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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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最早的音乐据说是产生在黄帝时期，当时的音乐的产生是来源于百姓在生活中对于内心的情感的抒发，有些也来源于百姓对山间野兽的鸣声的模仿和借鉴。再后来，民间的百姓开始懂得制作乐器来发展音乐，使得音乐的演奏更加完美。在早期，先民们烧制陶制品来制作乐器，这是当时最早的乐器的产生。最早的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和舞蹈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音乐的创作也是结合舞蹈表演的特点而创作的。这些舞蹈、歌曲艺术的创作是为了在庆祝鬼神等节日的演唱上准备的。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音乐的创作题材也是与当时的诗歌文化紧密相联，其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创作的《诗经》就是当时用来演唱的民间音乐，而百姓们往往根据这些创作的诗歌再结合自己的乐器进行演奏，发展到汉代和唐代、宋代和元代。
这个创作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元代的元杂剧也是将文人们创作的文学为题材用演唱方式演奏出来，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娱乐的方式之一。当时由于专业的音乐团队不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不像当时的文人、官员一样能够受到朝廷的重视，这大大影响到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音乐舞曲渐渐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项内容，在周朝时期，统治阶级通过礼乐制度来对社会阶级进行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能够享有的音乐种类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除此之外，其实不同统治阶级也有用音乐来对国家进行统治，例如，夏朝，他们常常通过音乐演唱来赞扬对社会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群体，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社会氛围，鼓励社会群体关注国家的现状，形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忧患意识。除此之外，在夏朝时期，音乐的作用除了能够用来供统治阶级娱乐之外，还有些是用来祭祀用的。例如在《诗经》里“，雅”主要是指用来宫廷娱乐用的音乐，而“颂”则是祭祀用的音乐。总的来说，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息息相关。在元代，元杂剧逐渐发展，他代表了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成熟，其演唱的方式和演唱的曲目内容也逐渐成熟。
在中国古代，舞台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古代音乐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总的来说，舞台艺术的形成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中国古代的音乐而服务的，其中，元代的元杂剧是我国古代音乐和舞台艺术结合的典型代表之一。舞台艺术主要是指在舞台上通过演员的角色分工和舞台的各种环境布置来达到表现音乐或者是戏曲的效果。一个好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不仅仅要有好的演绎剧本，更加需要一群优秀的演绎队伍，在这群队伍中，演员对于剧本的演绎对舞台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演员的表演也不仅仅要看演员的演技是否高超，还要看演员的表演的能否带观众进入到演绎的氛围中，让观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氛围。还有剧本作为舞台艺术形成的一部分，在剧本的选择上要关注观众的实际需求。在灯光和舞台设计上也要逐渐地成熟和发展。除了元代的元杂剧之外，中国的其他戏曲在表演上也采用了舞台艺术的形式，将剧本的内容在舞台上运用演员的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元杂剧是借鉴了其他戏曲的表现的形式将舞台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代表之一。
2.元杂剧的表演结合了中国音乐和舞台艺术。
第2篇
演唱与伴奏在舞台实践中本是一个整体。“唱与和”是同时展现的，缺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均是不完整的。双方在平时练习时，需要在歌曲伴奏方式、演唱方式、舞台效果等方面不断地磨合，最终达成两人的共识。钢琴伴奏首先要熟悉歌曲的表现意图，表现内容和演唱者的演唱风格。钢琴伴奏最好是有着丰富的伴奏经验，在练习中应紧密结合演唱者自身的演唱特色，选用适当的音色、音乐织体为其伴奏。我们运用钢琴伴奏较多的还是专业性较强的作品。如美声唱法歌曲、民族唱法歌曲。一般情况下，短小篇幅的作品具有精炼的特质，二段体、三段体较为常见。往往在短暂的时间里，给观众带来小巧精致和灵动的感觉。如《包楞调》《、问》《、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槐花几时开》《、南泥湾》等，作品大一点的歌曲往往从叙事开始，逐渐展开到，最后把作品推向升华。如《黄河渔娘》、《不能尽孝愧对娘》、《孟姜女》、《风萧瑟》、《黄河怨》等。这些经典歌曲往往在舞台上经久不衰。小型歌曲在配合上因短小精悍，钢琴伴奏不会十分复杂，在理解和配合中较为容易。这些小型歌曲在配合中，钢琴伴奏方面主要是在前奏中把握乐曲整体的风格，速度、曲调、音乐尽量精炼。和声处理中也要考虑乐曲主要表现的内容与乐曲特色，尽量在主题句用精准的音乐就抓住人们心灵，不易用复杂的音型和乐句为之编配伴奏。配合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要及时的商定，不要拖沓。这样在配合的进程中，双方很快就能把作品的合作价值提升。在篇幅稍微大一点歌曲，不管是对祖国、家乡、亲人的依恋和热爱之情还是叙事、饱含赞美之情的歌曲。无论在音乐处理和歌曲演唱中的情感把握方面，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深深的感情，如歌曲《不能尽孝愧对娘》的前奏部分中，钢琴伴奏在这时为了渲染气氛，应把握作词作曲的真切情感，双手采用震音和大幅度琶音的形式，把乐曲的气势推向。演唱者在钢琴伴奏音乐气氛的推动下，酝酿好情绪，使声音与情感统一，在乐句开始时自然地表达出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配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在基本的节奏、乐句、音符、情感表达上简单的应和。还有对乐曲曲式结构、对音乐的理解层面、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配合和搭配。时间和效率往往是歌曲演唱者和钢琴伴奏配合工作的支撑点。配合是综合能力的展现，也是彼此文化、音乐、素质等综合水平的体现。配合是需要默契为前提的，需要耐心磨合的。
二、临场发挥的重要性
舞台艺术实践中，临场发挥是展现艺术水准、心理素质、舞台实践经验的综合体现。临场发挥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表演实践的成功与失败。对于歌曲演唱者和钢琴伴奏是在双方配合的基础上，在熟悉和充分把握作品的基础上，在舞台上表现作品的时刻。一般情况下，有着丰富经验的表演者在临场发挥中常常能正常或超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没有任何一个演唱者可以完全保证自己在舞台实践中发挥正常。因为实践的时间、场地、音响、听众、舞台配合、个人状态等许多因素的不同，也会给表演者思想和精神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作为表演者的歌曲演唱者和钢琴伴奏，每一次的发挥都不尽相同，这就是临场发挥。临场发挥最重要的是调整好舞台实践者的状态和心态。良好的状态和心态，是需要自我调整的。在每一场舞台实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回味和总结、思考。更多的方法和经验对于应对舞台现场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有效果的。舞台实践前夕，我们可以用意识和回忆的方法，放松身心，逐渐使自己融入所要表达的音乐中。还可以用深呼吸调整气息、用跳跃的方式放松身心。对于演唱者在舞台实践中，临时与音乐配合不上，忘词、跑调等一些现象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但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可以将失误率降到最低，或者说找到一点补救的措施。譬如当演唱者与钢琴伴奏配合不上时，钢琴伴奏充当映衬的角色，就要找到节奏和音符上能够应和演唱者的内容。遇到忘词的演唱者需要钢琴伴奏辗转一下音乐，让音乐回到开始时或能够衔接的音乐部分，音乐不能停顿下来。如遇到有跑掉的演唱者，钢琴伴奏亦可根据演唱者的调式，编配适宜的和声和节奏型积极和主动的配合演唱者。临场发挥不仅是思维与状态在头脑中飞速运转的表现，同时也需要从容地沉浸在表演之中。
三、综合素质的提高
第3篇
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其一，编导对于舞台形式和包装的过分强调，除了让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却难以产生情感和内心的共鸣与震撼。其二，编导对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忽视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着重对内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观众反响缺乏；其三，该类作品获奖不少，而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变为偏离市场需求的政府或商业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总结和反省，也难以成为前车之鉴。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第三，近年出现的西部地区大型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剧“天蝉地傩”、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效应，走出了民族舞台艺术进军当代文化市场的成功之路。这些作品除了展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创作定位、品牌推广、市场运营等都具有适应当代文化市场的创新和探索。如大型现代民族舞剧“天蝉地傩”，以贵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傩文化，及蜚声中外的侗族音乐文化等原生态艺术为主要创作素材。贵州的傩文化艺术，被国内外誉为“戏剧的活化石”，是数千年在高原山地间传承、流变的古老的东方艺术，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艺术和表演的复合文化体；贵州的侗族大歌蜚声世界，与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引起诸多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第4篇
由于表现主义者认为“真实”主要存在于主观领域，就必然寻求以新的艺术手段来表达出被扭曲的心灵：歪曲的线条，夸张的形状，反常的色彩，机械运动式动作，电报式精练语言……将观者从外部表象上拉开，进入心灵世界，一切事物常常是通过主角的眼光被表现出来，他的眼光可以对事物作强烈变形和主观解释。
表现主义绘画在1905年的“桥社”组织中正式宣告问世，但这个运动在戏剧中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战争结束后，表现主义才成为戏剧表现的重要形式。
表现主义戏剧拒绝传统规则，打破存在于各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按人类内部的眼睛重新创造，不是去再现客体自身的物质真实，而是表现由它们激起的情感。表现主义戏剧演出以断续简短的语言，反复申诉内心的绝望和痛苦，狂呼式的朗诵伴以夸张的动作。这种表演方式抛去了传统演出观，寻求与内心骚动相一致。“用一种抽象的固定的姿势有节奏的朗诵，用强烈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和痉挛的表情显露出一种紧绷的，爆发的，愤怒的表演，不是具体化角色，而是揭示角色的精神状态”。（注：巴勃莱：《欧洲表现主义戏剧》，1971年巴黎版P208。）这是1918年演员多伊奇演出哈森克勒佛的表现主义戏剧《儿子》时，所表现的感情和采取的姿势。这种方式使人想起表现主义先驱、挪威画家蒙克的名作《呐喊》，“画面中心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物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他的手捂住憔悴的脸，整个身躯都变形了。他的感情在他周围引起了同心向外散发的波浪……周围环境变形……”（注：吴光耀译：《二十世纪舞台设计革新》，载1986年《舞台美》总第5期P164。）在演出中，灯光和布景象演员一样成为有生命活力的戏剧元素，融合在一个整体中，共同创造剧本所要反映的母题。
在这么一种专注于表现现实的深层本质的戏剧中，与戏剧精神无关的东西全被抛弃，包括那些反映日常生活表面而不涉及“灵魂”的视觉因素。传统的舞台美术的作用命定要被调整到最低限度。从“外部形象是内部现实的表现”（注：巴勃莱：《欧洲表现主义戏剧》，1971年巴黎版P208。）这个前提出发，舞台美术在线条、色彩、形式和物象上越来越主观，越来越抽象。就象在著名表现主义导演杰士纳作品中，是一种简洁的“浓缩的符号”，作为演员表演的“跳板”，或称为“心灵和观念的搬运者”。（注：巴勃莱：《欧洲表现主义戏剧》，1971年巴黎版P208。）
自然，舞台美术的任务不再是再现客观世界或戏剧动作生存的场所；相反它必须从线条和色彩，物体和形状具体化剧本中暗示出的精神实质，达到象征表现。朝着这个目标，沿着阿披亚的足迹，首先开始对舞台层面的造型进行重新构建，利用台阶和平台，组成富有节奏的舞台空间，再放置需要出现的布景元素。
重建舞台是由舞美师西凡尔特和皮尔歉提出，运用在导演杰士纳的作品中，成为著名的“杰士纳式台阶”。这些台阶、斜坡和平台将舞台层面流畅地连接起来，推动和扩大了舞台运动，发展了演员动作，舞台上只出现配合主题的视觉因素。舞台景压缩到非常简单，舞台的垂直面发展成使用片断式景，并不占满整个舞台，形象彼此脱离，没有逻辑关系地或前后或左右地散布在一个空的空间中。这样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破坏了物体间的联系，渴望取得最大的视觉效应。舞台上写实因素也脱离了它们的真实和自然的关系：如要表现威尼斯，是出现圣马可广场，还是出现里亚托桥？表现主义舞台美术可以将这两个不在一处的景点同时出现在舞台上，无视它是否合理，只要这种方式能获得表现力，对观众有启发。这种片断景可以是绘画性的，也可以是雕塑性的；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表现主义来说，所有手段的价值在于是否能提供表现力，而不管它是一根线条，一个完整结构，一幅绘画还是一块木板条，这类似于克雷的中心象征。如“《彭特西丽亚》中布隆纳所作图解式树木；《乞丐》中斯特恩设计的含糊的窗户轮廓；在《儿子》中西凡尔特放置在黑丝绒背景前的格栅窗，这窗户是通向威胁性城市的唯一出口；《奥赛罗》中皮尔歉放置在舞台上的孤单的苔丝德蒙娜的床。”（注：吴光耀译：《二十世纪舞台设计革新》，载1986年《舞台美》总第5期P164。）（图一）于是，孤立的元素，在传统的舞台美术中是作为演出整体中的一个细节出现的，现在虽然仍继续在整体组合中起作用，但它可以根据戏剧的需要，表现出一种潜在的情绪上的自身价值，强调其各自对剧本中思想的重要性。
物体间的联系一旦被肢解，表现主义舞台设计在处理个体对象时也就更自由，采用种种不同的手段用内省的方式对环境提出主观的解释：现实被变形，增强它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暗示力量。倾向于制造一种气氛，其现实被构思为梦幻似的，互不相干的物体和谐地同处在一个世界中，代表了演员的主观视觉：变形和精神错乱。
为达到这个目标，则寻求既能显现客体的精神，又能物质化艺术家的视象的更为合适的方法；寻求摆脱客体，有系统地对它的自然形态作变形的方法，形成艺术家本人感情的造型表达。舞台产生了一种由倾斜的墙，反透视的道路，不规则形的房子组成，这种变形使舞台设计和布景具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感。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利博士的密室》（1919）是一部恐怖片，画家罗伯特·韦恩设计的布景加强了恐怖。影片中的小镇是用景片搭出，房屋倾斜变形，似要倒塌下来，夜色中花园里的树木象恶魔般狰狞。灯光的运用处处给人一种不安感，恍恍惚惚象恶梦一样。这部影片产生的巨大影响证实了表现主义手法会强烈感染观众。在舞台设计中，西凡尔特设计的《大路》（1923）（图二），整个舞台成为一条大路，房屋向里倾斜，门窗排列得象上操的队列那样整齐，四条透视线向舞台中心汇集。（注：参阅吴光耀：《西方演剧史》，P421、P462。）在马塞尔的《狂热者》中，房间悬在飘浮着白云的夏日天空中，将想象和现实揉合在一起。
在这种舞台装置中，色彩也负载情感。色彩失去了自然界的法则，被自由运用，在视觉上解释角色和事件，用来表达情绪和思想，使其更具表现力，斯特恩设计的《乌珀河》（1919）（图三），乌黑的烟囱斜立，前面铁红色的工人住房，后面桔红色的天空，强烈的色彩对比加强了激荡的戏剧效果。
表现主义不仅以演员的声音，还以音响效果来震撼观众的神经，冲击他们的情绪。在演出席勒的戏剧，当渥伦斯坦死亡时，强调了音响，这个事件的唯一目击者呆在空舞台上，而能听到谋杀者脚步声渐远，然后听到“＠①”的关门声，最后是一片寂静。同样在马克白斯夫人梦游的场景中，可以听到半夜里脚步声在城堡大厅中回响。
在对现实作
变形的过程中，灯光显示了其更为重要的功能，它在表现主义舞台美术中的强度，就象演员在朗诵时的呐喊那样有力，似乎具有一种火山爆发似的能量，冲击了所有的既定法则。灯光在自然主义戏剧中的运用是按照逼真的原理，而现在是作为戏剧元素参与，给舞台以生命，成为反映精神的一种强力。舞台有时是半明半暗神秘朦胧的氛围，有时演区笼罩在一片漆黑中，有时倾泻而下的强烈灯光将舞台沐浴在一片光明中。
减少不定形的漫射光，尤喜运用聚光，灯光在事件的重要时刻，以即兴参与的方式来突出某个角色或某个舞台细节，创造强烈的效果。它遵循剧作的戏剧结构和演员的心理流程，强调它在创造情感气氛方面的作用。它摆脱所有写实要求，根本不考虑光源的色彩和角度的合理性。舞台突然暗下来，是为了解释一个角色的心理状态；灯光在一个角色入场时又突然亮起来；恐怖袭来时，墙上出现巨大的影子。灯光被任意控制，它的变化和静止，突明或突暗，唯一依据的原则就是服从戏剧本身的需要，毋容置疑，在扩大戏剧表现力方面，灯光成了表现主义者用之不尽的资源，开拓出各种独特的表现方式。
表现主义戏剧美术的理论假设在克雷的戏剧论著中已经提及，这位英国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已经预示了许多表现主义的独特原理：从反自然主义到寻求每台戏中的“最高母题”，从符号的运用到超级傀儡的观念，从通过角色的眼睛看到的演出文本到由各个舞台元素的同时出力来获得的演出表现力。
表现主义先驱中，还有阿披亚，他将舞台本身构建为戏剧的节奏空间，将灯光用作突出演员和强调三维结构的工具。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作品如《生命的戏剧》和《男人的一生》中，舞美师耶果洛夫用象征性元素，衬以黑丝绒背幕来表明动作的场所，其中的技巧大多成为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借鉴对象。
两位德国大师福克斯和莱因哈特，也为表现主义铺平了道路。福克斯认为：现代戏剧应该以纯粹的线和面来解决三维度和空间深度。
莱因哈特则更重实效，非常敏感地将表现主义绘画手法引进舞台设计。在最初几年中，莱因哈特邀请许多著名表现主义画家来为他设计布景，如沃尔泽、蒙克、冯·霍夫曼、冯·门泽尔等。后来转向三维立体的舞台。在这个装置上配以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的元素：象征的或写实的。早在1909年莱因哈特即已按心理功能来使用灯光。
当然，德国表现主义道路，主要是由不同风格的著名导演杰士纳、韦克特等人开拓的，他们使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演出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同时，一群舞美设计师：西凡尔特、赖格伯特、克莱恩、皮尔歉等，从舞台空间的变形出发，掀起了一场戏剧演出的革新。
杰士纳是最有代表性的表现主义导演，他的作品以“表达事件”来取代梅宁根的历史写实主义和莱因哈特的印象主义。
作为演员，杰士纳参加过无数次在欧洲的巡回演出，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去从事导演工作。杰士纳主要上演传统剧目，以特有的视觉手法给传统剧目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生命。同时也导演了布莱希特、巴拉克等现代作家的作品。
杰士纳想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处理传统剧目，他仔细思考原作，保留最深刻的感受，并将原作分解，重新按新的秩序排列后上演。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导演的莎剧《理查三世》（1920），这台戏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元素和表现主义手法的完美融合。几乎放弃了所有装饰的成分，没有时空描绘，舞台是由平台以及通向平台的下宽上窄的大台阶组成，后面是灰绿色墙壁。这组台阶不仅给演员动作提供了丰富的调度，而且也是理查王朝兴衰交替的象征。当理查王登位时，高踞在腥红色台阶的顶端，煊赫不可一世；当他失势时，跌落到台阶底部，成为阶下囚，理查王地位的上升和跌落，通过台阶的运用非常恰当地表现了出来。（注：参阅吴光耀：《西方演剧史》，P421、P462。）舞台上的形象是通过理查王的眼睛看到的：显示出他的恐怖，他的痛苦，甚至色彩也与他的心理状态有关。杰士纳与皮尔歉同其它表现主义者一样，深知色彩的表现价值，利用它的戏剧的和象征的力量去唤起感情。《理查三世》中后部灰绿色的墙代表了无时不在的伦敦塔，时时威胁着每个人；腥红色的台阶，象征着皇室的地毯，也象征着无数牺牲者的鲜血。当剧中理查穿黑衣时，里士满穿白衣，用黑色和白色象征坏人和好人。
有时候，表现主义导演杰士纳在不同层面上增加一些立体元素或绘画景，如《奥赛罗》中，两个平台带有相互重叠的台阶，使用了立体景，但仅是说明性的；一个阳台，巨大的双扇门，一张床，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在《马克白斯》中同样的平台出现在所有场景中，只是使非常有表现力的布景更完整些。
杰士纳的目的是在台词和对话上挖掘戏剧的表现潜力，他用“对话式导演”来对抗莱因哈特的“舞美式导演”，将舞台上的物质呈现减弱到最基本的东西。对他来说，一座大台阶的线性节奏对演出是足够了，这种极为简洁的舞台装置，加重了表演层次上的任务。
在最初阶段，杰士纳的舞台由皮尔歉设计，皮尔歉的布景在当时表现主义领域中颇具声望，他强调变形。在动作和舞台装置之间的深层次的相互依赖上，皮尔歉特别注重点题景物相貌特征的强化，借助灯光和空间组合将各种戏剧元素有节奏地联系起来，这些元素各具自身职责，数量上绝对弱于演员。
杰士纳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克莱恩，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个性，作为画家，他兼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特征。
克莱恩的作品在主观变形上走得更远。在设计凯撒的《从夜半到黎明》（1921）时，（图四）根据剧本的舞台指示：“寒风摇撼树枝，冰雪依附着它，活象一架骷髅”。克莱恩在舞台上设置了一棵冻雪覆盖，象具骷髅似的枯树，在寒风中颤抖，（黎明时树又成了冬天的一棵冰树，没有了骷髅）设计师画的不是树，而是强烈的主观意象，布景象征了人的心理状态，而不是环境地点。（注：参阅吴光耀：《西方演剧史》，P421、P462。）由于受杰士纳和另一位导演弗林的影响，克莱恩的作品总是色彩对比强烈，形式简洁，成为起初阶段富有戏剧活力的作品中的鲜明特征。后来逐渐转向更为坚实的建筑性结构，也使用平台和台阶，在这种结构中，表现主义的形式的心理动机在舞台空间中将演员的运动交织成整体。
随后，克莱恩开始与导演韦克特合作，从导演的眼光看，这时的作品是将诗意形象物质化。或象巴勃莱所说：“从感受的形式到精神形式，克莱恩在空间中把它们处理成可能摸到的意象”。（注：巴勃莱：《欧洲表现主义戏剧》，1971年巴黎版P208。）（注：参阅吴光耀：《西方演剧史》，P421、P462。）在这种创作过程中，克莱恩遵循了表现主义戏剧的基本原理之一：由演员创造出气氛。在任何情况下，演员在这种新舞台上更具重要作用，在这种舞台上，不追求在形象的形式下演出，而在空间的形式下演出。导演韦克特不严格依据剧本，而试验与演员合作，由演员暗示出，衍生出剧中环境和剧作精神。
这种与演员合作的直接结果，使克莱恩更倾向于以实用元素来创造环境，原先的绘画技巧被大块面的建筑性结构取代，大胆使用空间解决的办法。
韦克特于1919年就开始与另一位表现主义戏剧舞美师西凡尔特合作，西凡尔特全力投入表现主义运动，甚至引导着它的方向。除了引人注目的技艺，西凡尔特的想象力、文化层次和对舞美的天生感受，使他把两次大战间的德国戏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表现主义形式在后期的作品中仍很明显，其中坚持强烈的变形和富有特征的标志。他认为这个纷乱的过分骚动的时代精神与平行线和垂直线的意味不相协调，因此他作品中线条呈倾斜状或旋涡形，有时穿过场景的底部，似跌入深渊；有时划向高处，好象向天堂乞求援助；有时集中到一点，仿佛要挡住阳光，在演出一开始就引导着观众的情绪。西凡尔特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设计师，在他的许多设计中运用这种富有表现力的方法。在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1925）中，西凡尔特没有在舞台上表现富丽雄伟的宫廷建筑，而装置了一个异常巨大的涡旋形的台阶和斜坡的露天走道，处于舞台中心。背幕上烈日当空，周围震荡出一圈圈光晕，似乎风暴就要降临，这组形象强烈衬托出莎乐美的激情和变态心理。1922年他为柯柯斯卡的表现主义歌剧《凶手》设计的布景，（图五）舞台前部的中心，两条斜坡伸向左右两则的平台，舞台后部耸立起橙红色的上窄下宽的厚重墙壁，中间夹着狭长的铁栅栏，简单的几根线，描绘出要塞的庄严和坚实感。〔11〕对他设计的布莱希特的《夜地鼓声》，（图六）西凡尔特是这样解释的：“一只碗摔成碎片，那些墙在整个戏中是混沌和革命的象征，气氛处理强烈而煊耀，人们想象不出开端亦看不到终点……房间的组合也感觉不到是在房子里。另外的场景是革命时期一个疯狂的晚上——在酒吧狂舞，看到的是火焰状的红色和黄色，上部总有一个月亮，好象充血的眼睛”。（注：福斯特和休姆：《二十世纪舞台设计》，1967年版P69。）这种没有逻辑的组合，决定了一种满载戏剧张力的气氛。在莫里哀的《唐璜》中，（图七）西凡尔特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巨大的块面，伴以倾斜的线条，然后用扭曲的线条创造出巴洛克式环境。
另一位著名表现主义设计师是赖格伯特，他为《儿子》（1919）设计的布景（图八），富有想象力地运用各种灯光的特殊手法来突出演员并揭示角色的心理状态。他设计的布莱希特的《夜半鼓声》（1922）（图九）的布景，力图使布景象演员那样参与表演；建筑变形，路灯扭曲，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之感。（注：参阅吴光耀：《西方演剧史》，P421、P462。）在顿格伯特的设计中，常常使用片断景和少量道具，使前景与背景溶汇在一起，让观众同时看到，如上述两台戏的设计中，城市背景始终出现在所有动作地点的后面。同时善于对现实变形和发挥灯光的特殊作用，创造出特殊的气氛。
著名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人物还有导演弗林、马丁等，舞美设计师有斯特恩和柯柯斯卡（兼剧作家）等，他们都为表现主义戏剧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表现主义戏剧在一次大战后达到高峰，它旨在按人类的理想改造社会，使人类的环境与精神协调一致，使人类至高的精神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人的高贵伟大能得到实现。但战后社会经济环境的继续恶化，使表现主义开始怀疑人类的“性本善”，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私的，好战的，此时表现主义的希望破灭，到20年代后期，表现主义已基本消失。
虽然表现主义戏剧活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戏剧演出中的试验，它的观念，至今仍极大地影响着德国及世界各国的舞台美术，使舞台设计在处理视觉因素时手法更加灵活，从写实、变形到抽象，其间具有极大伸缩性。在处理时间地点上更加自由，舞台上现实与梦幻互相交替和并置，扩大了舞台时空的各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注：因印刷原因本文原图略去。
第5篇
关键词：太极中国古典舞身韵肢体运动；
一、简述太极与身韵
太极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武术当中最有特点的武种之一，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太极拳是太极文化发展之来，必先知太极之含意。太极是展到巅峰时期的产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即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所谓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天地、日月、以及刚柔、动静，莫不分阴阳，太极乘气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这就是太极生阴阳之理。
“身韵”是中国古典舞“身法”与“韵律”的总称，是舞者外部的技法范畴与表演的内涵的有机结合。中国古典舞在不断的追求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身韵”成为体现中国古典舞精神和肢体所追寻的核心。
二、太极对中国古典舞身韵在“形”方面上的借鉴与影响
古典舞身韵虽然有紧有慢且有动静缓急之分，但无论是紧慢或动静缓急，在通过中国古典舞身韵表现出来时，则紧慢分明，动静有别，在套以舞段和音乐之中，总会略显直白，稍显僵硬，而太极的动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的这个特点刚好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在经过提炼加工和吸收了太极的这个特点后，可以使得身韵的表现当中揉以动静相宜、缓急相贯、收放自如且行云流水。舞蹈《扇舞丹青》就非常贴切的表现了以上所述的几点。它的一大特点是重其韵律，不张扬，不浮躁，通过舞者身体的快慢相宜、刚柔相济、抑扬顿挫、错落有致的运动，在著名的古琴曲《高山流水》的配合下，将太极与古典舞身韵的动静、缓急、张弛和收放相结合，动作与古曲虽都连绵不断行云流水，但动静分明且错落有致，做到了太极与古典舞身韵之美的比肩。
三、太极对中国古典舞身韵在“劲”方面上的借鉴与影响
中国古典舞身韵对于“劲”虽然讲究大开大合，并且讲究“寸劲”的亮相，但是并不着重注意对于之前的过程与亮相之间的对比与落差，而在吸收了太极“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后既讲究了合则为柔，开则为刚（即蓄则为柔，发则为刚）在运劲过程中表现为柔，在运动到落点时表现为刚，从而加强了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表现力，因有柔的铺垫才能使刚显得更为刚猛，也因有刚的刚猛才能使柔现代更为柔顺，便可以使得中国古典舞身韵更加加深对于“劲”的运用。还是拿舞蹈《扇舞丹青》来举例，它便是因为融入了“劲”这一元素而变得于以往打得其他作品大有区别，与以往女子古典舞相区别的是，它的语言打破了阴柔为主的风格，增加了刚性质感的表现。作品所营造出强弱、刚柔、力度、飘逸、灵动、稳重和突变等不同的效应，时而高山坠石、千里阵云、忽而春蚕吐丝、绵里藏针的舞蹈形象、形式之美，令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这种典型中国式的身体运动与太极的“刚柔相济”不期而遇。而舞者那刚与弱、收与放、张与弛、急与缓、强与弱等动势更加展示了中国古典舞身韵与太极相融合的典范。
四、太极对中国古典舞身韵在“神”“气”方面上的借鉴与影响
第6篇
经过多年的探索，多媒体技术在舞台戏剧艺术中的运用从最初的真人表演和录像播放相结合的舞台戏剧艺术表演形式，发展到今天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二维和三维的动画、进行远程传输等高科技手段实现真实演员与虚拟演员、异地演员的同台表演，我们可以看出多媒体舞台戏剧艺术是科技高速发展带动社会文化新发展的体现，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带动社会文化新发展的集中体现。
(一)技术与信息时代“读图文化”的体现
舞台上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国外先于国内好几十年，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引进的国外舞台戏剧艺术从形式到内容质量逐年提高，使国内观众欣赏到更多的优秀舞台戏剧艺术。现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进入视觉消费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读图时代”，当代人对舞台戏剧艺术视听效果的综合性体验的追求也随之提高。当今社会，伴随电子科技的发展，人们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进入到高效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要承受的生存压力远远高于以往，因此，人们在欣赏舞台戏剧艺术时，不仅希望充实精神生活，也希望释放压力。将舞台戏剧艺术内容经过多媒体技术视觉化处理后呈现在人们面前，戏剧舞台对视觉与听觉效果注重迎合了当代人的生存的需要，使舞台戏剧艺术的创作满足“读图时代”的社会需要。
(二)艺术界限淡化并互相融合发展的例证
多媒体技术与舞台戏剧艺术结合并发展，是艺术形式界限淡化并互相融合发展的例证。近十年来，国际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对传统媒介的冲击，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数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科技的发展使媒介不断加入新成员，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被打散重组，媒介经营产业开始新一轮的重组和融合，信息开始进行“跨媒介”传播，同时更注重受众与媒介之间信息的实时交流。无论是多媒体舞台戏剧艺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或当代的行为与观念艺术，各类艺术形式相互借鉴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以曾红极一时的周立波为例，他所创立的“海派清口”，继承了传统单口相声的精髓，融入了其他舞台艺术表演形式，从而形成了新的风格。由此不难看出，现今我们无法再用传统的艺术分类概念来定义当下的艺术形态，而是需要我们在当代的文化背景下，尝试着将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独立存在，在一定文化经济环境中，科学家、艺术家可以突破自身专业的界限，开创新的领域。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他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足以说明，无论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很多情况下，艺术与科学技术相互结合，互相影响，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新兴的数字媒体不仅为科学理论与社会思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促进了艺术形态的更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且推动了艺术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创新，铸造了层出不穷的新理论。”
二、多媒体舞台戏剧艺术丰富和促进社会大众审美
多媒体舞台戏剧艺术的出现、发展和繁荣，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展现创意和表达的舞台，而且极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促进了他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一)丰富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
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每天难以计数的信息向人们袭来，生活节奏的加快、物质生活的改善，无不影响并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观赏原来主题单一、结构完整、剧情呈线性发展的传统舞台戏剧艺术，而是希望看到新的表现手段展现的新形式的舞台戏剧艺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受客观环境和主观理念的影响，也发生了转变。舞台戏剧艺术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样板戏”式的表达方式，开始尝试在戏剧中运用电影对时间和空间灵活的表现手法，以期获得更丰富的艺术效果。今天的舞台艺术除了包含舞台戏剧艺术的三要素，即演员、剧本及观众外，在创作时还要考虑舞台戏剧艺术得以实现的物理空间即剧场。现代观众在观赏戏剧的时候更希望介入戏剧中，全新的观演关系成为审美兴趣中心，于是出现了演员与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的开放式舞台，甚至在日常生活环境进行现场表演。环境戏剧创作者不再将观众作为消遣娱乐的旁观者，而是舞台戏剧艺术的创造性参与者。这种观众和演员零距离的观演形式，使观众能够将演员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个眼神尽收眼底，对戏剧所传达的内容有更深层次的感受，而演员也能即时了解观众的情绪，把握戏剧的节奏。这种观众与演员现场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受，强化了戏剧有别于电影电视的优势。因此，探索形式多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舞台戏剧艺术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审美新需求，成为当今戏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
(二)促进了社会大众艺术审美的提高
第7篇
关键词：舞台实践；羌族民歌；多声部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9-81-2
羌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羌族人的活动。羌族现有31.65万余人，聚居在岷江上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茂县羌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而羌族多声部民歌流传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茂县等部分羌族聚居地以及四川绵阳的北川等地。它源远流长歌种与曲目丰富风格古朴，保存了较多的传统风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曾多次被当地艺人搬上舞台，但是随着传统艺人逐渐逝去，很多的作品开始失传，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学校中通过舞台实践，把更多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的羌族多声部合唱展示出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熟悉并且喜欢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合唱就有着更为现实的实际意义。
一、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
羌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无论是在生产劳动，节日聚会，还是婚丧喜庆时，羌民都要唱歌跳舞，而羌族多声部音乐也会同样被用来表达他们内心的哀怨、喜悦、希望和祝愿之情。在这其中就可以体现出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来。羌族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民歌里面主要是以二声部的结构形态出现。这种二声部民歌的结构，是由先唱者的声部和后唱者的声部结合而构成的。二声部乐曲的音程主要以纯音程（纯一，纯四，纯五，纯八）和大二度构成。其中大二度音程固定不变的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第二部分的末尾音上，暗示着第三部分同度音程平行进行的开始。二声部乐曲的节奏，为四分音符作为单位拍，主要是一对一的形式结构。二声部乐曲的速度，由每一段第一部分的慢，第二部分的快及第三部分的慢所构成。这种二声部乐曲，反应了生活的高海拔山区的羌族人民豪放激情的习俗特征。（引自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著《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第7页和第25、26页部分观点）。在演唱形式上，大多是以合唱或重唱为主，也有男、女群体的合唱式对唱，几乎很少采用混声的组合形式。从演唱方法来说，男声一般用颤音或高亢的假声，而女声多用平声高腔，但在最高音区有时也伴随着假声或颤音唱法。（引自樊祖荫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第253页第二段的部分观点。）
二、舞台艺术实践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羌族多声部民歌是羌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几千年来羌族人民集体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羌族没有文字，但它的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羌族民歌和羌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生活的直接表现，包含了羌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样优秀的艺术文化，不应该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人们应该去发现、发展、延续它们。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不能淹没的历史的长河。所以利用我们的力量，让它得以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财富。我们之所以探究这个项目就是想通过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把羌族多声部的合唱音乐搬上舞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知晓羌族多声部的音乐，从而达到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一音乐的作用和意义；从中探寻更多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并且在师范院校开展这项活动，有助于向中小学进行辐射，使传承具有可行性和延续性。
三、舞台艺术实践的内容
（一）原始的民歌演唱。
这个是多声部民歌的基础。舞台艺术实践首先应该让更多的人先学会这样的原始性民歌。我们选择通过采风等方式采集到一些简单又容易演唱的歌谱，经过整理后在中小学进行教唱，并加以简单动作后将其搬上舞台进行舞台实践；
（二）原生态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传唱。
这是舞台实践的内容之一。如《酒歌・唱不起了》这是一首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可谓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它属于羌族民歌类型中仪式歌的范畴，羌民通过“酒歌”来表现他们接待宾客的景象，这首歌主要是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唱不起了。这首歌采用了男声重唱的形式，两人互相配合，虽然歌词简单，但运用了颤音等方法展现出了羌族“酒歌”的特点。
（三）编曲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的民歌素材，在旋律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只加以简单的和声配置和肢体的丰富，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其中包括《那吉那那》、《咂酒歌》、《顶根儿》、《打麦歌》、《三龙酒歌》，它们都是以无伴奏的演唱方式呈现给观众的。这些歌曲就是选取了羌民在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景象；羌民用自己的方式热情地接客敬咂酒、和宾客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唱酒歌的热闹景象；羌民丰收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伴奏的演唱方式更能体现出羌族人民的热情召唤，表达出他们的那份虔诚。
（四）加工创作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民歌素材进行加工创作，结合现代和声和曲式结构等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合唱音画《云上羌声》。这首歌曲是由四首歌曲所组成的一部声乐组曲，其中有一个音乐主题始终贯穿全曲，分别表现的是羌族人民迎客、酒歌、情歌、婚礼的场面。这首《云上羌声》是更进一步的创作和改变，和《羌族民歌五首》相比，它更具有现代气息更具有舞台性，更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而《羌族民歌五首》更具有原声性，生活气息更浓，更适合在民间和社区中传唱，这两个作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四、舞台艺术实践的形式
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可贵，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去保护它、传承它，可能我们做的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在我们看来、通过舞台实践来展现羌族多声部音乐是比较直观的，而目前我们有的知识较多的理论研究，也收集了一些乐谱但是却没有变成舞台表演以供大家传唱，更多地停留在研究本身而没有更好的传承方式。除了在一些比赛中能够看到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其余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能够演唱的民间老艺人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就有可能会失传，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就得不到保护和传承。所以我们认为将这些收集到的资料以舞台实践的方式直观地展现给观众是可行的。
（一）在小学音乐舞台实践进行的原声性羌族民歌的传唱。
我们选择在绵阳南山小学教唱《撕玉米歌》并编排简单的舞蹈动作。因为这首歌也可以用羌语演唱，所以先教他们读中文和羌语，使他们会唱汉语也会唱羌语，基本了解这个作品的大致意思后教唱旋律。由于这首歌是描写羌民在地里撕玉米的热闹景象，所以不仅让学生通过歌声来表达，还加入简单的舞蹈动作进行编排，更能表现这一热闹景象，同时也让孩子们深切感受那种热闹景象。最后搬上舞台；
（二）在中学音乐舞台实践中进行简单的多声部羌族民歌的传唱。
在北川中学支教过程中在合唱课堂上进行二声部训练。让他们了解了羌族二声部作品的结构，音乐特点、声部间的关系，最后在训练过程中和声准确、二声部效果比较明显，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在这些训练后选一些当地的羌族二声部民歌进行练习并编排。
（三）在大学音乐舞台实践中的传唱。
我们在自己所在的绵阳师范学院“梦之声”合唱团中进行传承。除了要会唱一些之前所收集到的合唱歌曲之外，还要加入适当的表演，演唱根据改编创作的多声部羌族合唱作品，如《云上羌声》等等。在此基础上还演唱一些新创作的具有羌族音乐风格特征的音乐作品，如《尔玛人的歌》、《云朵上的羌寨》、《羌家姑娘》、《羌家姑娘绣彩绣》、《羌笛》等。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还将部分作品进行改编后通过独唱、重唱、齐唱、合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呈现给观众。在“为了孩子，为了梦想”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北川论坛成果展演中，“梦之声”合唱团演唱了由老师改编的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通过演出，观众比较直观地了解到羌民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在很多舞台实践中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五、结语
羌族多声部民歌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传统音乐，是羌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创作的羌族多声部合唱的研究、排练、演出与舞台实践，传唱以及形成影像资料等，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羌族多声部音乐。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并传向下一代，从而探寻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具有更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以舞台实践的形式直观地呈献给观众是可行的。当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中小学生对民族音乐不感兴趣，大学生还不明白学习这些古老音乐的意义在哪。这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加广泛的宣传和实践，我们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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