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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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在CRISP-DM方法论指导下，构建基于聚类的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模型，对保险业务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一、数据准备

结合保险公司个人寿险业务数据库的信息，可以概括为客户信息表、保单信息表及理赔信息。将三张表中和挖掘主题相关的字段信息抽取，整合为一张宽表。

研究样本中，年龄和保费都是连续型数据，将其转化为离散化数据，有利于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利用SQLServer2005的IntegrationServer工具加载数据表，建立多维数据立方体。

基于数据挖掘的保险交叉销售模型应用

（一）构建基于聚类的挖掘模型

选取412(金彩明天两全保险)、413（瑞鑫两全保障）等为主细分变量，地区、保费、渠道等为辅细分变量。并保证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建立聚类挖掘模型，得到聚类结构图。

模型将数据分为10个群体，对每个群进行钻取，结合剖面图和数据倾向图，判别其所具备的特征。10个分类的强弱势特征如下表所示：

选择保费10000和100000为临界点，可见类1、类2、类3为低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元以下，类4-8为中端用户，缴纳保费为10001到100000元之间，类9和类10属于高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0元以上。

针对低中高端群组，结合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群组的业务特征进行描述，低端群组特征分析如下表1-4所示：

低端群组消费特征描述：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初中以下，年龄偏大，大多在50―65岁之间，缴纳保费的能力较低，都在10000元以下。由于S42（康宁终身健康保险）缴费较高，所以需求很低，此外S66（少儿保险）需求很少。同样的方法，统计分析中端和高端客户的群体特征。

聚类只能解决已经发生过的客户消费行为，并不能对将来的消费行为和规律进行预测。在聚类的基础上，对所有险种类别进行关联分析，得出最强的关联规则，从而有针对性的对各客户群组进行交叉销售。

（二）构建关联挖掘模型

针对每一群组，构建关联挖掘模型，关联规则的默认算法是Apriori算法。通过运行关联挖掘结构，得出依赖网络图。

对于每一群组来说，最强的险种关联只是两个或三个而已。选择关联最强的两个险种：S43701，险种出现的概率为88.9%，重要度为1.9，为正关联。说明低端客户类1，在购买S43（康宁定期保险）的同时购买701（全家福意外卡）的几率为88.9%，结合低端客户群组的消费特征，较顺应常理。得出的关联规则是形如AB，代表如果购买了产品A，则同时也会购买保险产品B。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各个类别最佳的险种关联，像所对应的群组中还没有消费这种保险组合的客户进行推销，已经购买了其中一种保险产品的客户，向其推荐另一款产品；或者在未来向某一类客户推荐产品时，根据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判断大致所属的群组，推销产品组合，以达到实现交叉销售的目的。

结束语：论文对基于聚类的关联规则交叉销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先从客户角度出发，运用EM聚类算法对准备好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得出自然的10个群组分类，然后对每一个群组，从产品业务角度出发，用Apriori算法对险种进行关联分析，得出可以指导交叉销售的规则。在客户聚类的基础上，找出保险产品潜在的关联规律，制定有针对性的交叉销售方案。

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以语用移情理论为框架，结合语境探讨说服行为中的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现象。该研究能够帮助人们较好地理解人称指示语非常规使用在说服行为中的移情功能，对人们在交际中行使说服行为有指导意义。

1、引言

说服，即说话者通过使信息听起来是真实可信的语言方式，影响听话者的看法和行为的动态的交际行为。成功的说服行为要求在一定的语境中以简洁、准确、妥帖的语言产生最大的可信度。

在说服过程中，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移情是说话者出于改变听话者态度的动机从词项系统中做出的移情选择，服务于说服行为。恰当运用人称指示语,会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心理趋同；或催生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以体现亲密关系；或体现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尊敬（冉永平，2007）。因此，语用移情是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最突出的功能之一，决定了人们在说服时尤为重视人称指示语运用。

2、人称指示语非常规使用的具体实例分析

为研究说服行为中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笔者对少儿英语学校招生以及保险业务推销的说服事例进行了录音及书面整理。

经分析，具备语用移情功能的人称指示语主要有第一人称单数“咱”、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以及称呼语,分别指代了异于常规用法的不同社会角色和态度。其中，由于“咱”的北方方言化，在语料中只出现一次；“我们”出现次数频繁，其非常规用法达到28次之多；具备移情功能的称呼语出现13次。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具有语用移情功能的人称指示在说服语言中的运用。

2.1 第一人称单数指代第二人称（-S,+A）

例1. 语境：在少儿英语学校招生过程中，孩子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家长因此拒绝招生老师的邀请。

家长：孩子不想学英语，算了吧。

招生老师：孩子目前还不知道学习英语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孩子不懂事，咱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说不想上学，咱就不让他上学了么？您和孩子的角色颠倒了，该您决定的事情由他决定了。

第一人称“咱”多用于口语中，指代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第二人称复数“我们”。例1中的“咱”指孩子的家长，招生老师考虑到直说“孩子不懂事，你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说不想上学，你就不让他上学了么？”显得莽撞不礼貌，家长的面子可能受损。因此把自己摆到家长一边向家长表达了亲切的态度，自然地体现对彼此的尊重，增加家长的认同感。

2.2 第一人称复数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典型的增强说服力的人称指示语。排除式“我们”表示非一致性关系，具一定的权威性；包括式“我们”可缩短双方距离、加深感情。

2.2.1 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S,+A）

例 2. 语境：家长对报名的费用意见有意见。

家长：你们学校的报名费太贵。

招生老师：在选择英语学校时，没人会想为教育投资超负荷的金钱，但投资少也有问题。投资太多，最多我们损失一些钱，但投资太少，孩子的学习效果不能带来预期的满足，我们损失的就更多了。

例2中的“我们”指家长一方。招生老师站在家长的立场陈述,亲切的话语使家长心理上相悦，从而拉近与家长情感上的距离，使家长对学校和老师产生认同、信任感，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

2.2.2 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一人称单数（+S, -A）

例 3.语境：客户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保险推销。

客户：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谈保险的事。

推销员：您这样的成功人士不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已经为您制定了详细的保险方案，您只需要抽五分钟过目，就会意识到这套方案的重要性。

例3中的“我们”仅指推销员自己。在推销说服时，出于委婉和谦虚，“我们”代替“我”可以使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可接受性和较强的说服力；这样的说法显得比较系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2.2.3 第一人称复数泛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S,+A）

例 4.语境：客户对产品价格有异议。

客户：这个产品太贵了。

推销员：小姐，以价格引导我们做购买的决策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很少发现可以用最低价格买到最高品质的产品，这是经济社会的真理，在购买任何产品时，有时多投资一点，是很值得的。

例4中的“我们”指代包括谈话双方及不在场的所有消费者，推销员将交际双方囊括到商品经济社会中普遍的购买现象中，避免凸显其销售方的地位，加强说服的理性力度和感情力度；使消费者想象产品可能带来的实惠和满足感，产生积极的情感倾向，从而被说服。

2.3 称呼语

例 5. 语境：家长文化程度低，担心自己不能辅导监督学习，孩子的英语学习效果不能得到保障。

家长：我不懂英语，怎么知道孩子在你们学校的学习效果好不好。

招生老师：孩子学英语还是得老师来教，妈妈只要尽监督之责，把问题直接反映给老师就够了。别让不懂英语称为辅导孩子的心理障碍。妈妈懂英语固然很好，但即使不懂也大有可为，更何况可以再充电再学习啊！

称呼语在语言行为中可作为建立、发展、改善、调节与他人关系的一种交际策略。例5中招生老师直接称呼家长为妈妈，这种亲切称呼使家长与招生老师的心理距离缩短，顺应家长的心理世界,表现出亲密友爱的语用移情,更好地达到说服者预期的语用效果。

3. 小结

在说服行为中，说服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选择贴近听话者需求的人称指示语，一定程度上能使被说服者对其产生移情，从而接受说服者的交际意图。文中各例证明，具有移情作用的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用法可以在说服中达到鼓励、暗示、迎合等交际目的。

了解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用法有助于我们在说服交际中更加得体使用词语，更好理解其指示功能，从而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完善交际质量。关于说服的语用研究还待深入,特别是对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现象进行分析,定会对增加交际中的说服力产生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3篇

论文摘要：未来的3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如何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的各种需求，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课题。由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抚养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性，因此，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突出。以齐齐哈尔市为例，就如何面对和把握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各地区针对老年人需要的消费品和设施的研发生产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能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各种产业，例如老年家政服务业、医疗保健服务业、老龄专用品制造业、老年精神文化娱乐业、老年房地产业等。老年人消费市场是具有广阔前景的、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发展老龄产业可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扩大我国内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

第4篇

一、保持学习的原动力----好奇心。 

学生往往刚学了两句日常用语，就急着想干别的事情了。此时，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在原有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只简单重复“What’s this?”学生怕是不愿听了。于是，我拿出一个包：“I have some thing in my bag-guess. What’s this?”这一问，学生们纷纷举手，把他们刚学的单词都猜了个遍。终于，我打开包，又拿出一个包。“Bag!”全班哄堂大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a bag in a bag”。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巩固了所学知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下来。给学生一个问题，再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Guessing Game”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二、建立学习的加油站----自信心。 

首先，让孩子敢于出错。 

沉默期总是有的，但要尽力把它缩短，最简单的方法创设密切配合和谐的教学氛围，让孩子明确初学英语时出错是很正常的并不可笑，只要多说就能说好，孩子们学说英语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也不用担心“走调”。实在不得不说“NO”时，我总不忘配上一个宽容的微笑，并耐心地帮他纠正过来。当孩子有进步时，一句“How clever!”就能让他鼓起自信的风帆。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操练的时候，不必担心学生的表达错误。实际上，学生并不是仅仅能模仿所接触的语言。人们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都有创造、发挥的能力。只是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犯错误的阶段，我们对于学生的语言错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一定有错必纠，而应该采取鼓励的办法，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实践。所以作为小学英语教师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纠正语言的错误而挫伤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对勇于实践的任何尝试，教师都应该采取鼓励的态度，同时也要明确地告诉学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轻松的、幽默、宽容的气氛，让学生对任何语言错误都一笑了之。如果心理压力很大，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即使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做练习，但是所学的语言却不会进入头脑中，而是被紧张得“蒸发”悼了。因此，我们英语老师在上完课以后，不妨多问问自己，“今天，我的表扬够狠吗？” 

其次，发挥孩子的特长。 

也许个别孩子学习英语确实吃力，心理上自信不足，害怕有余，好在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特长爱好。老师不妨把他们的优势带进英语教学中来，歌唱得好的，请他领唱英语歌曲；画画得好的，请他帮忙绘制教学图片，喜欢表演的，请他指导同学“play the story”……让他们觉得“原来我也是很不错的”。实践证明，找准教学切入点，充分发掘孩子的特长，也能建立起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如：我所带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时很少开口读英语，更不用说与其他同学组织表演活动了。在课堂上无论我怎么引导，他就是怕张口说。但我发现他的英语单词写的很规范、句子也很符合标准。于是我就在他的作业上写了几句：“You’re great! 如果上课能开口读，你会把英语学得非常好！”等批语，同时，把他的作业也作为样本模范，让全班同学学习。这样，在他的成绩得到肯定的同时，他克服了羞怯感和自卑感，上课能慢慢地开口说了，最后竟成了一名口语很棒的学生。 

三、供给学习的太阳有----求知心。 

如果说给孩子一次鼓励就是加一回油，那么激起孩子的求知之心就是太阳能，能为孩子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 

新奇有趣的东西能很好地引起孩子无意注意。教学上要不断变换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让学生感受到英语学习的多姿多彩，能激起孩子对英语本身的兴趣。在学习“Boby”时，我让孩子们“make a puppet”，当孩子们喜爱的卡通化合物“Zoom”最终出现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禁拍手叫好，这让孩子们体会到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在学“Happy birthday”时，我们可以开一个“birthday party”，这能使孩子感受到英语的实用性；我还请孩子们看英语动画片，读英文版的童话故事。 

精当的表情和动作引起孩子的注意，让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起来；英语教英语更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配合。如在学“swim”时，我做出一个游泳的姿势，孩子们也一边“游泳”一边读单词，很快就学会了，又如在学“fly”时，我做出一个小鸟飞的动作，孩子们也一边“飞”一边读单词。脑、口、手齐上阵，孩子们的学习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我常看少儿节目，动画化合物和主持人时尚而充满童趣的表情动作是我借鉴的主要对象，它让英语教学变得更加活跃、有趣了。 

营造自由的学习氛围。只要孩子在积极主动地学习，就不必苛求他学习的。比如学习“Animal”时，我一边教一边模仿动物的动作，多数孩子跟我一起手口并用，我很高兴；有的孩子没做动作，但他们也在认真跟着读，我同样满意；有孩子能保险单地做另外的动作，我更高兴。在这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当中，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求知心更强了。 

第5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部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09XJA790007）；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机理研究”（30105-125142）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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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海亚.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J]. 经济学动态，2012，（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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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钱纳里.发展的形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21]罗必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进展、问题与选择[J].广东社会科学，2007，（6）：42-47.

第6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从经济学上讲，人身保险需求主要是针对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即保险的有效需求。这部分需求是人身保险商品使用价值量指标，可以用人身保费收入来表示。用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截止到08年底，我国的人身保费总额收入已经达到7337.7亿元，增长十分迅速。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总体上看保险深度（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和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支出额）也得到了提高，前者从1980年的0.1%上升到3.26%。后者则从0.47元上升到735元。相比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是8.97%，日本为11.07%，印度是2.86%，而保险深度在8%左右的是发达国家，6%左右的是中等发达国家，4%的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1988-2008年）

从1978年恢复我国的保险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人身保险需求抑制被释放，得到大幅度增长，1992年中国保险市场开始对外开放，美国友邦保险子公司在上海设立，国外保险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而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更加面临新的挑战跟竞争，各保险公司在竞争中优化管理努力创新险种，提升服务质量，使得我国保险业更加成熟与有效。

所以不管是从保险深度跟保险密度的数据上来看还是从保险业的发展市场来看，中国的保险需求都潜藏量巨大。

（二）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

1、文化制度因素

我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部分国民都有，相信神权。大部分民众对保险感到陌生，对于风险的防范或者控制，有时候宁可相信神灵也不会想到去投保来转嫁风险。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多数人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风险都属于被动防御型，而不是主动控制型。这只是对风险控制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将其转嫁控制――购买保险――投资小额资金防范可能发生的较大损失。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于受益于国家强制养老和医疗保险，形成了个人风险意识较为淡薄观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员工政府强制保障水平相对下降，养老和医疗的费用逐渐大部分或全部由员工个人承担，这使得城镇人口的生活风险加大，从而对商业人身保险的需求大大增加。

2、人口因素

人口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直接。从人口总量上说，人口数量越大，对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就越大。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庞大，对健康保险、意外伤害险这种适合每个人的保险险种，有着巨大的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人口的就业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空间结构等对人身保险需求有明显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影响人们对寿险的偏好，从而对寿险市场需求产生影响。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在不断的延长，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65岁及其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8年的6.64%，短短20年间，上升到2008年的23.68%，差不多平均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这就意味着我国寿险的潜在需求量巨大，寿险需求只会有增无减。另外，独生子女是各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少儿的健康医疗险也将在人身保险中扮演重要角色。

3、保险替代因素

保险也是一种商品，那么就会存在它的替代品，如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跟社会的辅助项目、财政转移性支出等等。我国目前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本文研究的商业人身保险的替代因素之一，从1985年开始各地（有个别地区是1984年）纷纷重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试点，到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覆盖面扩大，包括了企业及其职工和个体工商户，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直到2001年开始建立的“统账分离”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来源由三部分：国家、企业、个人组成，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规模跟覆盖面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从1998年开始，政府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所以随着我国社会保险的推出跟发展，人们有了基本养老保障，那么会对人身保险需求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呢？下文将给出量化分析。

4、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整个人身保险市场最直接、最普遍的因素，其中包括：（1）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将导致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人们对较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将逐渐重视，进而愿意投资寿险市场来满足安全的需要。从世界寿险市场的发展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寿险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一般来说，人身保险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2）个人可支配收入。我国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情需求、被他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达到满足以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随之而来――安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问题，所以我国的人身保险需求应该增长很快，并且应该有庞大的市场。（3）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影响最大的就是寿险行业，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人们对寿险需求的购买意愿。因为通过寿险分期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资金（或者利率）是早在购买保险时就确定的，所以一旦发生通货膨胀，那么到期所得的资金就贬值了，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寿险的需求会下降，人们会转而把资金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以增值保值，而不是用来购买保险。90年代左右由于重复投资和计划的失控，导致我国遭遇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1985-1995年期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6-18%，对寿险的需求带来了负面影响。（4）保险费率。随着保费费率的上升，即保险商品的价格上升，保险需求肯定会下降，就我国而言，由于保险业才发展不久，所以在保费费率制定上存在很大的不足，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保费费率普遍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

二、需求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

（一）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人身保险需求选取1988到2008年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premium，作为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我们从上文提到影响因素中选取以下几个并将其量化。

①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经济总量指标。

②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PCI），用来衡量我国人均收入的上涨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③物价指数――price index，物价指数用来反映通货膨胀的大小。

④保险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用保险企业职工数来反映保险供给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⑤老年人口比重――The proportion of old elderly，用老年人口所占全人口数的比重反映社会人口结构。

⑥为了反映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

D1=0（1988-1997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

D1=1（1998-2008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保险金，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对回归模型的分析与解释

基于模型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经济解释：

（一）解释变量GDP估计系数与预期相符为都正，说明了我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间的弹性系数是2.94，表明我国GDP每上涨1%，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就会上涨2.94%，这也说明我国目前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保费收入的巨大推动力，这一结果也符合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即以经济增长来拉动保险需求。

（二）解释变量物价指数（price index）与回归模型（1）的估计系数跟预期相符都为负，即我国人身保险需求与物价之间存在负相关性，随着物价的上升保费收入会减少，这也与前文分析相符，但是这一反映通货膨胀指标的变量是检验不显著的，它存在66.8%的变异，不能很好的解释保费的变动。本文对此的理解是，我国居民对保险的认识以及对保费费率认知是不足的，并且居民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滞后的现象，大部分人都无法对通货膨胀的发生作出迅速的判断跟相应的反映，直到发现身边的物价都上涨，银行利率上调以后才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到来，此时才发现通过寿险得到的钱贬值了，才开始减少对寿险的购买，所以在模型（1）中，物价指数这一变量检验不显著，不能很好的解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变化。

（三）老年人比重，这是反映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模型（1）当中，我们看到回归的估计系数与预期是一致的，都为正数，意味着，随着人口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我国人身保险保费也会增加，但是它却是检验不显著的，存在53%的变异。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逐步完善，很多老年人口都得以通过社保获得经济来源，所以商业保险养老的比重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而且受传统思想“养儿防老”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老年人都是由自己的儿女赡养，少有购买寿险的想法与举动。

（四）保险供给。本文采用的保险公司的职工人数――employee作为解释变量来表示保险供给的大小，在模型（1）跟（2）中，其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与预期不相符，模型表明两者呈负相关性，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即市场需求不足，如果保险公司只是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扩大供给来提高保费收入的话，反而会增加公司的销售成本，使得保费费率中的附加费率上升，导致总保费费率上升，从而使得保险产品的价格升高，反而会使得保险产品的销售递减，保费收入降低，所以会出现模型中估计系数为负的现象。

（五）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由于模型中引入的是倒数模型，所以1/PCI的估计系数为正，则反过来说明，PCI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个也与预期不符，对此的解释是，我国正处在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居民大部分都是把它储蓄起来，以应对医疗费、教育费等的支出，或者购买汽车、房屋等耐用消费品，而不是购买保险。而且我国财富分配不均，20%的人口占了总存款的80%，所以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环境下，在收入标准线以下的人有保险需求，但是无法支付，而富人则是买得起，却不会再次需求，比如一个富人，是不可能买好几分相同寿险的。所以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正效应。

（六）表示社会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替代作用的虚拟变量D1，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检验显著，很好的解释了因变量，但是其估计系数与预期数字相反的，本文认为，由于从1998年政府开始可以足额按时的发放养老金后，人民大众都开始实实在在的看到或体会到养老保险带来的益处，于是大家开始纷纷投保，也基于对保险的认识加深，人们除了社保以外也开始自己购买需要的保险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所以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手头上有闲置资金的人，也纷纷购买寿险，增加自己的养老金数额。

总的来说，从模型（1）到模型（2）的修正可以发现，物价指数与老年人口比重对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影响不大，而GDP、人均收入以及社保制度的实施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变化有很高的解释度，鉴于我国保险市场状况、人们投资习惯与观念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保险公司职工数，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的。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也会随之而增长。

注释：

①倒数模型是一个变量非线性，但是却是参数线性的模型，倒数模型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随着自变量的无线增大，因变量接近渐近值(asymptotic value)或者极限值。

参考文献

[1]叶浩然.中国保险市场需求的实证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45-49.

[2]Damodar N.Gujarati著.张涛译.经济计量学精要(第三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19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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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秋杰.保险供求互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及其原因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3:2-3.

第7篇

论文摘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因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人权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人权，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8篇

一、把着力点放在强化政府主体行为上，为实施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强调明确各级政府为实施规划的责任主体、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为实施规划的责任部门，具体做到“三个纳入”，从而保证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整体推进。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将其作为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工作来抓。不仅将妇女儿童工作写进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第十二届人代会工作报告，还将“两个规划”纳入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经常听取妇女儿童工作汇报，研究、指导妇女儿童工作。

2、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保证投入。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我市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投入，满足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需要。20*年全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3.92亿元，卫生经费支出2.71亿元，妇儿工委办公室工作经费由过去的每年2万元增加到6万元，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3、纳入政府部门职能逐项分解落实。我市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将目标任务进行了详细分解，以文件形式下发，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各部门也结合各自的职能范围和工作任务制定工作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将妇女儿童工作与本部门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二、把落脚点放在服务妇女儿童发展上，为实施规划开辟有效途径

1、创新工作机制，维护妇女权益。近年来，组织部门结合公开选拔，加大了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力度。全市各镇均配备了科级女干部，其中，3位女性为镇主要负责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占26.4％，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占68.6％。20*年全市新发展女党员395人，占党员发展总数的34.9%，超过了“*”终期30%的目标。为严厉打击家庭暴力，我市制定了《大丰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实施意见》，在全市基层派出所挂牌成立了家庭暴力投诉站，市区街道、社区均成立了妇女维权工作站。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失教、亲情失缺、安全失保的“三缺”问题，我市在14个镇建立了“留守儿童服务指导站”，聘请了1500多名“留守儿童服务指导员”开展零距离服务。

2、创造良好条件，促进创业就业。我市专门成立了促进女性创业、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为女性创业、就业、再就业制定了免费培训、小额信贷、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市劳动就业处专门成立了女性就业服务专区。市妇联根据下岗女工文化层次偏低、技能缺乏等特点，多方寻求就业信息，根据劳务用工需求，正常在街道、社区举办下岗女工再就业技能培训班，仅今年已培训2000多人，有效促进了全市女性的创业就业。

3、坚持以人为本，培育“四有”新人。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小组，下发了《大丰市家庭教育工作意见》，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未成年人“五小”道德实践、中小学生暑期“1+1体验生活”实践、“未来之星”竞赛、“童眼观德”摄影展、“我做合格小公民”征文竞赛等活动。全市建立了特困生档案，正常开展“爱心助学”结对帮扶和捐助活动，举行大型广场“超市式认领”结对资助。为了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的学习生活环境，全面提升我市妇女儿童的整体素质，20*年上半年，市政府专门研究会办高起点定位建立大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并于当年正式实施此项目。建成后的“中心”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400多万元，集教育培训、交流研讨、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将全方位为我市妇女儿童实行优质服务。我市投资1个亿新建了2.3万平方米的人民医院病房大楼，投资750万新建了苏北首家独立建制的县级少儿图书馆，为全市妇女儿童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最为优质的医疗卫生环境。

4、采取扎实措施，攻克难点指标。为有效提高我市的人口质量，20*年6月，市政府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出台了由政府对女性婚前医学检查基本项目实行“买单”政策，并于20*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截止2008年9月30日，全市共有4142名新婚女性、3945名新婚男性进行了婚检，女性婚检率已从06年的0.54%上升到95.3%，男性从0.32%上升到90.5%。今年6月，市政府又正式批准了自2009年1月1日起男女双方婚检全部由政府“买单”。进一步加大了婚检工作的鼓励扶持力度。为有效解决我市青少年就医难问题，20*年8月，市政府专门出台了未成年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城镇青少年医疗保障体系，以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把突破点放在加强制度机构建设上，为实施规划提供有力保证

1、注重宣传培训，狠抓队伍建设。我市每年都根据干部变动及时调整和充实妇儿委领导班子，全市各级政府都配备了具体分工领导和专职工作人员，经常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培训班、现场会，不失时机地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妇女儿童工作者进行规划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使他们增强实施规划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率先树立国策意识、提高业务水平，发挥表率作用。

第9篇

论文摘要：当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时，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现象日益凸显。从长远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最终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应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对老年贫困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将农村家庭养老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上来；强化对农村家庭养老和社区服务的引导和扶持。

据2005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我国将于2010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大爆发，老年人口年增长数量将达到8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中期，全国老年人口将达4亿，其人口比重将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续十年左右。换言之，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之势．社会老龄化中的民生问题亦日益凸显。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最为艰辛，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在演变为新的贫困群体。

一

与先行的老龄化国家比较，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短、速度快。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进。二是数量大、延续时间长。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龄人口总量的20％强，占亚洲老龄人口的50％，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的社会还将延续半个多世纪。三是未富先老。欧美国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有财力和实力应对人口老化，而我国则是在人均l000美元时就提前迈过了社会老龄化的门槛，老龄社会的不期而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特征，在我国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较之城镇表现得更突出、更严峻，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人城镇．农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据对湖北省若干县的调查，老年人口约占农村留守人口的30％．该比例大大超过我国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农村人口老化速度远远快于城镇。加之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五普资料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10％一14％，农村则高达25％一31％。可见，农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着新的贫困群体．该群体不仅随人口增加而扩展，还随其年龄增长而加大贫困的程度。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村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忽视，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往往无处表达．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解决他们的困难应成为整个社会和各级政府必须关注的民生热点和焦点，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已成为当今社会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二

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劳动参与方式。五普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老人占87％，农村占50％：继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为33％。众所周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我国城镇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都享有养老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因维持着传统的劳动参与方式，没有建立起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是通过一家一户的劳动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这种劳动方式没有年龄界限，一般情况下．是否退出劳动只能视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健康条件而定。有调查显示，城镇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离退休金，而农村只有4％的老年人拥有离退休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业劳动收入的相对低下，刚刚满足温饱的农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难以顾及养老积蓄。这使得农村老年人退出劳动的时间更迟．参与劳动的时间更长。尽管现实农村老年人大多拥有承包的土地，从理论上可视为养老保障，但因为老年人丧失的正是劳动能力，加之土地流转难，使其在体力日衰后难以维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贫困之中。由此可见，对于步人老年的劳动者而言，因劳动参与方式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就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养老保障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保障和自我养老保障前述城乡劳动参与方式不同，决定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普遍缺乏社会养老保障。而通过储蓄和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保障虽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农村经济条件普遍欠缺，多数农村老人一生无积蓄或储蓄甚少，养老的自我保障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和个人。只有家庭养老保障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农村养老方式的主体。

现实农村的家庭养老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延续。虽然当前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属多子女家庭，具有传统意义上养老的家庭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在急骤的社会变迁中遭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与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动导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家庭养老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个人自觉和风俗道德约束，随着农村代际鸿沟因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差异而加深，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被边缘化，加之老年人维权意识淡薄，致使农村歧视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等问题较突出，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将自己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和社会，使得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会救济和福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谐社会氛围缺失。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启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较低．能享受的还只是极少数人，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艰难，维系和支持家庭养老已成为农村新的社会问题。

三是农村老年人致贫因素。从个体来看，由于农村养老以家庭为主体，老年贫困首先源于家庭贫困。家庭贫困既可能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可能是因家庭劳动力缺乏或家庭成员疾病、生活能力欠缺、婚变以及意外灾害等多种凶素所致。其次。老年贫困源于其自身的衰老和疾病。农村老年人整体生活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大多数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诸如风湿、类风湿等慢性疾病，或是高血压、心脏病等突发性疾病，体弱多病和生活无依靠，凶病因老致贫成为老年人难以回避的窘境。从所处环境来看，一地农村的贫困会推动青壮年人口的外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又阻碍了当地农村致富的步伐，进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和人口的老化，由此形成了贫困一人口老化一加速贫困和人口老化的怪圈，致使农村的贫困往往与老年人相伴相随。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导致农村老年人贫困还有着主观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各级政府对老龄社会的思想认识和准备都不足，造成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建立缓慢，导致政府投入少、社会养老起步晚、社会关怀乏力等一系列制度性缺失。即便是已建立的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投入也严重不足。据调查，在农村，能享受到现有的“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困难救助等方式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很少，九成的老年人无法通过社会养老渠道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少应保未保的“五保”老人，有些地方还在供养标准上大打折扣。

三

毫无疑问，农村人口老化正随时间的推移而加速，尽快消除和杜绝老龄人口贫困化现象的演变和蔓延，已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应对老龄社会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紧迫任务。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作为主体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域，大都在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的工业化中期。中国现已步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中，关注民生已成为政府职责的中心要义，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的经济政治基础业已奠定。

从我国人口转变看，当前仍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也是解决农村老年贫困的有利契机。人口研究表明，在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当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劳动力(国际标准是16—64岁人口)范畴时，人口年龄结构会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需要赡养的老龄人口少，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经计划生育后也少，社会总抚养系数低，而劳动力资源充沛。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快速发展最为有利，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最佳人口环境，被称之为“人口红利”，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得益于该“红利”的收获。据测算．如果维持现有生育水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还将持续至2033年．达到高峰12．14亿(注：取人口预测高、中、低三方案的中方案数)。2009年中国社会总抚养系数将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37．82．随着建国后首波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老年阶段，劳动力人口开始萎缩，总抚养系数转而上升，2020年上升至43．06，2050年将高达63．40。即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最丰厚时期还有十多年，但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抚养系数的逆转上升会随时间推移而加速，届时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也将随之弱化。因此，充分利用此时机，通过加快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积累社会财富，应对不断加速和加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在必行。

当然，农村老年贫困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问题，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大，并非能一蹴而就，即便具备了上述有利条件，解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工作依然是困难且艰巨的，以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完全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起来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它既需要有长远筹划和部署，又需要有近期的具体措施和安排。

从长远看，关键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养老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经济承受能力和农民富裕程度制定配套政策和制度，设置多层次保险方式。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增加财政资助和法律的强制性，变现有的与商业养老保险并无二致的农村养老制度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于财政支持的力度问题．依据西方的经验，“政府投人多，公平程度不一定高：但政府投入少，公平程度往往偏低。”因而，“低标准、高覆盖”可成为现实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革的原则。二是创新制度设计和增加制度弹性，不仅要改变现行农村养老金偏低无法养老的现象，还要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创造条件。三是拓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四是在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时．要加强对养老保障的关注，促进土地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的转换和衔接。如，在依法保护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同时，要依法确定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收益与老年人共享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又如，要妥善解决被征土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确保被征土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并将其逐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从近期看．关键是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住农村老年人贫困势头的蔓延，以杜绝后患：同时，营造出养老敬老的社会文化和氛围，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重点工作应从下述三方面着手：

其一，加大农村丰十会救助对老年贫因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事实证明，社会救助足缓解贫困的有效方式之一．即使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出台的农村低保政策已显示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强度。例如，湖北2007年始建的农村低保制度，已有110万农村人口受益。其中，老年贫困人口约10万人(不含“五保”户)。但因其初创，标准偏低，覆盖面窄，仍难以解决农村养老中的贫困问题。加大农村养老的社会救助无疑是解决当前老年贫困的有效途径，但是，如何建立长效的养老救助制度，如何将老年贫困纳入到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之中，应该成为当前有条件的农村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予以试点和尝试。建议将农村养老救助制度逐步转变为非缴费性的老年津贴。所谓非缴费性养老津贴．是相对于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缴费为资格而言的，农村养老社会救助制度则是建立在以实际收入来界定资格的基础之上。如对年满6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老年津贴标准(可以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参照)，便可从当地政府领取养老津贴，以实现老有所养，缓解现实的老年贫困问题。

另外，以社会公平理念论，由于人口控制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是最该享受社会求助的群体。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夫妇一方或双方年满60周岁时，可领到每人每年600元的养老扶助资金，但这与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是不相称的，尤其是那些因缺少劳力而陷于生活窘境的家庭，该奖励就更显得杯水车薪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水平应随经济社会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还应该可以同时享受老年津贴。

其二，将农村家庭养老纳人到法治化轨道上来。一方面，要加大相关法律，尤其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做好农村老年人赡养权案件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先或优惠服务。对人民法院审理的虐待、遗弃、伤害农村老年人的刑事案件，要依法制裁侵犯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可设立农村老年人维权法庭，专门受理有关赡养的案件，建立涉老案件陪审团，以扩大其影响。还应积极发挥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在赡养纠纷、保护老年人权益方面的重要调解作用。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诉讼费可以实行缓交、减交和免交。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村老年人的维权意识。当赡养权被侵害时，农村老年人要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保障其老年生活在正常水平上正常进行。

第10篇

关键词：目标 能力 刚柔

Exploring of teachers' encourgement mechanism

LIU Rong-chao

Abstract: B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ree kinds of school with different running conditions, the article makes positive exploring in the lay of encouraging teachers ,starting with analyzing different schools and teachers' acuality and combining with age spirits practically. Its purpose is to make managers of schools can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effetive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 of schools. There are 925 teachers coming from 12 schools as investigation objects, and design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paper including 15 itemes related to five factors, salary,treatment, work condition ,leading mode and leaders' diathesis. And it analyzes outer basic condition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 and inner demand trend of teachers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investigaion and statistic, and puts forward the fancy of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The fancy is to have the important schools of provinces,cantons and cities as A type of schools; have schools of counties and towns as B type of schools; junior schools of distant country schools as C type of schools, and take the methods of object encouragement ,abilty development, and firm and soft encouragement to active teachers.

Key words: Object Ability Firm and soft

一、目标激励型的激励方式

1.确立切实可行的发展性目标 学校为教师确定挑战性目标项目，可依据教师的能力情况分层进行设计，做到：有高层次挑战性目标，也有一般挑战性目标；有理论性挑战目标，也有应用性挑战目标；有内容性挑战目标，也有方法性挑战目标；有科研挑战性目标，也有育人挑战性目标。使研究性学习的实验，校本课程的开发，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如实现资源共享的网络教学、扬长避短的分流教育、防止教学“过于理性”的情景教学、学会关心理解他人，认识到竞争与合作密不可分的合作教学、“偏爱差生”让差生在成功中体验快乐的成功教育等），教学课件CAI的制作与研究，德育、智育、体育等教育工作的导师制探索，申报学科带头人等等内容都在校园里开展起来，既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富有成效，又使学校的教研科研工作搞得别开生面。

2.实行发展性目标考评 检测目标完成与否，其主要手段是考评。对教师的考评，内容上应以学生成绩、教师态度表现、教研科研成绩等为主要对象，打破以往只看学生成绩不看其他的做法；在对学生成绩、教师表现的考核上考评人员应由同事、学生、被考评人、主管领导等共同参与，而不是领导者说了算，但在挑战性的目标考核中，考评人员必须是专家和主管领导，并且应有阶段性的检测和期末的考核。新目标的确立，应以科学的考评为依据，注重达成更高的新目标，体现奖金发放的公平合理性。

发展性目标考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奖励，而更重要的是要因人而异地确立更高更新的发展性目标，考评要发挥出它原本就应有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能使教师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与创造力，主动确立自身的发展性新目标，杜绝传统中的被动下达；另一方面可根据教师对目标完成的成果、努力程度、难度系数，使教师们获得有级差之分的目标奖。这样，在奖金发放中才能打破“大锅饭”的现象，使奖金拉开档次，使先进者有动力，后进者有压力。

二、能力发展型的激励方式

1.落实教师能力发展规划 培养教师应从提高教师素质入手，学校应以教师在职、业余、自学为主，脱产为辅的原则，把能够促进教师能力发展的学历、教学量、科研量、校本课程等的达标计划，分别纳入长期、中期、近期规划之中。

⑴长期规划 学校应在增强校内自身“造血”功能上下功夫。①借鉴外地经验，以在校培训为主阵地，根据教师水平，分类培训。对文化水平低、教学困难大的教师，鼓励他们“过基本关，创希望杯”；对基本胜任教学的教师，鼓励他们“过专业关，争创新杯”；对业务熟悉、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鼓励他们“过科研关，创特色杯”。②以教学研究促教师能力发展。教师的研究与教学 “共生互补”，而非截然分离的两种活动。领导要清除 “科研会耽误教学”的错误思想，鼓励教师打破传统思维习惯，大胆探索，以学校最大的能力支持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

⑵中期规划 学历培训是当前B类学校提高教师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学校领导不可将教学质量看成是硬指标，而教师培训视为软指标，或者指望上级把水平高的教师都分到自己的学校来。学校应分期、分批，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师范院校的在职进修或脱产学习；鼓励教师参加多种渠道的学习，满足教师提高学历的需要。

⑶近期规划 学校应使教师都参与继续教育。在参加继续教育过程中，学校应有专人负责考勤，考勤与培训成绩应与教师的履职考核、晋升职称挂钩，以确保培训的质量，使教师通过培训真正提高其能力与水平。

最终，让学校发展规划与教师的能力发展规划相结合起来，使学校工作有专家开方子，为优秀教师搭台子，老教师愿带弟子，年轻教师敢挑重担子；让能者有为、有位、有酬。

2.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采取需要自救措施。

学校领导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保障政策。依靠组织力量帮助职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安排好教职工的节假日活动，建立老人、婴幼儿托管、家政顾问等“计划”。

学校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以及教师精深的知识技能，积极开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班，如电脑培训班、少儿英语培训班、成人考前辅导班等。这不仅有助于繁荣城镇文化，为教师充分展示才能提供舞台，使学校内的人力资源发挥出来。

3. 让期望与信任长存 “皮格马利翁效应”给我们启示，作为教师，领导期望自己能干，有才华，取得成就，那么，哪怕自己水平很低，也会变压力为动力，信心十足地去拼搏一番，不愿使领导因失望而小看自己。领导应相信教师的能力，特别是对青年教师应寄于深切的厚望，让他们有机会承担艰巨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以满足他们强烈的成长需要，同时，让老教师看到学校为他们减轻过重的教学负担而感到学校的温暖，使新老教师在融洽的气氛中形成“双激”。

三、刚柔融合型的激励方式

1.严格实行制度化管理 针对C类学校一些教师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竞争意识淡薄，职称要求强烈等特点，学校应实施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管理。

⑴严格实行聘任制，并按聘约的要求采用ADP评价模式对教师考评。

⑵把教师的薪酬与待遇纳入制度化管理中。①通过考核，效益工资的发放要拉开档次，不搞平均制。②严格实行县乡政府抓“硬件”，学校领导抓“软件”的制度。③职称是对教师工作成绩的认可、教学能力的肯定，同时也是教师增收的重要渠道。因而C类学校的教师应从职称指标、评聘条件均给予照顾。

2.营造令人奋发向上的工作环境

学校应加大与外界的交流力度，积极委派优秀教师到发展快、质量高的学校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让全校师生看清当前的教育形势，树立忧患意识，在全校形成你追我赶抓质量促发展的生动局面。

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教师才能的发挥，熏陶教师高尚的情操，学校应发挥工会的作用，创建文明的文化氛围，积极建立“体育爱好者协会”、“环境规划美化小组”、“音乐美术兴趣小组”等，使校园形成文明、健康、精神生活丰富的“职工之家”。

3.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

学校在评先进推优秀时，领导应客观公正，防止“马太效应”。领导要敢于与腐败思想作坚决斗争，树立无私奉献、淡薄名利的思想观念，在尽可能满足教师基本需要的同时，引导教师树立科学发展观，让教师自觉自愿为学校目标奋斗。

校长是教师的“教师”，人们常说：“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若校长带头遵守规章制度，主动为教师让住房、让职称、让荣誉，那么教师自然会开拓进取，多为学校作贡献。

第11篇

一、领导重视，明确职责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根本保证。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在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着半边天的力量。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镇党委、镇政府充分认识到搞好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性，把妇女儿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于95年专门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指导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具体做到：

1、目标明确。根据我镇《“*五”规划》中提出的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在制订全镇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时，着眼21世纪，立足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提出到*年全镇妇女儿童工作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妇幼卫生现代化、妇女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社会环境全方位优化，妇女儿童发展创苏州市级领先地位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把《规划》指标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实行目标管理。

2、工作网络健全。建立健全工作网络是实施《规划》的基础和保证。我们利用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这一重要机构，缔结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工作网络。在横向上，吸纳了*个党政职能部门参加，加大了领导协调工作力度。在纵向上从镇到各村均建立了有主要领导参与的妇女儿童工作领导机构，实行一级对一级负责制度。

3、工作制度到位。妇女儿童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为使整个工作规范有序，我们制订了严格的工作运行机制，各项制度相继出台，形成了“政策推动，目标管理，示范带动，表彰激励，现场办公”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妇女儿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4、资金保证。镇领导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加大对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的资金投入。从“*五”期间，投资*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易地新建了*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高标准改造了*中学；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幼卫生条件，易地重建*卫生院，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生存环境，用于道路硬化、绿化；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文化生活环境，新建了*游泳池和*少年文化宫。

5、宣传教育广泛。为推动全社会树立男女平等意识和“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形成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良好舆论氛围，我们利用黑板、广播、橱窗等渠道开展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黑板报联展3期以上，开展宣传咨询一条街活动2次以上，开展《两规》、《两法》、维权等培训班4期以上，从而优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各方配合，齐心协力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坚实基础。

妇女儿童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许多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作中，我们通过各方面配合，齐心协力，强化了妇女儿童工作的政府行为，量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目标，优化了妇女儿童生存环境，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统筹，妇联牵头，部门负责，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

以党政和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核心的领导队伍，每年至少召开2次以上专题会议，围绕《规划》的各项指标，专门研究部署实施计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妇女儿童工作目标。

以教育、幼教、卫生、家庭教育等主要条线为主体的科研队伍，围绕妇女儿童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课题研究。几年中，围绕下岗女工再就业、妇幼卫生保健模式、0-3岁儿童保教工作、双休日及寒暑假小学生管理、儿童心理素质、家庭教育等课题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有100多篇论文在*市、*省、全国发表、获奖。

以各业务部门、业务骨干为主体的管理和操作队伍，围绕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制订实施方案。教育部门围绕儿童教育方面的指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学校九年制义务教学人口覆盖率达100%，小学、初中入学率在100%，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率达100%。全镇创建成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进乡镇。中心幼儿园被授予苏州市示范幼儿园，*中学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中学。*卫生院认真贯彻实施《母婴保健法》，在新增添了一批新生儿保健设备和孕产妇休养设备的基础上，创建成爱婴医院。卫生防疫部门每年都要对厂、校医、保健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妇联、计生办每年组织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普治。并在全镇普遍实行婚前、孕产期知识培训、婚前体检、孕产妇随访、更年期培训等。妇保所积极推广儿童免疫接种，建立了免疫接种档案，儿童的“四苗”普及率达100%。镇爱卫办努力改善妇女儿童的生存环境。截止*年年底，*个行政村，村村创建成省级卫生村。每村享有安全饮用水人口覆盖率达100%，改水受益100%，改厕率达100%。并在创建成*卫生镇的基础上，创建成“*卫生镇”、“*先进镇”。文化广电站积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司法、法律服务所、派出所等继续加大对严重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加强了对舞厅、茶座等一些娱乐场所的管理。妇联、司法、老龄委、关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并积极为妇女儿童提供各类法律咨询、法律帮助；镇关工委组织发动全镇退休教师发挥余热，关心、支持少儿事业，成立家庭辅导站，免费为学生指导功课，并积极参与办好家长学校的工作。民政办、社保所等部门开展好扶贫帮困工作和女职工社会保险、生育保险等。

三、突出重点，解决难题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重要环节。

随着形势的发展，妇女儿童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镇不断加大力度，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推进妇女儿童规划的实施。

一是切实加强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工因优化组合而下岗在家，妇女就业问题日渐突出，我镇妇儿工委面对这一新形势，分析了女工下岗越多，待岗时间越长，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将造成的不稳定危害后，迅速召开了妇儿工委工作会议，及时研究对策，开发潜藏的岗位，促使更多的女工上岗再就业。我们首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做到心中有数。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女工失岗不失志，找准机会第二次起跑。至98年至今，我们免费开办技能培训班7期，培训人次达300多人次，拓展家政服务项目15项，使123人重新上了岗，上岗率达85.3%。“*五”期间，全镇女职工8330人，占职工总数的70%，女性就业领域不断扩大。

二是加强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我们在注重加强企业改制过程中女职工权益维护工作的同时，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情况及时进行检查，及时督促解决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问题。对这些组织中的女职工职业培训，男女公平、公正、公开再就业机会和合理的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都进行监察，督促企业自觉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对侵犯女职工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忽视五期保护等问题的，予以了严肃查处。

三是加强培养选拔优秀妇女干部工作。我镇历来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妇女干部工作，把那些素质好、成绩突出、群众拥护的优秀妇女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培养，特别把那些潜力大年纪轻的优秀女干部，放到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上去压担子，一方面，我们为女干部学习锻炼创造和提供有利条件，促进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对女干部不求全责备，而用其所长，避期所短，帮助他们迅速成长，在镇第十二届人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占总数的*%。在镇三套班子中，配备*名女副镇长。“*五”期间，年发展女党员占发展党员总数的30%以上。

第12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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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第14篇

1.1儿科护理的建设与发展

1.1.1儿科护理模式转变与工作内涵延伸

我省儿科护理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建设，经历80、90年代的发展，儿科护理模式从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逐渐转变“以病人为中心”责任制整体护理，护士以患儿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按系统的护理程序进行护理。进入21世纪，儿科护理有了质的飞跃，在新的医学模式指导下，护士的角色特点从院内疾病照护者向全程健康促进者、专科疾病管理者等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护士承担的不仅是对患儿的照顾，还要兼顾对患儿整个家庭的支持。让家庭参与对患儿的照顾，促使患儿获得生理与情感的最大满足，如设立母婴病房、家化病房，成立儿童哮喘病夏令营，早产儿延续护理、新生儿抚触、开展社区护理义诊服务等。

1.1.2儿科护理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医学的发展对护士专业照顾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护理工作以安全舒适为目标，落实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措施、提供专科抢救、正确熟练掌握护理操作技术，并能真实、客观、及时地书写护理记录。与此同时，儿科临床护理新技术、新业务发展迅速。早产儿微量持续喂养技术、小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桡动脉穿刺、新生儿黄疸换血护理技术、新生儿抚触在早产儿中的应用、高频机械通气护理技术、小儿肠造瘘全程管理规范、儿童皮肤伤口护理技术等，经外周中心静脉穿刺技术（PICC）在新生儿、血液病、肿瘤等推广应用大大推动儿科临床专科技能的发展，促进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

1.1.3PICU与NICU的建设与成果辐射

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建立促使重症护理管理架构建立，特别2009年省卫生厅提出《福建省儿童救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全省共建立县级以上儿童救治中心定点医院51家，新生儿救治定点医院45家，进一步健全儿科120院前急救，完善急救流程和转送措施，形成重症、疑难危重患儿转诊收治网络，提高抢救水平。全省重症监护培养体系已初具规模，并不断发挥辐射作用。通过开展医疗下乡帮扶、护理技术会诊，每年定期开展全省小儿急危重症护理进展学习班、儿童PICC的临床应用与护理进展班等，充分满足基层护理人员需要，提高基层儿科护士对儿童救治知识、儿童保健和急救知识的掌握，为培养基层儿科优秀护理人才，促进专科护理发展起到良好推动作用。

1.1.4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对儿童造成的损害

近年多起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让我们充分认识医学救援的重要，而医院是医学救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医务人员是应急救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队伍中，护理人员占医疗队伍近一半比例，是参与医学救援的主力军之一。“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儿童手足口病暴发、甲型H1N1流感暴发，儿童成为这些突发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为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对儿童造成的损害，我省儿科护理人员在第一时间里积极战斗在一线，应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配合医疗团队，合理安排抢救护理程序，做好预防处置工作。同时接受省卫生厅派遣任务，积极抽调儿科护理人员远赴安徽抚阳参加救援，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社会的一致认可。

1.2儿科护理队伍与人才梯队建设

1.2.1儿科护理队伍结构的优化

护理队伍不断壮大，初步调查统计，目前我省从事儿科护理队伍人数达3034人，特别近几年，从事儿科护理人员的学历结构由单一的中专教育逐步发展为多学历层次并存，目前拥有研究生学历及本科学历526人，占儿科护理队伍的16%，大专学历占40%，拥有中级以上职称护理人员799人，占26%。

1.2.2儿科护理队伍的培养

护理人才的培养模式及梯队建设与医疗机构的发展紧密相连，国内护理学科发展大环境也影响着儿科护理队伍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上世纪50、60年代，医院对儿科护士的培养以合格的临床儿科护士为目标，80、90年代以提升临床护理人员学历层次为目标；随着护理各专业建设步伐加快，对先进的专业人才趋之若鹜，90年代中后期，儿科护理人员也有机会通过医院及省市护理学会搭建对外交流平台，走出地区、走出国门进行先进护理管理理念的学习、专科进修和专项培训等，特别近年对建立以专科、专项培训为目标的护理人才培养及应用体系更是护理学科发展的重点，让专科护士在临床护理中发挥骨干作用，从而有力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和护理管理水平的提升。近年累计有数十名儿科护理人员前往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地进行参观与学习，她们为医院护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

1.2.3儿科护理临床教师队伍的壮大

注重对临床教学人才培养，全省23所二级以上医院实现与省市专科院校协作，40多名临床专业人才走上讲台，其中教授1名，硕士生导师1名，承担大中专院校儿科专业授课任务，使得院校学生能更好地将儿科护理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为儿科护理队伍增加新鲜血液，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临床儿科护士的基础理论水平。

1.3开展儿科优质护理

结合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2010年优质护理示范工程活动方案”要求及国际儿科护理发展趋势，将儿科护理模式由“以病人为中心”向“以家庭为中心”拓展。在全省三级医院儿科试点病房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科优质护理共赢协作模式。在儿科护士角色行为中，不仅充当直接护理者角色，明确儿童住院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儿童护理范畴应由医院延伸至社会家庭，涵盖0～18岁年龄阶段健康与非健康所有人群的护理工作。因此，儿科护士在充当患儿与家长的教育者、康复与预防指导者、合作与协调者角色等方面也能实施到位。如：加强住院期间对家长照护能力的提升，是新模式下儿科护士工作的一个新内容，通过责任护士、护士长共同深入住院患儿家庭中，对患儿护理问题及家长护理行为进行诊断、纠正患儿家长的错误理念和方法，通过宣教、儿科入院指导、制作疾病相关健康教育手册，指导家长参与关于患儿安全护理要点、监护、用药、营养、心理护理、卫生活动等合作性照护项目，并及时了解患儿及家属的意见和感受，及时进行评价和再指导，帮助家长掌握必要的照顾知识与技能，有效且持续地参与患儿的护理；让家长有能力在出院后持续性照顾儿童，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产生较好的健康促进作用。护理人员发挥护士各自的能力与角色作用，使护患双方相互理解，产生良好互动、和谐沟通、角色互补、价值认同，提升家长疾病照护和预防能力，满足父母及社会需求，提高社会满意度，同时也体现护士专业成就感与社会价值。

1.4循证护理在儿科的应用

推广儿科循证护理，伴随着儿童急重症监护体系的不断完善，儿科急重症护理工作中还需要将新的循证护理证据与临床工作相结合，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改善患儿治疗与护理结局。如：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压力性胃黏膜疾病、儿童疼痛与镇静、儿童营养摄取，儿童皮肤护理、非计划性拔管等。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儿童监护室中关健性的医护实践质量指标，为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儿科护士们探索执行以循证为依据的集束护理干预，如定时的儿童口腔护理，抬高床头30度，气道护理无菌操作的规范等，特别强调定时的口腔护理是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保护性因素。

1.5儿科护理信息化建设

伴随着信息化技术越来越多应用于医院临床科室，儿科护理信息管理已是一种护理管理新方向及保障护理安全的有效手段。已有3家三级医院儿科使用移动护理查房系统、采用电子条码扫描进行患儿身份识别、对手术或医疗处置的患者身份与手术部位在执行处置前的再确认、患儿用药、跌倒的预防等，通过信息化数据管理，保障患儿安全、实现临床护理管理科学化、工作流程人性化，进一步提升儿科护理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

1.6儿科护理临床研究与适宜技术临床应用的拓展

我省儿科护理科研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5年取得较快发展，在新生儿护理、儿童急重症护理、儿童康复护理、儿童生长发育及预防保健护理领域逐渐形成儿科特色护理研究领域。近5年共承担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及地市级课题9项，科研获奖3项、获得专利3项、小发明小创造4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国家级刊物10余篇；主编或参编《专业技能测试标准与训练指导》、《医学临床“三基训练”护士分册》三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组织拍摄的儿科护理操作视频成为福建医科大学儿科护理实验教学辅助教材，并作为儿科护理专科技术操作教学的培训教材之一。适宜技术临床应用不断拓展。从最初一次性密闭静脉输液技术代替开放式静脉输液；从钢针静脉穿刺到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技术；新生儿大腿外侧肌肉注射；蓝光治疗护理技术规范；简易持续性气道正压通气（CPAP）使用；新生儿黄疸换血护理技术；PICC穿刺及维护；新生儿院前转运；高频机械通气技术；外周动脉穿刺及置管技术等，大大提高危重患儿救治成功率。

1.7儿科护理学术交流与科普活动

福建省护理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举办多场国家级的儿科及新生儿重症提高班，各地报名参加人员近1000人。结合“世界儿童日”和“六一”儿童节，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护理部组织开展深入社区及慈善机构的“世界儿童日”护理义诊与献爱心活动。每年“六一”儿童节期间，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都会组织一场医院内护理义诊活动，传授儿童家庭护理知识及儿童家庭护理急救技术等，深受家长的好评；每年定期开展儿科护理管理者联谊活动，有力促进了儿科护理管理者之间经验的交流与借鉴。

2福建省儿科护理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国内先进省市儿科护理发展相比，虽然我省儿科护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还存在不足与差距。为深入了解我省儿科护理存在的不足，由福建省护理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向全省二级以上医院护理部发放问卷，进行儿科护理工作现状调查。此次共发放调查问卷112份，收回问卷101份，回收率90.1%。三级以上医院占34%（其中三甲医院占18%，三乙医院占12%，专科医院占4%），二级医院占62%(二甲医院占43%，二乙医院占19%)；儿科床位设置：30家三级医院拥有儿科床位共2237张，占全省儿科总床位的50%，67家二级及以下医院拥有儿科床位总数占总床位的50%，说明二级以下基层医院儿科建设还未完善。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2.1儿科护理队伍不稳定，人才梯队不合理

调查结果显示：全省儿科护士3056人，编外护士1856人，占儿科护士总数的60.7%。编外护士多造成护理队伍不稳定，护士流失率高，增加医院人力成本支出，同时也不利于医院护理队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梯队的规划，造成护理人才的断层。职称聘任方面，全省儿科护理高级职称111人，占护士比例3%，护理高级人才比例小，主任护师占0.5%，副主任护师占2.2%，主管护师占15.8%，护师占27.2%，护士占54.3%，与医疗人员相比有较大差距。高级职称配比少，造成护理职业生涯的瓶颈及护理研究人才短缺、护理科研能力薄弱，同时也影响儿科护理学科的发展。单一繁重的护理工作量让新护士甚至不愿意到儿科病房工作，给儿科护理工作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2.2儿科护理新理论与新技术应用不平衡

相对三级医院，护理新业务、新技术开展较全面，而对于二级以下医院，由于医院本身规模限制及对儿科投入不足，且儿科产生经济效益少，基本只作为医院的二级分科。专科的不细化造成专科护理的很多新技术不开展或应用少，达不到提升儿科专科护理能力要求。从社会到家庭，普遍认为护理就是给小孩打打针、换换屎尿裤，是保姆式工作，没有发展前途。

2.3家庭社会需求与儿科护理存在差距

儿童作为特殊的人群，其生理、心理各方面发育还未成熟，不同于成人，不是成人的缩影，受疾病影响，小儿对家长、家庭依赖及心理影响更大，而家庭也因儿童住院这负面性生活事件受到影响，家长感到压力与负担。据相关机构调查及文献报道，住院家长的压力主要是对患儿疾病担忧、疾病知识的缺乏、疾病的影响及家庭护理照顾能力的不足等。目前医院儿科护理工作繁重，人力配置不足，护士常无暇兼顾家长及儿童的心理需要及家庭变化，忽略了家长的参与，造成家庭信息沟通的不通畅，难以满足家长的需求。

2.4循证护理在儿科应用还不完善

儿科护理人员队伍年轻化，临床经验不足，护士专业技能不熟练，提供以循证护理为依据应用于临床患者的护理实践不完善、缺乏科研意识。

3今后五年工作规划

3.1儿科护理队伍建设方面

（1）保障编外护士同工同酬，2014年～2015年完成实施以岗位管理代替身份管理。

（2）按福建省护理“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2015年三级医院儿科护理人力配比病房床护比达1:0.6。

（3）建立和完善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专科护理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发展专科护士、培养护理骨干人才梯队。2015年完成儿科专科护士人才库建设，为儿科护理队伍建设贮备护理人才。

（4）开展护理帮扶互助。每年不定期组织儿科护理管理专家和专科护士下乡，采用专题讲座、现场指导及接收基层医院进修等方式促进基层儿科护理队伍人才培养。

3.2专科建设方面

3.2.1建立儿科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2015年完成申请并组织建立新生儿专科护士、儿童急救专科护士、儿童重症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3.2.2建立福建省儿科护理质量评价的敏感性指标。

2015年前完成“护理敏感性指标”，如跌倒率、静脉外渗率、压疮发生率、给药正确率、院内感染发生率、护士离职率、护士工作满意度等。通过这些指标把关护理管理中重点关注的内容及管理评价目标，从而促进儿科护理质量的持续提高。

3.2.3建立省级儿科护理网络信息互动平台。

利用网络共享儿科护理新理论、新技术及疑难护理病例探讨。2014年～2015年开展分层次继续医学教育和儿科岗位技能培训，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扩大与兄弟省市的学术交流、借鉴先进的经验，开阔视野及思路，提高儿科临床护理质量及专科护理水平。

3.3护理服务方面

重视家长、家庭对患儿疾病康复的影响，满足家长护理需求。以“优质护理示范工程”为抓手，推动“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在儿科中的应用，2014年～2015年在三级医院试点推广；2015年～2016年在二级医院推广；至2017年全面推广“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让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庭之间建立起合作、尊重和支持的互利伙伴关系。通过加强儿科临床护理服务质量改善，促进家庭维护儿童健康的积极作用，达到全面、全程、连续、专业化、人性化的护理服务目标，让患儿及家庭满意、社会满意、政府满意。

3.4社会责任方面

积极拓展护理延伸服务，加强社会责任承担，以专业委员会为主体，借助媒体，联合社会力量积极开展预防儿童伤害的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与社区、学校配合，指导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和社区提高儿童自护、自救的意识和能力。提高灾害和紧急事件中对儿童的保护意识和能力，为受灾儿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和心理康复等服务；关注儿童保健服务及慢性病管理。帮助儿童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素养水平，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

4政策支持与建议

首先，重视对儿科建设专项资金的投入，满足儿科发展需求，减少儿科护理人才流失，稳定儿科护理队伍。

第二，加快城镇儿童医保及新农合保险覆盖，减轻家庭负担，同时也让基层儿科护理得到发展。

第15篇

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兴商业银行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根据WTO协议，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严峻形势的到来，原有的市场分割垄断格局逐渐被打破，市场被重新瓜分，客户重新组合，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越来越激烈。因此，对商业银行与时俱进，完善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的研究已成为我国银行界必然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取得成果

目前我国各家银行积极借鉴工商企业与外国银行业的营销经验，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营销方式，使商业银行的营销机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一）以客户为中心

营销管理成为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基本组合。银行在开展活动时，大都有自己的市场定位，也能基本做到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围绕客户需求，用适应社会金融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去满足市场。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推广文明用语，改善员工的服务态度，推出微笑服务、限时服务、电话预约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服务，广大员工树立了服务至上的营销理念，同时一些商业银行还聘请了社会监督员，加强监管，使服务真正落实到实处。

（二）不断开发金融产品

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各家商业银行开始致力于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存贷款的品种不断增加，如本外币存款、信用卡存款、大额定期存单、外商投资企业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透支等。同时，各商业银行还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产品，如业务、保管箱业务、咨询业务、租赁业务、国际结算业务等，使产品形式和内容更趋丰富。

（三）拓宽分销渠道

随着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科学技术在银行业的充分应用，银行分销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直接分销方面，各商业银行增加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营销网络，向客户提供了方便的服务；在间接分销方面，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银行加强了集约化经营管理，强化了低成本的电子化分销渠道的建设。以ATM、POS、电话银行、网络银行等为标志的间接分销渠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促进了银行产品的销售和自动化水平，对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同质化经营很严重

1.同质化趋向的市场定位

商业银行在市场定位上存在很严重的同质化趋向，包括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客户及竞争地的选择等方面，这些问题削弱了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1）竞争地域的同质化。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凭借强大的网点体系，较完善的清算系统，及国家信用的强有力支持，一般将其竞争地定在大中型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本在成立之初就已确立“服务地方经济”竞争地定位的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更飞速的发展，盲目跟进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发展思路，即也将竞争地定位于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和中心城市，没有凸现自己发展的地域特色和优势。

（2）客户群体的同质化。在成立之初就已确立“服务企业”客户定位的商业银行为了争取更大的利润，盲目跟进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思路，大都是集中在“两通、两高、两上”（即交通、通讯、高校、高科技、上市公司、准上市公司）上，这样会造成竞争力较弱的商业银行，无法打破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并且也无法突出自己经营的核心客户特色。

例如：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张光华在2009年6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第三届我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表示，我们的银行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如向政府贷款的时候，大家都向政府贷款。

（3）金融产品的同质化。在我国，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商业银行因历史、体制、环境等因素，在科学的市场预测、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业务创新等方面存在缺陷，经营战略的谋划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相当大差距。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产品研发、服务创新上仍沿用“拿来主义”,跟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及金融市场风向，成为商业银行必然的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制大型股份制业银行的产品和业务模式，即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什么产品和业务，商业银行就发展什么产品和业务。二是，趋同商业银行的产品和业务风向，即金融市场上创新驱动力较强的商业银行新推出什么产品和业务，其他商业银行就跟风发展什么产品和业务。据统计，目前国内的商业银行共开展了260余个品种的中间业务，但在严格分业经营的政策大背景下，各家商业银行提供的这些中间业务在产品设计上都很“孪生”.以贵宾理财产品为例，贵宾理财是我国银行业近几年兴起的一个服务品种，各商业银行随之争相发展，然而，根据央视市场研究报告———《我国城市居民金融需求与金融品牌追踪研究报告》显示，用户对各银行理财品牌的总体印象趋同，各品牌之间缺乏差异化。

2.同质化发展趋同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发展路径都是以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即粗放型的发展战略占据主要地位，这种业务发展路径资本消耗高，风险高，盈利能力低，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顺畅。

具体表现在：

（1）营业网点设置的低效率。目前为止，我国商业银行在设置网点时，通常考虑最多的是绝对市场占有率、资产规模、网点分布多寡等较为直观的数量指标，而极其重要的整体经济效率问题却很少被纳入到考察的范围内，没有足够注重自己的运作成本即效益比的提升；加上通常的考核仅仅是依据总量考核，因此商业银行纷纷扩建自己的网点，盲目跟风建设，实行粗放式的扩张，在诸多银行已经进入的经济和金融已臻成熟的城市竟相设置网点，造成营销网点效益较差。

我国建设银行研究部负责人郭世坤认为，我国绝大多数银行都采取机构扩张、公开上市等手段做大规模，与国际银行业通过并购做大规模的主流方式明显不同。从长远来看，这不仅难以适应国际竞争需要，也使得各家银行增长路径高度一致，缺乏个性化特征的增长。

（2）主营业务结构的单一性。我国商业银行总量规模偏小，业务品种单一，且过于依赖传统业务利润即信贷利差，加上收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发展明显不足，这些都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经营效益。在当前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监管当局重点监管指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风险认识与重视程度的不够，产品创新动力不足并与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有些脱离等现状，都会给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是阻碍。

（二）品牌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1.产品的细分和服务还做得不够，特色不强

工、农、中、建四大品牌银行在商业化之前，经营上是各有各的特色，如工行的经营信贷零售业务，中行经营外汇业务，农行扎根在农村，建行经营房地产信贷业务。随着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长和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银行业务综合化，经营上的特色界限不再明显。各家银行在提供的金融产品性质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怎样让客户认可你、选择你呢？

好品牌需要创新。创立品牌产品的关键是他与其他产品的区别，主要在于服务和科技的含量上，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市场开拓、业务创新与技术进步上下工夫。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市场日趋成熟，银行很难以产品价格为手段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竞争的焦点开始逐步转向金融产品的高附加值和服务的高质量。论文格式这就要对客户采取分层战略，充分挖掘不同客户使用金融机构产品及服务的潜力，以争取到一些可为企业带来更大利润的服务。

2.国际化战略意识不强

以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我国银行为例，2010年中行的资产和利润分布为：我国内地78.06%、74.62%;港澳地区24.47%、23.79%;其他境外地区5.5%、1.59%.数据表明，虽然我国银行在港澳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拥有数十家海外机构，但是在整个我国银行资产和利润的占比较小，总体业务量也比较小。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香港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同时在其他境外和地区也开设了分行和子公司，但是与我国银行一样，其资产和利润规模都较小。

3.整合营销传播手段没有形成合力

整合营销传播要求传播者要综合运用广告、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手段来宣传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宣传企业的形象和特色。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一方面尚处于成长阶段，一些新型的金融工具不能及时准确地送达客户手中，特色的服务项目也因为养在深闺而未被认识。

商业银行与消费者的沟通还仅限于促销方式，从广告方式看，目前各行业普遍重视了广告宣传，所利用的广告媒体种类增多，广告数量、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但同时也存着广告频率较低，高档次广告较少，上下级之间在广告宣传的时机和方式选择上缺少协调统一等问题。从人员推销方式看，虽然推销人员和频率已有所增加，但推销内容单调，覆盖较小，相对成本较高。除上述促销方式外，一些商业银行也注意开辟了新的途径。从营业推广方式看，各行对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予以落实，但力度参差不齐，推广方式也缺乏差异性，没有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从公共关系方式看，目前各行都加强了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息沟通和情感联系，举办了一些联谊会、信息交流会、新闻会，参加了一些公益事业、赞助活动，使本行的影响和知名度有所提高，业务数量也因此而有所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说，各行还未建立起稳固的公共关系网络和基础，公共关系涉及的范围较窄，力度较小，难以使顾客对本行产品长期偏好。

银行现在虽然有了较强烈的广告促销意识，但没有把其他促销手段有效组合起来一起运用。银行促销不仅要求反映银行产品与服务本身，而且要展现使用该金融产品与服务给客户带来的实际利益，通过促销手段的适当组合与运用，赢得客户信任，树立银行良好形象。

三、我国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及个案研究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理念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重点从差异化营销、品牌营销等两大方面加大力度。

（一）创新差异化营销

1.市场细分

商业银行市场细分是指把商业银行的整个市场客户（包括个人、企业和团体），按照一个或几个标准进行区分，使区分后的客户需求在一个或几个方面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以便使得商业银行采取相应的营销战略来满足不同客户群的需要。商业银行市场细分的标准很多，必须从本行实际出发，对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应有不同的细分标准，要树立组合概念和动态概念，认真分析细分标准和变数。如香港汇丰银行是按社会阶层将零售市场划分为大众市场、中层人士和较富裕阶层三个部分。大通银行更是将个人客户细分为“对银行没有特殊要求”的一般客户、“要求方便快捷的银行服务”的年轻而富有的客户以及“要求贴身照顾的银行服务”的成熟而富裕的客户。市场细分在银行差异化营销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市场细分，银行就可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资本实力、分支机构的数量等因素，选择最有利润潜力的客户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培养顾客的忠诚度，获取竞争优势。

2.选择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在需求异质性市场上，企业根据自身能力所确定的欲满足的现有和潜在的消费者群体的需求。银行的目标市场即指银行的目标客户，即金融机构认为可以通过营销活动满足其金融服务需求的那部分顾客。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决策者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能够敏锐地体察消费者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需求，对于可能的市场机会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采取无差异营销战略，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因此银行在选择目标市场时必须对自己服务的目标市场进行慎重的评估，所选的目标市场不仅要有充足的客源，而且要有能实现盈利的客户量；然后考虑如何确立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选定的细分市场设计特别的营销组合，使营销策略更加具有针对性；最后再考虑同行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服务优势、公司实力等，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比如美国的花旗银行在市场细分后根据不同的市场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是：对大众市场提供各种低成本的电子服务；对高收入阶层提供广泛的私人银行业务；对富有的中上阶层客户则针对他们的优越感心理，推出了照片签名信用卡等业务，并为客户提供优惠的服务设施，使客户进入花旗开展业务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种营销策略使花旗银行获得了成功。

3.市场定位

在选定目标市场之后，为了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商业银行就要着手进行服务定位。所谓定位是指企业根据竞争者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及客户对该种产品的重视和偏好程度，从而确定自己在目标市场上适当的营销策略。商业银行定位即指银行根据个人和金融企业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针对客户对其服务的重视程度，决定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塑造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形象，并把这种形象真诚地传递给客户，从而使该种金融服务在市场上确立适当的位置。像花旗银行市场目标是“金融潮流的创造者”,定位是“富有进取心的银行、向您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芝加哥大陆银行则声称主要为那些公司提供服务；香港恒生银行定位于“充满人情味的，服务态度最佳的银行”.金融服务定位既能使顾客了解相互竞争的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便于挑选对他们最为适合的银行，也使各个商业银行分别成为某一专业的龙头，创造出不尽的利润。近几年来，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有一定的定位，但在业务经营上还是出现交叉现象，彼此之间体现不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差异化的清晰定位是今后我国商业银行抢占市场先机，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如中行应强调外汇业务的优势；建行应以住房业务作为本行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工行应发挥人民币业务的优势，加快本外币一体化进程；农行则应拓展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而对于新兴的商业银行则应集中资源重点开拓某一种市场，开发自己的特色，向“精品银行”的方向发展。

例如：我国光大银行的“一柜通”、“阳光卡”,交通银行的“太平洋卡”-理财通天下，招商银行的“一卡通”,中信实业银行的出国留学贷款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4.个案与分析

当前银行市场为买方市场，商业银行只有了解客户需求，强化营销队伍，量体裁衣，制定适合自己发展的营销策略，才能进一步强化市场营销，形成良性的营销循环。美国的许多商业银行依托其发达的科技手段和功能齐全的营业网点，将业务重点转向了存、贷款以外的个人零售业务领域，为个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成为个人的“终身财务管理者”.

例如纽约银行对高价值客户进行了细分，针对不同的客户建立对应的营销服务团队，培养本行业最出色的营销和服务人员。他们把法人客户细分为非营利组织、未上市公司、大公司和其他机构客户等；把国内富豪细分为顶级富豪、一般富豪、遗产继承者、新财富拥有者（企业高管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特殊行业的富豪（房地产、媒体、私募基金三大行业的主管）等，同时有专门团队服务于国际富豪，为全球最著名的家庭及其后代服务。

花旗银行在全球金融界进入买方市场以后，不断营造与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差异化营销策略建立起了比较忠实而稳定的客户队伍。花旗银行把客户市场细分为不同的门类，选择自身有优势的细分市场，使用有针对性的服务方式，围绕客户需要，不断将己经有的或新的金融产品推向市场。例如，花旗银行在香港通过市场调查和细分，发现香港共有30多万家型企业，其中不少极具发展潜力，其需要的服务项目又是花旗银行极具优势的项目。花旗银行随即围绕企业需求，除提供了核心借贷服务外，还提供了财务顾问服务、订造财务方案、选择最佳贷款组合等一系列支持性、便利性的服务，极大地满足了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赢得了可观的经营利润。在拓展海外的新市场时，花旗银行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市场上与当地银行及其分支网络进行正面交锋，也总是先进行市场细分，根据不同的客户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在差异化战略的指导下，花旗银行资产、业务量和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领先，连续多年被各国媒体评为最佳银行。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全新营销理念的引导下，在差异化营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浦东发展银行按照“真情化、一站式服务特色”的理念，提出了构建全新客户服务体系的思路。深圳发展银行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谁在现在抓住了孩子的心，谁就抓住了未来的客户群体”,专门为在校大学生设计开发专用银行卡——“发展校园卡”,提出了“理财观念从娃娃培养起”的产品设计思略，引导他们合理消费、有序理财。并把校园卡的功能设置为集保险理赔、教育缴费、打电话、定向消费等功能于一体，通过与深圳市教育局和平安保险公司的合作，利用深圳市教育局为每位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购买的“少儿学平险”,将“发展校园卡”发放到全市每一位在校、在园的孩子手中，由此而进入了70万个家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显然，当前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已演变为直接争夺客户和满足客户需求的竞争。把银行营销的重点转移到客户，一切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坚持“客户为本”的营销理念，实行差异化营销是保证我国商业银行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强化品牌营销

银行业的品牌竞争是当前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商业银行只有充分认金融品牌建设与营销的重要性，确定并实施科学品牌战略，注重塑造品牌，讲究金融品牌营销策略，才能全面提升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使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创立品牌是一项长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

任何企业品牌的塑造与培育都需要长期扎扎实实的艰苦努力，绝非一日之功，更何况商业银行创品牌较之一般工商企业更有难度。这是因为银行业作为服务业，其竞争手段专有性差、模仿性强，一家银行要形成经营特色有较大难度。因此，金融品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市场磨练和不断向客户提供满意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商业银行必须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品牌工程。立足自身经营实际，在经营实践中推进品牌创建，在品牌创建中推动业务经营。

2.银行品牌是一个整体概念，品牌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银行的品牌是一种整体概念。一般企业依托一种产品、甚至同类商品的某一种款式就能产生响亮的品牌效应，而商业银行则不然。一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有具体的实体形态，消费者可以通过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来感受这些有形产品，因此一种具体的商品比较容易凸现个性，其品牌比较容易形成；而客户从银行“购买”的金融产品品种极其有限，各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又是高度类同的，且多为无形的。因此，银行品牌是顾客对金融企业整体形象的认同，而非对一种产品。商业银行必须重视企业运营的每一环节，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和周到的服务在客户心目中树立整体的银行形象。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把品牌塑造当作一项事业来抓。制定品牌战略，明确服务标准和规范，在员工中推行品牌兴行的理念，使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意识到个人的努力、部门的工作均是企业品牌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时努力，事事努力，同力打造企业品牌。

3.品牌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企业文化的支撑

企业文化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企业形象的综合体现。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条件、竞争的基础、发展的灵魂，是企业个性化的根本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产品不仅仅是购买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品牌、一种文化、一种格调、一种心理满足。人们一般的消费行为是这样，而对于“购买”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是由银行产品的无形性、服务的综合性、金融的知识性和现代性所决定的。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虽意识到品牌的作用，但文化含量多显不足，品牌兴行多停留在口号标语或短期的运动式、新闻式活动中，甚至当作政治思想工作来抓。商业银行应克服此种非市场行为，注重设计、培育企业在竞争中富有个性特征的经营理念和竞争手段，并将其提炼上升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文化范畴的内容，指导员工行为，真正起到推动品牌战略实施的作用。

4.个案与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金融品牌“叫好又叫座”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在金融竞争中凸现金融品牌，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商誉，增强金融消费者的认同感。

国际上著名的大银行均注意树立并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

例如：花旗银行派有专门人员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CITI——“最受尊敬的银行服务”的品牌形象，同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仅电脑方面的投入就占税前利润的一半）来维护这一品牌形象。当然，花旗蜚声海外的品牌形象也为该行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世界上成功的大企业、大机构在创建初期或在改革之后都把确立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花旗银行在长达1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它独特而又卓越的企业文化，没有卓越的企业文化就没有花旗银行的奇迹。

我国一些商业银行在将银行卡推向市场时也尝试过品牌营销的甜头，并没有将之作为诸如存贷款等一般性金融产品，而是将银行卡作为一个强力品牌，精心策划，全力打造市场形象，使之很快成为支柱性金融产品。如招商银行“一卡通”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以真实姓名开户的个人理财基本帐户。它集定活期、多储种、多币种、多功能于一卡，具有“安全、快捷、方便、灵活”的特点。从1995年7月发卡以来，“一卡通”凭借高科技优势，创造了个人理财的新概念，逐步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喜爱，现已成为国内银行卡中独具特色的知名品牌。这些事例都说明，品牌就是形象，品牌标志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品位和文化，对塑造良好的国有商业银行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全力打造特色品牌，是构筑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