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经验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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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现代语言学注重语境的研究，认为在信息传递中语言特点产生的动因来传递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新闻评论语境也不例外。就本质而言。新闻评论是一个由多环节组成的一个言语交际过程，新闻评论语境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主要研究新闻评论中的语境基本变相和构成，旨在为新闻评论中的语境运用提供一个有意的指导。

一、新闻评论的定义

什么是新闻评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

丁法章先生在《新闻评论教程》中把新闻评论定义为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传播工具”。

赵振宇的《现代新闻评论》将新闻评论表述为：“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媒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从上面二位的定义可以看出，新闻评论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更新。

本文认为。新闻评论是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向公众提供意见性信息的一个言语交际过程。这个言语交际过程是由发话人、信息、符号、媒介、受话人和交际目的组成的。

二、新闻评论的特点

新闻评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闻加评论的写作模式，这决定了新闻评论的两个重要特点，时效性和论理性。

（一）新闻评论的时效性

与其他的评论形式相比。新闻评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时效性。它要对新近发生的事件、问题快速做出反应，新鲜的、即时的内容永远是新闻评论的灵魂。

（二）新闻评论的论理性

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新闻事业的两翼，缺一不可。新闻报道重在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讲述，而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事实为基础，运用一定的理论知识分析论证、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明辨是非、释疑解惑的目的。论理性是新闻评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语境构成的变项

语境又称语言情景，是信息传递过程生成的外部环境，对于信息传递过程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它制约语义选择，进而制约词汇语法格局系统，最终生成信息传递过程。信息传递过程的意义是由信息传递过程与其生成的具体语境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具体来说，情景指与语言活动相关的环境、事件、人物、交际方式和渠道。它使语言在交际中发挥其功能，是语言活动产生的动因和环境。“情景或可定义为人物、时间、物体和关系的结合造成的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事态变化。人们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往往是根据情景因素的需要，对客观存在的一切语言手段加以选择组配，构成信息传递过程。

对于隋景的研究在功能学派那里由来已久。伦敦政治经济研究学院的著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时，发现当地土著居民的话难以翻译成英语。因此他认为语言的环境对语言的理解必不可少，语言环境包括文化上下文和情景上下文。英国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主要奠基人弗斯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弗斯认为语境包括以下三类因素：一是参与者的有关特征，包括人和个性，也包括参与者的言语活动和非言语活动；二是有关的对象；三是言语活动的效果；语言研究离不开情境的分析。但是，现实的情景纷繁复杂，往往因时、地、人而不同。所以语境要想在信息传递过程研究中有一席之地，必须抽象化，概括化。上述关于情景的研究还比较笼统。

情景这一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涉及语言使用环境的笼统概念，而是得以进一步抽象化，成为一个用来解释语言使用的抽象的理论范畴，它是由三个变项组成的框架结构。这三个变项是语场。语旨、语式，语场指使用语言的社会活动性质，即发生了什么事，参与者所从事的活动，涉及什么话题；语旨包括人际语旨和功能语旨，人际语旨是指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和地位，他们是亲密的还是陌生的，有无权威者；功能语旨是指话语的目的，是劝服、说明还是叙述。语式是情景中语言的组织方式以及功能。例如是书面传播还是口头传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为每一个具体的信息传递过程提供语境构型。

四、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的语境构成

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虽然可以以文本的形式单独呈现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一种自足、自洽的存在物，但它和语境中的各种因素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信息传递过程本身是一种存在，但它是众多语境因素决定下的存在。信息传递过程在语境中被塑造，同时又体现了语境。这里借用语言学中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等术语对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的语境加以说明。

（一）新闻评论的语场

新闻评论涉及的话题很广，语言场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法律、体育等等，还涉及本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事物。

（二）新闻评论的语旨

就人际语旨而言，报纸上新闻评论的制作人往往是本行业的专业人员，或是作为媒体的代言人，与受众相比，具有权威性。新闻评论的受话者是公众，而且是具有一定的素养并且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

就功能语旨而言，新闻评论是对某一问题加以解释和评论，以感染和说服受众，还要解释和提供基本信息。

（三）新闻评论的语式

我们的语料来自报纸，报纸上的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是书面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得以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体赋予了这类信息传递过程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追求意见表达与传播的效率，更快更确定地向受众传播信息是新闻评论信息传递过程的最高语言追求。在下文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这类信息传递过程一系列的特点，例如篇名的论点化，信息传递过程结构的模式化都是追求传播效率的结果。

第2篇

摘要：民间谚语作为各民族的口承文化记忆符号，以十分精炼活泼的口头语的形式，记录了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汇聚了久远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伦常法度、信仰观念等。谚语中所反映的民俗事象，构成了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的独特类型。

关键词：谚语；思想；精神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69-01

文化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它是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并经社会认知的全部产物的系统，这个系统从外观形态及内在本质上来看，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深层是精神文化。而这三个层次永远处于三位一体化的格局中，形成了既相区别又相渗透的多层面的整体结构系统(1)。谚语作为民间审美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民间创作在口头上广为流传、且较为定型的艺术炼话，是民众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其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彰显出民族的个性、生活方式、处世哲学、生态意识等内涵，并发挥出独特的文化功能与审美特质。

文化的精神层面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诸如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谚语作为记录 “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的文化载体（2），是在某一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被创造出来的，因而也带上了该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是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谚语对民族精神的反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通过文化创造满足人的欲求，影响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生成各有迥异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相应的精神文化特征。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两者的差异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农耕民族生活在河湖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理想地带，优越的生存环境形成他们内倾型的文化性格。大量谚语反映了农耕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哲学、家园意识等。如“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善人流芳千古,恶人遗臭万年”等，表明农耕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人们常常以“德”和“义”作为品评人的标准，同时，汉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也要求通过内省、净化达到“德”的彼岸。如“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三思有益,一忍为高”、“没事常思有事时，让人三分不算痴”、“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等表现了汉民族重礼仪、重平和、重仁义、重内省的处世哲学，以及“克己、知足、安份”的心态及“忍耐、内向”的性格特征。农耕文化也非常重视“和谐”的价值观：如 家庭生活中“家和万事兴”、“夫妻相合好，琴瑟与笙簧”、“邻居好，赛金宝”，商业活动中 “和气能招万里财”、“和气买卖赚人钱”，集体活动中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谚语鲜明体现了和谐的价值观。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很容易使人产生满足感，渴望安定的生活环境，反感战争，眷恋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地，产生出执著的乡土意识和爱国意识等。与尚农、务实的农耕民族文化心态不同，长期的游牧生活养成了游牧民族流动而不僵滞、变化而不呆板的思维特点和尚武、豪放的民族性格。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谚语对他们强健刚猛的人生风范、宽阔壮美的内心世界以及充满活力的主宰世界的气质都有所表现，使人们感受到了游牧民族生命的博大与坚强，具有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美。

其次，谚语所表述的宇宙观。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汉语谚语这一民间智慧的宝库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谚语中，无论是记录天文时令、节气寒暑、阴阳五行的气象谚，还是描写名山胜水、自然风光、习俗风情的风土谚，或是反映农业生产、种植饲养、收获贮藏的农事谚等，都企图通过阐释自然来观照社会、启迪人生。“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谚语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规律与人事规律相比较而存在。如“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顺天则存,逆天则亡”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等，天与人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天上有的，自然界有的，人间必然有其对应的东西。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时进行农业生产，才能达到天遂人愿的结果，以自然规律喻人事规律是社会谚、气象谚和农事谚语取材上的一大特点。赞美祖国佳山秀水、人文风情的风土谚中同样渗透着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意识，杰出的人物、精灵的山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二是天事主宰人事。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已根植于下层民众的文化心理深处，并演化出众多的谚语，反映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活着只有“守命安分，顺时应天”的天命观，这是下层民众遭遇灾难和挫折后的无奈及悲叹。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三是天成为正义的化身。这些谚语中的天，寄托了下层人民对公理、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及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如“人算不如天算”、“人有善心，天必从之”、“皇天不负好心人”、“天道酬勤”、“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等。谚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互参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最后，谚语和宗教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领域里，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道教、佛教和儒教。儒教和道教是本土宗教，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们尽管教义不同，但却在中国长期并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表现出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对谚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宗教对谚语的影响表现在：对经卷的翻译和宗教词语的引入，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有些谚语采用了与本民族的信仰有关的宗教词语充当素材表达出新的思想内容；宗教教义和故事传说为谚语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新谚语创作源泉之一；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思想直接成为谚语表现的内容。另一方面，谚语对宗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宗教思想的谚语和借用宗教词汇的谚语广泛流传，促进了宗教的播布，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接受。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从外国输入的佛教对谚语的影响颇大。汉语谚语表达有关行善、造福等观念，不少是选用“佛”“菩萨”充当素材。佛教把主宰地狱死亡的神叫做阎罗王、阎王、阎王爷，汉语谚语用它作为表示凶恶、厉害、狠毒意思的素材。藏族信奉的是喇嘛教，喇嘛是喇嘛教的僧人，藏语则习惯用喇嘛一词充当谚语素材等。

综上所述，谚语是广大民众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一种实践性的总结，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和一种科学性的结晶，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标记”。

参考文献：

[1]、参见禄永鹏著《论谚语的文化结构系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

第3篇

关键字：教育爱心学生

在长达25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努力做好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服务者，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民主开放的班级管理，用心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新境界。

一、让班级管理生动活泼、充满活力

我认为德育工作要“活”起来，必须在真实生动的教育情境中，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小学生年龄小，自控能力差，天真幼稚，可塑性大，参与意识强。所以，我在班级教室黑板上方写上“好好学习，奋发向上”的标语，成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同时在标语中间贴上“五星红旗”使学生在日常活动中，随时受到环境的熏陶，播下爱国的种子。在班级后墙上定期办“学习园地”、“小学生手抄报”，张贴一些名人名言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二十条，这样既可以给学生美的享受，又能使学生受到道德品质教育。另外，班上设立了“好人好事登记薄”、“班务日志”，晨会讲话稿汇集。图书角等。我还按自然村组织了学雷锋活动小组，定期帮助困难户打扫卫生。学生从中体验到以雷锋为榜样，为人民做好事的乐趣。为了使学生了解中国革命史，我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少年英雄王二小》、《闪闪的红星》等；组织学生演讲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如《的少年时代》、《敬爱的》、《刘胡兰》等，深受学生的喜爱。为了丰富道德情操，我从百首爱国主义影视歌曲中给学生选教歌曲，定期举办主题队会，课余时间学生主动捡拾垃圾，栽花种草，给树木挂上了警示牌，写上“爱护树木，人人有责”、“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等标语。如此，用丰富多样的形式来教育感染学生，从而使学生受到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二、用爱心搭建起“学困生”前进的桥梁

爱是沟通学生思想情感的基础，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桥梁。教师要爱学生，亲近和信任他们，通过爱心的暖流去开启他们的心扉。一学生的父亲出了车祸，母亲离家出走，祖母瘫痪在床，只有七十多岁的爷爷照顾他，孩子没有母爱，没有欢乐，衣食无着落。每逢开学时无钱交费报名，我就伸出援助之手并动员学生为他捐作业本和铅笔，使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感受到了师生浓浓的爱心。在学校，他肯吃苦，爱学习，爱集体，担任了班上的文体委员，还经常帮助“学困生”补习功课，被评为学习标兵。对于学习差的学生，我从不歧视、嫌弃，而是耐心地引导和帮助，让每个学困生在喜悦中主动发展。然而，怎样才能有效地促使他们转变呢?其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培养他们的意志力，提高自身的自我教育能力；其二要尊重“学困生”的人格，使其树立自信心。

三、榜样示范，教育学生学会做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开的。如果教师诱导儿童学习好榜样，鼓励仿效一切好的行为，那么，儿童身上的缺点就会潜移默化地逐渐消失。在培养学生良好品格的过程中，教师要想方设法向学生展示良好高尚的人格画面，人物形象，以期学生见贤思齐，效仿榜样。

首先，教师的榜样示范极为重要。当然，教师的榜样作用不仅仅是局即于“身教”，其人生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工作是踏实的还是马虎的，一言一行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工作是否有朝气，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等，无一不对学生产生巨大的熏陶和感染作用。

其次，班主任应充分将优秀人物形象有选择地向学生宣传。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人物形象，教师、学生、家长都可以作为学习榜样。这些人物形象应适合并易于学习，与学生生活在同一背景下，有真情实感，这样才会产生亲切感和感召力。在宣传学习优秀人物的同时，我也介绍了一些反面人物形象，揭示他们身上的劣迹和丑恶的灵魂，使学生体会到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从情感上与坏人坏事保持距离，自觉与不良行为作斗争。

四、育人先育已，以爱博得爱

在朝阳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时，我每天都早早来到学校和值日生一起清扫教室，和学生一起上操、跑步，再带领学生上早读。下课时，我和学生们一起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在愉快的学生氛围中掌握知识，我每晚都在灯下认真备课，站在学生易于按受的角度认真组织教学语言，反复演练从中找出不足。由于我的努力，使得课堂气氛很活跃，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学生王奏月，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家中只有奶奶和她一起生活。由于长期缺乏家庭生活的温暖和乐趣，她没精打彩，精神萎靡，学习没劲头，得过且过，我尽管找她几次谈心业没有效果。有一次她突患重感冒没来上学，我就主动买了感冒药到她家给她补课，还组织班干部到家中看望她，帮她完成作业。从此以后，她学习进步了，对班上的事情热心了，快乐的笑容也重现在她的脸上。我又一次认识到，只有付出一片爱心才能获得一颗童心。

在做班主任工作中，我有过收获，同时也遇到过许多困难。最初我总是严厉批评那些不爱学习、不守纪律的学生，可他们不但没有改，反而变本加厉。于是，我便将这几个学生分别放置于“无人问津”的角落里，不让他们打扰其他同学学习。不想，从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却流露出了委屈，自卑，甚至怨恨……。

一天，偶然从一本书中读到教育学生的良好方法，震撼很大。我开始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第二天一早，我将那几名调皮生调回了原来的座位，他们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集体之中，很高兴。随之，我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了态，从今往后，不随便批评学生，老师尊重每一位学生……那几名学生听得格外认真。在平时的课堂学习中，只要那几名学生稍有进步，我就及时肯定，予以表扬，并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

在这期间，我与学生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其中“以心换心，以爱博得爱”是最重要的一点。孩子的心是纯洁的，他们做错事也是无心的，教师应予以宽容，耐心说服，帮助他们发现错误，找出原因。孩子们从本质上都是好孩子，关键在于教师从爱心出发，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实践使我对马卡连柯关于尊重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教育原则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对每一位学生的尊重和信任，学生们也非常爱我，当我要调走时，他们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能留下来吗?我们一定不惹你生气，好好学习!………”望着孩子们那稚气的小脸和明亮的大眼睛中透露出的真诚和企盼，我的心里酸酸的，我何尝不爱我的学生，何尝不想教这群可爱的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健康成长?……

第4篇

[关键词] 电视 文化研究 反思与批判

20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电视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电视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电视技术的研究；二是电视传播学研究；三是电视文化研究；四是电视经济学研究。所谓电视文化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把电视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对其进行考察，以文化研究的原则来发掘电视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联及其所能产生的意义。其主要代表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电视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媒介研究。

一、以“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的主要流派之一，学派成员众多，学科兴趣也彼此不同，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批判。

20世纪初期，随着广播、电影以及电视等电子媒体的相继问世，一种大众媒介文化迅速崛起。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认为这种新媒介技术能使艺术作品从少数人的垄断性的欣赏变为多数人共享，这是艺术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广阔的天地，由此可能导向一个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用“文化工业”的概念代替“大众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肯定性文化，是对大众的欺骗。和本雅明看到技术的革命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尖锐地指出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异化，并把对技术的批判上升到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源头直指启蒙运动的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指出：“如果说机遇可以使人偶然交上好运气，那么所有电影都不过把机遇看成是电影编排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是因为，社会的力量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方向发展的，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工程师或者管理者，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因素，人们完全变成了社会为行使某种职能而不断加以培训或肯定的产物。”[1]个体的这种选择行为看似合理，实际上已经被社会秩序合理化的观念所控制，已经丧失了自主、能动的理性因素。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并不认为媒介文化就是制造这异化的端源，端源应该是启蒙理性自身，是启蒙理性的技术逻辑通过媒介文化，把现代主体改造成标准化的人，完全丧失了个性和反思批判性。

文化工业的另一个特性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广播、电影等新媒介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为了实现商业利润而尽其最大努力把人限制在片面的感望和感官刺激的范围内。人在感性冲动的支配下，成了被欲望、享乐等生存感觉所控制的东西，人的追求仅仅就是感官满足，霍克海默说：“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2]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年代，技术最先进的媒介文化是有声电影和电视，和电话、广播比起来，它们也最能制造出迎合感性刺激需求的效果，对人的感性异化也最大。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电子媒介文化的这种极端批判倾向，反对者认为“悲观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最后结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绝望和恐惧的心理看待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任何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设想。因此，他们的批判是消极的，实际上是主张倒退。”[3]但也有人对他们抱以敬仰的态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所抱的敌视和忧虑态度中，那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精神，以及强烈探求以文化救赎人生的使命感，每每思量下来，也难叫人等闲视之。”[4]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福学派把传媒研究带入了人文主义的轨道，建立了一套大众媒介文化的批判研究理论，至今仍然是那些批评电视文化的思想精英们仰仗最多的理论武库。

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精神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真正全面着力电视文化研究并形成规模和范式的，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于1964年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即通常所称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归为三种范式。第一个研究范式是文化主义。早期的英国文化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同样是极其悲观的，像马修•安诺德、艾略特、以及利维斯主义等，他们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把文化看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而大众则是处于文化边缘的乌合之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变，其理论上的代言人是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论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一反常人的观点，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多的是因为大众的“个人意向”（intentions）。“个人意向，汇整以后，形成了社会的要求，预期了某种科技的出现。在这一个过程里，意向与需求固然会因为优势团体（如资本家）的塑造而变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劳动者）的首肯。”[5]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被控制和异化的大众，在这里转变成了一个个自律的个体，电视完全成了民众意志的集中体现，成了一种民主文化。威廉斯的乐观的文化主义，在纠正精英主义过于狭隘的文化立场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文化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一种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使这种研究范式陷入危机。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二个范式是在批判文化研究的自身传统中吸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引入文化研究，我们看到在文化主义那里让人乐观的自律的主体，在这里又变成了在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构中被限制和控制的对象。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总结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给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后，也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及各自的弱点：一、文化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结构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被限定性；二、文化主义在把一切融合到“文化”中后，过分注重“经验”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性的对立和冲突，而结构主义则在解构经验中心主义、突出结构性对立和冲突中忽视了对不同实践的具体思考。

对以上两种研究范式的批判，促使霍尔转向了葛兰西，形成第三个研究范式，即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葛兰西的理论对电视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领导权理论或叫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看到了居附属阶层或受压迫阶层的群体，并非被动或完全被控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抗、抵制、甚至争霸的存在。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这样一些“机制”、通过渗透、妥协、谈判、共谋等方式，取得被统治阶级的配合与赞同，从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转化为社会的主流观念。而一旦有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化解矛盾，掌握一定权力的阶层就会采取措施并吸纳对抗性因素，与敌对力量协商，甚至作出让步。霸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从葛兰西这种霸权理论出发，斯图亚特•霍尔在其名著《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种解码方式，霍尔所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在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固然可以尝试“预先”选定后者，但不能规定和保证后者，因为后者具有自己的条件性。新葛兰西派反对那些认为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人们”是受人操纵的“文化傀儡”。在霍尔的启发下，以编码－解码的思想为核心，戴维•莫利《“全国性”的观众》、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相继问世，成为新葛兰西派电视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新葛兰西派研究尽管拓展了研究路向，但也招致不少批评，但总体上来说，文化研究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极大地深化了、复杂化了传播媒介研究，是传播媒介研究全新的转折点。”[6]

三、后现代电视文化研究中的“批判”

在可称之为“融入后现代”的电视文化研究中，可谓名家众多，其中有几个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人物，讨论如下：

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形成最明显差异的自然要首推麦克卢汉。在麦克卢汉看来，无论是文化主义的研究，还是结构主义、葛兰西派这两种意识形态论的研究，都是对媒介内容的研究，而马歇尔•麦克卢汉最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即：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麦克卢汉声言，媒介就是信息。麦克卢汉强调，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才是今天媒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开创了一种把媒介技术上升到本体地位的文化研究理论。他认为：“媒介并非工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方式。”[7]他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促成了以全球化（地球村）、信息内爆、中心消解、多元共存等为特征的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主体的出现。

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批后现代学者的赞同，如约书亚•梅罗维茨就附和说：“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行为方式，而且它们最终影响人们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行为的方式。”[8]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天，电视是最重要的电力媒介，因为它几乎渗透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它使每一个收视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9]马克•波斯特在回顾了第一媒介时代文化研究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后，也很坚定地主张在第二媒介时代一种新型的文化主体正在出现。

和麦克卢汉、马克•波斯特等对新型文化的乐观主义期待不同，鲍德里亚深刻地剖析后现代文化现象后陷入了悲观。他认为仿像和仿真支撑着社会系统，它“诱使人们进入幻想和迷惑的世界”，“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真正的需要。真正持久的动力只不过是消费的欲望，因为不停地获得的物品虽曾经预许但从未产生真正的意义。”[10]我们可以看到，在麦克卢汉偏离法兰克福学派的地方，鲍德里亚经由麦克卢汉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批判立场。

同样使用了一种后现代话语同时支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想的还有道格拉斯•凯尔纳。他在《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一书中呼吁批判性的、多元文化和多重视角的文化研究。他明确提出：“旨在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它探究压迫和统治的诸种形式，同时清晰地表述那种借以批判这些形式的规范化的着眼点。”[11]他认为在电视文化研究中应该充分尊重和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的重要价值。总之，后现代主义的电视文化研究是一种既建构又消解、彼此认同又互相批判、异质杂成、众说纷纭的理论景观。

结语：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电视也迈出了艰难的改革步伐，中国电视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视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娱乐属性逐渐得到重视，中国电视从一元逐渐走向多元，呈现出无序的爆发式发展。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繁荣相比，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相对滞后，远没有形成有序的学理化的研究思路。针对中国电视文化出现的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理论界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要么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要么给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判断，要么借用文学等传统学科的理论视角来解读，而具有中国特征、本土化品质、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研究还远未开始。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体系，对于推动中国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梳理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传统，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文化研究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引进西方的电视文化理论，不是只要引进他们的某个结论，用他们的结论来解释我国的电视文化现象，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中国电视文化研究需要借鉴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研究精神，那就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来分析中国的电视文化现象，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

注释

[1][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2] [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4页。

[3]荣剑：《社会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4]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

[5][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6]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7]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9]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10]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1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0页。

第5篇

实践教学是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从而将知识、技能内化为个体经验的综合教学活动。它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目前，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方式，从内容上分可分为两种：一是专业知识的实践教学，它侧重于培养胜任岗位的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一般包括基于课程内容的课堂内实践性教学和课堂外能力形成性实践环节，课堂内的实践性教学内容包括课程作业（阅读、写作、讨论等）、实验、实习（设计），课堂外能力形成性实践环节包括社会调查、各类校外基地实习以及毕业作业（论文或设计）等二是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它侧重于培养在岗位上从事工作直接需要的社会人文素养，包括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创业能力等综合能力实践环节。

（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传统思维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趋同化，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教学相对是薄弱环节。在今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后，大学教育模式也开始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是研究和发展学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理应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种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树立一种与时展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既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大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教育不能仅仅在教育内部，要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里考虑”，汉语言文学作为高等教育核心专业，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已经是时代的共识。汉语言文学教育要实现从研究向服务社会生活、解决社会人文矛盾的转向，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企业产业转型加速，个人需要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才能保证个人专业岗位能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的教育中，学生的生存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代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磨砺和职业经验，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呈多样化，有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有的在大学甚至中学就开始创业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综合职业能力的，有重新与社会化职业对接的；有的本身就从事着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总之，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他们自觉自愿的学习需要，因此他们渴望学习目标具体化、职业化，注重相应岗位的实用性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比前代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一般都要测试应聘者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不加强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就业后会难以适应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谋出路或待业。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

（三）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高人文素养的高级适用人才。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它不仅是终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但是无论是为了满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学，还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走向一线工作岗位，而不是进行专业研究。如果在教学中倚重理论教学，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难养成，同时慵懒、浪漫、拖拉的名士气会带到工作中。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紧贴教育培养对象的基础和条件，从实际出发，把教育培养目标的重点始终定位于融理论于实践之中的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和职业能力教育的坐标系中，它一方面培养了汉语言专业学生严谨、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标“实践一理论一实践”最终实现。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是基于一定生活场景的精神实践活动，它可以组织学生接触具体社会事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这些社会事实进行处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在专业知识和具体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从而产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团结等心理正能量，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策略和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四）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实践教学环境下，学生已经不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模式；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增加面对面情景交流的机会，老师也有更多的视角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自我调整能力、自我监控能力，老师也能根据每个学生在职业选择中面临的困境，提供最合适的教学内容、方式和途径，真正做到在“以人为本”的视域下，完成教育任务。在实践中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建构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就能实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实践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网络共享教育资源的学习运动，经历了一个非常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2002年的开放课程（OCW）运动开始，后来又出现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2012年，“从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们以免费、高质量的课程内容为卖点，对学习者提供广泛的在线支持，包括课程任务布置、学习评估、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甚至为顺利完成课程的学生提供学习证书。这类服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人们将这一类新兴的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模式称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掀起MOOC课程学习的风暴，我国高校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已经推出本校的MOOC课程，上海高校课程联盟也初步实现了上海高校间优质资源共享，并可获得学校认可学分。因此，MOOC下的教学模式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开放性，由于课程教学在线学习，开放式获取知识，只要注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网络课程学习；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课程、公开课挂在网上可以供参观学习，但是由于无法检测课程学习者学习效果，因此导致许多课程徒有虚名，实际利用率非常低。MOOC学习环境下，学习过程成为可以随意检测学习者任何一个学习环节的透明过程。由于网络教学环境的变化，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也必须追随它的变化，与时俱进，从而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针对MOOC教学模式开放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参与者规模的可伸缩性（scalability）。

汉语言文学的课程多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模式必须通过大量研读作家作品，不同评论家的学术争鸣，以讨论的方式，来培养学习者鉴赏、评析的实际动手能力，从而开发他们的无限认知能力，提升他们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话题的设置尽可能地贴近学位教育的结构化课程体系，因为教师提供的话题资源是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出发点，如果偏离了学位教育的知识结构，太过于个性化，学习者产生的内容在群体学习路径模式下，就无法成为学习和互动的中心，这种境况下，参与实践教学的学习者的规模和课程活动的覆盖面，就无法实现规模的超越性。美国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对开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调查中显示，如果话题设计的贴近学位课程体系，每门课程平均有33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注册，相当于传统课程授课人数的几百倍。针对MOOC教学模式透明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效果的可检测性（testability）。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中，学习者的实践过程指导教师根本无法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学习效果的评价只能靠学生的自述或课堂的考核来完成，但是在MOOC教学环境下，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材料可以周为单位向前推进，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实践内容设置测试内容、讨论版等环节，如果达不到老师设置的分值，学习过程将无法完成纵向推进，指导教师甚至可以随时获悉实践者在线学习的时间，这大大地改变了汉语言文学实践课程考核的随意性和人情化倾向。

三、网络环境下发展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实践教学体系，推进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改革

实践教学是以提高学习者能力为目标，因此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能力培养、人才规格等方面，必须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需要，制定以岗位需求为本位的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专业课程，编写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教材，整合并逐步优化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确保它与社会职业岗位能相互衔接和贯通。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中，以某种符号形式存在的理论知识通常是老师和学生重点讲述、掌握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熟悉符号系统，并解读符号的意义，都可以由师生通过视频课程、网络互动等方式，轻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目前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职业能力滞后社会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已经使很多成人教育学校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建立实践教学考核、监督和反馈模块三级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把课程考核与教学过程、学生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学生、老师、实践单位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完善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既能调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比如，通过网络可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监控，课程作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都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考核，监督它们进行的全过程；对于课堂外社会策略知识的实践，也可通过视频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与学生实践单位、工作单位建立长期的沟通渠道，形成良好的、灵活的互动式信息反馈机制，对于反馈回来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当做学生形成性考核的参考指标，另一方面对于实践教学偏离社会岗位需求的情况能迅捷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优化实践教学计划。

（三）挖掘地方资源，构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实训平台

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基地要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建立单项实验室、综合模拟实验室等，可以在实验室建立模拟实训场景。但各级学校面临着实际困难：资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实训基地不足，且无法提供“全真化”实践场景。为此，应认真分析、挖掘当地社会的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丰富性校外实训基地，比如各地的报社、电台、杂志社、各单位的宣传部门等均可提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平台。它们可以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使汉语言文学实践性教学更接近于从业实际，教师可引导学生亲历岗位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在流程操作过程中，对于岗位所需的协作意识、创新精神等人文素养，产生切身情绪体验，从而避免了专业技能和社会策略技能训练的形式化。校外实训平台的搭建应建立在紧扣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校外稳定的实训基地。尽力拓展“课程、实习、就业”加校企联合培“3+1”的养模式，缔结校企联盟，让企业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开展协同式培养，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管理，逐步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封闭走向了开发，发展的重点从数量的扩张转向了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第6篇

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尤其是西方教育理论，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而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教育思想却视而不见，或者至少是重视不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叙述逻辑：直接用西方的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教育问题，或者先陈述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再附上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启迪’或‘借鉴价值’。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一种霸道的论证方式：因为西方如此，所以我们如此；西方都已如此，我们更应如此。这使中国教育学处在一种‘殖民化’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本土教育问题的关照，从而也失去了原创性的冲动和活力。”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有害，这不仅是失去原创力的问题，而且对中国教育学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纵观百余年中国教育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那就是“教育学在百年中出现多次的‘整体式转向’或‘推倒重来式’的‘发展’。并且几乎每一次的‘推倒重来’都循着基本相同的路线：中断历史――重新启动――简单模仿(或演绎)――初级综合――建立体系”。哒种现象表明教育学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发展，从而也造成教育学成熟度不高，在学科大家庭中处于尴尬地位。

理论研究者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片面追求也“感染”了教育实践者，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各种时髦的教育理念趋之若鹜。今年来个“成功教育”，明年可能来个“挫折教育”；这段时间流行“合作学习”，过段时间可能又流行“分层教学”。这让很多教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只能疲于应付，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事实证明这些“花”只是“昙花”，这些所谓的先进教育理念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个原因就是，很多教育研究者忽视了文化背景对教育研究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其实任何教育思想和理论都是源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并且只有与社会文化相协调才能有针对性地地指导实践，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国外著名的教育理论来证明这一点。

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课程中的经典理论。我们都知道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在他“八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八年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改进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帮助学校教育走出困境，以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发起的。咽此泰勒关于课程和教学的理论是美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观我们当前的课程改革遇到重重阻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课改专家没有深入地把握当前我国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再比如德育模式。在《当代教育学》一书中，对科尔伯格的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有这样一段评价：“一些研究表明．有些文化背景下的人根本没有出现阶段5和阶段6的道德发展特征。科尔伯格对这两个阶段的定义很可能带有西方的文化偏见。”这段话首先向我们表明了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是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不一定适合其他文化背景。但其中两个词的用法有待商榷。一个是“可能”．其实任何理论都有文化背景，这点是肯定的，而不是可能。另―个是“偏见”，他们自己设计的德育模式适合自己的文化背景那是无可厚非的，何来“偏见”一说呢?这只能怪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只是对国外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不会批判改造。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源于一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只有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相适应，才能有的放矢地指导教育实践，反过来也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以下笔者试着从中西文化背景与教育的关系这个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文化背景，由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说明。有的学者主张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是民族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哄中主要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1．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西方民族注重由现实走向未来的实际运动。特别注重实效。

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民族具有一与多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总的来说，西方偏重于多，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强调个体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所以西方具有个人主义传统。西方民族又是注重理性思辩的民族，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把理性的逻辑思维作为主要的致思途径。

从民族精神上看，西方民族富有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西方民族注重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改造自然，使之与人类的生活相适应，而不是通过改变自身使之被动地适应自然。西方人在探索“真理”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执着，并且不断努力，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从不满足。也绝不会止步或暂停。

西方民族注重现实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流传久远。西方重视个体的传统鼓励个性的发展，再与探索精神结合起来。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本主义的教育源远流长。西方价值取向是注重由现实向未来的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一”与“多”对立统一的传统，再加上民族精神鼓励探索，就必然导致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而其重理性思辨的致思途径反映在教育上就是理性精神一以贯之。

2.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华民族非常注重传统，具体表现在：在实现价值的行为准则方面，道德伦理价值压倒了一切，渗透了一切；在价值理想方面。最高的价值理想是圣人的人格样板，即所谓理想人格。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华民族具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注重整体与过程。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性。而且中华民族又有注重直觉思维的传统，以把握整体为目标，往往以箴言的形式直取事物的本质，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形式构造。

从民族精神上看，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基本精神是“参与”，可以“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但是这里的“参与”不是作为主体的参与，而是作为客体的参与。中华民族对待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是“和”。“和”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华民族及其重视道德伦理，道德伦理是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维系社会秩序

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注重传统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唯古是法，以老为宝”。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于深深埋藏于师生内心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崇古的印记。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教育观念比较稳定，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人才的培养标准高度统一――以“圣人”“贤者”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注重直觉的致思途径使得人们重经验，忽略抽象的思维理论的创造。再加上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不是去征服自然，信奉“天人感应”，主要是以善行感动上天，因此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界探索的兴趣。忽视理性，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以上在谈到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时既提到了优点也提到了弊端。而对西方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则没有提到它的弊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心理结构和教育传统没有弊端，事实上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比如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一方面是他们教育不断发展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首先。“变化”是变得比原来好呢还是差呢?如果是变得差了那还不如不变。其次如果变化过于频繁，学校、教师和学生能否适应是值得怀疑的。再比如，理性精神自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天我们社会的发展也绝对离不开理性精神。但理性精神并不是万能的，它对有关人类和人的研究几乎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人除了要有理性精神之外还离不开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往往是我们了解人类及每个人自身的有利手段。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中西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传统，两者各有优缺点，关键是要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使两者更好地融合。

对教育研究的建议

在对教育与文化背景相融共生的关系作了论证后，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教育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

这是当前教育研究者所普遍忽视的。我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里面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善于挖掘。并把它们发扬光大。

2.积极吸收并内化国外先进教育思想

前面我们说过当前我们许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这里又说要积极吸收国外教育思想，这是否矛盾呢?其实不然，虽然我们的研究者非常热衷于引进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但总体质量并不高。首先，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接触到的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是二手资料，也就是经其他人翻译过来的。真正直接接触原汁原味的国外资料的人少之又少。由于翻译者自身水平和能力的局限，难免对原来理论的理解造成偏差。其次，退一步说，即使翻译者翻译得足够好，也并不代表他翻译过来的东西都是适宜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引进的所谓西方新理念新理论其实只是西方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早已被西方的教育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或者是有明显缺陷的。而我们却如获至宝，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研究和推广，结果还是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一种巨大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反思

冯　丹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在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解决我国公立高校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一道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1989年开始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以后，逐步加大了学生交费的数额和覆盖面，1996年个人投资(指学费和杂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为11.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80.39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全面收费制度。1999年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学费数额，扩招生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基本上按培养成本收费，其他学生的交费一般也达到了培养成本的20％至30％。函授、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民办高等教育这几种教育形式所需经费基本上全部是或大部分是由学生自己承担，而这几种教育形式的学生已占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以上。如果综合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中学生个人所承担的比例将达到40％至50％。这一比例与国际水平比较已属于一般水平。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免费，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而且可以预言在―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比重不可能达到已承诺的占GNP4％的水平，所以，对非义务教育还应加大个人支付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又很悬殊，因此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的同时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对于收费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所带来的贫困学生问题以及对收费制度的考验

1.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

中国从1989年起对公立高校部分学生开始实行收费，当时只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高教学费制全面实施于1997年，但收费标准几年内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收费标准猛增在2000年。这一年高校学费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了4000元。(见附表一)之后，2001年和2002年执行了有关规定，学费、住宿费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

此间关于1997年起我国实行全部大学生缴费上学的理由，通常认为有两个。即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以及对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确认。就增加高教实际需要的经费而言，它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基本的两难问题”。产生于公共预算日益紧缩而社会和个人对接受教育的要求持续增长。现在几乎已没有国家能够单靠国库来支付整个高教系统，而必须寻找资金来源。何况这里是“穷国办大教育”和“大国办穷教育”，教育经费不足更突出。面对急剧膨胀的教育需求和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继续推行免费入学政策显然已不可能。

而且，教育分担原则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依据是：从受益方面论，高教投资可以产生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收益各方负担成本才合理；从产品的属性论，高等教育产生的不是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和受教育者应当共同承担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是：(1)谁受益谁投资；(2)受益者为个人、雇主和社会大众三方，教育成本应由这三者分担；(3)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由其受益的多少决定；(4)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还应按支付能力来决定。来自各国的数据都表明，中学后教育能确保其毕业生获得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并非

纳税人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据统计，随着高教大众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毛录取率已接近70％，但他们只占同龄人口的10％左右，也就是说，只有适龄人口的7％能够上大学。由此可见，作为极小部分纳税人的子女和高教受益者，大学生缴纳学费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仅把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和确认教育成本分担原则作为收取学费的理由，那是不够的。然而，免费的公立高等教育真的总是公平而民主的吗?国内近期有的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免费的高等教育等于是用公共资金补贴高收入阶层。新近一项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也显示：与出生于较贫困阶层的同龄人比较，出生于较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高教补贴有可能主要是为富人造福。国外有论者还指出，免费的高等教育是让穷人来支付富人上大学的费用。入学机会更多的富人子弟免费入学。而在日后可获得收入更高和使事业更成功的机会。不取消高校免费入学制度，实际上就是坚持把穷人的收入作有利于富人的两次再分配。

结论性的表述是“免费高等教育既不能保证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这―论断，对免费高等教育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另外，大学生承担学费后，他们可以施加压力对学校不合理的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可以较自由地使用由学费构成的那部分经费，或用来进行改革，或用来弥补公共补助之不足，并通过增加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费加强自身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贫困学生所占比例较大。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在全国普通高校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在280万左右，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5％至10％，人数在60万至120万之间％先不论各高校的贫困学生，据一份调查显示，由于惧怕交不起大学学费而在高中就辍学的学生不在少数。有可能很多人成绩很好，但因负担不起大学学费而过早地放弃了进大学的念头。该调查还对高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率为100％，也从侧面反映了高中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见附表二)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有可能低估了学费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我国高校大规模的扩张是在当时我国经济紧缩，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前提下仓促、急剧进行的。因此，我国除了各大学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学费减免之外，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来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学费短缺。我身边就有因生活困难而荒废学业去打工来维持生计的同学。所以，建立怎样的体制以便所有的大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是一个重大课题。

2002年高考前夕对我国两省市4区县的不同类型的7所高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共发放问卷529份。回收率为100％。

根据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下层人民的子女享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没有增加。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这份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部分学生的经济困难不容忽视。

2.建立针对所有大学生的贷款助学制度

上面讲到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公平的，而我国又有一部分学生无力上缴学费。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起以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这的确解决了一些大学生的问题，但同时使得某些贫困学生有自卑心理的产生。因此，在实行上大学收费的同时，为防止或者避免由大学生家庭收入水平决定其学费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异现象，可以借鉴很多国外经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大学收费制度的同时，制定了许多既不加重大学生家庭负担、又不影响大学生心理和人格、反而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形成颇有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和助学制度。

为此，我国高校收费和贷款政策就应该有相应的修正和调整，亦即政府的贷款上学制度，不能只是针对目前所谓的贫困大学生等少数学生的制度，而应该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普遍性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制度。从而使所有的大学生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以同样的资格和条件来申请国家的助学贷款，以同样的人格和心态在大学中进行学习和深造。

第7篇

一、修辞，让它如此美丽

修辞之于文章，犹如化妆之于女人，精典的修饰会令其光彩照人。结合具体情节运用多种修辞，让新奇的、精妙的、华美流畅的语言源源不断地涌出笔端，使议论形象化、具体化、透彻化，整篇文章的说理变得多姿多彩，让读者在语言的品读回味中愉悦地接受你的观点，何乐而不为呢？下面是我的学生习作中运用修辞的几个范例，在此展现出来与大家共同赏评。

“刘邦虽无雄韬武略，但他却有识别千里马的能力。‘运筹帏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有军士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他有后盾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他有大将韩信。”《莫放错位置》

“悠然南山下，陶翁把酒饮盏，种豆赏菊，‘不为五斗米折腰’，成田园诗派鼻祖；悠悠西湖边，林逋梅妻鹤子，看‘疏影横斜’，品‘暗香浮动’，怡然自得，传为佳话。”《莫放错位置》

这两段文字都使用了引用修辞格，第一段的引文皆出自课本《史记·高祖本纪》一文，这个同学对课本知识加以灵活运用，使其组成一组整齐的排比句，一气呵成，增加了文章语言的气势，同时又用刘邦的成功经验之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第二段巧妙地部分引用诗句，不仅写出了陶渊明与林逋的特点，更增添了文章的诗情画意和内涵，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数的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古语等汇成了一条长河，在写作中不妨撷取几片浪花来装点文章，使其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中说理，增加文章的吸引力。

二、细腻描述更精彩

细腻的描述并不是记叙性文章的专利，议论文中合理地使用一些细腻描述性的词汇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朝野上下为权争斗，陶翁种菊南山下，怡然自乐。片片是他人生的快乐，淡淡书香是他精神的寄托。当皇室灯光映照庸俗的画作，米勒固执的在田野里描绘丰收的农民，他的笔让我们看到了收割灿烂金黄的农民，听到了乡村教堂悠远的钟声。弘一法师远离喧嚣的尘世，古卷青灯，芭蕉夜雨；……”《回归本色生活》

“坚守本色有时意味着遭受磨难。明清之际思想界顽固不化，在重重黑暗中李贽要求思想启蒙的号声惊醒了一代人，也为他招致了无法可想的折磨。然而李贽就是这样迎着风，沐着雨，忽而浅唱低吟，忽而长啸疾呼，所有的颠簸都在脚底起皱，所有的风云都在胸中郁积，终成就了性格一派的伟岸。”《坚守本色》

这两则文字前者清雅工丽，后者沉郁清奇，然而同样细腻的描画，带来同样的文采斐然，读来犹如睿智老人的优雅谈吐，令人禁不住拍案惊呼：原来议论文亦可如此美丽！

三、善假外物情更真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几千年前孟子如是说。议论文的语言要有文采，也可借助于外物来表意。

生命本色是什么样的？这本是一个极抽象的东西，但小作者却借用“绿、蓝、黄、红”这些表颜色的词以及鹅卵石这个常见事物来展现，加之“鲜花、掌声、三千东流水”的对举，在新奇华丽的预言中使生命本色面目清晰起来。

“五千年的风华绝茂陶冶了中国人的情操，华夏民族中演绎了黄河水边恒久的一幕；商周的青铜器上记载着源源孝河的印迹；春秋儒风的一抹吹拂更掀起了久久不息的文河潮涌；秦王一统六合剑毕高唱了民族的凯歌；汉医精经亦流铸出了医学宝典……怎能忘却魏晋书法柳骨颜体的坚贞，唐诗弥漫纵情山水的古韵，宋词铺就文化青石板的绚烂；元曲婉转洗涤茶馆的幽香，还有明清小说印刊中吟唱的傲骨风气……虽有潮起潮落的无奈与沧桑，但海盐再老也是一种结晶，并且存有海的记忆，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襟怀去品位中国人的记忆，中国人的性格正如一朵傲放的梅花——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中国人是一朵梅花》

你看，借助外物来表意，或形象可感，或曲径通幽，确是提高文章精彩度的法宝。

第8篇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超级秘书网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然后发起了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5]廖赛娟。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中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25-26.

第9篇

1．文化产业投资和人才培养力度

由于日本政府实行对企业参与文化活动进行免税政策，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以各种形式支持、参与文化活动。到目前为止，日本在扶植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以企业和民间为主、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辅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从韩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先后设立了各种基金，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等多个专项基金，多方募集资金并有针对性地资助重点文化产业发展。韩国政府本身也逐步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文化产业局的预算从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间由168亿韩元提高到2005年的1911亿韩元，提高了11倍之多。而2000年以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预算在国家财政预算总额中所占比例每年按1%比例增长。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日本许多高校和专门学校都开设了相关的文化产业专业，如动漫制作、形象造型学科、游戏设计、数码艺术、尖端艺术表现、媒体、动画学科、艺术学科等都是近几年来新兴的文化产业学科。韩国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培养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人才的教育机制，主要有首尔游戏学院、网络信息学院、全州文化产业大学、传统文化学校等，并在一些大学增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此外还委托部分院校和企业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资格培训，大量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

2．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并加大文化产业的出口

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日本的文化产业形成了从创作、发行、出口到后期衍生产品开发等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动漫画产业为例，其产业链包括杂志连载动漫作品、漫画出版单行本、改编成动画片播出、版权授权、制作衍生产品及销售、部分动漫作品外销授权、成功动漫产品的深度开发、开发同主题游戏和主题园区或主题店。同时日本动漫产业链条形成了分工合作的模式，漫画动画工作室、版权事务所、印刷出版企业、图书发行企业、电视台、杂志社、动漫画衍生品生产和销售渠道等都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合作机制。又如手机软件行业，各大软件公司积极与手机公司、手机软件销售公司合作，不断开发用户众多的新软件，包括有免费的有偿的游戏、交流等软件，满足了国民对手机软件的需求。韩国政府以电视剧、电影、动漫、动画、游戏为先锋，有力地带动了服装、餐饮、美容、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不断开发出衍生产品，促进了整个国内经济的增长。影视的衍生品包括音乐、有线电视、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版权等，相关产业可延伸到建筑、装潢、食品、包装、广告、电子、网络、媒体、通讯等诸多门类的开发，具有无比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持续出现的“韩流”可以说是韩国文化产业成功的标志之一，这不仅为这些国家的国民了解韩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还为韩国各类企业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日韩两国文化产业的共性在于立足国内市场，研发新的文化产品的同时积极向国外市场出口收益较高的文化产品。仅以动画片的海外出口为例:2003年日本推销到美国的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钢铁总收入的4倍。到2010年，日本动画制作市场和动画衍生产品市场规模达到500亿美元。韩国文化企业则充分利用发达的网络、商等多种渠道，并用直销和联销的手段，租金了系统的文化产业海外营销网。以游戏产业的出口为例，根据《2006年游戏白皮书》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2年至2006年，韩国游戏的出口额逐年增加，2002年1．4亿美元，2003年1．73亿美元，2004年3．87亿美元，2005年5．64亿美元，2006年6．71亿美元。其中在线游戏持续保持高增长的速度，2004年在线游戏的出口规模是3．8亿美元，在海外市场实现了1．8亿美元的销售盈余。2005年整体游戏出口量的81．9%为在线游戏，2006年比2005年出口额增加了29．7%。

二、日韩的成功经验对大连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1．完善文化产业相关法律和市场监管体制

日韩两国文化产业成功发展的共同点，就是两国政府都能从国家战略出发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并制定出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与此相比，就总体而言中国和大连市的文化产业政策大多停留在行政性规定和管理条例等层次上，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从不同方面促进了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但直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指导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业法律。这一方面，大连可以借鉴日韩经验，制定发展文化产业的地方性法规。同时由于体制、机制的局限，大连市的文化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分散、条块分割的弊端。大连市现在有些文化产业的市场秩序混乱，像图书报刊文化产业中常出现的问题，即在街头经常能遇到一些盗版的书籍进行出售，可是却没有相关的监管。日本在动漫文化产业发展初期也曾遇到相似问题，这些问题差点毁了刚刚起步的日本动漫文化产业。可是日本政府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进行动漫文化产业市场的约束，使得动漫文化产业市场向着规范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大连市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为保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市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负责文化资源管理与文化产业协调的综合领导机构，实施有效管理。大力开展整治运动，针对假货和盗版侵权的问题，负责文化产业销售的相关部门应该联合工商部门对造假窝点进行逐一排查与清理，销毁盗版商品，严禁销售假的文化产业产品，维护文化产业产品销售的秩序，杜绝一些粗制滥造的文化产业的产品流入市场，影响文化产业的市场秩序。同时要规范文化产业市场的侵权赔偿制度，一旦发现有抄袭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大连作为国家经济计划单列市，可根据地方实际和特点制定发展文化产业的地方法规。这些法规可涉及到动漫、出版、广播、媒体等行业，以此保障文化相关行业的健康和正常发展。这样不仅仅对大连市本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吸引许多外地的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入驻大连市，在大连市投资发展，为大连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大力拓宽投融资渠道

目前大连市的文化产业经营者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多元的投融资体制仍未形成，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限制，社会各界参与投资很少，与发展文化产业和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不相适应。引进资金、合资合作、股份制经营等渠道还不够通畅，社会资金投入不足，民营文化单位数量少、实力差，文化经济社会化程度低。政府对企业的投人基本仍然是拨款性质，投入方向的随意性较大，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与保证机制，投入与产出不协调，甚至有的只问投入，不问产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文化产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市场竞争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发展机制被削弱。根据日韩经验和我市的情况，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文化产业，还要制定相应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建立文化风险投资制度。可考虑对有市场潜力有发展前景的文化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争取上市吸纳社会资金，也可以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投资和捐赠，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兴办文化基金，并充分利用外资。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要按产业化的要求运作，以增强对文化投资的吸引力。大连市要努力寻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支持文化产业的途径，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以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龙头，着力发展动画卡通、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等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更多特色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主题公园，打造现代产业发展新亮点，高水平建设城市文化中心，提升大连城市文化内涵。

3．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高素质文化产业人才匮乏是制约大连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当前大连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达不到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要求，因而导致文化资源严重浪费，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不但普遍缺乏文化创意的经营管理人才，更缺乏有想法、有创意、达到国际水平的专业人才。文化产业融合度高，对人才符合性要求高，这个队伍的人员原来大多是画家、作家、设计师、歌手、导演等文化艺术工作者，现在正吸引金融、经营、科技等方面人才进入。显然，单纯依靠这种结构的人才队伍不能满足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这方面可以借鉴日韩两国大学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经验，可以适当增设相关专业。如日本许多大学和职业学校都开始开设有关内容产业的专门学科，如形象造型学科、尖端艺术表现、数码艺术、动画学科、媒体、艺术学科和情报设计研究室科等。日本政府及民间组织设立的海外人才推进计划，向全国公开招募人才赴海外学习。目前大连市设有“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不多，应该扶植以高校为主力军的大连市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虽然大连建立了许多家动漫培训学校，但培训出的人才只能从事最基本的漫画、动画和游戏的制作，对于生产环节之外的其他环节，人才仍然十分急缺。大连市可以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酌情开设一些课程，来弥补这系列人才的短缺。同时需要建立特殊人才引入机制，减少文化产业领域优秀人才来大连的制度、政策障碍。在与日韩的交流方面，可采取选拔派出大连市人才、引进日韩的专业人才或采取与日韩共同培养等多种形式。总体来说，大连文化发展急需文化创新、经营管理、技术与策划服务支持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而大连市目前在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领域专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人才匮乏。

4．创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软环境

第10篇

关键词: 世界图景 语言世界图景 Иван

一、世界图景

世界图景(картина мира)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研究领域,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Herez)是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之一,他将“物理学世界图景”定义为外部事物的内部形象总和,通过这些形象,采取逻辑方法可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行为信息。此后,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世界图景”这一术语逐渐进入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若干学科领域并得到广泛使用。世界图景已成为现代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语言学界一般认为:“世界图景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是一个世界观的基础,表现为其携带者对世界本质特点的认识,是人所有精神能动性的结果。”[1]

世界图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全过程,它由三个部分组成:(1)认知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2)认知活动的客体,包括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具体世界和抽象世界;(3)认知活动的结果,通过一定认知活动方式获得的世界形象。

世界图景是客观世界在人大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总和。世界图景这一概念是建立在人对世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基础上的。在世界图景的生成过程中,语言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语言,世界图景就无法完整地表达。每一种语言都是感知与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语言,现实世界得以观念化表达,从而形成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世界认知的统一系统,这种系统因为不同民族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

二、语言世界图景

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最早源于洪堡特(Гумбольдт В.)提出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假设,因此,西方学者也称其为“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图景是世界图景在语言中的语言化(оязыковление)、符号化、语义化表达,是历史形成的、某一语言社团对外部世界素朴的概念及观念认识的综合”。[2]语言是世界图景的主要表达手段,人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需要借助语言展现和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的形成受语言知识、文化、自然环境、社会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形成的语言世界图景也有所不同。就是说,语言世界图景具有民族性,紧密地和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附着在语言表面,通过语言反映民族文化特点。“语言世界图景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在语言中形成的结晶,语言世界图景是指该语言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语言中包含了该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3]比如,要表达“新生事物迅速大量地涌现出来”的意义,汉语中我们用“雨后春笋”,而俄语中则是用“雨后蘑菇(грибы после дождя)”;当要表达“胆小”的意思时,汉语我们用“胆小如鼠”,而俄语用“胆小如兔(труслив как заяц)”。再比如,对同一事物“白桦树(берёза)”,对中国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普通树木,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它却可以代表对祖国的爱,指代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其内涵要比在汉语丰富得多。

三、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关照下的俄文名Иван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会从《圣经》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名字,或者根据孩子的出生日期来确定。Иван(伊万,或伊凡)来源于《圣经》,本是一个犹太名字( Iōānān,Iěhō),字面意思译为“上帝饶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同时也非常普遍的俄罗斯男人用的名字。在俄罗斯、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中都广泛使用。同时在其他非斯拉夫民族中也有相应的形式(英语John,西班牙语Juan,意大利语Giovanni,德语Johann,法语Jean)。并且在Иван的形式基础上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第一大姓(фамилия)Иванов。

1.Иван用作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的代称

就如人们常常用Tommy来指称英国或英国人,而一说到“”就想到阿拉伯人一样,人们也常常用Иван来当做对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的代称。比如二战期间,苏德交战,德国人就是用Иван来指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

2.Иван命运的变迁反映俄罗斯历史

十月革命之前,Иван曾是俄罗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男人名,每1000人中就有245个人叫Иван,就是说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都叫Иван,其受喜爱程度可见一斑。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他们的名都是Иван。但因社会政治的变化,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就像要跟“旧世界”一刀两断一样,人们几乎不再使用这个名字。到上世纪60年代,每1000人中就只有3人叫这个名字了。之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到今天,每1000人差不多有60―70个Иван,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上个世纪,40年代前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蓬勃开展和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主阵营的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20世纪下半期,在拉丁美洲很多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使用Иван这个名字成了时髦的事情。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电视节目的影响,Иван在美国的拉丁裔甚至非洲裔移民中流行起来。但由于自冷战以来产生的对俄罗斯人的敌对情绪,美国的白人对Иван这个名字却相当冷漠,一般不会为自己的孩子使用这个名字。

3.俄语固定表达中的Иван

作为一个从基督教而来的名字,随着使用的逐渐广泛,Иван成为了俄语的固定表达,从而获得了名字本身以外的意义。如Иван-дурак(或是Иванушка-дурачок),这是俄罗斯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形象,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他社会地位不高,出身农民,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子,未婚。根据某些俄罗斯民间说法,名字带上дурак这个绰号就意味着佩戴了“护身符”,可以避开“毒眼(сглаз)”。靠魔法的帮助,并且感谢自己的“不聪明(не ум)”,Иван-дурак总能顺利通过各种考验找到宝藏,他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娶国王的女儿为妻,既得到了财富,又获得了荣誉。

俄罗斯还有一种叫做Иван да Марья的花,花名的来历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传说。传说有几个版本,比较广泛的一个是这样的:Иван和Марья本是一对兄妹,幼小失散,后来兄妹相遇却恋爱了,在不知道彼此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结为夫妻。上帝为了惩罚他们,就将他们变成了花。

另外,Иван还出现在一些成语和谚语中。例如:

Во всю Ивановскую,валять Ваньку,

Был Иван,а стал болван,а все винцо виновато.

Иван в дуду играет,а Марья вести сказывает.

Пока не знали-Иваном звали,а узнали-болваном нарекли.

С именем-Иван,а без имени-болва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Иван在俄罗斯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一个名字,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用来命名和标记个人,而且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中获取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语言世界图景。了解俄语中某些语言现象中隐含的语言世界图景,如常见名字,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俄罗斯民族,熟悉俄罗斯社会文化,对我们的俄语学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杨仕章.语言世界图景刍议[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1:87.

第11篇

关键词：教学；发展；知道思想

中国分类号：G451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避免“满堂灌”。单纯的语文知识难免单调，而生活化的学习课堂对学生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将语文活动置于真实的生活背景中，营造一个现实的学习背景，在学生充分思考后，鼓励学生充分发表意见，教师要耐心听取学生的真实想法，哪怕是一点点苗头，不管正确与否都要适时抓住，若学生实在没有没有想出，教师可以适时点拨或直接说出来，把题目进行加工，引申发展，提问问题的背景，增加发散的成分，一般可通过隐去结论、增加限制、改变陈述方式、减少问题条件、逆向改编、引申发展等手段，特别是难题，学生束手无策时，他最关心的是老师怎么想，老师要勇于暴露自己的思路，要多讲自己怎么想的，要引导学生，启迪学生的思维。特别是要有目的地暴露挫折失败甚至成功的思维过程，让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受到启发和教训。将生活中的语文问题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经历“生活――语文――生活”的语文学习过程，建立一种开放的、生动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学习。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体验出发，把生活问题语文化，语文问题生活化，把社会生活这个广阔的天地作为学习的大课堂，使学生从中发现语文，学习语文，应用语文，感受到语文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语文的魅力。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相应的提高思想素质。增加问题变化不定的因素，让学生在好奇、趣味中探索问题，使学生经过联想、探索，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提高学生良好的解题感觉。因此，所创设的问题情境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的范围内，才能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唤起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用素质教育的要求审视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就会发现其存在着诸多弊端。首先从培养的目标看，它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其他素质，尤其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掌握了课本知识，教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谈不上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塑造。课堂的导入，必须基于深入分析。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兴趣一但产生就会有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就会主动学习。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学习目标、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值得瞩目的是，新课程教材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素质提高健全人格和良好个性品质形成。因此教师要时刻保持饱满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让学生感受你饱满的精神和激情，使他们充满信心，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学习。在语文教学中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

网络与多媒体技术本身就构成了对学生莫大的吸引，增加了学生参与课堂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课堂上的资源限制，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大大提高课堂参与的有效性。。这弥补了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中的弊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学生通过自测反馈信息能随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从而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以确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与目标。学习习惯的养成，关键要让学生多实践，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机会和时间保证。在这一方面，开展专题性学习为学生自主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机会。在专题性学习中，教师要坚持把提出问题的权力让给学生，把自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互相探讨过程中质疑问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水平、需求和目标决定语文学习进度，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和内容进行学习叶圣陶先生说：“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的理解，如果一位学生因受到某位老师的斥责而产生畏惧感，那么，他对该老师所教的学科是不会感兴趣的，反之，若一位学生因事受到有关老师的表扬和赞赏，那么他会喜欢这位老师而喜欢该老师所教的学科，而积极主动的学习。而且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朗读就像一位出色的导游，引领着学生欣赏课文中每一处风光秀美的地方。在这样的语文学习环境中，学生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调整，并学会独立使用网络资源、对语文题目进行取舍、加工、组织和调整。因此有助于学生在自主发现、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发展元认知能力，并逐步形成有效的自主学习策略。

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不仅应具备比较强的教学能力，而且应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语文教学研究并不仅仅是语文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的事，也是广大语文教师的事。语文教师不仅要掌握教什么，怎么教，还要懂得为什么要这样教，怎样教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这就需要认真研究，探索语文教学规律。其次，就教学过程看，教学只是单纯传授知识的过程，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其兴趣爱好、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抑。再次，从课堂结构及教学手段看，传统的教学结构单一，大多是“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初中语文活动课将语文教学与语文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创设具体生动的学习情境和学习活动，使教学成为学生语文知识、能力具体运用的一种实际尝试或“模拟”，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得到感性认识，经过反复，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样获取的知识不仅是准确可靠的，也是比较全面深刻的，更是切实有用的。因此，所创设的问题情境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的范围内，才能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唤起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小组内可以由不同性别、不同成绩、不同能力的学生组成，使不同层次的学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采用了学生互评的方式进行评价，同学之间互相纠正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第12篇

一天，眼睛说：“你们说，在们三个谁的本事最大？”鼻子和嘴说：“笨蛋！那还用想，当然是我的本事最大了！”眼睛听了，不服气瞥了眼他们说：“嘿，不行，我们就来比试比试！”“比就比，谁怕谁！”“谁先说”“我！”“别吵别吵，那嘴先来吧！”眼睛和鼻子在下面小声嘀咕着“它那么笨，嫩有什么本事呀！”

下面有嘴发言，嘴慢吞吞的走上来，吞吞吐吐的说：“我的本事才最大，主人吃饭要靠我，主人说话要靠我。没有我主人早都饿死了，没有我主人怎么说话呀！我的本领大吧！”听了这番话，眼睛可急了，跑上台来，一把把嘴巴推了下去骄傲的说：“嘴的本领不算什么，我本领最大了，我如果不睁眼，主人看不见，怎么走路，怎么认识朋友呢，那么他的眼前将是一片漆黑，还有，如果没有我主人怎么把饭吃到嘴里呢 …… ”眼睛的话还没说完，鼻子连忙说：“你们这些都不算什么，主人还不是靠我鼻子来呼吸，要是没有我的话，主人早就不存在了，更别说你们了！怎么样我的本领大吧！”眼睛，鼻子，嘴，谁也不理谁！

耳朵听了，对它们说：“你们呀，别吵了！ 大家都很出色，你们都很棒！主人缺少你们其中的一个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团结，要互助！”

听了耳朵的这一席话，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今后要更加团结，互助！

第13篇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危险驾驶 刑法谦抑性 量刑

2011年5月“醉驾”入刑至今，新罪名的设立引发从普通群众、社会舆论、法律实务界以及法学理论界的巨大争议。《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的主刑设置单一的拘役，这种配刑模式在刑法分则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势必加重实践中如何量刑才能实现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等问题的激发。本文拟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探讨危险驾驶案件中量刑的相关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理论概说

刑法谦抑性原理最早由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提出，他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刑法作为制裁措施最为严厉的法律，其天然的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刑法的谦抑性亦可解释为补充性，但刑法的谦抑性不等同于补充性。张明楷教授提出谦抑性应包括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两个方面。第一个含义是根据一定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即什么行为被认为是犯罪；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可见，刑法的谦抑性发生在立法环节和司法环节。

二、危险驾驶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一）危险驾驶立法上“入罪化”的谦抑性分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危险驾驶正式入刑。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不应该随意增设新罪，特别是在其他规范尚可规制的情况下，不宜用严苛的刑法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设立危险驾驶罪是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及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内涵的，具体有以下几点理由：

1.我国当前危险驾驶导致伤亡的交通事故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共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0812起，造成62387人死亡、237421人受伤，其中酒后驾车称为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罪魁之一。因此必须重新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重新界定。

2.行政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三个定义：补充性、不完整性、宽容性。危险驾驶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确应当优先通过行政法规加以规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威慑力不够的原因在于行政措施执行不力，交通执法部门执法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但深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行政规制效力不足。刑法处于保障和补充法的地位，当公众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之时，刑罚作为最后性手段出现是必要的。增设危险驾驶罪并不会舍弃原有的行政处罚，而是在行政处罚上增加了一个刑罚手段，使得行政处罚与刑罚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修改前的《刑法》关于交通肇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不足以涵盖危险驾驶的行为。特别是《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名中所指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等性质相当的方法，而不能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它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相当。换言之，“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114、115条的“兜底条款”，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条款”。所以危险驾驶的行为不适宜用《刑法》第114、115条的相关规定处理。

（二）危险驾驶司法中的刑法谦抑分析

在危险驾驶入刑后，无论是在学术争论如何激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律称为重中之重。刑法的谦抑性的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比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就不需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这就要求改变重刑优于轻刑的观念。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应审慎掌握规则，适当轻缓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适宜作为犯罪处理。其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较低，虽然危险驾驶侵犯的法益为公共安全，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这也证明其与其他罪名相比，危害程度较低。危险驾驶者的主观方面应为间接故意，有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故意，但其主观恶性较小，且几乎为初犯、偶犯。醉驾入刑后，社会舆论存在着“坚持醉驾必须一律入罪”的声音，实践中，行为人醉驾的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醉酒原因、行为人对酒精的忍受力均因人因案不同，反映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会有所不同，这样的解释观点必然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违背。

刑法谦抑性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及轻刑化。非犯罪化指通过司法途径来减少或取消对现行刑法的规定予以刑罚处罚的某种的特定行为的反应，就是从微观上对某些具体的行为通过司法程序不把它当作犯罪处理，某些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如有人在凌晨2点钟喝了两杯啤酒，早晨8点的时候酒精含量轻微超过80毫克，以为自己酒气过了，于是开车上班结果被交警查获。这样的情节，笔者认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三、危险驾驶罪的实证分析

笔者根据危险驾驶入刑一年来厦门某基层法院的实际案件情况，分析危险驾驶罪具体特征及量刑等相关问题。该法院处于城乡结合点，路况复杂多变，交通事故类案件偏多。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厦门市某基层法院受理危险驾驶案件88件88人，审结86件86人。从案件类型来看，均为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尚无受理竞驶类型危险驾驶案件。

（一）实践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肇事车辆以摩托车和电动车居多。二是肇事车辆无牌或者套牌、被告人无证驾驶现象突出。三是被告人性别、年龄集中，文化程度偏低，行为人一般为男性，青壮年居多占72.34%，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4.47%。

四是本地人员犯罪率较高，占将近50%，远高于其他犯罪类型的本地人犯罪率。五是案发形式单一，有73件为被告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报警发现醉驾，占95.6%。六是案发时间集中，案件一般发生在20时至凌晨4时之间，占78.26%。七是平均酒精浓度远超醉酒标准。八是量刑一般处一至二个月拘役。

（二）实践中需考虑量刑情节

第一，法定的量刑情节。（1）自首，必须满足主动性和自愿性两点。（2）如实供述。

第二，酌定的量刑情节。（1）酒精含量。80mg/100ml以上是入罪标准，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酒精浓度含量差异较大，从81—365mg/100ml不等，血液中酒精含量约大证明行为人醉酒程度越深，其控制能力越差，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越大。（2）是否发生碰撞事故，是否致人受伤或造成财产损失，是否进行赔偿。（3）行为人主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如由于不当驾驶行为曾被行政处罚、冲卡拒检、事后逃逸、认罪态度差等；客观方面，即行为人的身体个体差异、健康情况等。（4）行为人是否具有不宜驾驶的情节。即行为人在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同时是否具有其他不宜驾驶的情节。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边打电话边驾驶、穿拖鞋或过高的高跟鞋驾驶车辆等。（5）时间、地点，交通繁忙时段和人员集中路段的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对于闲暇时段和偏僻路段更大，行为人在繁忙时段和路段的危险驾驶行为亦表示其人身危险性程度较高。（6）危险驾驶的同时是否伴随有闯红灯、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强行变道、严重超载驾驶、驾驶无牌报废车辆等交通违法行为。（7）驾驶车辆的类型。车辆的类型不同，危险程度亦不同。醉酒驾驶摩托车与驾驶大客车或集装箱相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情况或财产损失结果也大不相同。

（三）量刑量化过程

第一，确定量刑起点。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1）醉酒驾驶助力车、电动车，基准刑为1个月。（2）醉酒驾驶摩托车，基准刑为2个月。（3）醉酒驾驶7座以下汽车，基准刑为3个月。（4）醉酒驾驶7—15座汽车、中型以上货车、其他特种车辆，基准刑为4个月。5、醉酒驾驶15座以上汽车，基准刑为5个月。

第二，确定基准刑。（1）酒精含量结果。160mg/ml以上加一个月；300mg/ml以上加二个月。400mg/ml加三个月。（2）致人轻微伤加一个月，致人轻伤加二个月。（3）冲卡拒检、吸毒驾驶、无证驾驶、驾驶无牌报废车辆酌情可加一个月。（4）醉酒驾驶营运车辆加二个月。（5）闯红灯、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强行变道、严重超载驾驶、在高速公路或逆向车道醉驾，酌情加一个月。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对于具有《刑法》总则规定的11种量刑情节，采用连乘的方法对基准刑进行修正。

第三，确定宣告刑。充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根据犯罪动机、残忍程度、侵犯对象等具体情节，确定调节比例。如凌晨0—4点醉酒驾驶、酒精含量未超过90mg/ml、酒后六个小时驾驶车辆等，可酌情减一个月。

（四）关于缓刑适用问题

在危险驾驶案件中，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或者酌定情节，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可以适用缓刑。首先，危险驾驶案件的行为人罪行比较轻，主观恶性比较小。判处拘役后一般羁押于看守所，看守所的羁押人员比较复杂，容易造成犯罪的交叉感染。其次，危险驾驶罪因处拘役以下刑罚而可能产生失业等问题，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成本显著提升。但在缓刑的适用上也必须加以限制，如出现二次危险驾驶、造成人员轻伤并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吸毒驾驶、严重超载、逃逸、拒绝接受检查等恶劣情节时，应慎重缓刑。

四、危险驾驶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刑修八》的出台，无疑对惩治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及问题。

（一）范围狭窄

《刑修八》仅对醉酒驾驶和竞速驾驶两种行为进行规制，而没有概括性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危险驾驶的行为的危害性与醉酒驾驶或竞速驾驶相当，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等。法条范围过于狭隘，笔者认为以上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刑法同样需要把它们纳入自身的规制范围。

第15篇

关键词:童年经验 心理体验 发展方向 文艺创作

“童年经验”即指“童年体验”。由于学术界一般都习惯于用“童年经验”一词,故沿用。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综合,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①。

每个人一生都受童年经验的影响,各个心理学派都十分重视童年经验对艺术家个人体验的重要作用,那些印象深刻的体验和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艺术创作的题材选择、作品情感的基调,甚至可能形成一种固定的艺术风格。童年的经验往往是人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童年的许多印象、习惯、情感经历都会对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产生重要的影响。关于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体验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②人的早期的经验对后期的意志、性格、气质、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早年的经验和后来的生活体验相溶,形成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

文艺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的一生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人的知识的积累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因为童年阶段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对艺术家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的记忆和体验,并且决定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艺术家的艺术旅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的早期经验与他的创作是有着深厚关联的,艺术家早期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与情感经验,很可能以各种变形形态出现于作品中,甚至成为他艺术作品的固定风格。毛姆在谈到狄更斯的创作时说:“尽管他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渐渐熟悉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他在小说中描写上层社会的生活时,却从来没有成功塑造出令人信服的上层人物,他笔下的牧师和医生显然不像那些律师及其雇员那样栩栩如生。”毛姆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小说家只有把自己早年就已经有所接触的人物作为原型时,才能创造出杰出的人物形象。”③林语堂在塑造《京华烟云》曼娘这个人物时,就是以他的教母为创作原型的,童年时期与教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在艺术创作过程的选择与吸收的素材。身兼造型艺术家和童书创作者身份的艾姿碧塔,至今已有三十多部童书创作,广泛地传播于世界各个角落。她的艺术作品很大一部分都与她童年的经验有关。在《艺术的故事》中,艾姿碧塔详尽地叙述了她儿童读物的创作和思考历程,以及创作的原动力与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童年的各种记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特别是与教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童年生活――听故事、唱歌、看晚霞,感受身边各式物品、玩具、图像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成为她创作的根源。

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童年经验能对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童庆炳先生指出:“完整的童年经验,不仅仅指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括主体对自身童年甚或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④童年经验是艺术家的个性心理形成的重要阶段,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征认知方式和记忆体验,童年经验往往会伴随艺术家一生。

童年经验在艺术家审美体验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童年经历过的人、事、景在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会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童年的某种经历在某个时刻会触动艺术家的情感,产生审美体验。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它对遥远的、记忆不清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我嗅到一朵玫瑰花的香味,这种香味会突然给我造成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受,引起一种似曾相见的情绪体验。这种莫名其妙的深切经验,乃是儿童时期经历过一连串情感体验的再次萌发。”⑤

从身无分文的年轻小伙,到身价未知、作品价值跻身世界前十的前卫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走向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周氏兄弟（山作、大荒）创造了一段“美国寻梦”的奇迹。山作认为:“一个艺术家创作灵感往往追溯到他童年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就会散发出许多艺术的灵感,那些已经发生的故事和将要的发生事情,都会带来心灵的触动,这种化身艺术的交流最终会让创作想法变成事实”。景观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认为艺术家过去的经历往往是其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建筑师不应该忽略这一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如是说――“一个艺术家在童年就长成了。”

心理学家分析艺术家的童年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时,发现艺术家童年时父母亡故或离异、家道中落等的痛苦经验对其性格和气质的影响尤其巨大,痛苦的童年经验比幸福快乐的童年经验更容易产生深刻的记忆和强烈的情感体验,童年时期是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某些事物具有非常敏感的体验。一些痛苦的创伤经历会使儿童心理产生强烈的震撼,甚至促使其心理发展和个性成长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产生自卑感和其他变异的心理,并以这种变异的心理去看待外部世界。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儿童时期已基本形成,所以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

绘画大师凡?高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位善于使用色彩的大师在人际交往中感到格外吃力,可以说一辈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卖出过一幅画,他的画面上充满了撕裂的笑容和恐惧。

这些恐怕与他童年生活在一个保守、严肃的基督教家庭所受的压抑有关。“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主将之一、著名导演法斯宾德深受美国好莱坞情节剧的影响,在影片中十分关注家庭伦理,他的影片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绝望和孤独是法斯宾德影片经常表现的主题,这些影片表明他的电影创作生涯是在极其分裂的精神官能症中度过的,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电影对抗着其意识深处已经“失落的童年印象”。法斯宾德经常把他的早年生活描述成孤独的、缺乏关爱的、充满辛酸苦痛的童年记忆,自己一直企图向冰冷无情的家庭购买慈爱,但结果总是徒劳无功。爱德华・蒙克是具有享誉世界的挪威籍画家,西方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抑郁的情调。在他5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父亲抑郁的神经强烈的感染了失去母亲的蒙克。心理学家证实,人格的一部分是可以遗传的,蒙克遗传了父亲抑郁的性格。蒙克13岁那年,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因肺病去世,姐姐的死亡再次刺激了蒙克敏感的神经。接下来,他的妹妹患上精神分裂症。这一系列的重创所引发的伤痛,深深的印在蒙克的心灵深处,决定了蒙克的性格和他前半生的创作基调。从他的《病孩》《母亲之死》和《在灵床旁》等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是个性、生活、思想、学识、文化、艺术素养、创作才能等长期积淀的结果。这种心理结构在接受外来的信息、异质感觉时常常会激活储存在记忆仓库中的大量旧的印象,促使原有印象集群活跃起来,构成新的形象。艺术家童年的经验往往随着日后的思想观念、情感特征而得到重新的塑造,这样,更容易产生更为深刻、真切的体验。早期的童年经验可能因后期人生体验的介入而产生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成为艺术作品构思的动力。而后期的人生体验也有可能因为童年的经验而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从而形成丰富的形象力和艺术思维能力。

童年的经验有着最深刻、最纯真、最丰富的人生体味。它是个人的一生中最本质的体验,最能真实反映个人的个性心理和情感。所以童年经验一直都被艺术家所看重。许多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都主张返回儿童世界,在画面上使用了类似儿童的语言,他们用儿童的眼睛观察世界、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世界,透过这些纯净天真的眼睛,他们恢复了一个梦想的世界和一个远离文明腐蚀性伤害的心灵家园。随着个人的不断成长和发展,进入社会和各类团体。他的所见所闻和思想观念比起儿时就会越来越多,他的童心也就丧失的越来越多了。超现实主义的巨匠米罗就喜欢采用单纯的线、干净明亮的色彩,东倒西歪的房子后面常常是滚铁环和倒立的孩子,知觉的支持顺序被视觉的幻想打乱。

艺术家的审美体验正是由童年的经验――那种天真、深刻、感性的经历不断混合着更为成熟、理性的体验形成的。在艺术家今后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中国]重庆炳、程正明:《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②[奥地利]弗洛伊德:《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见《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③[英]毛姆:《巨匠与杰作》,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④[中国]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 页;

⑤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参考文献:

[1][中国]重庆炳 程正明.文艺影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中国]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3]孟中:《用电影来对抗童年印象 -----法斯宾德电影创作的“潜意识”分析》,《电影文学》,长集团期刊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