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滞纳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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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正文

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

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

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3]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12]汤维见著：《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第2篇

    「关键词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正文

    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 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 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 cftl.cn. [3] 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 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 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 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 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 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 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 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 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12] 汤维见著：《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3] 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 cftl.cn. [14] （日）伊藤真著《破产法》，刘荣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第3篇

关键词: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适用

一、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主体

(一)扣缴义务人

《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第四款[1]明确规定“有第一款行为”,而第一款的主体为纳税人。第一种观点认为,从第四款条文中所用“补救”专业名词可以看出,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因为纳税人补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应予以补缴,扣缴义务人补缴或者少缴已扣或者已收税款,应予以解缴。[2]第二种观点认为,逃税罪免责条款的适用主体包括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自然人与单位)。[3]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虽然逃税罪免责条款规定了“有第一款行为”,第一款是纳税人的逃税罪状,而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构成犯罪的,以逃税罪定罪处罚,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是同样适用的;第二,第四款虽然针对第一款行为,但并未限定主体范围,第四款的规定作为一项特别规定,对于初犯来说则是一般规定,无论第一款纳税人的行为还是第二款扣缴义务人的行为,本质上都是逃税行为,其初犯可适用第四款初犯免责条款;第三,即使是《税收征管法》,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逃税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追缴其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第四,“有第一款行为”的规定并不能得出只有纳税人主体的结论。2002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逃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偷税数额在5万元以下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前已经足额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里也使用了“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的表述,但其却包括了扣缴义务人在内。因此,扣缴义务人可以适用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

(二)、代征人、无证经营人

代征人,是指税务机关委托以税务机关名义办理各种税款征收业务的单位或个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2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征少数零星分散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1992年《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刑法》都明确规定了逃税罪的主体,只规定纳税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人,没有规定代征代缴义务人,所以,代征人不能成为逃税罪的主体。“代征人的性质应属于‘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代征人不能成为逃税罪的主体,因而无法适用逃税罪免责条款。但是对于无证经营者可以成为逃税罪的主体,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5条规定:“对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除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外,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对于无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如果符合第四款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条件,无证经营人可以适用逃税罪免责条款。

(三)、单位适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困惑

刑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单位是逃税的主体。当单位构成逃税罪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逃税罪的法定刑处罚。而逃税罪单位犯罪双罚制规定导致了适用第四款出现一些困惑。

第一,单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而相关责任人员却不属于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如何处理。当单位在初次犯逃税罪之后,补缴了应纳税款和滞纳金,且已受到行政处罚,则按照第四款的规定不予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员在五年之内因逃税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已被税务机关给予了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此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当单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时,对单位将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不构成逃税罪,那么也就失去了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即使相关责任人员符合第四款免责条件,但毕竟是单位犯罪,主体是单位而不是相关责任人员,不能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还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下,不能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二,单位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而相关责任人员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如何处理?即单位不符合第四款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相关责任人员却符合第四款的规定。此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罪行法定原则,单位构成逃税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判处逃税罪的法定刑。但应当按照逃税罪立法中所反映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该种情况下的相关责任人员属于初犯,主体是自然人,则应适用第四款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另一方面,单位规定的双罚制又不得不适用,否则有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之嫌。对于单位判处罚金的同时,应尽量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从轻处罚,甚至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员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因此,此种情况下,对相关责任人员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应纳税款的认定及逃税罪免责条款适用效力

(一)、应纳税款的认定

“应纳税款”的认定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经济行为所应缴纳的税款;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逃税行为起止期间纳税人应当缴纳税款;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纳税人实施逃税行为所属的那个纳税期限内实际应纳的税款,对该观点赞同的人较多。[5]首先认定纳税额必须有应纳税行为的产生。应纳税额只能是纳税人逃税所属的个人应纳税行为的应纳税额。在一个纳税期限内或者逃税行为的起止期间内,纳税人可能实施数个应税经济行为,但并非每一应税行为中的纳税人都逃税。因此,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第三种观点增大应纳税额的基数存在放纵犯罪的嫌疑,因此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赞成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对于应纳税额的认定,应将逃税行为期间的数个自然行为视为一整体,将每一逃税所属应税经济行为的应纳税额累计相加,其总和应纳税额是逃税罪量刑的“应纳税额”。

(二)逃税罪免责条款的适用效力

逃税罪免责条款能否溯及既往,我国刑法理论上法律适用原则是从旧兼从轻。即新法原则上不适用此前发生的犯罪行为,但对以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如果适用新法对当事人处罚更轻,则适用新法的规定。对《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以前发生的逃税行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也就是说,如1997年刑法认为是犯罪,《刑法修正案(七)》也认为是犯罪,依照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关于时效的规定应当追诉的,依照1997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刑法修正案(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规定的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规定的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的规定,到底适用偷税罪罪名还是逃税罪罪名。

一是应当看行为人是否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三个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看行为人逃避缴纳税款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和规定的比例。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其中对逃税罪的立案标准也作了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三是比较处刑轻重,由于逃税罪和偷税罪的主刑均相同,且均处罚金。不同之处在于偷税罪并处偷税罪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逃税罪则仅规定并处罚金。因此处刑较重的比较在于罚金刑方面。逃税罪罚金理论上无限金额,但具体适用时并非任意确定其数额。适当考虑税收征管法中对相关行为的罚款规定,决定应当判处的罚金数额,即其最高罚金数额不应超过逃税数额的5倍。在罚金数额上限相同的情况下,偷税罪的下限为偷税数额的一倍即1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上,人民法院判决罚金最低额为1000元,因此,逃税罪的处刑轻于偷税罪,应适用逃税罪的罪名。

三、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适用的其它问题

(一)、税务机关能否不给予逃税人免责机会

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税务机关能否不给予当事人免责机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能否将不给予逃税行为人行政处罚直接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第四款已经明确规定,因为行政处罚在逃税罪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也是认定逃税罪初犯免责的重要条件。虽然逃税罪的行政处罚不是刑事追诉前置程序。第四款逃税罪免责条款的设置目的在于给予初次逃税的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税务机关对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行为人不给予免责机会就违背了立法的宗旨。因此,作者认为,税务机关对于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当事人也应该追究其责任但给予其免责的机会。

(二)、超过行政处罚时效未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法律适用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即逃税行为的行政处罚时效是5年。逃税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七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限为10年。如果逃税行为在5年后才被税务机关发现就依法不能给予行政处罚,因此不能适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而该行为符合逃税罪第一款的规定,又未过追诉时效,就应当直接依逃税罪第一款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解释认为,“逃税罪是行政犯,而行政犯罪之刑事可罚性,取决于行政法规范的规定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6]单纯从文理上解释,导致税务机关发现案件的时间成为决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因素。如果税务机关对逃税行为5年之后才发现,就不能给予行政处罚,行为人就得适用第一款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发现得早,行为人就有机会适用第四款,接受行政处罚而免于刑事追究。后者,基于逃税罪属于行政犯,依据所谓的“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或行政依赖性”理论,认为行政犯具有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行政法以行政违法为前提。[7]当行为人因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而不受行政处罚时,其仍需缴纳滞纳金,其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并未被否定,更不能以此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

因此,对于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款30%以上的,逃税5年之后10年之内被税务机关发现,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如果行为人已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并且符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应当适用第四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注释:

[1]《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第一、二、三、四款,本文以下简称为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2]参见林雄:《新设立逃避缴纳税款罪研究》,载《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第815页。

[3]参见胡江洪:《逃税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第49页。

[4]参见逢锦温:《逃税罪的立法修正与司法适用》,《庭审研究》2009年第5期。

[5]参加曹康、黄河:《危害税收征管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张旭:《涉税犯罪的认定处理及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第4篇

关键词：企业，税收，成本管理

 

1.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管理措施

1.1企业税收的产生

1.1.1税收是成本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随着物化劳动(原燃材料、动力)和活劳动(劳动力)的消耗，新的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税收就在这些新创造的价值之中。尽管我国不同税种课征对象不一样，但从企业的角度，不管是哪种税，都是需要企业从新增价值中拿出来支付给国家，这就相应减少了企业既得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增价值而支付税款，那就意味企业的资本金的减少。因此，这种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免费论文参考网。至于实务中的税收补缴、加收滞纳金、罚款则不是这里讨论的概念，应另当别论。税收的核算环节和交纳环节前面已述，这里也不再提及。在清楚了税收的产生后，我们对税收直接成本管理的内容就完全明白了。税收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从企业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运作、原辅材料供应与采购、产品的市场营销、筹融资和投资的方式、出口产品、资产的购置与处置到会计核算方法等。因此，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的管理就是对上述各环节产生的各种实体税收实行有效管理，在确保遵从税法的前提下，合理缴纳税款，减少无谓的税收支出，降低税收风险，为企业的不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1.2 税收在企业增加值中的地位

根据对目前中国零售业的统计数据，企业税收成本是企业增加值分配环节中的第二或第三大支柱。相当或者略次于房屋租金与设备折旧，而数倍于股东的利润回报。因此，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对税收成本具有较高的敏锐性。税收负担必然直接影响企业向员工支付报酬的能力，甚至影响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1.2企业税收成本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

下面以增值税为例。企业税收成本预算要通过以往年度的税收成本管理，了解影响企业税负水平偏离的主要因素:供应单位能否依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自身结算应付帐款的额度与产品(商品)销售的不均衡性;对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与合同的约定有无不一致;企业内部产品(商品)在部门、核算单位之间的移送;发出产品与购买方约定分期收款时发票的开具与收入的确认;企业发生的非货币交易;企业非正常损失等。预算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度量，计算出对税负的影响，进而修正税负率预算控制目标。企业一般是通过编制预算主要要素及预算数据来源表和预算工作表来进行税收成本预算的。

企业要在年初根据企业上年纳税情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成本预算，并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为增强税收成本预算的刚性，税收成本预算方案必须在企业决策层形成书面文件，任何变动都必须按原程序获得批准。企业要定期对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异常要及时查找、分析原因，寻找是否存在管理失误以及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对于能弥补纠正的立即进行弥补纠正。无法弥补纠正的，要认真评估损失，追究原因，建立记录档案，并按规定程序进行预算修正。免费论文参考网。形成的企业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报告，按有关规定要求上报管理层。

1.3税负统计与分析

税负统计表和税负率计算表能够对税收成本管理的成效进行评估，并对改善不足找到合适的途径。同时还可以进行实际税负率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发现实际税负率与理论税负率的差异，从而对关键指标加以重点控制。评税检查表全面复核了纳税申报与会计记帐的一致性、准确性，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做出判断。

2.税收遵从成本管理措施

2.1提高自觉纳税意识，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

向国家缴纳税收，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企业在国家法律保障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务机关与企业征纳关系是相对稳定，不能随意变更的。因此企业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自觉纳税意识，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税法的全面了解，主动、及时、足额地依法申报和缴纳税款，杜绝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偷逃税等行为，不仅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又有利于减少企业因无意或有意违反税法规定而遭受的惩罚。

2.2强化纳税人权利，促进纳税遵从

对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企业高层和税收成本管理部门的人员要认真理解和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我国公民群体无权利意识普遍存在，纳税人缺乏权利意识主要表现在:在税收征管程序中并不重视自己的陈述、申辩权、享受税收优惠、要求保密等程序性权利;在日常涉税中不能合法表达纳税人正当、合理的诉求，如简化报送资料等;在企业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地通过税收救济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企业必须强化纳税人权利意识，这是税收遵从成本管理十分重要的内容。

2.3正确应对税收政策变化

税收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总是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进行税收成本管理的难度，甚至可以使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目标招致失败。税收成本管理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利用税收政策与经济实际适应程度的不断变化，寻找企业在税收上的利益增长点，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税收成本管理部门人员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时刻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系统地学习税收政策，全面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及其变动，从而避免和减少因税收政策变化而带来的税收成本风险。

2.4建立税收信息平台

税收信息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成本管理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现代税收成本管理又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联。免费论文参考网。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经济形势发展而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税收成本的信息反馈水平。因此，企业税收成本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不断提高税收信息管理水平。此外，企业还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借鉴中外税收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

2.5强化内部审计在税收成本管理中的作用

内部税收审计是内部办税工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内部监督体系的进一步扩展。企业必须把纳税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把加强企业的纳税核算、申报缴纳和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制度和企业有关规定的情况的检查纳入日常工作，完善运行制度。即使在设有内部办税机构的企业，也要进行内部审计。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应定期对内部纳税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偏差。因为这偏差可能说明内部控制程序有问题，或内部控制制度无效。

2.6与中介组织合作

虽然企业的内部办税工作体系应该专业化，但我们不能只依靠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来发现内部办税机构工作的风险。毕马威财务税收服务集团2003年的调查报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因为税收工作的专业性太强，时效性太强，这使得公司内部的审计部门在监督控制税收工作时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2.7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税际关系

税际关系是公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视税际关系，做好税际关系，对于企业降低税收成本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税收遵从成本具有较强的弹性，类似于产品销售费用，具有较大的运作空间。当然，实现降低企业税收成本的目的需要企业、税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

【参考文献】

[1]程锋.企业税收成本的决策目标准则体系探讨[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6,(04) .

[2]任寿根.企业税收成本极小化、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态度[J].涉外税务,2006,(01) .

[3]杨志安,韩娇.降低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途径选择[J].税务研究, 2006,(01) .

第5篇

【关键词】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税收筹划

企业在产品（商品）销售过程中，往往采用特殊、灵活的折扣方式销售货物，以求扩大销售，占领市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对于不同折扣方式的具体处理，财政法规、税法法规上都有明确规定，这就为企业人员提供了税收筹划的空间。折扣方式如何进行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又将如何选择折扣方式？

1.折扣类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采用的折扣方式目前大致可分成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三种类型。

2.产生原因

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都是一种促销手段，有利于扩大商品、产品的销路，增加产品的销量，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而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上一种优惠政策。

3.发生时间

折扣销售是发生于销售当时，折扣额已在实际销售金额中扣除，销售折扣、销售折让都是发生于销售之后，在应收账款入账时还不能确定其是否发生及发生多少。因此，销售折扣要视购货方付款时间而定。销售折让要视商品、产品质量而定。

4.折扣销售

目前，我国企业采用折扣销售的促销手段，不是单纯增加商品、产品的销量，而主要是为了整体经济效益和降低税务成本。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述说明企业在进行折扣销售应选择的方法。

方法一：直接降价法

购物满l00元，折扣率为20%。价格100元的商品实际为销售额80元，因此，A商场应缴纳税金如下：按B厂家的商品进销差价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1.45元；按增值税的7%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0.10元；按增值税的3%的税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O.04，按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计算缴纳所得税2.78元。A商场应交税费合计：l.45+0.10+0.04+2.78=4.37（元）。

方法二：赠送货物法

购物满100元，赠送20元的商品，即“买一赠一”的形式。折扣额用实物折扣方式，如上所述，不仅实物的款额不能从销售额中减除，而且该实物折扣还应该视同赠与他人的销售处理，计算征收增值税。因此，价格100元的商品销售额应为120元（100+20），同时购进赠品l2元的进项税也可以抵扣。因此，A商场应缴纳税金如下：按B厂家的商品销售价加赠品价减进价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5.52元；按增值税的7%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0.39元，按增值税的3%的税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0.17；如上所述，其赠品不允许税前扣除。因此，按此规定企业的计算缴纳所得税8.28元。A商场应交税费合计：5.52+0.39+0.17+8.28=14.36（元）。

方法三：现金返回法

购物满100元，返回现金20元。价格l00元的商品实际销售额仍为100元。A商场应缴纳税金如下：按B厂家不含折扣额的商品销售价减进价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4.36元。按增值税的7%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0.31元，按增值税的3%的税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0.13。由于折扣额是现金，其折扣额不允许税前扣除，还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因此，按此规定企业的计算缴纳所得税8.32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4元（20×20%）。A商场应交税费合计：4.36+0.31+0.13+8.32=13.12（元）。代扣代缴税额：4元。

5.销售折扣

相比而言，生产性的大型工业企业，尤其是其中比较缺乏资金的一些优势项目和优势企业，选择销售折扣比较适当，以求超速发展。选择销售折扣，既能获得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金，又会对企业的经营控制力和自己品牌的提升。但税法、财政也有明确的规定（如上所述），是否有税收筹划空间。因此，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详细说明销售折扣方式在企业经营业务中，应选择的方法。

例2：A企业与B客户签订了销售金额l0万元的合同，约定付款期限30天，如果l0天内付款，可享受3%的价格优惠，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其它税率与例一相同。（假设l0万元为含税价，7万元为含税价的生产成本，其它经营费用暂不考虑。）

方法一：A企业选择的是销售折扣方式，根据税法的规定，折扣额不能从销售额中扣除，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4，358.97元{（100，000-70，000）÷（1+17%）×17%}；按增值税的7%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305.13元{4，358.97×7%}，按增值税的3%的税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l30.77元{4，358.97×3%}；企业所得税的按相关规定（财务费用-总价法）计算缴纳所得税7，327.69元{[（100，000—70，000）÷（1+17%）-305.13-130.77-3000]×33%}。A商场应交税费合计：4，358.97+305.13+130.7+7，327.69=12，122.56（元）。

从方法一看出，销售折扣几乎没有减少税负的空间，而折扣销售优于销售折扣。是因为，折扣销售与销售折扣的起因不同，前者是为了促销，后者是为了融资，正因为如此，增值税法规定销售折扣不允许按折扣后的余额计算增值税。

方法二：A企业选择的是修改合同，改用折扣销售方法。将合同金额降低为9.7万元，并在合同约定超过10天付款加收3000元滞纳金。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3，923.08元{（97，000—70，000）÷（1+17%）×17%}，减少了435.89元；按增值税的7%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274.62元{3，923.08×7%}，减少了30.51元；按增值税的3%的税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117.69元{3，923.08×3%}，减少了13.08元；企业所得税的按相关规定计算缴纳所得税7，485.92元{[（97，000-70，000）÷（1+17%）一274.62—117.69]×33%}，增加了158.23元。A商场应交税费合计：3，923.08+274.62+117.69+7，485.92=ll，801.31（元），减少了321.25元。如若B客户超过l0天付款，将收取3000元滞纳金，再以“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计算应缴纳增值税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

6.结语

由此可见，采取折扣方式进行销售是促销的方法之一，在促销过程中，要用好税收筹划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折扣方式类型：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三种方法已被广大企业认可和接受。折扣方式已经成为现代企业促销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企业的促销越来越离不开折扣方式。但是企业在促销过程中采取的折扣方式，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税收筹划。因为，即使是再好的促销方案，采取再优秀的折扣方式，如果忽略了税收筹划，就实现不了促销的目标，达不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际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所以，企业在促销过程中采取的折扣方式时，一定要进行税收筹划，努力使促销过程中的折扣方式与税收筹划有机选择，通过税收筹划来帮助企业降低促销成本，减少企业税收负担。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促销中折扣方式的作用，实现企业的最终目的。 [科]

【参考文献】

第6篇

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申报纳税包括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不同形式的不依法申报纳税行为。探讨不依法申报纳税的表现形式及其法律责任，有助于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正确执法。

一、纳税人未按期进行纳税申报，但按期缴纳了税款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违反了纳税申报管理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管理秩序。税务机关应根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明确：“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纳税人按期如实进行了纳税申报，但逾期未缴纳税款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违反了税款征收管理规定，导致国家税款不能及时入库。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相应的措施。

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第一款明确：“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还可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纳税人按期进行了纳税申报，但申报不实笔者认为，申报不实与虚假申报的含义是一致的。针对纳税人的不实申报，税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

1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且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属偷税，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纳税人的这种行为，违反了纳税申报管理的规定，但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对这类行为，不能按偷税进行处罚，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纳税人未按期进行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使核税权。

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在此基础上，税务机关应区别纳税人是否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按偷税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2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但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按“情节严重”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第7篇

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concept in enterpris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ut tax cost management into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lever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economy， taxation by state coercive force participates in social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share of social members i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s an important taxpayer， the enterprise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ax revenue. The increase of tax cos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the operation cos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optimize the tax cost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earch.

关键词： 税收成本；税收管理；成本优化

Key words： tax cost；tax administration；cost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7-0013-02

1 企业税收成本构成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意味着资金从企业流出，相应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因此税收应作为成本来对待。企业的税收成本不仅包括依法应缴纳的各种税款，还包括为完成纳税过程所发生的各种服务成本、缴纳税款造成的资金流出企业所带来的利息支出、以及发生违反税法等法律法规行为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各种罚款的总额[1]。

1.1 税收实体成本

税收实体成本是指依照税法法律及相关法规规定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的总额。现阶段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实体成本是企业按规定必须缴纳的，是企业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企业不违反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企业税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税收服务成本

税收服务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税款的缴纳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的总和。具体包括：企业为缴纳税款所专设或兼职的办税人员的工资、保险及各项福利费，为向专职税务咨询机构进行纳税咨询或税务所发生的相关服务费用，为办税人员所专门建造或租赁的办公场所的费用，办税人员缴纳税款所发生的交通费以及为完成纳税工作所发生各种培训M用等，为缴纳税款所购买的电脑、打印机、以及金税盘、税控机、发票簿等的费用，以及为应对各级税务部门的辅导和检查所发生的费用等。

1.3 税收财务成本

税收财务成本是指企业缴纳税款占用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支出。企业缴纳各种税款势必会使一部分资金流出企业，这一部分流出资金所增加的企业利息耗费及把该部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即为税收的财务成本。企业缴纳的税款越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

1.4 税收处罚成本

税收处罚成本是指企业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法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税务、司法等机关的处罚所发生的成本。税收处罚成本具体包括企业晚交税款被税务机关处罚的税收滞纳金，企业偷税、漏税被税务、司法机关处以的罚金和罚款。

2 企业税收成本的影响因素

2.1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等。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是所有企业运行的外在环境，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不可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也对企业的税收有重要影响。例如一个阶段内国家出台税收的相关优惠措施以及减免税政策，只要企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就将对企业产生有利的影响。国家有时也会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运行[2]。例如，国家为了限制某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出口，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对一些具有高附加值提倡类企业会给与税收优惠等政策。

2.2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

结合税收成本的构成内容，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2.2.1 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因素

税收实体成本对企业来说是刚性的，企业只能遵照相关政策，按照相应的税率和税种进行税收的计提和缴纳[3]。企业要积极关注政府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看企业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在符合的条件下，按照规定进行操作。

2.2.2 税收服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服务成本受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税收服务成本一定，超过了一定业务量范围，税收服务成本将增加。税收服务成本与办税人员的工作效率负相关，办税人员工作效率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低。此外，税收服务成本还受到税收咨询业务和税收接待工作的影响。税收咨询业务越复杂，税收服务成本越高。企业税收接待工作标准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高[4]。

2.2.3 税收财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财务成本主要受企业缴纳税款金额大小的影响，企业缴纳的税款金额越大，企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同时企业税收财务成本受到企业税收筹划水平的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水平越高，企业对资金的统筹规划越合理，税收的财务成本将越低。

2.2.4 税收处罚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处罚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办税人员的素质和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程度。企业办税人员的素质越高，出现税收滞纳金的情况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度越高，因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而被相关机关处以的罚金及罚款也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

3 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措施

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是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包括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估等一套完整的程序。因此，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应站在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根据税收成本的构成及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优化。

3.1 事前计划

事前计划是企业为达到税收成本优化的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税收实体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关注国家税收相关优惠政策，尽量创造条件争取享受最优税率标准符合规定操作，比如，对于某项优惠措施，条件许可可以争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办理，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及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收服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制定合理的税务人员工资标准，提高税务人员的办税效率，制定合理的税务机关检查招待标准；税收财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做好资金预算工作，合理安排税收资金的缴纳时间，使企业推迟交税或避免交税；税收处罚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做好高素质税务人员的培养和储备工作。建立规范科学高效的内部流程流转制度。

3.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企业税收非常重要节点，不能仅停留在财务人员业务处理，要提高企业全体人员对税收成本的认识，变少数人为多数人对税收成本管理，增加他们对税收成本观念的认知；加强企业全员对税收方面知识的宣导，特别是涉税票据的取得要及时有效，规范合法；建立企业内部审计机制，定期对企业的纳税核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加强控制，进一步降低涉税盲区，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税收缴纳。加强涉税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税收政策，把握最新税收动态，通过对税务风险防范能力的提高，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充分利用专业的税务中介服务，发挥专业的中介机构作用。加强税收管理创新结合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分析相P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和决策。

3.3 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是对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更好的把握。之前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税收成本优化的有效落地，因此建立评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的运用，使企业申报的税收数据都无处遁形。加强税企沟通协调，开展更多的自查自纠，努力提高自觉纳税，主动及时地依法申报缴纳税款，降低有意或无意违法税收法规而受到的处罚。强化内部审计对报送税务资料的分析复核，把发现的问题解决在被税务机关检查之前。建立行之有效的税企沟通机制，对企业税收成本遵从具有较大的运用空间，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税收成本的优化需要企业全体人员的参与重视，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注重细节的把握，建立健全规范可行的企业流程机制，创新思维和手段，扬长避短，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健.企业税收成本的构成及优化[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2]徐俊发.有关降低我国企业税收成本方法的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06（8）.

第8篇

xxx今年36岁，先后任xx县税务局基层税务所做税务员、内勤会计，1994年国地税分设后在分别在地税所、所、直属分局会计、办税服务厅负责人，2002年9月至今任地税稽查局综合股股长兼会计，无论在哪里、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她始终以甜美的微笑、热情周到的服务、简捷便利的工作效率工作着，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了税收事业，年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原创：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公务员、学习标兵，2001年被评为省“优质服务标兵”，成为全市地税系统惟一获此殊荣的女税官。

一、终身学习的表率

1988年，xxx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农村基层所工作过程中，因为人手少，任务重，xxx做内勤会计，于是，基层所的日常事务管理及公务员的日常政治业务学习就交给了她，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打开局面，她抱着不懂就学、不会就问的态度，先后找来了近二十本政治基础理论读本和业务工作书籍，一遍一遍地学，一条一条地记，不到半年时间里，她就熟悉了国家税收政策，把税收业务知识熟记于胸，会计知识也能驾轻就熟。现在，她的一个习惯就是只要在家，每晚必翻书、翻资料，经常熬到深夜。她爱人心疼地责怪她是在“透支青春”。现在，在稽查局，许多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了，但在每周的政治业务学习过程中，她仍然做好笔记，分析形势谈体会，工作的17年来，学习笔记本整整有二十本，专业论文近10篇，成为了一个思想上进步，行动上踏实的税务系统女标兵。

二、税收业务的标兵

xxx同志一向爱岗敬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1999年调到直属分局办税大厅以后，当总局提出的“一站式”服务正式推行时，她在办税服务厅已经施行了近两年，提出的“纳税提醒”和“延时服务”观念也在目前成为现实。在办税服务厅期间，她严格发票管理和开具，从未自作主张违规开票，因为xxx同志的严格制度，不循私情，还因此被一些想违规开票的纳税人无奈的称为“微笑的女包公”，但无论怎样，xxx“包公”的地位始终未能动摇。2002年9月到稽查局，负责内勤工作。xxx同志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原创：2003年所有的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基金的开票、收款、汇缴入库工作均由稽查局负责，一年共入库各项收入330多万元，月终及时地向市局、县局报送各项报表、资料。案卷的整理归档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2003年度的案卷，资料太多，整理、做目录封面、装订，比往年要多花几倍的时间。另外，xxx还注重社会调研和措施改进，在稽查局期间，她积极提倡稽查四分离制度，现在在稽查工作中试行；她提出的“稽查工作限时制”，得到了采纳，并受到省局推广；在市局稽查案例评选中，她指导的《加强取证查处偷税》一文取得了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并参加省局交流。

三、文明服务的楷模

第9篇

【论文摘要】2007年3月16日，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同日以主席令第63号形式公布，该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取代1991年4月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旧外税法)和1993年12月1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鉴于新法在纳税人、税率、扣除、税收优惠等方面与现行税法有诸多不同，文章将企业所得税法新旧法条要点加以归纳和整理，以供大家学习讨论。

一、纳税人

条例第二条规定，下列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者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1.国有企业；2.集体企业；3.私营企业；4.联营企业；5.股份制企业；6.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

旧外税法规定的纳税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新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

二、税率

条例第三条规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

旧外税法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

新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无实际联系的，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

三、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

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纳税人的收入总额包括：1.生产、经营收入；2.财产转让收入；3.利息收入；4.租赁收入；5.特许权使用费收入；6.股息收入；7.其他收入。

旧外税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企业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的所得额。

新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包括：1.销售货物收入；2.提供劳务收入；3.转让财产收入；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5.利息收入；6.租金收入；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8.接受捐赠收入；9.其他收入。不征税收入有：1.财政拨款；2.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3.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四、扣除

条例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项目，是指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有关的成本、费用和损失。下列项目，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扣除：1.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2.纳税人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按照计税工资扣除；3.纳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2%、14%、1.5%计算扣除；4.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旧外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新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1.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3.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4.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的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不得扣除

条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1.资本性支出；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4.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5.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6.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及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7.各种赞助支出。

新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1.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2.企业所得税税款；3.税收滞纳金；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5.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6.赞助支出；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1.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2.自创商誉；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六、税收优惠

条例规定，对下列纳税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1.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减税或者免税的企业，依照规定执行。

旧外税法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新税法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4.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1.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2.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第10篇

从事税务工作二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从基层到机关，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分局到农村分局，从专管员到办事员、从办事员到副所长，从副所长到管理股长，工作条件越来越艰苦，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是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无认在那个岗位上，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没有高貴低贱之分，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了工作，也能同样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一样得到领导和同志们及纳税人的尊重。国地税分设时，我从基层税务所到机关工作，因为没有从事过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当时有一些思想情绪，但我对工作仍是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为了提高文字应用能力，我专门买回有关应用文写作方面的书籍，认真学习。工作实践中，对领导修改的文件草稿，仔细研究，弄清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并举一反三。平时还主动和写作水平高的同志进行探讨。征管股的工作主要是为领导在税收征管方面出谋划策，提高全县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为全县基层一线的同志服务。为尽快进入角色，我阅读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方面的论文，协助领导起草了当时具有我县特色的建筑税收、交通运输业税收、农村零散税收的征管方法和措施，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在整个工作中起到了作用，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认可。2000年地税系统第一轮征管改革时，我被分配到 新组建的直属分局任征收所副所长，我没有别的想法，愉快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起初我和**同志分工阜城城办企业及村组企业，当时正是税收征管体制的第一轮改革时期，强调集中征收，要求所有的纳税企业上门纳税，因此给我们阜城镇企业税收管理增加了一定的压力，为了赶上分局管理的统一步伐，我和**同志到各个村组居委会了解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一些已经名存实亡的企业及时办理非正常户认定手续，从正常管户中剔除，对正常户逐户上门和纳税人见面，细心地宣传新的征管要求，督促他们按规定每月十日前到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上门纳税，当时这项工作并不象我今天在这里说得这样轻松，每天除了上单位跑，就是在班上电话催报催缴，稍有空，一坐下来就整理资料，登记台帐，真是忙得团团转，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所有企业都按时到办税大厅主动申报纳税了，赶上了分局的总体步伐，使我有了一种成就感。

二00三年三项改革后，我被组织分配至第三分局任管理股长，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管理股长虽然是最基层的一个职务，但是它却是分局的主要工作部门，是分局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的枢纽，它的工作开展的好坏，对分局的总体工作，举足轻重。到三分局后，根据分局的总体工作目标，针对征管的薄弱环节，对粮食企业房产税、土地税申报严重不足，历年欠税屡催不缴的问题开展工作，一是核对七户企业的历年的税收检查结论，二是实地查看，弄清这些企业实际占用的房产和土地数量。三是针对粮食总公司和下属粮食企业税收责任不清的问题具报告专门请示县局，县局明确批复后，多管齐下，一是请一分局协助，对承包前应由总公司承担的欠税进行清缴，二是和责任承包人谈话，交待有关税收政策和法律责任，并按法律程序进行催缴。三是对到期仍不缴纳的单位实行强制扣款措施。在对三户企业进行扣款时，有关银行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我们按法定程序规范操作的税收强制措施百般刁难，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硬是在银行坐了两天，最后在县局领导的支持下，将应扣的税款、滞纳金如数扣缴入库。2004年针对税收任务吃紧的现实，我们管理股对有关乡镇的建筑业税收进行了普查，由于建筑工地分布广，有些工程已完工多年，为了将第一手资料搞到手，我骑摩托车一时到工地、一时找包工头，一时又去找各乡镇领导协调，有时一天骑下近百公里乡村小道，风吹得腹痛难忍，下车后两腿发硬，寸步难行，通过我和大家的一致努力，不仅征收了建筑税收，减轻了税收任务的压力，同时建立了一套真实、详细的税收台帐，提高了整个分局对建筑业税收的管理质量。2004年十月份，根据分局内部的分工，我着重负责纳税评估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鉴于砖瓦行业申报税款不实疑点，如果按老方法就帐查帐，很难掌握关键性的证据，纳税人也很难心悦诚服，为此我和分局领导商量，拿出了方案从用电量着手，来推测产量,为搞到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我们先后到我县境内的其它几个砖瓦厂，了解测算每万红砖的电力标准。并从网上查询各种真空制砖机的功率、每小时的产量及大“三眼空心砖”和“标准红砖”的定额换算比例等技术数据。并将初步测算的每万标准红砖的定额确定在一个无懈可击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几次去县供电局营业大厅查询有关企业的动力用电量，通过耐心地宣传，赢得了有关供电部门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如愿获得了有关数据。由于，不墨守成规，擅于动脑筋，对砖瓦行业的纳税评估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事后，有关企业对我们说，你们将税收管理搞到这种程度，我算服你们了。资料管理数据管理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过去的资料搜集和管理工作对于资料的应用十分不便，根据分局领导的按排，结合县市局关于税收资料管理的要求，2003年我们拿出了初步的分类方案，后又经分局多次讨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实用方便的类资料管理方案，并率先在三分局实施成功。2004年根据分局的年度工作计划，我们利用自主开发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对三分局的征管资料实现了电子化管理。以上两项工作是我们三分局对地税征管工作的创新，得到了市县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作为分局的一个中层负责人，我的体会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县局和分局的有关管理措施的落实和实施，通俗的讲也就是将蓝图变成现实，并且把她描绘得尽量完美，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事事处处严律已 爱岗敬业作奉献

第11篇

从事税务工作二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从基层到机关，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分局到农村分局，从专管员到办事员、从办事员到副所长，从副所长到管理股长，工作条件越来越艰苦，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是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无认在那个岗位上，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没有高貴低贱之分，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了工作，也能同样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一样得到领导和同志们及纳税人的尊重。国地税分设时，我从基层税务所到机关工作，因为没有从事过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当时有一些思想情绪，但我对工作仍是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为了提高文字应用能力，我专门买回有关应用文写作方面的书籍，认真学习。工作实践中，对领导修改的文件草稿，仔细研究，弄清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并举一反三。平时还主动和写作水平高的同志进行探讨。征管股的工作主要是为领导在税收征管方面出谋划策，提高全县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为全县基层一线的同志服务。为尽快进入角色，我阅读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方面的论文，协助领导起草了当时具有我县特色的建筑税收、交通运输业税收、农村零散税收的征管方法和措施，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在整个工作中起到了作用，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认可。2000年地税系统第一轮征管改革时，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直属分局任征收所副所长，我没有别的想法，愉快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起初我和**同志分工阜城城办企业及村组企业，当时正是税收征管体制的第一轮改革时期，强调集中征收，要求所有的纳税企业上门纳税，因此给我们阜城镇企业税收管理增加了一定的压力，为了赶上分局管理的统一步伐，我和**同志到各个村组居委会了解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一些已经名存实亡的企业及时办理非正常户认定手续，从正常管户中剔除，对正常户逐户上门和纳税人见面，细心地宣传新的征管要求，督促他们按规定每月十日前到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上门纳税，当时这项工作并不象我今天在这里说得这样轻松，每天除了上单位跑，就是在班上电话催报催缴，稍有空，一坐下来就整理资料，登记台帐，真是忙得团团转，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所有企业都按时到办税大厅主动申报纳税了，赶上了分局的总体步伐，使我有了一种成就感。

二00三年三项改革后，我被组织分配至第三分局任管理股长，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管理股长虽然是最基层的一个职务，但是它却是分局的主要工作部门，是分局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的枢纽，它的工作开展的好坏，对分局的总体工作，举足轻重。到三分局后，根据分局的总体工作目标，针对征管的薄弱环节，对粮食企业房产税、土地税申报严重不足，历年欠税屡催不缴的问题开展工作，一是核对七户企业的历年的税收检查结论，二是实地查看，弄清这些企业实际占用的房产和土地数量。三是针对粮食总公司和下属粮食企业税收责任不清的问题具报告专门请示县局，县局明确批复后，多管齐下，一是请一分局协助，对承包前应由总公司承担的欠税进行清缴，二是和责任承包人谈话，交待有关税收政策和法律责任，并按法律程序进行催缴。三是对到期仍不缴纳的单位实行强制扣款措施。在对三户企业进行扣款时，有关银行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我们按法定程序规范操作的税收强制措施百般刁难，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硬是在银行坐了两天，最后在县局领导的支持下，将应扣的税款、滞纳金如数扣缴入库。2004年针对税收任务吃紧的现实，我们管理股对有关乡镇的建筑业税收进行了普查，由于建筑工地分布广，有些工程已完工多年，为了将第一手资料搞到手，我骑摩托车一时到工地、一时找包工头，一时又去找各乡镇领导协调，有时一天骑下近百公里乡村小道，风吹得腹痛难忍，下车后两腿发硬，寸步难行，通过我和大家的一致努力，不仅征收了建筑税收，减轻了税收任务的压力，同时建立了一套真实、详细的税收台帐，提高了整个分局对建筑业税收的管理质量。2004年十月份，根据分局内部的分工，我着重负责纳税评估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鉴于砖瓦行业申报税款不实疑点，如果按老方法就帐查帐，很难掌握关键性的证据，纳税人也很难心悦诚服，为此我和分局领导商量，拿出了方案从用电量着手，来推测产量,为搞到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我们先后到我县境内的其它几个砖瓦厂，了解测算每万红砖的电力标准。并从网上查询各种真空制砖机的功率、每小时的产量及大“三眼空心砖”和“标准红砖”的定额换算比例等技术数据。并将初步测算的每万标准红砖的定额确定在一个无懈可击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几次去县供电局营业大厅查询有关企业的动力用电量，通过耐心地宣传，赢得了有关供电部门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如愿获得了有关数据。由于，不墨守成规，擅于动脑筋，对砖瓦行业的纳税评估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事后，有关企业对我们说，你们将税收管理搞到这种程度，我算服你们了。资料管理数据管理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过去的资料搜集和管理工作对于资料的应用十分不便，根据分局领导的按排，结合县市局关于税收资料管理的要求，2003年我们拿出了初步的分类方案，后又经分局多次讨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实用方便的类资料管理方案，并率先在三分局实施成功。2004年根据分局的年度工作计划，我们利用自主开发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对三分局的征管资料实现了电子化管理。以上两项工作是我们三分局对地税征管工作的创新，得到了市县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作为分局的一个中层负责人，我的体会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县局和分局的有关管理措施的落实和实施，通俗的讲也就是将蓝图变成现实，并且把她描绘得尽量完美，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事事处处严律已爱岗敬业作奉献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开票公司；虚开；专用发票

一、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表现

虚开发票的行为是严重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通过稽查发现被查单位有虚开发票行为的，应依法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应移送公安机关。开票公司是专为虚开发票而非法注册的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开票费。实务中，开票公司的表现多种多样，现举两个例子：

实例一：税务稽查部门经检查发现某虚开发票企业，股东和法人都是由某些人指定并冒充的；其公司构架、会计、出纳、保管员均为虚设，生产经营场地为以支付租金的方式联系已办证或尚待办证的小型个体加工点；所有的工资名册（包含行管人员和生产工人）、送货单、提货单、原料领用单等等均为杜撰，相关空白单据也是让个体加工点的有关人员虚构、签署；虽有购进原材料的发票入账，但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行为，更不可能存在产品销售情况。

实例二：S公司为达到虚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目的，虚构销售废旧物资经营业务，并自行虚开废旧物资收购发票用以增值税进项抵扣。S公司主要作案流程和手段是：一是由受票企业通过中间人找到S公司董事长陆某，谈好手续费后，由中间人以受票方企业名义与S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二是受票企业按开票金额将“货款”汇入S公司；三是S公司收到“货款”后，其财务人员按汇入“货款”金额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交给受票企业，但为给虚构进项留出时间，填写的开票日期延后5至7天的日期；四是由S公司财务人员按开票金额倒算出应收购废旧物资的数量、单价（收购数量比销售数量多0.5至1吨，收购单价比销售单价低20至50元），交开票人员伪造过磅单、商品入库验收单，现金支出凭单，并据以开具收购统一发票；五是由财务人员制作记账凭证并记账，用以抵扣进项税额；六是S公司在收到汇入“货款”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把扣除手续费后的余款，通过提现或转账方式转到受票企业指定的个人银行卡上。

S公司为在财务账上“完整”反映所谓的“购销经营活动”，招聘了20多名财务人员（实际是开票员），将他们分成几组，每组4人，各人的工作岗位分别是收购和过磅员、验收和保管员、开票员、监管员等，专门负责开具虚假购销经营活动所需的各种凭证和单据。同时，为获取尽可能多的身份资料用于虚开行为，要求其员工每人提供30个以上的他人真实身份证复印件，并将身份证复印件发放到相关人员手中，专用于填写废旧物资收购发票上的出售人及其他信息。

上述两个典型实例，反映了开票公司基本的经营活动的流程。开票公司为他人虚开销售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稽查时，应如何计算及确认查补增值税税款？如何对开票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定性处罚？

二、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

实务中，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及《发票管理办法》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规定，为他人虚开，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均属违法行为，查补增值税税款应为虚开发票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之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两项都是虚开，并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没有向国家交税的义务，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第三种观点认为，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关键是看行为人有没有经营活动。如果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发票是为了抵扣自己实际经营的税款额，则进项税款亦应记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额；否则只计算为他人虚开的销项税额。

对开票公司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首先应该厘清三个关系：

第一，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目的与税收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

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虚构的经营活动下完成的，其主观目的是为了迎合购票人的需要而提供开票服务并获取手续费收入，但其实施违法行为危害了税收征管秩序，为购票人进行非法抵扣税款、骗取国家税款（例如受票方是自营出口的外贸企业）提供了可能，开票公司的主观故意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对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处理处罚应当与税收危害后果联系起来。

第二，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之间的关系

开票公司为了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其实施违法行为在操作上通常有三种渠道：

1.开票公司从税务部门领购增值税发票以后，给需要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或骗取出口退税的纳税人凭空填开。在这种情况下，开票公司不会长期经营，往往是注册很多家这样的公司，开票时按发票面额直接向受票方或经中间人向受票方收取全部款额，扣除手续费后再将余款退还给受票方。开票公司达到目的后并不缴纳税款，而是提包走人。其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收入。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是受票方已经抵扣的增值税税款或骗取的出口退税以及受票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2.开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仅收取开票手续费，受票方以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当期销项税额或用以骗取了出口退税。开票公司为了解决因开票而需要缴税的问题，需要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是非法购买或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购买费用。此时，其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差价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有三个：一是受票方已经抵扣的增值税税款或骗取的出口退税款；二是开票公司抵扣的增值税税款，但同时也申报了虚开发票的销项税额；三是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一方未缴的销项税额。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情况下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上一家纳税人的销项税额没有申报纳税，而开票公司本身却按照虚假的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后申报纳税了，从国家宏观的税收利益来看，损失额应为开票公司抵扣的增值税税款，即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上一家纳税人未缴的销项税额。

3.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收取了开票手续费，受票方以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当期销项税额或用以骗取了出口退税。开票公司为了解决因开票而需要缴税的问题，为自己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例如农产品收购发票、废旧物资收购发票等。开票公司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是开票公司为自己开具的增值税税款以及受票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因此，在虚开发票的过程中，会涉及三方当事人的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问题，从税法的角度来看，存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实际流失或相对流失。从发票管理制度来看，存在对他人虚开发票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的行为违法问题。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相伴而生，但也有主次顺序，其中，发票违法是手段，税收违法是危害后果。尽管并非所有的发票违法都必然导致税收违法，但税收违法仍是发票违法追求的结果。因此，对开票公司以及围绕虚开发票涉及到的另外两方违法行为人都需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如果触犯《刑法》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后，移交司法机关。

第三，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

尽管从开票公司的角度来看，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开票手续费，但是其利用的正是受票人需要以此作为骗取国家税款的依据的需求心理。根据司法解释，追诉虚开发票罪以虚开税款或骗取税款数额为标准，这说明，《刑法》对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定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开票公司没有对国家税款造成实际危害，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不能对开票公司定罪。同理，也不能对开票公司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三、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罚

综上所述，税务稽查部门在对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进行稽查取证后，应综合案情做出正确地处理。

1.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申报缴税即走逃的开票公司，如其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在受票方用于抵扣增值税，客观上造成了受票方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应对其虚开发票行为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如受票方未抵扣增值税或未骗取税款，开票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税务机关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另外，对开票公司虚开发票未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文件的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对开票公司分别按《发票管理办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处理，是因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主观目的与未申报缴纳税款结果是分离的，因此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一事不二罚”原则。

2.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缴税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公司，因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申报纳税，其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税收危害后果为恶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虚抵的进项税额，因此，税务机关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文件的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同时，对其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若受票方未抵扣增值税或未骗取税款，税务机关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

第13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反避税调查；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114.省略

一、引 言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我国正式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的所得税率。虽然这一税率低于美国最高39%的所得税率、日本最高30%的所得税率和新加坡27%的所得税率，但较之于只有17.5%所得税率的香港，仍然是比较高的。更需清醒的是，世界上还有实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避税天堂，其对蓄意避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不可小觑。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致只有15%，而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两税合一后，名义税率将高达25%。可以预见，随着优惠期过渡后税率的不断调高，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转移利润的激励会越来越强烈，必然会利用我国经济管理的不周、税制的局限与监管的疏漏，继续制定损害我国税收权益的转移价格。因此，有效地监管在华跨国公司的过分转移定价行为对维护我国税收权益、规范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博弈模型

在转移定价避税问题上，跨国公司的决策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效果不仅有赖于自己的筹划与策略，也取决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获取转让定价所带来的最大税收收益，策略是如何使自己被税务机关审计或调整的概率最小；税务机关的目标是通过监管规范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策略与行为，维护东道国合法的税收权益，其策略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在适当的范围内审计或调整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是参与转移定价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两个局中人。

为便于分析与论述，我们对相关变量做如下界定：（1）Y为跨国公司实际所得（Y>0）；（2）X为跨国公司申报所得（00）；当跨国公司申报所得与实际所得不一致、利用转移定价避税时，其避税额度为（Y－X）t；（4）θ为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罚款率（θ>0）；由避税额度（Y－X）t知，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罚款额度是θ（Y－X）t；（5）C为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查的成本，且有（0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组合，如图1所示。

跨国公司

图1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

避税博弈的收益矩阵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分别存在两种选择：其一，反避税调查与不调查、依法纳税与转让定价避税。如果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1－t）Y－K－θ（Y－X）t，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显然，选择后者的策略更优；如果税务机关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Y－K－tX，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选择前者的策略更优。

其二，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θ（Y－X）t－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X，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更为有利；若跨国公司选择依法纳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选择不进行反避税调查有利。所以，这个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是存在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反避税调查，依法纳税）、（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转让定价避税）。

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概率为α，则跨国公司选择不避税（依法纳税）的概率就是1－α，对税务机关而言：

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Y+θ（Y－X）t－C］+（1－α）（tY－C）

选择不开展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X+（1－α）tY

按前述理性假设，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选择不开展调查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E≥E′代数表达式为：

α［tY+θ（Y－X）t－C］+（1－α）（tY－C）≥αtX+（1－α）tY

得到α的解为：

α′≥

该不等式表明了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要达到增补税收的目的，条件是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至少大于C/t（1+θ）（Y－X），否则反避税调查的结果是税收收入减少。

这表明：如果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概率α

同理，若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进行反避税调查的概率为β，则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不调查的概率就是1－β。此时，跨国公司选择：

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K－θ（Y－X）t］+（1－β）（Y－K－tX）

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1－β）（1－t）Y

按经济效益原则，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V≥V′即：

β［（1－t）Y－K－θ（Y－X）t］+（1－β）（Y－K－tX）≥β（1－t）Y+（1－β）（1－t）Y

得到β的解为：

β′≤1－

该不等式表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增加收益的条件是，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的概率要小于1－。一旦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概率大于这一临界值，就意味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收益小于依法纳税的收益，避税得不偿失。

这说明：如果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调查的概率β≤β′，跨国公司最优选择的是转让定价避税；相反，当β≥β′时，跨国公司选择的最优策略是依法纳税；当ββ′时，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与依法纳税无差异，可随机选择避税或不避税。因此，上述转让定价避税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α′；β′1－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的概率进行转移定价避税，东道国税务机关以1－的概率进行反避税调查时，跨国公司与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是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从上述推论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其一，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反比。在决定是否运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时，跨国公司不仅要权衡实施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可能获得的避税额度等因素，更要考虑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监管的严密程度、征管措施与可能的处罚额度等因素。当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筹划趋于复杂、实际操作成本增加时，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避税，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税务审计和调查的概率减少。

其二，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的调查成本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资源有限，在决定反避税调查时，不仅要计量自身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成本、可能得到的罚款额度，也要估算跨国公司可能的避税额度与避税成本。当反避税调查成本增加时，其反避税调查的概率将减小，跨国公司被反避税调查的可能性降低，跨国公司的避税概率会增加。

其三，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反比，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率的提高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因为较高的税率降低了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可获利润的空间；而对税务机关来说，高税率又会激励税务机关增加反避税调查的频次，因为高税率条件下纳税人的避税意味着更多税收收益的丢失。

其四，东道国对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与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和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概率成反比。较高的处罚率直接决定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有较高代价，而对税务机关来说，较高的处罚率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以降低反避税调查的密集度及其必要性。这表明，对避税实施较高的处罚率不仅节省了税务机关的反避税成本，也会令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望之却步。

三、控制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对策

上述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博弈的基本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制订转移定价税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估量每个因素的权重与影响，以最大程度地遏制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

第一，提高避税处罚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力度。

博弈分析的结论表明，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避税处罚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合理的转让定价行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吸引FDI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提高税率的激励作用与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此，我国税务主管机构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时，应当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加大对转移定价行为的处罚力度，可产生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是可以降低我国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成本；二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或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通观世界各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对不遵守转让定价相关法规的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不仅包括对不按期报送申报表的处罚，也包括对逃避税款的处罚额度与滞纳金。处罚的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固定罚金，对所有不按税法规定填报税务申报表或者特定税务表格的纳税人，均要求其缴纳一笔固定金额的罚款；另一种是比例罚金，对严重虚报所得的纳税人，要求其按虚报数应缴税款一定的百分比缴纳罚金，比例的高低视虚报情节的严重程度决定。

大多数国家对纳税人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应报关联交易资料的处罚都比较轻，而对纳税人为了转移定价避税少报应纳税额的处罚一般比较重，亦即罚款额度比较高。如经合组织（OECD）规定的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10%―200%；意大利是100%―200%；巴西的规定是：如果违规纳税人按规定提交了税务当局要求的有关文件，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75%―150%，否则为112.5%―225%；丹麦对恶意违规行为通常可处以高达200%的罚款或两年监禁甚或二者并处；日本的规定则要求违规企业除了缴纳转让定价调整税额的10%―40%罚款外，还要加征每年14.6%的违规税；南非的规定除对违规企业处罚最高可达200%的罚款外，还要求其为未缴税款支付每年15%的利息；而荷兰除了处以25%―100%的罚款外，还规定税款的利息从该所得税发生的纳税年度末起计算至税收查定之日为止［1］。

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两方面对转移定价逃避税款未规定应有的处罚或者处罚太轻。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企业负有披露其关联交易的义务，但对其不履行该义务的惩罚措施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很可能因此隐瞒其关联关系，因为不管披露与否，都不会受到惩罚；又如我国的新税法及相关条例规定，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法与条例的纳税调整决定，在补征税款的基础上加收利息。虽然此规定对旧税法只有报送资料的规定是一个改进，弥补了对公司延期交纳的税款不加收利息（滞纳金）和罚款的漏洞，《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的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但与上述其他国家的罚则比较，还是显得过于宽松，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威慑乏力。因此，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加强打击转移定价避税处罚力度的大趋势下，我国应认真研究对转让定价避税处罚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加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制定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行为的处罚规则，给转移定价的调整额度设定一个“警戒线”。凡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未达到“警戒线”的，视为一般性的转移定价，税务机关只需对其调整即可，不必处罚纳税人。如果外商投资企业不按公平交易原则实施转移定价，且调整额度超过了规定的“警戒线”，则在法律上可以推定为逃税，税务机关不仅要对其进行纳税调整，还要对其少申报缴纳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根据避税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二，完善税务操作规程与细则，增大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参照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细则不仅对有关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关联业务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和预约定价安排等做了明确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增加了成本分摊、资本弱化等反避税条款，使我国的反避税税制得到进一步完善。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接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国税发（2008）114号）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对税法的有关规定加以明确，并规定企业在申报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同时申报关联业务。至此，我国在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大环境下初步建成了转移定价的法规体系［2］。

值得强调的是，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对转移定价的反避税措施更加细化完善，也预示着我国反转让定价避税的态度更加坚决。根据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税务机关转移定价调查的重点企业是：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的企业，利润水平低于同行业的企业，利润水平与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匹配的企业，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以及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

虽然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全面规定了转让定价法律体系，也采用了一些更先进的符合国际化趋势的制度，但较之于实际工作需要，许多规定依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转让定价税法有很强的实践性，许多国家的转让定价税制立法不仅有成文法，还会制定具体的操作指南或者列举许多转让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例如在无可比交易情况下，针对无形资产和劳务的特点，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都规定了成本加成的比例。如日本规定，采用成本加成法的合理收费标准是成本总额的110%。对比之下，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许多规定显得粗略模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细化或出台更为具体的操作细则。细化的操作规程客观上会增加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筹划成本，更有利于税务机关有章可循地打击转移定价避税行为。

第三，大力推广预约定价制度，严格控制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反避税的调查成本。

预约定价又称为预约定价安排（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简称APA）。经合组织1999年10月的《预约定价指南》认为，预约定价协议是纳税人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方法事先向税务机关报告，经纳税人、关联企业和税务机关充分协商后，事先确定受控交易所适用的标准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的一份协议。预约定价协议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交易价格的评价方法、评价交易价格的幅度以及纳税人与交易对象（关联企业）的关系。

预约定价制度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克服或化解传统的转移定价事后调整的局限性。传统的事后调整方法，容易因为税收收入不稳定引发征纳双方的争议和矛盾；而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又会影响企业下一步的经营决策，不仅消耗双方大量的人力、费用和时间，还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分干扰。而实行预约定价制度，不仅对税务机关来说节约了税收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有利于税收征管；且对纳税企业而言，可以降低转移定价税务调整的不确定性，有效地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避税做法，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应用预约定价制度，从事后调整向事先确认转换，签订预约定价协议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样，既能保持外商投资企业跨国经营的相对稳定性，又简化了税务机关对转移价格的税负处理。

参考文献：

［1］ 刘健.我国转让定价的发展与完善 ［J］.中国商界，2010，（10）:16-17.

［2］ 刘元元.国际反避税政策对我国涉外税务管理的影响与借鉴 ［J］.管理现代化，2008，（3）:19-21;60.

［3］ 唐芳.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实施转让定价行为的研究 ［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6-50.

［4］ 安徽省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转让定价税制差异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J］.涉外税务,2006，（3）:46-49.

［5］ 代丹丹.我国应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策略探析 ［J］.经营管理者，2010，（6）.

Tax Avoidance Countermeasures for Fransfer

Pricing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ZHANG Ji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China）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存货 价格 会计核算制度 增值税

注销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它情形，不能继续履行纳税义务时，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终止纳税义务的税务登记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应当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税务证件。当前的政策法规只规定了税务登记证的注销时的税务的行政事项的处理进行规定，但对纳税人的财产事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库存商品是企业的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销税务登记应如何处理，当前的政策法规没有做出明确的详细的规定，这样使税务机关在税务登记审批时存在各种不统一的执法标准，纳税人账面的存货应当如何处理，是否需要缴纳税款，如果需要缴纳税款应如何缴纳当前的税收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规定不明确导致纳税争议。在注销清算时如何处理账面的存货，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笔者将在本文中和读者探讨注销时存货处理中的增值税缴纳问题。

一、注销税务登记时纳税人名下的存货是否必须进行变卖清理，纳税主体不同的法律身份，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税收管理实践中会根据纳税人的法律性质分为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不同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个体工商户是商事自然人可以不对存货进行清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增值税细则）第九条规定：条例第一条所称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条例第一条所称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可见《增值税细则》明确规定了个体工商的性质是个人。个体工商户在注销时注销的是工商登记所登记的名号，而非个体工商户的责任主体，根据《民通意见》第41条规定，起字号的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可见个体工商户的责任主体是个体业主而不是工商登记时的商号，商号注销，但责任主体没有消灭，也就是说个体户业主的财产是与个体工商户混同的所有权自始没有转移过，没有流转就不需要征收增值税，所以不存在存货清理的问题。

公司法人类企业在注销时应对存货进行清理。根据公司法第3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基于法人人格独立理论，法人是拟制人，法人的财产是独立于股东，如清算时不清理存货，法人注销后存货将成为无主物，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无主物收归国有。另，如果由股东回收，即属于法人与股东之间得买卖，应征增值税。所以笔者认为基于以上的法理来推断，公司法人在注销清算时有存货清理的义务。

二、如果纳税人必须清理存货要按何种标准计量并缴纳增值税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存货区别于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企业持有存货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存货的账面是生产过程中成本持续计量的结果，存货的账面价值具有成本属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货当时的社会的生产成本。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商品的社会销售价格应该大于其成本，所以税法原则上不允许其计算应纳税额的销售价格低于账面价格，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一）一般情况下低于市场价处理存货，应以什么价格申报增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应按按纳税人或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又或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销售额。但何为“价格明显偏低”、何为“正当理由”税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当前的税收实务当中也没有统一的做法，应按实际销售价格征纳增值税或者按不低于成本价格征纳增值税，又或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那个更合理合法？

那纳税人在经营中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纳税人常常为了利用低价格吸引顾客，在销售低价商品的同时搭售高价商品，或为了满足经营现金回流，减少融资损失，常常会对部分商品进行大幅度折价，那折价销售作为一种民事行为应该如何判断其价格是否合理？在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没有做出规定的情况下，什么幅度的折价才是合理。既然销售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我们试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十九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一般的折价销售只要不低于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时是合理的。因为纳税人的经营是一种民事行为，根据民法公序良俗原则，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民事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的都是正常的行为，法释[2009]5号第十九条明确界定了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另，税收执法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依据行政合法原则，行政行为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即在税收相关法律没有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可以为何种行为前税务机关应当保持不作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就《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中的“价格明显偏低”做出规定前，税务机关如果仅因纳税人的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而对纳税人的交易进行核定，是对纳税人合法行为的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基于以上笔者大胆推论，这种否定方式是一种以不明确否定明确，在行政执法中难免有滥用职权之嫌。

（二）纳税人注销时可以按低于成本价格处理商品吗？

如果纳税人因为注销清算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存货，是否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是否需要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销售额？由于当前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的“正当理由”的具体规定进行明确规范，那些情况可以下可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存货就很值得我们探究。

纳税人在注销清算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存货，该行为在民事上是否违法？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下列行为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的合理情形：（一）销售鲜活商品；（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三）季节性降价；（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认同在行为主体在不再经营时可以行为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即注销可以成为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的“正当理由”，并且该行为是一般的市场行为。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中资产评估减值发生的流动资产损失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1103号）文件规定：由于是库存积压商品，属于市场发生变化造成价格降低，价值量减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非正常损失，因此不需要做进项税转出，可见税务机关在公布“国税函[2002]1103号”文件释法时，是认同市场经营过程中存在市场变化会形成市场价格波动，企业折价销售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

（三）注销时存货清理应当注意什么事项，应如何处理当中的风险与责任

第15篇

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1)“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2)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3)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