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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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第2篇
1．1传统建筑形态的转变
不同时期的建筑、不同地域的建筑都显现着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定不同性导致的。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建筑人类学对历史的间断性进行强调，认为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的人都是所处社会的构成元素。建筑人类学提倡改革创新传统的建筑设计文化，并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使之为现代建筑设计服务。
1．2现实主义建筑到未来有机建筑形态
高功能的建筑要求和复杂、现实建筑规范是现代建筑设计师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难点，多数结构主义者认为，将来的的建筑将会如有机生物一般，在某些法则中，像结晶生成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和繁殖。现代建筑设计师在实际的建筑设计创作中，要不受现实束缚，不能过于刻板，要进行超越时代的、表现主义色彩浓烈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创作。
2建筑形态学结合结构主义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1自然形式有机结构
目前，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式有机结构层出不穷。许多建筑设计师在设计中加入了自然元素的使用，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使建筑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存在，而是从仿生学的角度，进行自然生物形态类建筑设计，这种新型建筑的形态类似于自然界某种生物形态，在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自然的气息和建筑设计的神奇力量。最初，高迪的自然塑性作品给予了现代建筑仿生特点的启发。现代建筑中，具有仿生特点代表作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其建筑形态是鸟类巢穴的形式，融入了现代化先进的钢结构设计［3］。与“鸟巢”相比，水立方体现了女性柔美，其建筑形态模仿水的纹理，由一个个冰晶状水分子和很所小泡泡构成。在现在建筑设计中，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态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倍受青睐，这一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这些建筑从建筑形态上拉近了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事务，此外，这些建筑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使生活更加美好。
2．2“高技”派建筑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与新结构的不断涌现，许多建筑师开始通过作品向人们进行技术性审美价值的信息传达，这一类作品被称作“高技”派建筑，如今，“高技”派建筑应运而生，不断涌现。高技派建筑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诺曼·福斯特，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中，主要使用了玻璃和金属材料，一般都是采用较高的施工技术对外观形态进行金属化表现，存在一定的科幻色彩。伦敦新地铁加纳利·沃夫地铁站就是这类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就很好了体现了材料学、材料化工和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相结合的特性及优势，外表采用膜结构－－－ET-FE材料，不仅仅展现了结构力量美，还体现了设计
2．3地域性建筑设计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在不断扩散。在建筑设计当面，仅仅只是体现地域特色的建筑物正在逐渐减少，而在世界范围逐渐普遍起来的西式、欧式建筑，使建筑隐藏着特色单一的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地域特色。我国现代建筑中地域性建筑设计卓见成效，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河南博物馆，其建筑形态呈金字塔形，共有9座，根据中国传统中中心对称布置的建筑文化，包含着九鼎中原的蕴意，酣畅淋漓的展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
3结束语
第3篇
初中化学由于是化学启蒙阶段，主要是普及性知识介绍，因而学生较易掌握，考试分数也较高。而高中化学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强调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难度与深度增加，部分学生感到化学难学，有一定的学习困难，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刺目低分和那作业批改中的可怕的大红“×”，以及在课堂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伤害到学生的学习信心。倘若在课堂上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严厉的教师采取的是批评教育，大多数教师比较宽容，会请其他同学回答，而很少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或提出建议，从而实施了“冷暴力”。从而造成学生兴趣降低，畏难情绪增加，少数同学厌恶化学学习，逐渐放弃化学的学习。足以可见，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评价的重要性。仔细分析本因，其实是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其一，由教师单一进行评价，不重视评价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没有给予科学的评价；其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简单与粗暴，学生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分数以及“√”与“×”，课堂提问也主要是集中于知识的回顾，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评价只在于结果的对与错，不会考虑学生思维的评价及运用知识能力的评判。这与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高中化学教学的评价体系很有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教学效果。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4.评价的本质在于评价的发展性，激励学生进步。
第4篇
摘要：针对德里达思想被误读的现象，对德里达研究提出了以中西比较为重点的研究方法。以佛家思想为参照系，对两者在世界“有”“无”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世界存在方式问题及语言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占主流的。此外，对德里达逝世之后的解构主义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佛教｜僧肇｜华严宗
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逝世了。他的解构主义曾轰动美国，进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盛行，时至当今，还被许多学者不断研判。德里达解构主义传到中国有二十多年了，近些年，德里达研究已成为中国显学。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思想伟大在哪里？他的解构主义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一、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方法及他的解构策略
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学界目前呈现莫衷一是的局面。认为不存在文本误读问题的德里达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讲演时也认为他的解构理论被许多人误读了[1]。作为犹太裔的法国人，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同中国人差别很大，还有他“艰深晦涩”的文风，法文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等因素，存在误读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不失为好的解读策略。陆扬先生的《德里达和老庄哲学》，奚密女士的《解结构之道──德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思想是我们眼中的德里达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为“山外”之人，或许更容易看清其实质，因为少了许多“身在此山中”的弊处。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déconstruction）从形式上参照了海德格尔德的“摧毁”（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海德格尔要摧毁的是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使西方人执著于现实可感事物，认其为“真”，而看不到与现实无限关联的“不在场”的事物；由于存在这种“盲区”，西方人形成了“我”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既是使西方获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战争、环境恶化等灾难的根源。
德里达也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他从语言和文字入手，通过对语言中的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言语／文字、灵魂／肉体、直觉／表现、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具有高低等级次序的颠覆，证明传统思想中确实存在看似正确而漏洞百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解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呢？被誉为德里达研究权威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写道：“当某一理论举出几个特定的呈现作为进一步发挥的根基时，这些实例无一例外地证明已经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说是种给定的、基础的成分，到头来却是发现是种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简约或纯粹之呈现的权威意味荡然无存。”[2]（P79）
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不在场”事物的东西；而这个“不在场”事物同样也依赖于其他“不在场”事物。而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被无限地追索。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在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序列,德里达称之为“痕迹”（trace）。这样，居于优势地位的“在场”事物的权威性被逐渐削弱直至荡然无存。按照这种思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最终“在场”的先验所指，而只有“不在场”能指的不断替补。“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会消亡”[3](P30)。这样他就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
二、佛法与德里达思想在“有”“无”问题上的比较
从佛法角度看德里达思想，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德里达思想就是当今“新乘佛教”，因为两者又有本质的差别。
德里达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可归结为“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是世界的“有”和“无”、“有”和“空”、“真”和“假”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体悟。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学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认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从现象层面上说，世界又非“无”，是“非有非无”的“有无”统一体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在与当时主要佛学流派“六家七宗”对世界“有无”及“空”的问题的论战中建立起来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论》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认为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没有“自性”、“自体”，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僧肇认为，即色宗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因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经过分析才是空的[5](P373)。
与世界“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佛教宇宙观的最基本观点“缘起说”。《杂阿含经》卷十二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实为“缘起说”的典型表述。佛教认为，宇宙一切现象的有无、生灭，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条件的离散而毁失。宇宙万相是由各种原因及条件汇集而成的因缘之网，其间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也阐释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华严宗认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为原因和条件，由一法而生起万法，由万法而生起一法，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重重缘起无穷。《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描绘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样涌现，其中一滴水即纳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包含，形成一个圆融一味的大法界即“无尽圆融”[6](P425)。
德里达解构理论强调只有不断替补的“不在场”的能指，而所指不过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所指的存在依赖于与之相关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赖于其他能指，这些能指也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终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见，从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达同即色宗、佛教的“缘起说”及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的观点很相似。但德里达对如能指等“不在场”事物的无限追索，使人觉得是一条“线性”的“因缘链条”，而没有对众多不同的“不在场”事物作横向贯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缘之网”的系统观点相比，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
佛家重要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与“空”、“有”与“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融合的。这样，世界同时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德里达三番五次地解释他的“延异”思想，认为只有“延异”，而没有“本源”。进而，他连“延异”也要否定，说“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可见，德里达生怕人们把“延异”理解为“有”。但它是“无”吗？德里达也说过，延异是差异的本原、差异的生产、差异的游戏，差异的差异等等，也没有完全否定其“有”。可见，德里达既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有”，也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无”，与僧肇的“不真空”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并不是德里达对“有”“无”关系作出系统思考及论证的理论自觉的结果，“延异”思想远未达到佛家对“有无”问题系统阐释的自觉思辨的高度，这种不谋而合是西方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三、两者在世界存在方式问题上的比较
在德里达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变动不拘的，它不断替补其他能指，它的不断运动呈现出一条无限延展的“痕迹”，德里达称这种无限运动为“延异”。
源于古希腊爱利亚派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的“飞矢不动”论题早就提出了“飞矢在飞行的每一特定瞬间既在一特定的点上，又不在这一特定的点上”的矛盾。芝诺得出了否定运动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德里达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现时瞬间看成处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的“痕迹”之上，即不把现时瞬间看成是一纯然自足的给定的结构之时，才能理解运动。这样，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在场。”[7](P237)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构策略。尽管“一瞬间”是极短的时间，他也把它看成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然自足的给定结构。
佛家对宇宙结构有系统及精当的看法。《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对于空间、时间问题作了集中的阐发。《法苑珠林》的《劫量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时量”，以极长的时间单位“劫”来表示；还从微观角度，以极短的时间单位“刹那”来表现世界的生灭无常。《大正藏》卷五十三云：“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可见，佛家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过程永远不会终止，时间不会停留某一时刻上。且极长的“劫”是无限的，极短的“刹那”也是无限可分的[8](第23章)。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让众生打破把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绝对区分的传统观念，以悟入菩萨境界。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时空观中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佛家对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还有更全面之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批评了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在他看来，“常”与“无常”、“变”与“不变”应当是统一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论证“动静未始异”时，他说：“《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虽静而不离动。”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说，事物无去无来，也没有运动转变者。寻求静，不要离开动去求，而是求静于动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动而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样，他通过说明“虽动而常静”、“虽静不离动”，由此论证了“动静未始异”。接着，僧肇还论证了“若动而静，似去而留”的“物不迁”命题。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据般若经论的万物无所来去之理，论证从运动中求静之看，事物并不是从一空间到另一空间，即万物无实质运动。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说明过去、现在、将来事物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分。三是“因不灭不来”，即说明因果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别。这样，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9](第24章)。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使人明显感到刚一“接触”到某一能指，这能指就“逃匿”了，就被其他能指“替补”了，我们“抓”不到任何一个确定的能指；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也使人捉摸不定，无怪乎罗蒂称德里达为“坏小子”。同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的全面把握相比，德里达是偏于“动”而否定“静”。这还使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这种认为万物瞬息即逝、变幻无定的思想确是德里达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解构策略也是建立在这种“瞬息无常”思想基础之上的。笔者看来，他的思想著于“无常”而失于“静止”，与小乘佛法的“动静”关系思想有相似处，但从大乘中观思想看来，确有片面处。
四、两者在语言观上的比较
德里达的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但笔者看来，他并不完全是想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以使其理论显得高深莫测。一方面，他对他解构思想的解释，尤其对如“延异”、“痕迹”、“撒播”等概念的解释，确实“力不从心”，可谓竭其所能，而终究“言不尽意”。另一方面，他为打破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传统观念、为体现能指的变动性，也采用了与当今主流写作方式大相径庭的文风。
他用“痕迹”来描述能指的不在场及不断替补的特性。又自造了“延异”（différance）概念。而“延异”是由“差异”（differ）和“推延”（defer）两个词结合而成的，是对索绪尔的“差异”（différence）概念的改造。为了说清楚“延异”，德里达可谓穷其辞能，用心良苦。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痕迹乃是延异，这种延以展开了显象和意指活动。……痕迹既非理想的东西，也非现实的东西，既非可理解的东西，也非可感知的东西，既非透明的意义，也非不传导的能量，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10](P92)美国批评家雷契在《解构批评》一书中列举了德里达本人对延异的许多解释。“‘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哪里都不卖弄权威，也不以大写字母来炫示。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甚而是任何一块领地的颠覆。”[11](P402-403)
佛家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可谓深刻而系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大乘佛教大都否定语言的实在性，但同时强调离不开语言的教化作用。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学派的般若学说对语言文字的空性多有论述，认为以般若智慧观照空理是把握人生实相的根本。《放光般若经》卷一云：“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之字，以无所见，故无所入。”意思是说，般若观照是不见一切事物的名称，是以无所见、无所入而冥合空理。《大般若经》强调，指称万物、描述万物的差异，又离不开名言，佛正是顺应众生了解万物的需要而说，这也是般若，称为“文字般若”[12](第31章)。
佛教为阐述难以表达的真理，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正面的肯定是（称为“表诠”）和反面的否定（称为“遮诠”）。后者通过排除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不是什么”来说明最高真理。即通过“不”、“非”、“无”、“离”等否定式来表达。如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显示真理的中道[13](第31章)。德里达德在阐释“延异”等概念时就采用了类似“遮诠”这种方法。
禅宗在语言文字观上也继承了大乘佛法的思想，持“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观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在佛法修行的实践方面较以前佛教有诸多创建。禅宗通过棒喝、体势、圆相、触境、默照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修行方式，旨在打破修行者头脑中能指与所指具有固定联系的思维定势，排除语言文字对人把握真理的障碍作用，以直观达到契合真理的目的[14](第28章)。相比之下，德里达解构主义也要消解西方人头脑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但他只会用思辨的方法来分析，而缺乏禅宗的“直观”、“体悟”等环节和阶段，也缺乏如禅宗修行那样消解二元对立的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德里达能否能真正达到解构的目的很值得怀疑。
由此可知，佛法教人解脱生死痛苦，追求超越境界，主张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运用语言而排拒语言。可以说，佛教既深入文字语言之中，又从语言文字中超脱出来。而德里达一下子陷入语言文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体会到的只能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正是德里达思想同佛法相比缺乏超越精神的突出表现。
以上所述德里达思想同佛法思想的相似及不似之处，只是冰山的一角，两者的比较应有无限多的方面。笔者看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佛教以追求最高智慧和超越境界为目标的“人生”论、修行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论、成佛基础和修行核心的“心性”论为主要内容。而德里达思想缺乏超越精神，只见文本不见人，缺乏“心性”论，也没有实践论。而他的本体论也只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只给人变幻不定的夸大能指运动的感受，也没有系统的“有无”、“动静”等关系的辩证思考。但我们也不能把德里达的思想说得毫无价值。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中说：“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思是说，在具有最高智慧的境界中所看到的是，一切法和佛法都是因缘所生，他们都有“不变之体”和“不变之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平等的；若思想中有佛法同其他一切法的绝对区分，并执著于佛法，就不是最高境界。同时，也不能执著一切法为实有，也不能执著一切法的名相。而在华严境界之中，最高境界是“事事无碍法界”，一切事法自然融通，法法无碍，诸法互摄，重重无尽，具足相应；在此境界之中，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并非无法贯通，也无绝对区分。
但从世间法的层面看，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确有很大区别。罗蒂在检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众多哲学流派稍纵即逝的现象时说到“我们只做五分钟的明星”———缺乏超越精神、不具博大精深的系统的思想内涵，没有长期历史积淀的西方思想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至于德里达理论的前景，他的思想不会随他的离去而销声匿迹。走了德里达，会有更多衣钵继承者不断涌现，因为，产生解构主义思想的土壤还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完善、内在的缺陷、陈腐的等级秩序……德里达的灵魂就不会散去。
参考文献：
[1]俞宣孟编译．解构于本体论—德里达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纪要[J]．世界哲学，2002，（4）．
[2]乔纳森·库勒著，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7][10]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第5篇
造型，即服装的外部轮廓，它对整体的服装款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服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首要考虑的因素。服装的造型设计是在遵循人体的基本形态特征以及活动状态的基础之上，依据人体结构原理和运动规律而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赋予服装形式美感。在当代解构主义的影响之下，服装造型的原有结构被打破，呈现出了一种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形态。在具体的服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常常对服装的原有造型进行大胆的改造，先把服装原有的结构进行拆散分解，然后进行创新性的组合，以形成一种充满视觉张力和吸引力的复杂造型结构。具体而言，解构主义在服装造型方面的应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其一，打破服装原有的结构。在现代服装造型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严格遵守解构主义的设计理念，对传统的服装造型以及外部轮廓进行大胆的改造，并通过拼贴、重组等手法设计出一种全新的造型，从而使服装造型既鲜活明确又严肃庄重。以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的“一块布”服装作品为例，该服装在造型上打破了原有的服装结构，就像是一块披在肩膀的毯子，只有极少的几处开剪衔接处，并且整个服装设计中没有一处省道。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服装结构的突破，是对传统意义上借助不同位置的收省处理方法来塑造人体线条的服装造型设计概念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其二，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是解构主义设计大师最常用的一种设计手法，也是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其恰好为服装设计师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设计空间。这种逆向思维方式摒弃了传统的形式美法则，否定了对称、均衡等常规性的设计原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服装造型会呈现出一种奇形怪状的视觉效果，细细品味又会发现其蕴含着独特的形式美感和神奇魅力，可谓是“看似无形，却疏而不散”。如英国时装设计师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就经常采用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来设计服装造型，他所设计的1988年春夏女款中的一款就是将女性衬衣中的领口处替换为男性的尖角领，衬衣门禁也随意敞开，胸部再配以一只看似无意之中塞入的方形手帕，从而带给人一种毫无逻辑的颠倒错位之感。
二、解构主义在服装色彩方面的应用
在所有的视觉要素中，色彩是最直接的视觉传统方式之一，它能够赋予人们不同的视觉影像和心理感知能力，服装设计也不例外。现代服装设计就十分注重服装色彩的表现力，并将极具现代感的解构主义巧妙地融合到了服装设计过程中，从而创作出了一种全新的服装色彩形象。保尔·西涅克说过“色的分解是为了赋予色彩最大限度的光亮，并通过相互排列的色点在眼睛里产生一种色彩的光、大自然的光以及色的灿烂。”在服装设计过程中，色彩的解构主要包括“结构色彩”与“重构色彩”两个过程。结构色彩是一个集采集、过滤与选择为一体的初始阶段，是对色彩的分解；重构色彩则是将初始阶段的色彩进行归纳总结，以形成新的色彩形式。下面我们就将针对这两个过程对服装色彩设计中解构主义的应用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其一，归纳解构。从具体的服装设计及其操作角度来讲，归纳解构可以理解为对色彩的分解，即按照一定的设计原则对原有色彩的色调、色相、色块面积等进行统一的分解，然后重点采集其中最具典型性或是个性的色彩，将分解出来的色彩正式应用到服装设计的过程中去，包括抽取与支解两种不同的方式。这是一个分解、发现、过滤和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服装设计师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也最具有解构价值的色彩素材。如服装设计大师胡塞因·查拉扬在2002年春夏装会上对分解色彩的运用就十分成功，他借鉴了我国少数民族服装，并对色彩进行支解，重点提取其中的黑色，削弱原有的高明度与高纯度的色彩，成功演绎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服装中五彩缤纷色彩的解构设计。其二，创意重构。色彩的创意重构是建立在归纳解构基础之上的，是按照不同的构成原则将原来不同物象中的不同色彩注入到新的组织中去，以重组产生一种新的色彩形象，这是更高层次方面的色彩分解，需要设计师对色彩有敏感的感知度和操作力。色彩的创意重构有利于打破服装色彩的单一化和沉闷化，实现传统服装设计和现代前卫化的服装设计之间的平衡。以色彩大师MarcJacobs的05春夏服装为例，其在不同明度与纯度的蓝块中加入了橙色以及黄色两种颜色，从而打破了原有色彩的和谐，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三、解构主义在服装材料方面的应用
服装材料是服装设计的载体和物质基础，无论何种款式、何种色彩的服装都需要借助服装材料表现出来。解构主义影响之下的服装材料打破了传统服装面料和组合方式的限制，对于材料的解构和利用到了一种无所不能及的地步。一般来说，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常利用消解、否定或颠覆等手段来作用于服装面料，改变服装面料固有的样式和形态，以产生全新的视觉效果。服装材料在解构主义的修饰之下则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特征，或是富丽堂皇、或是清新质朴，亦或是浪漫唯美，从而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具体而言，解构主义在服装材料方面的应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拼贴与堆砌。拼贴与堆砌是指设计师按照一定的形式美法则，将不同质地、色彩、纹样、手感的材料进行并置结合或是简单的重复叠加，以使人产生一种多元并存且具有不同起伏感和空间关系的视觉感受。这种解构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自由性，并且会随着拼贴材料的摆放位置以及材料形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其完全颠覆了传统服装材料的选用原则，赋予了服装材料新的肌理效果，同时也增加了服装的趣味性和装饰性。如张肇达时尚会上的时装就采用了这种拼贴堆砌的解构手法，其将不同质地和不同色彩的面料进行堆砌组合，或是层叠褶皱、或是流苏缠绕，将服装的妩媚妖娆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二，变异与夸张。变异与夸张是指对服装材料进行“创造性的损害”，通过改变原有材料的形体特征和动势特征来形成一种“新”的材料，刻意制造出一种残缺、模糊、夸大的异化效果，其常常应用于服装的局部设计。例如，Viktor&Rolf03-04秋冬成衣中一款大衣的脖领处采用的就是夸张变异的解构手法，其将原本由一层材料构成的脖领领面进行了夸大数倍的应用，设计出了8层领子，从而提升了该材质面料的挺括度和夸张度，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觉效果。
第6篇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第7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建构主义
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国际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挑战。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在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是否能达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和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知识能力和意义构建的建构主义给大学英语口语课堂诸多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他认为儿童的认知过程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同化指个体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即图式扩充）；顺应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信息的刺激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图式变化）。在此基础上，斯滕伯格和卡茨等人强调了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主动性如何发挥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1.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学习的过程中有四大要素：（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构建。这就要求教学设计不仅要分析教学目标，更要充分考虑教学情境的创设问题。（2）协作：协作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无论是个体对教学材料的搜集整理，学习假设的提出验证，还是学习成果的评价都离不开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3）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学习伙伴间的沟通探讨才有助于完成既定学习任务，加强个体对学习最终的意义的构建。（4）意义构建：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谓意义的构建就是指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比较深刻的理解。
2.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
教学过程中包含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四个要素。传统的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利用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作为教学手段和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是中心，是知识的主动传授灌输者；学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灌输的对象；教材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对象；媒体则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方法和手段。而建构主义下的教学模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担当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最终促成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的构建。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是意义构建的主动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材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积极构建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的认知工具。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口语情况的调查和听课总结，大学英语课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师教学观念的问题
很多教师没有认识到口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差别，认为学生上课还是主要靠听教师讲解来获得口语能力，于是课上还是教师作为主角，没有给学生安排足够的口语训练时间。而口语教学本身很强的实践性注定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失败。口语能力的获得必须靠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去实践才能提高。有些课堂即便有口语训练这个环节，但往往形式单一，话题陈旧，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效果也不好。师生互动方式主要靠提问。缺乏合理的口语评价机制，大部分教师仅仅对学生的发言做简单的对错评判，没有深入挖掘学生出错的原因以及进行及时的引导。
2.学生心理方面的问题
我校英语口语课堂人数一般为50人左右，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上课时，很多学生不愿意主动站起来发言，害怕自己说错了被其他同学嘲笑。而被提问站起来的学生也往往是低头颔首，往往以“My English is poor”为借口不愿意多说，勉强说了两句后还会请求老师：“May I speak in Chinese?”而小组活动时，面对别的同学流利的英语，一些学生深感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只会以简单的“Yes，I agree with you”来附和别人的观点。如果学生这种不自信的心理不及时得到纠正，就会慢慢演变为对英语口语的恐惧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3.学生语言基础方面的问题
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基本上都有6-8年的英语学习经验。虽然大部分学生都打下了坚实的英语阅读和写作基础，但能够基本听懂英美国家人士说话的人却并不多，而能够用英语流利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生中学时代几乎没有听过英语，主要靠阅读方式来吸取英语知识。听力基础的薄弱也严重影响了很多学生口语方面的学习。与此同时，很多学生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缺乏清晰的认识，简单地将书面语等同于口语，站起来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结构，结果说出来的句子结构又长又复杂，选用的单词也非常书面语化。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口语单词以及句型方面的知识，比如，表达“好”的时候，很多学生倾向于使用“great”，而不会使用如“fantastic，excellent，thrilling”等同义词来替换。学生之间互动大部分是对话式的，讨论内容多限于自我介绍、打招呼等简单的日常用语，难以提高学生真正的口语表达能力。
4.学生对文化认识方面的问题
如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许多学生能快速及时了解英美国家的各种信息。比如男生一般比较喜欢看NBA，所以对篮球运动方面的信息了解比较多。而女生更倾向于看美剧和电影，对影视明星更感兴趣。这些兴趣对学生们学习英语提供了激励作用。但因为学生兴趣单一或者缺乏引导，往往知识面比较窄，比如，很多学生对英美文学几乎毫无了解，提及Byron，Russell等现代文学上的知名人物很多学生竟然表示闻所未闻。同时学生对英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也缺乏系统的认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最终的表达方式，学生对文化方面知识的不足将会阻碍学生口语以及英语能力的长足发展。 转贴于
5.学生思维方式的问题
口语课堂上，由于受书面语影响深刻，很多学生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害怕出错。很多学生的口语即便语法上没有错误也非常不地道，有浓浓的中国腔，也就是我们说的Chinglish，比如很多学生谈到天气基本上都用weather而不会用it，从而说出“the weather is raining”的句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缺乏基本的口语知识，很多时候是因为学生对英汉思维方式的区别认识不清，简单地认为只要将汉语一字一句翻译过来就是英语了。另外，学生对一主题的发言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印象，没有逻辑性，泛泛而谈，缺乏理性深入的认识。
6.学习材料方面的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很多高校非专业英语的英语教材偏于陈旧，有的教材甚至已经超过十年没有更换。比如有的话题还是“Would you go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口语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其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是时时刻刻在更新的。而教材作为口语教学的基础，更应该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反映最新的社会现象，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口语课堂问题的解决
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将教师作为整个教学的中心，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的教学观，建构主义从更科学的角度摆正了师生在课堂中的地位角色，一些应用该理论进行的教学实践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从而证明建构主义在革新传统教学模式，建立新的更有效的模式，改进学生的学习观念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1.摆正教师作为课堂组织者、引导者的位置
首先必须摒弃传统教学观里面教师作为中心的观念，正确认识教师的角色。课堂好比建房子，教师只是指挥者，真正要动手建造实践的是学生。口语课堂更是如此，教师一定要给学生练习实践的空间。课前，教师应当合理组织课堂的结构，搜寻合适的话题，安排恰当的口语活动；课上，教师应当当好指挥者，合理利用图片、音频、视频进行较好的课堂导入活动，活跃课堂氛围，消除学生羞怯的心理障碍，激发学生开口讲英语的兴趣。需要时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对学生的课堂发言要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激励，既要委婉地指出其语法或内容方面的错误，同时要不吝于表扬学生，谨防打击其自信心。同时课堂活动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每学期适当安排一些演讲、辩论、读书交流会或者小测验等。课下，教师应当多与学生交流，主动了解其学习上的困难，排除其心理障碍，对症下药对其进行学习上的指导。教学的同时，教师也应当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时俱进，更新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便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学。
2.学生要做好课堂的主人、知识能力的探索者和构建者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靠教师传授的，而是靠学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利用教师和其他人的帮助，通过一些学习材料和资源进行意义构建而实现的。学生在学习中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聆听者。因此，教师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奠定学生作为课堂主人的地位。比如，每节课结束都提前说好下节课的主题，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或网络上搜寻相关材料，积极进行总结整理分析，做好课前准备，必要时可以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利用多媒体来演示讲解自己的发现和心得。学生知识的获得和最终意义的构建是离不开其他人帮助的，除了激发学生自我探索式学习外，教师也要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式学习。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求组内成员分工合作，积极交流探讨会话，共同完成任务。在此期间，教师应当时时跟进组内活动进程，对其进行指导，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3.认识到意义构建的过程性，正确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和失败
知识能力的获得、意义的最终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学生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面对口语课堂，期望经过几节课的锻炼就可以说出流利地道的口语。一旦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放弃了努力、失去了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学期初信心满满，学期中后期却垂头丧气的原因。口语能力的获得除了教师课堂上的讲解指点和同学的帮助外，更多的需要学生个人课下积极地实践，比如坚持背诵经典的文章，多观看一些英语原声节目和电影等等。任何学习都需要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变，教师要对学生的这种心理有充分的认识，及时排解学生学习的压力，必要时可以给学生讲解各种英语口语方面成功者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第8篇
关键词 结构；功能；结构化；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媒体技术所引发传播革命已经愈发显现出其颠覆传统媒体的巨大力量。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话语权力的分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意味着打破现有的传播格局，从技术结构升级、生产服务模式转型，到媒体组织结构调整、现代传播体系建构，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表面来看媒体融合是一次由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信息传播需求变化所诱发的功能性调整，具有应激性特征。如果不能透过融合的表象，洞悉其背后真正的变革动因和发展方向，媒体融合就极有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新闻传播结构作为传播活动内在基本属性，应该成为与媒体改革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方向突破口。但恰恰是在新闻传播结构的概念上，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技术、生产、组织、市场、管理、人才等等似乎都涉及结构，但又不能完全代表结构，状态描述式的“结构-功能”“系统-元素”框架，难以对变革发生发展的内外动因及其相互勾连做出更为深刻统一的阐释。对此，笔者将从结构化理论的路径尝试破解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的迷思，进而从多个角度图绘（mapping）新闻传播结构面像。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新闻传播结构研究路径
“结构”这个在建筑、工程、几何等自然科学领域，内涵非常清晰的词汇，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早期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学者的自然主义结构论，到后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再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不同领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结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新闻传播结构的认识自然也不尽相同。
首创社会学概念的孔德采用的是有机体类比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结构，他把一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生物学的概念进行了类比，如把家庭类比为社会细胞，阶级或种族类比为社会组织，城市和社区类比为社会器官。当然，孔德的这种结构类比还比较粗糙。其后，斯宾塞在孔德的有机体观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机体类比，提出社会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涂尔干则着重强调社会整体对部分的不可还原性，通过对功能、必要条件、需求及常态或病态进行有机体假定，涂尔干进一步确立了社会结构的有机体原则。
进入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理论。帕森斯将社会结构视为由“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基本功能（缩写为AGIL）组成的整体系统，社会整体系统又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AGIL四项功能，这些子系统还可以再被分为四个功能部分，依此类推。帕森斯是从功能倒推结构实体构成，其功能框架倾向于功能，结构通过四个基本功能的叠加生产出来。
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更偏向功能分析的实体性结构观，起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则更关注符号与关系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的基本的规则整体，这种规则整体意指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这延续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概念。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微观和心灵层面的结构，与结构功能主义关注宏观和实体层面的结构有较大区别。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所谓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的关系为特征的。他认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结构主义的结构观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现象背后深层的规则，而非社会组成的实体要素。
上述对结构的认识，多数是围绕实体、功能和关系进行论证的，在整体与部分、关系与功能、秩序与平衡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正如布洛克曼总结指出，一般的意见是，“结构”一词能引起某些一致的联想，例如，认为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对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
目前学界对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直接进行界定的还比较少，有部分研究从社会信息传播层面对“传播结构”概念进行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从结构功能主义或是结构主义衍生开来进行讨论的。姚君喜提出，传播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的构成。颜其松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传播关系，描述传播关系和传播过程所呈现的社会结构特征。宫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参与传播的不同阶层在传播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传播作为信息的传递在各阶层之间的动力原理，如传递的方向、效果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结构（静态传播结构）则是大结构中的单一理想运动闭路。这些研究或用“实体间的关系”来解释“结构”，或用物理学中的力学结构类比“结构”，脱不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关注的是静态与稳定的结构，对结构动态变化过程的解释力不足。运用这样的传播结构定义对于新闻传播体系稳定时期的分析有一定解释力，当面对新媒体变革时代，这样的定义已经难以满足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理论需求。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对传播结构的关注重点聚焦于微观层面，诸如网络新闻传播结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结构开始成为焦点，而且往往将传播结构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先验性概念加以运用。如彭兰提出，将网络新闻传播分为信息流与意见流两个层面，其中信息传播结构分为信息的结构、流动结构和循环结构，意见的传播结构分为意见的形成结构、冲突结构和流动结构。施雯认为，微博舆论演变可以分为突发期、加速期、持续期、恢复期，其传播结构是全通道式网络传播结构，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特征。李彪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网络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模型――双核心式的哑铃传播结构。此类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过于聚焦新媒体技术细节的视角，难以为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调整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一般的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结构研究路径认为，传播技术发展以及社会传播需求导致新闻传播结构的变化，新闻传播结构是适应社会传播需求的结果，人的行动只能是社会需求决定下的被动行为。在社会传播实践中，这种论证模式把传播结构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践的功能性结构，人的实践主体性在传播结构中消失了。由此而来的技术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改革，最终仅仅停留在对传播媒体结构、体制机制的调整改变上，实际上仅仅停留在传播结构的最表层，难以对传播结构内部的规律性变化以及人作为传播主体的实践作用的探索发挥指导性作用。事实上，传播结构并非一种能够从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的实体，而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媒体结构并不能与传播结构划等号。而且，传播结构并非一种独立于传播行动者存在的“外在物”，而是通过人的实践生成的一种“状态”。因此，对传播结构的研究必须摆脱结构研究的实体化思维以及结构与功能的简单因果性思维。
二、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结构
新闻传播结构作为涉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等多元因子的一个复杂系统，在不同的角度考察有不同的面像。尤其是当前研究讨论媒介融合时，单纯从某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只有综合考察新闻传播结构的不同面像，及其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化概念。
那么，如何解决静态化传播结构观点对社会传播实践发展问题解释力的不足，以及微观层面新闻传播结构对整体传播态势难以把握的问题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吉登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力图解决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问题，建立一种综合化的社会理论。
吉登斯指出，在功能主义者（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研究者）的眼里，通常是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patterning）。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与这种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的“结构”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吉登斯给出的结构定义比较特别，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定义的直观性和可理解性，更加需要仔细地揣摩。他认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
一定的结构总是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把规则、资源和社会再生产统一于结构的概念之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结构做出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界定。王水雄认为，吉登斯的概念突破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也突破了功能主义对结构的无解释性陈述，把结构与人类行为者‘反复涉及到’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吉登斯的这种综合化尝试，为弥合表层实体性、功能性结构与深层规则性、关系性结构的断裂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结构化理论对新闻传播结构最大的启示价值在于，填补新闻传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裂缝。
参考吉登斯对结构所下的定义，笔者将新闻传播结构定义为：新闻传播系统再生产过程之中反复涉及到的新闻传播规则和资源。这其中的新闻传播规则包括新闻传播的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新闻传播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从这个结构定义出发，要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特征状态进行研究，还需要做进一步细化。吉登斯指出，“我们可以区分开社会系统在结构方面的三种维度：表意，支配与合法化。”吉登斯进一步将表意结构分为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种制度秩序，将支配结构分为涉及权威化资源的政治制度秩序和配置性资源的经济制度秩序，将合法化结构与法律制度秩序联系起来。
借鉴吉登斯对结构的划分，可将新闻传播结构划分为表意结构、支配结构和调控结构三重面像。对照新闻传播结构的定义可见，表意结构和调控结构两个方面是从新闻传播规则衍生而来，表意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涉及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新闻符号编码一解码、新闻符码变迁、新闻框架、新闻语言规则等方面的问题，调控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各种显性的政策制度调控和隐性的规范约束，涉及新闻传播制度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媒体默会知识、意识形态约束等方面的问题；支配结构从新闻传播资源衍生而来，支配结构依赖于对新闻传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调集，媒体新闻资源、媒体资本、媒体话语权力、政府传播权力资源等方面的运用问题。
吉登斯特别强调，“表意的各种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把握表意结构的时候，始终应该注意结合支配和合法化维度。”因此，在分析研究新闻传播结构的三个面像时，是无法完全割裂进行研究的，要始终牢记新闻传播支配结构是表意结构及调控结构存在的条件，不能脱离资源谈规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三、新闻传播结构三重面像图示及含义
将新闻传播结构的上述定义和结构构成进行模型抽象，可以得出一个由三个面像组成的循环式新闻传播结构模型，其中每个面像又各由两个维度构成。可以用结构图和象限图表示如下：
如图1所示，每个结构面像之间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形成互为存在、互为倚靠的循环式三角形结构。当这个三角形结构达到均衡时，即各结构面像处于最佳结构状态（即各维度处于较为协调的状态）、面像与面像之间处于最佳结构状态，整个新闻传播结构达到最佳稳定状态，能够实现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通过三结构循环往复，形成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结构化解释，是吉登斯所言“反复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在新闻传播结构中的运用。
如果对各结构面像的各个维度进行定性界定，可根据不同维度状态的组合，将各面像划分为四个结构状态区域，用于对各结构面像的状态进行定性分析判断。
如图2所示，表意结构包括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个维度。符号秩序的可由编码程度高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编码是一种双向性活动，一方面提升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从而传达更为复杂的信息，另一种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传达更为简明直接的信息。所谓高度编码，是编码形式和达至效果的统一，并非单指提高语言符号复杂程度的编码活动，而是根据受众的认知，通过提高或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以达成最佳传播效果。话语型态以强势和弱势作为判别标准，凡是占据社会主流话语位置，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大的是强势话语型态，反之，则为弱势话语型态。在区域1，由于符号编码偏低，话语型态偏弱，表意结构处于自发状态；在区域2，由于符号编码较低，强势的话语型态没有与之匹配的符号形式，因此表意结构处于说教表意状态；在区域3，符号编码和话语型态均处于良好的配合状态，表意结构处于整合表意状态；在区域4，符号编码处于高度编码状态，但话语型态处于弱势，表意结构的符号形式优于话语内容，处于形式表意状态。
如图3所示，支配结构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维度。配置性资源可用丰富与匮乏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物质现象控制能力的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优化物质资源的配置方式，反之则无法使各种物质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权威性资源则可用权威的高低来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行动者（包括传受双方）的控制能力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有效支配行动者的意志和行动，反之则难以有效达成支配目标。在区域1，由于两种资源控制能力都处于较低状态，因此支配结构处于失序状态；在区域2，配置性资源较为匮乏，难以对整体结构提供有效的物质支撑，支配结构处于思想支配状态；在区域3，两种资源控制能力均为良好状态，支配结构处于综合支配状态；在区域4，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威性资源保障，仅靠物质资源的强化配置使用，支配结构处于物质支配状态。
如图4所示，调控结构包括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两个维度。显性调控主要包括制度与政策，是落到纸面、能够看见的调控，可以用完善和缺失来示意其状态，完善的显性调控机制能够有效规范新闻传播行为。隐性规约主要包括新闻传播行业默会知识要求、意识形态潜在约束，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无法明确看到，却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可以用高效和失灵表示其状态。在区域1，由于显性调控的相对缺失和隐性规约的失灵，调控结构处于失控状态；在区域2，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隐性规约，显性调控相对缺失，调控结构处于软调控状态；在区域3，由于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配合良好、软硬结合，调控结构处于合成调控状态；在区域4，以显性调控为主，隐性规约为辅，调控结构处于硬调控状态。
第9篇
【关键词】异形柱；框架结构；概述；设计；问题
一、前言
当前，我国建筑行业飞速发展，先进的工程技术应用其中，为建筑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民用建筑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舒适度。
二、异形柱框架结构概述
1、异形柱框架结构分析
目前，异形柱框架结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深受建筑业的喜爱，并在现代民用住宅设计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成为了很多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常用的布置形式。在早起的民用住宅设计中，大部分设计人员都比较喜欢应用矩形柱框架结构，这种结构形式略微单一，已经很难在满足于当前大众对住宅建筑的个性化需求。但是，自动异形框架柱结构出现之后，不仅使得住宅屋面平面布置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同时也为居民创造了更大的可利用面积，并为后续装饰工程施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相关技术人员在对这种建筑结构进行一系列技术测试之后得出结论，相比于传统矩形框架结构来说，无论是在抗争能力，还是稳定性方面，异形框架柱结构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应该值得大力推广与应用。
2、异形柱框架结构的应用前景
近些年来，我国建筑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建筑结构类型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丰富性，这就为建筑市场发展提供了很多充足的资源，使得建筑业逐渐向着现代化方向而发展。并且，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日益提升，对于住宅建筑设计方面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传统的住宅矩形框架结构已经无法在满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为了适应新时期建筑领域多元化发展需要，异性柱框架结构应运而生，这种新型建筑结构具备明显的经济节能性。由于异形柱框架结构自身具备了较强的受力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室内空间利用率，还可以通过与剪力墙结构混合应用，形成互补的关系，组成相对完整的综合建筑结构。目前，异形柱框架结构已经成为了建筑业未来主要的发展趋势。
三、异形柱的受力特点
1、相比于常规的建筑结构形式而言，异形柱框架的承重性能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也是深受建筑业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由于该类结构类型属于具有以异性特点，在受到双向压弯作用力下，其荷载力将会随着弯度变化而发生改变，但受压部分的几何形态并不会有所变动。所以，在实际的异形柱框架结构应用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对其结构进行合理设计，以免出现短柱的现象，最终影响住宅建筑的设计质量。
2、通常情况下，在对民用住宅立面刚度进行控制时，异形柱结构的受力分布较均匀。而在设计过程中，想要对短柱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设计人员必须充分做好前期勘察工作，具体从整个系统进行深入设计，使得设计标准变得他更加规范化，真正达到国家建筑工程相关的规定要求，从而充分保障民用住宅建筑整体的使用性能。
3、一般来说，在目前的异形柱设计的过程中，影响框架结构与短肢剪力墙破坏形态较多，对于这些因素进行控制与完善在目前的建筑工程项目中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和核心话题。在目前的异形柱设计工作中，造成异形柱出现变动与破坏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弯曲压力破坏、粘接破坏以及高压剪切破坏等等。这些破坏形态和破坏结构存在的主要因素是通过轴压比、设计剪力破坏模式以及柱体结构净高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四、异型柱框架结构设计中的有关问题
1、设计方法。异型柱和矩形柱的截面形式差异很大，不能简单把矩形柱的计算方法应用到异型柱中。这些程序均用数值积分法进行正截面配筋设计，准确性较高，经过大量工程校算，能有效地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考虑到上述两种规程作为地方标准，具有一定局限性。
2、构造设计。参照规范及实践经验来看，柱肢的厚度最小不少于160mm，一般常采用200mm比较合理。对于8层及以上框架其下面两层梁柱节点处的钢筋有时显得比较密集，因此不宜减薄。在梁跨度较大时，柱子往往显得截面不足，轴压比太大，钢筋过分密集。因此最好把一二层柱砼标号提高到C30左右，避免采用加大壁厚的方案。纵向受力钢筋选用时，数量宜少，直径宜大，一般只要不大于Ф25均应选较大的直径减少根数，而每边钢筋的数量宜用2根，多则做两排配置。底层每边钢筋的数量也可以用3根，但穿出楼面的柱筋每边单排配筋还是不要多于2根为宜，否则节点施工困难。
五、异形柱框架结构构造措施
1、异形柱轴压比的控制
现行规范中轴压比限值的实质是，希望通过限制轴压比使框架柱发生延性较好的大偏心受压破坏，从而保证框架柱有足够的变形能力。柱的轴压比直接影响着柱的破坏形态和变形能力，是混凝土柱设计时的主要控制因素。根据前文异形柱的受力特点，异形柱的脆性较矩形柱更加明显，导致异形柱的变形能力较矩形柱差，且异形柱多为短柱，使异形柱的延性普遍低于矩形柱，因而必须严格控制柱的轴压比，同时避免短柱的出现。另外，截面形式不同的柱在相同的水平侧移下，具有双向对称截面和双向对称配筋的十字形柱延性性能最好，T形截面次之，在实际工程中一般为角柱的L形柱，由于在地震作用下还承受了较大的剪力作用，同时伴随着因其截面的非对称性所产生的附加扭矩作用，延性性能最差。因此，截面形式不同的柱，轴压比限值也各不相同。
2、异形柱钢筋配置要求
异形柱纵筋配置形式有L形、T形、十字形及双排布置等形式。在同一截面内，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相同直径，直径范围14～25mm。由于梁和柱肢的宽度较小，因此，为了保证砼的施工质量，便于混凝土浇筑、振捣，施工图在根据计算结果进行配筋时必须注意钢筋的直径、根数，钢筋的间距和净距也应满足规范要求。当根据钢筋根数较多时，建议分两排设置纵向受力钢筋。此外，由于异形柱截面的复杂性，在内折角处应设置纵向构造钢筋。此外，在满足柱的最小配筋率的基础上，配筋率不宜过大，一般中柱和边柱宜控制在0.8%～1.0%。箍筋可以防止柱的剪切破坏，还能减小纵筋的无支撑长度，延缓纵筋失稳，并约束核心混凝土，提高混凝土的极限变形能力。所以地震区异形柱框架柱箍筋的配置，还必须符合抗震构造相关要求。此外，在相同的条件下，通过减小箍筋间距或增大箍筋直径可以提高柱截面的延性。
3、柱与基础的连接
由于异形柱截面的复杂性，截面形心比矩形柱难确定，如果将异形柱钢筋直接与基础连接，将给设计和施工带来不便。另一方面，由于地基情况变化万千，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同一幢建筑物基础埋深并不相同，这样在基础梁与基础顶面之间会形成长细比小于4的短柱，容易在水平力作用下产生应力集中。通常做法是将这段短柱做成矩形柱来代替短异形柱，矩形柱与底层异形柱相连并和基础连成整体。
六、结束语
异性框架结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建筑的设计要求，使其结构效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真正满足人们对民用住宅设计的要求，促进民用建筑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侯晓曦，L形钢骨混凝土异形柱受力性能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1.
[2]龙卫国.异形柱受力性能及结构设计有关问题探讨[J]四川建筑.2012，12（02）：32
第10篇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这一点对韦勒克文论也很有影响。韦勒克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详细讨论过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差异问题上，他认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上，他提出，“诗的语言将日常用语的语源加以捏合，加以紧缩，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从而逼使我们感知和注意它们。”（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1～12页，三联书店，1984。）可见，在述两个方面，韦勒克都非常强调文学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价值。它使用种种修辞手法来引发读者对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不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传达的内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谓“符号的自指性”。毫无疑问，这明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第11篇
亚洲是世界上竹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中国具有竹资源出口优势，但在藤资源方面，东盟是最重要的出口地区。国际竹藤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各国正逐渐减少竹藤原材料的出口数量，转而通过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扩大竹藤制品出口。
中国和东盟具有丰富的竹种资源和巨大的竹林面积。无论竹种还是竹林面积都占了全世界的绝大部分。中国和东盟可以称为“竹子之乡”或“竹类文明之地”。竹种约有4／5为丛生竹，而散生竹种仅占1／5。其中秆形高大通直，材质优良或笋味鲜美可食的竹种数量上100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相比东盟，中国的竹材出口更占绝对优势(图1)。中国在1991年之前的竹材净出口额还不到30万美元，1992年净出口跳跃式增长到2084万美元，1995年达到峰值3321万美元之后逐渐回落，但也维持在1900万美元左右。与此相比，东盟的竹材净出口一直不超过400万美元，最高年份为2002年，为379万美元。在个别年份，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8年，其净出口额甚至为负数(净进口12.7万美元)。主要原因是，东盟的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均为竹材净进口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虽为净出口国家，但出口数量不多。
原藤是仅次于木材和竹材的林产品，原藤中分布最为广泛、应用最广泛的属棕榈藤。棕榈藤是主要分布于东半球热带地区的主要藤资源，东盟国家是其密集分布区域。据估计，全球棕榈藤的分布大约为3500万hm2，而东盟国家的分布为2570万hm2，占全球分布的约80％。毫无疑问，东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藤材出口地区(图2)。其中，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两个藤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其天然藤林面积、人工藤林面积、资源总量以及产量位居世界前两位。其次是菲律宾、老挝。然而，为了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各国相继限制本国的原藤及半成品出口，其藤原材料出口额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96年东盟藤材出口达到最高值(约9087万美元)，从那之后，东盟的藤材出口一路下调，2000年为4909万美元，2005年4437万美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国内没有藤资源，但是，该国在2002年之前的原藤出口额一直居东盟国家首位，主要原因是该国贸易、运输发达，通过转口贸易的形式进行原藤出口。新加坡在1990年原藤出口额占东盟国家的71.99％，1995年为46.36％，2002年为37.12％。之后，印度尼西亚的原藤出口额超过新加坡，达到1360万美元。
相反，中国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藤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到1995年，中国进口额超过新加坡，成为最大的藤进口国。2005年中国进口额达到3637万美元，占整个东南亚地区的80％以上。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进口额则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中国在原藤供应方面存在着安全隐患。
二、东盟－中国竹藤产品贸易结构比较
竹藤产品可以划分为三类：食用竹笋、竹藤原材料和竹藤制品。食用竹笋主要包括鲜或冷藏的竹笋、盐水竹笋、笋干丝；竹藤原材料主要包括竹材、藤材和其他编织用植物；竹藤制品主要包括藤制的席子、席料及帘子，藤编成的缏条及类似产品，藤制篮筐及其他编织品，竹制的篮筐及其他编织品，藤、柳条、竹及类似材料制的坐具，藤、柳条、竹及类似材料制的家具。在这三类竹藤产品中，竹藤原材料的价格最低，竹藤制品的附加值最高，食用竹笋次之。
比较起来(表1和表2)，首先，中国竹藤产品的加工深度明显低于东盟，主要原因是竹藤制品净出口占中国竹藤净出口总额的比例相对东盟太低。这一比例在中国平均为50％左右，最高为(2004年)59.69％，不曾超过60％，在东盟，该比例平均为80％，最低为(1998年)68.89％，也大大超过中国的最高值。其次，食用竹笋的净出口比例在中国则远远高于东盟。该比例在中国平均约为44.5％，最高为(1998年)52.10％，最低(2004年)40.75％，在东盟，该比例平均只有11％左右，最高为19.78％，不到中国平均值的一半，最低为5.15％。最后，中国和东盟竹藤原材料净出口的比重都很低，中国比东盟更低。中国的竹藤原材料出口比重平均不超过1％，最高为(1995年)1.34％，最低为(1991年)0.07％，在东盟，竹藤原材料净出口比重平均超过了5％，最低为(2005年)2.60％，大于中国的最高值，最高为(1998年)11.33％。不过，东盟的这一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53％到2005年的2.60％，下降了一半多。
三、东盟－中国在世界竹藤产业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从整个产业总出口额来看，近年来，世界竹藤产品的出口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表3)。1990年世界竹藤产品出口总额29.56亿美元，2005年达到90.67亿美元，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率约8.21％。中国+东盟竹藤出口之和占世界竹藤出口总额的比例在36％～44％之间，1990年为12.24亿美元，2005年达到37.07亿美元。其中，中国竹藤产品出口额的增长速度相对更快，1990年，中国竹藤产品出口总额5.80亿美元，2005年为26.3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年均增长率约1O.22％，高于世界出口增长速度。中国竹藤出口的快速增长集中表现在两个时间阶段，一是1990～1995年，二是2003～2005年，其间的增长速度均在15％以上。中国竹藤出口总额占世界竹藤出口总额的比重，更是从1990年的19.62％上升到2005年的29.05％，稳居世界第一。相对来说，东盟竹藤出口的增长步伐缓慢，1990年东盟竹藤出口总额6.44亿美元，2005年10.73亿美元，增长不到2倍，年均增长率约5.13％，其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中国，而且低于世界平均值。与中国相反，东盟竹藤出口总额占世界竹藤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升反降，从1990年的21.78％下降到了2005年的11.8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东盟的竹藤出口额还超过中国，处于世界首位，但是从次年开始，东盟就被中国超越并甩到后面了。
四、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东盟和中国竹藤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到：第一，在竹藤资源禀赋方面，东盟在总体上稍占优势，主要原因是东盟集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棕榈藤资源，而中国在竹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东盟在限制原材料出口和促进竹藤制品深加工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则略显不足，且藤材供应的外部依赖性较大。第二，由于中国相比东盟竹林面积占比大，竹种多，食用竹笋出口比重较高。第三，尽管中国在竹藤产品出口总量和金额上远远超过东盟，但在出口附加值方面，中国明显不如东盟。东盟80％以上的竹藤出口集中在加工制成品，而中国的竹藤制成品出口比重不到60％。可见，中国迫切需要提升竹藤产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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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1.1建筑高宽比
建筑的高宽比是我们建筑结构设计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能够直接对建筑结构的抗倾覆能力、承载能力、整体刚度以及稳定性产生影响，可以说我们在该项设计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我们的实际工程经验。在我国现行的建筑设计规范中，都对建筑的高宽比以及高度等参数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且给出了最大的高宽比以及高度限制。而在我们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对于高宽比、高度等情况超出现行规范的建筑则应当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另外，建筑所具有的使用高度除了同抗震设防烈度以及结构体系类型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之外，还同场地结构以及类别的规则情况等具有影响。对此，当建筑的高宽比超过限制时，就需要设计人员能够根据建筑结构对其进行细致、全面的受力状态分析，并在对荷载取值、安全指标以及材料性能等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建筑结构设计方案。
1.2受力性能
在我们对建筑进行设计的开始阶段，设计人员最需要考虑的就是此建筑物所具有的空间组成特点，而并不是对建筑的结构情况进行确定。对于建筑来说，其在空间以及地面形式上的水平、竖向稳定情况对于整个建筑物具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通常而言，建筑都是由规模较大、较重的构件所组成的，对此，建筑所具有的结构就应当能够将其自身所具有的重量同地面进行良好的传递。而我们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能够对建筑向下作用力同地基承载力间的关系进行理顺，并使我们在建筑方案确定时能够做好建筑承重柱以及承重墙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布的确定工作。
1.3箱、筏基础底板的挑板
从建筑的结构方面来看，如果跨底板钢筋在设置时不会由于出现跨钢筋的情况而使整个底板的通长筋得到加大，就能够获得较为节约的设计效果。而在出挑板之后，则能够使地基所具有的附加应力得到降低，并且当建筑基础形式在人工地基以及天然地基坎上时，以加挑板的方式就能够对天然地基进行应用。同时，其还能够降低整体沉降，当荷载偏心时，在特定部位设挑板，还可调整沉降差和整体倾斜。当然，对于此项问题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当建筑地下室层数较多、且窗井横隔墙较为密集时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灵活的方式对其进行考虑。另外，当地下水位较高时，出基础挑板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对抗浮问题进行解决。
1.4承重柱截面大小
在对抗震设防区进行设计时，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往往会贪图受力设计的方便性而没有将柱的截面高度设计到足够的高度、将梁简化成铰支梁、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对于这种设计方式来说，虽然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我们的结构受力分析任务，但是却会对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隐患。另一方面，对于高层建筑底部柱来说，为了能够使其满足轴压比限制的需求，我们往往会将柱子的截面取一个较大的值。但是，由于建筑高度的影响，就很可能会使框架柱成为短柱。对此，选择较大的柱截面还是较小的柱截面则成为了我们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问题。另外，在建筑底层框架方面，梁所具有的抗弯刚度也会大于柱的抗弯刚度，且梁板对于柱子所具有的约束能力也相对较小。对此，就需要我们在实际设计时能够严格地遵循强剪弱弯、强柱弱梁的原则，并在建筑的同一楼层中尽量保证不同柱子所具有的同等刚度，避免出现过大的截面差异。
1.5梁结构设计
在梁结构设计环节中，经常会有主次梁交叉的情况，而设计人员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会在对主梁配筋图进行绘制时将次梁、板在主梁的位置以涂黑的方式对其进行表示，而在对次梁配筋图进行绘制时，也会将板以及主梁以涂黑的方式进行表示。但是对于这种方式来说，就很可能使建筑的建设人员在对屋盖、现浇楼进行施工时对次梁、主梁以及板的相互位置存在较大的困惑，不是出现主次梁板设计截面同实际截面不相符的情况，就是板的厚度超出了设计范围。同时，如果我们将第一排设为板负筋、第二排为主梁负筋、第三排为次梁负筋，就会使建筑所具有的保护层成为一种：板的保护层高度＋板负筋直径＋主梁箍筋直径+主梁负筋直径的情况。对于该种排法来说，如果主梁、板的负筋直径越大、排数越多，就会使次梁保护层的厚度越厚，并导致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当次梁负筋穿过主梁负筋下面后，再向上翻至板负筋下面，进而使次梁有效高度得到一定的减小，很可能出现裂缝问题。对此，就需要我们在对该环节进行设计时能够适当地降低梁顶标高，从而以这种方式保证次梁任意截面都能够保持有效、合理的高度。
1.6楼板配筋问题
1.6.1在对建筑的现浇混凝土楼板进行计算时，通常会分为单向以及双向两种情况。由于其四边较为固定，我们一般会利用计算机或者图表的方式对其进行计算，但是由于图表类型较为多样，就会使我们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另外，仅仅由梁对板进行约束也很难帮助我们得到固定的效果，尤其是边梁对板的约束、梁的转动卸荷以及荷载的不均匀情况等等都会出现内力重分布的情况，并使得板跨出现安全度降低以及内力增大的问题。
1.6.2在建筑卫生间等洞口数量较多的情况下，也存在没有对洞口削弱的影响进行充分考虑的情况。而在多层砌体的建筑结构设计中，往往会因为卫生间辖板较小的特点而使建筑需要以双层拉通的方式进行配筋。而在需要放置浴盆、浴缸的卫生间，则应当适当地增大荷载值。
1.6.3在支座上层钢筋方面，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操作人员践踏、混凝土倾压等情况，就很可能使钢筋出现下沉的问题，并使支座内力得到了降低。对此，就需要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监控，避免出现该类情况。
2结束语
第13篇
1 国内现状
在我国，框架结构在设计的过程中，基本采用的纯框架的设计理论。填充墙做为非结构构件，结构计算时只是在进行荷载计算时将填充墙的自重附加在计算模型上，没有考虑到填充墙与框架本身的拉结关系的影响。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4]（以下简称《高规》）中4.3.17条明文规定：当非承重墙体为砌体墙时，框架结构的计算自震周期可取0.6～0.7的折减系数。这是因为大量的科学实测数据表明：实际工程当中，建筑自身的自振周期小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周期。特别是墙体采用实心砖填充墙的框架结构，因为实心砖填充墙的刚度大于框架的刚度，其影响更为显著。大量数据表明，实测周期约为计算周期的50%～60%。
在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为了填充墙的稳定、施工方便，通常会采取填充墙与框架柱、梁周边拉结的做法，或者通过拉结钢筋来加强框架和填充墙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施工方法有利于填充墙整体的稳定和防止裂缝的生成，并且对于隔音、防水、保温、隔热也是有利的。这一做法也直接导致了框架填充墙结构体在水平或竖向动力作用下，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作用。
但是，就算按照目前采用的地震三水准的设防目标，“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计原则，只能做到对于建筑的结构构件不发生破坏或者倒塌，建筑当中存在的大量的非结构构件还是存在被破坏的可能。从以往的震害当中可以看到，非结构构件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并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对非结构构件譬如填充墙等的对抗震的影响被忽略，缺乏对其受力性能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
实验表明：填充墙与结构框架的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显的改变了建筑主体结构的内力分布情况。目前设计的现况是将本身的填充墙框架结构考虑成空的框架结构，并不能反映主体结构的真实的内力分布，同时抗震设计规范中所给出的柱端弯矩增大系数虽然考虑了节点两侧柱端弯矩之和的放大，但不能反映填充墙的影响，柱端和梁端弯矩比很可能超过柱端弯矩增大系数及附加轴力的情况，导致了计算过程中对柱的实际内力估计不足，造成结构设计上的偏差。
2 框架填充墙的抗震受力分析
根据大量震害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如果没有考虑到结构因为填充墙而引起的整体刚度变化，会造成不必要的震害。一般我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填充墙的受力：（1）框架填充墙在进行线弹性受力分析时，一般采用的底部剪力法进行分析。（2）由于竖向荷载对于结构的侧翼影响很小，所以一般不必考虑。（3）在水平力作用下的框架结构，其侧移包括截面弯矩引起的侧翼、弯曲型变形和截面剪力引起的侧移、剪切行变形。
3 钢筋混凝土框架填充墙的破坏模式
影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填充墙破坏的因素有很多，譬如填充墙的宽高比、框架和填充墙的刚度比、强度、选用的材料等，都可能导致墙体破坏的结果不同。一般情况出现的填充墙的破坏有以下几种模式：
（1）弯曲破坏模式。当结构开始受力时，因为整体结构受到的侧向荷载还比较小，填充墙及框架主体处于未分离的状态，因此弯曲单元使一个整体的形式，由于墙体本身属于脆性材料，所以抗拉强度较低，因此在填充墙在受力过程中的受拉端出现了水平裂缝。这种破坏模式一般发生在细高框架结构当中。
（2）剪切破坏模式。在结构的侧向荷载作用下，因为墙体的组成材料之一砂浆抗剪强度较低，所以受力过程中块体间接触面就会出现粘接滑移现象，导致墙体沿灰缝形成锯齿形的裂缝。当填充墙高宽比较大时，锯齿形裂缝由于受到墙体高宽比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发展，于是就沿着墙体的水平灰缝向另一个受压端继续发展。
（3）对角破坏模式。填充墙中部处于拉压应力状态，当主拉应力较大时，在填充墙中部一定区域内出现裂缝并向受压端发展，形成填充墙斜压杆传力机制，导致形成对角破坏。 （4）局压破坏模式。填充墙受压端处于双向压应力状态，提高了填充墙的抗压强度，但是高应力值使得受压端发生局部压碎破坏，形成局压破坏。
4 填充墙对框架结构的影响
（1）大幅度的提高了框架机构的抗侧刚度，显著减小了框架结构的自震周期。以某选矿厂主洗车间的实心粘土砖填充墙的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例，对建筑的自振周期进行了计算和实测。得到的结果是按照结构为纯框架的计算方法得到第一自振周期为0.671s；按现行的规范考虑填充墙的影响计入折减系数，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为0.5s；工程建成以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建筑进程测量，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为0.41s。
由此可见，填充墙对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自振周期的影响时非常大的。
（2）当框架结构不考虑填充墙作用时，填充墙的存在增大了结构的抗侧刚度，减少了结构整体在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反应，提高了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
（3）填充墙是地震作用时耗散结构非弹性能量的主要构件，能够减少作用在框架主体结构的地震作用，在抗震中充分发挥着抗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能够延缓主体结构在地震中的破坏。
（4）考虑填充墙的作用能非常明显的改变主体结构的内力分布，并增大了柱端分担的弯矩，会导致柱端和梁端弯矩比超过规范的规定，出现了地震作用下柱破坏先于梁破坏的现象。并且部分填充墙承担的侧向力由柱直接向下传递，使柱的轴向压力增大，进一步加剧了柱的破坏。如图1所示。
图1 柱头的剪切破坏
（5）框架结构如果使用砌体填充墙，当墙体的布置不当时，常能造成结构的竖向刚度变化过大，或形成短柱，或形成较大的刚度偏心。由于填充墙的布置由建筑专业完成，结构图纸上不予表示，所以容易被忽略而造成震害。所以《高规》[4]6.1.3明文规定：抗震设计时，框架结构如采用砌体填充墙，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避免形成上、下刚度变化过大。②避免形成短柱。③减少因抗侧刚度偏心造成的结构扭转。
5 填充墙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在墙体施工中增加构造柱；当墙体高度超过一定范围时，增加圈梁或小梁；圈梁和构造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墙体的延性，增强了墙体本身的抗震性能，可以成为结构的第二道抗震防线。通过对前几次震害的调查研究，圈梁和构造柱在地震中的有利作用非常明显；
（2）当墙于不同的位置时，设计时应按区域划分设计；如果墙只是考虑起到隔墙的作用，那么在设计中可以倾向于考虑滑移变位的材料。当墙体作为耗能构件时，则重点应考虑起在能耗机制方向的设计。当墙体可以与结构构件共同起到抗侧刚度的时候，应仿照剪力墙对其进行设计。
（3）做好墙体与周围构件的连接处理，尽可能使用柔性连接；刚性连接是目前工程中采用最多的连接方式，但是其不利的地方在于抗震时填充墙参与受力，对结构的影响较大。
6 结语
第14篇
1.1摹仿论的内涵
关于摹仿论﹙Mimesis﹚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是文学批评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一个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文学批评史是对这些论述的重复，只不过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而已”［1］。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本身是对形式﹙Form﹚的摹仿，所以艺术是对复制品的再复制，摹仿并不能让我们理性地或更好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不仅仅是摹仿者，还是一个运用理性的创造者。摹仿不是让艺术品像镜子一样再现自然世界，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语言或颜料﹚来完善自然世界。因此，摹仿是一门技艺，一种知识，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标，人类只有通过摹仿才能认识世界。当代学者马修•波托斯基﹙MatthewPotolsky﹚在《摹仿论》一书中认为文学领域有3种摹仿：修辞性的摹仿﹙RhetoricalImitation﹚、戏剧﹙Theatre﹚和现实主义﹙Realism﹚。贝尔西的批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通过语言和图像，人类能够准确完美地再现外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与现实主义联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是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则诞生了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要以现实为基础，描写生活、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是对现实的典型表现。为此，现实主义注重在细节描写上准确地和外部现实相一致，逼真﹙verisimil-itude﹚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是复杂多样的，它也融合了其他非现实主义体裁，比如传奇和浪漫剧。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一个真花园，里面有虚构的蟾蜍。”［2］但是，不管有多复杂，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遵循一个隐含的前提：小说摹仿现实。这种观点认为现实预先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现实主义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共识上：现实存在于语言网络之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实体﹙historicalmateriality﹚，我们对这个实体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拓展和交流这种认识”［3］。
1.2贝尔西对摹仿论的批评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摹仿论是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也无从“摹仿”。贝尔西没有这么极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没有﹙通常而言﹚怀疑世界的存在，他﹙她﹚们的焦虑是，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很肯定地宣称自己已经了解了。”［4］71也就是说，问题不是“什么存在”，而是“什么可以说存在”。贝尔西不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认为，若没有语言，存在亦无法被理解。没有语言，世界只是一块没有固定意义的疆域。它“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语言将它划分成各个实体，这些实体在人的感知中似乎也成为自然的、各不相同的了”［5］57。也就是说，语言区分或者说划分﹙differentiate﹚了连续统一体，区分﹙differentiation﹚的结果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或者现实。在贝尔西看来，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只来源于语言，因此没有超越语言的世界。小说摹仿现实﹙世界﹚，等于小说摹仿通过语言建构起的现实﹙世界﹚，就等于小说摹仿了语言。由于小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所以这种观点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是没有意义的。贝尔西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能指﹚并不是一个外在事物的系统命名法﹙nomenclature﹚或标签，语言符号没有临摹或反映外部世界，它甚至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否定区分性﹙negativedifferentia-tion﹚对感知进行区分，并由此产生意义。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同一性时举了街道的例子：“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还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6］也就是说，此街道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和另一街道名称的关系———否定的、相互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构成此街道的物质材料。因此意义和物质世界无关，而是来源于语言系统本身。
1.3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源头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是索绪尔的思想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采纳的故事，尤其是被二战后的法国人”［4］10。同时，她认为后结构主义并非一个思想运动，也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后结构主义被用于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是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4］5从这个角度讲，它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论，然后才是文学和文化批评。索绪尔认为符号由所指和能指组成，所指和能指都是非物质的心理现象，能指是指音响形象﹙soundpattern﹚，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语言则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对索绪尔而言，语言符号是完全非物质性的———尽管他不喜欢用‘抽象’来形容它”［7］。索绪尔认为书写是独立的、次要的和附属的符号系统，和书写相对应的是音响，而不是概念。因此，书写和言语﹙音响﹚的关系就如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德里达的话说，书写是“符号的符号”﹙asignofasign﹚［8］。后结构主义和贝尔西都拓展了能指的范围，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能指。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说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5］54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进一步说道：“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能指，声音，单词，短语或者相对应的图像；其二是所指，即符号的意义。”［4］11贝尔西其实是延伸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由此，贝尔西认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systems﹚，除了单词和图像，还包括象征物。相应的，“意义并非只来源于单词，图像、地图、交通信号灯和手势都有意义不管这些指示物是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或物质的，这些指示物都在表达意义，而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义”［9］44。肯定能指的物质化是贝尔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志着她的思想属于后结构主义。同时，肯定能指的物质化也为贝尔西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打下基础。
2颠覆表现论———语言和主体
2.1表现论的内涵
如果作品的意义不是来源于现实，那么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在作者那里吗？表现论﹙Expres-sivetheory﹚就持此观点。表现论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可靠来源。表现论的兴趣聚焦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从作者到作品。为了了解作品，它常常去了解作者的家庭情况、性取向、婚姻、工作、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阶层等。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批评《英国诗人的个人生活》﹙TheLivesoftheEnglishPoets﹚是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除了传记批评，表现论还包括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表现论的出现和“作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灵感来源于缪斯，疯狂的诗人只是诗歌的吟诵者﹙rhapsodist﹚，这种观点当然和古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关系，这时的作者﹙诗人﹚没有原创性。中世纪的作者主要是指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他们扮演了好几种角色：誊写者﹙scriptor﹚、编辑者﹙com-pilator﹚、评论者﹙commentator﹚和写作者﹙auctor﹚。他们总算获得一些威信，但是这种威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上帝，而非作者本人。因此，中世纪的作者虽然受到尊敬，但也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和15世纪末出现的活字印刷有关系。虽然一些作家认为印刷术玷污了手稿书写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满足了图书市场发展的需求，给作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导致版权的出现，英国在1710年第一次通过版权保护法，即所谓的安妮法﹙StatuteofAnne﹚，完成了版权从印刷特权到作者权利的变革。版权的发明肯定了一种新思维：作者是书籍这种特殊商品的创作者，因此也是它的所有者。这种思维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声望，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在18世纪晚期终于形成。把“作者”推到巅峰地位的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亦受到洛克﹙Locke﹚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个人对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这决定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作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因此，我仍如往日，喜爱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喜爱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喜爱我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其中，有仅凭耳目察觉的，也有经过加工再造的。”［10］耳目的功能不仅是“察觉”，而且还能“加工再造”，这凸显出作者﹙诗人﹚的强大力量。“柯尔律治甚至认为‘什么是诗？’和‘什么是诗人？’几乎是相同的问题。”［11］在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18世纪英国的文学创作模式不再认为作品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对前人的模仿，而是强调作者就像一盏发出光芒的灯，是作品形成的唯一来源。“面对大自然举起的镜变得透明了，让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心灵。”［12］于是，作者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原创性的天才，甚至神灵。作者﹙author﹚变成权威﹙authority﹚，成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唯一仲裁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作者”这个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阅读和评价作品。
2.2贝尔西对表现论的批评
20世纪以来，不少文学理论试图表现论，比如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54年提出的“意图谬误”和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读者批评理论。但是，在贝尔西看来，二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她认为只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真正达到此目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批评了表现论：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既不能参照客观世界，也不能参照所指﹙概念﹚；意义是能指指向另外一个不同的能指时留下的痕迹﹙trace﹚，而不是来源于作者的意识；由于所指一直被延异，无法触及，所以文本本身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不是贝尔西关注的重点，1980年出版的《批评的实践》中就没有关于德里达的章节，和德里达相关的章节是在2002年的第2版中才被添加进去。贝尔西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主体”理论了表现论，“主体”﹙subject﹚是西方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往往会在某些观点上有极端的一面，但是在这些观点中，关于主体的论述是最令人愤概的﹙scandalous﹚。”［4］6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为了维持这种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话语、图像和概念，我们生活在这种表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世界。但是这种认识乃是一种误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误识了这个意识形态中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里想要这么做。意识形态通过询唤﹙hailorinterpellate﹚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法语原文“interpeller”有两个意思：第一，召唤，大声叫某人；第二，询问，质询。意识形态既引诱我们又强迫我们。意识形态以主体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阿尔都塞认为“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13］。而只有意识形态才具有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甘愿选择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主体地位，成为主体﹙sub-ject﹚。“subject”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第一，自我，主体，主观；第二，臣民，臣服者。主体误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实主体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是一个臣服者。贝尔西认为作者就是主体，作者貌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则不是。贝尔西也认同拉康的思想，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个体只有在“象征界”﹙广义的语言﹚中采用了主置———即认为自己是万物之源、是自主的，这个主体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来源于主体，主体由语言组成，因此，意义来源于语言，而不是主体的意识。由此，贝尔西认为作为主体的作者既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作品本身意义的来源，表现论因此是错的。
2.3贝尔西的“主体”批评观
拉康认为个体一进入象征界﹙语言﹚形成主体，主体就必然是分裂的。贝尔西接受了此观点，她说道：“个体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的分裂。在‘镜像阶段’，婴儿把自身认作别的东西，一个映象，外在于她这个感知的自我，由此造成被感知的我和正在感知的我的必然分裂。进入语言后，又必然出现强化第一种分裂的第二种分裂，即话语中的我、叙述主体与讲话者的我、表述主体之间的分离。这样就有了意识自我（即在话语中出现的自我）和说话者自我（只有部分地在那里表现）之间的矛盾。”［5］85“分裂的主体”这个思想给贝尔西的文学批评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贝尔西偏爱富有分裂的主体的文学。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中有很多分裂的主体，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统一的主体这种观念心存疑虑，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就成了贝尔西早期研究的重点。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波兹沃斯战役前夜从一个预言他死亡的噩梦中醒来时说的话：“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5］111112贝尔西认为这段独白中的句法将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客体，其中的肯定﹙“我就是我”﹚和矛盾﹙“没有———有”，“我在乱说了；我不是”﹚都表明作为意义和行为来源的主体是分裂的。她的这种思想在1985年出版的《悲剧的主体：文艺复兴戏剧中的同一和差异》一书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述。第二，贝尔西提出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贝尔西认为读者也是主体，但是她认为读者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轻易地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作品内容的蒙蔽。拉康认为主体在被建构的同时，无意识也被建构并存在于主体分裂时形成的缝隙中。无意识是一种破坏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力量，这使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积极的读者”这个概念强调了“具体的个体和构成他们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5］5。
3阅读的策略：无意识和积极的读者
3.1现实主义的“询唤”
在贝尔西看来，读者在阅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却把读者询唤为主体，排除了让读者直接面对文本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一书中以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批评了它的询唤功能，这种询唤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小说中的人物询唤读者，使之产生共鸣。比如阅读完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后，读者会觉得自己像科波菲尔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控制者。第二，小说中的叙述者询唤读者。比如在《简•爱》中，叙述者就用“你”直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主体，读者通过主体的视角消解小说中叙事的矛盾，叙事于是显得合情合理。在贝尔西看来，这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5］89，也就是说，除了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也是主体。主体性是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古典现实主义完成了意识形态交付的任务，“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作为意义、知识和行动来源的始终如一的主体世界，而且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作为理解和与理解一致的行动的来源的主置”［5］88。
3.2贝尔西的阅读策略
虽然贝尔西强烈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但是她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误导的，所以它就是坏的。贝尔西认为读者自己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样即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也能产生不同的读法。贝尔西认为积极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上，就如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病人﹙精神分析对象﹚的谈话﹙utterances﹚时并没有轻信谈话的主题内容一样。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谈话的主题内容是精神分析对象无意识里设计好了来误导精神分析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对象自己，以便逃避无意识里待解决的问题，拉康认为这些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准满足的欲望。贝尔西认为文学阅读和精神分析一样，积极的读者要去寻找文本中存在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的不完全性，它明显显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尤其是它的矛盾性”［5］137。这些东西无意间暴露出文本未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担忧，即使是古典现实主义，它在企图生产一个连贯的虚构世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因此，即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积极的读者也能读出有意义的内容。贝尔西认为这种阅读法的典型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古典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萨拉西纳》﹙Sarrasine﹚的阅读。
4结语
第15篇
关键词：建筑结构施工图；安全经济；审查；漏查
1基础设计方面的易漏查问题
1.1稳定性验算问题：建造在斜坡上或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未验算其地基稳定性。当地下水埋藏较浅，建筑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未进行抗浮验算。
1.2负摩阻力：地面堆载、大面积填土未根据具体工程情况考虑桩侧负摩阻力对基桩承载力的影响。
1.3承台计算：应根据实际桩反力进行计算，有的工程桩反力统一取单桩承载力设计值进行计算不安全，在偏心荷载作用下桩反力可能大于该值（最大允许反力为单桩承载力设计值的1.2倍）。
1.4两桩承台抗扭设计问题：两桩承台上面承受可能产生扭矩的荷载，如布置L形墙肢，至少应在构造上考虑扭转影响（即按梁式配置箍筋）。
1.5软弱下卧层计算问题：天然地基扩展基础持力层或桩基持力层下面存在软弱下卧层，有的工程既不进行沉降验算，又不作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验算。
2地下室设计易漏查问题
2.1地下室外墙配筋计算：有的工程外墙配筋计算中，凡外墙带扶壁柱（或者主体结构框架柱）的，不区别扶壁柱尺寸大小，一律按双向板计算配筋，而扶壁柱按地下室结构整体电算分析结果配筋，又未按外墙双向板传递荷载验算扶壁柱配筋。按外墙与扶壁柱变形协调的原理，其外墙竖向受力筋配筋不足、扶壁柱配筋偏少、外墙的水平分布筋有富余量。
2.2地下室外墙保护层厚度：设计说明中保护层厚度取50mm，配筋和裂缝宽度计算时取值与说明不符。
2.3地下室外墙抗裂性验算：有的工程漏掉抗裂性验算。外墙的厚度目前做得比较薄，外墙钢筋保护层比较厚，其裂缝宽度控制在0.2mm之内，往往配筋量由裂缝宽度验算控制。
2.4人防计算的问题：人防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时未考虑混凝土强度设计值折减系数，人防墙柱计算时未考虑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折减系数，违反强条。
3上部结构设计易漏查问题
3.1超限问题：高层建筑应根据建设部相关文件规定审查是否属于超限建筑工程，尤其文中的特别不规则超限经常被忽视，计算结果某些参数超限虽然不违反强条，但属于超限工程，超限建筑工程应进行抗震专项审查，并附超限高层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核准通知书》及编号。
3.2基本风压值的取值：基本风压值对于山区的建筑物，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考虑地形条件的修正；对于对风荷载比较敏感的高层建筑，承载力设计时应按基本风压的1.1倍取用。
3.3竖向不规则问题：施工图审查中常见框架结构底层层高很大，二层层高较小的情况，且底层作为车库或者架空花园使用，隔墙很少或者无任何隔墙，侧向刚度突变（高层建筑中还常见设备层层高较小，相邻下一层层高较大的情况），对抗震极为不利，应采取加强措施处理，计算时应强制按薄弱层处理。
3.4半地下室设计的问题：建在山坡上的建筑，经常设置一侧开口的半地下室，土层侧压力直接作用在主体结构上，当建筑物层数不多时，存在抗倾覆和抗滑移的问题，应进行验算。尚应考虑土压力对主体结构计算的影响。
3.5嵌固层错层问题：高层建筑地下室顶板与裙楼高差较大时，作为嵌固端的地下室板面标高变化处不应形成错层（高差变化超过梁高范围），超过时应采取措施处理（如梁加腋、以斜板连接以增强高差处传递水平剪力的能力）。
3.6大跨度空旷结构的扭转问题：如体育馆、影剧院、礼堂等，当与附属用房连在一起未设缝断开，且刚度较大的附属用房在一侧布置时，扭转严重，对抗震十分不利，应加大大跨度结构的抗侧刚度（在框架中加设斜撑等措施），或在两者间设缝断开，减小扭转影响。
3.7托柱转换梁：经常发现托柱转换梁的设计方案，转换梁作为上一层柱的传力转换构件参与抗侧力作用，不管该梁是否与下一层柱相连，均应按框架梁要求设计，转换位置柱底应在两个方向布梁，否则转换梁在上一层柱底弯矩作用下扭转严重，极为不利。
3.8超配筋问题：对于一级框架结构，抗震规范和高规均规定应根据梁的实际配筋面积进行强柱弱梁验算，SATWE软件计算时可输入梁超配筋参数，梁实际配筋时应与此相符，即实配钢筋不应大于计算值与梁超配筋参数的乘积。
3.9连梁问题：剪力墙交叉位置、一端为剪力墙另一端为框架柱位置的梁，当跨高比不小于5时应按连梁设计，连梁与剪力墙正交位置计算时宜按铰接处理。
3.10顶层空旷房间：高规规定结构顶层取消部分墙、柱形成空旷房间时，应进行弹性动力时程分析计算并采取有效构造措施。
3.11框-剪结构的适用条件：框剪结构在规定水平力结构底层框架柱的地震倾覆力矩百分比应满足JGJ3-2010第8.1.3条的要求。
3.12短肢剪力墙问题：，新高规对短肢剪力墙相关问题进行了修正，不论短肢剪力墙多少都要满足第7.2.2条的要求，不再提高抗震等级。
3.13悬挑板问题：有的工程设置跨度较大的悬挑板，所在的边梁和内跨板设计时应考虑挑板传来的弯矩作用。
3.14大跨度板配筋问题：大跨度板支座负筋伸入相邻较小跨度板的长度，应根据弯跨包络图确定，常见的问题是：大小跨度板支座负筋长度均取本板跨的1/4，即大跨度板支座负筋伸入相邻较小跨度板的长度偏小不合理。
3.15箍筋不足问题：有多根次梁集中力作用的框架梁，经常出现梁端在箍筋加密区以外，支座与集中力间配筋不够。
3.16短柱问题：常见短柱体积配箍率不足1.2%。常见由于通长窗台填充墙约束形成净高不大于柱截面高度的4倍的框架柱，箍筋加密区范围未取全高。
4结构整体电算分析易漏查问题
4.1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强制性条文），楼层的最大位移与该楼层两端位移平均值的比值为1.3 ～1.5时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
4.2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15度时，未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也是常见的问题。
4.3弹性楼板假设不当。平面不规则的结构，未选用合适的计算软件进行结构计算。有的工程仅将某一板块假定为弹性楼板，或者仅在洞口四周部分范围内假定为弹性楼板，弹性楼板未在某一区段贯通，实际不起作用。
4.4对于框架结构，底层无填充墙的架空层计算时无法反映抗侧刚度较弱的实际情况，底层地震力宜放大。
4.5电算时某些框架柱按小墙段输入，导致剪力调整错误，抗震时框架柱底层弯矩未按要求放大，并且导致框架梁刚度按连梁折减引起配筋不足等错误。
4.6复杂平面的建筑通过设置防震缝分为多块后，各块未分开单独计算或者按多塔模型进行计算，造成各块间变形一致，计算结果错误。
4.7框架结构采用PKPM -SATWE软件计算时，柱较普遍按单偏压输入电算，按《高规》第6.2.4条规定，抗震设计时，框架角柱应按双偏压计算。对跨度与柱距都比较大的多层框架结构，除了角柱应按双偏压计算复核外，其边柱也建议按双偏压计算复核。
4.8竖向不规则的高层建筑结构，未按有关规定进行弹塑性变形验算，第3.7.4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