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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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创建开放型的区域产业创新网

基于区域产业创新基础之下的发展，其实现途径为各主体的互动与合作，而主要平台则为创新网络。通常情况下，创新活动的基础为互动，而互动又包括集聚、学习以及联盟、结网等行为。借由开放型的区域产业创新网，可聚集信息、数据、技术、金融以及人才等知识性的要素，再对其进行优化配置，确保在各优势资源的竞争合作环节中，能够使资源达到聚合聚变的标准。同时，开放型的区域产业创新网不仅面向于区域产业格局形成与层次发展，而且还介于产业创新与区域创新的系统间，其网络系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1.2不断培育创新集群

上世纪末期至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工业经济不断转向知识经济的关键时期，而知识与创新也成为推动产业创新与区域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当产业集群出现之后，便迅速发展成为推动创新活动有序聚集的重要载体。经研究表明，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内，其工业化尚未发展成熟之前，集群内距离相近的产业无法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产业创新与集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基于全球化与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区域产业整体发展路径正面临着关键性的抉择，且集群发展已经从集群制造升级为集群创新，而集群创新又将自主创新作为其根本动力和主要目标[2]。因此，推动集群创新知识的出现、转移、扩散，以及促进区域产业创新升级已经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通过不断培育创新集群，创建开放型、动态型的创新网络，可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转变方式，获取区域产业创新环节的竞争优势，有助于组建创新型的国家，促使国家朝着可持续化的发展目标前行。针对创新集群主要的来源，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技术的复杂性、范围的经济性、范式的不连续性及学习程序的累积性。而推动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则包括社会资本、聚集的网络经济性、学习机制以及创新网络、技术的多样性等。

2、全球化与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区域产业创新途径的发展策略

2.1形成开放式的创新机制

全球化正处于不断深入与加快的进程中，为资源流通和配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且区域产业创新基本模式正朝着开放式的创新模式转变，各创新要素也处于互动及整合的状态中，因此其创新通常来源于原始创新以及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之后再创新。由此可见，除了提倡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之外，还要求企业能够积极参与至创新网络，加强与先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引进和学习其先进性技术与管理方式。再结合自身实际，与自身技术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从而不断提升产业技术的整体创新能力。

2.2完善产业的升级与优化机制

产业的升级与优化应当加强和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并与其核心企业之间建立起重复性及紧密性的生产、研发、交易等关系，加强日常交流与合作，力求能够直接获得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变化信息，使之不断丰富自身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引导产业进行整合，组建主导型的企业，并提高自身控制产业链的能力，使企业能够有效发挥其创新能力、技术示范能力等[3]。

2.3不断强化与落实创新机制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对资源环境进行高效利用，但具体实践成果并不显著。许多区域为了获取到更多的经济效益，不惜牺牲自然环境，盲目的追求与强调经济发展速度[4]。如果以可持续化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各种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持，促使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环节都能够朝着精确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目标前行。针对部分重点领域，例如环境污染、废弃排放、碳排放等，其信息应尽量做到透明化与定量化，并不断强化与落实监督机制、控制机制以及奖惩机制，从而实现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集约利用。

3、结束语

第2篇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TheNarrowMovingBand)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3篇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第4篇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是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时,金融证券化的发展已经渐渐代替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证券化的债券的发行的比重日益上升,金融证券化还有流动性、稳定性、安全性，收益性等优势，与贷款的方式比较，金融证券，还有诸多优势，如可转让所有权，降低资产的风险，扩大投资范围，稳定资金的流动性。金融证券化的不仅有这些优势，金融证券化的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效应，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金融证券化还有最基本的功能。

（一）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证券形式的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股份持有人也越来越多，这说明我国的股份制会逐渐的发展起来，资产会日益社会化。

（二）任何一种资产的发展都必须发展其规模，经营规模的扩大，能更好的进行融资，在19世纪时，西方国家就是靠着经营规模效应，促进了钢铁，煤炭等制造业的发展，为其发展集中了巨大的资本，证明金融证券化经营规模效应的基本功能。

（三）金融证券化是双向的投资机制，企业与投资人相互选择，淘汰不良的投资人和不善的经营者，反之，经营优秀的企业则会带来巨大的企业效益，这就是金融证券的优胜劣汰。

（四）合理的资源配置是金融证券的又一大基本功能，合理配置资源将会提高有前途的投资者和企业的高效益，增加社会资产的流动性，有利益产业链的调整。

二、金融证券化发展中的问题

金融证券化的迅速发展中，有许多我们要面临的障碍，想要金融证券化更好的发展，我们就应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主要供给的资产是金融证券化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国目前供给的资产缺乏，我国的企业主要是以负债资产形式存在，没有任何资产的抵押，缺乏稳定的、长期的资产供给。虽然可以将银行的逾期的房地产作为抵押，但这不能满足我国证券化的发展，这些不良的资产的形成，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我国的金融证券化的发展迅速，但缺乏大量投资机构，我国对于用住房抵押债券的这种方式也是不偏向的，住房抵押债权，需要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我国的投资机构有社会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这些投资机构在我国现在发展中也是出现了许多限制。我国的证券化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的地方，国有银行的商业道德风险就是不容忽视，由于是在一个不完全有效的市场，商业银行为了更好的获利，会收取中介费，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下降，如果用户出现信用问题，投资者会对证券失去信心，从而影响整个的金融证券化的稳定和发展。

三、推动我国证券化发展的途径

首先应考虑我国资产的形式，根据国外经验，住房抵押债权是一种很有效推动我国的证券化发展的形势，要发展这种形式，就要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我国的商业银行的贷款与其他的住房抵押贷款有收益稳定，风险低等特点，住房抵押的对象经济行为简单直接，受益稳定可靠，有较高的赔偿保障。我国银行抵押住房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形势也比较的单一，时间跨度较大，也是金融证券化的发展的必要因素。我国证券化的中介机构中有一个专门的服务体系，严格制定中介机构的规范，制定严格服务标准，为证券的发行提供畅通的平台，提高市场的信息化。中介服务人员应对证券化的信息的地披露要及时、有效、真实，中介人员的要用规范制定自己的言行，对住房抵押债权的流程要有一个严格的规范标准、条件和措施，以及对违反流程的规章制度，以促进证券化的发展和稳定。

四、结语

第5篇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经济法不仅仅只是指国际经济关系，其中还包括了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势必也会使国际经济法中的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经济全球化的一大标志就是“WTO”组织的建立，WTO的建立让一些原本属于国内控制与管理的经济活动归置于WTO的管理之下，国际经济法的应用更为广泛。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经济发展与规范尽量能够保持一致，其中就要求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尽量的能够达到基本一体化，努力使全球的经济法都处在步调一致、目标一致的要求上，使全球的经济发展也趋同化，从而能够使经济全球化做到更好。第三，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目前，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各国的大力支持与发展，WTO的建立也使得经济全球化有了保障，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与WTO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受到了关注与支持，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促进了各国各种经济交易与活动相互融合、作用、甚至相互促进，从而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自由的交流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之上，国际经济法也必须顺应发展，相互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以确保各类经济的融合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投资作为向市场提供货物与服务的主要途径，能够有效的影响着贸易的规模以及构成，还能够决定着贸易的发展方向。同时，贸易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影响投资的规模与方向等。其次，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目前，金融业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当中的一种，是金融业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方向，金融服务涉及的领域较广，例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这些领域都与投资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金融服务采取的相关措施与政策和投资贸易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第三，投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环境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国际性的问题，现如今，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务必要考虑到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绑在了一起，WTO也将环境问题作为了讨论的一大重要议题。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可能由于其发展导致资源开发过度或资源滥用加速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投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是目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实践意义，这就要求国际经济法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WTO组织的建立对于协调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之间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其规定的一些规则就可见一斑，特别是WTO对其规则的实施方式，WTO要求各国的经济法措施不得与其规则相冲突，以此来保证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WTO要求也必须秉承“统一、公正、合适”的原则来实施其规则。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实现不同国家的经济交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法律不同、信仰不同、习惯不同，这些差异通常容易使各国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产生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WTO建立了强有力的解决争端机制。这个解决争端机制的建立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解决争端机制的监督之下，那些违反国际经济法的国家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还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经济制裁。

三、结语

第6篇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诚信已成为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由诚信带来的利益和由不诚信而导致的损害，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成倍放大。

一、诚信建设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以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信用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通行证，是确保其成功的动力源泉和优势资本。信用是经济活动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庄严承诺和社会各界对其履诺的肯定性评价。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这是因为，信用经济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内部循环和全球互联的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完善的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运行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满足经济发展对社会信用系统急剧增长的需求。

二、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状况分析

诚信缺失的情况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际和谐的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并非偶然，它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所导致的人格扭曲，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契约观念和“公德”意识的缺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经济人特征的恶性膨胀，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等，这些都对诚信的缺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经济生活中对非共有制监督、检查远多于法律上的保护和支持，没有稳定的财产关系，缺少对个人私有财产的起码尊重，是信用关系失衡的社会条件。信用缺失使人与人之间很难真诚相待，人与人之间的不真诚，又加剧了信用危机。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诚信建设的实现途径

第7篇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9

【参考文献】

[1]李宗.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1997,(5).

[2]袁秀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3]江时学.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中的五大关系[J].世界经济，1999,(12).

第8篇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6页。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5页。

俄罗斯在转轨开始时，立即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自由兑换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国内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转轨头5年，在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上进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过50%。以后3年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机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进口品相对价格急剧上涨，使1999年进口品在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下降为1/3。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所引起的国内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效应逐步耗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进口品平均价格下降），进口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它们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40%。（注：［俄］В．А．奥列什金娜：《俄罗斯的对外经济综合体》，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严重威胁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

同时，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曾是世界第二大国苏联的一个最大的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21%～30%；90年代的经济下滑，使这一比例下降为10%～14%。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比较，从90年代初前者为后者的30%下降为末期的19%；在高技术部门，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改革维度的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9期。）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引发俄罗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条件

（一）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

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它们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直接牵动效应和间接示范效应，是促进经济转轨的重要因素。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现象，这是推动国内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应，则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管理及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表3后发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过程

进口替代阶段加速出口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阶段

竞争优势状态在要素水平从要素到产品处于相对

上创造转移稳定状态

政府作用引导与保护促进与帮助放弃控制

企业地位跟随与协商平等合伙人主导力量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弃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必要的调控，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仅限于资源采掘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产业，连按功能／成本比的劳动力优势都无法得到实现，大量食品和消费品以及机械工业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开始转轨的1992年，进口几乎完全是免税的。1993年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开始承认过早开放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试图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使调整的意图无法得到落实，收效甚微。

在控制进口方面，政府的调节余地极其有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的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价上涨水平有所收敛，俄政府规定了卢布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一定浮动幅度的“汇率走廊”。尽管对进口重新设置了关税，但是卢布的贬值速度赶不上国内的物价上涨速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仍然有利可图。而且，走私活动猖獗，更加剧了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势头。

在鼓励加工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罗斯政府不断提出要求，但难以见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经通过发展出口的联邦计划，规定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计划提出将对商业银行向出口商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并积极参与有前途的出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对出口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奖励；并提供信息、市场和咨询等服务。结果，该年的总统选举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而出口发展计划在资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年，按计划应在出口鼓励方面投资9亿美元，实际上只投入了严重贬值的1.1亿卢布。以后几年的预算，再也没有为鼓励出口拨出过专用的资金。（注：［俄］В．奥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俄企业也缺乏积极增加出口的动力。据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在“伪市场经济”体制下，俄全国注册的非国有法人企业共有25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业银行1300家，还有几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业（150万家）是虚构的，它们没有决算报告，所提供的创办人是不真实的，并且不缴纳税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许多企业热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机活动，对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既缺乏动力，也没有实力。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这样的企业当然对政府的政策引导（即使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引进外资和债务负担

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后，每年资本引进的流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它在缓和俄罗斯资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当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扭曲，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效应，是与外资结构和外资用途相联系的。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2000年初，在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43.6%；一半以上为间接投资。并且，大量资金，尤其是以间接投资形式借入的贷款，被用于弥补预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领域。在行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占用的资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进外资总量的32%，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见表4）；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引进直接投资的规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资源开采的燃料工业以及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食品工业，这些部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至于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门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只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4.2%。因此，引进外资在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尚没有形成有力的促进因素。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出口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作用，1996年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而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额的11%。

表4俄罗斯外资的用途结构（2000年初的资料）

部门外国投资其中直接投资

总额总额

(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货币9353.632.07.40.3

金融领域

燃料工业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业3166.110.82568.620.1

通讯业2673.89.12243.417.6

商业和餐1794.16.11312.910.3

饮业

机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属加工工业

运输业922.13.2682.75.3

保证市场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务活动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纸工业

有色金属642.72.2279.52.2

工业

资料来源：［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期，第93页。

俄罗斯引进外资偏重间接投资及其非生产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资部门也缺乏溢出性效应，使得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不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动而得到提升。严重依赖燃料和原料资源的出口格局，制约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到了转轨的中后期进入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俄罗斯为此每年将向西方债权人支付数百亿美元，无疑加重了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而且，俄罗斯的外资结构中还有相当多的间接投资是以购买俄企业股票和各种证券的形式引进的。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达6.8亿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这些资金在俄罗斯的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性炒作。它们在市场行情出现某些不良征兆时立即大量撤出，成为引发1998年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第9篇

经过了13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入世”谈判的承诺主要是两条，一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开放市场。这些承诺具体地规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骤和路径，敲定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必须强制性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从制度层次上加快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入世”使中国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都有确切的时刻表，与中国具体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时间无关，就是说，时间表是刚性的。例如，根据中美谈判的结果，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车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数信息技术产品由现行的平均关税税率13％降到2003年零关税，化工品现行平均关税为10.57％，到2008年将降到7％。这正是“入世”所带来的紧迫感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讲，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是通过“入世”具体体现的。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要缩短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正确政策和战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提高创新能力。还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缩短转轨的过渡期，创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以利于“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6.以全球思维确定新的经营战略思想。

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冲突；融合；多元化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5.004

一、文化释义

什么是文化？我们天天都在讲文化，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英国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泰勒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国当代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梁漱溟提出的。他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他将文化概括为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2]。我们一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视角去定义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改造自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一切活动及获得的成果；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精神财富[3]。

综上所述，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体现，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不断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总结和积累下来的。因此，文化总是具有很强烈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性质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但是，如果这种文化传统的性质有了变化，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对人们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有利的，同样也可以是不利的。

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词汇――“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定义非常之多[4][5][6]。关于全球化的争议无非就是集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将全球化定义为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主要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并且逐步走向市场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形势，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劳务、技术及资金等生产要素跨国的自由流动，通过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世界各国以谈判的形式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将这种市场机制规则化、法律化[7]。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起源，难免会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所以，在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全球化的本质，从本国国情入手，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走向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文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也在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正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所言：“人们在研究全球化时过多注重经济的纬度，形成了‘经济主义’的形态”[8]。所以，他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不可忽视的，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国家、地区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文化形成。相对于大家公认的经济全球化，人们对于文化全球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文化全球化就是一个看似美丽的陷阱，内涵无法说清。二是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共同存在的一个趋势，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文化的趋同，或者更加直接一点说就是文化的逐步殖民化的趋势[9]。笔者认为文化全球化是现实存在的，并且在此引入文化全球化的定义：文化全球化，是指文化在全球范围跨国、跨民族的流动，各国、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民族文化特色得到全球尊重的同时，人类文化共识的不断增强、不断扩展，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和趋势[9]。

在经济全球化下，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化领域的繁荣归结起来就是冲突和融合。所以，文化全球化并不代表着文化一定能够走向和谐和统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必定会伴随着文化的冲突。文化全球化能够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能够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和学习，这样的表现在一定层面激起了各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各国、各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0]。不同的文化之间碰撞交流，互相学习，成就了一个有一个历史的奇迹。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流，预测未来世界的冲突发生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之间[11]。亨廷顿的理论在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已然是非常深刻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开放的政策，外来文化会比较容易地进入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就使得民族文化在保持原有特色的立场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必定会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熟知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就是对世界文化市场的占有和对外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各国能够意识到这种文化冲击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却是目前无法彻底解决的。但是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冲击，才会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能够充分警觉，加强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同时能够不断地汲取各国文化的营养，使得本国或者本民族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长久不衰。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曾不断的有外来文化注入甚至是入侵，但是中华文化却不仅没有被外来文化替代或者吞并，相反，中华文化更加有活力，更加繁荣。

综观文化全球化的过程，造成文化冲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差异性[12]和保守性，这样的潜在条件使得文化在发生交往时，尤其是在全球化时生频繁交往时，必定会发生冲突。其次是文化如同经济和政治一样，也会有强弱之分。这样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强势的文化试图去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进行渗透，迫使他们为了保护本国或者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抗，这样也就引发了冲突。当然，冲突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只要进行恰当处理，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还是可以进行合作和共融的。

冲突和融合是相互依存，有冲突也必定会有融合。所谓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彼此接纳与调和，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13]。文化融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比如说，如果一种文化观念得到大家的认可就说明其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它被制度化，就会对包括提出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最具代表性的是源于西方的国家的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都是摆脱了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代表。现在，国家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到它的根基，人们对于“人权高于”都会强烈地抵制和反对。

关于文化融合，很多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观点是文化全球化最终会形成一种集各种文化优点之大成的全球先进文化。他们认为全球的文化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之中，先进的文化促使落后的文化不断摒弃自身的弱点而学习先进文化，做到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最终汇入世界先进文化的主流当中。至此，世界文化归于一处。先生曾说：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14]。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全球文化复杂多样，不可能使其发展成为一个中心的主流文化，而是会继续保留各自文化的特色，多中心、多元素地协同发展。

文化全球化是冲突和融合并存的过程，正是因为全球化的大背景才会给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起一个广阔的平台，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在有了更多地文化交流之后会不断发现自身文化的弱点。冲突和融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冲突的融合或是没有融合的冲突都不能完整地反映世界文化的现状。一方面，消除文化冲突的手段是进行文化融合；另一方面，推进文化融合的动力是文化冲突。而文化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然后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来最终实现的。文化发展了，才能进一步促进文化的融合，同样的文化融合又可以催生出新的优秀文化。所以，归结起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时时刻刻离不开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在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文化冲突往往表现成对立斗争的形式，而文化融合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缓慢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交往的大量增加，形成既融合又冲突的全球文化格局必然是大势所趋。

四、结论

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很明确的看到了文化的发展是必然伴随着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文化融合和冲突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它们共同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当今社会，文化融合处在一个相对的活跃期，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有较新的发展。表现在从单向发展到双向、多向，从物质发展到精神，从被动发展到主动这三个方面，是世界文化融合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趋势[15]。

笔者认为，未来全球文化必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蓬勃发展。通过生活中的例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各国以及各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文化的影响下还是能够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而且更加注重保护和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例如：我们认同国外的一些文化，接受他们文化中诸如快餐文化（肯德基、麦当劳等）、语言文化（英语等）、节日文化（西方情人节、圣诞节等）。事实上，我们一方面接受了这些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却也在积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在接受西方快餐文化的同时，不断研究创新自己的特色菜系，推出各种中式快餐；在学习英语等外语的同时，也不断加强汉语的教育和研究；在过着西方节日的同时，也更加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

文化是除政治和经济以外，维系世界关系的又一重要方面。当下，文化旅游作为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一种行为，是有效化解冲突、强化融合，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通俗地讲，人们因某些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而产生一定的旅游行为，并且能够迅速在相应的旅游体验中满足个人生理上和情感上的需求。当旅游者身处某一旅游目的地（这里仅指文化旅游地），他们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到当地的历史存在以及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文化渗透在包括旅游在内的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可以使旅游者投身到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去。正是由于文化能丰富旅游的内涵，增添旅游的乐趣，同时，旅游又能将文化实质化，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使得旅游产业立于市场之上。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最主要依附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而恰恰是在旅游的过程中，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之间就产生了交流。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去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将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带入旅游地，使旅游地当地居民了解并逐渐接受外来文化，渐渐地，游客带来的不同文化会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同样的，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进行观光、游览等旅游活动时，也会充分感受和体验到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并且会重点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很多游客会在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将自己感受的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传播开去，从而在不经意间传播了文化。恰恰因为各国和各地区的旅游活动，使得文化的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多数国家跟我们一样，一方面会主动接受国外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则会加强保护和宣传本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所以，从根本上讲，全球文化在不断地冲突和融合之中坚持自我，最终朝着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文化走向全球化的必然过程。文化的全球化最终会是多元文化的协同发展。它认为全球多元文化可以共存共荣，协同发展。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只有在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好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才能在站稳脚跟之后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更加繁荣。这就要求多元文化能够在共存的前提下，能够互相补充，也就是常讲的“和而不同”儒家智慧，不仅有助于减弱文化冲突，更能够促进文化融合。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文化融合并非是文化的趋同，它只是通过这种文化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而能使世界文化的多样化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毋容置疑，全球化的确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甚至是趋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会因此而消除，甚至是形成全球一致的文化。相反，文化的多元性是长期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冲突就消弭，而是会继续向着多元化发展。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地冲突与融合中不断交汇的过程。所以，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的公共性与多样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共同存在并且相互促进发展的文化形态。未来国际政治必定会朝着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并辅以公平、平等、民主、宽容等为主要准则。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应该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应对这些困难，把握机会抓住机遇。

参考文献

[1]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9.

[3]李向健.安徽文化产业现状SWOT分析[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02（4）：46-49.

[4]余正.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175-176.

[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475-477.

[6]赖纳・特茨拉父主编.全球化的悖论[M].吴志成，韦书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15.

[7]杨丹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139（1）：93-94.

[8]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9]罗能生.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互动[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7（5）：5-8.

[10]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34.

[11]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8.

[12]张燕.浅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J].知识经济，2012（11）：36.

[13]王传满.解构与建构――鲁迅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双重策略[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3）：53-56.

[14].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3-9.

[15]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05（10）：52-62.

Thoughts of the Trend of Culture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QIU Wenjing； XU Yanfang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第11篇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数量指标以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与19世纪在金本位制下所达到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也有质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这场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地区更多，更广泛，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领域更多，更深入，层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跨国公司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习惯于用公司一体化的概念来概括这一过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据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体化分成若干层次，我们这里不去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但概括地讲，全球范围内公司一体化网络的建立，使得从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又大大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象微观经济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由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给组织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产品出现了。这种产品，由于它的价值增值链占据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区位，所以在它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理论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特别是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经典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样一种全球化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很难用反映一国区位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如果做实证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理论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释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终商品的出口国或许只具有加工组装方面的优势。

第二、对企业的经营实践的影响。全球化商品的出现，使那些没有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被推到绝对被动的境地。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进行发展，它的产品充其量只能具备这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具有国家特征的优势）所赋予的竞争力。如何与集全球优势于一身的那种全球化商品相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人们所关心的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跨国经营本身就是企业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个办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对外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寻求发展，这条路显然不合潮流。

另一条出路恐怕只有在开放条件下去寻找。既然国际生产已经形成越来越密集的全球一体化的网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变成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找到这样的位置再谋求发展，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举例来说，我们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在整车的出口上有所作为，但是可以选择发展零部件生产。但是这显然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将自己纳入世界汽车行业国际一体化的网络中去，否则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零部件是为谁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规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合资合作乃至于与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更是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得到政府给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去寻求合资合作，与上述这个主流不合拍。

第三、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经济的概念也要进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们上面提到的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的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其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西方早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不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归属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美国的？这也是个问题。当然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将成为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每个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是给予某些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所能比拟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特点。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具体是由什么人在组织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只要财富为这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当然根据这两个目标，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励的是某个产业的发展，那么为此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应该惠及所有有意投资于这个产业的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外商或者内资。既然要扶持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哪一类的投资者，那么所有投资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外商还是内资，也不论是国内的国有经济成分还是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创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二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基本点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个新兴产业，而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类投资者。

第12篇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经济全球化时代，制定全球化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世界性组织大都为富国所控制，这就使当前的全球化规则侧重于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能利用已有规则，但无论在自身经济实力上，还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都只能成为已有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的传播与使用离不开人的作用，随着人才流动日益加快，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更趋激烈。发展中国家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动的旗帜下纷纷流向发达国家，而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却少之又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中无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现象已严重危及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知识资本的作用显然应大于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作用，没有掌握知识资本的人才，什么发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利用全球化自由开放的口号，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规则，达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过剩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这片广阔市场的目的。他们推销的仅仅是他们的产品，附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而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因此，技术是排除在外的。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其先进技术，以达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尽管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贸易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由—般商品贸易发展到劳务技术贸易，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消亡。一旦发展中国家想获得这些技术，即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早已不是先进的技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如同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能对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带来的便利，但核心技术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最先发展了这些技术，他们已从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尽管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存在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几率大大增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战后能从一片废墟中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获益于大量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所以，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有：

首先，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对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和钢铁业，通过引进和运用新技术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如广泛运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竞争力；对新技术革命下诞生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由于发达国家也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联合攻关，争取在一两个领域获得突破，发展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主导产业，并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其次，重视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同样，—个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助推剂”。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怎样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呢?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异，因而并不存在—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但各国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适应本国发展的道路。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立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保驾护航。

再次，重视适用技术的引进，通过引进而带动国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实现引进、吸收、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国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当然，引进的目的还在于最终能自主开发，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揭示的道理一样，通过引进带动国内的技术的模仿与创新，从而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最后，重视人才的作用，实现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开发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将体现于人与人的竞争。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排在首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能否发挥出来，还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则取决于高素质的决策者、技术人才和劳动者。

总而言之，随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秩序和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原有的全球经济体制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但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要认清形势，顺应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第13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 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 年的51610 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 年的91240 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 %。其中只有1998 年和2001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 %以上的年度有4 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2002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21 %。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 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 %。自2000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从32 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 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 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 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 亿美元，1999 年猛增到1086715 亿美元，比1998 年增长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 % ，达到了1387915 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 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 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欧盟成员国从15 个增加到25 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 个国家、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 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 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 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 协定和NAFTA 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 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 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 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 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 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 B 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 体制之内。 (三)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某一国家(地区) 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 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 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 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

再比如，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 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 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 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 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 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 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

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 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个国家中设立了153 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

尽管IASO 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 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 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 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联合国《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 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

第14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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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