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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国民经济运行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社会、保障民众、资金融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业目前实行超常规发展,困扰其发展的瓶颈即投资问题.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引起的效益问题、风险问题、资源有效配置等问题,对保险业的长期运营和社会稳定将产生深刻影响,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
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的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有以下特点:
1.投资渠道狭窄,满足不了保费快速增长的需求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873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为4550亿元,占52.06%;购买国债1400亿元,占16.1%;购买金融债券占9.48%;购买投资基金占5.23%;其他投资占17.1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已占债券总量的一半,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占封闭式基金的26.3%,保险公司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2.投资收益降低,形成较大的利差损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为4.3%,2002年度为3.14%,与以前年度保单预定分红率5%、6%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利差损。保守估计,保险公司以前年度累计利差损高达数百亿元,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历史包袱,制约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经营方式粗放
目前,保险投资还处在粗放经营阶段,面对庞大的经营资产,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凭经验投资,靠天吃饭的情况比较普遍。国外比较普遍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投资组合理论在国内保险投资领域还处在探讨、摸索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为空白,没有避险工具,在股票市场对保险投资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粗放经营的结果是投资收益呈现大幅波动,不断走低。首先是保险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现亏损,引起股东不满,股东信心下降,对公司长期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客户也不满意,因为投资收益下降,造成投资连结保险客户账面价值降低,甚至出现较大亏损,购买分红产品的客户分不到预期红利,出现部分客户投诉保险公司误导的情况;第三,由于保险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虑,将会减少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服务,对客户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也会降低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将造成不好的结果,既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对保险行业也是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保险失去保障民众、造福社会的作用。
二、国外投资趋势
1.发展趋势
国外保险企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规模大型化、经营集团化,充分发挥资本并购、投资的积极作用,走上快速成长之路。1998年,美国花旗银行和大型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团,服务范围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基金等金融业务;1999年,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团;1999年,日本富士银行、兴业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2000年,大通曼哈顿公司收购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购并潮此起彼伏,特别是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实施,促进了金融的混业经营,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超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保险业在这种繁荣的大背景下,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盈利模式
国外保险业经营、承保利润越来越低,而资金运用投资收益稳定,已成为保险企业弥补承保亏损、产生利润的主要来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间,美国、英国和瑞士三国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综合盈利率还分别达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承保亏损率分别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资收益率分别为7%、8.3%、9%、5.8%、7.8%,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从传统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资盈利模式的转变,标志着保险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涌现,使金融投资具有广阔的选择范围。新经济浪潮的出现,特别是IT技术快速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转换更加便利。保险业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行管理创新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保险投资的作业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外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我国保险投资方式的创新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对保险投资将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支持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提高人市比例,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明确了保险资金运用主渠道、经营方式和市场地位。
资本市场以其高流动、高收益、高风险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资金参与,融通大量资金支持了社会各产业的发展,同时为市场流通资金提供了盈利机会。保险投资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与其产生交互相关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如此,国内新兴的资本市场亦然。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经营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以下几方面将成为重点选择:
1.股票投资
截至2003年末,国内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数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银行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在内地资金投资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确后,保险资金还可以投资香港股市。股票市场容量扩大,投资品种增多,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股票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外,股票是保险资金重要的选择。在日本、欧洲等国家,股票投资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30%,在美国甚止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50%,由此可见,股票市场是保险资金重要的投资场所,保险资金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不断创造社会财富。
2.直接投资
按《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能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国外保险集团迅速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对我国保险业单一经营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经营转型,保险资金的直接投资有了很快的发展。保险公司转型方向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建立保险、证券、银行、信托等功能齐全的金融控股公司,发挥全能金融集团的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占领市场份额,以规模求效益、保数量促质量,如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建立了集团公司,部分发展迅速的保险公司也正在积极申请组建保险集团,拓展经营范围,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种是建立专业化的保险公司,利用专业优势,在行业细分市场上深耕细作,扩大其局部优势,如中国再保险集团等。保险公司在集团化经营时,要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练好内功,在集团内部建立产险、寿险、健康险等门类齐全的保险子公司,并迅速扩充市场广度、充分挖掘市场深度,把保险根基打牢,这是与其他金融企业、国外保险集团竞争的基础。在保险业务没做好的情况下,盲目建立综合性集团,有舍本逐末之忧,根基不牢,难成大事,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竞争企业的资源和优势,在共同发展中求得保险业更快的发展。如各保险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思路是对的,但要注意充分发挥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的委托理财作用。特别是基金公司,有长期经营的理念,有专业的市场、行业研究人员,有素质较高的基金经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获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专业优势,委托经营良好的基金公司进行理财。
四、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经营方式的转变,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扩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营创新
经营创新表现在经营思路、投资工具创新。在保险集团内部,资金运用要制订长期的经营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一是保险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国家支持其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是保险资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长期资金居多,从资金的性质来看,也要求保险公司资金以长期投资为主。
要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保险公司内部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如考核、评价政策等。目前,多数保险公司的考核、评价以短期考核为主,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论英雄,严重束缚了保险投资人员的经营思想,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去长期经营。从保险涉及的社会公众来说,也应有长期经营思想,不要看到投资账户盈利就眉飞色舞,亏损了就不肯善罢甘休。其实保险投资也存在经营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会有比较好的盈利机会与前景。保险资金长期经营对保险公司、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利。
投资工具创新是指针对新型的投资品种,选择合理的证券、资产组合,完成获取收益与控制风险的过程。由于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投资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研究项目投资信托化就显得很有必要,如电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稳定、风险较小,非常适合保险资金投资。保险资金不能进行这些项目的股权投资,但如将资产证券化,变成一个个信托产品,保险资金就可购买。诸如此类的金融创新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开辟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2.资本经营
行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业内公司不断设立、消亡、兼并与资产重组的历程。我国保险业发展至今,各保险公司发展不平衡,在业务规模、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本身存在兼并冲动。国外金融集团的进入,加快了兼并与重组的步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的兼并风起云涌,造成了德国安联、荷兰ING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出现。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有两个标准,一是保险市场规模足够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领域甚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较大的影响;二是保险集团公司的规模足够大,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巨无霸”,积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融人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从发展的眼光看,规模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要保证竞争优势,规模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是大势所趋,是发展的必然。
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的过程,也是锤炼保险投资能力的过程。保险投资除了有短期获利能力外,出色的资本经营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更多的是股权的争夺与丧失,资本在流通中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增值机会。保险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性,这是保险资金投资时需面对的客观现实。
3.风险控制
保险行业本来就是集聚风险、分散风险的,转移风险、控制风险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投资作为风险高发区,对风险的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保险投资风险控制程序分为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发生、风险消除等。风险预防首先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投资品种进行指标评价,如设置证券购买的最大数量、最高价格等,进行诸如威廉指数、乘离率、AR指标等相关的技术指标分析,对风险进行跟踪监控,预防风险发生。尽管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投资品种有数量监督、金额管制,那是监管性约束,是不能违反的,但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风险控制金额,一旦超过,便是高风险区,必须降低仓位,作减压处理。其他指标的控制也应做类似处置。
债券在保险投资中占有的比例较高,到2003年末,国内保险公司对国债和金融债的投资金额已达到2230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总额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场22只国债现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报率为正数。2003年最后4个月内,绝大多数参与国债交易的机构都难逃赔钱的厄运。从票面上粗略计算,全行业的损失金额应在400亿元—500亿元之间。
保险资金参与国债交易,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应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回避风险。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金融产品创新和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保险公司具有高超的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不仅能减少损失,还能为保险赚取可观的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论文摘要】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要素的多元化,投资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无论是投资的主体、对象,还是投资的工具、方式等都有了极大的变化。由于投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投资已经成为每一个企业力图做大做强,扩大规模、增强效益、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企业投资的现状
在企业不断运转过程中,投资和再投资是企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企业经过一系列筹资活动后,可能积累了不少资金,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呢?要达到上述企业经营理财的目标(即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就必须用全面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活动。
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目前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
我国大多企业现状是有了资金想发展,却不善于、不敢于进行投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做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轻易投出,害怕血本无归。这种现象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在商品供应充足甚至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激烈的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使这些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资金,维持自己的主营业务,只求能维持现状就万事大吉。而在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相同的现状,这固然取决于决策者学识水平、素质胆识和责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决定于现存社会经济的环境压力、干部考核体制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
二、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无疑是企业变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其结果必然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除在现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许多企业还存在如下问题,以下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找出其解决对策。
1、管理方式不当,损失严重
企业投资方式陈旧,融资渠道单一,管理方式落后,监督措施不力,很难发现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即使勉强发现也不能及时处理,造成投资失误、投资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亏损。
原因:不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投资管理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投资的体制和机制不顺,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忽视科学投资战略规划和精确的预算控制,没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分析和市场应急措施,缺乏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对策:实施一种先进的投资管理方法。管理要依法而行,管理要建章健制,形成一套真正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投资管理方法,按照投资建议、可行性论证、投资决策、投出资产处置和销售等环节对投资实施全程控制和监督。健全投资管理机构,完善投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定严格的投资管理制度。界定关键区域的责权利,既要防止权力重叠,又要避免权力真空。实施必要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合理奖惩办法,形成齐抓共管之势,产生管理协同效应。力争每一项投资都能做到高起点设计、高标准运行、高效能管理、事前论证民主科学、事中监督及时有效、事后考核评价准确。
2、缺乏市场调研意识
市场调研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信息的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市场调研包括市场调查和营销分析,不仅要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数据,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已有的真实材料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重视市场调研,缺乏对供需关系的研究,产品设计和制造不能完全针对市场。
原因:有些企业往往没有掌握充足的可靠的信息,因此专门研究规避风险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不做市场调查,或市场调查的方法不当,缺乏科学依据,搜集数据失真,从而导致错误理论,误导企业选项,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对策: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掌握足够的信息。进行市场调查的方法有许多,比如座谈会、街头访问、入户调查、跟踪测试、商店研究、企业研究、二手资料收集等等,每个企业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采用的方法。
3、投资风险大
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个企业进行投资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企业的经营者对该企业如何经营而承担的风险,包括对内投资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对内投资风险与其本身经营密切相关,对内投资一旦形成后,其投资风险就包括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特别风险和自身不可控制的市场风险。而对外风险和本企业的经营没有直接关系,它包括被投资企业的特别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这两种风险对投资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控制的。
原因:一些企业由于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驾驭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一些私营中小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没有树立风险意识,投资随意性大,导致其投资项目风险更高。
对策:努力降低投资风险。加强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另外分散资金投向,降低投资风险,也会起到减少投资损失的作用。
4、投资决策缺乏创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说过:“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经营,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决策,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国外许多企业由于投资善于创新,拥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使比自己大的企业想吃吃不掉。我国的很多企业投资创新意识不够,往往追随比自己大的企业或同行相近企业的投资模式以及投资做法,缺乏创新,不能通过投资培植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
原因:决策带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实际导致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领导不从本企业所处环境角度研究改革政策措施的性质及其影响,并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重大投资决策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盲目性。
对策:树立投资决策的创新意识。企业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推陈出新,以不间断的自我积累、产品开发与升级、技术创新,更贴近消费者需求来实现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去抢占看来会盈利的非自己经营领域的市场。不知简单的盲从只会使整个市场空间越来越小,面对如潮的外国企业,诺大的市场只能拱手相让。我国的企业也应该吸取国外企业成功的经验,培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文章。
5、投资决策者素质低,决策水平不高
在资金不足的困扰下,如何进行投资并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对每一个企业投资决策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其因在于投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许多投资者缺乏基本的财务管理知识,有的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何谈进行投资决策与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由于有的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弱势,影响了其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不注意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处理,许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够健全,因而,很少深入地分析处理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
原因: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存在比较熟悉的职业经理市场,对于管理素质的界定、划分和测评都有比较成熟的体系标准,管理者的知识、能力结构相对合理。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经理市场刚刚启动,现有的管理者也大多与行政级别挂钩,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知识,加上管理者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动力和压力较小,造成管理者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象,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完全适应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需要。
对策:一支优秀的投资管理队伍。随着投资领域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越来越需要一支协同有效的管理者队伍。要有一个好的人力资源战略,培养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既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又有投资管理经验和有关财务、金融、审计、税务、法律、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各方面人才。
6、投资决策程序混乱
投资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不管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董事会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偏好、经验和知识,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考虑,不经民主决策程序,没有必要的投资论证,盲目投资、意气投资、感情投资、政治投资等现象层出不穷。
原因:不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对于国有企业造成目前这种不民主决策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中一元制下董事会监督权、经营权与决策权混同。
对策:采用一种科学的投资决策程序。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改变决策者仅仅靠经验、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的观念和做法,拓展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强调企业自主投资过程中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延伸决策者智力和视野,从而使决策者将原先模糊的管理经验和决策程序进行规范化、定量化,最大限度地消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管理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得到投资信息之后,应避免一言堂的误区,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科学决策。
三、企业投资的进一步思考
企业要想永远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壮大,除了要认识到在其投资中的现状、问题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外,还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应特别重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企业进入市场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部的情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种风险客观存在。因此企业领导,需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快速科学的做出投资决策。尤其是有些行业,由于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强,决策一旦失误,损失巨大,因此投资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2、企业投资风险及其控制
由于客观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一项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投资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可以忽略它们的影响;如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且足以影响方案的选择,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并在决策中加以考虑。否则一旦决策失误,其损失将是长远而巨大的。因此企业在投资时必须要经过预测、决策,并对投资项目实施严格的审核与管理,以防范和降低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3、建立投资退出战略
企业应该对投资项目定期进行分析、排序,慎重部署投资退出机制。
很多企业在投资时往往只考虑日后如何经营,却很少想过如何适时兑现投资,更少想过如何收拾亏损残局。对企业来说,投资总是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企业通过投资、再投资扩大规模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退出已有投资的问题。不少企业正是由于没能在投资的进入与退出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因而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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