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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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理念更新等，将人类对自然的非理性和过度自由主义进行必要的自我规制、自我调适，意图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8］。

1.生态主义的产生

生态主义(ecologism)源于生态科学。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9］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污染物有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科学中的生态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0］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相对稳定和平衡，优先考虑生态利益，人类的行为必须服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生态主义在伦理学、哲学中的发展

人类在反思环境危机根源、应对环境危机时将生态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中生态主义论者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1］生态主义被人类首先用于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首先提出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卡森在该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物所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严重的生态危机，质疑现代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狂妄的科学态度，表达了自己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12］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上，生态主义主张人类新的伦理规范应当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社会伦理道德关系中社会概念扩大到土壤、水体、植物、动物或者它们的集合体，“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3］，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权利。从思想上引导人类对过去的行为和善恶观进行反思，倡导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注重人类对自然和环境的责任，强调动物的权利。［14］伦理学中生态主义是对非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修正，强调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生态主义也引起人类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主体论认为只有人类成员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类成员之外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在社会关系中只能以客体存在。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主体论上必须转变对生态其他组成部分唯客体定位倾向，甚至承认其主体定位，并赋予其道德关怀。另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价值论认为人类是世界的目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目的性价值，自然仅有工具性价值，是被人类改造、征服的对象。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价值论上必须转变对自然的唯工具性价值定位倾向，承认自然具有目的性价值，且在相对意义上，自然既有目的性价值又有工具性价值。哲学中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更深的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模式，并最终反映在上层建筑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模式设计之中。

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合理内涵

随着生态主义理论在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及西方世界开展的一系列“绿色运动”等环保活动，生态主义先被引入到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形成生态主义法律观，渐成为环境法重要的部门法哲学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法学的法哲学基础。在人类将生态主义引入环境法时，必然面临如何理解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及生态主义环境法如何指导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内涵界定

对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界定直接影响其在环境法甚至在整个法学领域的生命力。生态科学、生态主义伦理学和哲学等都是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理论来源，但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并不是对生态科学、伦理学和哲学中生态主义的全盘继受，而是根据环境保护的规范需要对各领域生态主义有所取舍。生态主义环境法者如果没有确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本身的合理内核，其会被人类中心主义冒用。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会打着生态主义的旗号，把人类伦理道德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中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行维护人类利益之实。人类在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时，主要面临着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的困扰。首先，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与人之间对行为规则约定的权威化产物，维护人类社会内部个体或个体集合体(如单位)的权益。因此，传统法律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规范人类社会内部个体行为的规则，其间没有人类整体这一概念。环境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法律不仅需要规范内部行为，还要面临处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的历史任务，并逐渐形成人类整体概念。其次，当法律要解决处理人类整体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时，又发现法律本身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主要是人类社会内部形成的“主客二分”思维定势导致的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地位认定问题。法律产生于调整人际关系需要，将人视为地球上唯一主体存在成为传统法律的历史根基，在如此发达又根深蒂固的法律体系内人类无法再将其他主体纳入。但生态科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引起的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紧迫性需要，又使人类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于是，法学内产生了分歧，是根本上变革法律，还是维持现有根基的法律内部调整。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为法律体系内环境法的任务，而且环境法不仅成为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窗口，还会成为引起法律体系根本变革的突破口。人类解决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困扰的最好办法是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目前，人类还无法在法律上赋予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现代科学发展表明，人类还不可能完整获得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另外，人类对法律体系的变革尚未就将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纳入的规范形式达成一致。而法律是主体意志协调的产物，因此，人类既无在法律上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权利地位的必要，实际上人类也不可能通过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意志协调达成任何约定。人类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自身的行为先进行规范调整，在人类最大能力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进而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并避免陷入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故而，人类在环境法中坚持生态主义并不必然需要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是指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规范人类环境行为的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第一，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理念。理念即理性的观念，本质上讲，生态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变革、一种观念或理念的更新、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生态主义是人类反思环境危机根源的思维成果，是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观念更新，是人类全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生态主义必将成为应对环境危机和变革法律体系的观念切入点。第二，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需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互有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生态主义被纳入环境法的目的是确立尊重自然的整体主义观念，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人类通过确立生态主义理念来促使人类重新认识发展，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变革人类自身行为模式。第三，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指导立法的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环境法是指以生态主义为指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调整人类为实现其与自然和谐地可持续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环境法是人类处理其与自然关系的窗口，以生态主义指导环境保护立法，通过预设人类自身环境行为模式来引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地球生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法中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比较分析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修正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视个人价值、经济利益至上，无视其他生物生命价值和自然规律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注入了更多生态考量。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力图改变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的无度开发，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15］它对于缓解人类面临环境危机，保护生态环境，转变人类观念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尊崇人类生存权及发展权的绝对性，仍然没有摆脱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类是万物尺度”的怪圈，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其发展的最高形态也只能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仍属环境危机应对思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它与生态主义有三方面重大区别。(1)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别。这是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人类的利益必须服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目的是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可见，整体主义是生态主义的灵魂。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重视生态，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但其仍然固守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明确的主客之别，其终极目的是为人类的个人利益服务，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2)对自然的价值定位不同。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互为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16］。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将生态系统人类以外的组成部分视为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人类具有目的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因人类目的性价值而具有工具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是为人类目的性价值实现而存在的。(3)终极目标不同。生态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其实现的途径是通过规范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对生态主义具有目的价值意义。相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一切都是手段，生态主义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终极利益才是人类规范自身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原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讲，只具有工具价值意义。

生态主义环境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路径分析

1.实现路径的调整论、协调论分歧

生态主义环境法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面，一直存在“调整论”与“协调论”分歧。(1)调整论。调整论主张环境法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调整论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环境法调整对象之一，“环境资源法既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17］23，“环境资源法律通过规范人的环境行为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17］28。调整论认识到规范人类的环境行为的重要性，将规范人类的行为作为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手段，这点是与生态主义环境法相契合的。但调整论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环境法如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出解决方案。既然环境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法必然反映人类与自然双方的法律规范利益需求，而目前人类只能知道自身利益需求，无法获得自然的法律规范利益需求。因此，环境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空想。(2)协调论。协调论主张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论反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具体如何协调上又存在两种分歧:一是“反映说”，另一是“目的说”。反映说认为环境法虽调整主体(人与人)之间环境法律关系，但它始终以环境为媒介，环境法律关系同时也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关系。［18］目的说则认为环境法调整各主体(人与人)利用环境资源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不是环境法的唯一目的，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防止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的损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环境法的主要目的”［19］。协调论遵从了法律的传统调整范围内涵，总体认为规范人类行为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手段。但反映说与调整论存在同样的问题，认为环境法律关系也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的环境利益需求，而不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目的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环境法的直接目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环境资源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目的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防止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的损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2篇

1研究概述

1997年，Costanza等［2］最早较为全面地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估了全球15类生物群落17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然而，由于当时缺少有关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Costanza等［2］估算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未将荒漠生态系统囊括在内。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国外学者［10－13］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领域开展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他们仍然很少关注荒漠生态系统。仅有少数国外学者对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展开研究。其中，Richardson［14］基于已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估算了加利福尼亚荒漠中4个郡的荒地的经济价值；Kroeger等［15］估算了Mojave荒漠的经济价值（表1）。这两份研究不仅评估了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评估了荒漠的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等，并且以直接使用价值评估为主。

值得高兴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已尝试着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欧阳志云等［4］在评估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估算了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3年，谢高地等［5］参考Costanza等［2］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成果，同时综合对国内200多位生态学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按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建立了包括荒漠生态系统在内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5年之后，谢高地等［16］基于2006年对国内700多位生态学专业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该表的出现激发了国内学者对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黄青等［17］对且末绿洲生态系统、张华等［18］对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杨春利等［19］对民勤绿洲生态系统、张飞等［20］对渭干河－库车河三角绿洲生态系统、马国军等［21］对石羊河流域生态系统、柴仲平等［22］对石河子市生态系统、彭建刚等［23］对奇台绿洲荒漠交错带生态系统、岳东霞等［24］对民勤绿洲农田生态系统、乔旭宁等［25］对渭干河流域生态系统、孙慧兰等［26］对伊犁河草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评估，都基于这份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给出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整个荒漠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评估，但是很可能不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小范围的荒漠生态系统，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如植被、土壤、水文、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如居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等方面通常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在评估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非常有必要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来修正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上述研究［17－26］都是在评估某个具体地区（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且都没有修正而是直接利用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研究估算出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只有少数学者没有直接利用这些价值系数，如杨丽雯等［27］对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任鸿昌等［28］对西部地区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以及崔向慧［29］对全国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

2研究回顾与评述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荒漠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把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防风固沙、土壤保育、固碳释氧、水资源调控、生物多样性保育、旅游文化6大类。本部分将分别回顾与这6类价值相关的研究，并给出简要评述。

2.1防风固沙价值

防风固沙是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服务，主要表现为荒漠植被降低风沙流动从而减少在农业、工业和交通等方面的风沙损害。在其他生态系统中，防风固沙价值通常包括在土壤保育价值之中。由于防风固沙在荒漠生态系统中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在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有必要把防风固沙价值从土壤保育价值中分离出来单独估算。一些学者［30－32］对不同荒漠植被的防风固沙效果进行了研究，在植被覆盖率与风蚀输沙率之间建立起风蚀输沙率的定量模型。这些模型的构建与完善，无疑有助于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一般来说，评估防风固沙价值需要首先测算植被固沙量，而植被固沙量则需要借助风蚀输沙率模型来测算。得出植被固沙量之后，还需要设定土壤层厚度和土壤容重等参数，把植被固沙量转化为由防风固沙所保护的土地面积。

在核算出防风固沙物质量的基础上，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来估算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表2）。莫宏伟等［33］依据黄富祥等［30］建立的风蚀输沙率模型，测算了榆阳区北部风沙草滩区林草植被的防风固沙量，并以把沙荒地恢复为农用地的平均成本来估算防风固沙价值，结果表明，该生态系统2003年的防风固沙价值比1998年增加了5．64×106元。韩永伟等［34］采用风蚀流失量模型，测算了黑河下游重要生态功能区2006年防风固沙量为6．296×107t，并以该地区单位面积GDP作为土地的机会成本，估算出避免土地损失的价值为4．5×106元?此外，还有少数学者没有核算荒漠植被的防风固沙量，而是借用其他物质量指标来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例如，杨丽雯等［27］直接以林地面积作为物质量指标，采用人工固沙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防风固沙价值为1．433×107元•a－1

2.2土壤保育价值土壤保育是陆地生态系统提供的一项基本生态服务。保育土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保持土壤养分、减轻泥沙淤积和减少废弃土地［35］。为了评估这些价值，需要先测算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已有研究［35－37］主要运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来估算潜在土壤侵蚀量（指没有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下的土壤侵蚀量）和现实土壤侵蚀量，并以二者之差作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与防风固沙量近似相等，而且减少废弃土地的价值与上述的防风固沙价值类似，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就有必要把减少废弃土地的价值从土壤保育价值中分离出来。

因此，土壤保育价值主要包括荒漠植被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和减轻泥沙淤积的价值。在土壤保持量的基础上，已有研究主要运用机会成本法来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育价值（表3）。杨丽雯等［27］以全国化肥平均价格2549元•t－1为价格参数，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在减少氮、磷、钾养分流失方面的价值为4．277×107元•a－1；以全国水库工程单位库容成本0．67元•m－3为基础，估算了在减轻泥沙淤积方面的价值为2.4×106元•a－1。任鸿昌等［28］以相同的化肥价格参数，估算出中国西部荒漠生态系统在固定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循环中创造的价值分别为1．224×109元•a－1、8×106元•a－1和8．15×108元•a－1。

除了减少土壤养分流失和减轻泥沙淤积以外，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育价值还体现在沙尘化学循环的全球环境增益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从荒漠生态系统中吹走的沙尘会影响海洋浮游生物的净初级生产力、酸雨发生频率以及区域大气降水等［38－39］。沙尘增益是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为独特的生态服务，但是，由于缺乏对沙尘化学循环的全球环境影响机理的深入研究，目前仍没有学者尝试评估这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固碳释氧价值固碳释氧属于生态系统的一种气体调节服务。

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固定CO2，同时释放出O2，有利于维持大气中CO2和O2的动态平衡、减缓温室效应，以及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条件［40］。已有研究主要首先估算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再利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反应方程式来推算植被固定CO2和释放O2的物质量，即植物每生成1g干物质，就可以固定1．63gCO2、释放1．19gO2。学者们对O2释放量的核算并不存在异议，但是对CO2固定量的核算范围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一部分学者［40－41］认为，生态系统的固碳量只包括植被的固碳量；另一部分学者［8，29］则认为，还应该包括土壤的固碳量。

Lal［42］对土壤碳吸收潜力的研究表明，沙漠的土壤碳积累率为0．2t•hm－2•a－1。荒漠生态系统中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比高，因此，在核算整个系统的固碳量时有必要包括土壤的固碳量。与其他生态系统类似，荒漠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主要采用碳税法、造林成本法、人工固定CO2法来评估，释放O2的价值主要采用工业制氧法、造林成本法来评估（表4）。杨丽雯等［27］运用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对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固碳价值进行了评估，计算出固定CO2的价值为2.3×107元•a－1，同时运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对释放O2的价值进行了核算，得出释放O2的价值为2.4×107元•a－1。任鸿昌等［28］运用碳税法估算了中国西部地区荒漠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为1．9751×1010元•a－1，运用工业制氧法估算出释放O2的价值为2．1153×1010元•a－1。在此有必要说明两点：一是这些研究估算出的仅是植被固定CO2的价值，不包括土壤固定CO2的价值；二是相对于固定CO2和释放O2的物质量核算的精细，相关研究对价格参数的选取则过于粗糙，既没有对价格参数来源给予必要说明，也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例如，用碳税法来评估CO2的价值时，已有研究选取的碳税率多是2000年以前的水平，不但没有对碳税率数据的来源进行说明，而且没有根据价格水平与汇率水平的波动进行调整。近几年，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如欧盟的BlueNext交易所）已初步建立，利用碳排放权交易的最新动态价格来衡量CO2的价值，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

2.3水资源调控价值

水资源是荒漠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保持生态平衡的限制性因素，也是荒漠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的重要载体［43］。荒漠生态系统的水资源调控价值主要表现为植被涵养水源和土壤凝结水。荒漠生态系统中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常有大量植被分布，而植被具有涵养水源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拦蓄降水、补充地下水、调节径流和净化水质等［44］。由于难以直接核算植被涵养水源的价值，因此，通常采用替代工程法，即把涵养水源功能等效于一个蓄水工程，该工程的修建成本就是涵养水源的价值［45］。利用替代工程法评估水源涵养价值需要先估算水源涵养量。常运用水量平衡法来估算水源涵养量，也可根据土壤蓄水能力和区域径流量来估算［41］。杨丽雯等［27］采用水量平衡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5．548×107m3，再运用替代工程法评估出涵养水源的价值为2.72×106元•a－1。

在荒漠地区，土壤凝结水是非常重要的水资源，具有显著的生态作用，是维持沙地表土和沙丘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维系荒漠生态系统中主要食物链的水分来源，起到减少土壤蒸发损失的重要作用［46－48］。由于中国对荒漠地区凝结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49］，目前国内学者在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并没有考虑土壤凝结水的价值。随着对荒漠生态系统中土壤凝结水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以及测量方法的不断完善，必然需要把土壤凝结水的价值纳入荒漠生态系统的水资源调控价值之中。

2.4生物多样性保育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和其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主要包括遗传多样性（或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与其他环境资源一样，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要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方面，其中，使用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组成，非使用价值由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组成［50］。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由“功能”维（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感知领域”维（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感知）和“存在状态”维（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状况）构成［51］。针对不同的价值需要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具体来说，对生物多样性的使用价值多采用直接市场评价法，而对非使用价值多采用模拟市场法（如意愿评估法）。由于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难以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进行较全面的评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意愿评估法从整体上大体估算生物多样性的非使用价值［52－53］，很少有学者基于具体物种的价值来核算生物多样性价值。

有关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研究较少。

Richardson［14］在估算加利福尼亚州荒漠的经济价值时，没有直接估算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而是以稀有物种的存在状况（稀少的、受威胁的、濒于灭绝的）来间接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杨丽雯等［27］在评估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生态服务价值时，从动物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生物控制3个方面估算了该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为1．64×108元。可见，为了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价值，还需要深入研究荒漠生态系统中代表性物种（特别是稀有野生动植物）的价值。

2.5旅游文化价值

荒漠生态系统的旅游文化服务是指为人们提供游憩、娱乐和文化欣赏及交流的场所，从而使人增长知识、消除疲劳、愉悦身心、认知文化。旅游文化价值评估的代表性方法有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和意愿评估法。费用支出法是一种实用的、基础的旅游文化价值核算方法，主要以游客的各种旅游费用支出的总和作为旅游文化的价值。旅行费用法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旅游文化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些学者就采用旅行费用法对荒漠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展了评估。运用旅行费用法，郭剑英等［54］评估出敦煌旅游资源2001年的国内旅游价值为7．896×108元；吕君等［55］估算出内蒙古四子王旗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为6．412×107元，是其旅游统计收入的12．27倍。也有学者运用意愿评估法来评价荒漠地区的旅游资源，如郭剑英等［56］运用该法估算出敦煌旅游资源2020年的非使用价值为1．2×107元。此外，吴月等［57］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了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地质公园的旅游资源。

3存在问题与建议

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种类多样，把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分为防风固沙、土壤保育、水资源调控、固碳释氧、生物多样保育、旅游文化6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与评述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荒漠生态系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且多数研究习惯于套用相同的评价指标与价格参数应用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已有研究对森林、草地、耕地和水域等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却很少关注荒漠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虽然国内学者［5，16］建立了全国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但是表中参数很可能不适用于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通常存在差异，而且荒漠生态系统自身也在不断演变，因此，针对特定地区开展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就显得很有必要。

第3篇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关系蕴含了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统一性。第一，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一致。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生态文明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做到既满足自身的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环境。另外，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公平公正的一种生态建设，这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生态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使得私有财产产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广大人们的利益要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生态文明资源配置提供了保障。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坚持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而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相对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残酷性，尽量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第四，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共同富裕，这也与生态文明的内涵相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然资源的霸占，同时将高污染行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违背的。

二、社会主义制度生态文明存在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人类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自然的客观性，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使得生态失调，环境问题的出现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威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不足之处。

（1）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传统的经济中,物质按照“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形式进行单向流动。人们在生产加工中没有对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同时在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从开采到生产最后到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都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没有对边角料进行回收利用，导致很多自然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经济的发展是遵循传统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片面增长，从而带来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人类的可持发展战略。

（2）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在制定方面还有些漏洞，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态文明的建设。在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忽略了对生态建设内容的考核，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产业发展与生态管理相脱节，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过分强调了GDP的增长，忽视了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缺乏正确的政绩观。

（3）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加强环境保护在一个时期内环境保护都是生态建设的攻坚方向，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建立健全适应于环保需要的法律法规。目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已经形成，20世纪后一些国家先后采取立法措施，由于法律不完善，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关于运用市场化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规定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同时，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官员腐败，执法力度不够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因此，立法的有效性与实施效果欠佳。

（4）环保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首先，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是突破环境瓶颈的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对节能、清洁能源的合理利用与封存方面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力度不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列宁对科学技术在改善工业带来环境破坏这个问题上保持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科技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泥相之苦,能很快的把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其次，政府在制定环保方面的政策上倾斜度不够高，缺乏一个良好的环保科技创新的氛围；同时没有一套完整的科技管理体制制度，导致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较少，直接影响了环保科技创新；最后，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利益的受益者，企业缺乏创新的自觉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与投入低，企业内部创新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较少。因此使得企业高资源消耗，低劳动生产率。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方面表现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人类在进行生产消费的同时如何对待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人类重新思考。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实践证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走“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道路,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展的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观，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2）健全环保管理机制体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环境保护决策机制和制度体系，全面实施环境法律法规，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依法行政，形成一套科学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以及干部实绩评价指标。

（3）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大对环保科技创新的研发力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实现人性解放的手段，促使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生态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防污防治的能力。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生态技术的研发，运用生态技术实现物质与能量之间的循环转化，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化废为宝，改变线性和非循环的生产流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4）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强化公众生态意识理念，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生态意识薄弱导致的。因此，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强化公众的生态意识，注重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文化的建设,开展以生态道德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高校设置生态教育课程，把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调动起来。陈寿朋教授在生态道德建设问题上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道德作为立足点，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可见，生态道德在强化公众生态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

四、总结

第4篇

彩色胎侧轮胎除彩色边和彩色字体以外，其他部位的设计与普通轮胎完全相同。由于彩色胶料和黑色胶料在性能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彩色胎侧轮胎的设计开发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1彩色字体的设计

在轮胎胎侧部位字体设计时，商标字体通常是两侧对称。在彩色胎侧轮胎中，一侧是彩色字体，另一侧是黑色字体，为了保证轮胎的动平衡和均匀性，在设计字体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两侧的字体在位置上应均匀对称分布；在确定字体的笔画宽度和深度时，应尽量保证两侧字体（彩色字体为打磨后）凸起部分的胶料质量相等；为保证胶料在字体笔画内充分流动，在字体边缘按照字体笔画走向增设排气线，并在笔画的拐角和尖角处加排气孔，避免字体缺胶和字体黑边问题。

1．2彩色字体的位置和高度

由于彩色胶与黑色胶性能上的差异，在胎侧结构设计中，为了保证打磨后的字体边部整齐，彩色边与彩色字体要保证一定的凸起高度。高度过大会造成材料浪费，且动平衡和均匀性不易控制；高度过小则打磨不彻底，彩色字体上残留黑色胶，从而降低外观合格率。一般彩色字体（商标）凸起高度为3．0～3．5mm，打磨后彩色字体的凸起高度保证在2．0～2．5mm。

1．3模具彩色边与彩色字体两边的排气孔设计

除了需要打磨的彩色字体外，在彩色胶实际宽度范围及边缘区域不设排气孔，防止在胎侧部位形成“彩色胡子”，在打磨彩色边时，彩色字体可能被打磨掉。为了解决胎侧缺胶问题，可在胎侧部位设横向排气线，排气线与非打磨区域的排气孔相连。由于彩色胶弹性相对较小，在开模时胶柱容易断裂而留在模具的排气孔中，影响正常生产，因此排气孔的设计应考虑根部过渡平滑。由于字划曲折程度不同，易造成字体上缺胶或窝气，同时彩色胶的流动性好，易造成大量流失，因此在设计字体上的排气孔时采用阶梯通孔。

2结构设计

由于我公司采用双复合挤出机生产胎侧，采用二次法成型机成型，因此在设计胎侧时，彩色胶和黑色胶组成的胎侧部分（胎侧部位）和胎侧的耐磨胶部分（胎圈部位）分开挤出。在设计彩色胶和黑色胶组成的胎侧部分时，根据彩色胶在胎侧的位置绘出材料分布图，因其耐屈挠性等不同于黑色胶，彩色胶的位置应避开胎侧屈挠最大部位。根据材料分布图确定彩色胶的体积和质量，从而设计出胎侧半成品。

3生产工艺

彩色胎侧轮胎生产工艺采用双复合挤出和二次法成型。

3．1双复合挤出

为了利用双复合挤出机生产彩色胶胎侧，采用彩色胶和黑色胶组成的胎侧部分与耐磨胶部分分开挤出的设计。胎侧半成品尺寸的准确性是影响动平衡的重要因素，而尺寸的准确性由预口型、终口型和流道共同决定。彩色胶由1个流道流出，挤出时彩色胶的挤出压力不宜过大，防止彩色胶向黑色胶迁移，黑色胶被污染。为了防止挤出的胎侧彩色胶部分被污染，在挤出线上增加一胶片贴合装置，用黑色胶片及时把彩色胶部分进行覆盖、保护。

3．2耐磨胶部分挤出

胎侧的耐磨胶部分只有1种胶料，可以利用双复合挤出机的1个螺杆挤出，或者利用单螺杆挤出机进行生产，对挤出的半成品与内衬层进行复合，方便成型时使用。

3．3成型

彩色胎侧轮胎适用二次法成型，胎侧的耐磨胶部分与内衬层提前复合，彩色胶和黑色胶组成的胎侧部分单独上，接头采用手动控制，可以保证较高的外观合格率。在彩色胎侧轮胎的成型操作时应注意以下事项。成型时注意保护彩色胎侧不被污染，严格控制彩色胎侧的定位，防止彩色胶与模具字置发生偏差。接头要对接、平整，并且接头不易过大；接头严实，防止硫化时接头裂口，造成胎侧露彩。

3．4硫化

硫化工序与正常轮胎硫化差别不大，但彩色胎侧轮胎硫化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保证胎坯放置正确（彩色胎侧在下），白色胎侧的接头部位要离开字体区域，以防覆盖黑色胶过多，打磨不彻底，字体上有黑色胶。定型压力稳定，防止因压力波动导致覆盖胶流动，致使字体的非打磨区域露彩。每次启模后要检查胶柱是否有断裂的，若有应及时清除，以免影响下次硫化。

4胎侧打磨

打磨为最后一道工序，也是重要的工序之一。彩色字体在这道工序露出“原形”，为了保证产品的美观，在打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严格控制充气压力，让胎侧的曲线与砂轮曲线一致；控制打磨后字体的高度（一般在2．0～2．5mm），先用粗砂轮粗磨，后用细砂轮细磨，保证彩色胶表面细致、光滑；打磨后要用冷空气吹净粉末，及时喷涂防护液，保护字体。

5结语

第5篇

根据以上调研结果，我们建构大学生网络交易平台，这一平台的主要栏目为：首页、全部分类。其中，我们依赖电子商务的B2C模式来建构二手之大卖场。所谓B2C主要指第三方与换物者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二货专场中产品包括：二手书本、二手电子产品、二手自行车、二手电瓶车、二手其他物品。系统采用阿里的云服务器，云服务器不但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调整运行的配置，而且还可极大地降低运营的成本。运行环境使用linux+php5.4+mysql（数据库)，这套运行环境也是当下最流行的Php网站的配置，具有速度快、架构灵活、低成本等优点。系统主要由4大模块组成：用户购物模块、商家管理模块、后台管理模块、WAP模块。在交易过程中，先由商家向后台管理方提供物品并标明物品种类、属性；后台管理方在看到信息后与商家协商，评估物品并确定物品的购买价值，把物品贴到网站上供用户浏览；用户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所需物品的相关信息，并与商家进行协商确定购买方式；商家卖出成功后再与后台管理方联系，抽取相应佣金；最后，由用户对物品进行评价。

2“二货网”交易平台的运维

“二货网”交易平台的运维由专业老师指导下的课题组成员及其他有兴趣的志愿者承担。运维主要包括两大块工作：一是交易平台的网站系统的运维；二是交易平台的宣传推广。在交易平台的网站系统的运维方面，主要工作包括：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系统方案设计，提出运维建议，完成运维方案的制定及应急故障演练等相关工作；负责网络交易平台的日常运维工作，对网络交易平台系统的性能、状况等进行监控和报警；对交易业务数据及其它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和保管；负责金融交易系统日常运行检查、应急操作、系统和网络监控及相关操作文档确定工作等。在交易平台的宣传推广上，平台以绍兴市某外语院校为基础，在稳定运营后在绍兴各大高校推广，然后进一步从绍兴各大高校推广至全浙江省各大高校，利用本平台为大学生商品交易以及信息交流提供方便。宣传推广上我们采用了品牌推广、口碑营销和新媒体推广三种方式。

（1）品牌推广。即在校园内通过海报宣传、座谈宣传等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二货网”这一校园交易平台，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它。网络交易平台以最优质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迅速打开市场，建立校园交易平有的品牌。

（2）口碑营销。校园平台可以通过以个人账号前一个月免费上传自己的二手物品和新物品的方式，让大学生进行网上交易，让他们体会到创业的乐趣，使物品得到更好的利用。体验过后的消费者会相互转告传播，从而使我们的校园交易平台有一个良好的口碑。

3）新媒体推广。在日趋网络化的时代，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的距离更加接近，可以足不出户了解世间百态。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推广，能够增加效益。而且，已经构建了二货网的手机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所以推广起来更加方便、快捷、高效。

3结语

第6篇

一

讲“天人之际”首先必须讲“天”，但“天”究竟是什么？历来有争议。在《易传》中，明显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从《易传》各篇的论述来看，答案似乎是明确的。

《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似与天文学、宇宙学有关；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似与气象学有关。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易传》中都有论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风、雷、雨、露，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在谈到“天”之诸象时，都与生命现象有关，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传》）、“天地变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则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个自然界。在《易传》看来，天地间的万物皆“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顺承天”，因此，天能够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传》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能够离开大地的，天空中飞鸟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传》称之为“易之门”，“易之蕴”，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就是讲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蕴涵，这是一个分析的命题。正如《系辞上》所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之《象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为如此，《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所谓“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这个大父母，不是指人类家庭中的父母，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当然，这里的父、母二字是从人类引伸而来的，因此有人说《易传》对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种“拟人化”、“移情说”，并进而归结为原始神秘主义。

我们说，这种比拟确实具有某种“原始性”，因为它是从人类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与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义，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易传》不仅明确区分了人与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学说（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易传》讲天人关系，常常用比拟的方法，（“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类”、“拟议”等等），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学语言或认识沦的逻辑语言所能说明。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关心人的问题，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

在《易传》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不能分离。人类离了自然界，还有什么生命？自然界离了人类，还有什么意义？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发育生长万物为功能。天之大，具有无限性、永恒性，所谓“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无限永恒之意义的。在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中，有些学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这种学说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妨碍天对人而言具有无限性意义。所谓“万物资始”，是说明万物生命是由天而来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够“生物”，也能够“载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所谓“万物资生”，就是说明万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这个意:上，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易传》将天地比之为父母，并没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义。所谓“称乎父”、“称乎母”，只是说在发育生长万物的意义上，天可“称”之为父，地可“称”之为母，父母只是个“称呼”，并不是说天地是真父母。人们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这不只是文学语言，也是真正的哲学语言。可见，称天地为父母，是有哲学意义的，人类生命确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经予的，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崇敬之心，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命，反而傲视自然?晕约毫瞬黄稹?nbsp;

二

这样看来，人作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确实与其他万物不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这正是《易传》所特别强调的，也是《易传》哲学的特殊意义之所在。《系辞传》与《说卦传》都讲到“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谓“材”，不只是材质、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没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万物”，地之道在“生万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易传》所要讲座的问题。其结论就是，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两个爻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对“易”卦的这种解释，意在说明，“周易”就是讲天、地、人三材之道的，进而言之，是讲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这反映了《系辞》作者对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极端重视，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说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辞传》虽提出了“三材”，却没有说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说卦传》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或可说明《系辞下》与《说卦传》的先后问题，即先有《系辞下》而后有《说卦传》；当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说卦传》说明“三材之道”，后来的《系辞下》不必再说了。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指明“三材之道”的实际内容，不仅发挥了《易经》思想，而且概括了《易传》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则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真正统一起来了。

阴阳作为天之道，是两种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时又是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这两种要素及其作用推动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产生了一切生命。《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就是对阴阳普遍性意义的认识。在中国哲学中，阴阳可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因此有人称之为“阴阳模式”。但阴阳的根本意义是说明生命的，不是说明无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论的，不是机械论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说的正负还不完全一样。柔刚显然是同阴阳对应的，但阴阳是无形的，多以气言之，故为天之道，柔刚则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为地之道。大地上的万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觉到，触摸到，故以柔刚概括之，有些则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刚柔之性、现代科学与哲学所说的“刚性材料”与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刚的，土是柔的，火是刚的，水是柔的，但这些东西及其性能与生命并不是毫无关系，在《易传》看来，它们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条件或基础。

仁义则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而“成物”。所谓“顺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与阴阳、刚柔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里有一种“进化”的无穷过程，这种过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义，就是说，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向着一个有秩化的目的进行的，人的仁义之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对此《序卦传》进行了系统说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很清楚，自然界的万物是由天地“生”出来的，这种生成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序卦传》还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顺序，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可说是万物生成与人类进化的一幅自然历史图画。“万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而以无生命之物为主。“男女”则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类，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阴阳”。由此往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等家庭、社会关系，由此便有仁义之性，礼义之措。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它说明，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这所谓“自然性”，不是纯粹生物学上所说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义和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种特殊地位，但这种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而且同时便负有一种使命。

古人显然对当时的“天文”、“地理”和“人文”进行了仔细观察，并从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人与天地即自然的生命关系，而不是将自然界仅仅作为人之外的对象去观察而已。《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观俯察”与“近取诸身，选取诸物”的过程中作成的。这里所说的“近取诸身”，不仅仅是纯观察的观察问题，而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密切相关，不仅是客观的观察，而且是主观的体验，观察和体验是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观察中有生命体验，在体验中有客观观察。这样作的结果，当然不只是创造出纯客观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学。

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原始落后性与末开化性，即没有将人从自然界真正分离出来，建立起人的独立意识或人的主体性。但是，如前所说《易传》并没有将人与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视人的地位与作用。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易传》己经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而不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就不仅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义，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当《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说，“利贞者，性情也”时，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内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体而言，就是仁义。这就是《易传》讲“三材之道”的义蕴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经过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历来说“易”者，都认为“易”有三义，三个方面的意义合起来，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谓三义就是，一者“变易”，即认为“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辩证法”的；这方面的内容确实很丰富，不必多举。二者“简易”，即认为“易”虽然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称之为“套子”，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迸这个套子，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甚至可以数字化、符号化。这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认为“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方面的内容《易传》也讲过。总而言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传》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没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这正是今日研究易学者应当进一步追问的。其实，《易传》早已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义。讲“变易”也好，“简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问题，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周易”不是一般的讲世界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的讲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谓乾坤、阴阳、变化等等，都要落在“万物化生”（《系辞下》)上，最终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传》的话说，“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上》)，这才是“易”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系辞下》的“生生之谓易”，是对“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回答，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彻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对“易”之何以为“易”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义。“易”就是“生”，这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国哲学史上常被人们所引用的这些话，正是从“周易”而来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国哲学精神的。“生生”是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没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创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创造，天地本身就是这个样子，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生”，所谓“变化”之理，“易简”之理，说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传》进而提出天地以“生”为“德”，这就不只是讲生成问题，而是赋予天地以某种道德意义。冯友兰先生所说“天”之诸义中之一义，就有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易传》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细说来，天地虽以“生”为“大德”，但天还是那个自然之天，地还是那个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没有某种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识，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样，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也不是如同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按照某种“必然性”或“先验法则”创造秩序和人类道德。这些都是实体论的说法，无论“上帝”还是“物自身”，都是绝对实体，而《易传》所说“天”(或“天地”)，并不是实体，而是“大化流行”的过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体”。

那么，天地以“生”为“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了自然目的性这一意义，即自然界本身在其变化生成中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这种有序性包涵着生命的目的性，我们称之为自然目的性。

所说“意义”，当然是对人而言的，离开人，便无“意义”，但这种对人而言的“意义”，却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给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体验而知。《易传》论“天人之际”，其奥妙就在这里。这不仅是一个价值推论，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实。“意义”虽是由人创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的创造，人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有三种：一是由上帝或神给予的(自然神论包括在内)，或精神实体给予的，这是宗教神学或理性化的神学所主张的；二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是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三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这就是《易传》哲学所主张的。《易传》之所以崇尚自然，谈到“天地”时总有一种崇敬感与使命感，原因就在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德”与“善”都是说明生命价值的，也是对人而言的，其实现则在于人。《易传》言天必言人，言人则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与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后来的中国哲学如玄学、佛学与宋明理学，有“本体论”之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出一个道理本体与宇宙本体，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最后根源，但这所谓“本体”，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即实体)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易传》哲学是直接有关的(理学家们都以《易传》为其理论来源与基础)，而《易传》哲学虽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太极生两仪”之说，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则是讲生命过程的，是讲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应起何种作用。所以，人的问题始终是它所关注的。《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易传》讲天人之学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传》的天人观，人作为天地之所“生”，只是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如果以“类”言之，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类”成员。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人不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义”之性，有“性命”之理，这就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

所谓“天人之际”，不是只从“天”一方面来说的，也不是只从“人”一方面来说的，而是从天、人两方面来说的，只有从人与自然两方面着眼，才能说明二者的关系。从“天”方面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并没有完结，“万物化生”之后，便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这一层说，又有两方面。一是天对人而言，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对天而言，便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实现自然界赋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

《易经》乾卦卦辞有“元、亨、利、贞”四字，《文言传》解释说，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又称之为仁、礼、义、正四德，这就真正变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长也”，是说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长点，但这还只是一种“向善”的自然过程，真正“继”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继此而为善，这才是自然目的的实现。人虽然“继”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为人之“性”，还有待人自身去完成，这却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继”之而为善就算完事了。这说明“善”只是一种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出来，真正实现出来还要“成性”。

事实上〈易传》所说的“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仁”即是爱，是一种道德情感。《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有敦厚的仁德，便能爱万物。这应是人性的真正实现，也是仁的目的的实现。《坤·象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厚德”也就是“敦仁”,“载物”也就是“爱物”。不爱，能有负载万物的责任与气量吗？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关系到如何对待自然界的万物这样一个问题。对待自然界万物的态度问题能不能解决，又关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问题。所谓“成性”，便蕴涵着对万物的爱，对万物有一种义务。“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

辞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门户一样，是人人应当实行的，这个“道义”就是道德义务，有没有“道义”，就是能不能尽道德义务。可见《易传》讲“存在”哲学，是有道德意义的，是要追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这个价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

《易传》虽讲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归结为泛道德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它既讲仁，同时也讲知，是仁知并重、德业并进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义“济”天下。它还主张“穷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变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类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这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易传》也不例外，它对历史上的技术与工具的发明创造是很尊重的，所谓“进德修业”（《乾·文言》)、“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系辞上》）之学，不仅从道德上树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而且从智性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广大悉备”，由此亦可以得到说明。

“知周乎万物”之知，无疑具有客观认识的性质，“极深研几”、“当名辨物”(《系辞上》)等等，都有认识论、逻辑学的意义。至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则包涵着古代协同学的原则。观察、推类等认识方法也都受到极大的重视。知对于德、业都很重要，尤其与功业、事业有直接联系，而“业”是以“致用”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业，创造发明也是业，安排经济、生产活动更是业，其中当然包涵着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发。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易传》的“崇德广业”之学，将德性与知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整体互动的联系，而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发展。这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德”不仅是个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万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样，使万物得到它的润泽。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盛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易传》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表现在这里。

“人文”一词是《易传》首先提出的，泛指人类文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但是《易传》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自然界，且只能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去创造，去完成。这就是“人文化成”。《贲·彖

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变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辞》、《说卦》所说，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柔刚，但《贲·彖传》却以刚柔说明天文，可见，刚柔即是阴阳。刚柔交错而生变化，变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说，我们不能将《易传》所说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机械的物理变化(尽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的自然进化，而应当理解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连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进化论的意义。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长，……”以及“复其见天地之心”(《复·彖传》)的意义所在。万物变化是在时间中进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所以“时”的观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时变”，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活动，因此，要“观天文”而“察时变”，便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时变”相适应、相谐调。只有在人与自然相适应、相谐调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从而出现“天下文明”的景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属于“人文”，却不离“天文”，不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着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这一目的，即不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会)，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这是人的责任与使命，用《易传》的话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传》)。“裁成”决不是对自然界实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满足人的欲望，以显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辅相”即是辅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长之“宜”。大要生存，当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报”，只享受其“权利”而不尽其“义务”。正好相反，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传》所说的“裁成”“辅相”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通过人的活动，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之道。这既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类的知性活动应当在这一前提下进行。

五

《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具有超越义，但并不是实体，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是一种哲学的概括。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易传》所说的“大人”、“圣人”，就是实现了这种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为“大”,“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们能与“天德”合一，充分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全面的描述，它不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种种功业。“与天地合其德”之“德”，从天的方面说，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贞”之德；从人的方面说，就是“性命”之德，“仁义礼正”之德。“生”始终是天德之根本义，由“生”而有仁义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谓“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目的，其中当然包涵着“裁成”“辅相”之功。

《易传》还提出理、性、命三个范畴，成为后儒特别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学体系的重要来源。周敦颐在其《通书》中，专门设立“理性命”一章，进行了发挥，其他理学家也都视之为重要范畴。后来，理成为理学的最高范畴，性成为理学的核心范畴，命则成为沟通天人的关键范畴。这三个范畴就其关系而言是讲“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传》中已经形成了。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就是这一思想的比较完整的表述。

第7篇

(一)从实证研究来看

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让谁优先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类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万物的有用性，对自然大肆开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资源日渐匮乏和生态系统的功能被忽略，社会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系统，自然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生态主义者认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直接源于自认为可以征服万物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心性。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对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更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般属于自然环境较差和资源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过度使用、水资源滥用，森林滥砍滥伐，植被退化、草场沙化、石漠化等。人们不以生态为本的掠夺式经济开发，导致经济发展的欲速不达，形成环境破坏、资源锐减，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环境问题暴露出一个内在的原因，人们为了经济发展客观上牺牲了资源与环境。现象背后明显地看出有和环境法相一致的价值导向———人类中心主义。

(二)从学理上看

对环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讨观点各异，但都离不开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本位法律价值观应是现代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该审视现有的环境价值观和利益观，从人类中心、非人类中心向生态主义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学理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的探讨主要观点有几种:环境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环境法教授吕忠梅。这种观点认为维护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要依靠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较为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认为现在用法律来调整人和环境的关系还为时过早。环境法的本位是社会责任，主张任何环境主体包括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都要承担环境义务，这是环境主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任何活动都应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性的，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以人类中心为理性思考基点的。环境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环境法教授徐祥民。传统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权利，权利人提出主张，国家机关加以救济。非人类中心论的学界代表有郑少华主张的环境法的自然本位学说和以陈泉生教授为代表的环境法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观点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论的思考模式，开创性提出环境法伦理基点不应只建立在人类的利益上，还应该兼顾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种，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考虑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态权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较各种学说，学者们虽观点各异，但都是立足于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为思考的伦理基础。对比来看，将环境法主体拓展最宽的是自然本位学说和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学说不仅考虑各代人的利益，又扩展了主体范围，从环境资源永续利用和人类长远发展来看，自然本位和生态本位学说则更可取，这两种观点是非人类中心的典型代表学说。

(三)从立法来看

我国现行环境法立法以人类中心为出发点需要改变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我国环境与资源法的基本原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的，但不能否认这项原则是标准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明确了环境与资源的重要性，却没有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然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重视以代际的观点审视本代人的发展，和关注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当代人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应让不断恶化的环境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剥夺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环境的权益。

二、生态本位的法哲学价值观的学理发展

(一)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生态主义对环境立法的要求

第8篇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0年布置在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火炬农场19队，位于湛江市雷州半岛龙门镇，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太阳年总辐射量452～489kJ/cm2，年平均气温22℃、积温约8382.3℃，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为1711.6mm，降水年际变化大，相对出现干、湿季。

1.2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对比研究法，在2年生幼龄橡胶树行间间种甘蔗，以不间种为对照，3次重复。试验地橡胶种植时间为2009年3月，栽培品种为湛试327－13，株行距3.0m×7.0m。橡胶树行间距离橡胶树行50cm间种甘蔗，甘蔗种植时间为2011年春。橡胶与甘蔗按照常规生产管理。

1.3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于2011年6月开始采集，以后每季度采集样品1次，共6次。采用5点取样法，每个点用土钻取0～20、20～40cm土层样品，同层混合装袋，3次重复。带回实验室处理备用。

1.4测试方法

土壤温、湿度采用土壤温湿度记录仪(TZS－3X)测定;土壤样品分析指标参照文献［7］。橡胶树苗木增粗以离地1m处的茎围表示，采用皮尺测量。间种甘蔗投入与产出是对广东省南华农场、五一农场、火炬农场和友好农场调查统计所得。

1.5数据分析

2011年6月、9月、12月和2012年3月土壤养分含量数据引自文献［8］。数据分析采用Excel2003和SAS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分析，Duncan's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土壤温、湿度的影响可以看出，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胶园0～20cm土壤温度和湿度影响不大。在间种甘蔗前期胶园土壤温度高于对照，甘蔗生长中后期由于其荫庇度大于对照，其土壤表层温度低于对照，但其升降变化幅度很小，在1℃以内;间种甘蔗后胶园表层土壤湿度增大，但增加幅度较小，在1%左右。经研究，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经济作物对于胶园土壤的改良具有一定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兴隆试验站在胶园间种矮化胡椒发现:间作胡椒胶园地面覆盖度达82%，比不间作胶园土壤含水量提高了3%～6%，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了7%～26.6%，地表土壤流失量减少了82.12%，降低水土流失显著［9］。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在甘蔗生长期和收获期也提高土壤湿度。综合上述，湿度增加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甘蔗生长期和收获期覆盖度较高，减少了地面的蒸腾作用;二是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保持了土壤水分。

2.2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土壤有机质、养分含量及pH值的影响土壤有机质是表征土壤质量与肥力的重要因子，其含量的高低与土壤肥力水平紧密相关［10］。由表1可以看出，幼龄胶园间作甘蔗后0～20cm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间种第一年度有机质含量下降幅度较小，方差分析表明，在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间种第二年度有机质含量下降幅度增大，平均为15.3%。全氮含量的变化趋势与有机质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间种甘蔗第一年度全氮含量降低，与对照相比未达到显著水平，下降幅度为10%左右;间种第二年度全氮含量下降幅度增大，约为20%。方差分析表明，2012年9月取样的全氮含量与对照差异显著。幼龄胶园行间间作甘蔗后，土壤碱解氮含量比对照明显降低，除2011年9月取样的间种甘蔗碱解氮含量比对照略有增加外，其他季度碱解氮含量比对照依次降低36.0%、25.7%、17.1%、25.6%、45.4%，方差分析表明，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间种甘蔗后胶园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明显降低，其中有效磷含量下降幅度在12%以上，速效钾含量下降幅度在60%以上，最高达到80.22%，与对照存在极显著差异。由表1还可知，0～20cm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在间种后波动幅度较大。土壤交换性镁含量比对照降低，在0～20cm土层降低幅度较小，差异不显著。

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后，在0～20cm土层土壤pH值整体表现为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小。幼龄胶园间作甘蔗后，20～40cm土层土壤的有机质及养分含量的变化趋势与0～20cm土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不同。间种甘蔗的土壤各养分含量指标下降幅度均高于0～20cm土层。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经济作物对于胶园土壤改良具有一定的作用:胶园间种矮化胡椒比不间作胶园磷提高了0.0037%，钾提高了0.0027%，有机质提高了0.056%，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了7%～26.6%［9］。本研究发现，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土壤养分含量、有机质含量和pH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反，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①胶园土壤肥力持续下降。根据何向东和吴小平对海南垦区1954年到1990年的36年间胶园肥力演化分析发现: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下降约1个百分点，幅度为25%～44%;全氮质量分数下降约0.05个百分点，幅度为22%～40%，有效磷在铁质砖红壤和铁铝质砖红壤土壤类型中下降13%～18%;速效钾含量的下降幅度为10%～55%［11］;麦全法研究发现，海南垦区部分植胶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也低于最低养分标准，分别为1.307%、0.058%、39.291mg/kg［12］;而广东植胶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在刺激割胶生产以后迅速下降，根据对照的分析测试结果显示，有机质含量在0.7%左右，全氮含量在0.035%左右，均低于胶园土壤分级标准中低肥型的养分标准［13］。②间种甘蔗所施肥料的养分量比甘蔗生育期所消耗的养分量少，是造成胶园土壤肥力降低的重要原因.

2.3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橡胶树苗木生长的影响

幼龄胶园间种经济作物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和促进橡胶树的生长。长达7年以上的橡胶非生产期，在幼树定植的前3～4年，行间有大面积的空地，这些空地阳光充足，养分和水分丰富，间种/套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可以充分利用光、热、水等自然资源，构建一种新的人工生态环境，调节气候，促进胶林自身的养分循环和生态平衡［14］。国内外资料也表明，胶园间作胡椒不仅促进胶树茎围增粗快和开割率的提高，还提高了胶树的产量。纪力仁［9］、陈汉中等［15］研究发现:间作胡椒的胶园胶树年增粗提高了10.8%;幼龄胶园间种花生、番薯，橡胶树茎围增长量比不间作的大13%～14%。而间作茶后，橡胶树茎围增长量比不间作的增粗3%～30%;而在胶园间作时，实行豆科和非豆科的轮作，更有利于橡胶树的生长，比单一作物连作的橡胶幼树生长的快［16］。本试验研究发现，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橡胶树增粗具有一定的影响:间种甘蔗后，2011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少0.6cm，2012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少0.4cm，2013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多0.2cm，2011～2013年间种甘蔗平均年度增粗比对照少0.3cm。原因可能是间种甘蔗后由于土壤肥力较低，与橡胶树“抢肥”造成的。

2.4幼龄胶园间种甘蔗的投入产出分析

幼龄胶园间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胶园的经济产出。经核算，每公顷的胶茶间作在橡胶投产之前，茶树4～5年的收益除开荒定植和8年的胶茶抚管费用外，还盈利5700元，而纯胶园8年投资每公顷5595元。胶茶间作既增加了利润又合理利用了土地，经济效益较为显著［15］;间作矮化胡椒平均每公顷每年净收益191元，半柱胡椒2985元，从而大大提高了橡胶非生产期经济效益［9］。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后，通过对不同农场不同农户的间作投入与产出进行调查分析，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当年种植)总成本为16305元/hm2，其中主要为肥料(主要包括尿素、钾肥、磷肥、生物肥和复合肥)费、种茎费和人工费，所占比例分别为32.38%、22.30%和25.76%，合计占总投入的80%以上，随着劳动用工的紧缺，砍蔗费用在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加;间种甘蔗产量和价格折中计算每公顷产值为30000元，扣除成本16305元，每公顷净收益为13695元。对照胶园每年需要除草控芒2～3次，每公顷药剂费用约375元，人工费约900元，合计需要支出费用1275元/hm2。

3结论

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在甘蔗生长期和收获期都可以提高土壤含水量，但土壤湿度提高的幅度较小，在1%左右;土壤养分含量、有机质含量和pH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有机质含量在0～20cm土层降幅在2.04%～20.37%之间，20～40cm土层降幅在19.29%～36.59%;全氮含量在0～20cm土层降幅在6.99%～30.44%之间，在20～40cm土层降幅在12.78%～27.23%之间;碱解氮含量在0～20cm土层降幅在17.11%～45.45%之间，20～40cm土层降幅在9.46%～42.76%之间;有效磷含量在0～20cm土层下降幅度在12%以上;速效钾含量下降幅度最大，在0～20cm土层降幅在62.75%～80.22%之间，20～40cm土层降幅在49.72%～83.73%之间。

第9篇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食物链中的其它生物一样，充当着消费者的角色，一旦人类的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人类的灭绝。中医药学的实践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

2．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

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3．生态文明主要是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经济的目标

第10篇

运用生态理念能够在传统设计基础上创新使用各种自然环境保护措施，并构建满足各种生活需求的景观格局，促进能源物质获得循环利用与再生，降低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从整体上强化景观格局生态服务水平及质量。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实际应用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作用延伸及拓展方式。保留原有场地或场地中具有的部分元素是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一种有效应用方式。例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设计者首先保留了工厂各种废弃机械设备，包括蒸汽机、压缩塔及煤气裂化塔等，在突出工厂历史基础上创新，将蒸汽机与压缩塔涂刷成红、黄、蓝、紫等颜色，此外，这些废弃设备还可以攀爬游乐，契合了煤气厂公园的设计需求，充分挖掘了固有元素延伸作用。

（2）能源物质循环利用方式。能源物质循环利用思想应该始终贯穿在环境艺术设计整个过程中，设计者应该充分挖掘各种原材料的再次利用与开发职能，尽最大努力创造材料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平台。

（3）强化场地原貌维持方式。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应用的又一典型。例如，四川成都利用自然的力量实现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再生，大大节约资源，并且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他们将府南河人工湿地系统的污水，注入部分厌氧池、植物塘、植物床、养鱼塘、氧化沟等净化系统，使之由浊变清，最终重返府南河。

（4）有效利用能源方式。现在设计师们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大量地使用自然界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以适应现代生态环境。提高住宅的隔热性能，保证自然通风，利用太阳能蓄热等，这些自然能源的有效利用也是设计中的有效手法。此外，以太阳能的热与光为主，通过相应设备来利用自然能源的方法也在住宅的应用上得以实现。

2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审美特征

环境设计关系到人们的居住环境的设计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环境也需要设计。人们的生活活动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对环境的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环境设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环境设计的多学科性。环境艺术设计包含了很多学科专业需要建筑学、城市规划和设计等学科的相互结合共同设计完成。所以，环境艺术充满了广泛性和丰富性。

（2）环境设计的多层次性。环境设计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让人们在生活中达到使用安全、方便、经济的目的。不同的设计对象其设计要求和方法也各不相同。

（3）环境设计的关联性和空间的统一性。在环境设计中必须要稳扎稳打考虑到设计的整体综合性。

（4）环境艺术设计的实用性。环境艺术设计不仅展现出设计的美而且必须具有实用性。就像房子内的装修设计最基本的就是要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使用和需求。

（5）环境设计的审美特征对环境设计教育的影响。由于环境设计的学科专业比较多，所以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性和综合性。

3影响传统设计理念与审美特征的主要因素

（1）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制约。环境设计观念受到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制约。古代，生产力低下，农业、手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希望天遂人愿、但愿风调雨顺以至五谷丰登。达到“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是最高的追求。人们的环境观念则是将自我融于大自然中，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反映在环境设计上则是建筑选址注重“背山面水”，营造小气候。19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大生产所追求的高效率与高利润，打破了封建社会时期人们恬静悠闲的生活。当人类还自我陶醉在工业文明“人定胜天”信念中的时候。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全球温室效应，洪水、旱灾等异常自然灾害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工业领先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治理已经从简单的单一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时代，人类对自然持消极的态度，高科技的今天，人类步入创造自然的时代。设计应该从创造第二自然的观念出发去美化生活。

（2）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古中国地处温带地域，温和的气候形成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明，环境理念也紧紧贴合这一“温和”特征，表现出以农业文明为主导，期望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归隐田居、遁迹山林。这些思想都导致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融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理念也成为中国园林遵循的亘古不变的法则。

第11篇

由于土地面积的生物生产力差异较大，不能直接相加，所以必须把这些土地面积乘以一个均衡因子，转化为统一的、可比较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本研究采用的均衡因子耕地为2．82，草地为0．54，林地为1．14，水域为0．22，建筑用地为2．82，化石燃料用地为1．14［29］。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方法生态承载力是指某一地区能够提供给本地区人口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总和。由于土地资源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所以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不仅单位面积不同类型土地的生产力存在一定差别，而且单位面积同类型生物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的差异也较大，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类型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需要应用产量因子进行校正，产量因子指的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类型土地的生产力与该类型土地的世界平均生产力的比率。人均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为［28］：EC＝N×ec＝N×∑aj×rj×yj式中：EC———总生态承载力；ec———人均生态承载力；aj———人均实际占有的j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均衡因子（同生态足迹）；yj———产量因子。其中，耕地为1．66，林地为0．91，草地为0．19，建筑用地为2．19，水域为1．00［29］。本研究以人均生态承载力为研究对象，实际计算时需要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生态赤字生态赤字为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之差，表示某个地区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关系，主要用来衡量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当这一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表明这一地区的人口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需求超过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生态系统不安全，生态环境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如果这一地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超过人均生态足迹，就出现生态冗余，表明该地区的人口生产生活消费处于该地区所提供的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生态系统是安全的，生态环境处于可持续状态。万元GDP生态足迹万元GDP生态足迹即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万元GDP的比值，表示每产生1万元GDP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万元GDP生态足迹越大，表示单位面积生物生产性土地的产出率越低，研究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就越低；反之，研究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就越高。2数据来源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计算的基本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7—20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数据库（http：∥faostat．fao．org／）、世界自然基金会官方网页（http：∥www．wwfchina．org／）、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官方网页（http：∥dlr．jl．gov．cn／）、吉林省林业网（http：∥lyt．jl．gov．cn／）。

吉林省1996－2010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从1998年到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但直到2002年才超过1997年的水平，这期间，人均生态足迹从1．7841hm2／cap增长到3．2013hm2／cap，增幅达到1．4172hm2／cap，增长率为79．44％，年平均增长率为6．62％。说明这十几年来随着吉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表现之一就是所消耗的生活资料的绝对数量大幅增加，进而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生态足迹的组成结构分析（表略），总体趋势是化石燃料用地在人均生态足迹中所占比例最大，期间存在一定的变化，最小值为2000年的49．54％，最大值达到2010年的69．7％，这期间，1996—2004年变化比较平稳，从2006年开始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这些主要是由于吉林省主要以化石燃料能源为主，2000年以来是吉林省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而且吉林省冬季寒冷、供热期长也是人均化石燃料用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是草地和耕地，每年的比例存在一定的变化，且从2004年开始，草地和耕地所占比例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期间，草地的平均比例为20．97％，耕地为16．31％；1996年—1999年，草地的比例大于耕地；2000年—2003年，耕地的比例反超过草地；从2004年开始，草地的比例再次超过耕地，一直持续到2010年，草地的比例大说明吉林省人民对高档的生物性消费（牛羊肉、乳品等）需求比较高。其余的土地类型依次为林地、水域、建筑用地，平均比例依次为4．09％，1．90％，0．58％，这三种类型土地变化不大。3．2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分析1996—2010年吉林省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从1996年开始，吉林省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以及各种类型生物生产性土地的承载力都呈现缓慢降低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土地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等）、气候变化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导致的土地面积减少造成的。这期间，人均生态承载力从1．3710hm2／cap减少到1．3028hm2／cap，减幅为0．0682hm2／cap，减少率为4．97％，年平均减少率为0．33％。生态赤字与万元GDP生态足迹变化分析表3表明，在1996—2010年间，吉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大致处于反方向变化，且1996年就已经出现生态赤字0．5601hm2／cap，1997年增大到0．6928hm2／cap，随后1998年减小到0．4306hm2／cap，从1998年开始，生态赤字出现逐渐增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0．4306hm2／cap增大到2010年的1．8985hm2／cap，增大了3．4倍，净增幅为1．4679hm2／cap。说明吉林省利用自然资源的强度与力度在逐年加大，吉林省的人口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已经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生态赤字逐年加大，生态系统退化，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紧张，吉林省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从各个土地类型上看，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及建筑用地的可用人均生态承载力（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分别是其生态需求的1．74，0．007，3．39，0．1，11．59倍；耕地、林地与建筑用地处于可持续的生态冗余状态，草地和水域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以上分析大体与吉林省的基本省情一致，可见，吉林省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的根本原因是化石燃料的大量耗用，再加上没有专门用于吸收CO2的生态承载用地。万元GDP生态足迹可以间接反映研究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吉林省近15a来万元GDP生态足迹大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只在2001—2002年出现一个小幅的增高。数值由1996年的3．7692hm2减小到2010年的1．0144hm2，总体情况反映出吉林省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对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利用效率正逐年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万元GDP生态足迹存在进一步减小的趋势。

第12篇

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监管机制

目前安阳地区的生态旅游业几乎处于放任无序状态，生态旅游的暴利、民间资本的膨胀和缺乏规范融资，促使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投向生态旅游业。但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和政策引导，致使名目繁多的生态园、观光园一哄而上。这些项目多数是由业主老板建设，缺乏理性的市场需求分析和科学的建设规划。混乱无序的建设导致许多空间距离很近的生态园、观光园内容雷同，缺乏特色，资金浪费严重，也给以后的发展留下隐患。同时由于缺乏科学规划，这些生态园在建设过程中过多修建人造景观，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政府部门监管又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无意中纵容了这种行为。2．3旅游资源的粗放，重复开发生态旅游热的兴起和不计成本的开发，引发了生态旅游利润的虚增，促使许多地方纷纷把生态旅游确定为当地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生态旅游上来。许多景点更是出于经济目的，热衷于旅店、餐馆的建设，修建旅游设施，盲目扩大旅游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以索道为例，世界各国在作为国家公园的名山上修建索道都是严格控制的，其中在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是明令禁止的。索道的建成，不仅破坏了自然风景区的原貌，而且使游人大量集中于容量有限的山顶，导致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保护区旅游现状调查显示: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旅游而造成对保护对象的破坏，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4］。

建议与对策

搞好科学规划，促进有序开发地方政府要协调旅游、林业、国土、环保、交通等部门，由旅游部门牵头，因地制宜地做好生态旅游开发总体规划，要贯彻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不是使开发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措施。因此，在编制旅游区总体规划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或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测。为保证生态旅游环境质量的高品位，旅游区的有关建设必须遵循适度、有序、分层次开发的原则，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有损自然生态的开发行为。对单个景点的开发，政府主管部门要分类指导，充分利用当地独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突出每个景点的特色，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力度，促进生态旅游良性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更喜欢到大自然中游览，“回归自然、返朴归真”越来越成为时尚的旅游项目。地方政府要科学引导、政策扶持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要在宏观上做好科学规划的同时，制定扶持政策，促进生态旅游良性发展。要从生态角度严格控制服务设施的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提倡充分利用原生态资源。如安阳县二龙山的庙宇建设，即以自然景观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势，体现自然之美;对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的项目，要坚决制止。应协调好旅游开发商和当地群众的利益关系，使生态旅游既能利用、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能使旅游开发商得利，还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达到共赢的目的。生态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对环境有特殊影响和持续性的破坏，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和旅游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生态旅游的管理，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规划环节抓好环境评估，进行可行性论证;建设环节抓好资源保护，对原生态自然环境和文物资源要严加保护;经营环节抓好环境保护，确保不因为旅游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对那些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旅游开发项目要坚决予以打击。

第13篇

[中图分类号]：J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世界园林有东方、西亚、欧洲三大系统，中国古典园林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东方系园林以我国园林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中国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极具艺术魅力，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受到破坏，生态文化建设随之日益受到关注。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对当代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本文以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理念为基础，结合当下的生态文化建设，探讨古典园林艺术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当下的生态文化功能。

一、何谓“生态文化”

在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的生态文化功能之前，有必要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加以界定：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从多个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思想，对当今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园林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传承与借鉴功用。

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典园林和现代城市景观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即设计出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由此可见，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借鉴意义。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解读，对古典园林的生态美学意韵进行探究，从中探寻出可供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借鉴的合理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空间布局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园林通常是由实体和空间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是指建筑、山石、植物等造园要素，是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需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所谓“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等园林艺术效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所能展现的，而是需要把若干空间按照一定的序列组织起来，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动态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模仿自然的生态文化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造园手法――借景。计成在《园冶》中强调：“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是指在造园时要借助于园外的自然山水景色于园内，这就避免了园内景色与外界的纯自然景色相脱离的弊端。园林作为人工空间的营造艺术，必然关注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统一。造园侧重于因地制宜布置一系列院落，需要在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自然山水”之间营造一系列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以文人画家为主体的中国造园家更加注重“自然美”，突出“自然”在园林中的统帅地位，因此努力使建筑的人工性弱化，反映在空间的通透性、材料的自然化和布局的自由化方面，有助于将人工性建筑融于“自然山水”。

（二）诗文题词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匾额、楹联、摩崖题刻以及“诗条石”等形式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及大观园时便论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声色”。诗文题咏，与某些景象相结合，被组织到景象之中，点出景象的精粹所在，阐明景象的思想、情趣，促使景象升华到精神的高度，从而成为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园林都是由官宦之家所营建，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往往会把自身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园林中的牌匾、楹联上，从这些诗文题词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与外在的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旨趣。这里以皇家园林清漪园为例，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清漪园的总体立意为：静观万物，俯察庶山；崇朴鉴奢，以素药艳；博余名景，集锦一园；外旷内幽，求寂避喧。”[1]关于清漪园中的匾额楹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园林景物的，有助于人们对景象的更深一层的领会。如宝云阁石牌坊上的“山色因心远，泉声入目凉”，便是以情景交融而点出意境之所在。二是诠释景象原型的，有助于人们对造景渊源的认识。如十七孔桥侧的“烟景学潇湘细雨轻航暮屿，晴光总明圣软风新柳春堤”。这些诗文题词中无不体现着园林建造者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与喜爱。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诗文题词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化理念给当代社会最为深切的启示就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护自然，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意境营造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2]中国的古典园林主要是在摹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以人工改造，这种改造不单单只局限于布局安排的外在形式方面，更体现于建造主体将自身的审美情趣移入园中，从而营造特定的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意境营造上所体现的生态文化功能就在于园林意境是以“实境”为基础的，对于“实境”营造而言，无论是天然山水园亦或是人工山水园首先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反映自然的原型，在古人看来就是遵循自然界山水、植物、动物的外在结构关系，使园林在形象上与自然风景有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天然山水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园址的自然山水本身就给人以非常直观的自然感受。相反，人工山水园在营造实境时受到更大的制约。若要在相对局促的庭园空间中创造震撼人心的自然山水体验，就必须借鉴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从自然山水中提取典型要素，将自然山水的典型片断浓缩于咫尺庭园之中。以拙政园为例，拙政园是以江南水乡为原型，通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来营造园中山水的，全园以植物之景为主，以水石之景取胜，充满浓郁的天然野趣。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沿着“自然―模仿自然―由人工表现自然或改造自然―回归自然”的轨迹发展的。当然，这个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更高境界的追求。而今，园林以其绿色空间的内涵，突现了其生态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发展完善的城市设计方面，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中，生态美会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境界的启迪。在城市建设中，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自然，充分认识并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乃至将整个地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来关注。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几个特点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园林设计史上一直都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植被、景观、道路、亭、廊等的布置和安排。尽量将景致置换为天降之景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植被互融，有的利用天然地形的构造来塑造整个园林的景致，或以天然水体为主体，或以山地为主体。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曲折变化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始终保存着自己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造园不仅反映出人们委婉含蓄、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且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园林以朴实无华的自然特征和内敛含蓄的情感表现，对当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第14篇

垃圾污染加剧近年来，随着温泉镇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外来人口逐年增加，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造成资源消耗量激增，每年都会产生数目巨大的生活垃圾。现在温泉镇垃圾的处理方式依然是传统的填埋法，把所有垃圾倾倒入村庄周边沟道中，压实后铺上一层土，然后逐次铺垃圾和土，如此形成夹层结构。这种处理方式最常见并且简单，但是危害也很大，没有经过垃圾分类处理，很多有毒、有害物质混杂在垃圾中一起被埋入地下，并不能自然转化、分解，从而破坏了土壤，妨碍农作物生长，并且有毒有害物质还可能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此外，有一些物质经过填埋后，很难在自然环境下被分解，例如塑料袋，其埋入地下后在自然界中的降解周期是200～400年，这也给垃圾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给周边环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温泉镇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措施

鉴于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温泉镇在海淀区水务局和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06年开始，大胆创新，从多种渠道出发，对温泉镇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通过逐步实施下列5项措施，实现温泉镇整体环境的提升，为建设宜居型城镇奠定了基础。加大水污染治理的力度温泉镇先后建成了第一污水处理站、第二污水处理站、秀山污水处理站和太舟坞污水处理厂等“三站一厂”的污水处理系统，总处理能力达到12000t/d，污水处理率达90%以上，每年可产生约300万m3中水，基本满足本地区农业灌溉、景观和绿化等用水需要。另外，温泉镇还新建了第一座小型污泥综合处理设施，不仅解决了污水处理厂污泥二次污染的问题，而且还能产生新的清洁能源———沼气，实现了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综合处理利用。温泉镇大部分农村没有统一的排水，生活污水没有去处，只能靠渗井自然入渗或未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排洪沟，“雨污合流”不仅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而且造成水体污染，蚊蝇滋生，臭气熏天，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生活环境。为了彻底解决农村地区污水横流的状况，从2008年开始，温泉镇对辖区内7个自然村进行了污水管网改造，重新统一铺设污水管网24.2km，将各村生活污水统一收集，集中排放于市政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实现生活污水零排放。提高居民用水安全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域水环境下降，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饮水安全频频告急，水安全危机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为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温泉镇实施了安全饮水改造工程，辖区内铺设各类供水管线共计123.5km，新打水源井8眼，加装消毒设施15套，新建联村供水厂1座，从源头上为安全供水提供了保障。同时，建立了农村自备井供水安全制度。由水务管理站负责全镇供水安全，并负责各村自备井供水安全的监管，定期对水管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每月对农村自备井水源进行水质检测，为各村供水安全提供技术保障。从供水安全体系上确保了水质安全。推广农村垃圾封闭式管理为了彻底消除垃圾污染，温泉镇推广实施了从垃圾收集到清运、再到集中消纳的封闭式垃圾管理办法，形成了镇、村、农户一条龙的垃圾消纳管理制度。镇成立了专门的环卫保洁公司，负责全镇范围内的垃圾管理，包括小区、河道、街道、其他公共场所的垃圾收集消纳；各村成立清运保洁队，负责本村域内生活垃圾收集，各保洁员以门牌号为准，本片包户管理，每日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垃圾；各户按规定时间，将分好类的垃圾放到指定地点，并保证其余时间垃圾不出户。这样就避免了居民乱倒垃圾造成村里街道杂乱差的现象，维护了周边生活环境，同时避免了有毒垃圾对居民的伤害。近几年，温泉镇积极推动地区旱厕改水厕工程，管道直接并入村污水管线，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改厕的完成不仅为各村居民减少了清掏厕所的麻烦，更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对本地区环境卫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加强雨洪利用温泉镇南部为山区，汛期山上雨水汇集形成山洪，可能会冲下山对周边村庄形成损害，同时这些山洪又是数量可观的水资源，所以修建水利设施变害为用是个一举两得的选择。南部山区分布着许多自然形成的冲沟，利用这些自然冲沟修建塘坝，拦蓄汛期洪水，不仅可以保护山下村庄，而且还可以用于山区果树灌溉。2006和2007年温泉镇分别修建了徐家园和高里掌两座塘坝，总蓄水量可达72000m3，周围分布着几百亩樱桃、冬枣、桃等果树，拦蓄后的水资源完全可以供给周围果树灌溉所用，减少了农业灌溉对地下水的开采，促进了温泉地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城市雨水利用也有很大的必要性。在城市化发展中，大面积的土地被楼房、马路、广场、停车场等硬质不透水面积所取代，使降雨不能够通过土地下渗，在短时间内降雨强度大于城市污水管道排水能力时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造成不便。另一方面，由于大面积的硬质路面，雨水无法下渗，从而形成径流，排入雨水管道流走，本地区地下水资源无法通过雨水得到有效的补充。这对已经超采的地下水资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温泉镇总结了包括下凹式绿地、透水路面、屋顶雨水利用、庭院雨水回灌等多种雨洪利用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温泉镇水资源短缺的状况。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水土保持是生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只有水土资源保护好了才能搞好生态建设。生态建设主要是对受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温泉镇南部山区整体植被良好，树木相对密集，水土流失不很严重。但部分沟、坡及山顶位置存在荒坡，可以修建一些鱼鳞坑或水平梯田等水保工程，从而减少径流量，增加雨水下渗。近年来，温泉镇共营造水土保持林233hm2，修建水平梯田60hm2，封育自然修复333hm2，使山区植被覆盖率达到80％，把山区径流深度从140mm减少到130mm。针对近年来水土流失多发生于建筑工地的状况，相关部门积极应对，采取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方针，要求工程建设单位汛期必须将本单位沙石料用防水塑料布盖上，以免沙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等被雨水冲刷，形成水土流失。经过几年的治理，工地料场水土流失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15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农民生态意识；农村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64-04

生态意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评判与新的社会实践，是建立在对生态危机自觉反思基础之上建构和谐生态关系的文明意识。全国污染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污染已经占据了我国总体环境污染的“半壁江山”①。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污染的重中之重。这一局面的形成，究其根源，和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有关。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了能够根本性地扭转农村污染发展的趋势，我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一、我国农民生态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生态意识对推动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认知作用、交流作用与组织作用等方面②。生态意识可以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依赖自然生态提供物质条件，而人类在减少对自然的剥夺时，也就减少了对其他人的剥夺，包括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夺与侵占，进而更加自觉地参与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且农村人口几乎还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态意识除了上述的一般性意义外，当前，我国培养农民的生态意识还具有以下特殊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根据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的调查数据，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严峻的面源污染，如2010年，“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村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1]。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不符合生态规律所造成的，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只能够依赖于农民转变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实施生态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这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与素养，养成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

（二）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文明素质。生态环境不仅仅具有物质价值，可以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与能量。生态环境还具有精神价值，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古代中国人在观察自身周遭的自然万物与了解动物品性的基础上体悟与领会了自然的寓意，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些观察与体悟表达出来，从而表达出自己生活状态与情感。如通过作者的“托物言事”、“藉物抒情”，《诗经》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联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诗经》的传播与影响，中华民族逐渐培养出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2]。生态意识不仅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推动民众保护环境，还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精神性价值的认知，培养民众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及对这种欣赏的表达能力。因此，培养农民生态意识，不仅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还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精神性价值的认知与鉴赏能力、对生态美的表达能力，提高了农民的文明素质。

（三）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的在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要求每一社会成员具备公民美德，农民也不例外。没有任何社会成员天生就符合社会规范要求，这些社会美德都是培育、教化的结果。参与社会事务则是培育公民美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公民了解到自己参与的社会事务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和意义，熟悉社会事务决策的过程与方式，理解社会事务对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影响程度，就能够在分歧的公众意见和建议中寻找到存在的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农民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参与生态保护就是在培育自身的社会参与能力，在培养自身的社会美德。通过学习、了解并且践行生态意识，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态文明，懂得为了公共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可以舍弃自己个人的利益、短期利益。他们能够知晓自己个人微薄的生态保护行动也具有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能够给他人以关怀、关爱，维护生态以换得健康。通过这种参与，锻炼了他们生态价值的表达与诉求能力，培训了自身生态利益的维护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生态环境事务做出相应的决策，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树立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和实践能力。

二、当前我国农民生态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表现。尽管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生态意识在我国社会各阶层中已显著地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但毋庸讳言，在我国农村中，部分农民还没有接受应有的生态教育，他们生态意识还相当欠缺，特别是在个别落后地区，由于生存的需要有的盲目进行农业生产，有的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之下。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1.未能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环境的恶化后果。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虽已日趋严峻，但许多农民并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后代人影响的严重性。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后果的严重性，因而他们就不愿意采取有效行动改变自身非生态的行为方式。

2.未能了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对土壤与水体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污染环境只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对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因此，人们只是预防与治理工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忽视了对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的预防与治理工作。特别在我国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民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他们不知晓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与种植物需求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必要的检测土壤成分的仪器设备，为了获得较好的收成，他们抱持“宁多勿缺”的心态，根据经验施用肥料，结果形成超量施用；同时，部分农民也不能理解降水（灌溉）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因果联系，施肥、喷药与降水（灌溉）近乎同时，加剧了有效成分的流失，形成化肥、农药的施用与严重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关注农地降水（灌溉）能够淋溶化肥与农药中的有效成分，降低化肥与农药的利用率，在施用农药与化肥时不合理的增加了农地中的降水，使得在水循环的作用下有效成分被淋溶与流失，形成农业污染后，不得不再次增加化肥与农药的施用量，形成新的农业污染。农民未能根据土壤营养成分和种植物的营养需求合理地施用肥料与农药，造成化肥与农药超量、不恰当地施用，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3.缺乏交流与沟通农业环境保护知识的能力，不易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作方式。多年以来，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我国开展了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生产的活动。一些农民具备相应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能够依照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安排农业生产。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现代科学知识欠缺，他们不能够理解与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更无法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从事生产活动。这些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固守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总认为多施用农药与化肥就可以获得农业丰收。他们过量施用化肥与农药的行为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二）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主要有：

1.农业生产传统习惯心理的影响。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养成了传统农业生产的习惯做法。在传统农耕时期，这些习惯做法由于没有使用农药与化肥，不会产生有毒化合物的残留问题，因而农民也就形成了“农业生产没有环境污染后果”的习惯思维定势，并影响到对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后果的认知，依旧认为农业生产不会产生环境污染后果。实际上，当前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迥然的差异。当代农业生产广泛地施用农药与化肥，这些原本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化合物在超出自然的净化能力外，会形成残留物质滞留于土壤、水体与空气中，成为环境污染的源头。但是部分农民没有认识到当代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心理依然保持于对传统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认知中，没有关注当代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他们生态意识的欠缺。

2.缺乏应有的科学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不能够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特别是科学素质教育，我国农村地区大大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使得大部分农民没有掌握到应有的科学知识，不能够理解农药、化肥的使用与一些环境要素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水体发黑、变臭，河流中某些鱼类的消失、某些藻类的疯长。农药与化肥的过量施用，不仅仅影响到施用地的环境，也会损害千里之遥的地方——河流下游的环境。如果缺乏相关的生态科学的知识，人们就无法将农药、化肥的施用行为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平衡的状况变化联结起来，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从而关注农药、化肥的施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后果，并进而形成生态保护的意识，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以保护生态环境。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后果的原因，就需要科学知识。我国农村地区科学教育的缺少使得部分农民无法理解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与生态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就不能够树立应有的生态保护意识。

另外，我国农民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影响到科学教育的效果。由于农业生产的产出较低，许多接受知识能力强的年轻农民到城市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之中，大部分是接受知识能力较低的年龄偏大的农民。这些农民囿于原先接受的教育层次不高，对现代科学知识缺乏应有的认知，因此，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容易固守习惯方式，不轻易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科学的农业生产，当然，也不太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负面影响。

3.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不畅。生态意识需要通过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实践生态科学知识来加以培养与提高。生态意识的培养不仅仅限于对生态科学知识被动的接受，相反，更应该依靠这些知识的实践运用。通过生态科学知识的实践，不仅检验了知识的可靠性，还提高了实践者参与生态保护的能力，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参与愿望。同样，农民参与生态保护、实践生态科学知识也能够起到如此的作用。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作用下，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事业中。毋庸讳言，我国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制约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其一，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漠视，缺乏有力的保障机制。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频频出现大规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河流、空气和土壤遭受损害，农民身体健康也遭受损害。但是，农民的生态权益却无法通过相应的保障制度予以保护，导致了诸多环境污染引发的发生。这些事件的爆发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显然，农民自身权益不能够得到保护，他们就不会关注生态本身的健康问题。实际上民众生态事务参与能力的培养与生态意识的提高正是首先通过维护自身生态权益而取得的。农民生态权益保障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农民维护自身的权益，也不利于通过这种维权、参与行动来培养生态意识；其二，农村环境决策参与机制不健全，农民还不能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对涉及自身生态利益的事务还没有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因而他们对生态保护的事务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激励，从而他们也不会主动地学习、了解生态科学知识，培育自身的生态意识。可以说，哪里的农民有畅通的渠道参与到生态保护事业中，哪里的农民就具备较强的生态意识，他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就高。反之，农民不能够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环境的状况，树立良好生态意识。

三、多元协同：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有效路径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进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各种环境政策均有相关规则涉及到提高民众生态意识，如《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号1996年8月3日）第十部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国发〔2005〕39号）第三十二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国发〔2007〕37号）、《环境宣传纲要》、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对于提高我国农民生态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环境保护。但是，总体而言，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大部分农业生产的非生态性说明农民的生态意识还有一定的缺陷，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提高他们生态素养的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环境教育法》，专门章节设置农民环境教育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中包含一些关于环境教育、培养公众生态意识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存有一定的缺陷，表现为规则的刚性不强、不成体系。我国环境教育规则大多以环境政策的名义出现，基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与弹性，环境教育规则的落实在地方层面大打折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对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实施过，关于环境教育的规则仍然被搁置在书面上、文件中。另外，农民环境教育制度不完整，没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环境教育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支持，不能够形成制度的合力。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包括农民环境教育制度在内的环境教育法。用法律的刚性防范某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教育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同时，鉴于环境教育、生态意识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国家应该把学习与接受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予以规定，强制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分阶段接受相应的学习与培训。

（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有效地培育农民生态意识。我国环境教育规则的失灵除了制度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肇因就是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环境教育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仅需要制度本身的健全，还需要配套措施的完善，如教育经费和必要的设施的投入、师资力量的投入等。因此，在建立与健全环境教育制度的同时，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从而形成制度的合力。

（三）实施灵活多样的农民生态意识培养机制。一些地方政府在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时，方式僵硬、呆板，不符合农民的接受模式，因而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可以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传播方式，如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也可利用传统的方式，主动到农村的田间、炕头，乃至茶馆等农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用农民听得懂、看得明白、理解得了的方式传播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在传播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意识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传播的方式，不能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地对待接受者。江苏省姜堰市首个农村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乡村家园协会在开展农村生态意识教育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协会成员充分利用苏南地区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与文化形式宣传生态意识，培养农民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 [3]。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借鉴推广。

（四）健全生态保护农民参与制度。强化农民的生态意识。生态环境具有多重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些价值值得保护，需要保护。倘若我们感受不到、体会不到这些值得保护的生态价值，要我们去保护生态环境，肯定是困难重重。因此，强化民众生态意识的途径不仅仅是民众被动地接受环境教育，更应该让民众主动地走进大自然，亲身感受自然无穷的魅力，体悟它多样的价值。同时，社会还应该提供相应的条件保护民众生态环境相关权益，让民众在参与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体会到人生的成功、成就。如果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很容易使他们形成生态环境和自己无关的心理。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相关的制度，消除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障碍，使农民可以方便、顺畅地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不断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

四、结论

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民生态意识有所欠缺。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为了提高农民生态意识，我国需要建立多元协同的制度体系，共同发挥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作用，切实增强农民生态意识。

注释：

① 2011年6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晓杰新闻会上的发言。

②认知作用指人在生态意识的指引下，认知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及其发生机理；交流作用指民众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传播与交换有关生态环境信息；组织作用指生态意识为社会民众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相应的目标——保护环境，减少了进行生态保护的组织成本和时间，增强了社会成员间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DB/OL]. (2011-06-02)[2012-02-04]jcs.mep.省略/hjzl/zkgb/2010zkgb/201106/t20110602_2115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