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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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环境法价值实际上意义上指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环境法在其社会作用发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用性与满足性。首先，它强调的是作为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环境法应当将其具有的“有用性”这一功能发挥出来。然而这种有用性的体现需要以环境法的实施、适用、实际效果的获取为依据，实际上是对环境法外在价值的反映。另外，环境法律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以及自身具有的内在特质与基本精神都会在环境法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且环境法天然的特质就是体现在这些本质与基本精神上，在其本身上就将实施与使用环境法时带来的必要性的实际意义与效果排除了。总而言之，一方面环境法价值可以通过环境法在对外部现实社会的作用下，将其功效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会以自身的内在精神特质为立足点，与内外价值相融合进而形成整体并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二、环境法价值对环境司法具有的意义

作为所有环境法律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先导，环境法价值对我国司法机关对正确方向的坚持、对环境司法实现公正的思想来说，其起到了价值指引与保障的作用，对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环境司法的先觉醒性因素就是环境法具有的价值精神以及其内在的规律。环境法能够得到良好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环境法本身上具有的那些良好价值精神。环境司法活动在恶法下是不会真正良好的。另外，司法过程以及结果判断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环境司法者内心确认以及价值认知的影响。徒法是不能自己运行的，就算环境法律规范制定的再好，没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审判人员对适用性的实践，就不能使其制定的初衷与期待的效果在社会中得到实现。

三、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背离的表现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缺乏对安全价值的认识

伴随环境问题以及风险的不断增多，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时，司法权也显得越发羸弱、无力。法院并没有在环境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将自有裁量权充分的行使出来；也没有在遇到纠纷、冲突与矛盾时有效的利用司法建议或者是司法解释等方法和手段进行处理与解决；甚至在遇到违法行为时，没有及时的对其进行制止、没有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置、没有赔偿与救济受害者。使得那些由于环境破坏而受到殃及的受害者没有投诉与状告的对象，不能使生态环境有效的得到治理与恢复，也就使得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处于诉讼环节时背离正义的价值

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在我国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这三种途径来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同样的，当环境的权利遭到侵害时，也可以使用这三种途径来实现司法救济的寻求。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涉及到环境方面的诉讼同普通人事诉讼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可以具体的将环境诉讼分为环境刑事诉讼、环境民事诉讼以及环境行政诉讼这三种诉讼形式，而且它们在各自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上，都会遵守各自不同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范。在数十年的环境司法的实践下，环境诉讼因着司法机关在应对环境冲突与矛盾时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和措施得以平稳、公正、有序的进行。然而，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法院仍然不能将其具有的作用与功能发挥的着实与有效，有时甚至会显得较为无力，司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在处于诉讼环节时，严重的与环境法的正义价值要求相背离。

（三）在对权衡利益时不重视可持续发展观

司法人员在权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或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时，往往只顾及当前的利益，不重视长远的利益，更有甚者还会只重视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受害人的利益；优先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保护不予以重视，没有以可持续发展观来维持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法官通常都是已经形成定势的一般社会思维对环境纠纷案件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调查与审理。从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这属于实质内容的审查，很有可能引发不公正的审判，其原因就是由于该过程倾向于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在长时间经受优先发展经济这个观念的影响与束缚下，施加实际上我国环境司法在考量权衡利益这一环节中，已经优先被经济发展占据了，一旦发生了利益冲突，其他利益便不能得到首要的重视。

四、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回归策略

（一）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来保证环境安全在风险社会环境

这一背景下，应对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一定要使环境法展现出应有的作为，为了防止一些不能对其不安全性进行确定的因素变成现实威胁，应当对风险预测原则进行确立，以此来为环境司法以及环境执法提供出相应的依据与保障。尽管我国尚未在相关环境法中建立该项原则，但是鉴于环境风险日益严重化的趋势，司法机关需要对其有所作为，使环境的安全得到保障。面对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各种社会损害以及巨大损失时，环境司法机关一定要对风险预测原则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还要在灵活的运用于环境司法中，在司法审判的威慑力下，避免使环境遭受损害。故此，法院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将环境具有的指导思想进行强化，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

（二）完善环境法来彰显环境正义

由于现行的环境法律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因此在对环境司法进行实践时经常会出现很多疑难问题，很难令社会公众长期期待的环境正义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将相关的环境法律完善，将充足的法律依据提供给环境司法，进而切实的做到有法可依，将环境正义彰显出来。鉴于法院审判工作具有的特殊性，也就促成了法官钟情于为断案提供依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的可具体操作性以及可适用性。同时还因为现行的相关法律在处理纠纷的范围上、方式上以及赔偿数额和责任认定等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冲突、模糊、空白等原则性规定，使得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就为审判具体环境案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由此，期待未来修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立法时，能够多加注重制定禁止性、义务性以及授权性等方面的规范，具体、明确与细致的对行为后果加以阐述，进而将实践操作性增强。在有关环境要素方面的法律规范中，详细、直接、明确的规定出环境刑事责任制裁条款与环境民事赔偿责任条款，保证在环境纠纷的正确处理时，能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依靠。

（三）正确衡量利益冲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性价值指的是人类能够得到永续不断的世代繁衍生息以及大自然的良好和可持续的更新，进而使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得以满足。该价值要求我们不仅要使当前的发展满足时代的要求，将暂时的利益期待实现，还应当对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予以关注；要求我们在重视当前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对未来长远的利益语义重视；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同时，重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不能单单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还需要的要环境司法实践的努力配合，因此可以说广大司法机关与工作人员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五、总结

第2篇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

环境污染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第3篇

(一)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本位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生态本位对环境立法的要求

第4篇

（一）法律利益是法的本位

经典作家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出发，明确指出法根植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的存在和发展起着直接决定性作用，法的内容和性质、法的存在和发展、法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取决于生产关系，此便是法的本原或实质渊源。而生产关系究其实质无非是人们在追求各种利益的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人格化了的社会关系。从此种层面来看，社会利益才是生产方式对法发生根源性作用的桥梁和纽带。只有以利益为视角，方能深刻地解释法产生和存续的实质性根源以及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从此层面，我们可以将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法律利益）视为法的本位。首先，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利益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利益从一般利益转化为法律利益以寻求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人类的社会利益出现了原有制度无法调和的分化、冲突，法律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调节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其次，利益是法律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法律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经法律确认的合法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客观存在的各类利益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进行选择确认、平衡取舍，以实现对利益的协调分配并保障利益的最终实现是法律核心职能。再次，利益是法律实施的动力和归宿。法律创制和实施的主要目的便在于保障合法利益的实现，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构建、运行都必须以其所旨在保障的合法利益为逻辑起点。可见，利益是法律产生、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利益关系是法律调整对象，对法学的解释不应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文字或者立法者的主观观念上，而是应追溯到作为法的本位的“利益”上。

（二）环境利益的界定

如上文所述，法律所确认、保障的利益是法的本位。想要对环境法的本位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特有的利益形态———环境利益着手。利益并非实体性的范畴，而是表示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与主体之间的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功利关系的哲学范畴。要对利益进行全面的把握就必须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两个要素入手，对环境利益的界定也不例外。人的生态需要是人类环境利益产生的根源。“生态需要”是在20世纪中后期由生态学家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范畴，具体是指人为了维持其作为自然生命物种的正常的生存、繁衍而对外部环境系统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摄取状态。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是环境利益形成的客观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各类环境要素所对应的物质实体的使用价值及其通过交换而形成的经济价值。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类环境要素按照特定的客观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环境系统更为关键的效用在于支持地球整个生命系统的维持、演变和进化并保持其动态平衡的价值，此种价值可具化为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节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等不同的功能，笔者将之称为“环境生态功能”。环境生态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类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充分利用生态功能的过程。只有保证环境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才能保证整个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实现人与环境系统的物流、能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人类的生态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并最终促成环境利益的实现。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环境利益界定为各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的环境系统所客观具有的特定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

（三）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

客观来说，人类环境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各类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所构成的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正常的发挥。然而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基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各类的进步都影响着环境生态功能，甚至以侵害、牺牲环境生态功能为代价。人类文明早期，人们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多仅是局部的，人类的影响尚未超过生态环境的负载限额和忍受阈值。然而，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社会科技及生产力飞跃式的发展助燃了人类对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极端不合理的盲目追求，人类对自然过度的索取及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已经超越了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环境容量和负载阈限，对环境生态功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并危及到人类的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此又使人的生态需要得不到正常、充分的满足，并使得原本具有“共同性”、“公益性”环境生态功能成了“稀缺性资源”。资源“稀缺性”的产生使得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层根据自身实力对其进行“争夺”，此必将引发环境利益的分化、冲突，此种冲突既包括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包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之间的冲突。当原有社会制度（包括原有的法律制度）无法应对激烈的环境利益冲突以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时候，便催生了旨在能有效调控环境利益冲突的新的社会制度，而环境法便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新制度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环境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利益形态自人类产生便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当人的环境利益可以得到充分满足时，则无需为法律所调整；而只有当环境利益的实现产生竞争、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才需要法律这类权威性的社会制度对之进行调节。环境法起源于环境利益的分化、竞争，对存在冲突的环境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控以保证主体的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是立法者制定和实施环境法的根本动因。从本体层面上看，环境法是统治阶级通过立法对环境利益获取方式的设定、许可，即通过环境立法为主体设定正当的行为模式以促成法律所确认的环境利益的实现。环境利益是环境法存续和有效运行的本质性基础，是确定环境法的价值、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根本性导向，是一切具体的环境法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以“环境利益”为基点出发，方能全面、清晰认识环境法。综上，环境法是以保障环境利益为其根本性追求的独立的部门法，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环境利益具体是指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求的满足。可见，环境法的内容并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仅以确保人的生态需求得到充分、正常的满足（即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为根本追求，并进而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生态功能，以确保人类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有关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精神利益均不是环境法本位利益形态，并不为环境法所直接、积极的调控、保障，学界对环境法所做出的“综合性”的定性是不恰当的。当然，法律利益体系内的各类利益形态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交叠，因此环境法在保障环境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对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进行间接、附带的保障。但当环境利益与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发生冲突时，环境法作为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应该优先、侧重保障环境利益。目前环境法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观点（即认为环境法除了保护环境外，还应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为目的）是不恰当的。对环境法的定性、定位、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核心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应立足于“环境利益”这一根基，方能“清晰认知、定纷止争”。

二、环境法本位错解原因分析

如上文所述，受“泛权利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我国环境法学界不少学者想当然的直接将环境权视为环境法的本位，此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现有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在持“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位”主流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证中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本身的基础性作用，但其得出的结论却仍然是“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体”。如有的学者在前文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以及环境权的基础性意义，并将环境权界定为“人们对其生存环境享有特定的生态性环境利益的权利”，而后文却直接将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原则条款中的重要内容视为是对环境权的肯定。而事实上，这些条款并没有过多的提及环境权的内容，而仅是对环境利益合法性、重要性的肯定。笔者认为，此种“怪象”源于环境法学界学者对“法益”理论的误读，致使学者们直接将环境权与环境利益同质化，导致观点的错误表达。“法益”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在19世纪逐步兴起并获得欧陆刑法学界的核心地位。20世纪中叶，为了解决传统犯罪社会危害性理论空洞性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引入了该理论。近年来，我国民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学者也开始对“法益”理论展开探索。从研究成果分析，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法益”理解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虽然目前刑法学界也有学者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从总体上看均是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的。但当“法益”概念被引入其他部门法后却出现了“异化”，除部分学者延续了刑法学界的原有思路外，多数学者以权利为视角对“法益”展开研究：如有的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的学者提出“法益”是“权利”和“弱保护法益”的综合；还有的学者将“法益”直接等同于权利。可见，与刑法学者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界定不同，我国其他部门法学者对“法益”的理解多与“权利”挂钩，即将权利与利益进行“同质化”释义，他们对“法益”界定的差别仅在于“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等不同范围的定量上。环境法学者也深受此种理论解读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环境法保障的利益”与“环境法益”以及“环境权”做了同质化的理解。而延续此种研究思路，即使是肯定了利益基础性地位的学者也很容易得出环境权是环境法本位的观点。事实上，利益是法律存在、运转的根源，而权利、权力以及义务是法进行利益调控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利益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则是完全不同层面、不同质的事物。可以说，“法益理论误读”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另一原因。

三、环境权、环境义务的再定位

上文中，笔者提出环境利益才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延续此思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对历来被学界视为环境法本位的环境权和环境义务进行再定位。法律是人类社会利益保障的重要工具，而立法者主要通过赋予相应的主体以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从而为主体设定行为模式以引导、调控主体的行为，并进而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其中，法律权利是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之一。权利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手段，即人们通过行使权利以实现特定的利益，“回避这一事实，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内容和追求的方向”。輯訛輥纵然目前学界对权利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学者们遍认可“权利是主体为追求或维护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輰訛輥法律通过权利为主体设定了行为模式，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和固定化，并用法律符号来表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构成对利益进行调控、保障的有效机制。法律义务也是法律保障利益的重要的机制，“义务以其特有的利益约束和强制功能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等其他机制有效结合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輱訛輥虽然目前学界对法律义务的界定也并不统一，然而从本质上看，义务是为了对法律所确认的合法利益进行更好的保障、调控，而由法律为相应主体设定的应当“为”或者“不为”的行为模式，若主体偏离法律所预设的行为模式，将可能引发法律责任。輲訛輥传统法理学者普遍认可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对法律利益的保障、调控的功能，但常忽略法律权力在利益保障中的作用。目前学界普遍将“强制力”视为权力的本质，同时也承认此种强制力“不过是实现某种利益的手段。”輳訛輥从源起角度看，近现代法理学中的“法律权力”是法律对利益进一步有效调控、保障的产物，即主体在通过个体的力量（即权利）仍无法有效调和社会中所存在的利益冲突时，由社会各主体共同让渡其权利汇聚而成的一种公权强制力。与法律权利主要针对个体利益不同，法律权力主要针对公共利益。对个体需要的追求是人类的天然本能，因此个体利益的实现向来是积极、自觉的，法律只需通过权利赋予主体追求之“自由”便可。而对社会公共利益确认、协调并保障其实现则需要社会公共机关通过具有强制力的社会活动加以实现。可见，法律层面的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均只是法律设定主体行为模式并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实现的机制。具体看来，法律权利对应着人的个体性、“个人利益”，其以“自由”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而权力对应着人的社会性、“公共利益”，以“秩序”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权利机制和权力机制相互关联、功能互补，两者以不同的运行机制共同调控着由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的社会整体利益。而法律义务又为该两者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保证和支持，即权利机制与权力机制的有效运行均需要法律义务机制对之进行支撑。法律主要是借助权利、义务、权力之间的有效配合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并进而促使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的。具体到环境法领域可知，环境法实际上就是确认和规定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环境利益及为实现环境利益而应为的行为模式的规范体系，而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相应的环境义务是环境法据以设定合理的行为模式以保障环境利益实现的机制。环境法正是通过环境权、环境权力、环境义务三者的有效配合来以调控人们的行为，并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的有效调控。由此可见，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环境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存在的终极价值无非在于为社会关系参加者设定符合统治阶级价值判断的行为模式，并通过主体法定权利的享受、法定权力的执行以及法定义务的履行使法律所确认、保障并调控环境利益得以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鉴于此，我们应摆正环境权的地位，从工具意义层面对环境权展开客观的认识，不应过分夸大环境权在环境法中的地位。同时，应客观的认识到环境权、环境义务以及环境权力是处于同一平台的法律用于调控环境利益的机制，三者之间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机制，法律都无法对环境利益进行有效调控。因此，学界在展开对环境权的研究时，也不能忽略对环境权力、环境义务的研究，同时应关注该三者之间的配合。具体来看，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可以界定为主体为追求或维护环境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

四、总结

第5篇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环境污染

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第6篇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所谓的范式指的是

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

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

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

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四、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

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五、总结

第7篇

环境法的价值选择与理想目标的设定

首先，环境法在价值选择上应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本主义”。环境法在价值偏好上应选择“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不选择“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因为“价值”这一概念本身是同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分的，价值关系是一种完全的属人关系，是以人为主体和价值标准的关系，价值就是以人为本。［11］而且，“人是人的世界的中心，人是人自己的中心”，“人类中心”观念主要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自我权利和责任意识，意味着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选择的界限所在，这是一种价值观念［12］。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问题，而环境权的享有者是人类整体，法律上设定的环境义务是对环境或者说是人类生存条件做些什么，［13］可见，环境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人”作为关键词来建构的。而且只有人类才能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极限(这个极限不是地理、不是空间，而是在有限的人类生存空间中的自然所具有的不可改变的特性或者功能)［14］。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在剔除其传统偏见和已往落后模式之后，实际上就是“人本主义”思想。我们结合现实可以对它的涵义做如下两方面的理解: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张以人为中心;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立足于任何形式的个体、群体与类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并强调以“人类”即整体为中心［11］。这也符合人权发展的历史规律，因为人权发展已进入升华期———以人类整体为主体的人权［15］，即人类环境权。另外，之所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也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完善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性保障自然体通过行使“权利”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16］。其次，环境法的理想目标———公众环境利益的实现。环境法的理想目标是对环境法价值的反映，相比环境法的价值目标，环境法的理想目标是较低层次的价值追求，是能够通过法律实效的实现程度来衡量其是否实现的理想目标。环境法理想目标的设定只有从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入手才能“对症下药”，才能避免理想成为“空想”，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理想目标。我们曾把环境问题概括为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两大类，不管是“环境的原有品质的改变”，还是“自然环境原有状态的破坏”，其共同的本质是自然环境的不利变化。我们可以把环境的各种不利变化抽象为环境损害。环境法就是用来应对环境不利变化也就是环境损害的法，就是调整人们为应对环境损害而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而环境法学这个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逻辑起点就是环境损害。它是环境法学体系中“最广泛最普遍现象的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在它身上也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17］。只有从环境损害这一环境法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才能设定具有实现可能的理想目标。环境损害反映的是环境利益即公众环境利益的缺失，防止或弥补环境损害实则就是在维护公众的环境利益。从环境损害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环境法的理想目标就是公众环境利益的实现。公众环境利益是以资源、生态、精神为内容的人的环境利益;是法律所能承认的人对于整体环境的唯一权益，其最大特点是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主体共同性、客体整体性、救济的完整性三个方面;它既是公益，又是私益，是公民之“自我利益”与“成员利益”平衡的结果，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的产物，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自然共同的价值需要，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它也是赋予环境法以存在价值和发展生命力的根本［18］。公众环境利益的“人本”属性与环境法“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选择遥相呼应，将公众环境利益的实现作为环境法的理想目标，是在坚持“人本”思想的价值引导下，并且是在环境损害这一逻辑起点上作出的合理设定。也就是说，对环境法进行法律工程建构就是为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实现。

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

从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环境损害”出发，再到确立环境法学的若干基本范畴，然后建立环境法学的基本观点，继而构建起环境法学的完整理论体系［17］，最后再将该体系运用到实践中进而实现环境法的理想目标———公众环境利益的实现，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尤其是从环境法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一刻到实现理想目标的这段过程。魏伊丝的代际公平理论虽然无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理念去支持和引导环境法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也无法成为各种环境保护实践恰当的法律理论依据，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供了长期的时间视角［19］。我们需要用长期的时间视角来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和制度。因此，区分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和环境法的理想目标十分必要，二者的差异就在于时间上。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和理想目标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后者的实现依赖于前者的有机衔接。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犹如“动机上的法的目的”和“法的理念”之间的关系。环境法的理想目标(环境法的理念)应当是分步骤完成的，而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环境法欲达成的实际目的)则充当了这些步骤的具体内容。只有预期的社会效用得到顺利实现，理想目标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如果每一阶段的环境法的预期效用能够顺利实现，环境法的理想目标也就能够实现。所以，环境法预期社会效用的实现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可以由环境保护规划来确定。环境保护规划是实现环境目标管理的依据，是环境保护战略和政策的具体落实［20］。环境保护规划是政府、环保部门及其他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编制的一定时空范围内对城市环境质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和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以及其他与环保有关事项的总体安排。本文采用广义上的环保规划，广义的环保规划是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环保篇章、国家各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各专项环保规划共同组成的统一体。可见，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是环境损害情况与实践能力的结合，相对科学地为短期的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提供确定性的目标。然而，环保规划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就能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用，从“六五”计划首次将环保作为独立的一章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到“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环保计划的总体实施状况并不尽如人意［9］。“十一五”时期虽然增加了相关保障措施，如2006年国务院批准通过的《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等，但是，2012年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如此看来，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难以实现，那么环境法的理想目标还能指日可待吗?环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是应对环境损害的最低要求，若这一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环境法将徒有其名。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即环保规划的目标之所以不能如期完成，原因来自于两大方面:其一是环保规划制度本身就是在“纸上谈兵”，规划编制的程序和方法缺乏统一规范;其二则是环保规划在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规划实施的配套资金投入不足、目标责任制虚置、规划编制与实施的信息公开不及时等［9］。由此可见，环境法从理论到实践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落实机制。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一种机制来保证环境法在预防和应对环境损害的过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实现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

环境法预期社会效用的实现路径

笔者在此引入夏皮罗的法律规划理论来构建环境法预期社会效用的实现路径。法律规划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法律活动是一种社会规划活动。法律活动就是为社会成员制定、采纳、否定、影响和应用规范的活动［8］。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但是法律的基础并不是由社会实践构建，而是由共享的社会规划构建［8］。而组成共享社会规划的法律体系的基础规则是社会事实［8］。如果认为环境法律体系是由共享规划构成的，那么组成共享规划的基础规则在前文已经得到明确，即环境损害的存在，环境损害是客观的存在，不应遭到任何质疑。环境法中的共享社会规划由环境损害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作为基础规则来构建。无论当前环境法学界就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何种争论，保护环境是大家的初衷。因此，如果认为环境法律体系是社会规划的话，那么它肯定是共享的。由于社会规划的规划者是法律机构［8］，那么作为社会规划的环境法的规划者亦即环境法的立法机关。环境法的立法机关若要建构共享规划，必须以环境损害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为基础。由于环境损害的程度是一个变量，所以共享规划只能是原则性的。不过，规划是嵌套的规范，规划有次规划，次规划也有次规划，通过这种方式，规划不仅组织我们的行为，而且组织我们的思考。规划为进一步的行动考虑而制定框架:即怎样完善规划才能使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所考虑的目的。基于各种环境损害而制定的环境事务法可以视为总规划，而用来解决环境事务法的环境手段法则为次规划或次规划的次规划。受法律位阶的影响，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规划只是总规划的次规划，而作为次规划的环境保护规划之所以不能完成预期目标，一方面是由于其上级规划即总规划不完善，留有很多空白，另一方面则是在次规划下缺乏次规划，造成执行不力。从中国目前的环境法治情况来看，作为总规划的环境法，其在立法上就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立法空白。与环保有关的很多领域尚未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至于在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找不到法律依据;二，立法规定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三，法律规定不合理，甚至法律规定违反了立法目的［9］。因此，只有在制定总规划时坚持从环境损害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出发，才能将立法空白限定在最小范围，只有在制定总规划时同步完善次规划，才能增强总规划的可操作性。另外，如果做到总规划的制定是从社会事实出发，那么总规划不会违反立法目的，因为法律规划理论认为，当法律体系要达致某个道德或政治目标时，可以参照其总规划［8］，总规划的存在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无论人们的规范认同如何，都能承认其存在。一旦法律推理者承认总规划的存在及其内容，他就能对法律的道德权利、义务、有效性等法律观点作出描述性的评估［8］。在保证总规划的科学性基础上，制定次规划也就有章可循，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环境保护规划(包括长期、中期、近期规划)是次规划的一部分，反映了在中国现有环境法律体系下具体的法律目标，体现了环境法要实现的预期社会效用。但是从其具体实施上来看，之所以预期目标不能圆满完成，主要是因为该次规划缺少次规划，进而导致次规划在执行中遇到很多困难。由此来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采取自上而下的构建思路，用嵌套的规划将抽象的法律制度与具体的社会存在相连接。与此同时，环境法律体系也不排除自下而上的构建思路。自下而上进行规划尤其适合于规划者不能确定必须承担什么任务或者不知如何团结在一起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由于规划者不知如何将要承担的各种任务连结在一起，所以规划者不能从他的主要目标和工作方法上出发［8］。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在环境法领域尤为值得重视。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环境保护工作应将重心放在事前预防阶段，“亡羊补牢”式的做法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在有十足把握证明“先进的”环保技术不给环境带来风险之前，不能大张旗鼓地推行环保新技术。此时，自下而上的规模模式很重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或许是人类对环境保护有所作为的无奈之举。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规划者因缺乏十足把握而任意推行带有风险的环境规划。环境的整体性要求我们从整体入手，只有坚持自上而下的模式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环境损害的程度，才能结合实际设定预期的社会效用，因此自上而下的模式应当占主要地位。不过，为了保证规划在实行过程中保持灵活性，自下而上的模式也要被纳入到规划体系当中。以上两种模式的结合保证了嵌套式规划的有机衔接，这些嵌套式的规划是环境事务法与环境手段法的统一。环境法体系的构成是依经度划分的，是面向不同领域和事项的诸事务法;依纬度划分的，是面向不同层次和目标的诸手段法。［21］事务法正是对环境损害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的反映，是环境法的总规划，总规划的制定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而手段法是在总规划(事务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次规划或次规划的次规划，次规划及次规划的次规划的制定坚持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灵活性。手段法决定着环境保护的效率和威力，手段法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一国法治的成熟程度、制度的理性程度、法制的实施力度、立法的技术水平乃至经济发达程度。［21］因此，受中国现实情况的制约，不能要求环境法总规划的次规划在制定上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环境损害问题，而是着重制定力所能及的短期规划，如环境保护五年规划以及其下面的次规划。与此同时，规划的实行者及执行方式还需要规划活动的规划来明确。这些规划的规划组成了共享规划的构建、采纳、应用和实施的自我管理部分［8］。在环境法律规划体系中，这种规划的规划包含在了总规划当中，很多环境事务法当中都规定了较为明确但不十分具体的实施部门、办法等。规划活动的规划亦是非常重要，该规划的完善有利于解决中国环境保护规划编制的程序和方法缺乏统一规范的现状。至此，环境法预期社会效益的实现路径变得逐渐明朗，在坚持环境损害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总规划即事务法明确环境法的调整范围，并为其下面进一步的规划作出指引，再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实际情况明确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进而制定符合实际的次规划(手段法)，如果嵌套式的规划体系制定出来，那么就保证了环境法的预期社会效用的实现。

第8篇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超级秘书网

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40.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

[3]姬志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表征与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43(3)：88-91.

第9篇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人类依赖自然到现在人类破坏自然，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愈演愈烈，根据历史背景以及价值观的不同，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学说：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和人相比，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且是自然界唯一的主宰，而自然及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自然没有道德关怀的义务。基于此，人类不断地征服自然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直至环境问题出现才引起人类的重视。正是这种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地剥夺自然，导致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直至人类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后才有了新的认识，即提出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以自然为中心，倡导维护生态和谐。它从整体出发，提出新的价值观—自然观，消除了人类的中心地位，认为人类应该从整体上对自然环境加以保护，并且人类不能过多的考虑自然对人类的作用，而应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作为评价标准。虽然较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而言，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更加重视自然，但是其过于强调自然的地位，以自然为中心，忽视自然对人类的功用，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因此，目前，可持续发展观更易于接受，可持续发展是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机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正确地处理了与自然的关系，在坚持公平的理念下，既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尊重自然，又肯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自然之间做到了平衡。

二、有关环境法立法目的的理论

环境法的目的是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的法的基本价值和发的使命。环境法的目的对于引导人类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学者们对环境法的目的有所争论，其主要的学说有目的一元论、目的二元论、三层次立法目的观和目的多元论。目的一元论是在环境遭受破坏，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提出，此时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已经收到环境污染的威胁，故而目的一元论提出保护人类健康是环境法唯一且最终目的。由此可见，目的一元论主要强调的是环境法的社会职能，其所追求的是人类健康，自然和谐等非经济性环境利益。同时，目的一元论是站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本质上强调以自然为中心，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其却起到了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70年日本将环境法的立法目的有“二次论”改为了“一次论”，众所周知，日本曾经是“环境公害国”，而如今变成了环境优美、污染较少、资源利用率较高的国家，成功地完成了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了循环经济的目标。目的二元论在承认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观点为环境法应以保护人群健康和保障经济发展为最终目的。较一元论而言，二元论主要强调了环境法的社会保护职能和经济职能，其主要追求的是人类的健康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它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优先论”和“经济优先论”的合理部分，在表面上坚持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兼顾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关系，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人类是趋利避害的，当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相冲突的时候，人类往往会选择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这样在本质上目的二次论是站在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不可取的。三层次立法观是由王小钢老师提出，他把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分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环境法的终极立法目的是维护地球生态利益，促进地球生物圈和谐；其次，环境法的中层立法目的是维护和增进人类共同环境利益，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最后，其直接立法目的为保护环境。由此可见三层次立法观崇尚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兼顾环境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环境法的目的分为终极立法目的、中层立法目的以及直接立法目的。在实际操作中，环境法的目的以哪一个为准，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为的控制，这难免会使人们选择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这样十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目的多元论是在对“立法目的二元论”进行反思后重构的，其主要的观点为环境立法应保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目的多元论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我国的环境法立法目的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我国环境立法目的意见并不统一，其中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和改善生活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吕忠梅教授的观点强调环境法的主要价值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陈泉生教授批评指出现行《环境保护法》只注重当代人的利益，忽视了后代人的利益，故而提出环境立法目的应该为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保我国当代人与后代人能够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主流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的，同时也强调了保护人类利益的目的。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该规定主要包括三项任务：（1）合理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建设一个清洁适宜的环境，保护人民健康；（3）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目的是建立在“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的目的二元论，其目的的实质并不在于保护环境，而是保护人的权益。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果断地牺牲环境保护，正如，小汽车会造成空气污染和资源浪费，但是为了GDP的增长和扩大内需，政府不仅没有对其购买加以限制，反而提倡提前消费，鼓励大家按揭购车。这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环境法目的本质上是为经济发展寻找借口，美化其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除此之外，从我国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上看，立法者仅仅看到了我国环境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环境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从根本上，忽略了环境的本质意义。如，《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环境立法中，其目的主要强调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了资源自身的环境功能。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其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忽视了人类在地球上与其他自然生物一样，是平等的主体，缺乏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这在本质上是不可取的。同时，人类追逐利益的脚步太快，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而我们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不长久的。

四、国外环境法立法目的

韩国于1990年在《环境政策基本法》中对立法目的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并提出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倡导国家、地方、企业和国民要共同努力保护环境，环境保持较利用环境优先。除此之外，还考虑了后代人享受环境恩惠的权利。日本环境法是保护环境和防治公害法律法规的总称，在日本，环境法也被称为公害法。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于1970年就将环境法的立法目的改为了“一次论”，开始了循环经济之路，可见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根据日本1993年《环境基本法》第四条的规定，可知，日本在可持续额发展的同时强调环境保全并倡导每个人都公平地分担环境保全的职责，，可见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加强，同时，环境保全要以充实的科学知识为依据，用科学的手段实现社会经济等活动对环境的损害最小化。同时，德国于1993年在《环境法典》（总则草案）的目的中明确规定了法律的保护目标，其主要有两点，一是提高生物圈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二是促进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强调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发展。综上所述，韩国、日本以及德国在环境法中都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韩国主要强调了环境保护优先，保障代际公平；日本则注重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和公民保护环境的职责；而德国主要侧重于提高环境资源的效率，这与日本使用科学的手段利用环境有相同之处。

五、针对我国环境法立法的意见

第10篇

1.从危险防御到风险预防

传统的环境法强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此种污染对于人类而言，根据经验是可以预见和估计的，即具有一种盖然性。也只有在此种盖然性之下，国家采取行动才是正当合理的，这就是一种危险防御。如果国家对不可预见的行为进行恣意干涉，就会丧失其正当性，不为法律所允许。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环境威胁正不断增加，如气候变化、新化学物质所引发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此类风险对于人类而言，无法通过经验进行判断，具有预测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归责方面难以确定。在危险防御理念之下，国家不能对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国家放弃，而将人民置于环境风险的威胁之中，同样是不合理与不正当的。所以，风险预防理念由此产生。

2.从目的二元到保护优先

我国原来的《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了其目的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说明我国环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环境保护的同时又强调经济建设。此种设置使得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冲突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让位于经济建设，致使环境形势不断恶化。对此，我国去年修改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修改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强调“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强调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环境保护能获得优先考虑。

3.从环境治理到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环境法在环境保护路径方面通常强调的对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治理，较多地使用被动的措施应对环境污染与破坏。并由此形成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制度体系，对于环境保护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这其中或有制度设计不合理、实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没有将环境保护融入社会发展之中。党的十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根本理念。

二、环境法理念变革对教学内容的影响

1.环境风险规制理论

环境风险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环境风险规制也就成为现代环境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学范畴内，风险通常与危险相对而言。对于危险领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权保护义务，国家有责任必须介入，以达到保护个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国家保护。对于风险领域，除了在客观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风险外，因国家行政资源有限性以及社会因素的限制，使得国家仅能在一定范围内规制风险，其规制界限在于一国的环境保护政策水平。另外，为实现环境风险最小化，在环境风险国家行政规制之外，还需要社会力量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即自主规制。通常是企业自己设定环境保护目标，按自身特点制定对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优点在于企业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环境对策。环境风险规制理论包含了行政规制与自主规制，两者的结合必然可以实现环境风险的最小化目标。

2.统合性环境政策

在环境法领域内，关注整体性环境问题成为一种趋势，即超越环境媒介和部门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过去对于不同环境问题由不同的部门规制，或者按照环境媒介如大气、水、土壤等来规制，此种规制模式会导致在解决一种环境问题之时而形成对另一种环境问题的放任。所以，如果能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法的角度还是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比起个别的、非全面的规制方式更有优势，这就是统合性环境政策。统合性环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组织上的整合，实现环境行政决策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由单一管辖机构在单一程序内做出单一的决定。实体整合方面，要求环境法相关许可的要件事实的实体性审查或决定一体化，在环境媒介之间应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转移，时间上应注意产品的生产流程以及使用后废弃的各个阶段，尽量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环化。统合性的环境政策也是当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体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仅是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制度与措施，加强环境污染与破环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三、环境法理念变革对教学模式的影响

1.加强环境问题意识的指引

我国环境法教科书的体例几乎都是从理论到法条的讲解。从环境法的概念、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环境法律责任、环境法律体系、环境保护基本法、单项污染防治法、自然环境保护法、中国与国际环境法等方面对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论述，但总体上存在一种“就法论法”的阐释法学方法，难以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实效。对此，在环境法学教学过程中，应针对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强化环境法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在面对某一环境问题之时，能从多角度和用多学科的方法对该环境问题进行剖析，考察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干预。这一过程中，具体的环境问题成为教学的指挥棒，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层面，而是随着问题的深入不断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式予以应对。

2.推动环境法系统性思维教育

第11篇

在分析法的本质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区别，这对于认识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此处所说的法是比法规、规章、条例等更加广义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种法则的总称;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体现阶级意志的规范总和。早期的马克思从自然法学的某些观点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而法律则是法的表现”。这里自由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所指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认识，法律则是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法规，也就是说法律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笔将自己所认为的法的样子描写了出来，法律的样子就取决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认识。再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也就说明法的内容都是根据物质条件而变化的，物质条件的改变会引起法的表现形式和体现的意志有所变化，但是这不会改变法的本质，它所改变的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环境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

作者认为，法的本质是调整关系，调整是促进、抑制、保护、协调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关系有很多种，利益关系、身份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质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同时发生着改变的，作者同样认同法的本质变化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据是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这是从意识根源到物质根源的转变。法的本质在于调整自然界中各个生物之内和生物之间的法则。法的价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以为在不同时期环境条件下，法的这些体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础不同，所以体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样。

三、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方法———公法与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古罗马时代就有法学家提出过，他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法律调整的主体和调整对象是否涉及社会利益。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但它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公私性质的划分应当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够进行的。例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就超出了传统法律公私划分的边界，呈现“法律理论的基础与社会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作者想指出的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对法律的划分，不是对法的划分，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区分，而不是对法这个客观存在进行的分类。这也就说明，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类似的标准———调整对象，对法进行分类的话，公法应该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应该是人类之法，私法调整人之间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

四、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微观方法———人的行为

第12篇

（一）社区参与可增强农民环境诉求表达力

在当前环境立法过程中，直接倾听农民环境诉求的情况相对较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环境立法中大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一般而言，农民的知识水平不能达到参与立法的要求。其二，当前的环境立法多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关系农村环境的法律条文，也是上层立法者缺乏系统调研仅凭一些官方数据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农民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环境需求。其三，少数农民的环境诉求或者传递不畅，或者很难得到上层立法者的重视，最终难以体现在环境立法之中。农村社区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利益共同体，它可以充分地收集汇总农民的利益需求，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环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克服农民个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农民弱势群体拥有专门的组织代表并表达他们的环境诉求。

（二）社区参与可弥补法治农村环境监管机构的缺位

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体系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点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来的，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随着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适用性不强，农民的环境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农村环保机构的匮乏导致了农村环境问题无人问津。县级环保机构是我国最基层的环保行政部门，基层环保行政机构存在着监管人员少，监测能力低、机构不健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对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监管几乎不具有现实性。农村社区作为该特定区域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其对当地农民所处的环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环保部门更为广泛和深入，可以针对该特定区域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更适合该区域农村环境的持续科学的治理措施。农村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监管较之政府而言，更能够契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农村社区在环境评估与监测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社区的资源整合性特点可以发挥其公众参与的优势。

（三）社区参与可降低农村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的外部性的产生是环境产权不明引起的，根据科斯定理，可以采取明晰环境产权的方法来解决。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独特的属性，在市场条件下将其界定为私人所有将会耗费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将环境权益界定为国有情况下，则会因为资源使用者的激励机制缺失，政府统一进行环境监管就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农村社区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管，则可以有效解决将环境产权私有化的高交易成本和政府进行统一监管的低效率难题。农村社区是因特定的地缘、血缘、风俗习惯相同或相关而相互集合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由农户和农民集体组成的社区类似一个大家庭，所以在对农村的环境产权进行私有化时，可以由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同一体来享有，这样就可以降低确权的交易成本。如将山林、草地等产权确权到农民个体难度较大，但是划分到农村社区就相对容易许多，而且这也与宪法中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归集体所有相契合。农村社区是农民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农村社区共有环境时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就像农民私有一样，也同样能起到农民自主保护农村环境的良好效果。

二、目前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法律地位不明

我国现代农村社区的发展较晚，从2003年湖北、江西等省开始推行了“农村村落社区建设”的试点，现有的农村社区的建制多是依附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其法律地位尚未被国家层面的法律予以确定，所以农村社区作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主体的合法性，也尚未确立。

（二）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立法未得到重视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即使涉及农村环境保护的各类规定，也未充分考虑到在农村的具体适用情况，例如《固体废物防治法》虽然专门提到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有针对性的条款。这些问题的存在，基本都是由于在环境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的现实的紧迫的环境诉求在环境立法中难以得到体现。但是，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地区地域广袤，农民人数众多，环境立法又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充分地倾听每一个农民的环境诉求难以实现。农村社区作为农民利益的集合体可以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因此，在环境立法过程中不应忽视农村社区的作用，其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执法未充分利用

我国目前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一级环保机构，存在着执法人员少，监管能力不高的现实特点。然而农村地区的地域十分广阔，其环境污染和破坏具有分散性、随机性、不易监测性等特点，所以单单依靠县级环保机构的力量监管农村环境显然不行，再加上环保工作分散于多个部门，部门之间利益职责不清，对于农村地区没有利益可寻的环保监管工作，往往会出现相互推诿、无人管理的现象。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社区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环境执法难、执法不到位的问题。农村社区成员间共同的利益取向，使得由农村社区进行环境监管更加人性化，社区可以利用其群众参与积极性优势，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起到充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环境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还是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监管，而对于其所无力监管的地域，就放任其环境问题，导致有些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无人问津，这不仅是对农民环境权益的忽视，还有可能因为环境纠纷而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

(四)有待提高的环保意识制约着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

农村社区组成人员的环保意识决定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水平。农村社区的组成人员为农民，而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环境保护意识是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具体认知，是指引人们环境行为的内部动因，它体现着人们的环境需求和价值取向。由于农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很随意，乡村的面源污染成为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农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加之其对环境法律法规的不甚知晓，这不仅造成农民对自身环境权益的忽视，还导致了农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社区成员环保意识不足成了制约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

(五)对农村环保投入不足也制约着农村环境法制建设

众所周知，城市里的垃圾回收设施随处可见，城市街道都配备有专门的保洁人员。但是目前仅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才有垃圾回收设施，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和生产废物基本都是随意丢弃在住房周围和田间地头。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不够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缺乏环保投入所导致。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路径探析

（一）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农村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社区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开始发展城乡一体化，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时，应向其提供同城市同等的治理机制。在目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应大力培育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进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中，赋予农村社区明确的法律地位。此外，农村社区的权力能否实现指导本社区环境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的关键。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的环境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培育适合各特定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社区治理机制十分必要。农村社区法律地位的明确，农村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区成员环境权的确立等，都是农村社区有效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二）充分重视农村社区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专门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重城轻乡”的环境立法取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立法理念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环境法律的制定者往往只关注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问题，对于广阔的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不够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的人员多为官员或者专家，他们基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多地关注的是他们周围发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没有代表者进行表达，农民的环境权益在立法层面就很难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充分地让农民个体在环境立法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成本太高，几乎很难实现，再加上农民个体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农民个体即使参与环境立法工作，也不能充分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单个农民的力量十分有限，通过农村社区把农民的环境需求聚集整合，把农村居民组织化、诉求表达秩序化，才能在环境立法中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要求，真正保障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充分发挥社区在农村环境执法中的作用

目前环境执法行政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县级以下则是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进行概括的行政执法工作。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少，工作经费有限，环境监测设备缺乏，技术落后，很难覆盖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农村社区的地缘优势和熟人关系网，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执法覆盖不了和执法人员少的难题。此外，可以在农村社区配备具有环保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对农村社区负责环保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以保证农村社区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性。各级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监管力度，依法严格处理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污染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的问题要严加控制，以避免次生性的污染情况出现。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现在已转移到农村的企业，不能放松控制，应该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监管作用，或者与农村社区进行联合监管，确保农村的生态环境安全。

(四)努力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环保制度意识

第13篇

(一)国内有关秸秆焚烧方面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自大力发展重工业以来，雾霾天气一直让人们“谈霾色变”，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人民群众碧水蓝天，我国也为规制秸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2000年，我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中第41条规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第六章第57条规定“违反本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将焚烧农作物秸秆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的范围，限定特定区域为禁烧区。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方面，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航飞行安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我国2009年颁布的《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文件都规定了在机场附近严禁焚烧农作物秸秆。地方政府每到农作物收获季节也会相应地出台禁烧政策。例如，河南省在2011年6月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紧急通知》。

(二)我国现存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1.出发点简单和禁烧区域范围较窄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之外，我国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均不是以保护环境和群众健康为出发点，而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禁烧的范围仅局限在机场、交通要道和人口集中的区域及其周边。对于其它更广大的区域，却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依据。由于空气是一种流动性较大的汽体，即便不在禁烧区域内焚烧也会对大气质量造成危害。大部分的农作物秸秆焚烧不在禁烧区，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违法。因此，建议修改法律时扩大禁烧区域的范围，以使秸秆焚烧行为得到更好的治理。2.只有原则性或刚性的法律法规，却没有相应的实施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2008〕105号2008年7月27日)也只片面地强调政府在禁烧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较好地引导广大的种植户具体实施秸杆综合利用的办法。该意见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可操作性、可实施性均较差。除了个别省市(如江苏省和陕西省)，对禁烧区域作了进一步细化之外，其他大部分省市(如农业大省河南)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在执行方面，各地方政府每次都是到秋收季节才相应地一个“禁烧通知”，而在此时大多数农民都在忙于收割农作物，无暇顾及是否有相应的焚烧通知。可见，使焚烧者知道该法令的存在也是相当重要的。3.责任承担方式单一，惩罚力度较小，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7条的“情节严重”并无明确的界定标准，以及出现这种情况有由哪个组织来界定也不清楚。《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规定“在禁烧区焚烧秸秆的由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烧，并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执法对象比较广泛，很难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况且在当前经济水平条件下，2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不能引起违法焚烧者的警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办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禁止焚烧的执行方式以及具体的责任追究方式，但是对于如何具体实现农作物秸秆价值规定却不明确，缺乏落实该办法的可操作程序和相应的激励措施。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关的秸秆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中可以看出，对环境保护部门的权利条款规定较多，而对其义务则避而不谈，在禁烧这一话题下对农民权利规定的较少，没有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

二、美国加州关于秸杆焚烧的法律政策与实践

针对农作物的秸杆焚烧也是令各国政府比较头痛的一件事。在世界各国，采取治理秸杆焚烧最成功的可谓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地区了。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农业燃烧产生的烟雾导致了一氧化碳在美国北部的三大区域更高的聚集，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问题，美国在联邦层次上于1963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在1970年、1977年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并于1967年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而针对农作物秸杆焚烧这一问题，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

(一)制定SMP计划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根据《对农业焚烧以及指定的焚烧产生的烟雾的管理准则》制定了SMP(SmokeManagementProgram)即烟雾管理计划，主要是解决来自农业或或土地焚烧有害的烟雾影响问题。而美国国家级的农业焚烧政策(“Agricul-tureBurningPolicy”)也建议各州或各部落采取“烟雾管理计划”(SMP)来削减农业秸秆焚烧以保障公共健康和福利。并建议由农业焚烧管理者(ABM)如大气质量局或特定当局负责在国家、地方或部落层面实施“烟雾管理计划”。加州的“烟雾管理计划”分为两级，第一级是自愿的计划，对农业焚烧较少的或者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小的地区，可自愿实行该管理计划。对于那些地区的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小，SMP设立了一些评判条件，如时间或大气条件，安全参数、焚烧类型、最大焚烧面积等，它实质上是一个规则规定的许可。第二级是比第一级更具有框架性的一个计划，专为违反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或为能见度减值的I级联邦区而设定的。具体的许可条件例如焚烧决策、空气质量监测、公示和执法要求的实时气象评估，将有可能被包含在第2级SMP当中。

(二)秸杆焚烧总量控制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在1997年10月的立法允许粮农燃烧更多的秸杆，在向工业化过度的背景下，自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允许每年排放200000英亩的稻秸杆。相比于1997年立法要求的125000英亩多出75000公顷。在这200000英亩当中，秋季允许焚烧90000英亩，而在春季则允许焚烧110000英亩。当然也允许农民在秋季少焚烧50000英亩留到春季焚烧。当萨克拉门托的地方长官PeteWilson签署了此文件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季节性地焚烧秸杆在当季的气候条件下能够有利于驱散烟雾，不会对空气质量造成污染。该州的州议员Thompson表示，这部新的法案使田地免受风干或闲置，同时也提升了空气质量。

(三)分阶段的削减报告加利富尼亚州于1991年颁布了《康纳利地区的秸杆焚烧减量法案》，该法案命令萨克拉门托河谷1992年的秸杆焚烧分阶段削减，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只有在为了防止疾病具体的条件下才允许焚烧秸杆(这种条件的具体规定参考《有条件的秸杆焚烧许可规定》)。而且要求ARB(AirResourcesBoard)即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每两年需要向州立法机关提交一份有关秸杆焚烧分阶段削减的报告。参议院法案第318条要求ARB制定一个执行计划和时间表，到2000年找到萨克拉门托河谷稻草50%的用途。ARB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即融入更多利益相关者，如包括立法规定的三种———加州粮农部门、水稻秸杆焚烧方案的咨询委员会和加州贸易商业机构，以此鼓励削减报告的实施。

(四)划定污染管制区或空气质量管理区在加利富尼亚有35个污染管制区或空气质量管理区，每一个空气管理区均需要执行本区域的烟雾管理计划(SMP)。针对特殊的地区还有特殊的规定，例如，对圣华金河谷地区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烟雾管理计划以使其焚烧秸杆产生的烟雾对空气质量造成的环境影响最小化。2003年颁布的参议院法案第705条要求该区通过规定的削减时间表来进一步限制农作物焚烧。但是，该法案的规约还认识到，完全地排除农作物焚烧可能存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障碍，待ARB同意，如果认为该区焚烧农作物具备所有的规约规定的具体条件，可能会考虑该区特定农作物的持续焚烧。

(五)水稻奖助基金加州还创立了稻草示范工程基金，参议院法案318条改变了1991年的水稻秸秆焚烧减量法案，建立了水稻秸秆示范项目基金(水稻基金)，对以商业用途的秸秆发展提供激励机制。水稻基金对提高利用萨克拉门托河谷稻草数量较大的项目提供高达50%的津贴。而且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均给予了秸杆商业用途的补助。

三、中国未来的法律政策构成

(一)建立秸秆综合利用补贴制度和设立秸杆焚烧专项示范基金建立秸秆综合利用补贴制度和设立秸杆焚烧专项示范基金，从而对农民形成激励机制，鼓励秸秆所有者将秸秆转化为有形的财产。从私法上说，秸秆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所有权人有权处理归属于自己的秸秆，国家想要规制秸秆焚烧这一行为，必须尊重这一前提。农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就是因为这样做会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而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有政府承担起这部分成本，秸秆的综合利用办法才能被彻底的执行，从而达到既保护环境又促进发展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双赢”目的，各级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系统的、完善的奖励补贴制度，通过这种激励方式，弥补农民因遵守秸秆利用办法而遭受的损失，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根据我国季风性气候的特点，实行秸秆焚烧总量控制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季风气候比较明显的国家，各地政府可以根据本省的季风特点，制定本地区的秸秆焚烧减量办法，实施农作物秸秆焚烧总量控制制度，并允许种植者之间对这种焚烧量进行自由地交易，以促进减量方案的灵活适用。对于那些违反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或为能见度减值的地区设定具体的严格的削减量。当然，我国实施焚烧总量控制方案在技术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一总量控制制度对治理雾霾天气，提高我国的空气质量势必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制定明确的控制焚烧量的时间表同美国相比，我国的管理计划则过于原则，几乎是国务院一下达禁烧命令，各地方政府随即也出台一些文件，文件的内容仅注重大方向的引导机制，强调综合利用，对如何具体实施综合利用办法却不尽明确。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一个详细的可实施可执行的分级分区的秸秆焚烧管理计划。同时，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分阶段逐步削减，可以像加州那样，以十年为单位来逐步消减焚烧量。另外，我国应该探索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对禁烧区建立一个新型的焚烧量交易市场，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达到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

(四)建立农作物秸秆禁烧保险制度1938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农作物保险法》，2013年6月，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新农业法案”，强调了保险在农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实施禁烧令的过程中，农民对其拥有的所有权的客体处分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一受限的处分权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弥补农民的损失，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作物禁烧保险制度，扩大农作物保险的补贴额度和覆盖范围，突出保险在促进农业生产和防范风险中的作用，把农民在处理秸秆焚烧问题中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不致于减损农民参与秸秆焚烧治理的积极性。

第14篇

（一）传统教学理念根深蒂固作为高校教育核心课程之一的环境法，其受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其它传统课程。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将环境法课程作为新生事物来看待，并没有理性地思考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教师，作为环境法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传统、固有的教育理念早已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环境法作为无法与刑法、民法等大家公认的“大法”相较的“小法”，理应被搁置。于是他们将备课、上课、写教学反思等一切与环境法教学相关的工作，视为毫无意义。从不受重视、被动接受、到强迫执行，环境法教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另外，上升到国家高度来说，国家司法考试中涉及环境法的内容少之又少，这客观上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对环境法教学的重视，同时也给学生传递着一些环境法不重要的负面信息，这种从上到下的教育理念成为环境法教学的一大障碍。

（二）教学模式过于陈旧僵化由于环境法课程是一门新兴的课程，在各高校的开展程度也不同。在一些环境法教学刚刚起步的高校，教师缺乏丰富的教学经验，往往延续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模式，将学生完全视为被动接受物，只注重在规定时间内将任务讲完，其实就是照本宣科式的讲解。学生也不加思索，只是一味跟着教师的步伐，一是一，十是十地记、背，从来不考虑“为什么会是这样”之类追根溯源的问题。也许这种对学生识记环境法相关理论知识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学生探索新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止步不前，遇到实际问题只能束手无策。换言之，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分低能型人才。因此，必须创新教学模式。

（三）教学过程重理论轻实践环境法教学应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切忌在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割离，这会造成环境法教学头重脚轻，严重影响教学效率。目前，很多高校的环境法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对概念和原理的透彻解析，而完全忽视了对环境法实践课程的开展。课堂上教师过分重理论轻实践的行为，使他们呈献给学生的环境法案例特别少，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有些教师甚至从来不提案例的事情，只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督促学生背书、记忆东西。这一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社会提供的工作岗位，容易被社会激烈的竞争所击败，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四）教学内容繁杂无体系关于环境法教学内容方面，大体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依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是分论和总论的关系界定，环境法教学中对这种关系体现的不明显。其次，分论是教学的主内容，由于其繁杂的特征，许多教师教学中主次不分，造成教学侧重点偏差。再次，环境法教学内容将概念作为主体，而忽视案例分析，看规范分析重于价值评判。“重一家之说，轻百家之言”成为环境法教学内容体系的弊病，这种弊病一天不解决，势必会影响整个环境法教学的质量。

（五）教师的教学技能普遍较低随着环境法受重视程度的加深，环境法课程教学改革逐步展开，这对环境法教师的教学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各高校环境法教师的教学技能普遍偏低，很难适应教学改革创新的要求。例如，法学中的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掌握两门以上的语言，但很少教师可以完全驾驭两种语言。以英语为例，双语教学中，部分教师虽然能够掌握英语，但由于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在进行实际教学中总出现一定的问题。教师环境法教学技能低下的现状，也严重影响着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改革和创新环境法教学的有效途径

针对当下该校环境法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研究，开辟出改革与创新环境法教学的有效途径，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提升重视程度，改革教学理念近年来，环境法教学始终处于一个发展的怪圈，相较于民法、刑法等“大法”来讲，环境法似乎永远都无法摆脱被忽视的命运。学校、教师、学生的不重视，甚至国家司法考试都将其置于毫不显眼的位置。传统教学理念始终固守成规地阻碍着环境法教学的顺利实施。为了适应环境法改革的发展要求，必须提升重视程度，改革教学理念。国家层面，教育部要改革教育理念，将高校环境法课程置于高校本科教育的重要位置。司法考试也要加大对环境法相关内容的考试力度，势必运用多种策略提高人们对环境法的重视。学校层面，学校要将环境法作为法学的必修课，并且鼓励、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法意识，明确学生的学习动机，逐渐剔除学生为考试而学习的功利性目的。教师层面，应转变传统、机械的教学理念，抛开以往对环境法歧视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到环境法的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逐步探索、创新环境法教学技能。以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法制观念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二）创新教学模式，活跃学生思维创新教学模式是环境法教学改革和创新中不可或缺的步骤。环境法教学改革要求教师要摒弃传统环境法教学模式中的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部分，并为创新教学模式注入新的源头活水。传统只注重概念讲解的“照本宣科”式教学模式，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课堂气氛沉闷缺乏生气，环境法教学效率低下，可见一斑。因此课堂上教师要创新教学模式，尝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活跃学生的思维，达到中环境法教学的初级目标，继而不断向目标最终迈进。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案例解析、以学生为教师等教学模式来达到环境法教学质量的提高。媒体教学方法的使用受到了包括高校在内的几乎所有学校的普及，但部分高校的教师只重视对重要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对环境法的教学，多媒体的运用尙不得普及。因此，环境法教师应勇于应克服缺陷，在教学中应重视多媒体网络技术的教学方法。有趣并贴近实际的案例，为枯燥的理论学习带去一丝清凉，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各种环境案例的搜集，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另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当老师，这样不仅锻炼学生的胆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还有利于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

（三）理论实践并重，关注经典案例为了提高环境法的教学效率，绝不可忽视其实践性的特征。因此，在环境法教学中要更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传统的环境法教学课堂极其封闭沉闷，满教室都是教师讲解理论知识和学生死记硬背的声音，完全缺乏学习朝气与创新气息。为了适应改革对实践教学的要求，必须实行开放式教学，将理论与社会实践置于同样的发展平台上，将实践教学作为环境法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高校可以开展一定的环境实践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传统课堂，定期组织学生观看一些法庭审判，明确环境案例的解决措施；以课堂为法庭，模拟法庭教学；开展保护环境的相关公益活动等为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树立积极的环境观意义重大。为了增强课堂的实效性，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应在理论课讲解时将案例分析置于重要地位，特别是那些永不过时的经典案例，教师应透彻分析，通过设问、诱导、激励等方式促使学生参与案例讨论，逐步提高学生分析环境法律问题的能力。教师要适时抓住一些新型的、可以吸引学生眼球的案例，这些案例对提升学生环境法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优化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是正确界定分论和总论的关系，认识到二者是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分论中，有的教师讲解环境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建设法、自然资源法等，有的教师在讲解中则忽视生态建设保护法，只讲剩余的两个。这就要求合理优化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的一体化、系统化，形成科学的内容体系。其次，环境法内容繁杂，且重理论轻实际的课程内容极为不合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精选教学内容，并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案例较少的内容加之具体的典型案例，多多分析，从而时学生达到在理论的指导下可以顺利完成实际案例的效果。例如，教师在讲解各部门支部法律的时候，除了对具体的重点内容（概念、原则、制度等）进行详细分析之外，还要借助具体的案例，引导学生针对案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在反复的学习和讨论中，学生不仅巩固了所学理论知识，同时养成了探疑、析疑、解疑的能力，这对其实践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最后，在每讲解完一部分后，教师应运用图表法或树状结构图等方式将知识串联起来，使知识具有一定条理性，便于学生学习和记忆。

（五）提升教学技能，打造金牌教师提升教师教学技能首先应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环境法教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既包括政治、经济，也包含文化、科学等。细化为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行政法律等学科。因此教师要不断的学习，关注各学科最新的环境动态，不断吸取宝贵的学科知识和经验，促进环境法教学在活跃生机的教学环境中进行。其次，学校要鼓励和引导教师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巩固，并定期对教师进行教学技能方面的相关培训。对教师的培训可以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对多媒体使用技能的培训，如计算机的熟练操作、多媒体硬件的无障碍使用。二是提供相应的经费为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创造学习外语的有利条件，可以在本校进行外语学习，也可以将一些优秀的教师派遣出国，加强学习和深造。三是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技能培训，不仅要重视其专业知识的提升和教学技能的培养，更应该从思想上转变其教学观念，打造最具有潜力的金牌环境法教师。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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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