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税收政策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由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可以看出土地增值税的可征税比率很高而且计税的方式比较繁琐。土地增值税的改革，以带动土地市场的演变，可以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改变房地产商业模式，继续抑制猖獗的房地产市场。但是现在繁琐的计税方式导致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成了一个大难题。清算不及时加上营业期限不定导致土地增值税的清缴难上加难。因此，因住房价格而发生的“媒体战”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的弹性过大，有的地方政府有意将土地增值税作为税收的“银行”。中国税务网站2013年7月发表的《土地增值税开征20年》一文也明确指出，在基层税务机关看来，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实施难度大，征收所需的成本较一般税种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土地增值税可以作为调节税收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巩固与房地产企业的利益关系，因而态度模棱两可，不愿积极主动清算。土地增值税税收系统繁复，清算时间跨度大，这两点加大了房企逃税的可能性。也有相关人士指出，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而言，涉及土地方面的税种繁多，最重要的税种是土地出让金，如果在土地增值税等其他方面对开发商纳税金额上要求过多，势必增加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并且第一年税费收入的增加，会导致第二年的税收任务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平时对土地增值税之类的有关土地的税种并不进入到清算这一步骤，一旦到了地区财政出现赤字或者年底税收金额与税收任务差额过大时，地方政府就开始催促各个房企缴纳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以完成税收任务。地方政府这种暧昧的态度，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可以把本应该缴纳的资金用于新工程的开发以加快资金的流动，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这样，一个本来规定严肃、明确的税收政策便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缓冲区，土地增值税成为可选择是否支付的税种，大多数土地开发商都只是交纳预缴的那一部分。政府长时间不对房地产企业进行清算，即使清算房企也是隐瞒真正的销售收入，虚增开发成本。由此看来，土地增值税的改革势在必行，降低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弹性是改革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2对于现行土地增值税改革的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研究所教授施正文认为，土地增值税的改革应在土地增值税整体的税收结构的布局规划上来斟酌改革，它涉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和一个税种存废。在房地产应缴纳的税种综合性改革的框架内，土地增值税应该与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等税种的改革联系起来，使土地增值税的税收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顶梁柱。有关现行土地增值税的改革途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取缔土地增值税，由其他税种代为发挥其作用。其二是改革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取消伦”是由张天犁在2000年提出的，其观点很简单，就是废除土地增值税。“改革论”主要是由邓弘乾和雷根强提出的，其主要的观点有3条：①扩张土地增值税的增税范围，增设两个税目“土地租赁增值税”和“定期土地增值税”；②合理的判断计税依据将“自然原因导致的增值”与“人为原因导致的增值”区别开来；③适量降低税收比率，同时对长期持有的不动产进行的交易给予优惠。“取消论”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土地增值税在国外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意大利现在实行的是单一的对不动产增值额进行纳税，由中央财政机关和地方财政机关联合区别事权和产权的不同进行征收，事权税率为23％，产权则为33％，对调节房地产企业的土地收益和抑制房屋类资产价格上涨打破房产泡沫产生很好的作用。韩国把土地增值所产生的增值额应纳的税费按环节的差距划分为特别增值税、估计取得税、超额利得税和开发负担税，实施效果也非常好，降低了计算的繁琐度。与内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其土地增值税更为简单，也是分为3类税种：典权土地增值税、转移增值税和定期增值税。由此可见土地增值税并不是一个无用的税种，它可以有效地抑制房价的增长，打破房产泡沫。

2.1改变土地增值税的受益对象

现行土地增值税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中也担当着交易者和持有者的角色，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为了从开发商那里获得一定的利益，地方政府会选择以牺牲税收为条件，在清算上采取暧昧的态度。总而言之，土地增值税应当从地方税种改成地方和中央共享税或是仅仅是中央税。这样土地增值税的受益方不仅是地方政府还有中央，由此间接地加大了征收的威慑力。所以如果受益不单单是由地方政府一手掌控，中央政府也参与其中，那么地方政府就不能把这一税种当作调节收入的“橡皮筋”。

2.2降低税收过程的难度

现行土地增值税改革有一个重点，就是要降低税收制度的弹性。所谓的税收制度弹性是指税收制度在征收条件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导致一些人利用这种不足来逃避征税。但是现在作为征税的法律依据，目的是调整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的法律关系的物权法当前尚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涉及明确产权、估计价值等技术难题。土地增值税清算实际的操作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昂使其成为一个征税难点。土地增值税清算必然要审核大时间跨度的收入、成本与费用的实际情况，这些加大了土地增值税征收的行政成本、服从成本，增加了执法的风险，致使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双方都望而却步。土地增值税章程和细则规定，对进行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销售时预征土地增值税，项目结束时进行清算，多退少补的制度。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过程实施起来却无比困难，因为土地增值税采用的是四级累进税制，是对销售的增值额进行征税。换句话说，就是要在销售所得中扣除包括各项借贷成本、土地使用权成本、营业税和物业发展开支相关各项的支出。如果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房地产企业必须提供相关地产开发各类项目的清算说明，说明内容涵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立项、具体用地项目、开发内容、融资方向、销售明细、关系方交易内容、税款缴纳等基本情况及主管税务机关需要了解的其他相关情况，以及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的原始凭证、银行贷款利息结算通知单、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等。这些资料无形中给清算添加了巨大的难度。而在土地增值税预征的环节中有时地方政府会以很低的征税比例来征收，造成了土地增值税征税额不够的情况。如果降低征收过程的难度，就不必要求企业提供那么多的数据，而且降低了企业和税务部门计算纳税金额的难度。

2.3适当降低征收比率

现行的土地增值税由于征收比率过高导致征收困难重重，问题多多，所以应适当降低税率。按照一些相关人士的估计，假如真的按照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话，正常的中小型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税费差不多占其房地产项目成本的3％～5％。这些税额最后的负担人还是普通的大众购房者，这就失去了土地增值税存在的意义。在降低征税金额方面日本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中央银行拓宽了相关金融政策的宽度，鼓励资金尽量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导致房屋的价格飞升。美元汇率降低后，大量来自各国的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加倍刺激了房价的上涨，导致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而日本的房屋价格之所以能从1992年开始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了土地增值税的税费金额，在这件事上中国不妨效仿日本，改变房地产价格的现状。近年来人民币陷入贬值风暴之中，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在进入股票市场之后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利润奇高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再不抑制房价的增长，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越来越大，后果不堪设想。

3结束语

第2篇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前者高新技术大大领先于后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催生高新技术企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帮助高新技术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实施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目的。

一、税收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税收是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和激励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仅能够筹集财政资金，为国家直接支持创新体系提供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

首先，税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科技创新活动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时还具有高风险性，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经济主体的收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成功，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但如果研发失败，企业也有可能因技术创新的失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处于经营初创期、更新升级期的企业而言，创新的风险很大，因此需要国家的税收政策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抗风险能力。

其次，技术创新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从技术创新的过程来看，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其中涉及研究设计．研究开发、技术管理与组织、工程设计与制造、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活动。在这整个活动中，许多环节都涉及税收政策，例如工资的扣除标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技术创新融资的税收政策，等等。因此，技术创新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果具有社会效应和有可能被侵权，需要税收优惠支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筹集财政资金，并且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科学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它的边际成本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并不会使他的成本增加。科学技术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税收优惠促使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式与作用效果分析

为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规从多个角度给予企业税收优惠，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研发项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转让，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税收支持，其具体的优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有利于企业加大力度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与引进，也有利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扣除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即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业的负担更轻，从而可促使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风险，对企业培养和稳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是将资金投向创业企业，即中小科技企业，待所投资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资本增值。由于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很低，导致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为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规定既是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会集中资金和人力主动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从而极大地调动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热情，加大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力度。:

减免税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优惠政策必将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让，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二)流转税优惠

增值税优惠。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或将进口软件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按法定的税率征收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政策。另外，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国际上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和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见，增值税在高科技产品的销售上给予很大的税收优惠，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第3篇

中国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0年《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正式提出“企业年金”的概念，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政策依据。人保部统计，截至2013年3月末，全国共有5.75万户企业、1933.53万人参与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5113.75亿元。但相比中国现有的2000万家企业的数量来说，所占比例不足0.3%，规模非常小。而成熟市场国家60%以上的企业都设计了企业年金计划。其中美国企业年金对劳动力的覆盖率达到57%，英国达到60%，德国达到65%，法国达到80%。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一直非常有限，税收优惠激励不足和针对中小企业而设计的计划发展滞后，是导致企业年金发展过慢的两个重要原因。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8.33%）；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6.7%）。中国关于企业年金的最新优惠政策规定，企事业单位在为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根据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标准内的部分，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在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将对个人实际领取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通知》规定，按月领取的年金，将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年或按季领取的年金，将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每月领取额全额按照相应税率计征所得税。此外，在超过《通知》规定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欧美发达国家养老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一）美国养老储蓄政策美国的养老储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种：401（K）计划，如果雇主没有提供这一计划，雇员可以参加个人退休账户（IRA）以及为自雇人士（如独资、个体户）提供的基奥账户（KeoghAccounts）。三种类型的账户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计划为例介绍美国的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401（K）计划中，允许雇员将一定比例的工资薪金存入账户，缴款只要不超过限额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为职工缴存养老金。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是免税的。提款有一定时间限制，59.5岁之前不允许提款，但是如果发生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55岁离职或下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提款，70.5岁必须提款，否则罚款，允许以养老金账户抵押贷款或贫困提款。

（二）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政策在OECD国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强制性保险类似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自愿性养老保险类似中国的企业年金。我们主要比较自愿养老保险。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可知，英国的雇主养老金覆盖率最高，为49.1%，其次分别为比利时（38.5%）、加拿大（33.9%）、美国（32.8%）、德国（32.2%）、爱尔兰（28.6%）。在另一些国家，自愿性雇主养老金的覆盖率则非常低，如希腊（0.2%）、土耳其（0.5%）、波兰（1.2%）、墨西哥（1.5%）、卢森堡（3.4%）。这些国家自愿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主要是因为强制养老保险过于慷慨，对自愿性养老保险的依赖性。根据中国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企业年金的金的目标替代率为20%左右，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徐颖和张春雷基于随机波动模型，估算了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制度下，女性职工的替代率仅为10%左右；男职工的替代率为15%。根据相关资料分析，OECD国家中，自愿性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是爱尔兰：37.6%；英国：36.7%，加拿大：30.8%。德国16.9%、比利时：15.6%、新西兰：14.6%、挪威：12%、捷克：11.3%。OECD成员国的自愿性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以EET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为主。通过延期纳税调动雇员与雇主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尽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三、企业年金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年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阶段，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缓退休年龄虽然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是老龄化和就业压力大同时并存的国家，延缓退休年龄势必会是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延缓退休年龄要选择适当的契机，在对就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稳步推行，循序渐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的规模还非常小，覆盖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国2014年刚刚推行了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覆盖率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很窄，在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盖率是衡量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年金才具有一定意义。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只是少数人的一项福利。随着中国双轨制养老金制度的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只有养老金计划，在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弥补并轨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低的损失。

（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2014年中国刚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个人缴费部分低于工资薪金4%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虽然税收优惠力度有所加强，但是和美国、OECD国家的税收优惠力度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规定免税限额，不采用免税比率的形式，这样会导致高收入免税金额大，低收入免税金额小。采用限额的形式，例如，2014年个人缴费部分限额是1000元/月。之后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调整，对于年龄达到一定水平，例如50岁，可以追加缴款限额。规定企业年金的提款时间。在不能取款的时间内，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例如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提前退休等可以提款，可以以企业年金抵押贷款。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有利于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