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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保险险种相比,其特点优势不突出,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保障。相应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中,科技保险中的财产险比重较大。以人保财产保险武汉分公司为例,其财产险占到公司科技保险业务的75%[3],而真正涉及科技创新过程的保险业务量较少,有待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有限。高新技术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据有关调查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参保的比率不足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宣传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导致企业对科技保险了解不够;二是部分企业认为科技保险与传统的财产险区别不大,投保的意义不强。这也源于科技保险险种缺乏创新。三是科技保险保费过高,许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匮乏,缺少闲余资金投保。配套措施有待完善。科技保险在国内外都属于新事物,发展时间短,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取。开展初期,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险种设计、费率厘定、损耗断定以及理赔方面,经营成本较大,但往往收效甚微,业务拓展与期望存在一定差距,以致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强。政府的补贴及税收优惠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截至2011年,开展科技保险的地方政府均出台了鼓励发展科技保险的政策,但缺乏补贴细则,可操作性不强[4],同时由于补贴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部分地区存在惜补现象。
科技保险供需双冷的经济学分析
科技保险存在严重的供需不足问题,限制其支持高科技研究作用的发挥。要找出导致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就要分析科技保险主体包括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动机、条件与现实约束。下面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角度,利用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分析导致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为相关决策建议提供依据。科技保险供给乏力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公司会根据各险种的收益以及后续开发相关险种的投入决定其供给量。将保险公司的险种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保险,一类是非科技保险。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1、P1,非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2、P2,保险公司的收益函数为R=P1*Q1+P2*Q2,成本函数C=C(Q1,Q2),设保险公司总成本一定,为C=C0;保险公司的利润f=R-C在总成本和产品价格一定的条件下,保险公司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有效分配资源。下面求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设目标函数(式略)等式(3)即是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其含义为科技保险与非科技保险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二者的边际成本之比,即保险公司每种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就科技保险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险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一种新产品,承保的风险大,收益低;由于保险经营要遵循大数法则,在其业务量有限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增加,使得保险公司的边际收益下降。因而,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保险公司在初始阶段不太情愿提供科技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会把有限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其他相对成熟的险种,提高保险的边际收益。目前科技保险处于初始阶段,各方面准备工作有待完善,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展工作,如设计新险种,宣传拓展业务,开展理赔等,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的动力不足。科技保险需求有限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高费率是制约科技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高新技术企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缺乏,虽然有保险需求但限于资金问题,往往选择不投保。特别是对于和传统保险区别不大的科技保险险种,投保的意愿更不强。下面从高新技术企业效用角度来分析。设企业效益函数为y(x)=y(x1,x2)x1代表科技保险数量,x2代表其他与经营有关的消费量。企业目前的资金总量为f,消费品的价格分别为p1,p2,该企业的预算约束为x1*p1+x2*p2=f。企业的决策是在既定的资金量下确定科技保险的数量以最大化目标函数h,(函数略)等式(6)是企业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每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与单位费用的比值相等,即企业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对高科技企业而言,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技术研究、市场开发方面,较少用于科技保险支出。对企业而言,在资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费用支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更大,即,保险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不必要的支出,如果科技保险与传统保险相比优势不明显,企业的需求更少,从而导致科技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科技保险的外部性
科技保险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当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时,费用由企业独自承担,而技术研究成功带来的收益全社会都能享有,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而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同样,当保险公司提供科技保险时,保障了企业研发的正常进行,科研成功会导致新产品价格的下降和更优质的服务,给社会带来收益,但保险公司承担了较大的经营成本和科研失败的风险,在现阶段保险公司获得的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表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外部效应。假设企业技术研究成功会导致产品W的成本下降。在没有购买科技保险时,w的供给曲线是S1,需求曲线是D1,此时的消费者剩余是P1AP0,生产者剩余是P1AO。在企业购买了科技保险之后,降低科技保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了企业科技研发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术研发的成功,导致产品W供给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至S2,相应产品W的价格出现下降,均衡价格下降至P2,消费者剩余为P0BP2,净增加P1P2BA;生产者剩余为P2BO;社会的总福利增加了,从P0AO增为P0BO,净增加量为ABO。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购买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说明科技保险的消费具有正的外部性,导致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外部效应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调。图2表示了科技保险外部性引起有效需求变化的过程。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边际社会收益为MSR,外部经济效应使得MPR<MSR,边际私人成本为MPC,边际社会成本MSC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加上边际外部成本,由于边际外部成本为零,所以MSC=MPC。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点就是最佳科技保险需求量。就社会而言,从企业角度而言,最佳的科技保险需求量是Q1。显然,Q1<Q2,这就导致了科技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Q2需求量下,社会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却使企业承担的保险成本增加,因而是企业不愿意承担的。只有在给企业一定补偿的条件下,企业才有可能增大保险需求到Q2,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同理可以从保险公司角度得到科技保险供给不足问题的原因同样在于其外部经济效应[5]。
进入21世纪之后,科技资源共享的立法逐步得到重视。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明确指出,要“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设施的共享与建设,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共享网络”。政府相关部门也制定和了配套文件,对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提出了要求。
鉴于国家的要求,市场对设备共享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各省市、各高校都根据自身特点出台了各自的共享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主要集中于对大型科学仪器的共享管理办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一致的标准,各地的管理办法零散、不一致,且分布不均匀。以上管理办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共享制度的空白,然而由于其制度还不够成熟,处于试行期,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仪器的共享,满足社会的共享需求,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现状分析
我国一般性通用仪器设备较多,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相对较少,且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的仪器设备均有闲置现象,但中小企业仪器设备资源严重匮乏。
目前,在科学仪器共享方面,我国已经探索建立相关的资源数据库和管理系统。从1997年开始,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地方开始了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陕西、湖北、吉林、沈阳等8个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试点,在试点带动下,已经发展到了目前包含7大区域、31个省市的全国性网络,基本形成一个三级共享体系,仪器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从1998年开始,科技部联合中科院、教育部、总后卫生部、地方科技厅(委)等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以共同投资、专管共用、按出资比例分配机时的共建共享模式开展了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建设,目前已建成15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主要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武汉等几个经济、社会和科技活动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经过10余年的建设,大型仪器中心对科技支撑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支撑了国家一流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进一步掌握我国科技资源的状况,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科技部、财政部又启动了中央、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重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掌握了3.5万余台单台原值在50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
但长期以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学仪器等固定资产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闲置现象,虽然部门及地方仪器拥有单位都采用了一定的方式来加强共享,然而总的来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共享观念淡薄,缺少制约激励机制,设备维护经费不足,缺乏稳定的实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国外科学仪器共享现状
1国外科学仪器共享政策环境
科学仪器设备是重要的科技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开放共享是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各国均不断加强对国有科学仪器资源的共享管理,通过签订项目合同、法律约束、履行服务承诺等方式,从源头设计,实现国有科学仪器资源在一定范围内的开放共享。如美国依据国家资产管理的法规对科研仪器设备进行管理,规定项目承担方的共享服务义务;英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管理规定,对申请条件、方式、收费等内容有详细的规定;印度按项目资助方式进行筹划和管理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设施;日本规定大型科研仪器只要向社会开放,基本都是免费的,但根据使用目的,在特定情况下也进行收费,如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对其3套大型设备(HUMANCALORI-EMETER,骨密度测定装置,运动设备安装研究设备)制定了“研究设施/设备相互利用等推进办法”,规定属于国、公、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因研究需要,可以申请使用这些仪器,使用前需要提交“共同利用申请书”,并收取一定的电热费、数据分析人工费、专门指导费等。
2国外科学仪器资源管理机构
国外科学仪器的管理机构也不尽相同,本文分别总结了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科学仪器管理机构。英国的国家实验室研究理事会(CCLRC,theCouncilfortheCentralLaboratoryoftheResearchCouncil)是英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中心,负责向英国政府建议建设科学仪器,或购买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以及建设或购买所需要的费用额度。
经政府批准,科技办公室(OST,OfficeofScienceandTechonlogy)将向CCLRC下拨相应的经费,CCLRC具体负责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英国所有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CCLRC通过为英国各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大型科研设施来支持其科研工作。美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通常都设在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一般归联邦政府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拥有,以合同的方式为联邦政府部门进行项目研究,项目所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的购置计划及审批管理是由负责项目管理的联邦政府部门负责。印度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设施有两个主要的管理体系,一是政府科技部门所属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中心,简称科技部体系(DST体系);另外一个是高校体系,即大学拨款委员会下设的校际中心(UGC体系)。
3国外科学仪器产权归属
国际上普遍重视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通过研究发现,国际上对于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基本分为两类,一种为视不同情况产权归属分类进行处理,另一种为所有产权均归国家所有。美国的产权归属基本属于分类处理,日本、韩国、英国的相关仪器产权均归国家所有,日、韩、英在产权归属的具体规定和操作层面也不尽相同(见表1)。
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的政策建议
我国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资源极为短缺,受体制机制制约较多,管理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偿定点地开展中国特色的仪器设备共享与管理,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
1进一步利用网络化优势,打破地域限制
目前,我国科学仪器共享方面结合信息化等网络条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建立了资源数据库和共享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已经先后在陕西及西北区域、广东及泛珠三角区域等多个省或地区进行了试运行,系统应用状况良好。应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管理。根据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实际状况,可考虑分层次共享开放大型仪器设备,先从单一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内部共享扩展到对本省市共享,再扩展到本区域乃至全国,最终建立国家大型仪器设备中心,促进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试点建设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根据行业和共享方式的不同,试点探索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引导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本文通过调研与文献研究认为,可试点尝试以下几种不同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1)大学资源开放模式。依托高等院校重要科学仪器,大力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与相关产业相结合,促进跨院校间及院校对企业的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科研的创新和发展。
(2)行业资源集聚模式。由政府主导采用市场化模式运作,主要是针对产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对需求比较大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凝集效应。
(3)孵化器模式。为创业企业提供公共支撑和专业服务、扶持创业企业顺利成长,主要功能是成为仪器资源的整合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4)中介机构整合资源模式。由政府扶持成立的,专门针对某一类科学仪器的整合,而不是仅仅针对某行业的科技资源进行整合。因此,此种整合模式将对特定区域所有需要此类科技资源的单位提供支持,适用范围较广。
3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
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主要用于补贴承担开放共享任务的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费用,鼓励或支持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教师、科研人员充分利用纳入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去完成所承担的科研课题。用基金资助部分和自己交纳的部分经费,支付相关仪器设备的测试费用,使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大型仪器设备所在机构则通过收取设备维护基金和劳务酬金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多赢的局面:使用者利用该基金的资助完成科研课题,大型仪器设备机构通过开放共享,实现多开机多得经费,而院校或科研院所则可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约束方面主要明确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责任。
管理部门对各单位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做不定期的检查,同时结合资源调查数据加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申购评议工作,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和运行情况不佳的单位,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取消相关单位新购仪器设备资格,情节严重的,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4探索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权转移机制
探索由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产权统一归国家所有制度,国家成立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评估设备申购单位资格条件,评估通过后由国家统一购买,设备申报单位负责该设备的管理及开放运行服务,并享有优先使用权,国家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制定专门的评价指标对大型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定期进行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不达标的,取消对该仪器设备的管理权限并移送至其他有资质单位,且在以后时间段内限制该单位对其他科学仪器设备的申购资格。
5建立大型科研仪器有偿服务机制
科技期刊论文摘要的现状
发表年份。自1991年以来各年度的数量上来看,2000年是重要分水岭,1991年至2000年为第一阶段,论文数量偏少,10年共发表40篇,占所有论文的25%;2000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发展较为迅速,共发表117篇,占所收集论文的75%,虽然其中各年度论文数量仍有起伏,2006年甚至出现了一次低谷。
刊载期刊。我们还参照北大图书馆《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对期刊的分类,对刊载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鉴于该目录的分类相对较细,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在该目录的基础上对期刊类型进行了适当整合,比如把语言学类和外国语类期刊合二为一,通称为语言学和外国语类期刊;把综合性医药卫生、儿科学、中国医学、基础医学等医学各学科期刊归为医学类期刊。
如表1所示,1991年―2013年,对这一领域关注度最高的是出版事业类期刊,占发表文章总数的35.67%;居第二的是医学类期刊,占17.83% ;居第三的是语言学和外国语类期刊;其次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期刊。其余散见于体育、文学、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和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期刊。
研究内容。通过整理和分析这157篇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发现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一是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的评介,在我们所收集的样本中,2000年前的论文大多数集中于此,比如杨寿康(1993)分析了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写作与翻译的方法;马邦新(1995)探讨了医学论文英文摘要翻译要点;周宗锡(1999)依据《工程索引(EI)》的要求,探讨了写作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基本原则。2000年以后,这一主题所占比例大幅减少,逐渐被其他主题取代。因此,从研究内容上来看,2000年也是重要分界点,2000年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介绍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
二是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写作错误及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英文摘要写作中的错误和问题逐渐成为一大研究热点,比如李学军和马晓耕(2004)探讨了地学论文英文摘要中常见的表达不精炼问题;刘根林等(2008)分析了国内林业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问题;章丽萍和艾红(2011)探讨了我国水产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编辑加工的误区并提出相应建议。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具体分析某一学科,而是综合分析了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写作中的问题。比如郭建顺等(2010)调查分析了英文摘要误用中文标点符号的问题;罗建平、黄伶燕(2011)分析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英文摘要中的语法错误。
以上研究涉及了众多学科的科技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反映出各学科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语法错误、缩略语使用错误、标点符号错误、词汇误用、被动语态滥用、语篇问题以及语言表达不符合英文习惯等。这说明国内科技期刊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不容乐观,如何提高我国科技人员的英文摘要写作水平是极具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三是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对比。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开拓新视角,从多角度对比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写作方法和特点,试图发现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与国外的距离,提高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质量。比如娄虎、颜军(2007) 统计了国内外体育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语态分布和“头重脚轻”句的使用频率。结果显示,国内作者使用被动语态句频率低于其他国家的作者,而“头重脚轻”句使用的频率高于其他国家的作者。陈彦茹(2011) 分别从美国的《计算机与系统科学学报》(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和中国期刊网检索源期刊中各选取了15篇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论文的英文摘要,建立了两个小型语料库,对比了它们的语篇衔接手段,发现中外作者都擅长用指示代词来做前照应,都使用了较多的递进连词。但在人称代词、连接词、词汇重复等衔接手段上,中国作者和母语作者也存在差异。王志娟等(2012)归纳了6种国内外神经医学期刊论著英文摘要写作结构和内容特点,发现与同类型国外期刊比较,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存在篇幅较长,目的与题名、方法与结果内容重复,结论中缺乏研究意义的描述,各部分内容的表达不连贯等问题,指出国内期刊可以学习国外期刊摘要形式和内容结构的多样性,加强背景及研究意义的阐述,以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
虽然此类研究尚少,所涉及学科各不相同,但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国内作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在语言和语篇上受母语迁移的影响;部分国内作者英文写作水平的局限;部分国内作者对国际学术界英文摘要的撰写标准缺乏了解。
2005年以后,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科技期刊的英文摘要,令人耳目一新。比如邓芳明、龚学民(2007)以《中国当代儿科杂志》为例,通过比较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编委审校的英文摘要和其原文,总结出国内在编校科技论文英文摘要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提高编校水平的建议。陆建平(2009)则揭示了当前我国“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与编校质量状况,并提出应注重学术期刊语言编校质量与“核心期刊”遴选之间的关系。
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梳理1991年至2013年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发展较迅速,但总体研究数量仍然偏少,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虽然研究数量在不断增长,但20多年来,国内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总数只有157篇,这与国内科技期刊的庞大数量相比仍然偏少。如前所述,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总体质量并不十分令人乐观,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不断深入研究,让这一领域的研究步入全新阶段,推动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接轨,提高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相关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中文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对比,因为提高国内英文摘要质量的根本应在于使英文摘要的撰写遵循国际标准和惯例,符合英文的书写习惯和规范。此外,开发设计英文摘要写作软件,为科技工作者撰写摘要提供高科技的助手,将是未来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则将会采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如基于语料库的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研究,利用语料库的海量数据优势,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