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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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张向东：《媒介重组时不我待》，《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第2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第3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第4篇
过分的道德焦虑现象。现今的数字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集中报道热门事件。他们热衷于从一些具体的事件升华到整个社会的层面，做出一种高度抽象的引申，迅速做出道德是非的判断，并由此判断引发出对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思和追问。这种行为，理论上是媒体报道信息、舆论监督等社会职责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显示出一种过分的道德焦虑。媒介为了吸引眼球集中报热门事件，并将独立事件无止境的上升到整体社会层面进行“道德默哀”，这种泛道德化现象，不但不利于社会稳定，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自由度增大、社会价值多元化条件下的伦理失序问题，而且还容易导致人们的道德茫然，甚至道德虚无。在刚刚过去的8月，因为有几位年轻女性遇害，随后又被各大数字新闻密集报道，被封为“黑色八月”。例如，新浪网就推出《如何走出少女的黑色八月》的专题，不但采用了血腥的网页封面设计，还对近期的少女遇害案进行详细地报道。对于社会治安、社会道德现状也是大加批评，看后让人毛骨悚然。这个事件中，数字新闻媒体在传播环节就表现出的过分焦虑。媒介报道事实本是其职责所在，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导致他们的报道会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数字媒体上充斥着对女孩被害事件的报道，在对于社会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更加重了社会没必要的恐慌。一件单独事件上升为整个社会层面的普遍性事件，随后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的现状进行所谓的“彻底拷问”，除了让参与新闻传播环节的受众人人自危，对于社会的治安现状和现代人的道德水平再一次失望之外，其他正面效应微乎其微。
二、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的产生原因
（1）数字媒体的特征更易引发媒介伦理问题
数字媒体传播过程中道德问题的大量发生与数字媒体技术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媒体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导致其信息传播活动具有随意性，这样既使得数字新闻多而杂，又导致追责困难，一定程度上诱使人们采取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再加上数字媒体本身的开放性更使得很多充斥自由言论的网上社区诸如论坛、电子公告板等，成了数字新闻伦理问题的重灾区。
（2）把关人作用的削弱导致伦理问题
“把关人”作用指的是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相关人员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不同于具有严格编程序的传统新闻，数字媒介的把关人功能十分薄弱，这也是导致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高发的原因。数字媒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再加上现在的数字新闻往往采用采编播同步的方式，及时性的需求导致数字媒介的信息，有时候来不及把关就被上传到网络上和手机平台上，严重削弱了把关人的力量。而传受合一的特性，让传播者和接受者合二为一，直接削弱了把关的力度。
（3）道德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伦理问题
数字新闻在传播环节的媒介伦理问题与数字媒介的道德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如今，数字媒体的传播网络虽然已经遍布全球，但是迄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全球性的数字媒体网络道德规范，数字新闻传播环节急需与之配套的全新道德规范。对于不断出现的媒介伦理问题，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也十分不足。2014年10月29日，国家规定将在全国新闻网站正式推行新闻记者证制度，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网站采编人员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规范数字新闻媒介从业者行为，但是为了彻底解决媒介伦理问题，需要的是一部统一系统的数字媒介法，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随着数字新闻传播环节伦理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数字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的新发展，加强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建设已经是当前媒介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从业者、行业和社会等多方面入手。
（1）加强数字新闻从业人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指的是运用媒体和技术信息的熟练媒体技能。现今社会的媒介伦理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媒介从业人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所致。作为数字新闻的从业者，不但要具备传统新闻从业者需要拥有的素养，还有掌握更多。不但要加强增强信息的选择、甄别和加工能力，还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掌握最先进的数字新闻技术，不断地自我提升，满足数字新闻的媒介要求。
（2）完善数字新闻行业自律
数字新闻传播环节的伦理问题多发与数字媒体的行业自律缺失有很大关系。数字新闻相比较传统新闻而言，是新产物，相应的媒体自律信条、媒体自律组织等都不健全。传统新闻的媒介组织例如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侧重于传统新闻，对于数字新闻领域的监管和约束十分有限，所以，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组建数字新闻自己的媒介组织，制定适应数字媒体的行业自律条例，对于完善行业自律，解决数字新闻的媒介伦理问题是非常紧急和重要的。
（3）加强数字新闻的法治建设
数字新闻的传播环节之所以成为媒介伦理的重灾区，与其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2014年10月29日，国家规定将在全国新闻网站正式推行新闻记者证制度，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网站采编人员纳入统一管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真正解决媒介伦理问题，要制定一部数字媒介法律，这部法律应该具体规定媒介伦理的失范行为，并明确相应惩治，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约束数字新闻从业者的行为，解决媒介伦理问题，从而净化传播环境，提高数字新闻的质量。四、结束语数字新闻传播环节的媒介伦理问题归根究底是因为它的“新”，变化越大，与传统媒介的伦理规范相差也就越远，管理起来也就越困难。我们需要认真从现实社会理清问题，在理论方面寻求解答，在实践方面寻求解决，综合社会各个方面考虑，
四、总结
第5篇
所有行业都是一种社会分工结构，而技术是这个行业结构中的一个“内容”①，决定着行业的合法性来源。我国传统文化行业体系形成于建国初期，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文化生产制度安排，表面看是专业型行政组织系统和资源配置系统，深层次看却是基于类型技术的社会分工结构。这种社会分工结构依赖于科技发展进程对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自然界定，使文化领域有别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而形成相对独立的范畴和话语体系；传统的类型技术包括的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文物保护等界定了文化领域的基本范围，并为文化行业制度即技术管理模式提供了“制度合法性”。由于类型技术能够为不同的文化行业提供明晰的技术边界，进而为文化行业的设计提供明确的制度性边界，因此在各个文化行业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界限和壁垒。类型技术构成了文化行业分工的先天规定性。从历史纵向来考察，农耕社会以人的身体技能为基础产生了绘画、雕刻、戏剧、民间工艺等行业，逐步演进并定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行业的基础。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使造纸术和印刷术得到改进和提升，催生出分工细化、规模生产的近代出版业，开启了纸质传媒时代。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电气时代，促进了近代音乐及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入了信息时代，促进了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产业等现代数字文化行业的兴起。传统文化行业架构的确立，得益于类型技术的标识功能。文化领域的类型技术与其他技术一样，其标识功能源于技术本身的工具价值。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既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核心内涵，同时也使工具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标识事物的标尺。人们根据工具来划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不同时代，也会利用舞台表演技术、声像技术、造纸技术、印刷技术、修复技术等作为工具标尺来标识演艺行业、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出版行业、文物博物馆行业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待文化行业的时候，大多把它看成组织系统而不是技术系统。究其原因，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显性规定，容易让人看到制度边界，而技术则是一种隐性规定，具有自隐特征。因此，外部观察者很难直接感受到隐藏在行业组织内的技术边界，久之则形成了“内容是本质、技术是手段”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技术类型所固有的技术范式构成了传统文化行业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技术的类型特征对文化组织进行标识和分类，形成了文化行业系统进行自我认同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基础，也形成了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在由技术范式划定的社会领域，人们在产品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内生出一种共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认同，进而形成一整套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独特话语系统，并逐渐凝结为一种团体和社会共识，即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由此，传统文化行业制度被赋予合法性。获得这种行业意识形态支持的文化行业体制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二、类型技术与平台技术是性质不同的技术体系，对技术管理结构和生产关系模式
具有不同的要求类型技术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功能互补的专业技术集合，是解决某一类生产和消费问题的技术模式。它能支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或产业链，如演艺产业、出版产业、新闻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类型技术具有技术轨道的特性，能够沿着既定的技术方向和路线不断自我强化。类型技术具有由技术范式性质决定的明晰的外部边界，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基于这种技术范式边界建立的文化行业系统，必须遵循技术轨道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和功能。平台技术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平台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资源，体现的是技术资源互补和对现有技术资源的统合，是对类型技术的集成创新。②平台技术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特征，可以为任何开发者的创建应用提供基础服务。与类型技术不同的是，平台技术能够同时为众多产品生产线或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信息平台、数字平台和网络平台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平台技术构成了所有类型技术的“母体”。目前在文化行业领域，由云计算为核心的各种云平台构成的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环境。平台技术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通用性基础，因而具有包容性特征。从技术类型与制度结构的关系看，类型技术对应专业型管理结构，它与科层官僚体制有着良好的匹配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层官僚体制的日益普及和强化伴随着类型技术的日益精细化进程。平台技术对应网络型管理结构，它与扁平化管理体制有着较好的匹配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业已不需要叠床架屋的管理层级，管理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日渐明显。区分类型技术和平台技术的意义在于，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进程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渐进创新难以对传统文化行业制度的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它按照自身固有技术轨道的发展甚至可能强化传统行业制度。平台技术的发展则会对文化行业的根本性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体系本身是一种包含基础性制度安排与第二层制度安排的层次结构。③行业制度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更关涉所有制与产权制度，因此是一种基础制度。技术创新（如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基础制度创新（文化体制改革）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紧密联系。类型技术的渐进变迁一般难以推动行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平台技术的发展创新将会对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强大动力。
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消解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合法性
在技术与制度关系框架下，平台技术与类型技术对管理系统创新的影响和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发展在创新层次上主要属于第一个层级的渐进性创新，而平台技术则属于第二个层级的质变性创新。渐进性创新体现为技术系统的积累式变革，一般不会伴生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观念的重大变革，其影响也不会超出由技术范式划定的行业范围。质变性创新则是基于信息技术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变革，不仅有观念上的突破，而且伴有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并引发产业结构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其影响范围将远远超出行业本身，渗入到所有行业（包括文化行业）和社会生活。因此，平台技术的创新不仅影响类型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影响到行业意识形态的演变。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将重建类型技术的范式并改变其技术轨道。信息技术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单向发展轨迹，使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从各自的专用技术平台转向非专用平台，从窄带要求转向宽带要求，实现了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基础上的产业融合。④同时，数字技术对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传统技术进行冲击并融合而成数字表演、数字广播、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数字文物遗产保护等技术，逐步向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具有兼容性和通用性的方向发展，构建了新型的内容产业，从根本属性上抹平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技术类型特征。美国斯坦福大学罗兰德•格林（RolandGreene）教授通过对全球诗歌现状的调查发现，数字化已经改变了诗歌的定义：“诗歌的媒介载体早已不是印刷物或舞台表演，而是建构在数字化王国中的媒介手段”⑤。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创新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在重建类型技术范式的过程中，逐步消减了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身体表演技能、造纸和印刷技术、电子成像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四个递进阶梯。不同的技术类型具有不同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形成不同的文化行业或文化市场结构的“势能位差”。这种技术类型之间阶梯递进的特征，在文化消费上即体现为审美替代效应，即高一级技术产品对低一级技术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如电影对戏剧、电视对电影、数字音乐对模拟音乐、电子书对纸质书、网络音视频产品对传统音视频产品、移动终端对互联网终端，高技术产品对于低一层级产品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因而也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高技术行业逐步替代和覆盖低技术行业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类型技术的自然逻辑进程，它赋予类型技术新的技术范式，为技术相对落后的文化行业超越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提供了可能性。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是一家经营演艺产品的公司，在技术谱系中本身没有先天的技术优势，但它借助于信息技术建立了全球资源配置系统和演出营销系统，这使它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演艺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漫画出版业在苦苦挣扎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进军移动终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漫画书通常在报刊亭和书店销售，随后逐渐向专营店转移，此后陷入近30年的萧条期。2009年，出版商comiXology公司借数字革命（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东风吹开了长期笼罩在头顶上的阴云。从2009年至2013年6月，通过comiXology平台下载的漫画数量已达1.8亿，其中最近6个月的下载量达8000万次。comiXology的成功是数字漫画市场爆发的一个缩影，该领域的交易额已从2011年的2500万美元攀升至2012年的7000万美元。数字技术大大改变了漫画出版业的发展轨道。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能够突破行业壁垒，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形态要求。信息技术的平台效应模糊了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的边界，数字信息技术与戏剧表演、音乐、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物博物馆等实现行业间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诸多交叉性、互渗性的“蓝海”行业或领域，传统文化行业之间不再是行业边界清晰、技术属性专一、区别性产品竞争的状态，边界模糊、技术互渗、产品互补的新业态将使传统文化行业边界分割的技术壁垒逐步消减。文化行业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存在“物理隔绝”，但在虚拟世界中行业壁垒则被打破。数字信息技术世界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共存的“母体”，推动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尽管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他也承认，技术创新能通过提高市场潜在利润空间、降低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跨越体制鸿沟的力量，使传统的文化市场管理和企业管理方式失去效率优势，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和消解行业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为突破现在的行业壁垒提供体制外渠道。
四、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奠定大文化传媒行业的技术基础，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现了生产关系对文化生产力的能动性
一般认为，现实的科技结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上层建筑的结构方式，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⑦从文化领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发展历程看，基于数字和信息的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行业、文化市场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影响超越历史上任何技术创新，表现为一种质变过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平台技术特征，借助文化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进程对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提供了整合市场进而整合行业的基础条件。这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即突破小文化行业的管理方式、重建大文化行业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文化行业的融合创新进程。数字信息技术对演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物等类型技术的重建，不仅要求进一步完善行业架构技术创新的原有制度安排，而且要求确定一种全新的有利于平台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这种新型技术管理结构即是超越小文化行业体制的大文化传媒体制。大文化传媒体制能够适应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趋势。⑧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使基于行政性垄断所形成的障碍逐步瓦解，引起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的移动和淡化。市场一体化力量的扩张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缩减，瓦解了文化部与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广电行业、国家文物局与文物博物馆行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国外市场上的“自出版”行为即是明证。“自出版”突破了政府设置的出版体制壁垒，创造出作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的“P2C”（ServiceProvidertoCon－sumer）模式。统计数字显示，在电子书阅读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自出版”图书，排名前50名的图书中，“自出版”图书也达到11种。⑨“自出版”现象事实上已经超出传统的行业管理范围。大文化传媒体制应当是一种生产效率型体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管理经验可供借鉴。通过东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的“行业”实行以生产主体—市场主体独立性为基础的“果型”或“果树型”联结方式，中国则实行以行政管理为骨架、直属文化单位内化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树型”或“树果型”联结方式。⑩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以呼唤大部制为基础，以生产效率为导向设计管理流程。建立大文化传媒体制，首先需要将业务相近、管理重叠的多部门合并，建立管理结构上的大文化部制，并用具有大文化观念的“文化传媒”话语代替传统的“文化、广电、出版、文物”话语。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的原则，形成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的职能管理流程，规避传统行政职能分工中常见的“帕金森现象”和“孤岛行为”輯訛輥，使政务流转从繁杂的纵向管理与横向联系中优化为深度的内部有机衔接。
五、简要结论
第6篇
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文本”，若没有受众的“阅读”（接受）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信息文本本身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需要通过受众的参与来完成传播的过程。要想信息文本有意义、有效果，最重要的是要让受众“阅读”、“观看”、“收听”、“浏览”。受众日益成为媒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各个媒体都把受众的需求摆在了首位。无论是报社、电视台、广播局还是网络媒体在电视节目的制作、编排，新闻报道的策划，提供平台来让受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提高媒体的收视率、收听率和发行量等等。接受美学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那就是在传播新闻信息时有意留下想象的空间，给人们留下思考的余地。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某种不确定的隐含意义，这些不确定性使阅读过程遇到很多空白点，正是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主体意识，使这些不确定性得以确定，空白处得以补充，从而使文学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换句话说，受众不只是新闻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新闻的者，受众对于自己所接受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并加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信息被重新整合，被受众解读过的新闻文本再次参与到传播过程中。重复性的传播加强了新闻传播的效果。所以，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受众不仅仅是其要争夺的市场，同样也是其壮大的隐形员工。只有受众对于新闻文本的接受，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所以，研究和满足并最终利用受众是媒介未来发展的必然途径。
二、受众在传媒中的垂直分化
不同的文学作品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进而导致读者的分层。对于传媒学的受众来说，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都不甚相同，所以要想满足不同的受众，就必须细分市场。通过接受美学的启发，要想让自己的传播取得理想的宣传效果，媒体都要努力去适应受众的需求，因为受众是积极主动的信息追寻者，他们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寻找各种各样能满足自己的信息。一般来说，要想满足受众的需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满足不同受众群对传播的不同的需要；另一个是满足单个受众对传播的多样的需要。作为主体化的群体，受众是由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地位以及道德修养、兴趣爱好等各式各样的社会人构成，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从而使得这个群体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就新闻报道的内容来说，不同层次的人对新闻需求有共性，同一层次的人也对新闻需求有差异性。这种共性和个性形成了受众对新闻需求的多样性。过去的雅俗共赏的节目类型已经不再适应受众市场的发展，受众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多的态势时，就需要对自己的受众群进行重新定位，根据自身节目的特点，抓住核心受众，挖掘潜在受众。
三、受众对媒体的期待视野
第7篇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发生了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媒介向媒体转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发展，传播学也被纳入整体的现代化体系之中，书籍、杂志以及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的广播、电视都进入了大众化时代。传统媒介的传播被大众传播集团的话语整合，媒介被媒体所替代，大众传播媒体在自身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取得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同时也生产了大众媒体环境下的文化。
大众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将政治意识逐渐渗入其中，以信息生产代替了知识的生产。在这样的背景中，书籍和杂志并没有消失，原因在于他们在大众传播时代将自己的媒介属性嵌入大众媒体之中，倚重自身的媒介特点，放大自我气质的优势。传统大众媒体在时间、空间、主体、内容等方面对书籍、杂志等媒介的话语进行了冲击，但是当文字媒介的媒介属性不能被完全替代时，它们就可以在媒介偏向的领域维系自身的影响力，并通过与大众媒体以拥有的共同媒介气质为依托进行融合，进而扩大影响力。如今，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面临第二次转向，这次转向的发生是新媒体的出现所倒逼而生的。新媒体在时间、空间、主体、内容、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上都已经突破传统媒体建构的神话。
传播主体已经由传播集团扩展到了每一个个体，话语权的集中程度已经瓦解，传受方式不再是一方占据强势地位，互动性和主动性都在技术的支撑下空前增强，受众的注意力得到重新分配，传统媒体所建构的传播秩序也已经发生动摇。此时，被传统媒体话语整合下的媒介属性再次浮现出来，凡是能够传递信息、承载文化的媒介都成为新的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传播学需要将视野放到更大的范围中去，把关注的对象由媒体再次转向媒介。这也是新传播环境中提高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二、打破局限
传统媒体探究提高传播影响力应突破被局限的视野，从恢复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和传播秩序的探索中解放出来，进入更加广阔的视野。新媒体一方面部分延伸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又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传媒组织结构上的界限已经渐渐模糊，往往出现相互交融的情况。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媒介上可以回归到传播学媒介研究的本质上，提高传播力的途径也会更加多样。因此，回归媒介成为传播研究对象是提高传播力的最有力途径。所谓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电子技术支撑下诞生的广播电视对于报纸杂志来说是新媒体，如今的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对于广播电视来说是新媒体，总体而言，就是由于信息传播的技术支撑发生变化导致的媒介性质在时间、空间、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上发生改变。对此，提高传播影响力应该走在媒介技术发展方向的前端，运用新媒体亦即新媒介的优势思维来充分发挥自我气质。
第8篇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谓之为“新”。在网络信息时代，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新媒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技术的魅力和力量，进而为人们所推崇。在高校，新媒体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流行。当前，为提高思政教育、红色文化教育乃至区情教育的有效性和师生参与度，高校纷纷应用起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技术比较敏感的高校进而还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推进校园媒介的跨界融合，借助移动传播、网络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加快校园媒介融合的战略布局。高校新媒体传播主要还是停留在工具层面的应用上。在应用化操作层面，高校更多的是集合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网络终端的优势，按照“整合资源、整体覆盖、整校推进”的路径开发社交平台，网络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期望实现校园传播的无缝对接。其中，客户端通常分为电脑客户端以及手机客户端，电脑客户端主要基于windows、MAC、unix（linux）三种主流电脑操作系统，手机客户端基于android（安卓）、ios（苹果）、windowsphone（微软手机）、Symbian（塞班）等系统。此类客户端以及微博、微信等媒介的推广应用是高校在新媒体浪潮中或被动或主动的一种行为。但随后人们发现高校新媒体并没有显示出无往而不利的局面，技术高地并不意味着良好的结果产出。事实上，如果只注重技术，没有师生的广泛参与，没有用户的极速顺畅体验，没有去中心化的思维，校园新媒体则会流于形式，只剩下空洞没有反馈的呆板宣传符号。只有开放、互动、快速迭代，符合校园年轻人体验的媒体才能得到广泛响应，凝聚了校园自媒体、校园拍客、播客、创意者的传播符号才能凝聚人气，积累用户。
二、互联网思维在高校新媒体传播中的运用
（一）用户思维：先圈住师生群体，再谈内容传播
工业时代，我们强调围绕产品进行流程再造或者销售推介，这是一种以产品为导向的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高校就是学校定制好所谓的“学习内容”进行思想教育或者红色文化的传播。即便高校在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也强调依据学生反馈，从而修正教育模式或者传播模式和技巧。但这里面潜在的逻辑还是有好的内容就会有好的结果，还是以内容为王。这和工业化思维是一个版式———围绕产品而不是用户去进行整合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更加透明，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人都有麦克风”。新媒体具有互联网式的全景观和距离感，“全连接和零距离”的特征要求高校新媒体传播的思维模式要与之呼应。高校不仅要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实现“以师生为中心”的观念转变，更重要的是让师生参与到新媒体传播的每一个链条，集师生之智，从新媒体传播内容的选择、整合、推介到区情教育的线上线下互动尽可能地让师生卷入到新媒体传播当中。积极卷入到高校新媒体传播体系中的师生，已经模糊了传者与受体的界线，同一个议题在新媒体的互动中不断深化和夯实，使之有了立体感和即时性。这种传播模式让师生与新媒体之间的粘性不断增强，媒体的社会也进一步拓展。师生群体不仅参与，而且不自觉地成为传播中的一分子，“粉丝经济”开始呈现。师生群体已经在新媒体的环境中内化为一个或者多个社群，圈住了这些社群也就圈住了用户，从而内容传播水到渠成。校园思政工作者可以尝试把利用和培育大学生和高校教师用户粘性作为最核心的基础，从一种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出发，巧妙融合社交媒体来整合高校传播链条，完成理论宣讲、舆论引导阵地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构建。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桂电在线”、“微博协会”、“数字海棠杂志社”等8个新媒体社团十分注重校园热点的响应速度，满足学生的需求和用户体验，极大地颠覆了传统校园媒介反应迟缓的弊病，每到学生就业招聘时期，手机客户端向每个用户推送招人单位、要求等学生关注的内容，当学生还在家过春节时，学生的个人课表等教学安排以及开学提醒就发送到了学生的手机，结合现代科技提高了学生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二）平台思维：开放共享，再造新的高校媒介传播生态系统
大多数高校拥有校报、校园广播、电视台、校园主题网站、橱窗板报宣传栏等传统媒体，通常思政宣传、新闻播送的采编流程是采集素材、编辑校对、传播输送这三大步骤，校园传统媒体包揽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两大环节。当APP、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后，校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了媒介融合，在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有了更多新的模式。作为受体的学生很多时候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区情教育、校内外热点新闻的内容生产者，实现了媒介传播的流程再造，其模式为师生生产内容———全媒体校园平台整合传播———更多的师生消费内容。在这个框架之下，内容的生产重心出现了转移的倾向。校园新媒介的平台思维，即高校自身搭建的连接师生的媒介网络不强调该网络化平台本身的价值，而是专注于提高该平台对师生的吸引力，最终该平台的价值是通过满足师生对资讯的需求来体现。当平台成为“新的生态系统”的时候，很多师生就聚集在该媒介平台上，平台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教育等功能。新媒介只是该平台上的若干插件，根据需要进行插件的取舍，进而进行思政教育或者整合传播。比如，顺应新媒体而开发的中国高校校报展示平台目前有上千家高校在平台上注册，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文化、校报形象的展示与交流。该平台能够自动生成手机报，让苹果、安卓手机能够随时随地、原汁原味地阅读校报。平台有电子邮局，能够将高校报刊同步自动免费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校友、领导、家长的邮箱里面。此外，中国高校校报展示平台与新华通讯社官方网站教育频道、人民日报社官方网站教育频道显著位置进行了相互链接，其中展示的报刊能够通过新华网和人民网进行浏览与阅读。这无疑是一种开放理念上的突破。目前，高校打造的新媒体平台多是以全媒体平台的格局展现，全媒体平台不仅反映了新媒介的技术通道，更多的是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道，以开放共享包容的态势，投入到传播渠道上来，主要表现为不断延伸媒介的触角，优化访问速度和反应时间，提供不断迭代的软件功能，创造新的资讯共享方式等。在免费提供服务的基础上，吸引庞大的用户基数。通过师生用户的群体性汇聚，构建新的媒介生态系统，从而在其中进行隐性或显性的思政教育。
（三）跨界思维：协同创新，新媒介传播的路径选择
新媒介之所以新，不仅体现在技术的新，更是给人们提供了多角度、多视野考量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高校媒介的协同创新正是在跨界思维之下进行的交叉、跨越。新媒介在发送迅捷、数据驱动、热点扩散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但在深度研讨方面未必比传统校园媒体来得扎实。因此，新媒介传播的路径选择上并不是要完全摒弃传统校园媒体，而是要寻求两者融合之道。高校管理者和媒介研究者也发现，大量的师生在校园文化传播过程中经常是自发创造话题，提取新闻热点，然后发散状传播。这无疑是自组织的传播行为，但当这种内容发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影响传统媒介对内容的跟进。因而，要取得稳定和宣传的效果，高校媒介机构要在线上主动参与新媒体自组织，线下利用传统校园媒体对事件进行宣讲，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传播局面。这是基于新技术支撑的结果，这也是新旧媒体融合过程中的协同创新，各种互动模式是师生潜在诉求的集体释放。在某种层面上，新媒介在高校的广泛应用不仅是技术的选择运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嬗变。新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交相呼应，互为补益渗透到高校理论宣讲以及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三、结语
第9篇
（一）微信可以免费通讯免费是吸引微信用户的重要一点，国内的通信市场一直被几家巨头公司所垄断，一系列不合理的收费模式及通讯费用导致国内手机用户的无法安心使用。微信的应用，在很大程度满足了用户目前的需求，智能手机用户只需要少数流量就可以随时找人进行聊天或视频。由此看出，微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高额的长途费用、漫游费用的障碍，跨越运营商，微信多数免费的服务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手机通讯手段。
（二）弹性社交模式弹性社交网络最早由美国的color公司推出并应用，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网络概念。该网络模式与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网络的SNS不同，弹性社交打破了传统稳定的社交模式，具有社交的变化和不稳定性的特征，使用户可以在相同时间、空间内、话题展开交流。弹性社交作为社交网络及通讯设备发展的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即时性、移动性。微信基于该关系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好地开发了弹性社交、微信中有摇一摇、漂流瓶、扫一扫等相关功能可以创建弹性社交网络，通过上述功能，微信用户可以达到随时随地与附近的人创建临时交流网络，同时该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会根据自身位置的改变而变化。这种弹性社交模式为微信使用者提供即时、方便、活跃的社交氛围[3]。
（三）延伸用户沟通的深度和宽度微信公众信息交互目的是与用户产生互动，通过对话等方式获取用户文字和行为背后对于信息真正的所需，尽可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其中的核心即是交互服务。人工服务需要一定成本，智能交互可以作为初步的记录。微信公众服务中，智能的语义交互匹配是关键，它是将高频率重复的用户交互对话工作，智能语义分析梳理，通过机器学习逐步丰富语义库，正确地应答用户一切需要的内容。[4]交互积淀和产品体系化深入理解，多维度的功能触发和嵌入，均对用户沟通的深度和宽度有显著的延伸。同时微信平台也显著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信息消费习惯，从之前的传统媒介中逐渐转向新媒介，并越来越热衷于发现新闻，讨论新闻。
二、微信对传统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影响
（一）微信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2013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设了央视新闻频道公众账号。当时，中央电视台采用《新闻联播》对这个账号进行初步推广。一天之内，央视电视台的《央视新闻》微信粉丝上升为11万，网络后台接收到11万条的留言回复，这一现象的出现充分验证了微信巨大的发展潜力及用户能量。从此，央视的多数新闻操作方式也进行了改写，央视运用微信账号对所要广播的新闻采用快速滚动的模式播放，也推出实时进行现场直播的模式。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地震寻亲、救灾节目时，把二维码放置在电视的屏幕上，当时只播放一个小时，用户就达到10万多人。中央电视台传统的节目播放形式属于单向播出模式，开通微信账号之后，新闻信息也成为可以互动的模式。2012年，腾讯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节目组协力合作，为用户提供一个包含微信、微博、QQ等网络产品的互动平台。其中，微信成为该晚会收集用户信息及观众互动的主要渠道。央视新闻节目组的微信负责人提出，微信用户的评论质量远远高于微博网友的评论。电视通常集中于较为封闭的系统之内，因此没有相应的互动性。我们必须采用微信的互动优势，改变电视观众的对传统传播、互动模式的看法，达到与电视节目内容互补的效果。微信由于具备强大的互动性能，被评价为天生适合广播的新媒体产品。目前，多数电台都采用微信实现节目信息互动。其中可以爆料路面突发的新闻线索：例如，听众可以随时随地采用微信语音功能爆料车祸的相关信息，导播审听之后及时切换到节目中进行直播。车祸现场的微信用户的描述通常比没有赶到现场的播报员了解得更加详细、叙述更加生动契合实际。可以对不同的节目进行互动，可以对新闻进行评论、分享身边的趣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广播节目的形式及其内涵。推行微信软件之后，导致媒体的生产作业也经历了一定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媒体的传播效率。
（二）微信拓宽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平台微信的使用受到媒体的追捧和热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从微信设计方面来说，微信的功能满足了多数媒体的需求。目前微信拥有近中国人口一半数的用户，且传播方式是点对点，比较安全。过去，多数用户采用浏览网页看近期新闻，现在，多数用户观察新闻的需求由网页转移到微信之上。手机WIFI网络的使用及手机功能化的越来越强大增加了微信用户的黏性，改变了微信只是用来聊天的作用，很多人用闲暇时间搜索微信公共账号并进行阅读。微信用户可以获取比网页更加准确、及时的新闻信息，同时可以了解该事件的有关背景及其预测信息等。特别是某些质量高的文章，极易作为微信用户当天探讨的热点，并作为人们在微信日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用户可以把媒体的文章转发至微信朋友圈中，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着微信朋友圈的发展。
（三）微信加强了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传统媒体采用微信进行客服服务，运用聊天、解答问题等互动模式加大与观众的联系，把普通的关系模式发展成为强关系，进而取得更大的价值。多数媒体采用微信进行线下活动，首先在官方微博上公布征集建议，组织相关的活动，之后运用微信传声功能让多数微信用户参与其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未参与其中的人，进而提高媒体的影响能力。如今的很多年轻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阅读浏览电视节目等，家里的电视已经到了基本不开的地步，用微信吸引观众应该是电视发展的方向。从电视媒体方面来讲，可以让主持人及明星与观众展开微信互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吸引更多的微信用户关注节目相关信息。
（四）微信平台的应用使受众群体趋于年轻化在当地，国内、国际、体育、娱乐，六大证券报类别，查阅报纸和电视都是与年龄呈正相关的比例，也就是说老年组有较高比例。换句话说，越是年轻的人越少使用传统媒体进行阅读。使用频率的依赖关系上，社交媒体内容应该与使用者的年龄之间，呈显著的相反关系，更多的是在年轻的年龄组，使用比例较高且依赖性越强。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报纸、电视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微信等社交媒体增强，也就是说，社交媒体正在取代报纸电视的新闻传播功能。微信这个消息通信平台，将改变传统的新闻形式，如记者，编辑和其他编辑规则，由新的评价系统取代将建立自校正的权威和多角度的信息。
（五）微信对电视的影响大于对报纸的影响调查数据的Logistic分析发现，虽然说使用现代化新媒体的人群已经很多，但是对报纸在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股票新闻等6类新闻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微信使用也只在娱乐新闻上对报纸有显著性负影响。但对于电视来说，现代化新媒体使用在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和娱乐新闻上有明显负影响，而微信使用频率会明显降低电视在本地新闻、娱乐新闻和证券新闻上的使用比例。相对于电视来说，报纸反而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比较小这一种奇怪的现象可以从受关注人群的不同来解释。从现在的报告数据上看，报纸普及率比微信高，两者差异也很大，也可以说，两组重叠的关注程度不高，这是报纸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受众的分化。相对而言，虽然报纸和电视观众的结构类似，但对报纸来说，电视观众的人群应该更多，电视和微信等现代化新媒体有一定的重叠，仍然处在竞争和分化状态。对于该问题，还需进一步验证。
三、结语
第10篇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文化；呈现
1.新媒体及传统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认识与接收，新媒体艺术借助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以新的视觉经验、新的沟通形态与互动方式扩展了人类的审美体验，改变着艺术作品形式。传统媒介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也开始借新媒体的发展，走上互相融合的道路。
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大量的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为现代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展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传统文化作品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上，如口传故事、自制年画等。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新媒时代”，构成了当今媒体艺术的新亮点。动画、电影、微信、游戏……不知由于新媒体成了各类信息汇聚的海洋，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资讯，还包括各种社会思潮的激情碰撞，和不同阶层群体各类诉求的自由表达等。与此同时，人们只需拥有一个终端平台并掌握一定的操作技术，便可轻易实现对这些海量信息的共享。如何将新媒体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网络性、非线性、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在传统文化作品中呈现出来，从而带动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发展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如流行的微新、SNS 等社交网络中的不断分享与转发的功能实现作品的快速传播，这种互动体验性是新媒体的重要一点。现在随着3G 手机越来越多的出现，出现了用手机拍摄的作品。
新媒体艺术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中国新媒体艺术不同于西方是在纯科技背景下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跟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用最直接的观察方式来关注他们周围的普通人，用新媒体作品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给这些普通人带来的变化。而中国新媒体艺术一路走来，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理论家、艺术家和不同门类的艺术学科相互不联系，没有形成多学科、复合型的研究。
2.国内外研究分析
在美国，新媒体课被作为培养公民的重要手段而引入教学。美国教育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托克利说：“电影可以培养孩子的全球意识。”在日本，上世纪末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兴起了利用电影进行教育的新方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国、加拿大、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学校，都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欣赏科教片和动画片。
与国外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较少把新媒体作品作为重要载体服务于传统文化普及，同时较少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进行有机结合。
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解读和思考。从新媒体研究的方向上看，主要有从艺术的数字化角度和数字技术的运用两方面进行研究，如：陈念群的《新媒体创意艺术》、陈小清的《媒体艺术与设计》、汪代明的《新媒体与艺术发展》等。对于新媒体艺术特征的研究，如郑刚的《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邱晓岩的《数字媒体艺术的新美学特征》等。
西方的新媒体艺术兴起较中国早了半个世纪之多。上世纪70 年代，西方许多电视台开始尝试接纳具有实验性的录像艺术作品，探索新媒体艺术作品呈现。如：录像艺术家彼得・ 坎波斯在1973 年创作的《三个转变》中运用分色影像合成等手法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复合效果，如用手把五官抹去、穿透身体的手。
国外关于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格劳（Grau0.）著，陈玲译的《虚拟艺术》；（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几乎可以说是当代新媒体艺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了当代艺术理论研究者公认的经典之作。
从现有的资料看，学术界涉及新媒体艺术的专著和论文，新媒体、传统文化是分开来进行研究的。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做详细的分析研究；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应用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
中国长期把媒体作品创作当成特殊的精神产品，不少作品的内容也往往是简单地去表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造成了教育代替了娱乐、刻板代替了幻想。这是国产艺术作品得不到观众青睐的主要原因。
而外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去刻意强调意识形态，而是将有关民族、国家、时代、社会等意识形态的主题内容，尽可能地柔和在作品中。而作品所表现的是全球观众均可接受的挚爱真情伦理美德，也就是说，拆除了东西文化的隔阂，沟通了全人类的情感。
现有的新媒体研究大部分是从传播学、叙事学、文化学的角度去考察新媒体的艺术特征、表现形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较少将传统文化放在“新媒体时代”下进行研究。把传统民俗文化放置在“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中，区别了以往的研究角度。而且是从“新媒体时代”的角度下去探讨传统文化艺术特征和呈现形式。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工作室、动漫公司联合探索性创作具有新媒体作品，传统民俗文化不单纯的是说教，可以是动画，可以是电影，甚是可以是人们可以参与其中的游戏。
1）充分利用新媒体自身优势从计算机应用、网络媒体、移动通信、虚拟现实4方面，将传统文化呈现出来。
2）探索建立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文化表现体系
新媒体应用只是传播的载体，而不是目标。通过实地采风获得直接信息，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对民俗文化特征进行归纳；其次通过对民俗文化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其应用实质。建立起一个现代新媒体艺术特有的美学体系，引导和规正大众的审美品味，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4.应用价值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艺术呈现出新的特征，我们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实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艺术研究应该把视角放到“新媒体”领域中去，而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和技术艺术的范围内。新媒体是与新的传播时代相对应产生新观念、新范畴以及新的艺术表现特征。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总结“新媒体”特征下的传统民俗文化呈现特征，为有效的创作“新媒体时代”艺术作品提供帮助。
现在有不少地方民俗文化后继乏人，急需培养传人。对民俗文化的广泛普及，就能培养某些孩子对某些民俗事项的兴趣和特长，从而为培养地方民俗文化的传人，培养地方民俗文化活动的关注者、参与者，奠定较为广阔的人才基础。这正是提升地方民俗文化的创新力所不可或缺的。
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无时不在对现代人发挥着作用，传统文化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因此，我们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助于推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新媒体作品呈现通道的研究，找到行之有效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创作方法，形成较为完善的创作思路，真正为传统民俗文化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王建军.浅析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地位[J].艺术品鉴.2016（04）
第11篇
从发展速度上看：传统的电视传播由无线（微波）传输、有线（光缆）传输和卫星传输三种，收视对象是接收终端———电视机前的观众。资料显示，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实验开播到2014年，经过56年的发展，中国有4亿个家庭拥有电视机，城市每百户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已高达140台，拥有8.8亿人口的农村家庭电视机普及率也达到95.2%，全国观众总人口数达10亿人以上。反观新媒体的发展则迅猛得多，以互联网为例，从1994年到2013年6月，短短的二十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91亿；而中国智能手机从本世纪初引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2013年，智能手机拥有量大约是5.8亿部；微信平台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到2013年11月，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从信息接收方式看：电视观众接受信息是靠电视机完成，受制于固定的有电视机的场所，而手机的使用者不受制于任何场所，不管在哪，只要有信号，就可以从微信、微博、短信中接收到信息。
从影响力来看：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依靠高科技的支撑，具有信息便捷、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即时沟通、成本极其低廉等优势，其影响力至少已基本达到了与电视传播不相上下的程度。不难看出，电视的受众规模依然是庞大的，然而，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用户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因此，保留传统的传输方式，巩固已有的受众群体，利用新媒体开拓新的传播渠道，覆盖新的受众群体，让电视新闻融入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多样化是当下的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保证电视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努力方向。
实现电视新闻传播的多向化，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其一，把电视节目整体放到互联网和手机上，如手机电视和中央电视台所办的CNTV，让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成为电视新闻受众。其二，将电视新闻节目按板块、栏目建立起微信、微博平台，跨操作系统平台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如辽宁电视台的知名新闻栏目《新北方》《新闻正前方》等。其三，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平台依靠技术支持实现多重、多向传播。当电视新闻到达微信、微博平台后，接受者又可以通过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将微信、微博的精彩内容分享给好友及朋友圈。传输方式的多渠道，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多样化，而传播的多样化则改变了受众获取电视新闻资讯的模式，新闻资讯获取的平台从以往的只能通过电视机变为既有电视又有新媒体，一大批不待在电视机前的新媒体拥有者（特别是15岁-34岁的年轻群体）也成为电视新闻的受众。并且，由于新媒体渠道的扩展，使得传播者能够借助新媒体渠道为所有的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实时化、共享化，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资讯。
二、利用新媒体使电视新闻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交流
第12篇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第13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 新媒体 转型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谈一下媒体的融合问题
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学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我校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二、学校要进行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学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第14篇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形式的变化
（一）传统的平面新闻媒体转向数字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新闻的传播形式也由平面新闻向数字化新闻转变、据调查显示，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读者对报纸的浏览量在逐年递减，而网络和电视等数字媒体的使用量却在不断上升。与传统的平面媒体相比，数字化的新闻浏览起来更加的方便，且新闻的更新速度也大大加快。除此之外，读者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和其他读者进行在线讨论和交流。
（二）动新闻的出现
所谓“动新闻”就是在文字和图片的基础上，向新闻中加入一些视频或音频来给读者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感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动态新闻属于整合性的媒体，即集多种形式的媒体于一体。动新闻的出现也饱受争议。部分政府认为动新闻很可能会对读者带来二度伤害，并要求媒体在使用动新闻的形式报道时，要对暴力、等敏感内容加以标识，以防止未成年人阅读。而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其约束过多，媒体应自行把关所报道的新闻尺度。虽然动新闻的出现饱受争议，但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动新闻会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未来一定会得到传媒受众的广泛认同。动新闻一旦得到普遍认同，其发展空间将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可以影响和改变以后新闻媒体的发展方向。
（三）微信和微博等新媒体在新闻的传播中占主导地位
在众多的新媒体中，微博和微信在新闻的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几乎所有的公众人物、公司、机构和政府都有属于自己的微博和微信。并且他们在微博和微信上会及时自己的动态信息。其他一些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很多都是通过截取微博和微信截图来进行报道的。微信和微博之所以在新媒体的新闻传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其可以通过手机来和浏览新闻，给新闻工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了较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更加的平民化，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账号来和转发各种信息；还有就是微博可以将所有的时事热点很清楚地展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并且热点会二十四小时不断更新，有利于读者时刻关注社会的热点信息。
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形式的特点
（一）新闻传播量大，传播速度快
于传统媒体下新闻的传播形式相比，新媒体下的新闻传播形式具有着其特的优势和特点。首先，其新闻传播的信息量巨大，这是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而且媒体可以随时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信息，将最准确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其次，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速度十分迅速。读者可以随时在线转载，其传播速度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是成百倍甚至是上千倍的。
（二）具有较强的互动性，使得新闻内容更加的全面
上文已经提到过，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个读者在浏览完新闻之后可以在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新闻的编辑工作只是通过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新闻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只代表了参与者的态度。读者浏览完之后，不仅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还可以浏览其他读者的评论。有了读者的评论和看法，整篇新闻就更加的全面和具有代表性。
（三）对新闻编辑人员的能力要求高
首先，新闻编辑人员需要分析和评估新闻的价值量，这对编辑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编辑人员要想具备以上素质和能力，就必须从国家的方针政策、经济文化、法律法规和生活等各个方面来学习和培养。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编辑人员除了要具有基本的编辑能力之外，还要具有更高层次的排版和作图能力以满足读者对视觉效果的需求。最后，还要求编辑人员具有创新和质疑的意识。创新要求编辑人员编辑出内容和格式新颖的新闻来吸引读者的兴趣，而质疑意识要求编辑人员可以准确找出新闻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解决，以提高新闻的质量。因此，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应当加强对编辑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培养，使新闻传播行业能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和进步。
第15篇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新闻传媒趋向信息化、多元化、网络化、融合化，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复合型的特征，从而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化视角来反思过去，变革大学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传统培育模式，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培育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一、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每年春季或年底，各路新闻媒体到大学招募新闻采编人员，大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淘汰，败给法律、经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正渐渐背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来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①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哪里？他们的基本技能从哪里来？他们的后劲在哪里？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她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她立足于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技艺和形式中，更植根于肥沃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土壤里，而要让新闻传媒专业学生获取“源头活水”，在大学新闻与传播院系进行通识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正如武汉大学知名学者郭齐勇教授所言：“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②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称“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由人文教育发展而来。通识的“通”是指“融会贯通”，即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培养开放融通的思维，能够从开阔的、跨学科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不同文化和学科间的沟通。③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倡学习西学，中西兼融。他把“中学”（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体”，即作为基础和根本；把“西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作为“用”，即作为实务、实用之学。其实，通识教育和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关系亦如同“体”和“用”的关系，即通识教育是新闻传媒专业的基础和源头活水，是为“体”，新闻传媒专业则为“用”，即职业实用、工具技艺之学，是为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安身立命之基。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变革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培育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二、怎样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
在目前的新闻传媒教育中，培养“历史的记录者”“社会的守望者”“文明的推动者”已成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理念。为此，新闻传媒教育正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技能训练向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转变。在加强知识基础、拓宽专业口径、文理渗透、强化应用的教改思路指导下，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成为新时期传媒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新闻传媒教育指导思想是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呢？
1、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
全球化首先向中国新闻传媒教育提出的挑战，就是培养目标的挑战――迫切需要新闻教育加紧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懂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造精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够合理，层次欠清晰。我们认为，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实力和特色，在培养目标上不必求“一律”，更没必要一哄而上，盲目拔高。但是，对于处于“第一世界”（新闻学科基础良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媒学院，如人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宜以《2005北京共识》为参照系，强调通识教育，偏重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如培养专家学者型、经营管理型和媒介融合型、传媒策划型人才。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确立了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新闻专业为核心，国际性、实践性、基础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比较合理。对于处于“第二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如上海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宜结合本校特色，以通识教育为基座，培养复合型、职业技能性人才；至于其他新成立的“第三世界”非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院系，宜培养专业型（如体育记者、军事记者等）、技术型、实践应用型的人才。对于有博士点、硕士点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中应有级差，至少有高端、中端和实用的区别。
2、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新闻传媒教育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闻教育事业需要的教师队伍，“既需要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也需要拥有跨学科背景知识；既需要了解专业的理论体系，也需要掌握实务工作的方法；既需要了解人类的经典文明知识，也需要洞察前沿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也需要清晰地了解世界的前沿动态与趋向。”④具体而言，从以下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或有效果。一是引进和培养通识教育课教师；二是高度重视、充分发挥高级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以名师的学术力量带动、提升现有年轻教师的科研水平；三是吸纳新鲜血液，从国内外引进科研水平高的高层次教师人才；四是从国内外引进有科研潜力、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硕士、博士、博士后或其他青年教师人才。五是学院派教师与社会业界师资的互动。目前，国内一些新闻或传播学院积极谋求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打破人事管理对师资的限制，引进业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教师潜质的人作专职或兼职教师。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5年拥有全职教师40人，来自媒介的兼职教师16人，兼职教师占31.03%。越来越多的新闻传媒院系教师与媒体轮换，使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
目前，新闻传媒专业课程以新闻传媒理论、新闻传媒实务和新闻传播史( 含外国新闻史)三分法的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骨干的课程体系。但这种课程设置模式过于强调新闻传媒专业自身，基本属于在新闻言新闻的课程架构。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忽视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利于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我们需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通识与专业并重的课程比例结构；二是设置通识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优化课程结构；三是课程设置的内部构成――以“经典原著课程”为主导；四是新闻传媒专业课程的优化。
4、“经典原著（选读）”课程教学的传统与变化
中国的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改变，改变概论（原理）+通史（专史）的泛通识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讨论古今中外的原著经典（尤其是元典）为主导的“核心课程”模式。在通识课的设置上，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这些的通识课程居主导地位，不直接让学生读中西方文明史上和各自学科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难以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通史”的泛通识模式，是以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经典原著为“议程设置”（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名词）的。事实上，概论、通论、原理、通史等只是一些专家学者嚼过的馒头，是转述的二手材料，以此来填鸭式地喂养学生，会使学生养成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学生就丧失了思想的原创力，容易人云亦云。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应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及著作作为大学的共同核心课程，深入挖掘其精粹和核心价值，并以深度阅读和讨论、探究作为主要教学方式。例如中华元典“四书”“五经”，“前四史”、四大名著等。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像马列经典著作《资本论》（选读）、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美）拉里・A・萨默瓦等的《跨文化传播》，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等等。在新闻传媒通识课设置中，选读、导读这些经典原著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要让新闻传媒院系学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原创力，最好到中西方文明经典和新闻传播学经典原著中去寻找。
5、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的变革必然引起优化教学方式的连锁反应。目前，我国诸多大学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由于受大学扩招、专业设置蜂拥而上（比如新闻传媒专业就很典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人满为患，几十人、一两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给教学方式、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变革。比如，在课时安排上，安排一些几周的短期课程或假期课程；在课堂规模上，采取大班化小、小班讨论课、互动教学的模式，以小而精的方式来替代目前单一的大而长、蜂拥而上的选课和授课方式，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6、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与传播院系在校学生既要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奠定较为扎实的新闻和传播理论基础，又要动手动脚，培养采访、写作、编辑及其他实际操作能力。惟此，才能学以致用。然而，当前新闻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于，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理论“腿长”、实践“腿短”的问题比较突出。学生在课堂上学了满肚子理论知识，却因为缺乏实践的环节，不能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融会贯通，因此，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便显得颇为重要。为此，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共建教学平台，学院与业界互动；二是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突出技能训练；三是创办校园媒体，打造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J]，新闻与写作，2008（5）：32．
②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19
③何秀煌，从通识教育的观点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M]，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