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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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循环论文

第1篇

人类在寻求高科技，高经济增长速率时，生态危机随之产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污染几乎波及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环境。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近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氯气、氮氧化合物等剧毒气体的含量也在显著增加。这除了直接危害人类和生物界的生命之外，还将造成影响世界性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因臭氧层减少而带来的紫外线过多、通过化学反应而形成的“酸雾”“酸雨”等等。目前世界上有20亿左右的人饮用受污染的水，每年有上千万吨的石油、几百万吨的垃圾、几万吨有毒金属被倒入海洋，部分海域已经成为“死海”。和谐的生态系统平衡也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面临崩溃。有资料显示，在人类大规模砍伐以前，世界上的森林和林地覆盖面积约60亿hm2，而到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木本植被总面积则只有45亿hm2。森林的破坏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土地沙漠化、物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导致物种的持续减少。地球上原有的500～1000万生物物种中，现在平均每天有一个物种消失。根据对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调查，如果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21世纪初将有12%的鸟类和15%的植物种类消失。目前全球每年约有600万hm2土地沦为沙漠，沙漠化土地已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5%，有2/3的国家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

2生态危机与生态伦理

生态危机的发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迫使人们不得不立即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并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于是科技与伦理2者互为前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合——生态伦理学。所谓生态伦理学，就是研究由人性决定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的人类行为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的实践哲学。生态伦理学认为，就是要承认人的利益，又要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但是满足人的利益常常要损坏或牺牲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如何作出选择?如何协调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呢?人们普遍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自然环境本身变迁造成的，而是人类滥用自然环境的结果，人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必须依靠高科技手段，调动人类所有的伦理智慧，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非耗竭性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如此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达至未来人类社会的和谐生态。生态伦理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益而对人类生态行为的限制，也不仅仅是为了尊重自然存在物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对人类生态行为的约束，而是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是人类达成心理健康的必要环节。

3循环经济的理论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它的根本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的生态经济，其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目标是追求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即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又叫做“3R”原则。它要求物质通过优化组合，不断把废物盘活变成资源的过程。循环经济要按照生态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确保生态平衡，以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优化的方式利用当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最后达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完全转变。这必然反映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寻求社会、生态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最佳方案。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明白自身活动对于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长远影响和后果，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

4小结

第2篇

现代农业主要表现为现代石油农业、现代生态农业等各种不同的模式，因为现代石油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巨量化学物质的投入来提升产量与经济收入的，因而也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极大消耗，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所有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随之，生态农业这一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全球范围内各国关于现代生态农业的名称有所不同，一些国家称之为有机农业，一些国家称之为生物农业或者无公害农业，还有一些国家称之为持续农业等，但是对于其内涵之理解却是一致的。生态农业事实上是应用生态学的原理以及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和传统农业技术加以结合，全面而合理地运用自然资源以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让农业能够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所以，它已经逐步成为如今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潮流之一。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之间具备了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循环经济理论认为这反映出人类积极寻求和自然界和谐共处之理念。循环经济运用于农业上即为生态农业，所以，生态农业也属于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农业之实质在于用环境友好方式来运用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容量，从而实现我国农业经济活动趋向于生态化，实现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相互统一。有鉴于此，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之间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两者均要求在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和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发展的新机制，以达到节约资源与重复利用能源之目标。

2循环经济条件下生态农业的基本特点

（1）资源化

也就是要以污染排放的最小化为主要目标。应当针对产业链之输出端，即废弃物，以充分提升绿色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要运用对废弃物实施多次的回收、利用与资源闭合式循环，从而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而。资源化原则是一种输出端的方法，能够将废弃物再一次地转换成为资源，从而减少最终的处理量，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废品回收以及综合利用。为了和资源化的过程保持适应，消费者要提升购买再生产品之意识，从而促进循环经济之实现。

（2）再利用

也就是以废弃物利用的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一原则属于过程性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延长产品与服务时间，尽可能地多次或者以多种不同方式来使用物品，从而避免其太早成为垃圾。要致力于发展白色农业，也就是要开发与利用各种微生物资源，从而生产出各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无污染的饲料和其他能源。

（3）减量化

也就是要用资源投入的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这一原则所针对的主要是输入端，目的在于减少进入到生产与消费过程之中的物质与能源流量，对于废弃物之产生，主要是运用预防方式而非末端治理方式加以避免的，能够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对于各种不可再生资源之耗竭性开采与运用。对于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则应当实施总量控制，在农业上主要是运用好该原则，使用最为科学和灵活的方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3循环经济下发展生态农业的几点思路

（一）大力提升农民群众的农业循环经济意识

当前，循环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并非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引导规范。因为我国农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整体上较低，对于资源的利用和环保等公共意识显得极为淡薄，所以在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时可向其展示一部分典型示范项目，带领农民群众实地进行参观、考察，并对农民群众实施培训，从而让其更好地了解资源和环境对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于循环经济发展中经济效益之宣传，运用可预见的经济收益以激发出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做到自觉了解循环经济原理，积极参与农业循环经济进程，进而取得理想的经济成效。

（二）立足农业生态环保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1）要逐渐增加生态农业建设方面的投入

从而形成支持我国生态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体系。鉴于生态农业具备了人、财、物力的投入量相当大以及技术含量较高之特点，国际上通常采用投入和补贴等相关支持政策。我国的现代生态农业起步比较晚、层次相对较低、经济效益也比较差、经营较为分散，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也比较小，消费者的认知度相当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资金投入、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以及补贴等多个方面实施政策倾斜以及必要扶持，从而更好地拓宽农业投资途径，持续增加对大型农业生态工程以及农业资源保护区之投入。

（2）要建立健全生态农业建设激励体系

要更加积极地倡导与鼓励企业承包与租赁荒地、荒山和荒滩等，开展植树绿化与水土保持等农业领域的综合性开发，切实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的奖惩机制。

（3）要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切实有效地控制各类环境污染的出现。要积极引领农民群众依据当地生态资源环境之实际来发展好生态农业，控制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各类化学物质，不断加大有机肥、无毒性的生物肥料的施用力度，从而切实减少因为农业生产而产生的各类污染，并且积极整治水土流失。四是要强化农业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出标准化对于生态农业建设所具有的导向性作用。

（三）提升创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要妥善处理好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明确其职能，加强农村管理工作，做到管理和建设同行，这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应当建立健全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之引领机制，有效改进与优化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以及重新组合，对各地方政府以及农民群众的行为加以引导，对于环境友好的措施应当进行全力扶持与鼓励。应当建立起政府资金和金融资金之间的相互联动体系，切实形成社会资本引领机制，促进对新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之投资，并且致力于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健全完善环境和发展的综合决策办法，各地政府要设置农业生态发展专业机构来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并且组织与协调农业生态环境取得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要增加对生态农业技术开发加以支持之力度

不断提升生态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持续增加国家财政对于生态农业技术投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吸引社会各方资金用在生态农业科技建设与开发上，从而逐步形成和健全投资与收益相互挂钩的新机制，并且形成多元化生态农业科技投入机制，为我国生态农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相应的技术条件。

（2）要认真汲收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之精华

切实推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步伐。因为我国传统生态农业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间作套种、休耕轮作以及精耕细作等技术与经验，因而对于发展生态农业具备了非常好的继承与借鉴价值。然而，生态农业同样还需要高新农业技术之支持，如今，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工程技术、生物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遥感技术等均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态农业建设之中，从而实现了生态农业的高技术化以及信息化，因而值得我们认真进行学习与借鉴。

（3）要健全完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积极培育我国农村生态农业技术服务、咨询以及转让等各类中介机构，全面鼓励与引导建设各种生态农业协会，从而健全完善生态农业领域的科技推广网络，提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为生态农业科技实现成果转化奠定良好基础。

（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说

农村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之发展需要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切实保障。但是，目前阶段我国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尚不够健全完善，主要体现为不够系统和灵活，通常是照搬与照抄城市环保立法，在现实之中很难加以执行。相关农村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着大量空白，往往只能零星地散见于各类单项法规之中，缺少一部真正具备了统领性与可操作性的高位阶法律。因此，要想发展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态农业，迫切需要以整合当前较为分散的条文或者立法为基础，形成一部以广大农村地位为主要对象，在农村具备了极强可操作性的、系统性的农村领域循环经济法律。在此基础上，环境法当中也要明文规定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内容列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从而把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之发展状况真正视为判断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准，明确相关监督机构以及人员，保障生态农业在农村地区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进而有效减缓我国农村环境恶化之速度。

4结束语

第3篇

1.1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内涵分析“生态农业”(ecologicalagriculture)一词最初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英国农学家M,Worth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1981年，以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将国外生态农业研究的成果与中国国情结合，首次提出了“中国生态农业”的概念。“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EwertBouldi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杜邦公司提出了循环经济3R原则。国内在国外“循环经济”思想上提出了“循环农业（RecyclingAgricultural）”概念，该词语首次见于陈德敏等于2002年发表的文章。从我国“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生态学家叶谦吉（1988）、吴国凯等（1988）、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991）、著名生态学家孙鸿良（1993）等对“生态农业”概念进行了完善与优化；郭铁民等（2004）、宣亚南等(2005、熊瑶等(2005等对我国“循环农业”的概念进行各自优化定义。两者的概念与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及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随之得到扩充和发展，其相关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分析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代表性概念，结合我国目前农产品比较丰富，注重产品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将生态农业基本内涵概括为：生态良性循环、产品优质安全、三大效益协调、科技管理支撑、产业复合设计、系统优选调控，另外包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间接内涵。将循环农业基本内涵概括为：物质循环利用、环境和谐友好、产业网状依存、科技管理创新、三大效益同步、农业永续发展。通过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内涵分析发现，其共性是二者都兼顾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或途径，其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其次，二者都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的支撑；另外，二者都注重多产业复合的复合设计。主要区别在于：

（1）虽然二种农业模式都兼顾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但生态农业更加重视生态效益，而对经济效益比较弱化，而循环农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与环境改善的融合。

（2）生态农业追求的最终目标虽然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在满足人类社会持续对农产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具体措施，因此，生态农业更是可持续农业的基础。

（3）生态农业主要侧重于产品生产环节的环保、绿色，而循环农业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更重视生产环节、生产链和消费领域的物质循环利用，减少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消耗。

（4）生态农业注重产品的自然安全，而循环农业在注重经济效益下对产品的安全比较弱化。我国生态农业的提出与发展比循环农业早20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科技与社会的进步，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概念与内涵皆不断更新完善，至今，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两者在内涵上已呈现交叉重叠现象，两者都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除各有侧重点外，直接或间接目标一致。但对生态农业而言，其发展依赖于农村环境，而农村环境又与农村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随着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商品的丰富，在生产各环节及人们生活过程中，农业生产系统中非自然物质的输入不可避免，而这些物质按照生态学原理，依靠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转化很困难或历时很长，从而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稳定与良性发展，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因此，在农业物能循环中必然涉及到非自然性物质的人为循环利用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需要用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解决的。因此，为了减少概念的重复，取长补短，形成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建设要求的系统化现代农业概念，将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概念融合，称之为“循环型生态农业”。

1．2循环型生态农业的概念界定结合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现状与发展，我们认为：循环型生态农业是在系统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技术学理论指导下，把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实现“投入品－产出物－废弃物”的循环综合利用，达到资源低消耗与高利用、投入清洁、产品安全、废弃物低排放，从而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优美、公民身体健康的现代农业系统。循环型生态农业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高安全、美环境、美人文”，即两低两高两美目标。

2循环型生态农业的内涵

从循环型生态农业的概念出发，明确其内涵本质是应用设计与实践运行的基础。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良性循环。生态良好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按照生态学原理，将农业生态建设和绿色消费融合，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倡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污染等，生产过程用养结合，注重生物资源的自然回归利用，最大程度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自给，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农业废弃物的产生与非生态化处理，最大程度地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2）物质循环利用。按照循环经济3R(Reduce，Reuse，Recycle)原则，通过优化农产品生产至消费整个产业链的结构，实现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使用。综合设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最佳配合方案，尤其是要加强生产、加工、消费环节非自然生态系统废弃物回收利用，使物质与能量的得以顺畅循环流动，达到自然资源低消耗、生产过程低污染、物质高利用、废弃物低（零）排放，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时，减少废弃物污染，从而将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

（3）产品安全优质。将改善与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利用与健康的动植物生产紧密融合，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用洁净的生产方式（尽量采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绿色物质输入）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在现代管理体系下加工销售食品，倡导绿色消费，促进人们生活习惯的转变，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4）系统网状复合。在环境保护和产品安全的总旨下，用生态经济学原则和系统科学原理设计并不断优化人工农业生产系统，将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及其延伸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农产品消费领域等产业进行合理组配，建立高效循环的产业链。各产业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而互相衔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闭合的物质利用网络，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

（5）科技管理支撑。农业系统实现物能循环、环境友好、产业发展并举，在吸收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精华的同时，更需要生产、消费环节大量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支撑。需要现代微生物工程技术、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生物肥料技术、化工材料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生物育种技术、信息工程技术、废弃物的重利用和处理技术等的有效结合，同时需要完善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各环节标准，建立科学的社会规范体系。

第4篇

发展循环经济以建立循环型的社会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现方法和途径。在此，循环经济的理想思想与生态农业的属性和发展要求非常契合，因此，在生态农业中发展循环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1.1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生态农业

发展生态农业是现在所提倡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典例，生态农业的发展是农业循环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要更好的发展生态农业，要了解其本质。它就是把农业生产更加生态化，其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寻求农业的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又要进行资源环境的保护协调与同步，最终寻求到适应我国国情农业发展模式。

1.2循环经济的发展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循环经济是一种旨在实现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创新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核心就是运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思想，通过农业各技术创新和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方式，提高农业系统内部环节的多级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倡导清洁化的生产和节约型的消费理念，严格地控制外部系统有害物质的进入和农业废弃物等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有害物质对环境污染及生态的破坏，最终实现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以及农村的和谐有序。

1.3循环经济能够引领生态农业的发展

循环经济在生态农业的4R原则对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严重的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危及人类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停滞乃至下降，进而破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系统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重点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其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环，从而能够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这些原则的规定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

2舟山生态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分析

2.1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

舟山已初步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据统计，截至到2011年底，全市的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生猪饲养等数量在有序的基础上仍有上涨的幅度。舟山定海区和普陀区现已在农业方面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的生产模式，同时还推进“良种良法”和“良机良制”综合运用，更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据调研得知定海的瓜稻轮作区等一大批核心示范基地已经初具规模，更好地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舟山已开展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试点。全市各地采用以试点探索和模式创新为基础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方法。普陀区的展茅、岱山衢山、嵊泗本岛、定海岑港等地都已计划形成以“畜粪、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的如普陀区的林地鸡合作社已计划实施小型屠宰场污水沼气工程并进行开展“三沼”综合利用果园养鸡模式等。这些模式的推广都有利于舟山市的农业转型和升级。

2.2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劣势

2.2.1发展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农业有别于其他的农业，它的效益具有长期性，只有进行长期的实践才能有显著的效益，而且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前期和后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大多数的生态农业技术的初期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靠的是国家以及各级财政的扶持，加之目前一系列的制度并不完善，有关部门降低了对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这就导致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率比较低。农业推广的资金投入，是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维持和发展的保证。目前，生态农业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资金投入不足；另外就是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方式是依靠政府的全额拨款，而全额拨的款项中大部分被用作农业推广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从而造成推广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

2.2.2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才缺乏

生态农业是一种专门、专业的技术，它的基础学科是生态学，然后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同传统的农业结合起来。因此这就要求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但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不能很熟练的掌握应具有的先进的、专业的知识，同时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少，不能将先进的技术及时而准确的传达给农户，这样就限制了生态农业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发展。

2.2.3生态农业推广对象生态观念不强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推广的对象是农民。农民行为和观念的改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舟山市的农业发展污染还是比较严重，忽视了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业三废”向农村和农业的转移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农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现在这个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导致在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的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生态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障碍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城市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逐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少、儿人群。在这部分人群中存在着劳动力不足问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结构性劳动力不足问题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使生态农业推广工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进而影响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3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生态农业技术的资金投入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远期效益比较显著，这就需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发挥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使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要把发展生态农业当作一项民生项目工程来开展，加强政府的资金投入和项目扶持力度，发挥国家政策以及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调动农民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合推广模式，实现规模效益，建立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3.2提高生态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进展，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就要不断地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建立完善的生态农业推广人员及生态农民技术培训机制，对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推广人员的学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考核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和调动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完善和建立技术成果推广奖励机制，对在推广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工作人员给予重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3.3加大发展生态农业宣传的力度

要从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着手，要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宏伟目标，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教育宣传力度，积极地引导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树立起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和生态价值观念，成为建设生态农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建立起一批先进的示范企业、示范区、示范模式、示范项目等，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生态农业示范推广工作，营造一个农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普遍关注、政府积极倡导的良好氛围。

4总结

第5篇

1相关概念解析

1.1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其实就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简称，其主要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构成，达到物质反复循环流动利用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便是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其基本行为准则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而循环经济在我国诸多地区成功应用到了农业生态园中，出现了诸多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生态园。

1.2农业生态园

所谓农业生态园指的就是以生态园模式来实现对观光原来农业的生产以及布局，其主要是将农业活动、环境保护、自然风光、休闲娱乐、科技示范等多个方面进行有机的融合，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2案例分析

2.1研究概况简介

该市研究概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自然环境，该市地形南低北高，西南方向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四季鲜明，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约在753.2mm之间，一条河流由北向南穿过该市。由此可见，该是自然环境极为适合蔬菜等高效作物的种植。②交通优势情况，该市交通具有明显的优势，有三条国家一级公路贯穿全境，六条省级公路在该市交汇，同时在市中央建设了国际机场，该市在交通上的优势能为现代农业以及农业休闲观光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③蔬菜品种优良，该市在发展蔬菜种植，克服了自然条件以及生产障碍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改革创新培养出具有高产、抗倒等优势的品种。④该市已基本实现了农业发展机械化、信息化设施化。例如粮油作物的播种、收获以及管理等实现了全程机械化。⑤该市具备了较为先进的栽培技术，在该市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新型的栽培方法达到30多种。图1为该市区土里利用规划图。

2.2该市农业生态园的不足

2.2.1客源渠道较为单一

因为受到旅游产品创意欠缺、产品类型单一、文化性和体验性欠缺、形式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该市农业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强，很难在短期内提升游客量。除此之外，虽然该市农业生态园区采取了自然生态平衡的管理方式，但是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低，不具备相关的生态知识，其服务质量达不到相关的标准，管理上出现了混乱。

2.2.2前期规划设计存在较大漏洞

循环型农业生态园区的建设主要是对生态示范以及拓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建设。打开有机农场前期规划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循环型生态园区建设的内容，最终导致不能深入发掘生态园区的资源，园区功能分区模糊、产品结构单调、不合理的旅游线路等问题[1]。

3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区规划思路

3.1指导思想简析

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同时树立了建设高端循环农业生态园的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合理统一规划的发展原则。同时对农业生态园区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提升对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将废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合理程度内。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3.2规划设计中融入循环经济思想

上文中我们对循环经济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分析，在农业生态园区规划设计之中融入循环经济的思想，真正的实现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的目的。更进一步而言，在农业生态园区规划设计中融入循环经济思想是农业生态园区建设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要求之一，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当代农业生态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需求。3.3规划设计原则简析农业生态园区规划设计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①协调发展原则。②统一规划原则。③因地制宜原则。④产业化发展原则[2]。

4规划设计总体规划以及分区的规划

4.1总体规划

该市农业生态园区总体规划是分为八个区位，并以这八个区为整体规划的核心，同时建设了两栋规模较大的农业生态体验馆，如图2所示。

4.2分区规划

而在该市农业生态园区的分区规划设计中，其农业生态园区分成了八个区，其主题是特色农产品手工作坊区域、特色养殖示范区域、珍稀绿化苗木种植区域、特色水产养殖区域、特色休闲果品区域、农耕体验区域、植物区域。在此八个区域中，种植了种类多样植物蔬菜等等，例如在植物区便引进无土栽培技术，共种植了1万m2韩国无土植物，建设出规模浩大的无土栽培植物园。而在特色农产品手工作坊区域中，建立了农家乐一条街，在该区域设置了咸菜坊、磨坊、豆腐坊、油坊等，在这条街中出售的商品一般都是从该农业园区中生产的小麦花生黄豆等制作成的，其手法古老，味道纯正。还有在珍稀绿化苗木种植区域中，生产了大量中小苗植株，其主要采用了现代林业苗木繁殖培育技术，培育了大量珍稀苗木，珍稀苗木的培育不仅仅能够成为农业园区的绿色景观，同时也能够为农业生态园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而在农耕体验区域之中，在都市之中生活到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体验工艺活动、农业活动，从而实现对古老农耕文明的了解。尤其是对于接受现代文明的孩子而言，农耕区域的存在能够使他们了解相关的农业知识，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实践场所。综上而言，该市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区的规划和设计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将循环经济主导思想融入到农业生态园规划设计之中，实现了农业生态园多样化、持续化发展的目的，促使其真正成为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农业生态园。不仅仅带动了该市的经济发展，也成功的为该市树立了良好的发展形象。

5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总结

5.1实现协调发展

在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区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统一。从本质来讲，农业生态园区开发中的观光旅游经济收入仅仅是农业产业的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了生态的发展和提高了科技水平，这就要求管理者具有高水平、高素质。”因此，农业生态园的相关管理者在发展农业生态园区的过程中，必须具备长远的目光，不能过分的追求农业生态园区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的增长等等。而是在现有基础之上，不去刻意的改变农业生态园区的自然生态。同时必须和乡村的诸多特点进行一定的结合，将农业生产作为农业生态园区发展的基础，构建农业生态的特色，同时融入当地地域文化，以此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对环境管理方面必须要得到加强，实现文化、经济、自然环境这三者之间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

5.2完善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

循环经济在我国发展时间并不长，因此有关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有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对农业生态园区的建设加以引导。总体来说，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此才能真正的促使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3]。

6结语

综合全文来说，循环经济主导型农业生态园区的发展是新型经济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业生态园区的规划和设计必须将循环经济思想融入其中，才能真正的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农业生态园区。

作者:刘能星单位: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参考文献

[1]刘芳清，周克艳.长沙市有机农业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01）.

第6篇

首先,青海的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在选择特色上下工夫。青海地处偏远,区位条件差;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通信不畅;科学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偏低。这些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青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构成如果不突出青海特色,与外省趋同,那么肯定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产业发展的路子势必越走越窄。同时,青海地域辽阔,省内各地区之间差异性也很大。因此,青海以及省内外不同地区应当对产业发展进行区域调整和区域布局,突出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次,青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在发挥特色上出优势。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由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它具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仅山川藏珍、戈壁埋矿,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气候和在这一气候条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资源,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水电、盐湖资源,独特的畜牧草地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独树一帜的高原地貌景观,众山之巅、众水之源和颇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这些丰厚的特色资源为青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善于开发这些优势资源,就能够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据省情,青海特色经济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着力发展壮大盐化工业,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第二,重点发展中藏药业、绿色食品业、有机食品加工业和高原生态农牧业,逐步形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链。第三,发展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世界高原生态基地,全国盐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药生产基地,西部水电——高耗能工业基地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基地。第四,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经济推进现代服务业。在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规划、高起点、高水平地面向市场开发各类旅游资源。

2发展生态经济是青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生态,二者是相辅相成、水融、互为条件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经济要想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以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生态系统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续性的特点。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起着江河水文循环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态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的严重阻碍和最大的隐患。因此,在青海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保护和建设生态作为根本任务。

青海生态总的看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不断恶化的。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加快生态经济的发展,把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力度。草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草业的发展可以兴起一个大产业,推动产业化发展。种草本身(从种草到加工、储存、销售、繁育草籽)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拉动畜牧业。草既是经济作物,又是生态作物;既可以体现长远的生态效益,又可以当年转化养畜,实现眼前利益。搞得好,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农牧民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加大力度,不断扩大退还规模。这里关键是要搞好规划,把种草种树同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发展畜牧业。

二是大力发展高效农牧业、促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在退耕还草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高效农牧业上来。要围绕结构调整和特色农牧业经济大搞设施农牧业,在牧区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防灾抗灾基地,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利用温棚种植根茎类作物,大搞牛羊育肥、自繁自育,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改放牧为圈养。在农区把种草和种植经济林结合起来,进行牛羊育肥和西繁东育,支持发展农畜果菜加工业,鼓励发展新的高收益产业,开辟更多的收入增长渠道,对农畜产品龙头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带动广大的农牧民获得更高的市场效益,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积极推动农牧区能源结构调整。我省电力、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农村牧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用电用气取暖、做饭,替代传统的烧柴烧草习惯,把林草效益转化为养殖效益,这对保护生态,净化空气都有重大意义,应选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3发展循环经济是青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循环经济是人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去。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使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结合。青海经济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循环经济。

青海循环经济实践中,较成功的经济体有锡铁山铅锌矿循环经济共生企业群,其产业链主要由西部矿业公司锡铁山分公司铅锌矿及选矿厂、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的硫酸厂、中汇矿业铁金矿、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大柴旦硼矿、大柴旦地区的八家硼酸厂以及拟建的硼镁肥厂和余热综合电站组成。根据核心产品特点,该产业链中包含以锡铁山铅锌矿开采为核心的铅锌矿生产生态工业群落、以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硫酸产品为核心的硫酸生产生态工业群落和以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为核心的水泥生产生态工业群落。该企业群每年产生1000余万元的循环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青海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要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规划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导向,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环境;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机制;以矿产循环发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保护与开发并重,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废物回收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突出重点,加快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参考文献:

李战奎.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第7篇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历史建筑的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到历史建筑保护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层面。1999年,澳大利亚编制了《巴拉》,依据本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提出“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强调对于历史建筑的改造应该注入“相容”的功能。这一概念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2003年国际颁发的《有关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对产业遗产的概念、价值、保护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更新提供了评价依据和标准。

一、产业类建筑改造的实践发展

随着历史保护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产业遗存得到了更好更多的保护,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与更新也达到了全新的阶段。设计师们利用创新的设计手罚,赋予了历史建筑新的生命。产业类历史建筑不再是文明衰落的象征,而成为了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城市形象的多样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和北美产业类历史建筑遗产与地段保护工作比较成熟,有十多处工业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综合体改造模式。1965年,美国的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在旧金山的吉拉德里广场(GhirardelliSquare)将一个巧克力工厂改造成为一个集娱乐、居住、餐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购物广场。这是第一个产业建筑商业性再利用的成功案例,运用了建筑再循环理论。该项目在改造之初就本着对原有产业建筑充分尊重的原则,并镶嵌一些现代设计元素,使得人们在享受娱乐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建筑带来的历史底蕴。很快,吉拉德里广场作为商业性改造的成功典范,在美国开始被大规模地效仿,比如波士顿昆西市场(QuincyMarket)改造,将码头仓库区改建为商业综合体,又如着名的旧金山渔人码头,将军工厂改建为展览中心。这种改建模式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其它区域,比如澳洲的岩石区也是直接套用这种改造模式。

“阁楼”(LOFT)模式。这种模式最早是美国自发式地探讨产业类历史建筑改造与更新,苏荷(SOHO)区的改造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作为世界的艺术中心,许多艺术家租用了租金低廉的苏荷(SOHO)区的旧产业建筑,他们运用全新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将它们改造成适合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多功能空间。阁楼(LOFT)公寓充分利用旧产业建筑的大柱网大开间进行灵活多样的围合式分割布局,充分发挥产业建筑的高荷载承受能力。新肯考迪亚码头的改造是历史建筑改造为公寓楼的成功范例。综合区域模式改造。鲁尔工业区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是将旧产业园改建为景观园区非常成功的例子。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历时4年将一个废弃颓败的旧工厂改造成一个综合休闲公园。鲁尔工业区中还有许多将单体建筑、厂区群体建筑及设施以及区域等不同尺度层面的改造模式,例如将历史建筑改建为博物馆、展览馆的模式,还有将产业建筑中的大空间改造成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的模式、将很多建筑设施上设置餐饮空间模式等等。

二、产业类建筑改造的现实意义

1.生态价值的体现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物质原料约一半以上都用于建造各类建筑及辅助物,建筑业对环境污染比例达到三分之一,全球每年排出的温室气体中,有三分之一源于建筑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可见,要减少建筑从建造到使用、再到最终解体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最核心的是延长建筑的使用期限。城市废弃的产业类建筑物质价值大于其功能寿命,对其进行改造再利用不仅比新建建筑成本节省许多,还免除了大量的拆除成本,节约了资源和能源。

2.自身的适宜性

产业类历史建筑代表着某一时期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是城市产业历史文化的见证者。虽然他们自身功能寿命大多完结,但是其空间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其物质寿命和精神寿命仍在,这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空间结构适宜。产业厂区规模大,占地多,建筑单元之间又留有弹性空间,为整体规划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厂房、仓库等产业建筑多为大跨度、大开间,非常适宜进行空间和功能区域的重新划分,创造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强的空间。而且产业建筑结构荷载要求严格,其房屋安全质量较高,其结构都可以满足多种民用建筑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类历史建筑体量庞大,在城市中成片存在,在城市空间形成历史街区形态,其特征明显具有很大的识别性,易成为该城市区域的中心。若将这种历史地段成片开发,能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3.商业利益的吸引

大多废弃的产业建筑虽然功能寿命结束,但其物质寿命依然存活。将产业类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赋予其新的功能,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拆除费用,而且节约了建设成本,缩短了建设时间。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建筑再利用的成功实施还能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其背后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吸引了很多开发商和设计师对其投入。

延伸知识:毕业论文的论证方法

选题确定,材料提炼之后,应研究论证方法。即用材料说明题目,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为此,应遵循下述论证方法和逻辑规则。

1.论据必须真实可靠

论据是论证的基石,必须真实可靠论据来源于客观实际,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客观事实,是反复推敲无懈可击的真货。任何浮光掠影、金玉其外的材料是绝对不可取的。

2.不得采用循环论证法

循环论证就是用某个命题的自身来证明这个命题,自己证明自己,只是换个说法,这是不合逻辑规则的。例如,用“人吃饭为了不饿’’这条道理来证明“人饿了就要吃饭”这种现象,就是循环论证。

3.论证要合乎逻辑

论据和论点存在着内在联系,文章应当揭示这种联系,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这种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真理。揭示真理就是论文的使命。如文章只凭观察和经验,将偶然的表面现象推断出某种论点或观点,则这种论点或观点

第8篇

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监控相对于本科生教学工作而言存在可比性差、现场教学信息采集困难、教学工作难于统一规范、同行评价难于全面开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各学院授予研究生学位的情况时，常常难于确定统一的标准，个别学科专业甚至没有专家担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即使有专业同行担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也由于人数不可能多而难于公正评价某篇学位论文，因此，在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论文，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时常常以该委员会委员多数不是同行为由，使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议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笔者曾担任研究生处长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多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和兄弟院校的有关情况，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规范和质量监控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农业院校研究生毕业论文较普遍地存在选题重复前人研究、参考文献收集不全、统计分析方法使用不当、论文书写欠规范、研究工作创新性不强等问题。大家往往认为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一定要通过同行专家才能进行评价，因而造成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无法下手开展，使得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监控或名存实亡或根本就无人提及。而实际上上述大部分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同行专家才能检查和监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制订规范化的要求，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学术组织进行审查鉴别。在同行评价难于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可制订一般性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指标体系，供学位评定委员会或由其指定的专家组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进行测评，而关于学术创新方面的内容则组织同行专家进行选择性的测评，即规范性评价与创新性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与选择性评价相结合。这不失为当前状况下监控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优选之策。由于研究生学科众多，所属门类较广，不同门类之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和质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别，此处仅对农科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质量标准和监控措施分为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选题要求

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重复他人研究，缺乏创新性及难度不当等。有的研究生为了保证论文工作的顺利完成而选择难度过小、工作量偏少的课题，或置理论和应用研究价值而不顾，完全照搬前人的研究路径选择相对容易的研究材料开展工作。

研究生教学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上述类似问题提出具体的规范要求以约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的选题工作。论文选题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所学专业和研究方向来确定，尽量与指导教师的研究课题相结合。论文选题的具体原则及要求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论文选题应具有-定的创新性研究生论文选题，一般分为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等类型。无论是哪一类选题，都应重视其在学术方面的创新和开拓。所选题目应是前人没有专门做过的；或已有人研究但当前还尚无理想的结果，有进一步探讨的广阔前景；或是目前在学术界有分歧，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或原研究方法、手段和技术过于陈旧落后，有待创新后得出新的结论。学校和基层培养单位应鼓励研究生实行风险选题，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但这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避免造成研究生非个人原因而延误毕业。

（二）论文选题应具有^定先进性研究生论文选题要注意在技术方法应用方面的先进性，即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应先进适用。基础理论研究要选择处于学科前沿，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应用基础研究应选择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前景，力求是国家或部门的重点科研课题，或是企业、科研单位急待解决的科研课题。

（三）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等类型的论文选题应考虑其社会经济应用前景这类选题要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些急需解决的科技难题，力求使其能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或生态效益。

（四）选题难度和工作量大小要适中，要体现较高的水平，杜绝照搬前人研究成果，重复别人做过的工作论文选题不宜过大，过大不能深入，也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得出结果，但更应避免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而有意选择取材容易、难度偏小或路径过于简单的课题。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时，指导教师要注意了解题目实现的可能性，充分考虑现有实验设备、场地、资料、经费等具体条件。同时，还应考察课题涉及的理论范围及数据计算方法与规模，并对试验手段进行初步分析，以确定论文选题的可行性。

在具体进行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时，可重点根据上述几个方面制订测评指标，并确定相应的权重。

二、论文规范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它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即为学术论文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必须遵守学术论文撰写的基本规范。

（一）论文格式在格式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有关“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中的有关规范要求，在数字用法、符号和计量单位使用等方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标准》等法规条文中的有关规定。至于毕业论文中的各层次标题与序号、参考文献、字体及其大小、各部分应包含的主要内容等方面的写法除了应遵守学术论文撰写的一般性要求和常识外，还应遵守学校有关此一方面的规定。很多高校为了统一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形式，还相应制定了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形式规范。

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数字符号、略缩语和计量单位使用不规范，如有的研究生仍以亩来作为面积单位；论文格式失范，如有的学位论文未按规范要求使用三线表，参考文献的排列和书写格式不规范等；表达不够流畅，逻辑性差，循环论证等。

（二）英文摘要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撰写不符合学术论文摘要的基本规范，“汉语味”太浓，句式和词汇使用不地道等方面。如在科技论文英文摘要中应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但很多研究生未能按此要求撰写，在时态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除此之外，甚至出现文法不当和略缩语、代号及法定计量单位使用错误的现象。

英文摘要是应用符合英文语法的文字语言，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论述文章重要内容的短文。英文摘要必须符合“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的原则，应重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4个要素。据此，农科类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标准和监控指标可包含：内容的完整性，英语语法错误率，符号和法定词语使用错误率等。

（三）参考文献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有关参考文献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收集不全面，部分研究生则为了凑数，竟然将二次文献不经查阅原文甚至摘要都未看就列入，而将文摘性刊物中的文献作为正式参考文献列入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该问题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部分参考文献的年代过于久远，这主要是因为部分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在某些领域的藏书和期刊订购不够全面，无法满足研究生查阅文献资料的需要，或尽管有相关的图书和期刊收藏，但部分研究生仍然不愿花功夫查阅；现在各研究生培养机构信息化建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部分研究生仍不愿意花时间收集校外的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应着重考察学生选用参考文献的数量、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参考文献发表的年代。具体进行测评时可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列出具体的指标要求，供评估该项指标时使用。

三、创新工作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所在。创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可体现在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的创新。在研究过程中对自然现象、实验结果或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变化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并导致对此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好奇心及由此得出的异于常态的结论，这更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

现在在学的研究生中很多人经历的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学习过程，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束缚，使他们在过去的学习阶段里较少接受到创新思维的培养和训练，以至创新意识比较淡薄，他们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较多的是“模仿式”的。这些研究生也“喜欢”阅读本专业的文献，但他们阅读文献的目的并不是找寻某一研究领域新的生长点，以便另辟蹊径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而是从文献中找寻他人的研究思路或是套用别人的研究方法、手段来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殊不知，创新的对立面即“模仿”，创新最大的禁忌就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研究方式最终必将遭到无情的淘汰。

对于研究生毕业创新性的评价，可着重从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手段和技术创新，新开辟研究领域或方向的情况，研究结论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

第9篇

关键词：语言生态；语言多样性；语言规划；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 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 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 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 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大数据具有四V特征：第一，数据体量大（Volume）；第二，信息类型多（Variety），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社交网络、地理位置等；第三，价值密度低（Value）；第四，处理时效高（Ve-locity）。数据处理的云计算技术为数据资产提供了保管的场所、访问的渠道和采用的空间。盘活并使用数据资产为语言生态研究、维护和改善提供了保障。

第10篇

【关键词】伦理性，环境法，多元化，伦理视野，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 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 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 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 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 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 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 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 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 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第11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第12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面。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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