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新闻理论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第2篇

大江网讯　日前，2009年度全省新闻理论研讨会在南昌进行。此次研讨会收到新闻论文156篇，经过评委的认真阅稿，充分评议，按统分结果，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8篇、三等奖54篇，57篇论文获交流证书(点击下载获奖作品目录)。

在本次参与新闻理论研讨的作品中，发现有以下三篇论文有抄袭行为：《论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改进》作者汪琪，《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助推社会和谐发展》作者殷俊、曹显斌，《以正面宣传为构建和谐社会聚力》作者张宇。对此，评委一致认为，在今后的新闻理论研讨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端正学风，严肃学术行为。

对以上公布的评选结果如有疑义，请致函江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第3篇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