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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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自然观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土壤；

2、中国崇尚实用主义，擅长总结经验而非创新；

3、“学而优则仕”的第一追求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读书人的思想被束缚在名利上，过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缺乏数字进行管理。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积极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其他国家开展科技革命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国家物产富饶，固步自封，仍旧过着三跪九叩的生活。这种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前进的步伐，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2.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忽视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实行却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对商人采取严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制的这种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依然没有缓解，从而使我国没有充分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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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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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诚信问题；诚信伦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的不断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使我国在经济全球过程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信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诚信问题依然阻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诚信伦理含义的界定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 “诚”和“信”最初是分开使用的。由于二者的涵义有相通之处，诚与信逐渐用在一起。现代的“诚信”一词，其基本含义是诚信， 这与古代的诚信道德有着渊和源的关系。因此， 弄清楚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 对建设新型的诚信伦理观有着重大意义。

从人的本质角度来说，可以对人们提出不同的诚信要求。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诚信观应该从道义论和功利论的诚信伦理观逐步走向责任和权利的诚信伦理观。诚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社会生活角度，可以分为人际关系诚信、经济诚信与政治诚信。而政治诚信中的制度诚信主要是法制诚信，法制诚信包括立法诚信、司法诚信、守法诚信与执法诚信；其次，从主体角度，分为个人诚信、社会群体与政府诚信；最后，从诚信发挥社会作用所依靠的力量的角度，分为制度诚信与人格诚信。诚信是经济发展精神基础，诚信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可靠保障，诚信是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的不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我国诚信伦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经济诚信问题是比较普遍的。经济诚信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对于信用缺失的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是市场经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尽管如此，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传统的诚信理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匹配， 而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伦理又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很难有效地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这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诚信伦理的必要性。在传统社会里， 社会成员的交易在血缘关系或区域关系的社会群体的基础上， 其交易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是在人格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其交易行为会随着交易对象的变化而具有特殊性。要求交易主体具有诚信的人格和德性伦理， 这种作为德性伦理的信用伦理之所以能够起到规范人们交易行为的作用， 是由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方式所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是通过契约方式进行的， 它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或区域关系之内， 这使得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复杂化和广泛化， 因此，只依靠对个人道德人格的信任很难使人们的交易行为有效地进行下去。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人从身份社会推进到契约社会。

（一）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我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速度快，加上信息的公开度有效实施尚未实现，使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为失信和欺诈的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市场经济关系需要契约支撑，遵守契约又离不开诚信伦理的规范。这就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伦理规范。

（二）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

诚信问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理性有关，过度注重对市场经济利益追求使人们不注重诚信的作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于是许多企业利益熏心，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公布虚假财务报表制，这些都能降低他们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因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使经济诚信伦理受到严重冲击。

（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市场经济立法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但还是不够完善，对于社会失信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不够，使得失信者敢于违法。

（四）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失衡

儒家虽非常注重诚信，但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主要局限于强调个人自觉自省，对实践和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不高，导致了诚信教育的失重。目前道德教育，尤其是经济领域内的诚信伦理的教育，局限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道德观念的培养与实践脱离。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交易，依靠道德观念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要建立一整套的市场诚信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三、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伦理的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伦理建设，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十六大报告要求：“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一）诚信理念的宣传工作

建立信用经济，要做好诚信理念宣传工作，使人们明白诚信理念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人们了解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从最基本的利润方面，也必须诚信，这是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一条公理。因此，要自觉认识和遵循市场诚信原则的内在尺度，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并运用它来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

（二）以法律为后盾，处理好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建设

首先，国家应不断改善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和专门性的法律，这是诚信伦理建设的坚强后盾。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批判的吸收西方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如美国在授信方面的《诚实贷款法》、《信用卡发行法》，净化消费信贷环境方面的《信贷机会平等法》、《诚实借贷法》等。第二，政府信用制度建设上的推进和支撑。政府诚信对市场诚信具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因此诚信伦理建设需要政府的推进和支撑。一方面，政府负责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其实施和规范；另一方面，转变职能使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第三，以建立个人诚信为基础。创建个人诚信制度，建立健全个人信用认证体系。在西方国家，消费者大多愿意承担信用风险而举债消费，以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我们可以借鉴他们对我们有益的方法。

（三）发展信用经济

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通常具有非常强的引导作用。正确的经济政策，在实现其正面政策目标的同时，也要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我国政府大力推动企业改制和兼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为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开辟了道路。但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也急剧加大，形成逃债、废债之风。因此，必须对一些特殊政策加以限制，以明确政策的适用度。各级政府部门也应认识到，完善社会信用环境，是政府按国际惯例办事的首要职责，在维护信用环境方面做得好，投资环境就会好，经济发展就会得到较大的回报。

（四）树立平等意识和规则意识，建立诚信伦理的基础

诚信属于意识范畴。所以，依靠制度还远远不够，更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让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加强交换主题的诚信教育，需要进行平等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教育。

一方面，平等意识。从人类市场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实质意义上的市场交换必然以平等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对于交换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实际利益，只有满足对方的切身利益，自己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在市场主体的道德培养的进程中，必须加强交换主体的平等意识的教育：占有经济优势不能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政府部门不能滥用权力。另一方面，规则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竞争者为了争取利益，必须根据市场的供求水平来组合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率。提高效率在于市场交换主体提高市场交换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全面认识市场规则、政府有关规范与道德规范在交易活动中的重要性，而且更要付诸实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参考文献：

[1]乔法容 朱金瑞著：经济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李艳芳.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伦理[J].经济师论坛，2011（10）

第4篇

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5篇

关键词： 竞技体育 中国传统文化 继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为体育运动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在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道德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斗殴、吸毒、服用兴奋剂、黑哨等事件时有出现。如何推动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本文认为锻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风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运动精神，需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批判性继承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之魂。

1.竞技体育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鉴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物质文明对其影响日渐明显，而竞技体育运动蕴含的风骨却被相对忽视。虽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了，竞技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增强了，但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独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却未能同步提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体育道德的学习。

1.1“射”――竞技体育运动与儒家礼乐文化的结合。

西周的“射礼”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1］“射”作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最早形式，与“礼”、“乐”、“御”、“书”、“数”并列，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六艺”。“射”既有着体育运动的竞争性，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射礼有序宾之贤，询众择善之义，是可以明善恶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从诞生之初时便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准的技艺，更要宣扬道德教化。从“射礼”的举办者、举办目的、举办形式及效果来看，“射礼”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普遍性、规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因素于一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技体育运动既是体育运动，同时也应该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在竞技体育向国际化、科学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

1.2“淡泊宁静”――竞技体育运动精神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竞技体育运动以其竞技特点为大众所喜爱，然而竞技道路是永无止境的，竞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运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进步，胜者只是一时之胜者，对胜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竞技心态，对待比赛结果“宠辱不惊”便是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需要学会的课题。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投入到热烈的竞技氛围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如果每一位竞技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运动员都能保持此种心态，则诸如黑哨、兴奋剂、斗殴等现象便能从根本上杜绝，竞技体育运动的风气便可为之一变。

1.3“峻法”、“严刑”――竞技体育运动对法家思想的继承。

韩非子曾说：“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逐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峻法严刑是保证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样，峻法严刑也是维护竞技体育运动秩序的必要手段。从法制规范的角度明确竞技体育运动行为的奖惩准则，对促使竞技体育运动各类人员“以规矩为度”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完善的竞技体育法制规范下，完全可以达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的效果。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处，尤其要学习儒、道、法家思想之长足，在注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同时，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和谐、思想发展及群众教育服务，使人们在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下，不断致力于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完善，推进竞技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悖离之处

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会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中国儒、道、法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还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体育道德观的烙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体育道德是我们批判性继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传统体育道德的性质具有狭隘性。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最深层的本质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因此，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制社会服务的。这体现在传统竞技体育为统治阶级稳固统治，为其遴选才士，助其娱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锻造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明显区别。

2.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取向存在本质区别。

“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和竞技体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压抑竞技体育发展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和人才观念所决定的”。［3］中国封建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调，诸如“射”、“御”之类的竞技行为被提高到礼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义等同甚至超过了竞技结果和能力，对形式的过分重视限制了竞技能力的提高。（2）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让、和谐、轻利和内敛，注重约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礼”，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抵制竞争，这使竞技体育没有适合发展的空间。（3）竞技体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则作为思想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识，这使竞技体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从竞技体育运动的前身――“游戏”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国民较为轻视游戏，深恐“丧志”，游戏时不够投入，这也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对中国古代传统竞技体育丧失竞技活力，直至趋于湮没的原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致力于使当代中国民众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竞技体育道德与文化。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与传统竞技体育道德的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国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还必须符合竞技体育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3.1“淡泊无欲”、“重义轻利”的品格是保证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性的前提。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愈是竞争激烈的项目愈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技体育工作人员具有平和、坦率、谦逊、超然于物外的心态与素养，以抵制横流物欲的诱惑。倘若没有“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很难自始至终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寻求精神力量。

3.2礼让、仁德是竞技体育和谐发展的精神保证。

竞技体育需要竞争，更需要和谐。体育运动对人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在竞技体育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交能力与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一同得到了锻炼。处理好竞争好胜心与平和心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需要我们发扬礼让为先、仁德扬道的优良传统。此时，礼让与仁德是调剂这一心态的良药。只有每一位竞技体育工作人员，以及欣赏竞技体育的观众具有礼让和仁德之心，竞技体育的竞技魅力才能更加凸显，竞技体育才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需要被人们所重视，这尤其对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3以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为养料，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

竞技体育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较量，竞技者只有拥有高超的智慧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竞技体育的智慧养料，田忌赛马的故事便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竞技体育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竞技体育道德建设亟待加强。为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加强竞技体育运动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美、民族美与时代美。

参考文献：

［1］史晓亮.射礼――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3期.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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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环境资源 经济机制 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加快,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作为代价的,资源短缺和环境质量退化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日益呈现。能否保证具有良好的环境资源成为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环境现状及问题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日益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严峻,地方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日益上升,温室气体减排面临困难压力。

    (一)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2006我国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以2005年GDP总量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70-12760亿元;在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万,4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

    (二)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为537亿吨,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占60%以上。目前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亿人在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达42%。

    (三)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呈持续增长势头。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440公斤。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产生生产垃圾1.36亿吨,集中处理率为54%, 200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41万吨,其中有3000吨的危险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置排入环境。

    (四)农村环境形势极端严峻。目前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平均每公顷施肥量400多公斤,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和高残留品种,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力产生的工业污染迅速蔓延,污染灌溉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的10%。

    (五)海洋环境总体污染严重。2006年我国近海岸约25%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其中近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平均为11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55%。

    (六)室内空气污染,地面臭氧、汞污染等。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住房装修和家具使用超标原材料,室内污染引起的城市居民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臭氧产生的烟雾降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减少农作物产量,影响森林面积增长。中国的近地面臭氧浓度居亚洲国家之首。中国作为燃煤大国,汞的排放占了世界相当的份额,环境污染恶化导致地氟病、砷中毒、克山病和农药有机污染物对生殖能力的危害等等。

    二、建立完善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我国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环境管理执政能力

    1.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统一综合治理体系。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部,通过增加预算和人员编制来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执政能力,使其能充分履行在制定法规、执法、分析、监测和专业培训等方面的职责。

    2.调整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省以下治理直管体制,使国家环保总局与省级环保局建立直接行政负责关系,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环境执政能力。

    3.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必要时可采用一票否决制。针对污染损害,加强民事处罚力度,并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立适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革现有价格体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反映环境外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参与市场的经济行为人自发地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2.完善和进一步改进财税体制,形成财税对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台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税种减少并停止对资源和环境有严重负面影响的财政补贴,强化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财政贴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调节相关利益方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以鼓励环境保护的行为。

    4.严格节能减排的微观管理机制,为中国的企业引进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生产标准,提高排污费标准,开展排污权交易。

    (三)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建立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

    1.鼓励地方、社区和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参与公开听证,福利诉讼以及其它自愿性的活动。

    2.国家应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

    3.改善公众对有关污染物排放及其造成后果方面的环境信息的获取,以便使他们能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参与。

    4.涉及环境保护和开发的重大项目申报应提前公告,为公众更好地参与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四)推动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技术

    1.突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瓶颈制约,把能源、环境、农业、信息和生物等领域的重大适宜技术开发放在优先地位,重点组织开发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不断提高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水平,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的巨大压力。

    2.加快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海洋能等,促进能源供给结构的多元化、逐步改变依赖石化燃料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3.积极建立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

    (五)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管理

    1.优先保证饮用水安全,重点改善公共卫生条件。

    2.立足资源化和循环利用,提高废物的综合利用效率和效益。例如,开发并推广沼气池,在条件合适的地区推广太阳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3.高度重视农村资源污染。探索低成本治理方式和技术。

    4.研究和探索能够吸收和固定碳的农业耕作方式,以获得社会环境和全球化利益。

    参考文献:

    [1]解振华.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领导干部读本.环境科学出版社会,2005.

第8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公平；效率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财富变动分享方面的反映，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改革收入分配、强化对经济主体的激励切入的。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体现在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一差距不断加大，这又集中体现在分配公平和分配效率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寻找公平与效率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

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深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确立，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存在差异，把握机遇、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扩大。除了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地位不平等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如：资本因其稀缺而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力因其丰富而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要充分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国内国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要在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二是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由于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从不同地区企业、政府和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全国的份额看，也是东部最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

三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份额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农村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过快，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不利于扩大农民消费，不利于投资消费关系的协调，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如何实现农村和城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我们在进一步的收入分配中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收入分配在居民之间不平衡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

五是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分配：国内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总量，通过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分配，即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得到国民总收入（GNI），国民总收入再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净转移收入，便形成了国民可支配收入。

在了解以上收入分配问题后，必须采取科学的理念和实施路径。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其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标准、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等，取得了“提低”的明显效果；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鼓励创新和创业等，都是“扩中”的有效举措；限制垄断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加强税收征管等，具有“调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设置了专门篇章加以阐述和部署。可以说，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共识已经凝聚，举措正在施行。但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复杂，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将其与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前提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追求效率提高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保证公平必须放弃一些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物质前提。有了效率，才能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分配的公平可以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通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来提供激励，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上，使人们的收入与其能力素质、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资源相符。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有着复杂的机制和过程。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时高低差距还比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较多的贡献付出，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但在现实生活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确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我们需要结果公平、机制公平、过程公平，才能增进效率。因此，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调节三者公平，进一步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使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通过税收（个人所得税）、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因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产生的差距的初次分配进行再分配调节。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比如，由行政性垄断、二元结构问题、观念和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城乡及地区收入差距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缩小和消除。

三是统筹推进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联，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直接调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劳动者工资、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税收负担等；治本就是消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结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是我国很多低端加工制造企业，因生产成本高，给职工涨工资的空间很小。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变化，使高素质、高技能劳动的报酬大幅提高，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实现企业发展良性循环。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将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我国长期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招商轻创业、重资源投入轻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增长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国际分工等经济结构问题上国民收入偏低，应着力解决。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说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最根本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努力提高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激励和扶持创新创业、营造公平的经济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人生、创造价值、成就梦想、造福社会。

参考文献：

[1]程鑫，基于收入差距与公平角度的收入分配问题探究.现代经济，2013.1

[2]黄海，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南方论刊，2013. 1

[3]胡书东，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国有资产管理，2012.12

[4] 郭毅伟，论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南北桥，2012.3

第9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6] 蔡昉.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J] .2010，（2）.

第10篇

【关键词】邮轮经济；WTO；海运服务贸易

一、邮轮经济与WTO海运服务贸易

（一）邮轮经济概述

邮轮经济目前学者并没有权威的、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是指以邮轮运输为中心环节而衍生的其它与旅游观光、餐饮、购物、造船、港口规划与建设等一系列产业相关联的经济体。[1]邮轮经济被称为“海上流动度假村”和“港口都市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是由于邮轮产业的运行与发展而推动相关产业，形成多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现象。“邮轮产业”是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邮轮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言而喻的。[2]自20世纪末以来，邮轮旅游保持着平均每年7.4%的增长速度，已成为世界范围休闲旅游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邮轮市场正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邮轮经济迎来“亚洲时刻”。据WTO预计，亚太地区和中国将是未来邮轮市场发展最快的区域。该区域不仅为西方市场的邮轮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景点，也提供了全新的邮轮客源市场，使世界主要的邮轮经营者把重心转向亚洲。中国以其地跨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的地理优势、博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巨大的潜力客源市场，吸引众多世界知名邮轮公司纷纷进驻。据统计，我国大陆2010年共接待国际邮轮223航次，同比增长42.9%。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以前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国际邮轮市场。邮轮公司抢滩中国带来了我国邮轮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发展邮轮产业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邮轮经济在一方面会涉及到海上旅客运输，另一方面会涉及到跨境旅游服务。因此我国邮轮经济的发展与GATS联系密切，一方面关系到我国入世承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我国在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问题。

（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

自1994年4月，谈判范围包括港口设施使用、国际海运、在约定时间内取消限制、海运辅助服务等的全球海运服务谈判正式起航。现如今国际社会在海运服务的开放领域正处于一种僵持、未达成共识的状态，国际上对海运服务业的法律规制，主要是指法律文件。《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一个基础性的法律文件。GATS在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处于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则是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定、决议等。这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是相辅相成且相互依托的，上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为下一层次提供价值取向、立法精神和效力根据的指引，而下一层次的法律规范则是将上一层次规范的主旨、意图落到实处，使之能够更加具体，并且赋予它们明确的权利、义务的内涵。

除此之外，海运服务贸易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和附件3的内容。在海运服务贸易所引发的争端及海运服务贸易政策评审问题上，应分别适用附件2《争端解决与程序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相关规定，此时，它们与GATS等海运服务规范便形成了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此种情况下特别法将得到优先适用。

二、WTO有关原则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及邮轮产业的影响

从服务贸易的多边谈判的背景资料来看，积极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达国家，也十分重视国民待遇的规则及其解释，它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依靠国民待遇才能真正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门，因此，关于服务业的实质意义上的谈判，主要是围绕着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大问题来进行的。[3]

（一）市场准入制度的影响

海运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从各国实践来看，海运辅助服务市场准入多有限制，大多数国家不允许外国公司在本国境内从事诸如货代、揽货、集装箱场站、船代、仓储、结关和堆场等此类业务，即使有些国家或地区允许从事，也仅仅限于为其本国自有船舶运输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外国航运公司在本国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从而保护本国航运企业的利益。

限制海运市场准入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对海运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对海运服务雇员总数的限制、对海运服务交易总额的限制、对海运服务总量的限制、对提供海运服务的实体的形式、对外资参与比例的限制。其中，前四种是数量限制，后两种为形式限制。

众所周知，在众多海运国家中，作为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我国的海运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之广、开放程度之深是其他海运服务实体所不具备的。市场准入属于GATS规定的具体承诺义务，因此，成员国可提供有条件的“市场准入”，即在承诺减让表中订立一些条件和限制，在此前提下准许我国对海运实体的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进行了市场准入的限制，规定允许外国服务者设立合资船运公司，外资不得超过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49%，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由中方任命，在提供海运服务的其他商业存在形式上，则不作承诺。[4]不作承诺指将来可能新增或维持违背国民待遇或市场开放的措施。

邮轮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综合性，它不同于传统的海运服务形式。在WTO框架下，各国对于海运市场一般都奉行对等互惠原则，而对中国而言，旅游产业是最早对外开放的产业，国家政策鼓励并支持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但邮轮产业由于我国在立法上是空白，因此对于邮轮市场的准入制度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2011年10月15日原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管理局局长宋德星在天津表示，中国已允许外国邮轮公司在华独资经营，并为其所有或经营的船舶提供揽客、签发客票等辅经营服务。目前，首家外国邮轮公司提交的申请已获批准。批准邮轮公司进驻实际是市场准入不做承诺的表现形式。

（二）国民待遇原则的影响

我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的基本内容是：无货载方面的限制；允许外商在华设立中方控股的合资船公司并可享受国民待遇；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海运附属服务并享受国民待遇；保证外国船舶可在不受歧视和合理的条件下使用港口服务。[4]在港口建设与经营服务方面，我国积极鼓励外商参与投资建设与经营公用码头设施，并且允许控股或独资建设与经营港口公用码头设施吸引外资等政策，希望以此能够大力促进我国的港口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国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投资建设和经营港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国民待遇。

我国交通部于1992年4月1日对港口收费规则进行了修订，统一了国轮与外轮的收费标准，施行无差别待遇。与此同时向中外籍船舶统一提供非歧视性的港口辅助服务，包括燃油及淡水和食品供应、应急修理设施、引航、污水处理、拖轮协助、垃圾收集、锚地及泊位和移泊服务以及岸上服务。其中引航、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这三项为强制性的，其余几项均为非强制性。根据以上规定，外轮在港口服务收费和使用港口设施上，都已享受完整的国民待遇。此处仅是指货运及单纯的旅客运输。但迄今为止，中国在邮轮经济的大潮下可以作为邮轮挂靠港或母港的几个港口如上海、天津、大连、厦门等彼此收费不统一。这必然会导致各方为争夺挂靠港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

（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影响

GATS中最惠国待遇的对象是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就海运服务而言，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是指按照另一成员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或由另一方的人员通过对一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和/或利用所提供的服务。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则是指具有另一成员方国籍的海运企业或悬挂另一成员方国籍的船舶。根据本条的词句来看，服务贸易领域采取的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而根据《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条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中的规定，运输服务属于最惠国豁免的内容。①然而邮轮产业作为海运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的产业，具备了运输、服务和旅游的多重特性。

依《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最惠国待遇是一项一般性的义务。在海运服务业领域不符合最惠国待遇的情况比较突出，以为传统上海运的对外交往多是以政府间签订的双边海运协定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要履行最惠国待遇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各国的市场和服务的开放程度存在差异，因此难免会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例如，如果A国和B国根据对等原则相互开放本国的海运市场，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这种优惠待遇将会自动赋予与AB两国有条约关系的第三国，而此第三国无需对AB两国对等开放市场。显然这对于AB两国而言是不利的，且对于开放幅度越大的国家越不利。

作为一个对海运服务业一直持自由与开放政策的海运大国，目前看来我国海运市场开放程度已接近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因而，邮轮产业是否属于最惠国待遇义务方面内容中关系着我国邮轮市场安全系数。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对未来国际海运服务贸易开放的形态作出充分的预测之后，在国际上尚未形成国际海运服务贸易约束性法律机制之前，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该“间隙”，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培育和发展符合未来GATS法律框架的海运服务业，积极发展我国邮轮产业，形成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产业群。其意义在于，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谈判积累相关经验，提高我国开放海运服务水平，从而增强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更有以培育我国邮轮的本土市场。

三、我国海运业及邮轮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国内法的有关规定空白

我国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这类规定存在不足，且法律效力不高。我国在海运服务软环境建设上特别是法制建设上，我国与美国欧盟比较，还比较落后，没有促成具有创新型法律模式的生成。我国有关邮轮的法律规定更是捉肘见襟。仅有2008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首次提出“要支持有条件地区发展邮轮、游艇等新兴旅游；把邮轮、游艇等旅游装备制造业纳入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尽管有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但有关邮轮制度的法律规定现在为止实属空白，在国内社会转型、法律环境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应继续推进相关法规建设。

（二）国家政策保护不足导致国际竞争劣势

在加入WTO前后，我国已经逐步取消了货载保留、造船优惠贷款、进口船减免税收和港口收费优惠等政府对本国海运企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货载保留政策。美欧韩等海运强国均保留了这种传统的国家保护措施。入世后我国海运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增大，外国航运企业凭借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效的管理手段与国内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新的态势下，国内企业将失去一部分原来属于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对于部分技术状态落后、管理水平较低的国内航运企业来说，其面临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根据我国政府在GATS下做出的国民待遇承诺和我国现有的税收政策，外国海运企业在中国在一些领域享有国民待遇，甚至还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如在港口码头投资经营方面，外商享有种种优惠待遇，而国内的国营远洋公司想要投资兴建并经营自己的码头，却受种种限制；再如国家对造船业实行倾斜补贴政策，外国船公司在我国造船，我国造船可享受出口信贷优惠的补贴政策，而我国船舶公司在国内造船却不享受这种补贴，使我国海运企业的竞争力与对手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海运业的发展劣势，直接会影响到到我国邮轮产业的发展。

（三）船舶制造以及配套设备业的发展先天不足

依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协定和我国先前对外所作出的的承诺，我国在国际海运服务贸易方面须就有影响国际海运服务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向WTO及其成员方公布或者通报，并且接受WTO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政策的审议和监督，并参加WTO对其他成员方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政策的审议和监督。虽然我国为船舶制造大国，但在邮轮制造方面却不具备优势可言。邮轮旅客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产业类型具有极大的升值拓展空间，邮轮经济可以促进旅游业、航运技术及港口建设等多方面的发展，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一个重心。

中国的邮轮产业刚刚起步，从造船到邮轮服务公司皆不成熟。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对邮轮服务进行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外国邮轮公司的成功运作给国内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邮轮产业从船舶涉及建造到公司运营皆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还没有中国制造的邮轮。在邮轮建造的法律问题上，我们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合同范本，诸如邮轮建造融资、具有可操作性的格式合同范本。

四、我国应对邮轮产业热潮的对策

（一）履行入世承诺，细化国内法

面对邮轮经济热潮我国应结合WTO服务贸易协议及双边协定，履行入世承诺，制定进一步有序开放航运市场的细则。我国应率先完善《海商法》、《反垄断法》、《国际海运条例》、《国际货物运输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港口法》等航运配套立法。

在符合我国入世承诺的前提下制定国际航运服务准入、待遇、行业标准，做到有法可依。简化航运手续和行政审批，提高行政效能。尽快制定港口航运业投融资地方法规和规章，如研究制定“在建中船舶抵押融资”等法规，梳理并完善港口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港口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加强软环境之法制环境的创新型模式的构建。

（二）做好邮轮经济发展的软件硬件建设

首先加强海运服务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打造一批具有一定服务功能的专业性的邮轮服务基地。着重发展和集聚维护保养、补给采购、船供物流、集疏通关等企业，做好邮轮产业的服务建设。在硬件设施上，与国际接轨，各项安全措施、人才培养和人员配备形成规范，安全预警设施形成并制定成统一标准，从而为邮轮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从邮轮码头的设施建设上来讲，要配备高效、安全、规范、便捷的登轮设施，营造环境良好的开放空间、作业空间以及亲水空间。码头周边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良好，形成邮轮经济的良性辐射效应。其次要加强海运服务贸易的软件建设。我国应加大对国内外邮轮专业旅行社的扶持和发展，聚集旅行社等旅游相关的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我国应建设服务性商业中心，吸引为邮轮服务的高端服务业的集聚。邮轮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金融配套措施的形成，加大邮轮融资方面金融投入力度，加快促进本土邮轮产业的发展。我国应建立与国际邮轮经济接轨的邮轮产业发展和运作机制，鼓励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国内外邮轮公司主体参与建设、经营和管理，为我国的邮轮产业发展形成良性的规模效应。

（三）加强邮轮经济“智库”建设

在邮轮经济热潮来临之际，人才梯队的建设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健全邮轮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发展有关高校与世界知名邮轮公司进行产学研合作，引入邮轮培训实践课程，从而培养理论与实践兼具二元人才。支持高校开设邮轮专业，邮轮专业的设立是在熟悉有关WTO法和国外邮轮法律制度基础上设立。积极吸引培养各类邮轮人才，在相应的国内游轮公司可以引进国外邮轮公司高管等邮轮高端人才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邮轮产业作为海运服务业一种形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邮轮经纪、邮轮保险、邮轮金融、海事仲裁等方面，我国需要加强此方面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

注释：

①《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条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税收服务；工程服务；建筑设计服务；医疗和牙医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石油服务；摄影服务；会议服务；维修服务；租赁服务；通信服务；电信服务；视听服务；零售服务；批发服务；佣金服务；教育服务；所有保险及相关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运输服务；证券服务；饭店餐馆。http：//.cn/news_show.php？id=13005.2013年5月8日访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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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匡平.邮轮经济：外商投资中国的新商机[EB/OL]，2013.

[3]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于陈安《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M].法律出版社，1997：260-265.

[4]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以及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编号：017470/WT2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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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关键词】国富论 利己性 教育 产业格局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国富论》。在这本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中，斯密提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同时，斯密又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在斯密看来，现实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都没有想过会因此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却增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也是斯密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刚建国时期，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政策，全国人民吃集体食堂，干集体工厂，享集体利益，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矛盾的日益显露，这种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的推行，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渐进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我看来，这正是对利己性的一种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利己性的功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利己性得到满足的同时，依然要时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在教育环节上，斯密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当前，我国大约有近两亿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初中为主，鲜有高中，因此大多数都是从事很低级的加工、服务行业，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产车间、邮递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应该逐步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技术和知识的普及，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农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劳动者整体的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农民工的培训等费用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协调；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等理论在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可以予以积极地借鉴。例如，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三次产业发展不是很均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胁（2010年，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10.05%）；工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为46.51%），但是，在工业内部，基础性制造业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技术部分比重明显偏少，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与实际投入明显不符；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2010年为42.92%），这也是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但是要严格监管，注重细节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是，现实中，有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原则，行政命令似的经济决策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要想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理论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决策的制定。借鉴其优秀的成分来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方法论要求。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第12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环境问题 贸易政策 影响

一、中国国际贸易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进口国，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贸易累计进口总值达2686.3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2.76亿美元，同比增长7.7%；2012年1～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35002.8亿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5.8%，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进口总值增长速度之快，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增长的同时难免也会存在很多问题[1]。

1.进口产品产生污染

随着中国进口总额的不断提升，很多国外易污染产品也趁势进入中国，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样的进口趋势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类产品在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比如一些进口的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杀虫剂等在使用结束后无法进行有效处理或存在残留，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2.对资源消耗型产品依赖性增加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部分资源消耗性产品在进口产品中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相关产品的增长尤其明显。在看到进口资源消耗型产品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给我们的巨大负面影响。数据显示，我国对油气产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国际油气市场依赖日益严重。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进口原油2.5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55.3%.。大量的新建炼油化工、煤化工企业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内陆地区，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给空气、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

3.废弃物转移进口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向中国转移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包括： 含氰废物、含多氯联苯废物、石棉废物、废酚和酚化合物、醚类废物、废有机卤代化合物、废无机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国家在带动中国就业的幌子下将一些危害性物质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或者销售，在中国建厂、设厂进行产品生产。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去年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共查出环保项目不合格废物原料267批，重2.9万吨，同比增长分别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经查出不合格进口废物原料226批，重5.4万吨。在进口产品中，部分国家将本国禁止使用的产品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4.重污染类产品转移生产

在进出口货物贸易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吸引外资逐年增加，中国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发达内陆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的背后，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威胁。发达国家有着非常严格的环境管理法规，排放标准要求高，企业环保成本高昂，许多医药、化工中间体等高污染类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避免了对本国的环境破坏。

二、完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

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面临着国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同国际上来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挑战的双重压力。作为新兴的贸易大国和环境大国，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竞争和合作。既在竞争中赢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机遇，在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2]。

1.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标准

面对国际上各种环保法规的出台，我们必须及时掌握信息以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应性。因此国家商务部、环保等相关部门应当担当起自身责任，及时保持对外消息的畅通，加强对世界各国有关贸易法规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国法规下环境标准的新走向和新动态，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动权，避免新贸易措施的实施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政府要积极鼓励我国企业争取早日拿到ISO14000认证书。我们还可以以国际协议为后盾，合理利用国际环保组织和协议抵制绿色保护主义。

2.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展环境外交，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升我国环境贸易的影响力，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影响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国际贸易的合作和发展。在坚持国际贸易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与贸易的谈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同时在国际环境公约立法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环境标准的制定。还应当加强同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建立相互认可的机制，共同抵制国际贸易壁垒。此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时要采取积极灵活的外交手段，在争取利益的同时做到不损害我国可持续发展利益[3]。

3.发展环保产业

随着国际市场上环保商品和技术需求的扩大，庞大的绿色市场也在逐步兴起，并不断影响着国际市场的结构。我国环保事业起步晚、技术落后、经验不足，需要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同时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合作性趋势的机遇，利用外资加大对环保的投入，提高环保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可以从金融信贷、税收等方面出发大力开拓环保产业市场，扶持环保产业，进一步争取国际环保市场份额。同时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在产品设计和包装上增加环保因素，并提高产品质量。政府积极鼓励企业争取拿到国际绿色认证，以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打开国际市场，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4.加大进口产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

随着国际贸易产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升，我国也要不断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积极应对我国进口贸易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在进口易污染产品的时候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检验和监测体系，根据我国自身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测体系，对有害我国环境的产品拒绝进入或者高门槛进入。比如针对一些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进口，应该先分析它对我国环境带来的影响再决定是否进入。同时针对部分国家转移废弃物到中国的情况更是要加大环保监测力度，严格执行国际安全标准，坚决抵制危害我国环境的产品进入我国。

5.建立健全环保标准，加强新建项目审查力度

环保部门应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后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环保标准。对于新建项目，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估，达不到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和试生产。开工生产后，还要加大其监测检查力度，同时从外资引入的源头上加强审核，对于环境危害的项目，要加强评估，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对环境带来长久危害，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2012年2月份我国对外贸易主要国别进出口总值分析.中国行业研究网. http：//

第13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对策；经济问题

 

2009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在高位运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特别是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仍然很快，消费品价格上涨显著，资产价格高位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等表现，说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趋于过热。在当前动荡不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下，既要看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好的一面，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 

 

一、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一）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目前，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同时，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出现回落，保持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压力凸显。物价上升的性质比较复杂，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相交织，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交织，国内国外因素相交织，总量膨胀和结构转型相交织。 

（二）投资过热，消费相对不足 

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59.8%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50.0%。这几年，我国政府对投资实行有保有压，并强调扩大内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投资增长一再反弹，内需扩大相对乏力，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将来又会变成生产能力，有可能使得1997年开始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重复出现。近几年，我国不仅投资增长过快，而且经常在一段时间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2003年、2004年、2005年投资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和建材等产业，2006年投资集中在化工产业，出现了一波波的投资“潮涌现象”。 

（三）人民币连续升值 

人民币连续升值将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企业的盈利空间，使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加剧某些国内领域的竞争。一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厂家会加入国内市场竞争的行列，使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惨烈。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某些企业就可能倒闭。人民币升值还可能造成某些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如果食品、服装、文化用品、日用百货等出口商品有40%～60%转移到国内市场，必然造成某些商品一定时期内的供过于求；将加剧就业压力，特别是会导致许多农民工失去工作。 

（四）流动性过剩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通常指经济层面资金充裕，银行信贷投放冲动较强。流动性过剩使经济从过快向过热转化。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实际需求，其结果必然导致物价的上涨，过剩的流动性冲击的不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等同样也会受到冲击，结构性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可能转化为全面通胀，商业银行信贷、财务风险逐步集聚，隐含较大金融风险。流动性过剩引起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十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楼价的上涨，严重损害了国民的福利；股市产生的财富再分配，加剧财富占有的不公；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会对居民就业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 

 

二、经济问题对策的思考 

 

（一）政府对付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升的长期对策 

首先，应该是建立价格基金，对低收入阶层发放物价补贴。其次，要大力促进短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快增长；要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的感觉也明显不同，承受能力则更不同。三是严格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公众全面客观看待和分析物价上涨的形势，以稳定通胀预期。四是抑制公共服务品（如教育、医疗）和垄断型产品或服务的“搭车”涨价。

（二）对于投资过热要严格控制信贷投放 

在信贷调控上，要根据国家产业和区域政策，有保有压，要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要加强对国际游资流入的管理。财政政策则可适度扩张，重在优化结构，特别是对灾区重建以及低收入群体补贴等方面可加大支出力度。对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等方面的投资给予更大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针对内需增长面临的压力，重点保持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要采取适当措施稳定住房和汽车消费，避免这两大消费热点出现过度下滑。努力扩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引导社会投资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尤其是旅游消费成本，如降低旅游景点门票费，降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水平。 

对于消费相对不足问题。如果经由中小企业的发展，多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收入分配，应当能够提高消费倾向，使投资的比例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也应修改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实行优惠政策的依据，改为根据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三）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培育相对均衡汇率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协调国际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缓解“双顺差”的市场解决途径，也是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开放培育资本市场。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基于外汇紧缺时期，结售汇外汇管理体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有积极作用，确保国家有效掌握外汇资源。 

同时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协调。首先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使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逐步融为一体。同时，调整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密切联系，在当前出口贸易激增和外商投资数量扩大的背景下，内外资一视同仁“两税合一”成为大势所趋。 

第14篇

近些年我国环境破坏已经危机到外贸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环境贸易壁垒极大的影响着我国的外贸出口，如何跨越国际贸易领域中环境贸易壁垒这个障碍，确保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须探讨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减少以环保为借口的环境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2.国际贸易中的环保问题。

随着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全球化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印证了环境污染无国界的说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许多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发起了国际性环保运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标准，成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国际范围内的环保。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3.环境贸易壁垒。

3.1产生背景。

近年来，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各国政府进行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措施，倡导绿色消费，制定了分门别类的环境贸易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绿色法规法律，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发挥其作用[1]。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国际贸易手段正向法规化和国际化同步迈进[2]。

3.2概念及特征。

环境贸易壁垒又称绿色壁垒，是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环境贸易壁垒具有如下特征：(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3]。

3.3内容和形式。

3.3.1环境技术标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均以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较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进而轻易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3.2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保标准、指标或规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以向消费者证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极小。环境标志易构成潜在的贸易歧视和现实的贸易冲突，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且对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起到贸易壁垒作用。

3.3.3绿色包装制度。

绿色包装制度是指规范商品包装(物)，包装材料要符合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易于回收使用或自然分解、不违反环境要求的有关包装方面的法律、规章。

3.3.4绿色补贴。

指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财税上补贴出口企业，或在出口产品成本中补贴保护环境与资源消耗的成本，或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较低的环境标准，以使产品明显低于进口国同类产品价格，影响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招致进口国采取反绿色补贴的措施。

3.3.5卫生检验制度。

《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规定的有关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检疫的国际标准，其中规定成员国人畜事务为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动植物携带疾病的伤害，有权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

3.3.6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

绿色关税指进口国以环保和人类健康为由，对其认定的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的进口产品，除了缴纳正常的关税外，格外加征的环境进口附加税。市场准入指进口国以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以及违反有关的国际环境公约或国内环境法律、规章而采取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措施。

3.3.7环境贸易制裁。

指对违反国际环保、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保护公约等，而导致环境污染、野生动植物多样性缺失的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制裁措施。

4.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4.1对我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影响。

我国外贸出口市场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出口份额约占80%，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成员，现已从环保立法阶段转向了环保执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技术标准比较高，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苛刻的环境标准，这将使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面临着缩小的危险。

4.2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国际上针对工业品贸易、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品和投资等提出了环境方面的规范，而这些贸易为我国外贸中比重较大的出口贸易，若发达国家对这些类的产品进口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其产生的环境贸易壁垒，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

4.3对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和企业效益的影响。

环境贸易壁垒的制定影响着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乃至报废处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要求其过程为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我国企业缺乏资金，环保技术落后，为了达到进口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得不增加有关环保的检验、测试、认证和签订等手续并支付相关费用，还需对产品外观装潢、出口标签和商品广告做大幅度的调整，这势必将增加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使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4.4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而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与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其中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抵制来自于区域以外的产品案例甚多，这样便形成了只有发达国家存在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自由贸易区，使我国无法介入。

4.5实例。

4.5.1包装行业。

2006年1月开始执行的环境包装制品的回收率要达到85%以上这条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包装行业冲击很大。我国的一次性餐具因没有绿色标准而被禁止出口欧美市场，许多商品出口欧美还要支付高额的包装废弃物处理费用等。

4.5.2家电行业。

国际贸易中我国家电产品进口关税被削减，国内产品的价格优势降低，国外品牌在质量上的优势添补了价格上的差异，从而对我国家电产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上海2006年8月份小家电出口欧盟呈明显下降趋势，在欧盟实施《废旧电子电气设备回收指令》后，上海小家电出口量降低到当年的最低水平。又如欧盟实施的《生态设计指令》的技术壁垒，进而对电气电子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到回收利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突出了严格的环保要求，这也将对我国相关产品出口构成较大的影响。

4.5.3纺织服装工业。

纺织服装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也是外向依存度较高的行业，我国加入WTO后，该行业受惠较大，但受环境贸易壁垒的影响，我国纺织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据案例了解，因服装没有达到生态纺织品标准而被处以罚款或被迫回销等情况常有发生。例如欧盟有关国家通过的OKO-TES100纺织品环保标准，就对进口服装的甲醛、重金属、防腐剂等100多种有害物质含量进行限制，这些规定对中国服装出口形成了技术性的环境贸易壁垒。

4.5.4农业。

我国是农业大国，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较大的也是农业，我国农产品出口现存问题很多，主要是国内动植物疫情、农畜药残留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涉及到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技术贸易壁垒有40多项，其中涉及出口问题的有17项，80%的出口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实施了肯定列表制后，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量大幅下滑，因该项检测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的制度涵盖了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以及54 782个限量标准。而各项标准大约是现行全部规定的3~5倍，且限量指标更为严格。这份名单涵盖了大部分我国的输日农产品。

4.5.5化学工业。

国际贸易中对化学工业中的化学产品与医药产品的出口有较严格的规定，此类产品的出口主要受到对危险化学品分类管理、严格的化学品管理、对进口新化学品的管理、对农药的管理、对合成洗涤剂的管理等规定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很早就开始限制和禁止中草药的进口，进口药品到美国必须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而我国国内单项品种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的生产厂家仅有20多个企业，直接影响了该行业产品出口。

4.6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贸易中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经济发展，因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也只有在其中方可解决;二是经济发展过程必须考虑到来自环境与生态资源的支持与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是在于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只有良好的贸易和环境政策才可促使环境资源有效的配置，使环境与贸易互惠互利。

5.对策与建议。

5.1提高环保意识，完善环保立法。

5.1.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环保意识，树立绿色观念。

环境贸易壁垒多由发达国家制定，作用于发展中国家，这种行为能够保证全球经济良性的持续发展。为了我国外贸事业与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对全民进行生态知识和环保的普及宣传，使其认识到环境质量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积极地推进环保事业。

此外，我国应树立正确的绿色观念，引导大众的绿色消费，为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开拓空间。尤其是我国的企业应投身到环保潮流中，积极自我完善，加强环境方面的技术研发，以在环保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打破环境贸易壁垒的局限[5]。

5.1.2加强环保立法完善环境法制体系。

我国近年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法律、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律及多项环保法规和标准，基本上形成了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构成的法规体系。随着环保问题的升温及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化，我国应加强环保立法与环境法制体系的修改和完善，并加大执法力度，为外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5.1.3加强国际环保法规的研究和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

国际贸易的环境贸易壁垒种类繁多，涉及环保立法分门别类，我国应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外贸环境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了解主要贸易国的环保法规、技术与标准，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贸易中的摩擦产生。

此外，作为WTO的成员，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有利于我国突破各种形式的环境贸易壁垒[6]。

5.2积极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将环保纳入外贸发展战略。

环保产业的发展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的污染防治能力，为其产品能够冲破环境贸易壁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还应制定适应形势的技术标准与规定，将管理纳入法律规程，并开展消除环境贸易壁垒影响的战略谋划，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推行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5.3促进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行企业清洁生产。

环境成本包括开发、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和处理商品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所需费用，为减少与企业经营有关的影响，外贸企业可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市场价格之内，使环境资源成本内部化，这样可实现贸易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生产和出口，有利于环保和公平竞争，并消除了环境所造成的贸易障碍，使企业从根本上能够逾越环境贸易壁垒。

清洁生产有利于克服企业管理中生产与环保相脱离的问题，促使企业的技改具有针对性，即成为实施环境管理体系重要的基础。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在资源利用上提高市场竞争力，接轨国际以便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突破环境贸易壁垒创造条件。

5.4加强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认证等对企业是非强制性的，但其具有公正性的特点，企业申请认证有利于企业利益和效率的提高，应重视并加强此类的认证。

5.5严禁洋垃圾的流入。

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和道德法制观念的缺乏，我国曾发生多起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物质的事情，这严重的违背了《巴塞尔公约》等规定，还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我国应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产品入境。

5.6充分发挥绿色营销作用。

环保意识与市场营销观念共同形成了绿色市场营销观念，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倾向，使绿色营销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体现。绿色营销在营销策略上讲究绿色化的组合，在产品策略、促销策略、渠道策略和价格策略方面都体现了很强的绿色特性。我国绿色营销发展具有极大的潜质，我国出口企业应借鉴国际绿色营销战略，以开辟增强竞争力的新途径，从而打破环境贸易壁垒。

5.7注意国际动态，打破环境贸易壁垒。

时刻注意国际贸易壁垒的动态，把握发展趋势和特点，采取有效的措施，打破环境贸易壁垒，扩大我国的出口创汇。需研究国外环境贸易壁垒，提高产品的质量，总结近年受阻经验，根据相关要求，制定有效对策，使我国产品顺利打入国际市场。

第15篇

[关键词]经济体系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