意识,形成学习型组织的思维模式和企业文化。

(三)组织结构支撑

传统的工程项目组织结构(见图-2),限制了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阻碍了各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各参与方都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参与方只需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完成工程项目,而忽视了团队之间的交流合作,使得不同部门总会重复一些同样的工作,造成资源的浪费。

要改变这种知识垄断的现状,就要对原来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将原有的组织结构变革成一个集散式的组织结构,使得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化、横向型、动态性的特征,促进部门之间信息的交流,从而实现知识的共享,比如网络型结构。

在网络结构中,以团队、工作小组为网络的节点,大多数节点相互间是平等的、非刚性的,工程项目的各参与方之间形成一个网络状,促进了组织内全方位的知识信息的交流、共享,促进了组织各种知识的融合,提高了组织学识以及组织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4篇

[论文关键词]上海世博会；跨文化传播；价值；策略

一、引言

1851年英国政府耗用了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在海德公园附近建成了一座梦幻般的水晶宫殿，里面陈列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之后160天，这座宫殿共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这个盛大的展览。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标志着工业时代到来的第一届“伦敦世界博览会”。158年后的今天，上海正积极地为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紧张筹备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如今的世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展现人类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沟通盛会，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并吸引7000万参观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一个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

从1851年到今天的40多届世博会上，人们带着各自先进的展品和美好的愿望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流，支撑着这个盛大聚会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于沟通的渴望。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认知，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理解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存。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汇聚于此，进行交流、沟通与协作，极大促进了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彰显了世博会的真正价值。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迥然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经这样感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了。”这就直接反映了当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们互相沟通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平台。

二、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世博会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跨文化的传播，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交流就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鉴真东渡日本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和协作，跨文化传播在广度、深度和密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人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与研究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等都标志着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规律、意义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是一次盛大的全球展览会，它用一个主题将几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二)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

在当今高科技时代里，传统世博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越是全球化就越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这也是世博会作为一个传统会展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不难想象，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样的独特体验是无法用网络和屏幕来替代的。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它跨越了文化之间的鸿沟，用共同的理念和主题以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鸣，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其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世博会给了普通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沟通与合作。鉴于此，我们要利用全球聚焦中国这个历史机遇向世界准确地介绍中国，尤其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把这个传统告知世界，在互相尊重、交流和沟通中实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三)世博会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打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难得的机遇。相关数据表明：“凡是举办过这两大活动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大大受益于此。”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众所周知，日本正是凭借多次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使得国家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复苏，大批日本企业也借此走向了世界舞台。同时，世博会推动了日本重新确立其民族文化，也成为其确立大国地位的巨大动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未来城市生活的平台。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并传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文化，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志气、厚德载物的大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世博会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规律

现代世博会蕴涵了丰富的展览、表演和互动等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型活动的鲜明特征：

1．文化性。一百多年来，世博会已经由最初展示先进工业产品演变为展示各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的综合舞台，而世博会的核心价值直未变，这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才是真正支撑起世博会的核心要素”l6j。历届世博会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预计总量更是达到2万场左右。举办期间，世博会将是全球文化活动的中心，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交流、摩擦、沟通与渗透，最终达到理解、交融和共存。归根结底，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还是文化。

2．长效性。世博会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盛会。奥运会虽能吸引全世界人民目光的集中关注，但举办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较短。世博会的举办时间则长达半年之久，目标是“吸引7000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平均每天参观者的人数高达40万左右，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是空前巨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媒体集中且长期关注的时刻，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世博背景、世博理念、世博人物等不同角度挖掘上海和中国的文化，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形象。

3．参与性。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奥运会是以观众被动观看比赛为核心，而世博会是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亲身感受。传播学的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而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世博会重在参与、互动和交流，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让参观者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意识和积极性。

四、利用上海世博会有效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理念是：“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理念与我国提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战略一脉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呢?

(一)增加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世博会的交流实际上是文化及思想的交流，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这其中有共通、理解和包容，也有差异、误解和冲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其他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上的误解则会造成一切交往的障碍。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被外来文化征服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文化的俘虏，反而会认为自己拥有了那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强大的渗透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利而削弱别国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就是思想观念，就是文化。可见，思想与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凝聚和推进作用，而世博会就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文艺表演活动准确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转变为国家竞争力。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协助各国做好参展工作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等各不相同，导致了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宗教法律以及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是，文化具有独特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补充。如果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评判标准等去进行对外交往，那么对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自觉的排斥。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消除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恐惧感，也要消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性，认同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我们要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多元的文化和观众，我们对于他们应该给予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增强自信，消除文化距离和文化震惊，正确理解参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高效、准确地协助他们做好参展工作，这对于办好一届世博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正如赵启正在2006年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所言：2004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图书版权多达4068种，而输出的只有14种；从英国进口的有2030种，输出的只有l6种。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多达4332部，其中，美国几乎占到了一半，而我国出口的影片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服装、动漫、电视剧等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赤字”问题。《圣经》中黄金法则“treatothe~thewayyouwanttobefeated．”不仅基督徒熟悉，而且几乎是传遍了全世界。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理念，比西方人的这个黄金法则要早几百年，却未能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这些事实和数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与文化的内涵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激活中华文化，没有诠释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定期在国外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展、论坛、文化节、文化年等系列活动；要增加媒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给予更广泛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一些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广泛传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舞台，届时会有更多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巨大魅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的演绎力、创新力和表现力。

(四)跨越文化差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举办一届成功的世博会要涉及到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配合和协调，譬如世博会场馆设计方案的全球征集、志愿者的全球招募与培训等，这些都需要与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密切的配合。世博会是一场国际盛会，我们只有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才能取得成功。只有加强与国外文化机构的合作，了解海外观众的文化需求，敢于开放、勇于合作，才能吸引到优质的国际资源，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举办一次成功的世博会。

第5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第6篇

(一)效益管理系统

效益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一系列为全面满足船舶企业知识生产效益管理需要的子系统，包括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效益指标制定模块、工程施工安全指标管理模块、品质指标管理模块、保障机制管理模块、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生产效益考核模块等七大模块。效益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介绍如下：

1.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

根据设计部门发送的订单信息，进行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的维护，包括订单类型、工艺维护及作业流程的制定。

2.效益指标制定模块

针对订单进行效益指标的制定，包括船舶产品类别、施工内容、出勤人数、施工区域有效面积、设备、物量、实动工时、预计完成时间、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总支出、预期经济效益等项目，提供指标考核系数，为订单生产完工后的效益考核打好基础。

3.工程施工安全指标管理模块

针对船舶订单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施工安全指标进行设置，包括安全指标、检查指标、工伤指标等。

4.品质指标管理模块

对订单生产中的品质指标进行管理，包括报检指标、探伤指标、品级指标等。

5.保障机制管理模块

按订单进行齐套管理。可以确认订单的物料是否齐备，设备负荷是否合理，模具状况是否良好，技能人员是否到位，工序汇报是否齐全，以此为依据计算人工的计件工资。

6.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

设置项目部、作业区、工段、班组、工人等各级生产组织，按生产性质形成的分配权重比例，设置各级之间的换算关系。

7.生产效益考核模块

根据以上模块所设置的各项效益考核指标，结合生产作业看板系统产生的实际数据，进行订单生产效益考核，具体包括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目标总支出、实际产值、实际物量、实际材料、实际总支出、结算信息、配备人员的实际工时、人员效率、人均产值、人均支出、质量信息、安全管理等。对订单生产效益进行分析比对，为使用者提供决策和改进的重要信息以及订单改进备案储存，为之后同类订单提供比对和参考。

(二)生产看板管理系统

生产看板管理系统的内容涵盖了船舶企业生产管理的主要业务内容，如项目管理、作业管理、生产进度跟踪、生产统计等环节，其产生的数据是本次生产效益管理考核数据的重点来源。

1.基础数据管理模块

包含组织机构设置、业务类型维护、船号字典、项目号字典、工种字典、级别字典、物量单位字典、物料清单、人员字典、班组字典、设备字典管理等。

2.生产计划模块

包含主生产计划的编制、班组计划确认、外协计划确认等。计划包含的信息包括作业区、月份、施工区域、船号/项目号、工段长、班长、外协单位、产品类别及船号、计划节点、施工内容、施工班组、施工责任人、在籍人数、班组分配比例、有效面积、图纸编号/段号、材料规格、材料型号、数量、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单位价格、总物量、总产值、辅助人员、设备工具、上月已结比例、上月已结产值等重要指标。

3.生产调度模块

包含派工单、项目调度、生产进度跟踪等，对生产计划编制后形成的任务自动形成派工通知单下发，调度可以根据派工管理查询已经下达的任务和调配的任务清单；对因特殊原因在班组间进行调配的任务，确认完工比例之后形成生产调拨单。通过生产作业管理形成的实际进度单，形成生产进度信息，便于生产管理部门人员对生产进度进行跟踪。

4.作业管理模块

包含进度反馈、完工处理、结算管理等；质量安全监督模块包含质检管理、安全管理、工伤管理等。

5.生产区域订单看板管理

按照生产组织的不同层级反馈该层级目前所有订单执行情况，包括订单状态、结算情况、所在作业区、月份、施工区域、船号/项目号、工段长、班长、外协单位、产品类别及船号、计划节点、施工内容、施工班组、施工责任人、在籍人数、班组分配比例、有效面积、图纸编号/段号、材料规格、材料型号、数量、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单位价格、总物量、总产值、辅助人员、设备工具、上月已结比例、上月已结产值等信息的实时反馈。

二、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先进性

首先，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使用原理打破了现有的项目组管理模式，从以船为单位进行线型管理，转向以中间产品为单位的区域管理，实现管理机构扁平化。船舶制造订单是系统运行的源头，通过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的功能，将设计部门发送的订单信息转变成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将中间产品的订单类型、工艺及作业流程形成规范进行下达。当订单转入效益指标制定模块，由生产管理部门针对订单制定出勤人数、施工区域有效面积、设备、物量、实动工时、预计完成时间、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目标总支出、预期经济效益等项目指标并录入系统，一方面针对每个项目提供指标考核系数，另一方面为订单生产完工后的效益考核做好基础准备工作。订单流转到安全管理部门后，安全管理部门对订单的工程施工安全指标进行设置，包括安全指标、检查指标、工伤指标。质量部门对订单的品质指标进行录入，包括报检指标、探伤指标、品级指标。以上指标的确定，诠释了对订单投入生产的各项指标与要求，对中间产品订单化的管理，使得船舶制造打破原有的项目组管理模式成为了可能，通过对诠释完毕的订单进行分解，形成工作包／派工单，才能在后续工作中完成对中间产品的订单实现科学规范的管理和数据分析。其次，改进了生产组织方式，从原有的基础生产模式变更为知识生产模式，从设计源头以订单为载体，到利用工作包／派工单的形式编制生产计划。在基础数据管理模块进行组织机构设置、业务类型维护、船号字典、项目号字典、工种字典、级别字典、物量单位字典、物料清单、人员字典、班组字典、设备字典管理，目的是完成效益管理系统和生产看板管理系统数据基础的统一，从效益管理系统中形成的订单可以无缝转到生产看板管理系统。效益管理系统诠释完毕的生产订单通过平台自动加工在生产看板系统的生产计划模块自动形成生产计划，由于订单包含产品物量和产品完成需要的计划工时，施工部门可根据工作包／派工单在生产调度模块进行派工，按计划工时分配人力，通过作业管理模块进行进度管理、完工处理、结算等，确保生产进度可控，在生产效益管理上通过工时／物量的统计、分析，充分实现对产品进度、作业效率、人力用场地资源的全面控制，使生产效益管理从生产计划和现场管理两个方面实现精细化。再次，通过保障机制管理模块、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和生产效益考核模块对包括生产效率、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工程施工安全、保障机制、生产计划、设备维护、消耗指标管理、品质管理、绩效管理、结算管理、工资分配制度在内的影响生产效益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管理。做到生产有计划、设备有维护、消耗有指标、品质有保证、绩效有考核、责任有落实、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分配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部激活。最后，通过生产效益考核模块建立知识生产绩效评价体系，从不同角度综合考虑知识生产的绩效，针对订单权衡其成本及收益，不断提升船舶企业的竞争能力，应对各种新挑战。

三、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社会效益

第7篇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化，震惊；心理；调适

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WWW.133229.COM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

其一，旅游者要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目的地文化，否则文化交流无法进行下去，导致旅游文化传播过程停止。旅游者要端正自己的心态，注意克服心理障碍，把旅游当成是一种体验和交流的他乡文化的过程，不带有文化成见，充分理解他乡文化的存在价值尊重他乡文化，旅游中既不因为异域国家或民族经济、文化先进而产生自卑情绪，也不因为异域国家或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而产生自傲。同时在旅游中充分学习文化交流技巧，提高自己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保持自己文化心理适度的平衡，有效地适应异域文化，促使旅游文化交往中的震惊转变为正向作用。

第8篇

关键词:文化新闻;文化产业;文化品位

文化新闻，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一样，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类别之一。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文化建设空前重视，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在新形势下，文化新闻紧抓机遇，迅速成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本文以综合性报纸的文化新闻为例，从新闻地位、题材范围、文化品位、报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当前文化新闻的发展态势，为文化新闻的发展创新提供理论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文化新闻仅指动态性的新闻报道，不包括静态性的副刊和读书周刊等文化气息浓郁的特刊专刊。

综观当前报纸文化新闻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新闻地位显著提升

文化新闻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品种之一，国内综合性新闻，传媒机构里大都设有“文化部”、“文艺部”、“文娱部”或者类似名称、职能的新闻采编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文化新闻的地位相比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而言显得不很重要。新闻学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关于文化新闻的专题论述，通常见到的是“文艺新闻”。《专业采访报道学》中称：“文艺报道是对文艺领域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所谓文艺是指“文学与艺术的合称。有时也泛指文化与艺术。”事实上，文艺新闻只是文化新闻的一部分。此外，文艺新闻有时还会与其他相关题材合并共存，有的报纸将文艺与科学、教育集中在一个版面，合称“文教新闻”，有的将文艺新闻与体育新闻合称为“文体新闻”。进入90年代，为了满足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都市类报纸文化新闻的报道重点转向影视演艺圈题材，通俗有趣的娱乐新闻由此兴起并占据了文艺版面的主要地位，有的报纸将文艺新闻改称“文娱新闻”，有的完全改为“娱乐新闻”，严肃高雅的文化新闻则被边缘化，成为娱乐新闻版面“补白”、“插空”的豆腐块，导致报道结构严重失衡，形成了文化新闻娱乐化潮流。有学者指出：“在娱乐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文化新闻处于尴尬地位。其一就是对文化新闻重视不够。”揭示了娱乐新闻喧宾夺主的现象。进入21世纪，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重大部署。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对文化新闻空前重视，加大报道力度，综合性报纸纷纷开设文化新闻专版固定刊出。以《人民日报》为例，2002年前，该报的文化新闻与教育、科技新闻集中在同一版面。经过调整，至2003年初推出文化新闻专版，通常固定在第11版刊出，与经济、政治等版面相并列。2009年6月就有5篇关于数省文化建设的工作综述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位置。地方党报如《湖北日报》在2006年改版时首次开设文化专版。即使是以娱乐为主打的都市类报纸也开始注重文化新闻。如《华商报》从2007年7月起在娱乐新闻版外开设“文化新闻”版，经常性刊出。该报先后策划了“评选陕西文化十大符号”、“陕西文化强”等大型系列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现象说明，文化新闻告别了一度冷落的弱势境遇，成为当前新闻报道的热点之一，标志着它由相对边缘状态晋升至举足轻重的主流阵地，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相符合。

二、报道题材走向“大文化”

从理论上说，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原因在于文化是个涵盖广、内涵深的大概念。文化的定义很多，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如《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狭义上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科学、语言等。从新闻实践来看，不同阶段文化新闻报道范围在不断变化。传统文化新闻以文艺题材为主，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新闻。娱乐新闻兴起后。影视演艺圈信息成为文化热点。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拓展，既有宏大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建设、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也涵盖了高雅的文物考古、文化艺术、图书出版，同时囊括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态、文艺演出、名人明星、动漫游戏等等娱乐新闻，广泛涉及现代文化、历史文化、网络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科学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体现出涵盖一切精神文化的大文化格局。其中，影响力较强的新题材有：

1文化产业。与以往历次“文化热”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文化建设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视为必由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就是大力繁荣文化产业。经过数年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2009年l至5月份，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之中逆势上扬，平均增幅达17％，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缘此，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文化新闻的重点报道对象。支庭荣曾将文化产业报道大体概括为6种模式：会议模式、取经模式、名片模式、作坊模式、考古模式、圈地模式等，主要内容是宣传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文化建设举措，展示文化建设成就。以《人民日报》为例，2009年6月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苏：文化滋养万户千家》(6月9日)等4篇分别报道各省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的工作通讯，此外还策划了系列深度报道“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观察与思考综述”，分别刊登在头版和文化专版上，彰显出文化产业报道的重要性。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也是继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规划之后国家新一轮产业规划中的第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报道必将持续升温。

2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世纪以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民族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标志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基于上述时代背景，新闻媒体加强了传统文化宣传报道力度，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学”报道。“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积极倡导国学，高校设立国学院、办国学班，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国学热蔚然成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国学发展动态，发挥着推波助澜、营造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夙以文化内涵深厚而著称的《光明日报》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堪称样板。早在2006年1月10日。该报创办了国内媒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学版”，加上原有的“史学”版和“文学遗产”版，一共拥有三块版面直接宣传传统文化。其中“国学”版每月两期，开设了“国学动态”、“国学演讲厅”、“国学访谈”等专栏，多层次多角度报道国学发展信息、传播国学知识，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二是传统节日报道。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要求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受此政策引导，每逢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大量节庆报道就会浓墨重彩地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报道内容包括节日风俗源流、群众庆祝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旅游商业活动等，俨然一席节日文化盛宴。例如，2008年8月7日是传统七夕节，又被视作“中国情人节”，《大河报》紧紧围绕爱情主题推出了新闻套餐，主要包括A33《往事国粹》整版综合报道《七夕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浪漫——奥运会使七夕节备受瞩目》、C06版专题报道《甜蜜蜜》以及C18《鲜闻》，这些内容反映了七夕节带给人民群众的浪漫享受，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民众文化生活起到了切实有效的重要作用。

三是文化遗产报道。文化遗产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等传统民间文化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显示出国家对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显著，已经确立了数量可观的国家级、省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昆曲、五台山等项目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6月10日定为“文化遗产日”。从新闻实践来看，报道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包括常见的文物考古报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道为例，迄今为止已有多家省级党报推出过大型系列报道，如2006年3月至lO月，《郑州日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原行”系列报道十五篇，《四川日报》2006年12月25日起至2007年初推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南方日报》2009年2月18日起推出《岭南记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着重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文化意义、未来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生存濒危的民间文化，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品位由泛娱乐化走向雅俗交融

文化新闻担负着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具有文化内涵丰富的基本特征。文化品位则是判断一则文化报道文化内涵高低的重要依据。所谓文化品位，是指新闻报道所蕴含的文化份量、文化的价值取向，通常有雅俗之分。具有文化品位的文化新闻不仅能让读者和观众从中获得新鲜丰富的文化娱乐信息，而且获得思想、知识以及审美享受。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从文化新闻衍生出来的娱乐新闻为迎合市场需求，不惜降低格调，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为卖点，导致一度低俗之风泛滥，严重影响了文化新闻的整体形象。学者们纷纷撰文予以批评，张帆等人提出要“为文化新闻正名”，将它与文化品味低级的娱乐新闻区别开来。事实上，娱乐新闻一般出现在都市类报纸上。即便是在泛娱乐化浪潮中，仍有些报纸一直坚守着文化责任，对肤浅庸俗的娱乐保持着一定距离。如《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品牌大报的文化新闻以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见长，是精英文化的传播主渠道，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位高雅，即使涉及娱乐题材。也是以文化视角去深刻解读。各级党报肩负着宣传先进文化的政治使命，对娱乐新闻往往敬而远之。如今，随着地位的提升、题材的拓展，报纸文化新闻的文化内涵日趋丰富，由此推动了文化品位的升级。形成了文化娱乐各执一端雅俗交融的格局。例如，过去党报的文化新闻多以相对枯燥的政策、会议消息为主，现在逐渐增加了文化产业、文化作品、文化人物、学术活动等报道的比重，专业性、知识性、艺术性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强，在“三贴近”报道方针的指引下，报道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文化品位趋向雅俗共赏。都市报的文化新闻继续发挥其轻松活泼的特色展开报道，以此适应大众文化口味，故而文化内涵相对稀薄，文化品位趋向通俗。娱乐新闻经过近几年新闻主管部门的治理整顿，低俗之风有所遏制，有些报道开始跳出隐私、绯闻的小圈。尝试从文化的高度去解读娱乐新闻，实现娱乐新闻的升级转型。例如，2009年初。小沈阳成为娱乐新闻的追逐热点，《重庆商报》连续5天推出以“重庆咋出不了小沈阳”为题的系列报道，对沈阳和重庆的演艺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如何催生“小重庆”。这组报道触及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展示了娱乐新闻亦可深刻严肃的另一面。

四、报道形式时尚多变

地位的提升、内容的拓展带动了报道形式的创新。就报道体裁而言，消息、通讯、专访、特写、述评仍是文化报道的基本体裁，但是表现形式已然有所不同，体现出与时俱进、时尚多变的特征。

首先，文化新闻版面丰富，分类有序。随着文化新闻报道资源日趋丰富，文化新闻版面有所增加，往往以一叠多版的体量出现，各版类别各有不同，文化新闻由此进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发展阶段。比如《东方早报》把文化新闻与娱乐新闻相分离，又将文化版面细分为“作家”、“视界”、“舞台”、“人文”、“焦点”，随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增减。《京华时报》将文娱一体，各个版面分别为“综艺”、“影视”、“乐谈”、“胡同”、“资讯”等。

其次，注重策划，营造强效影响。过去的文化报道多为一事一报，单薄零碎。现在，每逢重大文化新闻，报纸就会精心策划推出专题报道，务求做大做强，做细做足。有时则会主动出击，自拟选题，推出系列报道。例如，2009年5、6月。华商报精心筹划了“陕西文化强”系列专题报道，连续刊发了《陕西文学家底大揭秘》、《红色撑起延安文化产业一片天》、《陕西民俗文化需要有心人》、《曲江“模式”+高新“创意”=现代风尚》等重点稿件7篇，报道均设计栏头突出处理，整版推出。对陕西文化建设进行全方位深度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除此之外，还有报纸开始参与策划、协办一些文化论坛、商业文化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联系。例如，2007年，《华商报》曾经与西北大学共同主办“首届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与会的官员、专家、学者和文化产业界代表近40人就陕西省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变为文化产业优势进行探讨，引起社会好评。

第9篇

[关键词]：整合营销；信息服务；应用价值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将广告、直接回应、促销和公关活动等各种战略营销技能整合在同一营销计划中，并且通过其组织保持传播信息清晰、持续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契合时代要求的，也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的重点在于“由外而内”的思路：通过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设定出以改变、修正、强化消费者行为为主导的传播目标，然后依循此目标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手段来完成它，并依据消费者的反馈不断修正，循环反复。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念，无论对信息有偿服务还是对信息无偿服务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建立了先进的服务理念，保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

在信息社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往来、科学研究、金融投资、企业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学习，无一不需要信息咨询。在信息社会，信息咨询影响着整个社会进步，信息服务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行为更多的从计划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决策自加大，其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而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信息服务。而现代的信息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用户的现实需求，而应将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从产品的多元化的角度看，信息服务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信息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不单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增进用户的利益。而增进用户的利益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信息服务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识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是增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使用户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要求服务机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单一、无序、零散的信息虽然也有使用价值，但很难被有效地使用，只有通过加工处理，整合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使用价值。因而，陈旧的服务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市场的需要，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服务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服务理念，也为信息服务机构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做了尝试，使信息服务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保持信息行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信息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使信息服务更具主动性和目的性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机构正处在一个信息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供应商的出现，将对传统的信息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作为传统的占有信息提供主导地位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所提供信息服务的质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恰恰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整合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整合将使信息机构在信息服务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信息用户他们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表现出舍近求远，避繁就简，弃疏择熟的省力行为，一般地说，首先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信息源，无论用户是否认为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好的，可得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源的不断增多和繁杂，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用户的需求行为，然后提供协同一致的服务，对这种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把握的越准确，服务针对性越强，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始终以消费者为轴心安排规划它的一切活动，对消费者的心理网络、购买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理想的整合是把资源透明地无缝地连接在一起，让用户十分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而感觉不到他的每一步操作所调用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源。信息的整合是一个寻求整体化的过程，目的是对分散的现有的信息或多种软件产品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信息系统，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整合更能使信息服务机构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信息资源，然后根据信息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这样，使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更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

三、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

最近，国外的一些学者就信息管理的定位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获得信息的工具，不管其如何有价值，都只是工具，新技术不管如何先进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而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由此改变人的行为，乃是一切信息活动的根本目的。因而信息服务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新理念，是信息活动产出效益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服务的从业人员身上。人本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重物轻人，把物当做中心。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素质为最主要的管理任务，以重视员工的合理需要为管理宗旨，以凝聚力激励员工创造新机制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人本管理要求既注重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承认人们丰富的人性，各种需要的合理性，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予以满足。从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信息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的用户身上，对信息用户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真正的用户中心理念。从现实的情况看，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并不一定维护了用户的利益。作为信息服务机构不仅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还要设想用户的需求，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找到尚未被用户认识到的需求，使用户感到满意和惊喜，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超越用户的期望。信息的整合使信息服务机构延伸了自己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在服务上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超级秘书网

四、有利于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品牌建设

服务是一种品牌。如果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是某一信息产品，或是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品牌实际上也是企业向社会传播的一种信息，承担着社会沟通的任务，是企业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品牌体现着产品的个性、经营理念和产品特征。有了品牌才会有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有购买主动性。当然，品牌光有知名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美誉度。品牌是有价值的，并体现在整个市场营销中，品牌资产一般由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构成，缺一不可。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信息服务中的具体应用，使信息服务机构以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市场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并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开展特色服务，提供给用户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从而达到主动创造市场的目的。保证用户通过充分的信息渠道来购买或定制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产品和服务。使用户的价值最大化，让用户以最小的成本从信息服务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以普及服务和社会满意作为最高层次的目标，从而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扩大至社会和全体公众的层面。再加上这种新的服务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使用户满意、高兴，就会促使他们把再次使用该信息服务系统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这样一来，信息服务机构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参考文献：

[1]邓小昭.满足因特网用户信息需求的人文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02(5)

第10篇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其中的“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具体如图3），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还有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计算模型分析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第11篇

关键词: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知识服务;精准传播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科技期刊出版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目前，信息技术已呈现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态势，数据分析工具和基于云计算的数据资源成为期刊出版的重要特征［1］，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和集群化发展成为当下期刊发展的主流趋势，人工智能也将在学术期刊的出版、存取、质量评价等多个环节上得到广泛应用，并推动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的变革［2］。目前，在科技期刊界，学者们就如何促进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既包括理论层面的探讨，又包括从实践和案例的角度开展的应用研究［3-6］。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全球的科学产出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的科学产出相当于每9年就会翻1番［7］，读者也更容易被无用的信息轰炸，难以在期刊论文的海洋中高效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科技期刊要想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愈来愈难。信息爆炸时代，科技期刊关注读者“需要什么”比“提供了什么”更重要。在智能技术变革的时展潮流中，科技期刊应如何顺应时展趋势，利用智能技术整合资源，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创造科技期刊人、出版商、作者、读者的共赢局面?本文从以上问题切入，尝试从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和多元化的传播模式、向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面探索在媒体融合形势下如何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建设增瓦添砖。

1借助人工智能，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搜索引擎在促进科技期刊的传播、提高影响力等方面的功能逐渐凸显。虽然现有的一些搜索门户网站诸如Webofscience、PubMed、谷歌学术、各图书馆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搜索引擎可以帮助读者检索科技论文，但是仍不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检索需求。Tancheva等［8］针对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受访者“往往既对搜索方法的效率感到满意，同时又对搜索的棘手和费力感到不满……当研究人员无法完成一个特定的搜索任务，他们很可能放弃现有的方法(或工具或技术)，而不是找出如何使它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模式解决学术出版的过量负载，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搜索引擎的现有功能。目前很多科技公司都在探索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术搜索引擎和知识服务。例如Springer网络平台不断对其功能进行集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功能;Elsevier等出版商为用户等提供搜索引擎培训课程;微软学术(MicrosoftAcademic)通过在实体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自动生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引导学者阅读［2］;2014年，Wiley线上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了增强型HTML文章服务(AnywhereArticle)，它将可读性、交互性和可移植性设为用户体验的核心，使读者能够在页面中快速找到最重要的信息［9］。一些关于科学出版的新模式和平台被相继开发，如Chorus［10］通过集成服务和开放APIs，优化了科技论文被搜索的路径，并为政府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作者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些专业的期刊集群，一部分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也开始进行语义出版形式的探索，对科技期刊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挖掘。不同的科技期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学术期刊的数据库平台建设过程中需要平台开发团队与期刊编辑充分交流［11］，发挥编辑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凸显本学科的学科特色。

2利用智能算法，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

技术是科技期刊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技术应用能力也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竞争资源，充分利用技术强化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和加工能力，创新出版和传播模式，满足数字化时代的读者需求，对于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和融合发展非常重要。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借助于算法实现科技期刊出版的智能化。算法的设计程序与设计者的思维密不可分，设计者选择数据样本、赋予数据意义、设计模型与算法，拥有数据并设定算法的智能化平台具有很强的主导性［12］，因此设计者需要尽可能考虑并消除算法偏见和利益冲突对精准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前，腾讯研究院和腾讯AILab联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价值引导，做到可用、可靠、可知、可控”［13］。目前“智能算法+学术期刊”已成为创新趋势，学术期刊可构建信息数据基础环境，进一步完成动态精准信息推荐，最后以传受关系交互实现长期有效的黏性连接［14］。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整合资源，实现大量科技期刊的数字资源的聚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研究领域，基于用户的需求建立相关用户数据信息，从而进一步将数字资源和用户数据相匹配，实现科技期刊的智能化精准传播。如中国知网推出的“CNKI全球学术快报”整合全球文献和超星集团推出的“域出版”超星学习通学术平台［15］，用户不仅可以在其App上进行文献检索、分版阅读、专题阅读等，还可以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能算法设计追踪用户的信息反馈，通过学术平台进一步增加用户的体验感，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

3创新知识加工，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模式

在人工智能和融媒体时代，除了运用智能技术构建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平台，科技期刊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通过加强期刊网站建设、建立App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可以根据各自领域的特点，对科技论文进行多次加工和编辑，构建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如论文编辑平台Kudos为作者提供了一种利用社交媒体使他们的论文更易下载和传播的工具，通过为作者已发表的文章创建介绍并添加简短的标题、易懂的摘要和补充内容，可以使他们的文章对读者更具吸引力［16］，学术出版平台也可以通过建立二维码，为读者提供开放增值服务，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论文的数据、图片等资料，实现与用户的精准对接。如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为该平台上的每篇论文制作了二维码，用户阅读纸刊论文时，通过扫描其中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PDF、HTML文件，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向作者提问或向责任编辑反馈意见［17］。目前，邮件推送也正在成为科技期刊提升精准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内一些期刊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例如:《计算机工程》基于语义分析和智能分词等技术，设计了一套期刊内容精准推送系统，将读者—文章—标准关键词进行匹配，通过邮件为潜在读者推送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最新研究论文［18］;《应用生态学报》通过运用大数据和数理统计方法，构建了科技期刊论文单篇推送客体指标体系，通过邮件对读者进行单篇精准推送，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9］。此外，利用音频、视频、科学可视化等多媒体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表达丰富的科学信息，增加科技论文的广泛传播。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阅读环境，提升读者的体验感，从而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博士及其团队开展的前沿科学可视化研究和设计，使科技论文通过图像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提高了科技论文的交流和传播，她通过对顶级科技期刊《Nature》《Science》《Cell》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科技期刊封面故事和封面图像的使用可以提高论文的引用率［20］。《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借助第三方AR展示平台实现了学术期刊的多模式AR融合出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1］。

4满足用户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第12篇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在美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政策出现最早，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对其他国家或机构相继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开放获取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政策要求得到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科学家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时应将作者最终手稿的电子版提交到国家医学图书馆管理的一个网络化知识库PubMedCentral(PMC)，以便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本文总结论文纸质出版后的网络开放获取模式见图2。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认为，若论文内容的复制版在别处可以免费获得，出版商将没有能力收回投资，也无法对科技出版持续投入。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提交到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时，其文本只能是作者接受同行评议后的文本，而不是期刊编辑加工后的出版定稿。这虽有遗憾，但期刊编辑改变不了论文的科学思想、实验数据，只能在文字上进行润色或者统一格式等，对学术价值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图2仍然使用论文字眼。

很显然，图2描述的论文出版模式，本质上仍是期刊电子版，但它与电子版仍有区别，区别体现在两点：其一，用户免费使用；其二，论文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典藏更有保证。在图2中，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的购买、维护等费用由机构或者政府等资助，但这里的论文仍然是同行评议后的论文，其质量与纸质版没有区别。图2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其一，中间多了期刊（出版商）这一环节；其二，期刊的出版体量决定了开放获取的论文的数量；其三，论文的出版仍然需要纸质期刊读者订阅付费。虽然只要有纸质期刊出版，这一模式就可以维持，但这种模式是比较被动的模式。开放获取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开放获取期刊，其中作者付费取代读者付费，该模式的初衷是减少论文获取障碍、增强论文交流性，其代表是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LibraryofScience，PLoS）。在PLoS模式下，科学家提交论文的同时也要支付一定费用，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同行评审、存档以及编辑费用等。PLoS强调，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其目的并不是把出版费作为额外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科学工作者，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只是研究成本很少但又必须的一部分。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后，就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用户可以免费长期使用。PLoS于2003年10月创办的第一份开放获取期刊PLoSBiology定位于学科领域的高端期刊，实施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然而，对这样高成本的运作来讲，仅仅靠论文作者的版面费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于是，PLoS推出一种高级的科学出版模式———依靠较低质量论文的大批、廉价出版来资助和养活少数高质量旗舰期刊，甚至在某些期刊上采取了轻度同行评审体系，可发表任何在方法学上合理的文章，但其接受率高、发行文章的量较大，因而版面费远远高于其运行成本。除了版面费，PLoS类开放获取期刊其实还应通过广告等各种模式来增加收入。有学者曾担忧开放获取期刊文章的质量不高，但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开放获取论文比传统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和使用。有研究者通过对PLoS旗下期刊影响因子的研究得出结论：PLoS的质量认证机制是健全和有效的。#p#分页标题#e#

在开放获取实践中，还有一种免同行评议的预印本模式，这种模式以1991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立，现由康奈尔大学维护和管理的arXiv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不用同行评议，作者只须按照一定格式将论文排版后就可以自由上传到网络，满足了且快速发表的要求。作者在论文上传的同时，也可以将其提交给学术期刊，如果论文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文档库相关信息中就会加入论文正式发表期刊的卷期信息。arXiv论文在开放获取前并没有同行评议环节，即没有质量控制措施，其质量控制体现在论文在正式期刊发表后的补充信息环节，这种同行评议前就开放获取的模式在中国也存在，创办于2003年，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特点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速度快。作者提交论文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编辑只进行简单的格式调整后就将其到网上，该时间周期缩短至7天以内，可以满足科研成果快速的目的。

其二，同行评审体系在后有效运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聘请专家担任同行评议专家并形成专家库，只要作者同意，后可自动分配给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评议，并根据评审情况给论文标注星级，对一些质量优秀的论文，“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还结集出版专门的电子期刊和纸质期刊。

其三，采取强制性开放获取。2006年，中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由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的课题实行强制性存取政策，规定所有在研课题结题前课题承担人必须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2篇以上论文，并注明“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及编号，结题时认定与其他刊物等同。

其四，完全的公益性。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主编李志民介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评审费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供，在网站上论文不收取任何费用，查阅、下载论文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其五，有效保证作者的知识产权。“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其作者提供打印刊载证明的服务，列明论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时间，可有效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它没有采用开放获取运动所提倡的开放档案计划（OAI）协议，开放获取资源至今未被任何数据提供商（SP）收割，影响论文在线学术资源的使用和共享。10并且承认“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论文为学术成果的研究机构尚不够多，权威度也需要提高。

第13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第1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第15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