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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第2篇
大江网讯 日前，2009年度全省新闻理论研讨会在南昌进行。此次研讨会收到新闻论文156篇，经过评委的认真阅稿，充分评议，按统分结果，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8篇、三等奖54篇，57篇论文获交流证书(点击下载获奖作品目录)。
在本次参与新闻理论研讨的作品中，发现有以下三篇论文有抄袭行为：《论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改进》作者汪琪，《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助推社会和谐发展》作者殷俊、曹显斌，《以正面宣传为构建和谐社会聚力》作者张宇。对此，评委一致认为，在今后的新闻理论研讨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端正学风，严肃学术行为。
对以上公布的评选结果如有疑义，请致函江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第3篇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第4篇
一、大炮三型
从新闻界实践和社会发展看，以下三种大炮正在并将继续走红。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闻出现，投入精兵良将“大事重做”，集中时间、集中版面形成气势与规模。在抗洪、入世、申奥、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奥运会……我们总能感受到呼啸而来的大炮声！
举个典型案例，《天津日报》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一共30个版。1版以五栏80行高的位置发主席走上天安门的照片，显示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跨世纪；2版发讲话，定报眉“时代强音”；3版发人民的欢欣和拥戴，报眉叫“欢腾时刻”；4版发七常委和阅兵，报眉叫“继往开来”；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欢歌”；9版报道三代伟人升旗，叫“庄严时刻”；10至12版为群众游行盛大场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报道各大兵种，报眉叫“钢铁长城”；17至20版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报眉叫“世纪之剑”；21至24版报道天安门和全国各地，叫“普天同庆”；25至28版报道国际反响，叫“五洲同庆”；29至30版报道建国以来12次大阅兵，叫“精彩回放”。①
详细重述这个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的版面构成，是因为它包含了新闻的大炮——不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弹药成份。
一是新闻与历史互渗。1997年，《广州日报》出了97个版的回归特刊，同城有报纸不服气，贬之为“全是旧闻，没有新闻”。其实，贬者是酸葡萄心理，97个版，哪里可能全做新闻？新闻大炮的选材特征，正在于让新闻与旧闻互渗，立足当前、回溯历史，对过去新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新的展望，这种回顾与展望的双重视角，有助于看清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态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与贴近兼融。没有全景就没有媒体的创新——背景不同，新闻的意义就不同；没有贴近就没有受众的关注。像新闻大炮这种创新性极强的报道，你不能只问读者想看什么，读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给我多点或少点”，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体已经给他的；读者绝少想到报纸怎样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点取舍，正是与其他媒体拉开差距的基本手段，明显体现出本报的独家创新。兼融，则要把从全局看的新闻与受众切身感受的新闻有机结合，尽可能把重大主题转化为离受众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报》庆祝中国申奥成功，连续5天推出近70个版的《申奥特刊》，同时随机应变扩大战果，策划了两组贴近性极强的报道：“寻找申奥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奥功臣访谈录”。
三是理性与感织。新闻与历史是从媒体选材角度看；全景与贴近兼顾媒体与受众；感性与理性则是从受众角度看。尽管新闻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经常包括评论、资料、新闻链接、表格数据、专家访谈、记者点评等等，让理性色彩更浓，但千万不能忽略感性，因为受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感性特别体现在标题和图片，它们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动情感。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泪水、怒火”特刊，头版是五个特大黑字：“最强烈抗议！”下边一幅图片，一个怒火万丈的青年，左手高举，右手拿喇叭，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几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难怪被不少人选作游行标语牌！
专题策划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专题策划以“题”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体与偏重主体的基本区别。但是，主体绝不等于媒介随心所欲的主观，“专题”由媒介确定，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直言之，是时代“命题”，媒介从特定角度自选“题目”来“作文”。
自主创新成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广东省召开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2005年11月，《南方日报》推出60个版的“创新广东”特刊。第1叠务虚，1～16版探讨创新广东的战略意义、现实状况、未来图景、机制突破、核心技术突破、知识产权战略、人才战略、创新环境等等。后三叠务实，推介广东的“创新之星”，树典型，提供学习样板。第2叠推介技术创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第3叠推介营销和管理创新的房地产企业；第4叠推介创新型城市、专业镇、产业园区。这样虚实结合，对广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决策进行全方位深入解读。
以上两种大炮，新闻人从直觉上更重视大事重做，其实，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经常发生；其次，大事与媒体定位的相关性、重做与媒体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专题策划更灵活，你在时代问题中根据媒体定位选择题目，量力而行确定规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细类。以上“创新广东”特刊是“政策解读型”。常见的还有：2004年12月，《重庆日报》连续16天，每天一个整版，推出《2004——科学发展观引领重庆前进》的年终报道。那是“成就盘点型”。2004年《湖北日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批评涉及县一级政府：《一起典型的赖账案》，然后开辟专栏“投资环境大家谈”，历时一个多月，那是“舆论监督型”。好多都市类报纸动辄几十个版的“五一黄金提案”、“国庆消费地图”，那是“生活服务型”……如此等等。
日本报界就很重视专题策划，他们有“年度新闻策划”。据朝日新闻社原总编中马清福先生介绍：之所以叫“新闻策划”，是因为报纸关于某事件和某现象的态度和想法多集中在这一栏目中。从元旦或3号开始的年度计划格外重要，很多报社每年年末都会确定第二年的主题，以便推出下一年的专栏。以《朝日新闻》为例，1959年从元旦开始连续报道18期“发给幽默的邀请”；从元月3日起连续报道14期“消费者才是上帝”。1960年从元月4日始连续18期“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从元旦开始连续51期的“创造日本”……②
这“年度新闻策划”，也就是刘明华先生详细介绍过的“计划性连载”之一，刘先生对它的特点、价值、采访与写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复。③只举出一个实例，看看这种日本大炮的规模。2003年，《读卖新闻》一共推出20个计划性连载，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时尚版的“幸福调色板”专题。又细化为6个分主题，一是“徘徊在婚姻门槛外”，12期，报道不愿或无法结婚的各种男女；二是“我们结婚”，12期，寻找理想伴侣的种种努力；三是“虽说结了婚”，13期，婚后家庭问题如何面对；四是“瑞典的恋人们”，6期，介绍瑞典男女的婚恋观及状况；五是15期的“解体家庭”，报道离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报道夫妻如何共渡难关。④我甚至想，不管电视、网络有多牛，它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甚至受不了这种联珠大炮的轰击！莫非，新闻的大炮更是报纸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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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种合成型
前面两种大炮严格限制在“报道”领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报道与“活动”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种合成，也就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合成的实质是强调有机整体，让多兵种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战斗力。新闻合成战术有“三大柱石”：活动、聚焦与炮击，大炮只是多兵种之一。
2002年，为迎接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南方日报》策划了持续50天的“十大新闻大家评”活动，先动员读者推荐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发生在广东的重大新闻，然后报社与专家共同确定15件候选新闻，再由读者投票选出十大新闻，最后动用40个版的篇幅来解读。这里明显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组织活动造起声势，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当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时间的，也有空间的或时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报》与罗湖区政府、深圳市贸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联合主办“消费在罗湖”大型主题活动。又特别策划了在东门广场举行“罗湖商业文化系列市民论坛”，为配合第一场论坛，报纸做了8个版的特别报道：“东门记忆”，系统回顾东门的商业、文化、民俗。很多读者将其收藏。这里不仍是活动、聚焦与炮击？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区也向报社发出邀请，希望为它们制作类似特刊。
二、一炮走红的秘密
新闻的大炮越来越受到青睐，是因为一炮走红的概率很高，现在要问为什么？
首先，它瞄准读者的异常依赖。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异常依赖论”，说社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这时他就异乎寻常地依赖媒介；哪个媒介能及时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赖谁，不惜背弃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习惯。⑤这个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大事重做”为何成为新闻人的共识。《京华时报》2001年5月创刊，当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它一口气轰出80个“奥运金版”！有人评论它把奥运会翻了个底朝天，做成了“奥运百科”。这80个版或许有些粗糙，有些失调，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为重型武器——反过来，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铅笔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据说好多北京人就因为这“金版”才开始关注《京华时报》！是啊，你瞄准异常依赖轰响大炮，给读者烙下“风景这边独好”记忆痕迹，就有助于新报纸打开局面，老报纸强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媒体的同质化经常被诟病，但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马清福所论似乎最能命中红心，他说大众社会，人们生活越来越相似，首先出现了生活的同质化。这带来信息的同质化，如果没有同质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谈的话题，很多人就会不安。相应的，报纸也逐渐同质化，假如A报没有B报的消息，两报读者聊天，订A报的人就会不满、不安，也想换成B报。⑥他至少说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场的报纸，趋于同质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论在于，安于同质化就会使媒体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总要追求差异化。因而《申江服务导报》要求“一月一策划，周年大策划”。趋于同质化，报纸会显得“平”，缺少个性和冲击力；必须时不时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没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专题”策划轰响新闻的大炮，有节奏掀起报道，把报纸品牌不断“烙”进读者记忆之中。
最后，它是锻炼队伍的有效方式。新闻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红，只能追求提高走红的概率，这要靠采编队伍苦练内功。《江南都市报》副总编辑彭平说他们“每年都要打几场标志性的新闻大战”，他解析其运作思路：一是建立反应迅速的临战机制；二是策划先行；三是调动多兵种作战；四是做大，形成规模和气势。这涉及到报社运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说，每一次这样的大战，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机会。年轻人学到经验，老记者添了身价，每一场大战打完，都有人才脱颖而出。⑦不时锻炼队伍，才能越打越会打，这一炮没有走红，但使下一炮走红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释：
①张建星：《新闻的创意时代——新闻操作92条札记》，43页，文汇出版社，2004
②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27～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③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75～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123～125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⑤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353～354页，新华出版社，1990
第5篇
【关键词】新闻网站；主流；新闻品牌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媒体跑马圈地式上网以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都已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它们构成了网络媒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传统媒体办网站几乎别无选择地把建成主流新闻网站作为目标，这与商业网站瞄准门户网站或信息港的定位相区隔，也正是新闻媒体网站的优势及特色所在。
经历了9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后，媒体网站的经营观念日新，影响力也日增，已经出现了大不同于90年代中期时的景象。但是，作为依托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这些新闻网站在网络新闻传播方面的优势远未能充分发挥。特别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例如近期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报道），媒体网站的表现常常落在新浪等商业网站之后，其整体形象不尽如人意。这不能不令人思考新闻网站运作过程的种种问题。
什么样的新闻网站才有竞争力。我们今天的新闻媒体网站经得起“入世”后的竞争吗?
诚然，一个主流新闻网站需要具备多种素质。我们这里只讨论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一点：主流新闻网站必须拥有新闻品牌，以及由此带来的足够的市场占有率和网民忠诚度。以此衡量，我们的媒体网站离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新闻网站还差得远。
一、新闻品牌是主流新闻网站的必需品
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媒体的网站抱有优越感，基于这样的理由：即认为传统媒体的品牌必然会延伸到其网站上，因此母媒体知名度越高，级别越高，其网站也将越具强势。这些年的网络经营实践却似乎并不支持这一看法，一些在国内拥有很好品牌的大媒体，其所属网站的业绩不尽如人意，与其母媒体地位不相称，甚至还不如某些级别较低的传统媒体办的网站，比商业网站更是逊色。例如，中央电视台网站在网民中的影响力就比较有限，与中央电视台自身的强势媒体形象不太一致。这说明，传统媒体的品牌并不必然延伸到网络媒体上，网络媒体的品牌需要通过自身的经营获得，这种经营必须遵循网络传播规律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传统媒体模式。因为网络与传统媒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不同的参照体系，受众对它们有不同的需求和期待值。传统媒体只是为其网站提供了很好的品牌延伸优势和便利。
主流新闻网站，相对于非主流或边缘新闻网站而言，在网络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本身必须是一个品牌网站。它必须拥有比其他网站多的、足够的市场份额，具有足够大的市场号召力，以及潮流引导能力。作为这样一个网站，品牌新闻是其必需品，其市场影响力大小归根结底要靠产品——新闻的品质。
新闻品牌不是指某一条具体新闻，而是指一个新闻网站或传统媒体打造的一种新闻产品的独特的风格和品质。它是个性化的，因而是易被辨认的；它是优良的，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是“软件”，因而不易被克隆。它惟这个媒体独有，构成这个网站不一般的风格。世界各知名媒体无一不有自己的新闻品牌。例如BBC、CNN，《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等，其新闻都有各自的特色，包括《华盛顿邮报》上的言论都是它的品牌。
品牌新闻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产品，在于：它具有一般新闻产品无法企及的高度的形象认知功能。它们是那些知名度高的精品新闻，在受众中有高出其他新闻的号召力，对于网站的形象塑造起到以一当十的功效。它能带来高阅读率和可观的经济收益，这是它的有形价值。
比起一般新闻产品，品牌新闻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和更鲜明，能引发人们长久的阅听依赖，从而提升网站的亲和力。通过新闻品牌作纽带，有利于引导网民对整个网站做出积极的评价，培养网民对网站的忠诚度，而网站自身也由于长久的传播强势形成传播上的话语垄断，大大提升其竞争力。这是新闻品牌的无形价值。
对于新闻网站而言，新闻品牌是竞争的重要筹码。网络是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和公平的媒体，传统媒体可以依赖的人为限制在这里很微弱。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一个网站都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的竞争。它没有像一些机关报那样可以依靠行政摊派提高市场份额；也无法像有些电视媒体那样限制他人进入以保护收视率；更不能依靠行政级别造成某些强势。互联网又是一个有太多选择的媒体，在这里，只有品牌最具吸引力。
二、新闻品牌是目前网络传播市场的稀缺品
新闻品牌一直是国内媒体缺乏的。少数传统媒体，像《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也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新闻产品。但是，就总体而言，国内媒体，即使是主流大媒体，普遍缺乏深入人心的、具有市场营销力的新闻品牌，大媒体主要依靠长期形成的行政级别，以及对新闻的垄断优势。这种优势正逐渐消失。随着媒体竞争日益激烈，新闻报道深度有所提高，也出现了如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少数几个品牌，但是，从报道的深度、透明度、揭示问题的尖锐度等方面考量，这几个品牌有着种种先天不足。从市场影响力来看，在广东等频道相对开放的地区，这些节目的收视率比内地明显要低，说明在一个比较公平开放的环境中，其市场价值并不令人乐观。
新闻品牌在网络传播市场同样稀缺。网上信息主体仍然是新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1999年12月31日），网民主要信息需求是“新闻”（占65.5%）和“科教信息”（31.43%），二者合计超过97%。调查同时显示，一方面网上信息量很大，另一方面网民认为“值得看的”东西太少，网上信息普遍存在非专业化、浅、杂、雷同的缺陷，量和质的矛盾突出。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要求较从前大大不同了，即在信息越来越易得的情况下，已不满足于量大和时效快了，而需要专业水准更高的新闻。该项调查同时表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业的发展已经培育出了一个足够大的新闻需求市场，并且，网民的新闻胃口在随着网站供应能力的增长而不断拓展，复旦大学张国良教授等2000年所作的《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该调查发现，尽管网上信息量大大多于传统媒体，然而，网民对信息的不满足感却大大高于非网民，为其2倍，满足感则大大低于非网民20个百分点。这同样反映出网民对高品质新闻信息的需求。
但是，媒体网站新闻传播现状，普遍缺乏信息的广度和深度，由于不够客观公正而缺乏权威性，缺少人情味和服务性。最为关键的是，主要媒体网站一律在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上主动规避，或含糊其辞，使它们没能摆脱其传统媒体的弱点。
商业网站中少数几个已经形成自己的品牌，例如新浪、搜狐、网易，在新闻传播方面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特色。新浪网以快捷、丰富为特点，从1999年科索沃事件开始，在几次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抢先一步，奠定了它在新闻传播方面的领头雁地位。“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报道，新浪网又拔得头筹，在事发后仅7分钟即第一条快讯，接着从当天晚间20点55分到23点59分之间，滚动大约99条新闻。以后连续几天时间里，新浪网每天约有相关报道600条左右。其丰富程度在国内所有媒体中遥遥领先。相比之下，新闻媒体所属网站在数量和速度上都远远不及，显示出官办媒体积重难返的不灵活。
但是，商业网站新闻传播方面的弱势也同样明显。新浪网新闻虽多，但缺乏深度。关于“9·11”事件的报道，日均600条新闻，量非常大，但其中一部分新闻内容重叠，而且单条新闻的信息含量偏少，以快讯和简要消息为主，有深度的分析新闻、背景新闻、预测新闻、观察新闻等相对较少。另外，当新闻量越多，信息越需要整合，经过二度开发，得到增值，这是新浪网等商业网站的不足之处。而且，商业网站缺乏营造品牌言论的条件。目前为止，新浪等商业网站新闻的“卖点”在丰富和快捷上，它们离真正的品牌新闻还有距离。同时，由于政策限制，商业网站不能自行采制新闻，必须转载自省级以上媒体。新浪网的新闻来自“人民网”“中国日报”“中新网”等国内主流媒体，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商业网站还缺少树立品牌新闻的条件。这正是媒体网站的发挥空间。媒体网站需要确立的品牌新闻，是既有别于现阶段商业网站的新闻，也不同于传统媒体上宣传模式下的新闻，是能够赢得市场的新闻产品。
三、主流网站新闻品牌的要素
品牌新闻是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的、具有较高品质的精品新闻。符合网络传播特点，就是要能在公开、自由、平等、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中流通。因此，除了具有一般新闻的素质外，品牌新闻还具有如下特别素质。
1.权威性
品牌新闻首先必须是公正、客观和真实的，去除了狭隘的政治偏见和功利的、准确的报道，这样的新闻才能在更大的市场上通行。品牌新闻不仅坚决固守新闻业的专业标准，并要求更严格。其次，权威性还反映在新闻具有独家意见、独家视点，这些视点必须是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而且在众多其他渠道的新闻相互验证中，越发显示其不一般的品质。新闻竞争到了今天，渠道越来越多，信息量越来越大，时效上的争抢已经到了尽头，主流媒体应该在新闻的“软件”上见功力，提供那些更具分析深度、更具整合广度、更具独到见解的新闻作品，达到其他媒体所不及的高专业水准。
权威性特别表现在对重要事务、问题、现象的报道，和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媒体是否有信誉，能否占据主要受众市场。国内的大多数传统媒体（特别是机关报），由于长期遵循宣传模式，权威性不足，或者说，其有限的权威性是建立在对重要消息源和新闻权的垄断上。因此往往越逢大事报道，越没有市场。如果环境再开放一点，竞争再公平一点，它们的市场会更小。新闻网站如果不走出这个局限，将很难确立新闻品牌。
2.大视野
用全球化和全国性的视野来关照新闻事件，站在更高角度、更大背景，挖掘大新闻价值。目前所谓的“地方主义”新闻理念，强调新闻的“本地关联度”，即从本地的视角去关注、报道全国或国际性事务，拉近心理距离，使新闻更具接近性。例如，报道世界油价上涨，从它对本地经济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出发，能有效吸引中低文化层次受众。但是，这种报道方式被证明有弊端，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的，它可能引导阅听人习惯于从本地角度看问题，眼光聚集在本地事务上；另外，可能消解新闻的严肃性、厚重感和复杂联系。新闻制作的大视野并不反对新闻采写方式的平民化和贴近性，而是要求新闻的视野以及价值取向不局限在封闭的区域内，既要注意从与地方的“相关性”“接近性”出发去审视和报道全国和国际新闻，更要注意用全国性、全球化的大眼光去审视和报道地方新闻，总之，是追求“大新闻”。例如我们报道武汉，站在全球化高度，用世界眼光看武汉，就会看到武汉的种种不足，与世界的差距。如果从武汉或湖北省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就不容易看深看广，不容易客观，新闻免不了“小家子气”，并带上政治功利的色彩。这样的报道既不利于武汉人拓宽视野，也难走到全国、走向世界。
3.触及大问题和焦点问题报道透明化
主流传统媒体多年来由于种种限制，主动规避大问题、敏感问题，妨碍了其新闻形象。对于焦点事件的报道，也往往让人感到不透明，或有意淡化，避重就轻，甚至误导舆论。例如人们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依法行政、国企改革、体制改革、农村问题、九八抗洪等等，以及近期的厦门远华案件报道，媒体在绕圈子，不碰触核心问题，有意消解其中的复杂性。这样做的结果，降低了媒体的信誉，使人更关注海外和香港媒体的说法，而且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例如厦门远华案）。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也让人明显感到不透彻。当然，这一现象不是媒体本身可以解决的，但是，这的确是导致今天传统的主流大媒体（机关报）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么多年新闻改革的结果，从中央到省级的主流媒体在新闻的呈现方式、内容的贴近性、消费性等方面，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仍难以形成新闻品牌。作为新闻网站，应该敢于透明，如果沿袭传统媒体这一做法，是很难建立网上新闻品牌的。
4.引领舆论潮流
品牌新闻担当着舆论引导的责任。在一个趋向开放的信息环境里，信息纵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越是公正的舆论越具有引导作用，越有市场营销力。网上舆论引导更要讲究科学性和策略，追求实效，传统媒体那种较为生硬的引导方式在网上效果并不好，需要代之以更高明、更依据事实的舆论引导方式。主流新闻网站还应运用品牌言论来引领舆论潮流，品牌言论同品牌新闻一样，是有着鲜明媒体特色、个性化风格的、独到的见解。
此外，品牌新闻还需要制作精良、独到的包装。
衡量品牌新闻的标准，最终要看市场营销力。现在新闻渠道多元化，新闻也在向多元化发展，不同口味、不同阶层的人应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品牌新闻的市场价值应该看它在“有效人群”——知识阶层中是不是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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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离真正的主流新闻网站还有多远?
目前媒体网站的运营状况离新闻品牌、离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新闻网站还有不小的距离。网络传播受到传统媒体运营模式的制约，使网站更多地不是在网络规则上运行，而是在传统媒体的既有轨道上运行。
传播模式上，网络新闻传播是传统媒体宣传模式的实际延伸。媒体网站基本上分享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使大多数网站成为纸质媒体的网络版，在新闻的制作和上不能突破传统媒体的弱点。网络新闻更开放、更多元、更丰富和快捷的特性没有得到发挥。另一方面，媒体经营网站存在着观念上的偏差，大多数媒体只是把网站作为另一个版面，没有认真研究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在资金投入上，也远远不足，这使网站难以建立专业化队伍来做好网络新闻。商业网站（即非新闻单位网站），根据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网站只有编辑和选择的权力。这样，无论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都不能不沿袭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商业网站虽然在新闻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快捷上做出努力，但仅此而已，新闻主体并不能超越传统媒体的宣传框架。这是新闻品牌建立的最大障碍。
管理模式上，媒体网站是以宣传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实际延伸。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多数媒体网站依附其母媒体而生存，作为母媒体的一个版面，经济上由母媒体支持。由于网站近期内难以盈利，媒体网站很难脱离这种依附关系。虽然有少数网站尝试与母媒体剥离独立运作，但涉及新闻传播方面，依然不可能摆脱这种宣传管理模式。商业网站，虽然采取了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但是，在新闻这一块，由于新闻源被控制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事实上不能不受以宣传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影响。
这种管理模式围绕舆论引导目标，受制于中央宣传部和地方同级政府的双重管理。管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通过制定宣传计划、宣传口径、经验交流、组织评奖、节目审查等多种办法，实行具体细致的宣传管理。由于新闻法尚未出台，只有一些“管理条例”，而这些管理条例并不能担当新闻法的任务，宣传管理缺少可以依赖的法律平台。行政管理手段不规范、不清晰、不透明，对新闻传播的管理常常不是依据明确的管理条文，而是时时变动的暗杆杆，以及管理条例中由主管部门掌握解释权的“软杆杆”，并且，实行事后追惩，使新闻媒体放不开手脚。无疑，这与媒体正在进行的产业化经营相矛盾，也妨碍主流新闻网站建设。不难预料，入世之后，如果没有共同的法律平台，无论是新闻网站还是传统媒体，都无法同以各种形式进入的外来竞争者站在一个起跑线。到那时，谁是主流新闻网站就难说了。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加入WTO，一个全面、彻底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渗透到各个行业。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承诺开放媒体，但是媒体不可能游离在市场轨道之外。目前这种半官半商的状态可望结束，媒体商业化进程不言而喻。二是政府职能转变，行为越来越规范。WTO的23个协议，492页纸，只有两个条款提及企业，其他都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政府是一个导航者，不能变成划桨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课题报告负责人张成福语⑥）政府将不再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工作中心转向宏观管理，维持市场良性运作必要的秩序。政府的媒体管理方式也将改革，与其行为规范相一致。第三，WTO要求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促进我国法制建设步伐，我们相信，这将再一次催动新闻管理法规的出台，以及网络媒体的管理法规。这些法规必须符合世贸成员国的水准。
同时，入世也将促使传媒业自身的竞争行为日益规范，确立起真正的市场规则。并且，随着传媒市场准入逐步提高，传媒竞争将更公平、更凭借实力，这将推动新闻品牌和主流新闻网站的形成。
我们将会看到传媒市场环境的好转，但这绝不是阻碍我们现在努力的理由，因为我们缺乏的决不仅仅是外部环境。
注释：
①中华传媒网，
②《南方周末》2000—2001年关于入世与媒体变革、政府正位的相关报道。
③lexis-Nexis数据库关于“因特网与传统媒介”的研究资料。
④ChinaJournalismReview,
第6篇
网络媒体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水流向着媒体的滩头渗透，面对“第四媒体”，新闻摄影之路将如何拓展，新闻摄影人又将如何应对?
还是让我们在变与不变中看一看，想一想明天的新闻摄影。
一、摄影工具的改变没有改变工具与人之间的关系。
早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日美等国的摄影记者就使用数码相机拍摄了大量比赛图片，并通过网络在第一时间发稿，从而使他们在新闻竞争的战场上占尽了先机。数码相机从图片的摄取、存盘、输入电脑，再通过电脑和电话线，传送到世界各个地方的电脑屏幕上。整个流程里，没有胶卷和相纸的身影，从而省去了传统摄影中冲洗照片所必需的数十分钟的时间。
时效速度上的即拍即传性，与操作上的易被储存、展示、编辑、传递和打印的方便性是数字技术赋予新闻摄影的新的生命力。
在我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在报道中首次大规模采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数码“佳能EOS－1N”相机发稿。从主席抵达香港、中英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直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新华社的几位摄影记者都即拍即传地在极短暂时间内将照片传出，从而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记者在新闻摄影领域对数字技术运用的良好水平。
然而，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摄影术发明至今，从机械操作的手动相机到电子程序上的自动相机，直到如今使用磁卡的数码相机的出现都是人类摄影实践不断演进的结晶。在人与摄影工具的关系上，人是当然的和永恒的主宰。工具之所以是为人类文明服务的，那是因为是人类文明创造了它。具体到新闻摄影这一领域，毕竟还没有出现机器人代替人去执行拍摄任务这一普遍性场景，而且即使有一天机器人成为摄影记者，恐怕它的电脑还是人脑设计和安排的。
二、数码相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新闻照片的评价标准。
也许并非所有的摄影人都接触并使用了数码相机这一新的摄影器材，其实简单地将数码相机和传统相机进行比较，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终的产品都是照片。
新闻照片的主要功能是形象化地报道新闻。因此评价新闻照片的标准应是新闻价值大小、形象价值大小、是否现场纪实等。
严格地讲新闻价值是指通过新闻照片所反映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大小，而非新闻照片本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照片的新闻价值大小与用何种相机拍摄是无关的。当然，正由于上面所述的数码相机的即拍即传性，使得数码相机在体现新闻时效性上比传统相机具有技术性能上的优越性。
如果说新闻价值是新闻摄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那么，形象价值则是新闻摄影者所追求的美学理想。新闻照片的形象价值是指新闻内容在形象的可视性和瞬间性上的价值。新闻照片都具有可视性和瞬间性，然而在可视程度和典型瞬间的把握上却有优劣和强弱之分。这种分别主要是由摄影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的。如今，用专业数码相机拍摄，然后打印出的彩色照片，在分辨率、颗粒、影像以及色彩饱和度等方面，与常规的彩色新闻照片已相差无几，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数码相机在像素水平、打印水平以及价格方面会更加顺应摄影人的需求。当今比较实用并流行的数码相机形式是传统的相机机身上加上一个数码后背，由此可见，传统相机身上有的如光圈，快门等，数码相机身上全有。佳能EOS－DCS3数码相机是佳能公司以其传统相机EOS－1N为主体，结合柯达公司开发的内置130万像素的CCD数码后背而成，因而它继承了佳能EOS－1N绝大部分高超的摄影功能，因此使用数码相机丝毫不影响摄影者对瞬间的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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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纪实是新闻照片最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它涉及的是新闻真实性的原则问题，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所在。在对英国王妃戴安娜不幸遇难的报道中，《法国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题为《王妃之死》的新闻照片，然而巴黎警方发言人迅速发表声明，否定照片的真实性。这张照片实际上是一个绰号叫“腐烂”的神秘发稿人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一张蓄意制造的假新闻照片。数码影像在后期制作中的可随意修改性也近乎给新闻摄影以致命的一击。在电脑上玩过Photoshop的人会发现，制造“换头术”之类的假照片真的比移花接木容易，算是雕虫小技。
数字影像处理技术对新闻照片真实性，即对其现场纪实性的冲击，实为对新闻工作者的更严峻更深刻的考验，考验其对职业的忠诚度和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捍卫力度。
三、摄影记者如何应付网络媒体的挑战。
网络媒体的出现给大众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媒体的出现将给明天的摄影记者以新的要求和挑战。
可以想像，在明天的突发性事件现场，如果恰巧摄影记者在场，还可以做现场报道，但网络、多媒体技术和数码相机等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得在突发新闻事件现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抢拍、抓拍到现场新闻照片并可以立即通过网络。当然如果专职摄影记者和普通群众都在现场，摄影记者将能以专业的眼光来进行现场报道。因此明天的摄影记者在摄影技艺上更要求精益求精，要更多地出精品。因为在很多突发性现场，他不但要同摄影同行竞争，甚至要同许多持相机的普通群众竞争。
在互联网络、多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应朝着超文本记者的方向发展。摄影记者的角色定位也应与今天有所不同。
超文本记者是集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录音、录像记者于一身的记者。也就是说，专职文字记者、专职摄影记者的角色都将淡化。在多媒体时代，记者应成为“多栖明星”，能写、能摄，集采编播于一体。
第7篇
【论文摘要】数字时代使新闻摄影产生了飞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如何消除隐患、应对隐患，数字时代给新闻摄影带来了哪些新的要求？文章作了如下阐述。
1.数字技术给新闻摄影带来的隐患
科学是把双刃剑。有人曾预言，数字技术的运用将会葬送新闻
摄影。这话虽嫌偏激，但有一定道理。
数字时代使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过去，传统摄影也可把摄影特技运用到新闻摄影中而造成新闻照片失真，但其操作方法复杂，需要具有专业水平的人才能完成，且经过处理后的照片效果差，加工痕迹明显。而当今的电脑技术不仅能够对照片进行改头换面，甚至可以无中生有，使用PhotoShop这种功能强大的图像编辑软件，在一台普通的电脑上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新闻照片修改得面目全非且天衣无缝。
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基本属性，也是新闻摄影的生命。摄影记者只有选择拍摄角度的权利，没有变动新闻真实的权利。
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有着25年从业经历的《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与3月30日向报社传回一张英军士兵和伊拉克平民的照片，该照片令图片编辑激动不已，因为画面要素和构图等显示是一幅足以竞争普利策奖的作品。时报将它刊登在2003年4月1日头版，但有细心读者将照片放大到一定倍率后发现是合成照片，合成的照片将英军士兵和伊拉克平民的距离拉近，目的是为了改进构图，增加视觉冲击力。此事在世界新闻媒体引起震动。《洛杉矶时报》立即在其网站上刊登更正和道歉声明，并作出了开除布赖恩.瓦尔斯基的决定。又如2004年7月14日，我国西安连续暴雨，地面严重积水，某报记者将拍摄到的照片用PhotoShop软件中的“橡皮图章”修改，结果原来没膝深的水改成了齐腰深的水，“积水”也就变成了“洪灾”。照片经美联社采纳发稿后被芬兰读者在报纸上发现了修改痕迹，芬兰报纸编辑通知了美联社，美联社对照片仔细鉴定后确认其造假，从而将该照片删除，同时通知用户不要使用该照片，此事在我国新闻摄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说明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不容忽视，数码相机拍摄的新闻照片中任何内容都不能被随意修改。
利于电脑技术制作各种类型的假新闻照片，使得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在数字时代变得十分脆弱，以往新闻照片的“眼见为实”、“以图为证”的权威性和见证性受到了强烈冲击。如果放任这种电脑技术的滥用，将会使新闻摄影失去存在的意义。这绝非危言耸听。
2.如何消除和应对隐患
2.1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可从以下两方面对所发表的新闻照片进行规范和把关：第一，不绝对排斥对新闻照片进行电脑处理，因为数字技术在新闻摄影中的发展和应用已成必然，但运用数字技术对新闻照片作改动应制定一个底线----以不损害新闻的真实性为前提，允许作者为突出新闻主题，对照片的清晰度进行调整，对一些污点、划痕等进行处理。第二，对那些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照片，要加强加大惩处力度。
2.2对那些制造和假新闻照片者，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制裁，使造假者不敢轻举妄动。
2.3利用技术手段规范互联网上的新闻照片。一方面可以运用类似于微软浏览器中关于网站内容分级的软件，对网上的新闻照片进行可信度分级。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发一种程序，对收到的已经过电脑处理的照片进行过滤和提示，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照片的本来面目。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是应该做得到的。
3.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记者的新要求
过去对新闻照片的评价标准是：见报快就是好照片。数字时代，摄影技术已经不再是问题，那么对新闻摄影的新要求则体现在新闻应该在更深内容层面上拓展。要求新闻摄影记者在更高层面以新的视角把握时代脉络，在新闻选题、价值判断和新闻深度等问题上下功夫。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记者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3.1对职业道德的要求
数字技术让作者对影像的改变更容易了，这就对新闻摄影记者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摄影记者的职责决定了他是公众舆论的代表，他要向社会负责，要遵循新闻规律、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用真诚客观的态度报道新闻，如果我们的新闻摄影记者坚持了道德规范，那么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就不会因数字摄影的产生而遭到怀疑。
3.2对独创性和快速传递的要求
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产生的影响，将不仅仅停留在新闻照片的物理形态的改变和传输手段的先进。数字相机和互联网将新闻摄影的时效推向了极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前从事摄影之前那种较长时间的技术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新闻摄影变得越来越强调如何获得信息，如何在新闻现场选取独家角度，如何迅速传递信息等。
3.3对数字化管理的要求
数字相机方便了摄影记者，但是比传统底片更多的数字照片只能无序地保存在各种电子储存盘上，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照片和文字信息分离，图片杂乱保存在临时目录下，经常被丢失、删除，这些缺乏管理的照片无法成为媒体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
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张向东：《媒介重组时不我待》，《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第9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决策气球平衡报道
AbstractAstheeconomydevelopsandthepoliticsimproves,Chinahasbeengraduallymovingtowarda“ParticipatorySociety”.Governmenthasbeentryingtodropthetraditionaldecision-makingmodeofproposinganddecidingatthesametime,rather,itsetsoffa“balloon”totestthepublicresponsebeforefinalizingapublicpolicythatconcernstheinterestsofmostcitizens.Thisessayreviewsseveraldebatesonissueslike“extendingworkingtenures”,analyzesthemthroughrelatedpublicpolicytheoriesandjustifiesthenecessityofreleasing“policyballoons”.Pressandmediashoulddiscardtheoutdatedconception,fullypracticethebalancingstrategyandreportactivelyandresponsibly.
Keywordspublicpolicy,policyballoon,balancedreporting
现代社会是“参与性社会”（participatorysociety），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1]它建立在鼓励和尊重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一改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的适当反复，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9月份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就是一例。
对于是否要延长退休年龄，学界争论已久。早在2000年，就有专家提交《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的报告，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目前，在“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已形成一定压力的状况下，有关政策的出台并不想一蹴而就；而是先通过新闻发言人之口向媒体披露消息，将考虑制定政策的意图公之于众，以此来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这表明我国已出现一个良好趋势：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有关部门开始施放“决策气球”来试探舆论。退一步讲，即使不是主观意愿，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何谓“决策气球”？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它是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在我国，施放“决策气球”是一种新颖的做法，赞成者称道这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但也不乏反对意见，如认为在一些涉及民众利益、比较敏感的问题上，不能随意信息，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舆论混乱，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2]对此，我们将通过回顾两个典型事例——都江堰“杨柳湖工程”停建和“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来探讨：施放“决策气球”有无必要？新闻媒体对此该持何种态度？需要具体运用哪些策略？
一、典型事例回顾
1、都江堰“杨柳湖”工程的停建
“杨柳湖”工程距离都江堰世界遗产核心区仅350米，很可能会对文物保护、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但有关部门事先没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而是采取了绕过审批程序，先开工、后报批的工程建设模式。为了获得支持，2003年4月28日，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就此邀请四川省水利、文物、建设、环保、遗产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到实地勘察并论证。会上反对建坝呼声强烈，但是管理局仍坚持继续上马，并在6月5日，再次组织论证，将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排除在外。7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张可佳采写的报道《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后，杨柳湖工程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个报道的，央视一套的《新闻30分》、《焦点访谈》以及《南方周末》等纷纷前往都江堰调查采访。8月初，在媒体广泛报道后，由建设部等单位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前往都江堰进行调查，并提出质疑。8月26日，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递交统计报告，给出两点意见：该工程不宜上马，要慎重；在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暂停杨柳湖前期工作。8月29日，在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省长当场表态“不能上”，大坝的各项工作暂停，工程论证也同时停止。
2、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
2004年9月8日，《北京晨报》最先发出报道，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首要是女性的。由于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这则新闻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强烈。在新华网发展论坛，在8日早上的7点59分，就有网友上首贴，截至到当天晚上的11点27分，已经有330条回复，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3]此后数天，对这则消息，全国媒体都在跟踪报道、展开讨论。以时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9月9日就有4篇，如《信息时报》的《“推迟退休”只会加重社会负担》、《中国青年报》的《延长退休年龄的隐忧》、《南方都市报》的《延长退休年龄不是减压妙方》、《南国早报》的《延迟退休别按下葫芦浮起瓢》。由于公众舆论对延长退休年龄主要持反对态度，9月13日晚，在中央台的《经济信息联播》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表示“退休年龄，在研究，这个问题很敏感，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最后的抉择”。随后几天，讨论仍在进行。9月17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对此正式表态说，“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前中国立即需要实行的政策”，同时透露正在吉林、黑龙江开展试点。
二、施放“决策气球”是必要的
在哲学意义上，公共政策所主张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适应的过程。任何高效益的政策都是以一个良好的政策制定系统为基础的。重视这一过程，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回顾，参照现代公共政策的特征、基本价值标准和制定的基本准则，笔者认为在许多政策制定过程中施放“决策气球”是必要的。
1、现代公共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化
现代公共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问题具有相关性。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因素都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任何系统都与其他系统密不可分。据此，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就不能只考虑现实的、直接的、直观的政策后果，还必须同时考虑未来的、间接的、潜在的政策影响。二是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也随之具有多重性。不同的政策目标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悖论，在实践上也不乏冲突的存在，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的选择困难。三是政策问题具有动态性。节奏明显加快、价值多元化和动态变化性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公共政策问题相应地形成了较强的动态性。
2、公共政策的政治公正标准和社会可行标准
从宏观上说，任何公共政策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中，都包括政治公正标准和社会可行标准。政治公正标准主要有以下两个内涵：一是除法律特别规定保密外，现代公共政策讲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讲求公众发表意见的合法途径，讲求新闻监督。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二是公共政策必须符合利益普惠的原则，即“公共政策由其性质所决定，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益”。[4]社会可行标准主要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政策宣示后可以较为顺利地推行。具体说来，即指既定政策有良好的国民基础，至少不会遭到社会普遍的或一部分人的强烈抵制；同时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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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舆论是公共政策决定的重要准则
政策决定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将决定政策执行、反馈、修正的难易程度。影响政策决定的因素很多，如个人价值观、党派认同、选区或地区的利益、公众舆论、传统或惯例等。其中，“公众舆论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5]，尤其在那些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政策中。这是因为从“应然的”意义上来说，由于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公共事物管理的被授权、被委托的地位和职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质，政策决定理当尊重民意。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聪明的决策者都明白，在公众已形成明确、集中而强大的价值倾向的情况下，顺应民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照以上的理论，事先“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来试探民意是有必要的。现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如退休年龄的延迟不仅仅只关乎养老金的支付，还会涉及到年轻人就业、普通职工的生活状态、现行《劳动法》的修改等一系列问题，它们之间不乏冲突的存在。利益取向不同的群体对此事就态度迥异，部分公务员、科教人员非常肯定；而大龄“蓝领工人”、下岗职工等则强烈反对，如果贸然出台政策，其公正程度和社会可行性将会大打折扣。
“杨柳湖”工程的停建，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公众舆论的反对。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但“杨柳湖”工程可能会违反“都江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唯一性原则”。消息一经披露，众多专家、广大公众的一致反对，全国180多家媒体都介入了报道，最终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了决策，该项工程被叫停。试想，如果在工程立项之前试探一下民意，会这样虚耗人力物力么？
三、新闻媒体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如上文所言，施放“决策气球”这一新颖做法值得提倡。对此，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参与报道，引导公众讨论，力求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这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1、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至少有三类主体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制定过程。新闻媒体属于其中第三类——社会非法权主体，即“在正式的法律规定中其行为属于非政策行为，但实际却可以影响甚至深深影响政策决定的社会主体”。[6]新闻媒体主要是通过传播社会舆论来介入的，它负有为那些“缺少声音”的公众讲话的责任，成为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虽是宪法原则之一；但实际中，作为个体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机会很少，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
2、改善我国公共政策报道状况的需求
“新闻是人们对其生活作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7]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总结新闻定义时提出的原则之一，着重强调新闻的决策功能性。对此，西方的一些主要媒体做得很好，它们历来以公共政策的权威报道为己任。而囿于一些过时的观念（如认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有利于维护政策的权威；以为政策制定的由头、制定中遭遇诘问和反复修正等过程一旦被公众知晓，会影响政策的严肃性），我国的公共政策报道，尤其是针对决策过程的报道，在传媒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有论者认为，目前媒体“较低水准的公共政策报道，常常不能满足主流人群的关注与兴趣”[8]。
对“决策气球”的报道，新闻媒体要解放思想，跳出陈旧观念的樊篱。同时，在具体操作实践中，还须讲求一定的报道策略，将可能潜在的负面影响消弭于无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施放“决策气球”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媒体在报道时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能为了抢新闻而捕风捉影。如2004年12月28日，有媒体报道科技部一位官员在的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透露，为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中国正在考虑效仿印度，为海外专才实行“双重国籍”的优惠政策。后经核实，这是记者对该官员讲话的误解所致。该官员在会上并未谈及中国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其原话为：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境外留学人员的吸引，例如印度采取了“双重国籍”的方式，而我国是采取“永久居留权”作法——也就是所谓的“绿卡”。此外，媒体的报道要有权威的信息源。关于双重国籍这个问题，有决定权的是公安部和人事部，所以对双重国籍问题放“决策气球”的不可能是科技部。记者如果事前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不会从改变双重国籍的角度报道该官员的谈话。其三，“决策气球”的报道要留有回旋余地。如此次有关“延长退休年龄”的报道最早出现在《北京晨报》上，信息源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为了避免绝对化，新闻中着重强调发言人“并没有透露政府何时会对公民的退休年龄作出调整，只是说这个工作是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在着手研究。”
其次，在报道新闻时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平衡报道”源出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1980年出版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就指出：“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正和客观。”在中国大陆，孙旭培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报道经验，也于80年代就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的概念[9]。运用“平衡”的报道方法，可以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能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能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这样就能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使人更加信服。同时也可以较好地对舆论进行调控，因为通过平衡报道，社会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会加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避免极端意见的出现，有利于社会谅解和社会整合。
“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回顾“杨柳湖工程”的停建、“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等事件，可知一项公共政策尤其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其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施放“决策气球”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媒体对此应该持肯定态度，并采取慎重和有效的策略进行报道；而广大民众应该积极参与讨论，理解和包容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偏差。
注释：
[1]【美】赫伯特.阿特休尔：《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2]陆高峰：《“延长退休年龄”新闻的反思发言人不能乱发言》，《信息时报》，2004年9月21日
[3]新华网发展论坛2004年9月8日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
[4]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5]转引自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6]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7]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第10篇
【论文摘要】经过二十年的新闻改革，中国报业从过去的三级党报一统天下发展为以党报为核心的纵横交叉的网络结构。而地市级综合日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人们对地方性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报业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地域性新闻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同时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1、警惕地方报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几乎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节；过于娱乐化，或对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以及对虚假广告、不健康广告把关不严等，这些疏于筛选或过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陷入低俗情趣，异化了公众心智。
第11篇
[关键词]传播管理社会化新闻改革环境优化
[Abstract]Thearticleputsforwardanotionof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withaperspectiveof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isexplainedmainlyasdualmeaningofthemarketinizationofmechanismandthesocializationofsurveillance.Bysummarizingthepracticeofsocializationofand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inWesterncountries,thearticleconcludesthesignificanceandstatusquoofitsapplicationsinChina.
[Keywords]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JournalismReform;EnvironmentImprovement
自人类出现以来，传播活动就发挥着信息传递、价值传承、教育与娱乐等功能，成为维系社会进步的纽带，与社会整体利益休戚与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国家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与控制权力逐渐从统治阶级之手分散到社会这一无形的网络中，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历史脉络也日益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中国，人们对传媒的自律与他律并不陌生，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则是一个新课题。诸如在政府行政管理角色转变的条件下，传播管理如何利用好社会资源，发挥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又如，在传播媒介因利益驱动而自律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如何督促媒介带头和自觉地做反腐倡廉的表率等问题，都可以应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思路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将有益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深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成长。
一、传播管理社会化概念的提出
社会化概念来自社会学，指的是社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培养、塑造自己社会成员的过程。19世纪90年代，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已有社会化的提法。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关于一般行动理论》（1951）与《社会系统》（1951）等书中指出，社会成员的角色学习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社会化的涵义已从个人社会化扩展开来，指社会文化内化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要素(如个人，组织；管理，行政；科学，技术等)的过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社会要素要接受社会整合，另一方面，社会环境要进行相应调适，以推动社会化过程的良性发展。[1]
如果把个人社会化与社会要素的社会化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事物社会化的目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事物自身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向社会开放，融入全社会信息、物质和能量循环的过程。
在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之前，首先澄清两个概念，一是“管理社会化”，二是“公共管理社会化”。
通常意义上，管理社会化是指通过社会整合与调适，管理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获得与完善及其社会角色形成与实现的过程。前者是将社会文化内化于管理过程中，后者是让管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因此管理社会化具体指的是管理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化，强调向管理要效益。
公共管理社会化不是前述管理社会化的属概念，它指的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行政改革中推进的公共管理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将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给社会。它的特点是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同时，十分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2]有的学者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核心定义为分权，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分权。鼓励公众及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3]
具体到传播管理社会化，它同时是管理科学社会化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分支，可以将其界定为鼓励传播行业形成市场化体制的同时，将对以新闻舆论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活动的监督、评价、管理和控制的职能，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媒介自身共同承担的过程。当然由社会分担管理职能，也要运用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
直观地看，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二元复合概念，既指传播活动管理重心向下的过程，由行政转移到市场，又指传播管理活动重心向外的过程，由政府分散到社会。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初期阶段，传播活动管理重心转换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市场化。在高级阶段，传播市场体制基本成熟之后，传播管理社会化主要指横向的社会化，即由公共论坛、公共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自觉或自发实施为大众媒介健康运行所必要的监督、协调和控制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的确立和完善。
与传媒他律概念相比较，传播管理社会化在内容和范围方面有所拓宽，注重将传播系统及传媒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转换为强调社会对传媒的督责，以有利于保证和维护传媒的公信力，促进整个社会信息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
传播管理社会化，还可以实现多重目的。如充分发挥社会的自主调节功能和舆论机制，为行政调控和立法、司法监控创造条件，能够为媒介提供作为社会整体一分子的与其它成员的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优化市场结构和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信息权利，促进传播媒介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整合的顺利进行。
二、西方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与启示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也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其一，机制市场化；其二，管理分散化。西方传播社会化管理的出现和成熟，与传播媒介自我管理的出现与成熟也是大体一致的。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正式出现之前，政府和政党一直是传播活动管理的主导角色。从1450年古登堡改进印刷术一直到今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后期，再至19世纪中期，直至19世纪末。传播管理从政府集权，转变到政党主导，又转变为市场方式。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廉价报纸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买卖关系，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报刊与广告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报刊市场秩序的一部分。传播媒介市场经营者地位的确立，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起点。这一阶段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具有经验色彩。
第二阶段，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下诸因素影响着传播活动：媒介在反垄断的呼声中卷入了垄断进程；电子传媒与报刊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政府对电子媒介立法和管理的高度重视；西欧各国的广播电视国有化政策等，使传播管理社会化进程出现了迂回曲折的特点。产业结构的变化，广告制的成熟、公共关系的兴起、民意测验技术的进步等，也为传播活动增添了新的因素。这一阶段传播管理社会化处于激荡的状态和变革的前夜。但政府的管理手段已更为成熟并具有公共行政的色彩。
第三阶段，从战后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新闻自由程度空前地扩大，西欧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实行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冷战结束和地区新闻传播事业转型，网络浪潮的兴起，拓深了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70年代政府行政公开和信息自由立法，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80年代出现的放松管制，与公共管理社会化浪潮相一致。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体现了从公共事务以政府为核心，转向了以社会为基础。
战后西方新闻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既重申了媒介的自律，也强化了“公共利益”不可动摇的信念。欧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大批传媒职业道德研究、传媒素养研究等，也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提供了支持。美国学者贝特兰（CLAUDE-JEANBERTRAND）在他的《媒介道德与责任系统》（2000）一书中，提出了媒介责任系统（MEDIAACCOUNTABILITYSYSTEM）的概念与方法，站在公共论坛的立场上，对媒介进行表现评估，是传播管理社会化实践的一个例子。
从西方国家传播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传播管理的集中化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它是以削弱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媒介组织的经济权利为代价的。传播管理社会化得益于政治的民主化，也推进着政治的民主化。
其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场和资本巨大的扩张性使得它几乎吞噬了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传播管理活动也被深深地卷入进来。社会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使得对传播管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
其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行与公共利益的地位息息相关。不过，在19、20世纪，在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的过分强调有时反而制约着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现。
其四，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多元、复杂、曲折的。首先，它的内容和方式是多元的，否则就容易存在集中化的趋势。其次，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不能脱离现实条件而存在。再次，简单地追求传播管理社会化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
其五，与公共管理社会化一样，传播管理社会化中的分权不等于管理权力的基层化。简单地说，社会化过程是为传播管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传播活动增添更大程度上的现代意义的合意性和合法性，并非全面取代集中管理。美国战后“政府再造”工程，也弊端百出。“小政府、大社会”削弱了政府的财力，使其社会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对应付突发事件不利。
因此，我们把传播管理社会化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我们期望它的存在更能够增加社会的福利和人性的普遍价值。此外，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必须避免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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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责任分担及其整合效应
当代西方国家对报刊业普遍实行私营体制，在广播电视业中虽存在规模不等的公营体制，但仍然鼓励引入市场因素。在媒介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新闻媒介作为公共领域、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的地位。公共事务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它的发生源自公共需求的变动。公共事务的承担是政府的责任，但它不排斥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参与。[5]撇开市场化这一环节不说，在传播管理的分散化方面，西方国家也已形成了许多成熟的运作方式。
例如在美国，对新闻采访报道的内容限制比较少，但对于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着多种管理手段的作用，这些管理手段可分为行政与法制管理、自我管理和社会化管理三大类。
行政管理是专制时代政府集权管理的延续。但现代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这种管理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有限度的管理，而且处于不断的改革中。法制管理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宪法、诽谤法、传播法、电信法等制定法及大量的判例为支撑。在私营商业媒介主导的西方新闻界，是以不触犯法律法规为底线的。
战后西方的行政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特征。其中传播活动的社会化管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
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不仅有批评、鞭笞的涵义，而且还包括对传播活动的参与、威慑和制衡等。公共论坛的形式，可以是定向发行的出版物、公开的意见广告、街头游行示威，以及BBS。参与公共论坛的，可以是权势集团、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权势集团包括政党、宗教组织、公司、工会、学术团体等。19世纪末，美国的“扒粪运动”声势不小，历时十余年，但官方和压力集团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对媒介也是一种警策。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
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两类。一是非营利性组织，例如与对传播内容和表现的评价有关的组织。新闻评议会是遍及西方主要国家的专门接受公众、行业或政府委托进行调查、评估、仲裁的组织。二是营利性组织，例如与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有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例如，发行量审计机构、视听率调查机构、公证机构等。营利性中介机构专业水准的提高，同样能对传播媒介的行为能够带来正面的约束。
行业协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行业自治的性质。其最初的目的旨在维护同业利益，制定行业准入门槛，抵制外来竞争。慢慢地，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集中于行业的培训和交流、内部纠纷的调解和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与推广。在西方有大量的行业组织，如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美国全国广播人协会等。
（三）商业伦理的规范
传播媒介的日常经营，不仅与受众构成了买卖契约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以及生产要素的各类供应行业。从事多元化的传播媒介，涉及面更广。因而除了职业伦理之外，具有普遍价值的商业伦理也构成了传播活动管理的重要一环。商业伦理主要涉及传播媒介的真实信息披露、公平竞争、拒绝回扣、拒绝执行低品质业务、积极推动行业进步等内容。
（四）国际组织的倡导
从联合国到各类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中，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公民表现自由权利的推崇。
上述几种方式，都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横向辐射形式，它们与行政管理、自我管理一道，共同参与对传播活动这一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可见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开放式、多维度、动态发展的。
传播管理社会化各种方式的整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有利于传播活动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守望者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商业化中迷失。二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政治立场、倾向中，甚至在坚守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中迷失。三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自由放任的新闻报道中迷失。总之，传播管理社会化，可以更好地塑造传播媒介的社会性品格。一国一地区传播体系的健全、传播实力的强盛，在社会文化价值维系、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更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传播管理社会化与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良性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打开了大门。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也在为新闻改革的深化创造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已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更深入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言，是由市场化而集团化、产业化，这与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8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是传播媒介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销售并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或过程。从积极的观点看，市场化是媒介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的先决条件。从市场化到集团化、产业化，传播媒介的经营空间越来越大，与财政的联系越来越松弛，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传播管理社会化当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从实践来看，媒介市场化推动了中国媒介舆论监督的勃兴，后者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公众取得了与媒介对话的资格，这又为公众“监督监督者”提供了可能。
传播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既要归因于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要归功于媒介自身在产业化运作上形成的良性循环。《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以给予我们这方面的启示。应该说，《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成果显著，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人事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制片人制等体制创新为基本保障的。
舆论监督环境的改善和成效的取得，使得受众关注媒介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事件的热情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主持正义、坚守良知的媒介，往往赢得相当高的收视率，或刚上报摊就被抢购一空。换句话说，受众对于市场化媒介，具有“用手投票”的权力。作为传播的接受者，受众是媒介服务的对象。同时受众也是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信息的反馈者，对传播过程起着制约作用。受众对媒介舆论审视的理性程度，直接左右媒介舆论的理性度与成熟度。
2003年，舆论界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方面传媒在孙志刚案、SARS信息披露、孙大午案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守望功能，另一方面是风云记者评选和新华社部分记者腐败事件的曝光，彰显中国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不过，中国的传播管理社会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传媒的市场化机制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传媒的独立品格和社会品格有待完善。
其次，国家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中型媒介如中央电视台仍有待于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
再次，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对于传媒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公共论坛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讲究诚信的商业伦理在行业当中并未叶茂，传媒破坏市场秩序、违背公共利益和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传媒操守与国际公约的规范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应该说，推进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时代要求是迫切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各种利益冲突的纠葛中，中国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身份发生变化，道德遭遇考验，素质需要提高，亟须社会大熔炉的锤炼。
在目前的许多媒介中，员工被划分为紧密层与松散层。其中紧密层仍然可以视为在体制内的部分。由于惯性使然，这部分只能有限度地社会化。对于松散层，媒介以契约关系来对待，这些员工工作范围以外的活动和生活，将会完全归入社会，对他们的行为的约束，必将更大程度地社会化。这种状况的改善，牵涉到人力资源的流动、社会对于传媒素养教育的重视，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不是某一个媒介，甚至也不是媒介产业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倚仗全社会的努力。
2003年6月，在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次改革停办了一大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部门报刊和基层报刊，推进了报纸行政职能淡化，行政行为与出版行为分离，表明政府正在由“办报”向“管报”方向转变，将促进媒介面向市场，充分利用地域及行业的市场资源，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行政改革政策必将推动中国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后者又可以产生正反馈的效果。
从目前来看，在政府逐步完成从经营者向管理者、裁判者的角色转变之后，中国的传播管理社会化实践，仍需在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社会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经验的基础上，从公共行政转向公共管理，进一步推进传播管理的创新。既要立足国情，循序渐进，注意改革方法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又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建立责任分担、引入竞争和利益共享三大机制，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打造健全的国家信息和意见传播体系，以承载和推动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第12篇
2000年以来，各省的重点新闻网站纷纷开通，虽说主要定位于新闻网，但一般也是各省的代表性网站，不仅其规模在省内最大，其首页实际上成了某个省份的重要形象之一，是该省在网上的唯一"面孔"。所以各省重点新闻网站的业内同行实际上一直在作无声的较量，力求在开网之日有一个不同凡响的首页。有些网站开通后不久即进行了改版，欲"换一副面孔"即是重要动因；因为在网站开通前的筹备期通常时间窘迫，来不及对首页设计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开通后不久即会有较大缺憾并非会在预料之外。
新闻网站的首页要做到不同凡响、一鸣惊人，主要需要考虑三个"冲击力"的问题，即色彩的冲击力、布局的冲击力和logo的冲击力。如果在这三方面都能给网友以全新的感受和强烈的冲击，就达到了一个较高境界的首页设计理念。
一、关于色彩的冲击力
省级新闻网站，实际上也兼作政府网站和地方门户网站，其首页的风格，应当是沉稳、简明、大方。与商业性网站的色彩斑澜和个人网站的简洁淡雅相比，新闻网站宜采用对比鲜明、冲击强烈的色彩作为首页的主色调。即以一两种基色的搭配的为主色，来显示新闻网站整肃而富有竞争力的特性。由于主色构成相对单一，所以宜通过较浓烈的色彩来强化人们的视觉，如果色彩过淡，感觉上会趋向于个人主页，也容易有失轻漂，压不住阵。
千龙网作为首家开通的省级重点新闻网，2000年3月8日首次亮相时采用了黑与白为主的基色，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而两个多月后开通的东方网，其首页以淡黄色为基调，过份强调了"高雅"，却未能形成"色彩冲击"方面的后发优势，这不能不说是东方网在推出三个月后就进行改版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方网（当年8月）改版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胆地一扫众多网站"轻描淡写"的首页风格，以红与黑相间的主色调，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强烈的视觉冲击，不禁令人为之击节叫好。其后，东方网由于种种原因，于2001年元旦进行了第二次改版，但依然保留了这色彩个性极其鲜明的主色调。
2001年5月25日，千龙在正式运行一年后首次改版，断然放弃了开网之初的黑白之色，代之以"京城故宫围墙赭红与皇宫金黄色调的搭配"①，色彩对比依然鲜明，但又成功地体现了千龙地处首都地域的风格定位，并给其它新闻网站提供了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方面寻找首页主色调的设计理念，深化了人们在首页基色定位方面的思路。相形之下，东方网则很难回答其"红与黑"与上海这个城市或"东方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更多是纯美术层面的选择--"红与黑"历来是很抢眼的色调。上海人捷足先登了，其它省市也只有妒忌的份。
目前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已有十多家，但千龙、东方首页仍然以其鲜明而强烈的个性色彩鹤立鸡群。
二、关于布局的冲击力
相对于主色调的选择余地并不很大，首页的内容布局翻新却可以多作些文章。内容布局尽管也受到诸种限制，只能在网页固有的框架内，"戴着镣铐跳舞"，但有束缚才有创造，才会显示出创造的魅力，才会具有突破原有框架的新鲜感。根据这两年新闻网站首页在设计、改版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变化，可以总结出在内容布局方面的三个重要特征。
1、服务至上。内容布局的第一个突破，是新浪网在1999的改版中，首次将banner广告（468X60ps）移到了频道导航栏的下方，突出了频道入口，强调了在首页整体布局?quot;频道导航"的纲领性作用。东方网的第一次改版，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但把导航条置于banner之上，并进而把"用户登录"区做成一长条，也置于banner之上，这样又第一次通过内容布，体现出为网友"服务"的思想。这与当时各大网站经营理念从"内容为王"到"服务为王"的转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安网的首页虽无多少特色，但其"用户服务"功能甚至比东方网还要方便，即将网友最常登录的"邮箱"与"厶?quot;两个点击按钮直接并列在首页频道导航栏下（东方网采用的下拉框选择形式，进"论坛"要多点击一次），最大程度地方便了网友进入。
2、一步提优。如何在首页上把网站的全部精彩内容直接作上链接，使网友不需进入二、三级页面就能"长驱直入"到网站里最优内容最佳信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首页上成为现实还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东方网2000年8月改版后的首页，还有两处引人瞩目，一是把中区下部的"网站导航"横向压缩了一半，省出的另一半布置为"频道精选"，即衙扛銎档赖淖罹实哪谌莞餮∫桓錾鲜滓场R蛭?quot;网站导航"里的各个一级栏目全部展示确无必要，不可能这些栏目都很精彩，倒不如将这宝贵的空间直接展示各频道的一条最优稿，使网友不必进入各频道的首页，就可预知其精彩内容并一步点入。同年11月28日开网的北方网，几乎原样照搬了东方网的这一手法。东方网的另一?quot;突破"是在首页右区中部，设置了一个栏目叫"BBS精华"，把论坛里的"精彩妙贴"也直接链上首页，既体现了新闻网站的强大编辑力量（为网友去芜取菁），也反映了对直接来自网友的观点和看法的尊重。新闻网站首页的内容布局，在突破上应当永无止境。可以吸取传统平面媒体的经验。对logo的位置、banner的位置及新闻图片的位置，作出更加大胆的设计。如logo为什么只能放在右上角并水平放置呢，能不有竖起来放到左上角、象某些报纸的名称那样呢？又如，新闻标题为什么非要全部横排呢，能否划根据不同的新闻类别，划出部分标题实行竖排呢？在改版后的千龙首页右区，"千龙互动"和"首都导航"两个栏目下的标题就已实行了竖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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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寸土寸金"。人们登录新闻网站，主要是获取各种新闻性信息。故新闻网站的首页理应显示出紧凑的布局，在单位面积里传达出最大的信息量，而不能象许多大型企业的网站首页那样，以空间换"潇洒"。首页一般在两屏至两屏半的幅长，这里缺省的上半幅里内容的安排尤其重要，因为忙的人都不会往下拉，很可能只看个缺省的一幅，所以需要将网站的重点内容和基本服务都安排下，在安排内容时具有"寸土寸金"的意识。一般来说，导读和新闻图片放进缺省一幅并在主要位置并无异议，毕竟是新闻网站嘛！但对将邮箱、BBS、ChatRoom、搜索引擎、手机短信、股市查询等基本服务项目也基本纳入缺省一幅，就不是所有新闻网站都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如果发邮件或搜索新闻还要用鼠标下拉一下，对网友是很不方便的。东方网在缺省的一幅里，信息量是相当大的，仅看它的中区，不仅安排了导读性新闻要目及图片，还安排了反映百姓呼声的"东方直通车"、热门专题集锦"东方热点"，以及包括"股市查询"、"天气预报"、"求医问药"在内的"生活锦囊"，甚至"英语新闻"要目也上了缺省这一屏，显示其国际大都市风貌。东方网中区上部这一块看起来有点乱，实质精心安排也！千龙网也把它?quot;拳头产品""千龙黄金耳"（音频新闻）、"环球见闻"（视频新闻）、"Flash7日"（新闻故事）和"48小时精彩回放"（新闻回顾），悉数纳入缺省一幅。相比之下，云南新闻网、金黔在线、新疆天山网等省级新闻网站的首页的信息量就难以与东方、千龙相提并论。
值得指出，首页内容布局之创新，不是单纯地把有关重点栏目、深层优秀内容或banner的位置在页面框架内移来移去、重作调整，而是本着创新的理念，将网站的内容重心和基本服务，在特定的网页框架内积极调谴，推陈出新。这一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网站从业人员对互联网认识在不断加深，如对互联网的即时互动等强势特质的进一步认同。
三、关于logo的冲击力
在首页设计过程中，即便具有了上述两种冲击力，如果缺少一个别具一格、特征鲜明的logo，仍然会功败垂成。Logo是首页的"网眼"，是整体艺术创作的画龙点睛之笔。一个绝妙的logo不但会使首页蓦然生辉，而且会成为整个网站的"形象大使"，成为员工的胸牌，成为宣传品上的标志，对网站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功用。
近两年大型网站在logo设计方面有崇尚简单明了的审美倾向，往往越是知名的网站，logo设计越简单，但那是一种高明的简单，是一种认识论上循环往复、删繁就简后的简单。通常的做法是取消了独立的标志图案，而在英文域名上做文章，说得更确切点，是将英文域名中的某个特定字母拿出来，进行图象化或夸张性的变形、变色处理。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浪网的logo。设计者仅在黑色字体的sina中，将小写字母"i"上的那一点作"空心"处理，然后套上了一个红色"帽子"，象眼睛，也象火炬；顿时就妙不可言，很抽象，也很现代。新浪的logo太简单了，却击败了许多花上许多功夫精雕细琢的logo，个中道理值得玩味。另一个老牌新闻网站大洋网的logo设计，亦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洋的域名是dayoo，最后两个oo引起了设计者的兴趣，结果演变成一双眼帘不断翻动的眼睛，使人过目难忘。
2001年9月12日开通的西部网（），其logo是一个"西"字，这个"西"字经过拟人化变形械?quot;臂挽臂"的味道，形象地表明了这是一个联合型的超级媒体"航母"（西部网由中国西部12家省、市、区联合主办）。东北网的logo设计，则是一个有着抗联军旗风格的"东"字，地方特征鲜明。但也有一些省级新闻网站的首页，看不出有进行logo设计的意识，或者干脆就没有logo，如河南网和桂龙新闻网就是如此。
发达国家的一些新闻网站，首页的logo设计通常都比较简单，但显得很大方。如USAToday的logo只在名称前加了个模糊的地球；Foxnews的logo只在英文域名上打上两道光束，继承似浼易錐ox电影公司的片头特征。
另外还有两点，值得首页设计者注意。一是首页的页面设计必须与内容紧密配合，不能脱开内容来谈形式及一切美术应用。是内容决定色彩、布局，而不是相反。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始终对首页的内容安排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每一区域的设计都以明确本区的内容概念为基础，由此引向独到而深刻的美术创意。二是不要轻视首页设计过程中一些局部的打磨和处理，如对一个栏目bar条的图案、栏目内标题的字体等，都应当精心设计、选择；一个成功的首页给人的总体感觉，正是由每一个局部叠加而来。
首页的主色调、内容布局和logo，构成了首页设计的三大重点，同时也是三大难点。其形成冲击力的基本理念不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在很大程度上涵盖其它性质的网站。作为一项复杂的艺术创作，新闻网站的美工应把握住新闻网站的基本定位及由此决定的总体风格，与网页制作人员密切配合，在重点、难点上很下功夫，勇于创新，勇推"第一"，才能在首页"亮相"之日，取得众望所归的效果。
第13篇
经各级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有关媒体和各级人大内部刊物采用，宣传报道我县人大工作的通讯、消息、照片、报告文学等文字、图片、音像作品和人大理论研讨文章，以及受到省、市、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人大好新闻、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论文评选获奖作品，均属奖励范围。
二、奖励标准
（一）《人民日报》、《中国人大》等国家级报刊杂志采用的作品，给予1000元奖励。
（二）《日报》采用的作品给予800元奖励，《楚天主人》采用的作品给予500元奖励，《人民代表报》、电视台、广播电台采用的作品，分别给予300元奖励。
（三）《嘹望》、《日报》、《人大》等市级报刊杂志和市广播电台、电视台采播的作品，分别给予100元奖励。
（四）全国、省、市、县人大常委会内部刊物采用的作品，分别给予200元、100元、50元和10元奖励。
（五）广播电台、电视台采用的稿件，每件分别给予15元奖励。
（六）全省人大好新闻和理论研究优秀论文评比获一、二、三等奖作品分别给予500元、400元、300元的奖励；全市人大好新闻和理论研究优秀论文评比获一、二、三等奖作品分别给予400元、300元、200元的奖励。
（七）中国人大网、中国人大新闻网、人民网、新华网、正义网、人民法院网等国家级网络媒体采用的作品，分别予以100元的奖励；省人大信息网、人民代表报网等省级网络媒体采用的作品，分别予以50元奖励；人大信息网采用的稿件，予以30元的奖励；网和人大网采用的作品，分别予以15元奖励。网络媒体转载采用的稿件只统计成果，不予计奖。
（八）同类媒体采用同一作品，按最高标准予以奖励，不重复计奖，但用稿数量可作为评先表彰的依据；异类媒体采用同一作品，予以重复计奖。
（九）对其他具有一定影响的媒体采用的有影响的作品，参照上述相关标准予以奖励。
（十）县人大常委会年终组织开展人大理论宣传评比表彰活动，对理论宣传工作成效显著和有功人员，授予优秀人大理论宣传通讯员称号，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三、兑奖办法
第14篇
2002年10月，中国物流学会在广东南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200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去年我在会上就提出，要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开成全国物流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今年的论文投稿十分踊跃，水平大有提高，涉及的面极为广泛，涌现了不少新人，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十分可喜。
我想利用这一机会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物流理论研究
在2002年的年会上，我曾提出下一步物流理论研究的十大重点：
（1）物流定义
（2）物流规划与物流政策
（3）物流成本与物流统计信息体系
（4）传统企业流程再造和业务转型
（5）物流市场与需求
（6）供应链理论
（7）物流信息化
（8）物流技术、装备及标准化
（9）物流人才教育和学科建设
（10）国外物流发展趋势
一年来，研究的情况如何？从今年征集的200多篇论文来看，基本上都在这10个方面。但有新的扩展，如突发事件中的物流研究、关于物流的数学模型与经济核算方法等。我认为特别取得较大进展的是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物流基础理论研究
对物流、物流产业、物流企业、企业物流、物流行业的基本概念，包括其内含与外延的研究；对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供应链与物流、电子商务与物流、采购与物流相互关系的研究；物流系统论与物流价值论的研究；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物流与国际贸易的研究；物流与大通关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二，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最多、最广，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成本研究，运作模式研究，物流外包研究，物流企业竞争力研究，工贸企业物流流程再造研究，传统运输与仓储企业向第三方物流服务转型研究，第四方物流研究，物流过程各方利益冲突的产生与解决方案研究等等。
第三，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研究
在编辑今年的《中国物流年鉴》时，我感到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的内容比较丰满，说明了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物流的发展，如汽车物流、家电物流、药品物流、烟草物流、连锁物流、食品物流、粮食物流、邮政物流、港口物流、IT物流、服装物流、航空物流、交通物流以及长三角物流、珠三角物流、环渤海物流、中部物流、西部物流、开发区、保税区物流等等。交通部为此专门拨款1000万元。许多部门的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向中观与微观层面展开。
第四，物流市场研究
物流市场如何形成，物流环境包括哪些要素，物流资源如何进入市场达到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不同行业物流市场的供需分析，物流市场主体、客体、载体与中介组织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促进物流外包的研究等等。
第五，供应链管理研究
供应链管理是经济运行中一个新的模式，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被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所代替，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管理的要素有哪些，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如何进行供应链设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还比较薄弱，但已经起步，并取得可喜进展。
第六，物流信息化与标准化研究
信息化与标准化都是中国物流发展中的瓶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如何在物流业发展中充分应用各种信息网络技术，如何使中国物流标准化并与国际接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我认为，中国物流理论研究起步不晚，但存在的问题是研究不深不广，这几年物流业快速发展，更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怎么办？作为物流理论工作者，应当迎难而上，勇挑重担，推进物流理论研究，使中国物流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理论指导。这里应该提倡学术评论、批评与争论，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
下一步物流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是以下十二个方面：
第一，物流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第二，物流经济学及学科建设研究
第三，物流发展的战略规划与相关政策的研究
第四，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研究
第五，物流信息化研究
第六，物流标准化研究
第七，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研究
第八，国际物流研究
第九，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第十，物流市场研究
第十一，物流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第十二，应急物流与军地合作的战略研究
我希望，全国从事物流理论研究的同志们，在物流业发展的实践中，善于总结，勇于创新，把中国物流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走向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二、关于推进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如何推进中国物流业的发展，经过这几年的积极探索。我们认为，主要要抓好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制定中国物流发展大纲。要不要做这件事本身就有争论，但我很赞赏日本政府的做法，制定“综合物流施策大纲”与“新综合物流施策大纲”是十分必要与正确的，实践证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国家有一个物流发展大纲十分重要。这个大纲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性意见，有目标，有措施，有要求，但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我们已参与了原国家计委组织的中国物流规划草案的起草。现在国家计委已改成国家发改委，我们强烈呼吁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争取以国务院名义中国物流发展大纲。
第二，出台物流产业政策。原国家经贸委已着手调研物流业发展产业政策，有关部委也在研究行业物流的产业政策，一些省市在制定地区性物流规划时也出台了一些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涉及到市场准入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标准化政策、投资政策、外资合作政策等等。但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政策，有些矛盾已十分突出。2003年全国政协专门组织一个小组调研物流问题，由石万鹏同志牵头，主要调研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物流业的管理体制，二是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但根据历史的经验，国家统一出台一些政策比较难，我们主张先在地方上出台一些有利于物流业发展的地方性政策，同时在某些领域实现全国性的个别突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第三，推进以信息化、标准化为重点的物流现代化建设。信息网络化与标准化是现代物流技术发展两大关键，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物流生命线，而物流标准化则是促进整合、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桥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通过每年评选优秀案例来推进物流的信息网络化。对于物流标准化，已经成立全国物流技术标准委员会与全国物流信息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分别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编码中心。两个标委会已共同启动了建立物流标准体系表的课题。我们深信，在全国标准化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物流标准化工作一定能扎扎实实的向前推进，但这要得到有关部门、行业与企业的大力支持。物流的现代化除信息化与标准化以外，还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物流管理的现代化，一是个物流技术装备的现代化，这两项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启动中国物流人才教育工程。2001年，我们提出了启动中国物流人才教育工程的设想，分三个层次，一是学历教育，二是继续教育，三是岗位培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已开了三届全国高校物流教学研讨会，成立了中国物流学会人才培训专业委员会。在教育部支持下，已有47所大学开设了物流管理与物流工程专业，多层次、多模式、多目标的物流学历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在职教育目前虽然比较混乱，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巨大的需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劳动部指导下，已制定物流师标准，并已。物流师培训明年将在全国规范运作。国外的一些物流师证书教育也在引进，作为一种补充。上岗资格培训目前还未启动，因为涉及的部门、涉及的岗位太多，需要专门研究。
第五，推动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发展，繁荣物流市场。中国物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推动，创造一种环境，特别是培育与发展物流市场的环境，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企业在物流市场的运作水平决定一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通过评选“中国物流示范工程”与“中国物流实验基地”来以点带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时通过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的发展来带动行业物流发展，推动区域物流发展，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六，建立中国物流统计信息系统。物流统计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需要，是国内外物流企业市场预测的需要。一些地方已经做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上海已建立了统计体系，北京也进行了物流的调查。2002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已安排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完成了全国物流信息统计系统研究。我们希望国家统计局把物流统计列入政府统计范围。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在中国建立采购经理指数的可行性，已取得重要进展，另外为了给政府经济部门、给行业、给企业、给教学科研单位提供权威信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物流年鉴》与《中国物流发展报告》。
第七，抓好物流科技进步。现代物流业既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现代物流中必然有科技生产力。在科技部支持下，已批准设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包括科技进步奖与科学发明奖。国家2020年科技中长期规划中，已把物流科技单列为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已与团中央合作，在光华科技基金会下设立“中国物流发展专项基金”，宗旨就是推进物流科技的发展，希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第八，大力推进物流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理论又指导实践。中国从1978年引进物流概念以来，物流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但由于客观环境所限，难以深入，影响也不够广泛，在最近几年，物流理论研究才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通过每年一次的“中国物流学术年会”，通过“中国物流专家论坛”，通过专题理论研讨会，大力推进物流理论研究，在全国物流理论界的努力下，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九，注重物流知识普及与舆论导向。要发展物流首先就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物流，懂得什么是物流才能知道怎么去干，怎样干得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通过编辑出版物流读物，通过新闻单位加强物流知识普及，并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仅北京就有40多个新闻媒体参与了这一行列。现代物流业的兴起，有新闻出版部门的汗马功劳。
第十，加强物流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现代物流业是全世界的产业，是一个整体，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各个国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都成立了物流行业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组织，还是大学，都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际物流协会，与国际采购联盟，与各国的物流与采购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加强了两岸四地物流界的交流与合作。国内许多机构也在进行这一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三、关于物流专门人才
物流专门人才我认为可以作不同的区分。从学术与理论研究角度，可以有物流学科带头人，也可以有物流理论专家；从物流实践角度，可以有物流企业家，也可以有物流职业经理。总称物流专家。
我在《中国物流》一书中，推荐8位同志为中国第一代物流专家，他们是：李京文、徐寿波、吴润涛、王之泰、吴清一、张文杰、何明珂、王宗喜。我是从学术理论研究范围讲的，他们著书立说，有观点，有创新，对中国物流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与他们同期的还有一批人，如高博、张卓元、张济民、胡俊明、牟惟仲、张声书、钟志奇、周淑俊、秦毅、詹荷生、王嘉霖、虞和谦、张绪昌、李震中、胡怀邦、黄国雄、陈梅君等同志。推动物流理论与实践的著名经济学家有顾卓新、于光远、柳随年、刘国光、童大林等同志。还有一批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推动中国物流起步的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物流业快速推进，涌现出了物流理论研究的新人，他们年富力强，将逐步成为物流学科带头人，成为物流理论研究的骨干力量。比如王佐、汪鸣、刘秉镰、朱道立、宋远方、徐天亮、黄有方、王耀球、陈文玲、任兴洲、王薇、戴定一、许胜余、田学军、刘志学、范棣、桂寿平、鞠颂东、翟学魂、翁心刚、邬跃、沈绍基、马士华、张锦、索沪生、王国文、龙军生、刘凯、杨东援、杨长春、杨赞、骆温平、崔介何、董千里、缪立新、陆大明等同志。以上只是我接触的部分同志，还有些没有接触到，这里不可能全列出来。
第15篇
1“案例工作坊”——一种并非全新的教学模式
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的“工作坊”(workshop)并非全新事物,其起源于欧洲(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培养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为宗旨的包豪斯学院。该学院的创建者、现代建筑设计的奠基人之一格拉皮乌斯以“技术与艺术并重”为教育理念,提出学习过程仿佛“工厂学徒制”,学生是“学徒工”。在教学过程中,负责教授理论课程的教师引导学生的专业发展;而担任技术制作课程的导师则负责指导其实践教学。由于教学实践需要特定场地,因此学生日常实践空间——工作坊逐渐成为实践教学的核心,以此形成的教学模式亦被称为“工作坊教学”[1]。工作坊的教育模式被教育者引入到其他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后,逐渐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教学和讨论模式。这种“案例工作坊”模式是指,以在某个领域富有经验的主讲人为核心,20～30名成员组成的小团体在该主讲人的指导下围绕某个话题或案例进行活动和讨论。由于这种学习模式强调面对面交流和参与者的互动学习,因此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通过普通讲课无法获得的思考和成长体验“,案例工作坊”便逐渐成为一种提升自我的学习方式普遍存在于各专业领域中[2]。工由于新闻学与传统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不同,是一门现实性,操纵性极强的学科,因此新闻理论教育仅仅传授专业理论知识不可能使学习者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这就要求在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做到知识、理念与技能并重,提高新闻实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把实践意识贯穿于新闻教育的全过程。尽管绝大部分新闻院系已经强调专业实习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传统的新闻理论课堂教学和教案则依然围绕“教师、教材”为中心展开,其核心是教师怎样讲好教学内容,重视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导致的后果往往是便于学生的知识增长却不利于他们的综合专业能力的培养。因此,从新闻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把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工作坊”引入新闻理论的课堂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和吸收,更有助于增加课堂的现实元素,增强学生的思考和实战能力。
2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从国内新闻院校的教学实践来看,已有部分高校以“案例工作坊”作为新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要模式,笔者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也开始以“案例工作坊”为突破口对理论教学过程进行探索。下面将以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价值”为例,简单介绍“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与运作。第一,由指导教师全面制定与掌握教学计划与实施方案。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指导教师要明确“新闻价值”专题的培养目标以及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明确学习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引领学生全面贯彻该计划。在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上,教师计划以“新闻价值”的概念、“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之讨论、“新闻价值”要素的要点和内容,以及“新闻价值”要素的变迁作为学习目标。其中,为了适应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媒介环境变化的需要,课程设计将以“新闻价值”要素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变迁作为讨论和分析的重点,也计划通过“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在当前我国新闻环境下,有关新闻价值的把握和判断标准的转变问题。第二,教师为学生提供理论帮助和宏观指导。理论学习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基于工作坊模式的课堂教育以讨论、实践为核心,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相关理论的学习不可或缺,因此教师需要在讨论实践之前引导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具体办法是教师作为引导者,提前安排学生阅读相关主题的教材、专著和论文,并要求学生在媒体实例中进行印证和思考,为“案例工作坊”的讨论做准备。导师除了要求学生自行寻找媒体案例进行学习外,还布置学生准备讨论2010年初在各大媒体风行一时的“犀利哥”报道。
2010年3月,一个在宁波流浪了十余年的乞丐从网络红人一跃成为大众传媒竞相报道的明星——“犀利哥”。各地媒体亲自到宁波追踪他的生活状况,以大篇幅报道此人的身世之谜,帮助他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并护送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更为有趣的是,境外媒体也加入了追捧这位网络红人的队伍,香港《苹果日报》在3月6日的头版头条刊登题为《本报宁波直击,犀利哥身世大曝光》的报道,英国《独立报》内页的世界新闻版面以头条报道犀利哥,将其照片与著名时装品牌D&G最新时装照放在一起,并称他为“中国最酷的男人”。导师提前向学生介绍上述案例背景,要求学生查看有关报道,并提出“新闻价值”的有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第三,教师模拟情境向学生提出争议性问题。导师在课堂上模拟编辑部和学术讨论会两个相对独立的情境,向学生提出实践性和学理性的两类问题引发学生进行全方位思考,使理论与实际在讨论中得到结合。应该注意的是,学生的分析讨论并非盲目地进行,而是始终在教师的引导下规范展开,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达到学习目标。一方面,导师首先为学生模拟一个媒体编辑部的情景并向学生提出实践性问题,要求学生从媒体编辑和记者的角度思考面对“犀利哥”这样一位网络红人,新闻媒体是否应该报道、怎样报道,并由此思考在媒体实践层面“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和受影响因素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导师再模拟一个学术讨论会的情境并向学生提出学理性问题。根据传统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像“犀利哥”这样的“小人物”并不具备多大的报道价值,甚至难以登上大众传媒的“大雅之堂”。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甚至是社会底层进入媒体报道的视野,以致出现了不少用传统的新闻理论难以圆满解释的现象。因此,导师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列更为深入的理论问题,如:从当前出现的媒体现象来看,传统的新闻价值要素受到怎样的挑战;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新闻价值的标准判断;同时,在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变化和新挑战等等。第四,强调学生分组展开充分讨论,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案例展开讨论是综合学习与研究的过程,学生也可根据讨论中遇到的困惑向指导教师提问,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回应也不是讲述,而是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引导启发。针对“犀利哥”报道的案例,指导教师可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提示学生可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新闻价值要素的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角度进行思考。例如,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网络新闻实践认知的不断积淀,新闻媒体在价值取向上也越来越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致使新闻价值要素判断上的侧重点发生转移,整个新闻报道呈现出软化的趋势[2]。在引导的过程中,导师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观点,而是启发学生通过讨论和思考得出相关结论,这样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专业判断能力。第五,总结、评估与反思。讨论结束后,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讨论进行总结,并对学生在“案例工作坊”中的表现进行评估。最后,教师还需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一份讨论报告,其作用主要是反思在工作坊中获取的经验感受,并使其把这种专业理念内化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