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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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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转贴于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第2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第3篇

【关键词】欧洲货币一体化,欧洲债务危机,制度变迁

一、引论

以2009年末的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线的欧洲债务危机如今烧遍了整个欧元区国家,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关于这次的债务危机的爆发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正是在于其制度上的缺陷。而这一缺陷早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之初就已埋下伏笔。要理清欧洲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需要从欧洲货币一体化这场持久的制度变迁开始研究。

二、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洲货币一体化肇始于1950年成立的欧洲支付同盟。1989年6月,欧共体12个成员国在马德里召开会议,提交了“德洛尔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个分三个阶段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欧洲统一的金融市场和中央银行,最终实现欧洲货币一体化。1991 年 12 月,欧共体理事会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德洛尔报告”,决定分 3 个阶段建立欧洲经济与货联盟,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终于正式启动。

1、“德洛尔报告”第一阶段:1990年7月1日——1993 年底。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与欧洲内部大统一市场的建设节奏保持一致,协调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使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接近。在货币一体化方面,对成员国家的货币进行汇率联合干预,限制成员国家货币之间的波动幅度,促进资本自由流动。

2、“德洛尔报告”第二阶段:1994年1月1日——1999年1月1日。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为第三阶段实施单一货币准备条件。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地区政策与结构政策,协调经济政策。在货币一体化方面,建立在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有一定权力的欧洲货币局,为实行统一货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奠定基础;缩小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避免法定汇率的调整。这样一来,各成员国必须逐步放弃货币政策制定权,移交给欧盟的中央银行体系,由其来制定整个欧盟的货币政策。

3、“德洛尔报告”第三阶段:1999年1月1日——这是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实质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推进各成员国的财政协调,限制各国对财政政策的使用,扩大欧共体委员会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在货币一体化方面,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推进货币统一,以欧共体货币取代各成员国货币;进一步统一管理各国外汇储备。

2002年1月1日欧元发行,欧元在欧盟12国成为唯一合法货币,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最重要的一步,也标志着新的货币制度对旧有制度的取代。在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必然产生更多的新兴利益集团,在第二个阶段很多利益集团已经成型。

三、欧洲债务危机

在欧洲货币一体化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从2009年末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2009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的阴霾尚未退去,虽然全球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但是欧洲债务危机已初见端倪。这导致2010年起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债务危机,整个欧盟内部都受到了债务危机的困扰。关于本次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2008年金融海啸的对欧元区的冲击。由美国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是世界金融市场产生震动,形成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在这种环境下,美国采取美元贬值来专家危机,导致欧元区外部的金融环境恶化,欧洲中央银行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刺激经济增长,这就为欧洲各国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进行债务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欧元区制度上的缺陷。制度上的缺陷,才是欧洲债务危机真正的原因。这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制度变迁过程才会不断延续,也才能够依次为新的激励继续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场货币制度的变迁过程中,由于历史局限性,这种新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种种问题,产生了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根据传统经济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相互配合、搭配使用。

第三,欧元区的内部经济失衡。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为尽快推行新的制度,实现单一货币,在有些国家部分指标尚未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规定时就加入了欧元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尚未达标,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第四,其他外部因素。比如国际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信用评级降低,对这场债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些因素中,最本质和主要的还是制度上的缺陷。其他的因素或是因为制度缺陷而产生的,或者只是起到了加速债务危机扩散的因素而已。

四、结论

2009年末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至今仍在发展,没有人知道这场债务危机接下来的发展究竟会到什么程度,是在欧盟成员国及世界组织的行动下得到妥善解决,还是最终导致欧元区的崩溃。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关键还是要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引发这场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在这场还在进行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下,新的制度创新才会开始,欧洲货币一体化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也才会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张茉楠. 警惕债务危机引发系统风险 [R].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经济预警办工作论文,2009(12).

[2]张茉楠. 债务危机有蔓延之势 [N]. 中国证券报,2010(3).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宏观经济学;一体化理论;货币化理论

2009年11月希腊新总理上台后,发现上届政府隐瞒了真实的财政状况,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随之下调了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2010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别,从而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相继下调。2011年9月,穆迪调低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由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洲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不断升级。

一、宏观经济角度

(一)欧洲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

众所周知,欧债危机始于希腊,接着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出现主权信用危机。这些国家自身结构存在问题和经济的失调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总体来看,一方面,这些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缺乏“生产性”,即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加剧,增加了财政负担。以希腊为例,希腊经济结构脆弱,以旅游业、农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集中,而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电器、汽车和船舶等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201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4.62%。同时,政府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资金的边际产出很低。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终究不能用国家债务来弥补,所以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即使是欧元区核心国家也不能幸免。

(二)三大评级公司的不公正评级

从欧债危机爆发到在整个欧元区蔓延的过程中,国际三大评级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下调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接着,在欧元区诸国偿债高峰危机警示的非常时期,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其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和欧盟出台了相应救助方案后,受援国家制定改革计划时,三大机构又进一步降低了受援国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联系之前美国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不得不对其评级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并不公正的评级,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对危机的升级有推波助澜之嫌。

(三)欧元区内部制度问题

欧元区是指欧洲联盟成员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潜藏着分裂的隐患。欧元货币体系涉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等存在差异,仅靠欧洲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缺乏其他行政力量控制,必然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当各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欧元体系自然难以维系。欧债危机的爆发,让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制度或机制遏制国家间的“劫贫济富”的局面。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利率自主权,也没有调控汇率的能力。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的统一的汇率相当于各成员国的平均汇率水平。对经济实力强的德国等国家而言,汇率被低估,从而有利于出口;但对经济实力弱的希腊等国家,出口则受到压制。这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使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财富由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但因欧元区没有形成一套对冲机制,最终导致欧元区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堪重负,率先出现问题。

最后,欧元区制度僵硬,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统一的汇率调整,这是欧元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各国的需求,只能偏向经济发展成熟的德国等国,而使得边缘国家的经济逐步恶化,经济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现象。例如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利率,实施扩张货币政策,使得德国经济增长加速而导致爱尔兰等国原本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

(四)历史原因:希腊从开始加入欧元区时就不满足要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指出,“欧债危机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错误积累的结果”。这就是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历史原因的积淀所致。关于欧债危机的历史原因,主要包含两点:

其一,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时潜藏的危机。欧元区成立之初,欧洲各国在短期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修改财政数据,加入欧元货币体系,如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时,使用“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留下了10年偿还90亿欧元的债务,为危机埋下伏笔。为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减小风险,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60%。但2009年11月,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前希腊总理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由3.7%上调至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调为113%,均远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比例。

其二,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学术界有大量研究表明: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金融危机中,欧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使得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上升。而但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尽,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已诱发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Reinhart和Rogoff(2010)分析出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首先是私人债务的激增导致银行业出现危机,政府为尽快从危机中走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主权债务危机。

(五)高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高福利是各政党竞争上台筹码,一些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逐渐向德国等核心国家看齐。这些国家并没有敦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却要努力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和债务不断加大。当借债的规模不断膨胀,而国家却无力偿还债务时,便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二、一体化理论角度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体化思想出发,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是一种一体化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体化有三个条件:生产发展、制度协调和意识认同。在生产发展方面,最先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等国,工业基础薄弱,在金融危机刺激下支柱产业也严重萎缩,生产力水平很难适应欧元区的发展水平;在制度方面,欧元区结构特殊,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同时又缺乏统一的政治联盟作为保障,各个国家的利益争论不断,在没有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建立货币联盟,显得本末倒置;在意识认同方面,欧元区各成员国从本国利益考虑,分别设立不同的政策目标,并不存在意识的趋同。因此,欧元区一体化并不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制度—意识”三大条件。异化的一体化使得欧债危机爆发后,迅速在欧元区扩散蔓延。

第5篇

论文关键词:美债危机,国家外汇储备,不利影响,对策

 

一、美债危机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缩水风险

2011年8月3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赞成26票反对高票通过了提高国家债务上限的议案,令美国在最后时刻避免了违约风险。此议案上调美国政府债务上限2.1万亿美元,并提出10年内削减政府支出1万亿美元。虽然议案通过令全球投资者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正如美国前审计长、智库机构“唤回美国计划”负责人华克8月4日所说,“我们还没脱离债务危机。尽管我们永远不会违约,因为我们可以印出钞票。但与此同时,利率将大幅上升,货币风险很大,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胀风险也会越来越高。”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开数据,截至2011年7月28日,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达到14.34万亿美元,其中累计9.75万亿美元由美国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持有;在9.75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中,近一半,即4.5万亿美元被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对策,中国无疑是这部分投资者中手笔最大的一个。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从未公布外汇储备币种及结构,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比重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70%。试想,如果美国债务上限没有提高,美债信用评级无疑会大幅下降,债券价值的随之下降势必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大幅缩水,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也是为什么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再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从自身和全球利益出发,切实采取负责任的政策措施,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保障美国国债投资安全和市场正常运行,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的原因。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纵然增长幅度有所放缓,但总体仍保持增长态势(见表一)。

表一 中国外汇储备情况单位:10亿美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外汇储备存量

818.9

1066.3

1528.3

1946

2399.1

2649.3

外汇储备增长幅度

 

 

30.2%

43.3%

27.3%

第6篇

关键词: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资助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自选项目(L11DJL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96)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债务规模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8日

一、引言

财政可持续性重点关注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就是指在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如果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则存在引发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问题。如果某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借债,当其债务无法偿还时就会引发债务违约,并逐步升级为信用危机而迅速扩散蔓延。目前,整个欧元区正遭受债务危机的困扰,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债务危机也濒临引爆。国家债务问题也由此成为后危机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引起了广泛关注。

Bulter(1985)首先提出了财政可持续的概念,他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 Hamilton and Flavin(1986)利用美国战后的数据提出了检验公共借贷的实证分析框架,他们得出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债务具有平稳性。Mendoza and Oviedo(2006)得出了在政府维持可接受范围内的开支和支付债务利息条件下的最大债务水平。

近年来,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周茂荣、骆传朋(2006)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的财政收支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财政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可持续的,同时也提出应该注意到当前我国累积债务高速增长的这种趋势;杨宇、沈坤荣(2010)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在考虑了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和铸币税的情况下评估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表明仅仅依靠税收收入不足以保证可持续性,考虑非税收入后呈弱可持续性,进一步考虑了铸币税后呈强可持续性。顾宁(2011)通过对我国地方债务的特征和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指出债务风险不但会在地方层面积聚,还会沿着财政链条纵向传导至中央政府,沿着金融链条横向传导至金融体系,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提出有必要遵循调节总量——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二、债务可持续性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经济周期,需要国家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来调节和引导经济,特别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需要主动运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社会经济总量,进而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使用扩张性政策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果,比如高通货膨胀、高赤字等,从而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早在1923年Keynes就指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国家财政将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当尽量避免由此产生的累积效果,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起步的较晚,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债的方式进行融资,由于缺乏国债管理方面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对债券市场的监管还不完善,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国家债务风险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债务风险过高,会导致国家的信用系统遭受严重损失,引起金融风险的恶性循环。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债务风险过高的评价。图1给出的2011年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在60%以上,其中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以上。(图1)

三、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分析

对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一些指标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债务风险水平较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些指标只能提供一些参考作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如欧元区在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高达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因此有必要将债务负担率与基本盈余率联系起来考察政府偿付能力,通过债务可持续性检验以获得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可靠结论。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如果在一定的预算盈余和公共债务路径下政府保持有足够的偿付能力,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1、非庞奇博弈条件。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利率为常数r,那么在连续的时间里,债务的累积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B(t)=rB(t)-S(t) (1)

(1)式中,B(t)表示债务,S(t)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的基本盈余,当存在基本赤字时,S(t)用负数表示。解这个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时间t的债务水平:

B(t)=ert[B(0)-■er?子S(?子)d?子■] (2)

其中,B(0)表示在时间t=0时的债务水平。在方程(2)的两边同时乘以e-rt,可得:

e-rtB(t)+■er?子S(?子)d?子■=B(0) (3)

政府的偿债能力要求初始债务应该至多等于基本盈余的贴现值,即:

B(0)≤E■ertS(?子)d?子■ (4)

其中,E为期望。方程(4)是借贷的现值约束条件,当满足这个条件时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此,在保持偿债能力的前提下,为满足方程(3),且B(t)不为零,则必须有:

limt∞Ee-r?子B(t)=0 (5)

方程(5)通常被称为非庞奇博弈条件,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还清所有债务。Hamilton and Flavin (1986)用该方程作为一系列单位根检验的起点以建立服从该方程的债务存量给定时间序列。

2、债务有界理论。Bohn(1998)提出如果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成正相关关系,那么该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为此时如果公共债务增加,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其基本盈余,这就意味着最初债务占GDP的比的上升已经获得补偿,最终债务占GDP的比仍然有界。Alfred Greiner,Uwe Ko¨llery,Willi Semmlerz(2007)在Bohn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假设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有如下的关系:

■=?琢+?茁■ (6)

其中,α、β为常数,β称为反馈系数;T(t)、G(t)、Y(t)、B(t)分别为税收收入、政府支出、GDP和公共债务。由这个假设可以得到:

b(t)=■+e■ (7)

其中,r为利率,g为经济增长率,b(t)=■,C1=b(0)-■,且假设b(0)>0严格成立。则由(7)式可知,为使债务占GDP的比有界,需满足r-g-β

(1)β>0时,若r>g,则必须满足r-g

(2)β

3、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现有的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研究的起点是对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检验,如果财政路径能够满足这一约束,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基于方程(6),公共债务的微分方程可写为:

B(t)=rB(t)+G(t)-T(t)=(r-β)B(t)-αY(t) (8)

由上述方程可解得:

e-rtB(r)=■Y(0)e(g-r)t+e-βtC2 (9)

其中,C2=B(0)-Y(0)■。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要求政府债务的贴现值收敛于0,即■e-rtB(t)=0。为使政府预算约束成立,也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β>0时,则须满足r>g或α=0

(2)βg且C2=0

如果利率大于GDP增长率,则该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否则是动态无效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即r>g,β>0可以保证债务的现值收敛于0,但只是其充分条件。而在动态非有效的经济中,即r0也不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除非α=0。

四、我国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1、我国经济有效性检验。Zilcha(1991)提出经济动态有效的充要条件是:

E{Eln[1+r(t)]}≥E{ln[1+g(t)]}(10)

所以,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等价于判断利率的均值与经济增长率均值的大小。基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选用两种利率指标:一年期存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与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表1给出了1981~2011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两种利率的均值都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我国的经济为动态无效。(表1)

2、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检验。通常把债务负担率对基本盈余的影响用财政反应函数来表示,它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债务余额所做出的财政收支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债务风险。在判断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之后,根据前述方法,我们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方程式(1)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财政反应函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样本区间1981~2011年):

St=-0.019+0.06bt-1+0.16iflt-0.18eflt

t=(6.97)(2.4)(7.34)(-7.98)

R2=0.74 ■2=0.69

其中,ifl、efl是通过H-P滤波方法,分别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进行趋势分解得到的波动部分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代表临时性财政收支冲击,s表示不包括债务付息支出的中央财政基本盈余,b表示债务负担率。由于b是非平稳序列,s、ivar和evar都是平稳序列,为了保证财政反应函数的OLS估计结果是有效的,采用ADF检验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在5%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过程,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合理的。

由估计结果可知,财政反应函数的反馈系数为0.06。由于我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正的反馈系数能够满足债务有界理论,但不能满足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因此我国债务不一定是可持续的。但是陈建奇(2006)证明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如果初始债务与GDP比率不超过可持续债务与GDP比率上限,不会破坏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

另外,反馈系数为正,并且与现有文献对很多其他国家的估计结果相比偏高,说明我国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Buiter,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1985.1.

[2]Hamilton,James D.and Marjorie Flavin.On th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Borrowing:A Frame work for Empirical Test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176.

第7篇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马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第8篇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起伏。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经济震荡余波未息,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又给国际经济形势再添变数,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便有效应对其中的风险和挑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对江瑞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回升进程出现波折

记 者:去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有人认为在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存在着多层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请问江院长对此有何看法?可否对全球经济的走势为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江瑞平: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走出衰退,处在回升过程当中;二是回升进程出现波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停滞,并存有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尤其是美国,以新经济为牵引,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2000年3月,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2001年遭遇9·11冲击后,使美国经济彻底陷入一次周期性的衰退;2002年,美国从经济发展的低迷中走出,并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泡沫却在急剧膨胀,就是房地产泡沫。2007年夏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了。这是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形势总体状态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之后,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只是金融系统这一庞大链条当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环节,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出现了危机。但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金融环节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同时迅速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全球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继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一个年度负增长。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的迹象;2010年初,全球经济回升的态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就在新一轮的经济回升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使得好不容易走出衰退的全球经济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回升状态之后又出现了低迷、陷入了停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开始出现明显的萎缩,国际投资也出现剧烈的波动。

对这一轮的经济衰退,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直接结果,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一次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虽然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得到了缓解,但是伴随着2009~2010年的经济回升,已经存在的全球经济失衡又再度恶化,使得再平衡成为目前全球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具体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是经常收支的失衡,其集中表现是美国的经常收支,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着巨额的逆差。失衡是衰退的根源,衰退使失衡缓解,回升又使失衡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根源所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极度失衡的状态,而只要这一状态得不到改变,世界经济的风险就难以根除。

西方深陷三重危机

记 者:您曾经说过,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您是否可以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江瑞平:当前,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债务是指国家欠的债务,债务危机实质上就是财政危机。而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或财政危机又不是孤立的,它是此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恶性互动,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衰退。所以,目前在欧洲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所揭示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这三个层面的同步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且解决起来会顾此失彼。那么,这样一个三重循环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三条脉络来进行分析。

一是金融危机恶化了财政状况,导致了债务危机

这次经济衰退的后半程,是因为前半程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了债务危机。至少有三个路径使得金融危机能够恶化财政状况、导致财政危机。

第一,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政府不得不用财政资金救助,扩大了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主要层面,相当程度上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正常情况下,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轻易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怎么办?动用财政资金来救助。但是,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收支状况肯定就会因此而恶化。第二,金融危机爆发还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此时政府不得不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得不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失业救济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财政收入不变、财政支出增加了,同样导致财政状况恶化。第三,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收入减少,在累进税制下必然以更大的幅度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西方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税收,在税收当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所得税,所得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累进税制。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的状况一定比经济衰退的状况更严重;反之,财政收入增加的状况一定比经济回升的状况更好。现在经济衰退了,收入减少了,结果一定是财政收入比经济衰退以更严重的幅度和速度在减少。

可见,前两个路径导致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后一个路径导致财政收入大规模减少,这都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状况恶化,直到引发财政危机、债务危机。

二是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动荡

财政危机不断恶化,金融系统又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国际评级机构从去年6月份之后,已经把评估的对象转向了金融机构,包括大型民间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级别的下调,带来整个股市动荡。这意味着:之前是金融危机导致财政危机,现在财政危机还没有解决,而且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财政危机又再次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动荡。

首先是系统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债券市场危机,再导致金融市场危机,直至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国债也是有价证券,国债这部分出问题了,整个债券市场都会遇到危机。而债券市场又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金融市场也会因此而危机。金融市场的危机也就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

其次是机构风险。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被迫减免债务导致严重亏损、经营困难。以希腊为例。大家都注意到,现在希腊政府又通过了第二轮的救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希望其自愿来减免债务。这对金融机构意味着什么?比如说银行,它去买希腊政府的债券,它用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但是用这个钱去买了希腊政府的国债之后,希腊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自身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面临经营的大面积亏损,甚至也可能出现由于风险过大而破产倒闭这样的趋向。

再次是汇市波动。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波动,从而引发汇市波动。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整个外汇市场上总的趋势就是美元一种货币在贬值。而目前有了第二个,就是欧元。欧洲债务危机一恶化,欧元就贬值,美元对欧元就会升值;而美国的问题一暴露,美元又贬值。所以,一旦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就会导致欧元波动,致使整个外汇市场波动。这是金融市场震荡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是股市震荡。每有信用评级下调的信息,股市就会应声而落。围绕欧洲债务危机,每当有一个新的恶化的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就会发现主要股市都会应声而落。而股市显而易见是金融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导致金融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财金危机导致经济停滞

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金危机。财金危机恶化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欧洲爆发债务危机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不仅都是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同时还是经济停滞最严重的国家。这五国中,希腊连续4年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2011年为负的5.0%;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或者只有零点几的增长。这意味着财政金融的危机已经导致了经济衰退。这是因为:财政危机导致政府必须进行财政紧缩,财政紧缩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投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对金融机构来讲,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紧缩银根,不敢大胆地发放贷款,投资需求不足。政府欠了那么多钱,只能靠纳税人纳的税来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一定会增税、提高税率,就产生了强烈的增税预期,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减少。对此,老百姓所采取的直接的经济行为就是节衣缩食、抑制消费。而消费需求恰好占到了总需求的60%以上,消费需求减少了,经济就会停滞。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股市波动,股市大幅度的下滑。股市一旦萧条了,就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资产,从而既影响消费能力,也影响消费欲望,只能紧衣缩食,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所谓逆资产效应。财金危机还会冲击汇市。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这些国际实体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条件和保证,现在这也保证不了了。

所以,目前西方世界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先出现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金融危机,而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又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三重危机使得西方不堪重负。

东亚经济逆势而上

记 者:目前与西方深陷三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非常好。请您就此为我们作一些分析。

江瑞平:在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东亚经济也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冲击。从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的状况来看,在2008年、2009年,绝大部分也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此后回升的势头却非常强劲。同时,东亚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目前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所依靠的不再是欧美,而主要是东亚。

东亚近五年的GDP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三年的全球经济回升过程中,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2%、40.1%和42.2%,都超过了40%。

但是,全球经济的回升,并没有给东亚带来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很长时期,东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区外市场,主要是靠美国的市场。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东亚经济得以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部的市场,尤其是依靠中国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首先是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国家,他们在搞经济一体化;其次,中、日、韩合作后来居上;再有,多个“10+1”合作,10就是指东盟10国,1分别代表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一系列的10+1自贸区形成一个网,也陆续到了收官阶段;然后是“10+3”,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的合作,也正全面展开;另外,就是东亚峰会的框架,即EAS框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框架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非典型意义上的东亚经济体也加入了东亚峰会的框架。美、俄、中、日、印度等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们之间的合作影响会是多么大啊;还有一个是对中国很不利的合作机制,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织,该组织在美国主导之下对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最后一个就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一系列的合作,双边的、多边的,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世界性潮流。在这个潮流之中,东亚地区原本处在十分滞后的状态。在欧洲,欧盟框架下的合作是最快的,然后是北美快速跟进,美国和加拿大先搞了自贸区,墨西哥加入之后就形成了北美自贸区,就是NAFTA。19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倡议,就是要搞大美洲自由贸易区。大到什么程度呢?整个美洲除了古巴之外,34个国家全部要参加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就是北起美国的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的火地岛,形成一个大的自贸区。当然,这个合作框架后来的进展并不顺利。而现在,真正引领着全球区域合作潮流的是东亚。东亚经济合作在逆势而上,为东亚经济总体上逆势而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总之,东亚在目前全球经济回升的架构中,一是自己的发展形势非常好,二是国际地位在整体提升,三是支撑着全球经济的回升。

发展模式艰难转型

记 者:您提到西方之所以深陷三重危机,是其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请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些问题呢?

江瑞平: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的现象。

从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媒体上都在报道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而在欧洲,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专门去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前面的非常小的广场上拍了许多照片,当时,有很多像嬉皮士一样的年轻人在那里搭了帐篷、埋锅造饭,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美国叫“占领华尔街”,在欧洲一开始叫“占领欧洲央行”,后来就叫“反对资本主义”了。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政府,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就用财政资金大规模地进行了救助,但是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却利用政府的救济款为自己增加津贴、发放奖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的这些所谓金融精英在进行恶意炒作,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赚了一笔又一笔。结果泡沫破了,金融机构本身陷入倒闭,政府又用财政资金、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予以救助,而救助款项又被拿去发放奖金、增加津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欧洲人认为这不仅是华尔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三重危机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资本主义基本上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一切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掌控。一个好的政府就是最无所作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财政危机,也不会有金融危机。因为财政的规模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决定的,每年度财政的收和支都必需平衡,所以不会产生赤字,不会产生赤字危机,也就不会产生债危机。金融的核心工具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实体经济的交易服务。因此货币的规模,金融的规模,应该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来决定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由金融主动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也不会出现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在自由主义条件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衰退。

正因为出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动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赤字财政政策,所以就有了经济的财政化,这就意味着财政规模在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规模都占到经济总量的40%以上,将近50%的国民收入被政府拿走,政府还要以超出这些收入的更大的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所以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财政化;另一方面,赤字财政又导致了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造成财政危机。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盛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之下实现的。但是,到70年代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所谓的滞胀,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长期并存。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本身也遇到了问题,必须进行改革。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8年探索,以费里德曼为核心,推出了新自由主义,并取得一定成效。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全面推开。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是要彻底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政府要放松监管。金融系统在这方面走得最快。90年代以后,整个金融系统完全自由化了,而且通过“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推开。有了新自由主义才会有经济金融化,有了经济金融化才会出现在美国的、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这么一个小小的金融环节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其根源就在于经济金融化,就在于新自由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现在也不行了,什么主义可行呢?如果要选榜样的话选谁呢?不可能选择小的国家、小的经济体,因为它们发展得再好,也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只能找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带动了整个东亚。但是,1985年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经济打乱了,到现在还一蹶不振。3·11大地震使日本失去的不只是20年的发展,很可能是30年。日本模式是不行的。美国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说独霸全球,但是,2000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且破灭得极其惨烈,2007年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见美国模式也不行。遍察世界大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形势最好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整个西方媒体一直都说印度好,口径非常一致,一边倒地肯定印度。近两年,我认真考察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现,尽管印度的富人俱乐部里面是那么的奢靡,可出了富人俱乐部,大概相距10米都不到,就能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从新德里到泰姬陵那么短的距离,居然要走八九个小时,而且奔驰车可以和牛一路同行。我感觉,印度学不得,没法学。但是,中国(模式)就能被人所学吗?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可即使全是好的,其他国家也是学不来的。所以,虽然西方现有的模式不得不转型,但是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世界格局深度变化

记 者:我们注意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

江瑞平: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表现很多,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化”。

一是全球经济亚太化:从欧美到亚太

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或者说是重心,从西边向东边转移了,越来越从欧美向亚太转移了。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中心最早是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然后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美欧长期以来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早就不行了,现在尤其如此。2010年全球经济GDP增长当中欧盟仅仅贡献了8%,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了54%。这个数字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亚太化趋向。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向更加明显了。

二是亚太经济东亚化:从美国到东亚

在亚太经济格局中,从北边向南边转移了,就是越来越从美国向东亚转移了。2010年,美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而东亚达到42%,这就构成了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的54%,其中东亚比美国的贡献率高出了30多个百分点。

三是东亚经济中国化:从日本到中国

东亚的经济格局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东往西转移。东亚经济增长率很长时期主要靠日本来带动,现在,越来越依靠中国了。2010年在东亚经济的增长当中,日本仅仅贡献了4%,中国贡献了26%。

这“三个化”放在一起,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尤其是从流量、动态的指标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是靠中国拉动的。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个趋向?我们会注意到,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当中的所有的重大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与这样的全球经济的中国化有直接关系。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体制是在中国毫无影响、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建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习惯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整体实力在最近这30多年却是在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也在快速提升。

国际体系直面改革

记 者: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变革过程当中。请教江院长,在这样的变革中出现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动向?在这些动向当中,中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江瑞平: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变革,变革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正常地运行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就叫做国际公共商品。国际公共商品最好是由一个世界政府来提供,最好由一个世界议会来制定法律,有一个相当于各国中央政府的真正的联合国,由它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经济的运行。这不是指现在的联合国,现在的联合国远远达不到一个世界政府的水平。所以,非常不幸,目前这个世界政府并不存在。那么,谁来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呢?——大国。

历史上很长时间,是英国在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彻底拖垮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都是传统的大国主导,采取的是传统的主导方式,或者叫“主导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战争崛起。要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必定是通过战争,从原来的大国手里把主导权夺过来。有了这样的国际体系之后,最早称霸的是荷兰,荷兰的海上霸权是当时国际体系的核心。之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败荷兰之后控制了海上的霸权,主导了国际体系。进入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之后,英国控制了海上霸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建立了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英国自身的危机,欧洲大陆连年战乱,最后被美国从中渔利,获取了世界霸权。可见,从荷兰到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先例,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霸权稳定论,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现在,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理念,主要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理论。所以,第二条就有了,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大国主导的传统,就是以强凌弱。谁说了算?大国说了算,国际民主化氛围非常淡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只有美国同意了才能够实行,因为他有一票否决权。所以,主导的传统就是,战争崛起,以强凌弱。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崛起,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国际地位在快速提升。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兴市场大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他们的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五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这五年当中,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7%、42%、57%、44%、48%。尤其是2008年,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当中,金砖五国的贡献率高达57%。

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崛起,国际秩序还是由过去的传统大国在主导,这显然是矛盾的。作为主导者的大国的地位在下降,而原来的顺从者的地位却在提升,就难免会产生摩擦、矛盾,要解决这些摩擦、矛盾,就一定要变革整个国际体系。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由IMF引领的,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份额投票权在增加。实际上世行也是如此。但是,即使份额再增加,美国有一个不可触动的硬指标、生命线,就是美国的投票权一定始终保持在15%以上。因为IMF有规定,重大的决策必须有85%的股权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而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到15%以上,也就是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底线是不能触动的。所以,国际经济体系虽然正在变革,但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合理状态,为期还十分遥远,进程也会十分艰难。在欧洲债务危机中,IMF想方设法地想让中国来伸以援手,但是,又不给中国增加相应的份额,只是要求以特殊贷款的形式向中国要钱,这肯定是不行的。另外,IMF的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重要举措就是增加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但是,迟迟未能有进展。现在之所以有进展,是因为有了G20。

第9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增长 比较 启示

经济长期增长中社会保障作用的理论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水平,反过来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也具有重大影响,其本质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改善社会福利,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配置相应的经济资源,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将阻碍经济长期增长,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二)西方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生产和劳动力市场调整进程中的交易成本,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动报酬的相关风险,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同时,缺乏再分配体制的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无法保证收入和消费在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可以熨平市场机制在公平方面的短板。社会保障如果过度,市场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因承受过多社会风险的损害。另外,从哈罗德-多马模型来看,积累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保障可以影响到资本积累,并改变劳动者收入配置、影响社会消费和储蓄,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

(三)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机理

一是通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促进经济社会调整和结构变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的良好环境,特别在社会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二是通过社会保障收支规模变化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三是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四是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并起到平抑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良性循环。

德国与希腊经济增长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图1显示,新世纪以来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达到最低谷,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0.2%和-5.1%,虽然增长率不高但总体上优于欧元区指标,昔日因为经济增长缓慢而被称为欧洲“病人”的德国反而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引擎;同时期的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07年之前均保持在4%左右这一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并从2009年起进入负增长区间并深陷其中。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之前均超过德国,但2009年之后这一形势发生逆转,不但远远低于世界整体增长水平,还大幅度低于欧元区增长水平。从波动幅度的比较情况来看,德国除2009年之外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其稳定性总体上高于欧元区;希腊则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从2004年开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10年开始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且差距较大。

(二)失业率的比较

由表1可知,德国失业率整体波动不大,除在2003-2005年经历经济衰退时高于10%以外,其余各年度失业率均在10%以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德国失业率不升反降,2011年甚至达到5.9%的最低水平。希腊大部分年度失业率在10%以上,特别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失业率更是直线飙升,2012年达到22.6%的高水平,2013年8月更高达27.6%,是欧元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比较德国与希腊数据,德国除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略高于希腊外,大部分年份的就业数据均大大优于希腊。

(三)希腊债务危机基本情况

2009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进行了大规模援助,迄今希腊已经获得了大约2150亿欧元的信贷援助,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应于2014年底结束,这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对一个国家成本最高的财务援助。为了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条件,希腊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计划,但激进的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使希腊走到社会瓦解的边缘,希腊在接受救助的同时还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违约,最后不得不通过债务重组抹去1000亿欧元以上的政府债务。2013年7月统计的希腊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180%,经过两轮救助后的希腊财政仍然需要救助贷款才可能勉强维持。前两轮希腊救助计划实行效果欠佳,需要新的经济援助已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

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而改革和调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与适度,而改革是使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合理的惟一途径和发展方向。其中最关键的是“适度”问题,衡量是否符合恰当的“度”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福利在实践上是为了更有效调节、调控经济,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福利经济。社会保障改革的合理性,不仅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德国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随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涉及到各个阶层,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成为一个广保障、高福利的国家。2003年初施罗德政府开始酝酿“2010年议程”的改革计划,并于2004年全面启动该项计划,大幅度地改革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削减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政策进行改革,构建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在医疗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增强公民个人医疗的自我责任感意识,规定只有领过失业保险津贴者方能领取失业救济金。二是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包括调整解雇保护政策,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心,鼓励自主创业,允许从事“微型”工作、重点关注长期失业者等。此后的默克尔政府基本延续了上述政策,并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短时工作制”,不仅保障了私人消费能力,而且在经济好转、订单重新出现时企业能有足够的高技能工人。

德国上述被称为“经济节制主义”的社会保障改革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责任,在分配制度上通过政府的干预克服收入和分配上的不公平,改善了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德国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重新激活了德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不管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德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层面受的消极影响比其他福利国家要小得多。不可否认,德国在经济发展表现逆势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动推进和全方位实施的社会保障改革。

(三)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希腊实行的全面福利制度对于维持社会和平和政局相对稳定,为经济长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和公共税收减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遇到困难;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筹资模式出现了问题;较高的福利保障影响到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客观上形成“养懒罚勤”的逆向激励效果,主动失业群体也日益庞大,社会保障的高福利性对希腊经济长期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但由于社会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且希腊没有相对有效的民主制度集中控制社会进程,因此希腊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改革举步维艰。为了维持超越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高福利制度,希腊不得不负债运转,最终导致积重难返,长期积聚的高赤字、高债务风险迅速演变为债务危机。希腊自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不断地发生以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改革为诉求的全国性。希腊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障隐形债务逐步显性化拖垮经济发展,理应作为“危机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改革反而成为触发经济社会危机的导火线。

两国实践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从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发展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增长潜力是否强劲,不仅要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等经济发展指标情况,还要分析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社会福利开支及增长趋势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大体均衡或总体上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有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发展就缺乏后劲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过度的社会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建立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正处于建立完善期,将社会保障框架建立与改革完善一并进行,其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要发挥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积极作用。社会保障与个体消费及总体消费、短期经济增长率及长期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这一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从而有效疏通社会保障刺激消费、内需的机制。要加强对提高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当期实际收入以及居民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有重点地选择提高预期未来收入保障措施,提高居民总体消费的民生保障支出。要加大对医疗卫生、廉租房、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扶贫开发等的投入,发挥社会保障的消费乘数效应。

处理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社会承受力较差、企业竞争力较弱,社会保障水平不能过高,要在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的刚性和不可逆性决定社会保障要慎重,特别要处理好福利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现阶段我国更适合走循序渐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路,即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和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灵活调整福利支出,积极稳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在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张盈华.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第10篇

摘要近年来,地方高校面临着贷款本金到期的还款压力,各高校财务风险已日益突显,给各学校正常发展带来了困难。虽然政府已于2011年通过财政拨款、补助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目前的窘境,但积极探索出化解高校贷款风险的对策已成为高校财务管理者尤为紧迫的工作。本文以A省属高校为例分析了地方高校贷款形成的类型、原因,并就防范高校贷款风险提出几项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地方高校财务风险控制对策

一、背景分析

本世纪初,各高校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解决扩大办学规模所带来的经济资源紧缺的问题,普遍采取了银行贷款等各种措施来筹集资金。2006年以来,随着贷款还款期的到来,各高校财务管理人员已清醒地认识到贷款办学是一种风险行为,它不仅给高校带来经济利益,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缓和经济资源紧张的局面,又是加快学校发展的有效融资手段,但是债务超过学校的自身偿债能力,也会危及到学校的经常性开支与可持续发展,使学校陷入财务困境,进而遭受损失,甚至影响学校形象,降低学校资信度,给再融资带来困难,并造成资金链断裂,给学校造成财务危机。因此,探索化解高校财务风险的对策尤为紧迫。

目前,地方高校财务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高校贷款总额持续增长

2006年A省属35所高校负债总额为67.4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的累积余额为66.8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9.88%;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在2005年末为57.74亿元,2006年达到66.80亿元,平均每年新增贷款12.4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2.95%。

(二)部分高校资产负债率较高

2006年A省属35所高校平均资产负债率为30.70%,但有4所高校资产负债率超过60%。

(三)债务率明显偏高

学校债务率,即学校年末对外负债总额占学校年经费收入的比重,是反映学校债务信用的高低,表明当年学校对债务的承受能力。过高的债务率降低了学校的信用程度,并反映了学校承受着巨大的到期偿还本金的压力。目前A省属高校平均债务率为133.36%,有16所院校的债务率超过100%,其中有8所院校超过了200% ,最高的为345.25%。

(四)个别院校偿债率偏高

偿债率是反映学校对外负债能力的另一个指标,即学校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额与学校收入之比。目前A省属35所高校平均偿债率为14.65%, 但也有个别院校的偿债率偏高,甚至超过了50%。

(五)资金储备能力普遍不足

学校资金储备能力是指年末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资产可供正常支付的周转月数。目前A省属35所高校平均资金储备能力为-1.95,表明省属院校的资金储备能力普遍不足,资金储备缺口较大。

(六)部分院校收支比例失衡

学校的收支平衡比是指学校本年度经费总支出与经费总收入的比值。目前A省属35所高校平均收支平衡比为97.17%,其中有13所院校收支平衡比大于100%,占院校总数的37.14%。个别院校收支比相当高,比如某大学收支比高达143.79 %。

(七)少数高校垫付资金偏大

垫付款占年末流动资金比重是指学校年末应收及暂付款总额占学校全部流动资产的比重。数值越大,说明学校的财务风险越大。目前A省属高校平均垫付款占年末流动资产的比重为37.09%,其中有17所院校垫付款占年末流动资产比重大于40%,占院校总数的48.57% 。地方高校在如此形势下,逐渐显露出以下影响高校健康发展的贷款风险。

二、贷款风险类型分析

高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内部不确定风险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实际财务状况与财务目标发生负面偏离的可能性称为高校贷款风险。关于高校贷款风险,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高校贷款引发财务状况失衡风险

高校由于大量贷款,超出了负担利息支付的能力,高等学校的流动资金是有可能短缺的,可能出现发不出工资或不能维持日常开支、工作正常运转的风险,如此将势必导致高校财务在运行中失去平衡。

(二)贷款资金运作失误的风险

贷款资金由于在调度、投放等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资金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现象。例如,学校在使用贷款资金的过程中易出现过于集中使用贷款资金或挪用专项贷款资金的行为,而且,资金运作还受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影响,可能出现不确定的贷款资金运作失误风险。

三、贷款风险成因分析

高校贷款风险,是指与高校在正常的运营过程中筹集借入资金给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高校贷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究其根本,是各方面利益的驱动。

(一)高校基建规模过大引发巨额贷款

目前A省属高校正在规划或正在建设新校区,计划征地、建设新校舍等据测算需投入资金121.65亿元,各学校目前筹措了基本建设资金67.2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38.27亿元,占59.9%;学校自筹17.44亿元,占8.4%;政府投入0.7亿元,占1.5%;社会企业投入5.63亿元,占8.4%;政府投入0.7亿元,占1.5%。高校征地后的基本建设支出巨大,仅靠财政拨款往往难以满足基建需要,贷款成为首要选择。然而,大额贷款、高利率产生的巨额利息,导致有些高校到期无力偿还贷款的本息,有的学校为了偿还贷款,只有借新还旧,对高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校规模的极度扩张,新校区建设的资金需求,是导致高校债务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

(二)改善教学条件投入巨大

近年来,本科教学评估达标对各高校的生师比、教学经费年均增长率、生均教学经费投入量、生均教学设备费、生均校舍面积、生均运动场地面积、生均用地面积等都有明确地规定。一些高校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贷款方式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增加对教学的投入。由于地方财政拨款有限,是教育部属院校的1/3,而评估指标均按照教育部院校的标准设定,无形中对地方普通高校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教学评估的顺利完成,在资金筹措上,向银行贷款成为主要途径。然而,高利率、大额贷款产生的巨额利息,成为学校的沉重负担,严重阻碍着高校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将来高校办学效益的巨大障碍。

(三)高校筹资体系不完善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校发展必须建立依法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新机制。除国家财政拨款外,高校可以通过收费、税收减免、产业、社会捐赠、基金、科研、贷款、利息等手段多渠道筹措资金,贷款只是其中一种筹资渠道。由于一些高校校办企业管理机制不合理,管理不规范,校办产业自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多数校办产业无法盈利。另外,由于观念影响,学校很难得到社会各界的捐助,向社会筹资的道路进展缓慢。还有一些高校扩大办学仅仅依靠银行贷款,甚至抱有“只还息、不还本和“等、靠、要”的思想。同时,银行方面由于对高校贷款风险认识不足,客观加剧了高校负债的产生。

(四)利息支出增长过快

随着学校贷款资金量的逐年增加,利息支出已成为学校不可小视的一笔支出,根据测算,A省属高校贷款利息支出约为3.85亿元,占学校学费收入的15.75%。学校巨大的利息支出直接挤占了正常的事业支出,给学校每年正常事业维持费的资金安排带来一定的风险,存在到期贷款本金清偿的财务风险和学校长远发展人员收入稳定或递增的财务风险。因此,关于教育事业收入增加的这一部分有多少能用于还贷,还应细致测算,审慎考虑。

四、解决贷款风险对策分析

(一)完善办学体制的同时调动高校管理与投资的自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原有的教育配置方式发生裂变, 也要求高等教育的融资和投资体制跟着变化。如果高等教育办学单纯依靠国家和政府拨款,财政必然无法支撑,更严重的财务危机也会日渐突现。所以应充分调动社会投资体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形成多种力量投资办学的新体制和新格局。

(二)积极争取中央与地方财政拨款改革财政投入的方式

由于教育的准公共品性质和教育的公益性, 要形成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投入。[1] 政府对于高校的拨款, 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公益事业特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 肩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级人才的重任。政府作为直接、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高等教育有“社会责任”, 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经费。不论高校如何通过多渠道融资, 政府都应该是高教最主要的投资者, 都不能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

(三)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的方式

目前高校经费拨款实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对于如何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 王光宇、徐晓辉在《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革新》中指出: 在方法上, 引入绩效预算,对高等学校的所有拨款使用的效益、效率和质量进行评估。在方式上, 应改变现行拨款体制,由政府直接向高等学校拨款的方式, 改为由专业绩效评估委员会负责拨款。该委员会由专业人员和高校评估委员会组成, 具有很高社会公信力。委员会可根据高校综合评估结果作为拨款依据,委员会拨款要程序公开、透明, 结果对外公布,受社会舆论监督。政府根据拨款委员会的拨款方案向高校拨款, 加强对高校拨款使用情况的全程监督, 按实际使用效率, 作为今后拨款的重要依据。

(四)拓宽高校市场融资渠道

高校应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 搞好科技开发与多向合作,提供多种形式的有偿服务, 增加学校经费收入, 并努力争取国际资金的投入。众所周知, 高等学校具有较强的“科技优势”。大批的科技专家、先进的实验设备, 以及大量的科研课题、技术攻关项目、技术咨询等都等同于科技优势和较强的竞争能力。这个过程也可以为高校获得可观的资金收入。另外, 还可通过发展校办企业, 以企业利润来补充经费。

(五)规范高校贷款, 建立债务危机预警机制

建立高校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就是把风险预警机制引入高校内部,让高校责任人、职工共同承担风险责任,使责、权、利三者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本文在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基础上,以26个财务比率指标分为四类构建针对与高等学校的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并借助于SPSS统计软件的因子分析工具,寻求9个互不相关的、且包含了原始指标接近85%的信息的公因子(F),利用这9个因子的得分矩阵作为原始数据,运用判别分析工具,建立具有省属高校地方特色的债务危机预警模型――地方高校费歇(Fisher)判别函数(Q)。由于篇幅有限,模型建立过程省略,现仅判别函数列示如下:

无警类:

Q1=0.342F1+0.561F2+1.369F3-2.607F4-0.739F5+3.560F6-2.108F7-3.024F8-3.146F9-7.676

轻警类:

Q2=0.479F1+0.808F2-1.143F3+2.909F4-1.162F5-3.448F6+1.034F7+1.605F8+2.885F9-2.256

重警类:

Q3=0.190F1-0.385F2+0.178F3-0.575F4+0.036F5+0.674F6-0.033F7+0.029F8-0.520F9-1.614

巨警类

Q4=-0.118F1-0.977F2+1.091F3-3.124F4+5.469F5+3.056F6-0.711F7-2.116F8-2.657F9-10.869

将各高校的因子得分代入上面4个判别函数模型,进而确定其所属类别:对计算出的4个数值Q1, Q2, Q3和Q4进行比较,若Q1值最大,则该高校应归入无警类;若Q2值最大,则该高校应归入轻警类;若Q3值最大,则该高校应归入重警类;若Q4值最大,则该高校应归入巨警类。

将地方财务数据代入以上判别函数,判别结果显示财务状况优秀属于无警的高校有4所;财务状况较好即属于轻警的高校有8所;财务状况较差即属于重警的高校有22所,财务状况极差,风险很高的有1所。

通过建立的高校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各高校就可以确定其所属类从而可以预报其警情,及时并有效地揭示高校在财务运行中的潜在风险,以便各级领导及时做出相应对策。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地方高校财务风险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拟通过一系列财务风险指标的数据监测,提出构建债务危机预警模型的初步构想,对地方高校财务资金运作风险边界作出不同程度的预测、分析、监控、诊断和矫正,提供相应的控制和防范措施,明确高等学校未来资金投入产出上努力的方向,促使高等学校在快速发展中努力做到管理工作制度化、投资决策科学化、操作程序规范化、运行风险最小化。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教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危机与出路.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刘觅.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经济.2008.10:98~99.

[3]杨周复,施建军.大学财务综合评价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钟冲.高等学校财务风险预警分析与应用.优秀硕士论文库.2004.10.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第四,上海,阿波罗,大厦,有限公司

1.1公司的机会与威胁

将前面的外部环境与商务中心行业环境及竞争环境相结合,可以总杰出外部环境中潜在的机会与威胁。

2.1.1潜在机会(O)分析

1.全球金融危机见底回升: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回升,包括美国、一些主要发展国家已经见底回升,进而带动各个产业的复苏。

2.中国经济的高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仍保持较高增长,第三季度增长率超过8%,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瞩目,进而使得房地产行业更加兴盛。

3.金融危机导致的行业整合,购并机会大增:在金融危机中,有许多商务中心发生亏损,资金紧张,濒临倒闭。而阿波罗仍有30%以上的毛利率和10%净利率,在此情况下,可利用良好现金流进行投资或并购。

4.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政府为了提升商业地产,俗称楼宇经济,颁布如住宅禁商等法案,带动商业地产的持续发展。

5.商务中心产业进入增长期:对于商务中心行业经营模式接受度提高,商务中心产业在中国进入增长期阶段。

2.1.2潜在威(T)分析

1.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仍面临一连串的不确定性。如迪拜的债务危机,欧洲各国的债务危机等,这些不确定性将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2.竞争激烈:在区域市场上为抢夺少数客源,不惜降价甚至赔钱求租,,对公司运营产生很大影响。

3.产品的同构型强:商务中心行业主产品差异不大,需要建立垂直或水平的服务产业链形成差异化,提升竞争力。

4.供货商议价能力增强:对于商务成熟区域,优良写字楼有限,供货商少,供货商议价能力增强。

5.低价产品的打击:一些开发商或小业主,为自身写字楼培养客户作为过度,自行开设商务中心,因无租金成本,可提供市场品质相近但更为低价的产品。

1.2公司的优势与劣势

2.2

2.2.1公司优势(S)分析

1.企业品牌:上海阿波罗大厦有限公司品牌,在上海从事办公室租赁业务已有10年以上历史,在服务人性化上有很好的口碑。在上海市中心延安高架经过路段拥有写字楼。

2.服务质量控制能力强:为全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使用ISO质量管理体系管理服务品质。

3.资金实力不弱:在同行业规模公司中,公司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无需依靠贷款。

4.盈利能力:阿波罗目前盈利能力期,在金融危机中,虽有分店亏损,但综合来看仍保持30%以上的毛利率及10%以上的净利率。

5.拥有物业管理协助,降低运营成本:拥有大楼物业管理资质,在多项服务上,如装修、IT维护等,可直接由物业团队处理,无需另行支付外包公司。

2.2.2公司劣势(W)分析

1.客户来源较少:七成客户来源均倚靠中介公司,自身业务无市场开发能力。需加强培训强化业务能力,尽量降低中介依靠程度。

2.新点开发能力弱,且分店少无规模经济:由于开发新点无科学数据,仅靠拍脑袋决定;决定后开发无标准化,速度缓慢。分店较少,采购上无优势。

3.新产品研发能力弱:人力资源不足,有新想法也无法诉诸于实行。

4.人激效果不佳:激励机制很多还处于单纯的物质激励的阶段,难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和提升他们的进取心。

5.培训项目无法确实有效提升员工能力:没有把培训和发展放在一起考虑,进行规划和实施。对于培训的需求分析及计划等等都只是表面。

6.组织内缺乏有效沟通及授权机制:现有管理制度不能严格执行,部门之间经常存在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配合和合作矛盾突出。一线服务人员所具有的权利没有明确界定,无法为顾客提供立即且个性化的服务。

1.3SWOT矩阵

2.3

2.3.1公司SWOT矩阵

经过4.1分析外部环境条件的机会与威胁,以及4.2内部公司环境的优势与劣势的综合比较后可以得到下列的SWOT矩阵,并进行发展战略的制定。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来扩大优势、转化劣势,避开威胁、抓住机会,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上利于不败之地。

SWOT分析法是由美国商学院率先采用的一种战略分析方式。根据企业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设计出SO、WO、ST、WT战略。

图10SWOT战略定位图

Figure10SWOTStrategyPosition

1.优势-机会(SO)战略是发挥企业优势去把握机会的战略,即增长型战略。

2.劣势-机会(WO)战略是通过外部机会来弥补企业劣势,以求提高竞争力的战略,即扭转型战略。

3.优势-威胁(ST)战略是利用企业优势来应对外部环境威胁的战略,即多元化经营战略。

4.劣势-威胁(WT)战略是通过弥补企业劣势或放弃来规避外部威胁的战略,即防御型战略。

建立阿波罗公司SWOT矩阵分析表:如下表1

(S)

1. 企业品牌

2. 服务质量控制能力强

3. 资金实力不弱

4. 盈利能力

5. 拥有物业管理协助,降低运营成本

劣(W)

1. 客户来源较少

2. 新点开发能力弱,且分店少无规模经济

3. 新产品研发能力弱

4. 人激励效果不佳

5. 培训项目无法确实有效提升员工能力

6. 组织内缺乏有效沟通及授权机制

(O)

1. 全球金融危机见底回升

2. 中国经济的高稳定发展

3. 金融危机导致的行业整合,购并机会大增

4. 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5. 商务中心产业进入增长期

SO略

1. 寻找直接或间接竞争者,利用资金实力的收购或投资,扩大上海地区以外市场。

2. 运用企业品牌优及物业管理经验优势,提供写字楼混合

3. 运用质量管理制度,建立连锁加盟体系

WO略

1. 利用并购或投资机会,增加分店数量

2. 加强与政府关系,运用相关政策,开拓新点

3. 运用政府各项产业政策,进行整合,开发新服务项目

威(T)

1.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2. 竞争激烈

3. 产品的同构型强

4. 供货商议价能力增强

5. 低价产品的打击

ST略

1. 利用现有物管理低成本优势,降低低价产品打击,持续提升盈利

2. 利用物业管理优势,发展不同产品服务

3. 运用资金实力并购相关行业提升规模,降低供应商议价能力

4. 利用优良的服务质量控制能力,使客户拥有同样的服务内容,不同的服务品质

WT略

1.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更新培训系统,确实提升员工各项能力,以利开发新点、新产品

2. 提高员工激励措施,强化企业文化经营

3. 加强组织沟通,确定职掌

第12篇

一、金融脆弱性的产生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动荡只发生在相对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金融风波发生前宏观经济状况良好,金融动荡与实际经济的联系甚微。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金融脆弱性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风险。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表现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过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M2对官方储备比率变动异常、高利率等等。

金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时将其化解掉,最终将演变为金融危机。为了消除金融系统既有脆弱性,防止其累积到过高的水平,从而将金融脆弱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正常状态,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是事关一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

二、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研究

(一)货币市场上的脆弱性

明斯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由于存在经济周期,繁荣时的利好现象使得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放松警惕,市场中高风险性贷款企业比重越来越大,繁荣之后的衰退引起违约和破产迅速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导致金融脆弱性增加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明斯基运用代际遗忘和竞争压力来解释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源,这种解释显然很难让人满意。格瑞克从银行角度提出了“安全边际说”,提出银行不恰当的评估方法——借款人的过去信用记录和其他银行的行为—来估价安全边界,是信贷市场脆弱性的主要原因。经济扩张使得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家都变得很自信,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产生了金融脆弱性。“安全边界说”告诫银行家不仅应该看过去,还应该慎重的考虑未来预见事情的影响,如货币政策的变化等;这种学说也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出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各金融机构受灾程度也不同。

(二)信息经济角度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成为金融脆弱性之源。尽管金融机构的产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根源----信息不对称,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储户的信心以及金融机构资产选择过程中的内在问题也会使得金融风险不断产生和积累,最终可能依法金融危机,而这些问题也是由信息不对称产生从内部制度上分析,金融机构管理者在经营业绩上获得奖励和受到处罚得不对称性也将导致其不能有筛选客户的原因。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

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是导致经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市价格过度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愈脱节的背景下,资产价格并不完全依赖实物经济,而是由市场中的众多因素相互决定,并这些因素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金融资产价格会出现过度波动性,是金融市场脆弱性的重要根源。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金融脆弱性问题在一国由金融压制状态转向金融自由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

三、我国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一)金融制度的缺陷

金融脆弱性归根结底是由金融制度自身特点和缺陷决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同综合作用的结果。

1.金融制度主客体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

一方面,在金融活动中,金融活动主体的有限理论,结果是金融行为异化。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过度借贷冲动和过度竞争;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盲目惶恐;金融监管行为的扭曲和不规范;金融当局货币政策得失误和过度的货币供给;金融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滋生,从而使金融制度功能异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另一个方面,作为金融合约的安排形式,金融制度客体缺陷主要表现为金融合同的复杂性和不完全行。由于金融资产市场竞争程度高,参与者众多,从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和扩散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2.金融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和结构缺陷是脆弱性的根源

金融制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一方面,是由于各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系统内部失去均衡,内部调节失灵。金融机构和市场创新不断进行,使原来的金融监管制度滞后甚至失灵,出现“管不住的无奈”,从而使用权子系统功能耦合和互相适应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使金融机构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金融形势,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另一方面,金融活动又是在金融结构框架中进行的,金融制度总是对一定的金融活动的控制或者管理,当新的金融活动不断发展,原有的制度不能容纳它并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的时候,盲区就出现了,盲区的不断扩大是原来的金融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金融创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剂,旧有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四、中国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第13篇

2009年11月25日,迪拜世界(DubaiWorld)宣布重组,并要求延期偿付债务,“迪拜债务危机”爆发。尽管迪拜环球港口(DPworld,以下简称“DPW”)不在债务重组之列,但其作为迪拜系重要组成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2005年到2006年间,DPW实施的两起天价并购曾轰动业界,将当年港口并购活动推向,对全球港口并购走势及行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迪拜债务危机的爆发,也许是反思当年并购功过的一个契机。在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潮中,包括港口行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均在酝酿或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战略,以DPW为切入点,回顾港口业并购历史及其绩效,也许可以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全球港口业并购历程回顾

(一)港口产业与港口运营商的成长

港口作为一个行业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长期以来,鉴于其基础设施的特性,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港口作为非盈利性行业,由政府机构直接管制和运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自由化和民营化浪潮的兴起,港口民营化才逐渐开始,私人部门在港口业的投资与经营才逐渐增加,港口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才形成。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伴随着港口民营化的浪潮,一批大型的独立港口营运商应运而生并迅速壮大起来。如今全球主要的港口运营商大多发端于1970年代以后,如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和记黄埔(HPH)成立于1977年,第二大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PSA)自197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起家,第四大港口运营商迪拜环球港口(DPW)1979年才开始建设自己的第一个码头项目。

(二)港口业并购历程

与一般行业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不同,年轻的港口产业大规模并购时间并不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80年代到1996年)。此阶段,各大港口运营商均着力巩固母港市场,无暇进行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并购交易。据SDC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并购交易金额62.55亿美元,共242宗,并且很少重大轰动性并购事件。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1997-2004年)。自1997年起,HPH、PSA等行业领先者均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奠定行业地位的大型并购活动均发生在这一时期。如1999年,HPH收购鹿特丹ECT;2001年收购菲律宾的ICTSI;2001年,PSA收购欧洲的HNN。从1997年到2007年期间,共发生了606宗并购事件,并购交易金额达到186.87亿美元。

第三阶段为阶段(2005-2007年)。此阶段并购空前活跃,并购金额和宗数均创纪录,仅三年时间并购交易额即达416.5亿美元,并购宗数达346宗。并且,单笔并购的金额及影响也达到空前高度。DPW是这一阶段并购潮中无可置疑的领导者,其大手笔收购CSX、P&O等均引起行业轰动,不仅以天价收购树立了行业并购估值的新标杆,而且对全球港口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二、全球港口业并购的特点

港口是航运业的重要配套设施,作为基础设施行业的组成部分,港口业并购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并购的国际化程度高

港口是全球物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英国,95%的对外贸易量是通过港口而到达国际市场的,中国90%以上的外贸也是通过港口完成的。作为承担全球贸易的主力运输方式,航运业是诸种运输方式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而服务于航运业的港口,投资与布局也呈全球化格局。因此,相比一般的行业及交通运输中公路、铁路、机场等子行业,港口业的全球化程度都明显较高。

与此相应,港口业并购的全球化特征也很突出。根据Thomson公司并购专业数据库SDC的资料,从1980年到2007年的1235宗并购案例中,跨国并购有489例,占40%,其中在2005-2007年并购期的346宗并购案例中,跨国并购占142例,占41%。并且,跨国并购的参与主体行业地位、交易金额、影响程度等均显著高于国内并购。

(二)政府介入程度深

港口是国家对外的门户,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许多国家对外资收购本国企业和资产,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港口、能源、电信等重要基础设施,都设置了严格的审查程序,甚至在本国企业面临被收购的威胁时还直接出面干涉。

2006年2月,DPW收购英国铁行港口集团(P&O)全球业务,其中包括美国纽约、新泽西、巴尔的摩、新奥尔良、迈阿密和费城等六个港口的业务。但是,在美国国会和六个港口所在州政府的坚决反对下,DPW被迫放弃对所收购的美国六个港口业务的接管,将其完全转让给美国公司。印度规定,外国公司竞标1亿美元以上的港口和航运项目必须要通过安全资格审查。2004年和2005年,印度政府部门曾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香港的和记黄埔竞标尼赫鲁港的集装箱码头项目与孟买集装箱码头项目的投标。同时,鉴于港口是战略性资源,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港口资源,对母国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母国相关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此意义更加突出。因此,从事港口业跨国并购的公司往往具有政府背景,会受到本国政府的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其收购动机并非纯粹出于商业考虑,其收购行动也并不完全遵照商业规则。如DPW是阿联酋迪拜酋长国政府企业DubaiWorld旗下公司、PSA是新加坡政府控股淡马锡旗下公司,这些运营商在全球范围纵横捭阖,背后均得到了其本国政府各种方式的支持。正因为如此,2005年到2006年间,在对英国老牌港口运营商P&O的并购争夺战中,DPW和PSA才可以轮番报出天价,最终以DPW胜出而告终。

(三)在并购主体中,投资类企业及金融资本比重高

与一般行业相比,投资控股企业及金融资本在港口并购交易中所占比重较高。根据SDC的统计,在1980-2007年的港口业并购中,港口运营商之间以及船公司等上下游企业的并购合计占42%,投资控股企业及金融资本的并购占约40%。近年来,金融资本对港口企业的并购越来越多,特别是私人股权投资(PE)、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金融机构,以及一些中东背景的石油资金,这些投资者的介入,极大地活跃了港口并购市场,成为掀起2005年以来港口并购空前的重要推手。港口行业之所以吸引这些投资者加入,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基础设施行业具有

相对垄断性,市场竞争相对缓和,业务增长稳定,现金流充沛,投资回报可控。

三、DPW并购案例剖析

在港口业短暂的并购史上,DPWorld无疑是最令人瞩目又最富争议的一家公司,其依靠几宗天价的并购而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区域运营商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码头运营商,又因在近期的迪拜债务危机中受到波及而再度备受关注。

DPW是DubaiWorld下属的上市公司,DubaiWorld在其中持股约77%。DubaiWorld由迪拜政府全资所有,是迪拜政府进行全球投资的旗舰公司,也是近期迪拜债务危机的主角。

DPW的港口业务起始于1972年,直到1999年其业务均局限于阿联酋本土。1999年到2004年,DPW开始对外扩张,扩张的区域主要在临近的东非、南亚、东欧等新兴市场。截至2004年底,DPW在阿联酋、沙特、罗马尼亚、吉布提、印度五个国家经营六个集装箱码头,成为一个区域性的运营商。

2004年底到2006年初,DPW以被业界称为“天价”的代价收购CSX和P&O,从而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运营商之一。CSX和P&O的并购是DPW发展过程中的惊险一跃。在进行这两项收购时,DPW本身的财务资源并不充足,收购CSX所需资金相当于其全部总资产,收购P&O所需资金相当于其总资产的两倍,净资产的六倍多。

(一)收购CSX

2005年2月,DPW以高价击败竞争对手HPH、PSA等,收购美国环球货柜(CSX),收购代价为12.35亿美元。CSX当时是全球排名前十位的码头运营商,主要资产位于亚洲和南美,包括七个已经运营的码头和三个在建或规划之中的码头。CSX2004年底账面总资产8.29亿美元,净资产6亿美元,DPW的收购价格12.35亿美元,相当于市净率(PB)2.06倍。

CSX2003年的营业额约3亿美元,净利润不超过5000万美元,DPW的收购价格相当于市盈率(PE)24倍。而当时,市场上非上市港口资产交易价格范围为PE10—15倍。

总之,在当时看来,此收购创造了码头资产价格的新纪录,明显超出了当时市场普遍的预计水平。

(二)收购P&O

P&O原是伦敦交易所上市公司。2005年11月,DPW出价每股443便士,启动全面要约收购,总价约合33.3亿英镑,比当时股价溢价近50%。11月底,P&O曾同意此收购计划。之后,PSA出价每股470便士参加竞购。DPW随即将出价提高到520便士,迫使PSA退出。2006年3月,DPW以72亿美元的代价完成对P&O收购,P&O从伦敦交易所退市。

P&O当时是全球排名前五位的码头运营商,在十个国家拥有三十二个已经运营的码头。其账面总资产43.05亿美元,账面净资产15.07亿美元,收购价格72亿美元,相当于市净率4.8倍。

2004年,P&O营业收入22.7亿英镑,港口业务EBIT1.54亿英镑,港口业务EBITDA2.39亿英镑。收购价格相当于2004年EV/EBITDA18倍,相当于2004年EV/EBIT28倍,市盈率则超过30倍。

因此,当时DPW的出价超出市场最大胆的预测,将全球港口资产估值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三)并购绩效分析

1战略效果

第一是奠定行业地位。对CSX的收购完成后,DPW的港口业务扩展到十个国家的十四个码头。特别是进入亚洲核心的香港和南美市场,成功地从一个区域性码头运营商转变为全球性运营商。而收购P&O后,DPW港口业务扩展到二十四个国家的四十九个码头,一跃成为全球前五位的码头运营商。

第二是推动全球网络布局。CSX和P&O码头资产质量良好,且填补了亚洲、南美、澳大利亚、中国内地、欧洲等当时DPW空白的区域市场。收购完成后,DPW成为地理布局最多元化的码头运营商。

第三是获得人才及管理能力。CSX和P&O均拥有大批港口管理人才,两者特别是P&O拥有港口行业最先进、最成熟的码头管理经验,弥补了DPW在全球化码头管理方面的欠缺,极大地提升了DPW码头的运营核心能力及国际化能力,为今后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2财务效果

一是拉低了盈利能力。在收购CSX后的2005年,DPW收入增加了46%,但净利润下降4%,净资产收益下降近13%,净利润率下降近19%。2006年,收购P&O后,营业收入增加了四倍多,但EBITDA、EBIT和净利润的增幅依次递减,净利润仅增加了不到40%,净利润率则下降约27%,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近18%。

二是增加了负债压力。2005年收购CSX耗资超过12亿美元,2006年收购P&O耗资超过72亿美元,两次收购均主要依赖贷款。收购CSX使得其负债增加了六倍多,资产负债率高企,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低于安全水平。在实施收购P&O前,DPW的财务状况不足以从银行取得所需贷款,为此2006年母公司DubaiWorld向其增加注册资本64.5亿美元。由于母公司的支持,两起天价收购行动并未从根本上恶化公司的财务状况,但增加了母公司财务压力,在金融危机中,DubaiWorld终于支持不住,爆发债务危机。近期,DPW已寻求通过出售部分码头资产,以换取现金,用于缓解债务压力。

总体看,DPW的并购活动从战略上是成功的,但由于出价较高,且过分依赖财务杠杆,为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埋下祸根。

四、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中可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超常规扩张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跨国扩张时,新建项目不仅周期长,而且会遇到政府审批、市场培育等诸多现实困难,在合适的时机实施并购可能事半功倍。

其次,从短期的财务效果看,港口业并购没有改善企业的盈利,甚至在很多时候会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特别是收购溢价过大时。

第14篇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转轨国家也深受其害。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稳定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收到了实效。这些重要的举措也为转轨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以此为基础,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今后一个时期转轨国家恢复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后危机时期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下载。

一、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转轨国家经济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逐渐复苏,全球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加之转轨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奏效,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有的转轨国家甚至较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一)较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案。而且,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是转轨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对于2009年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表1反映了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的12%)用于实施财政经济刺激措施的情况。

由于4万亿元巨额投资的拉动和其他的相关措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以较快扭转。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2%,一路上行至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9.1%、四季度的10.7%)。二是主要物价指数触底回升。2009年CPI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转为上涨,12月上涨1.9%;PPI连续12个月下降后,12月首次转为上涨1.7%。三是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2009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实际增长35.2%,全年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6.9%。四是外贸出口快速恢复。2009年12月,外贸出口增速由负

增长转为较快增长,出口规模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最高水平的96%。五是金融领域形势明显向好。主要表现在:宏观金融环境稳定宽松,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2009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同时,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及存款增速较快,12月末分别同比增长31.74%和28.21%。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 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9%[1]。

(二)缓慢复苏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受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历经9年增长的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也由动荡演变成为一场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表2反映了俄罗斯20082009年的经济状况。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俄罗斯采取了若干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一是对银行系统注资,以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并确保金融体系和本国货币的稳定。二是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大型企业(也包括一些中小企业)采取重点扶持措施。三是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根据不同行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计划。四是维持社会稳定,关注民生,加强国家社会保障,大幅度提高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失业并增加就业,从而兑现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所有承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1%和1.3%。表3显示的是俄罗斯反危机措施的相关情况。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其一,2009年卢布先贬值后升值,全年未出现大幅贬值现象,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根据俄央行的资料,2009年112月,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下跌了3.8%[2]。其二,俄罗斯银行部门保持了整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第二波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央行的干预措施增强了储户对银行业的信心,居民存款在2009年增长了27%,提高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其三,实体经济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下滑,但在下半年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推动了国内需求回升,使产出逐渐恢复。从表2可见,俄罗斯2009年GDP下滑了7.9%,略低于预计。2009年第4季度GDP只下滑了3.2%,经济恢复要好于预期。同时,经过季节性调整的数字表明,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第3季度开始了微弱复苏,在第4季度出现了加速的趋势。其四,俄联邦财政状况也要好于预期。2009年,由于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5.9%,没有超过占GDP 7%的警戒线[3]。进入2010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2010年第1季度,GDP同比增长了2.9%,扭转了2009年第4季度-3.8%的下降趋势。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2010年4月的数据,俄罗斯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失业率由3月的8.6%降至4月的8.2%,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零售贸易总额同比增长4.2%,实现了连续4个月增长;实际工资上涨了6%,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7%;卢布兑美元汇率连续第4个月升值;4月工业生产指数继3月上升5.7%之后再次上升10.4%;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3%,也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4]。

(三)触底反弹的东欧国家经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图2 部分转轨国家出口情况增长率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2010Q2.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二、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刺激经济和其他干预措施,不仅使各国经济也使全球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以及美国个人消费需求的复苏对全球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 2010Q2.

第15篇

一、高校财务安全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扩招与高考生源萎缩的矛盾 1990年我国的新生婴儿是2354万,2000年新生婴儿是1379万,到2010年的新生婴儿是600万。由于婴儿出生率的快速下降,直接导致高考生源从2008年的1050万快速下降,一直下降到2011年的933万人。而这种生源自然下降态势将会延续下去。随着前几年高校的纷纷扩招以及学费收入占高校收入来源比重的不断增加,在高校目前还没有收费自的情况下,高校只能通过降低入学门槛、提高录取率的方法来维持其规模效益。2011年江苏高考录取率83.6%,山东省的高考录取率是87%,浙江省是85.3%。这些比例都相当高,有的创了历史新高。而通过不断提高录取率的方法来提高和维持学校的规模到底能走多远,值得思考。王伯庆在《2012教育蓝皮书》中指出:当高校的生源出现问题以后,高校第一要缩减招生,而不是再扩大招生,真正的突出办学特色。高校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第二个选择。如果缩减招生成为高校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的话,那么高校从当下就要在资金安排上不能过重依赖学生学费增收,而是提早寻求其他途径来降低高校潜在财务风险。

(二)教育投入低,融资渠道窄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为7%,我国近两年才达到4%。由于办学经费不足,高校必须寻求新的经费来源维持其发展,而因为种种原因难以获得民间资本,高校必然向银行大规模贷款,财务风险也由此产生。

(三)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一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有地方政府性债务,大概的金额是2634.98亿元。一些教育界人士表示,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不少高校债务沉重,有部分高校已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更有甚者已经破产。上海经贸学院2009年宣布学校不再续办,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随后,仅招到8名学生的重庆北软教育集团软件工程学院申请破产。为确保高校财务安全,规避风险,高校应重点做好筹资还贷的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还贷计划和措施。

(四)校办产业连带责任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高校的校办企业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政策条件等限制,普遍存在着经营不善的状况,不少高校校办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利润、税费总额和出口额都比其他企业明显偏低,有些方面甚至比传统的国有企业更糟糕。校办产业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一旦破产清算,高校要以投资份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形成的财务风险必然会增大高校整体财务风险。

(五)财务状况总体失衡现象严重 很多高校抓住机遇通过扩招扩建做大了规模,但很多后续措施没跟上,学校的财务实力跟不上学校较快的发展速度,实现不了对高校整体发展的战略支撑。如高校没有做到有效的开源节流,这样一来,一旦有限的收入应付不了巨大的支出缺口,高校这类纯支出型事业单位就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拖欠教职工工资、无法满足日常开支需要、不合规财务行为等现象。

二、高校财务安全外部环境积极营造

(一)政府参与高校贷款风险的监控 目前地方政府主要采取限制新贷、帮助化解旧债两种手段来帮助高校降低财务风险。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财政厅从2011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化解债务的具体措施:一是设立高校化债专项资金。2011年~2012年,省级财政安排10亿元省级化债专项资金,采取奖补方式,对化债措施有力、效果明显的,给予经费奖励。二是提高本科高校的生均拨款水平。2011年本科生均拨款水平分别达到8000元。安徽省要求各校必须将其中65%用于化债。三是积极统筹高校事业收入。安徽省要求,2011年~2012年,所有负债高校必须将学校事业收入的15%以上用于化债,列入学校年初预算。有闲置校区的高校,要积极推进闲置土地置换工作,最大限度地筹集化债资金。四是其他监控措施。安徽省还要求各高校严格控制新增贷款,加强高校债务管理。明确省教育厅根据高校事业发展规划,核定高校基本建设总体规模,学校须在核定规模内申报新建项目和贷款。从严从紧审批高校建设标准、建设项目及其贷款额度。

(二)银行对高校债务采取“张弛有度”的措施 一方面银行要帮助高校适当降低债务风险,从银行方面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方法主要是进行债务重组,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银行对高校一对一式调整贷款结构,将偿还时间短、利息高的贷款转变为更为长期的低息贷款,将商业贷款转为政策性贷款。以在减轻高校还贷压力的同时也能降低银行内部风险。二是通过组建银团实现贷款债务重组。对银行来说,可以通过同业协作,在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防范和化解大额风险和贷款集中度风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高校来说,可以优化贷款结构,延缓贷款期限,减少财务费用,有效控制高校过度融资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减轻还款压力。此外,银团的组建工作复杂,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2009年,江西省政府为了缓解南昌大学大部分贷款将在未来的3年~4年到期的巨大还贷压力,经研究后决定,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组建了银团,改变南昌大学的还贷结构,将南昌大学的贷款期限改成了16年,这一举措对南昌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一方面银行要加强高校贷款办学风险防范,向高校发放贷款时,严格放贷标准,在细分高校市场、确定信用等级的基础上,采取差别放贷策略。即根据高校的品牌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来评价高校的信用度,将高等院校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相应采取不同的放贷策略。

(三)挖掘传统的资金筹集渠道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拨款,这也是高校经费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高校应积极与政府,尤其是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高校应以“化解债务危机”的名义或者以横、纵向课题等科研合作形式争取更多经费。高校应该设立专门的募捐机构,发挥高校校友会、董事会的作用,不断扩大社会筹资渠道,争取社会各界的捐赠,同时要促使社会筹资渠道制度化和规范化。2011年9月23日,河南大学成立了我国地方高校中首个全国性教育发展基金会。在一个多小时内,与会的10余家企业、单位、部分校友会及8位匿名校友共为河南大学捐赠1.2亿元,在全国高校中引起了轰动效应,各地高校纷纷仿效。另外,政府应该明确扶持社会各界对高校的捐赠,比如向捐赠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给予捐赠人荣誉表彰等,让他们能从捐赠中得到名誉与经济回报,以此鼓励其捐赠行为可持续和常态化。

三、高校财务安全保障措施

(一)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高校财务是高校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完善高校发展战略可以有效地避免高校财务危机。高校发展战略指导高校财务战略的制定,高校发展战略实施同时能促进高校财务的有序运作。曹升元通过对高校财务和高校发展战略互动关系的分析,结合四种不同战略类型——创名牌、创特色、专一化和效益领先战略,分析阐述高校财务在高校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及评价三阶段管理中的实施要点,为政府、高校等相关部门加强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二)合理控制贷款规模,优化负债结构,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 高校是贷款主体,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发展计划、办学能力和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制定合理的贷款额度。

在维持高校现有债务规模的前提下,调整债务结构、降低平均负债成本对降低债务风险来说十分重要。从偿债期限角度考虑,高校在筹资决策时,必须保持短期、中期、长期债务三者之间的均衡;从理财角度考虑,短期债务的比重不能过大,同时应避免还款期过于集中,对于即将到期的长短期债务,要提前做好资金安排;从负债内容角度考虑,应通过多种筹资渠道和举债方式尽量采用资金成本低的负债形式,以体现负债办学的经济效益。

负债投资的效益直接决定着偿债能力,必须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科学安排资金结构与投资方向,努力使投资项目达到最佳效益,同时要尽可能降低项目的风险,所以决策前必须召集专家组对项目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不要盲目投资,所有贷款项目都要明确具体的项目负责人,建立项目责任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三)积极拓展收入来源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努力解决学费欠缴问题。高校要加强对欠费学生的制约,采取毕业前若不能缴齐费用,暂缓发其学位证、毕业证等相关措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收费体系,加强二级学院、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数据共享,确保欠费的清查反馈有力、收缴费用的迅速、有效。另外学费和住宿费的收缴率要与相关部门的经费相挂钩,对收缴学费及时的集体或个人,学校要单独设立学费催缴奖励经费。加强学费催缴的同时还应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予以充分照顾,落实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等配套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学生的欠费问题。

(2)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创造经济效益,争取企业科研资助。高校应积极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积极争取企业科研资助,鼓励并扶持高校师生多出科研成果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件允许可以自己创业或者研究成果以专利形式转让或出售,快速实现产学研高效结合,实现多方共赢。

(3)设立教育基金,提高规模和效益。目前大多高校建立了教育基金,但只是将募集来的钱存于银行,而银行的利率很低,其收益回报根本满足不了正常支付需求。高校应建立健全基金会机构,选择能力强、素质高的专职人员来管理运作基金,让教育基金不断增值,在尽可能降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另外,高校还应不断创新与完善筹款机制,确保基金会在规模、效益方面上台阶,同时能让捐款团体、个人还有高校自身实现多方共赢,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基金走上可持续且快速发展之路。

(4)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吸引国外教育资金。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利用发达国家和社会富余的教育资源,如资源设备,是弥补我国高校自身教育投资不足、提高教育效益的一条有效途径。高校还应积极争取国际教育援助。

(5)引入民间资本,实行多种办学体制和办学形式。国有民营二级学院(现在的独立学院)应大胆创新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好国家已有相关优惠政策的同时,积极取得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更多的扶持,争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产业,民间资本实力雄厚,可为高校发展提供非常有力的经费支持,帮助高校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四)创建节约型高校 通过创建节约型高校要将节约的理念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教师教学科研、校园基本建设、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办学效益。

参考文献:

[1]丁莉娅:《安徽欲两年化解七成高校债务》,《中国财经报》2011

年第10期。

[2]张理:《我国普通高校财务风险控制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3]薛岩:《J大学财务风险防范方案设计》,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