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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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最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证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证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第2篇

1.1个体功能

学习化社会理论所具有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为能够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提高适应社会发展的谋生能力。学习化社会提倡学习者的自由发展和个性化的实现,个性化的核心是学习者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独特性的形成。学习化社会能够促进学习者自由、个性和全面的发展,个体的社会化是学习者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体现。个体的社会化主要体现在学习者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所必要的生存技能等方面。学习化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习者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高校通过促进学习者的社会化发展,学习社会生存的规则和行为方式,强化其社会角色,通过在高校期间的学习来提高社会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习者的生命品质。学习化社会理论能够引导学习者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念,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发展方式,能够帮助学习者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

1.2社会功能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也已结束。但是,学习化社会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其短暂的学校期间的学习是不可能获取人类所有知识的,即使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是不可能全学完的。学校的教育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学习者获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要不断的接受该专业领域的持续学习,将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进行终身学习,不断的促进学习者实现其社会化。

2对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启示

2.1实现有效教学

体育教育应该注重多元化的教育与创新,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这是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够实现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突破。首先,这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水平的高低对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需要教师言传身授,没有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和标准的动作指导很难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学的资金投入。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不仅需要专业的训练场所,更要在教育软件方面的投资。例如,现场观看职业球员的训练、录像教学等等,这些软件方面的投入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帮助。

2.2强化学习者的主动学习

传统的体育教育学习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鸭式教学,教师通过言传身授让学生学会最基本的专业技术和理论。在这种教育观念下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技能考试甚至成为了一个过场。学习化社会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赫钦斯认为:“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2]”。这就意味着体育教育专业需要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教师由原先的主导者变为引导者。教师通过“问题—构建”的教学方式,针对教学目标结合录像观察等方式提出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引导学生去联系。其次,还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来训练和指导学生,并帮助学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这些都有助于学习者由被动的学习转变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

2.3注重培养与完善学生的人性教育

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不断的提高与发展,大学生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与张杨。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更多的关注学生的主体要求,挖掘学生的潜质,培养其健康完全的人格和品质。不仅要教授知识与技能,更要通过细节观察来发现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时的给予引导与疏导,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观、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素质拓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来传播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第3篇

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

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　＆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　＆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　＆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　＆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　＆Thorne，2006；Lantolf　＆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私语（private　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页标题#e#

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　＆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

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

第4篇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

（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

（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

（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5。

第5篇

本文着重介绍美国社会能力培养研究的发展以及社会能力研究发展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国社会能力培养研究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社会能力(socialcompetence)是儿童能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儿童的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学习以至于未来的社会适应都有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能力培养得到了美国教育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形成了以社会技能训练为中心的社会能力干预与培养模式。在其后的几十年中,社会能力研究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得到不断扩展,而且社会能力培养也逐渐从针对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干预转向常规课堂的教学培养上来,在促进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我国对社会能力培养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能力培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西方国家社会能力培养的发展,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势必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能力与培养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社会能力的实证研究源于研究者对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兴趣。20世纪初期,一些著名学者如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皮亚杰等就提出社会群体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在儿童时期,儿童的同伴关系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30年代研究者着手进行儿童同伴关系的实证调查,研究儿童同伴群体的性质和儿童的特点与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的关系问题,其中社会行为与社交地位的相关研究是最早有关社会能力的实证研究。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研究者对社会能力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重新激起研究者对社会能力的兴趣。哈罗(Harlow)对幼恒河猴的研究发现,由母恒河猴饲养但剥夺了同伴联系的恒河猴未能发展其基本的社会技能,进而影响了以后与同伴的交往;研究还发现年幼时恒河猴的同伴交往可以补偿由母性剥夺造成的社会行为缺失。根据相关的研究,研究者假设:同伴在人际能力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技能影响了个体的长期适应。这个假设被同时期的一系列追踪研究和回溯性研究进一步证实。为了说明生命后期社会问题的起源,研究者收集了大量关于潜在问题儿童的前因后果的材料,结果一致表明儿童期不良的同伴关系往往是后来社会性发展异常的原因。

[3]同伴关系研究成为该时期的研究热点,与同伴关系的改善、建立和发展相关的能力研究则构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社会能力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社会能力结构的研究和发展社会行为技能与社会能力。针对同伴关系和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采用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同伴关系和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在社会能力研究上,以同伴接受、友谊作为社会能力的指标,探讨社会行为与良好的或不良的同伴关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和破坏往往引起不良的同伴关系(同伴拒绝),亲社会行为导致积极的结果如同伴接受;导致儿童的友谊行为的前因研究则揭示了特定的(主要是沟通)技能与增加儿童成为同伴朋友可能性存在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结果得到了实验研究的支持,研究者使用指导范式,对同伴接受程度低的儿童进行技能行为的训练(这些技能行为被确定为能导致同伴接受)。研究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只有受训的儿童在同伴接受中获益。社会技能的增强可加强同伴接受、友谊或者其他积极关系结果的行为的产生。相反,有问题的关系是以技能缺失假设来解释的,同伴拒绝和缺乏友谊是因社会行为技能的缺失发展而来的。

[4]社会认知技能与社会能力。在社会行为技能训练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一些儿童因技能获得而表现出社会能力的改善。但也有儿童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已获得的社会行为技能。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能力的另外一个方面———社会认知,从社会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儿童的社会能力问题,研究包括儿童的人际认知(例如目标、策略、结果期望、同伴归因)和儿童的内心认知(例如自我知觉、觉察的能力、自我效能)与社会能力之间的相关。结果表明受同伴欢迎和排斥的儿童在构建同伴互动类型的目标和策略时是不同的,为同伴忽视的儿童更可能拥有工具的或自我强调的目标,采取无效的和攻击的策略,并相信自我中心目标和攻击策略对积极的同伴后果是有效的。

[5]在模糊的刺激情景下,倾向于攻击同伴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敌意的归因偏见。研究者还发现儿童的社会自我知觉与他们的行为及相关的同伴能力之间的联系,为同伴喜欢的儿童和爱社交的儿童要比不为同伴喜欢和社会退缩的儿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

[6]社会认知技能的干预研究如社会问题解决训练、社会观点采择(socialperspec2tive-taking)训练则进一步证明了社会认知技能与社会能力之间的关系。社会情绪(感)与社会能力。社会能力和社会情感关系的探讨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文献中就已涉及,但社会能力研究对社会情绪的重视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情绪研究的进展和社会认知对情绪的认知和理解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发现情绪的认知和理解与社交地位有关,社交地位较高的儿童在要求把情绪表现与假设的情景相匹配的作业上要比一般的儿童更好;对于情绪调节的研究发现,情绪倾向或气质(个体体验到情绪的强度)、情绪调节(如对内部情感状态和过程的控制)和行为调节(如对由情绪驱动行为的控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调节情绪上有困难的儿童易倾向于情绪外向化(例如攻击),并且这种倾向在那些体验到强烈情绪的儿童中加剧,行为调节未能缓冲冲动行为成为儿童后期问题具体化的重要预测指标。

[7]教师对学生处理消极情绪能力的评定和社交地位关系的调查也表明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干预研究的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社会情绪方面的干预确实改善了儿童的社交地位,如通过生气控制的训练,教给攻击性儿童认识生气的行为、环境和身体的线索并使用自我交谈技术来控制自己的情感,有助于儿童的同伴关系和社交地位的改善。

(二)社会能力培养的干预技术的发展随着对社会能力结构的探索和拓展,研究者根据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发展了针对社会行为技能、社会认知技能和社会情绪技能的相应的干预技术,来培养和发展社会能力。

1.针对学生的社会行为技能方面缺陷的干预方法。研究者着重于社会行为训练,一方面建立个人足够的行为技能贮备以应对社会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促进已获得的社会行为技能的运用。这是社会能力研究中形成较早、运用较广的干预方法。主要的干预技术有:直接教学:其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直接教学包括的内容有:根据教学内容,用可观察的术语来详细说明这种行为的动作成份及行为发生的条件;对这些行为技能的学习制定教学计划;对学生社会行为技能的学习的进展建立档案并对此做出评估;为所学的行为技能在不同条件下的迁移拟定计划。[8]在直接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发学生积极的反应,进行教师控制下的练习和反馈并创设更多获得成功的机会。观察学习: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习理论。研究者认为有四种成份是社会能力培养所必需的,即合适社会榜样的存在;与特殊行为相联系的强化;与特殊行为相联系的惩罚;许多练习社会技能的机会和观察到合适社会互动的机会。[9]观察学习的主要过程包括建立清晰的学习行为的期望;提供一致的社会行为的强化;提供好的社会榜样和提示并确保社会互动是能成功的;提供结构化的和成功的机会互动;推动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自我指导教学:其理论基础是维果茨基的高级心理机能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行为教学中语言的作用。其教学程序为:认知示范(教师示范并出声思维);外显的指导(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相同作业并出声思维);外显的自我指导(学生操作作业并出声思维);淡化外显的自我指导(学生操作作业并轻声地出声思维);隐蔽的自我指导(学生操作作业,思维过程内化)。[10]

2.针对社会认知方面缺陷的干预方法。研究者着重于对学生社会认知加工过程的知识、过程和结果评价方面的干预,增加对社会和他人的社会理解能力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以产生期望的社会行为。主要的干预技术有:社会问题解决训练:这是针对社会认知方面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旨在提高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技术。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一般包括:认识问题的能力,如对问题、目标及解决问题的障碍确定;产生可替代选择的解决方法的能力;预期和评价行动对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能力;理解人际动机和行动之间关系的能力;对执行有效的反应进行强化的能力等。[11]社会问题解决训练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问题解决方案的产生训练,提供社会问题情景,要求参加者产生尽可能多的问题解决方法;二是关于结果的思维,根据产生的问题解决方法,或提供参加者各种不同的解决问题方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要求参加者预测各行动的结果。社会观点采择训练:主要是促进学生对他人的认知或情绪等心理状态的理解,使得学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12]并据此预测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对他人的适应性。社会观点采择训练一般通过提供社会情景,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学生的社会理解能力。

3.针对社会情感缺陷的干预方法。研究者着重于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情绪的处理能力的干预,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能力的培养中得到了重视。由于情感是以认知为基础,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社会情感的干预通常与行为和认知的训练结合在一起。移情训练是社会情感干预的主要方法。移情训练:是通过体察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感,从而与之产生共鸣,促进学生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一种训练方法。移情训练一般包括四个成份的内容:情感的辨别区分,训练学生对形象、声音、姿势或它们的结合来判断他人的情感状态;角色采择(role-taking),让学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情感匹配,确定他们自己对可观察事件的反应并比较这些反应;事件分析,推论行为和情感状态的原因,打破原来的思维定型和错误推论。[13]

二、现代美国社会能力培养研究发展的新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20多年发展过程中,社会能力培养在理论和技术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这些技术的运用确实改善了部分儿童尤其是社会适应不良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但对这些干预研究效果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却表明社会能力干预只有短时的效果,缺乏长时效果的证据。[14]也就是说,社会技能训练在短期内对儿童是一种有效的干预,但难以对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长期的影响。围绕社会能力干预缺乏长时效应问题,研究者对社会能力及培养研究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使社会能力培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注重社会能力研究的概念框架的重新构建与教育培养技术的整合针对元分析的结果,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对从理论到实践过程的社会能力研究进行反思,重新考虑社会能力的构建问题。[15]一些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干预是有计划或者有目的进行的,所有干预研究的基本目标只是含糊地证明系统的、控制的自变量变化与因变量变化有关,对各变量在社会能力干预中的作用缺乏准确的判断,因而,影响着对社会能力更深入的理解。[16]另外,一些研究者还认为目前以社会技能干预为中心的社会能力培养模式只能解决社会能力的部分问题,并不能最终解决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17]社会能力培养必须以对学生的社会系统的完全理解为指导,包括学生和其他个体环境、期望和变量之间的互动。以已有的社会技能研究为基础,吸收其他学科的思想,重新构建社会能力的框架已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社会能力发展的综合观就是其中探索的一个典型,它把社会能力的发展视为生物、心理和社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双向互动,影响了行为的发展。在新的、潜在有效的变化条件引入时,可能会因为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出现因素间的相互强化和维持,促进稳定性。因此,社会能力的概念框架应该把原来社会技能框架扩展到包括生物、生理和社会特点的更大的社会系统框架下。[18]与社会能力概念框架的重新思考相应的,在社会能力干预的技术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层次的社会能力培养模式已经在学校的社会能力培养和人际关系的训练中出现,例如在自然环境下的年幼儿童的同伴关系促进的层次干预方案,在干预的初期,对于具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可以进行个别的干预并在课堂范围内通过对所有儿童的情感干预,以影响儿童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然干预,通过设计自然情景下的友谊活动和利用非人为情景下自然发生的社会行为进行社会能力的教学,最终达到改善与同伴互动相关的社会能力。超级秘书网

(二)出现了从以干预训练为主向常规课堂中社会能力培养转化的趋势社会能力研究和社会能力培养一开始就是针对具有特殊需要的个体发展起来的,属于特殊教育的范畴。随着主流教育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特殊儿童进入常规学校,与正常儿童一起接受教育,如何在常规教育中促进这些问题儿童的社会能力,已成为当今美国社会能力研究的关注点。同时,从社会能力干预技术在促进儿童社会适应的短期效果分析看,一些研究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能力的培养和不良的社会能力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社会适应不良的学生只是把他们从正常的群体中分离出来,希望通过短期的干预是难以产生长期效果的。社会能力的培养应该把特殊教育与常规教育结合起来,把社会能力的培养整合到常规课堂的教学中。许多研究者也认为,即使是一般的学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常规课堂中进行社会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个体的发展。[20]在学校教育中,社会能力可以在三种水平上进行干预,第一级水平(初级干预),包括对全体学生的干预,如建立共同的学校范围的纪律方案和学校范围的社会技能教学;第二级水平(次级干预),包括直接的、更强烈的小群体或认为有情绪行为失常的学生的社会技能教学,在这两种水平上的社会技能训练一般强调亲社会行为的促进;在第三种水平上的干预,干预的强度增加,更加个体化。那些表现出长期有过失的、暴力的或者破坏行为的学生不仅要接受高强度的和特定的社会技能训练,也要接受更高强度的咨询、个体化治疗方案等。目前,第一级水平的干预已经在社会能力培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美国教育工作者在中小学开设社会技能、情绪情感指导和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方面的社会能力培养的课程,就是针对这一水平的干预服务的。对于社会适应性上有问题的学生,可以先进行专门的社会技能的干预,但最终还要放到常规课堂背景下与其他学生一起接受正常的社会能力的培养。[21]

(三)重视社会能力培养的社会生态化效度取向社会能力培养缺乏长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分注重人为情景的干预,即在人为的、限制的和去背景化的情景下的弱处理的使用来教社会行为。[22]受训的学生常常从学校中分离出来,在小群体中进行训练,干预的内容往往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如沟通技能训练中,沟通的对象往往是熟悉的人,往往不考虑更广的社会行为发生背景,其结果是在处于新情景时,如沟通对象是陌生人时,较难导致训练结果的迁移,同时,新获得的技能在自然情景下还会碰到许多更强大的竞争刺激,由竞争刺激引起的行为要比习得的社会技能行为更有效,因而儿童表现出由竞争刺激引起的行为。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年幼儿童的哭诉和抓食物在获得食物时要比礼貌地要求和等待食物更有效。因此在社会技能训练时,不考虑社会背景中的刺激因素往往可能会遇到技能的迁移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习得的社会能力方面的技能更好地迁移,从而对学生的社会能力产生长期的影响,研究者提出在学校的干预教育中,应该把正式的教育和非正式的教育相结合。在学校教育中,社会技能干预可以发生于学校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正式的社会技能课程主要发生在课堂场景下,整个课堂都是处于社会技能课程教学之中,或者从课堂中分离出来的小组场合之中。这些安排往往是经过挑选的,是特定的社会能力的干预;非正式的社会技能干预是利用自然发生的行为事件的偶然学习(incidentallearning)来教儿童社会行为,在家庭、学校和社区场合下的许多社会技能教学是以非正式和偶然为特点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场合中成千上万的行为事件可以为社会行为的成功学习提供机会。[23]正式的社会技能教学与非正式的偶然学习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社会能力干预的生态学效度,更好地促使习得的社会技能迁移到新的情景中。(四)强调社会能力培养要与学生的类型、特点相匹配造成缺乏明显的社会能力培养长期效果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技能的训练与社会技能缺失的类型不匹配或者与学生的年龄特点不匹配。一些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对作为社会技能干预的目标行为———学生真正缺乏的且需要的社会技能进行系统的评价。[24]弗兰克•格雷斯曼(FrankGresham)把社会技能缺乏分为社会技能获得缺失、社会技能表现缺失和社会技能的流畅性缺失。对这三种缺失的社会技能干预是不同的,社会技能获得缺失是社会技能的真正的缺失,特殊的干预策略包括示范、指导、行为演练和操作的反馈,而且往往是在保护的、小群体中进行的;而社会技能表现缺失是已习得的社会技能未能表现出来,所采用的干预策略主要是在自然的情景中通过同伴的指导、偶然教学等进行;流畅性缺失则需要行为演练和表现的反馈来确保流畅的行为表现,流畅性缺失的干预可以在小群体或者自然情景中进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根据元分析的研究结果,多模式的训练优于单模式的干预对儿童的社会行为有更大的效果,但是相对于年长儿童,年幼儿童的单模式的干预要产生更大的效果。对于这个结果,有研究者认为年幼儿童在社会能力上往往是社会行为技能的缺乏,而年长儿童往往是已拥有的技能的失常使用。如果要获得问题合适地校正的话,对于6-11岁儿童的干预需要考虑学生的社会能力缺失和年龄特点两方面,根据这些研究结果,研究者建议社会能力干预应该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更多地整合到训练方案中,[25]使得社会能力干预的方案与儿童的年龄特点相匹配。

三、启示尽管美国学者关于社会能力培养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中,但是他们几十年的社会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势必对我国开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诸多启示

(1)改变教育观念,重视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尽管在我国的教育方针中一直强调要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往往只强调发展学生的学业能力,忽视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随着信息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社会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学校教育理应承担起这一历史的使命,把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纳入到学校的教育目标之中。

(2)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这是实施社会能力培养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学生社会能力提高与发展需要教师的指导,如果没有教师的有效指导,学生的社会能力将保持在同一水平,在早期社会能力处于较低水平的儿童,在中小学时期甚至日后仍将处于较低或更差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学生年龄的成长,尽管同伴关系在学生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仍然存在,教师对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意识和方法的掌握以及对学生社会能力发展的状况和特点的把握,都会对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和促进产生影响。

(3)社会能力培养要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学生社会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进行的,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学生才能体察、理解他人作为与自己相同的主体需要,才能促进其社会能力的提高。在学校教育中要重视创设学生交往的环境和机会,在课堂教学可更多地以活动的形式,强调学生之间的合作交往和教师的指导,在交往中促进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6篇

1包装设计与环境保护

绿色设计的概念经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全社会对环境与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设计机构从对人类的切身利益与持续发展的考虑出发，将生态保护引入到新一轮的设计思维过程中。最早的绿色设计是由英国一家生产洗族用品的公司所研制，在产品设计中采用了"天然可回收的原料，可充式的包装"等环保理念：便于清洁、经久耐用、可反复充装的包装设计有效地解决了一次性产品对其包装资源的恶意耗费，因而，也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该产品一经推出，立刻在市场上引起消费者的注目、他们踊跃接受了新的环保消费概念。

在广大消费者积极欢迎环保商品的同时，包装设计师们的社会责任感也被激发起来。在消费者与生产厂家之间，设计师担任了协调合作的角色。他们倡导"绿色消费指南"、使社会各界了解与支持绿色设计；引导"绿色资本家"如何在保护环境的情况下获得利润。到90年代，德国、荷兰、丹麦的企业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设计。"ReUseReFill"的呼声逐渐在世界各地得到响应，许多大型企业都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生产方式，将产品设计中的环保意识提到了战略地位。例如：Philps和IBM在公司的管理体制上建立绿色设计的运作措施，并贯彻到实践中去。"德国蓝天使"这一标志从1978年开始实施，它象征着绿色设计的环保标准；在生产．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多方作用下，现在已有了几千种设计获得了这一资格认证。

为了确保自然界维持其正常运作免受人为的破坏，除了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之外，包装设计师开始构思利用纯正天然的材质对包装设计进行革命化的改良，使之能融人生态系统的大循环之中。有似于生命系统的新陈代谢，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一旦这种循环失去平衡乃至遭到毁坏，则为我们生命提供物质基础的生态系统本身也将失去平衡乃至崩溃，到那时地球上的生命离烟飞灰灭也就不远了。因此，这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而是根本意义上的生存悠关的问题。于是设计师们设想，如果能将人造物——包装纳入到大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之中，使其材质能以系统接受的方式取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从而可获得再利用或再生的机会；而不是强索于自然，又以垃圾的形式抛回给自然，最后以毁坏我们生存质量的悲剧而告终——如果能以这种方式使得包装真正地美化我们的生活并随着生活的发展而生长，那么不仅是设计事业的幸事，也是人类的一桩幸事。于是就包装而言，这种生长的概念、这种与环境的亲和力的理念，便成为设计师们自觉的使命，成为其进行包装设计时所考虑的焦点。

基于这样的设想，利用易于溶解的天然材质是设计师最初的选择。粗纤维的植物在作加工处理之后，可以立即成为方便的包装。这些天然可用的材质蕴藏丰富，再生能力强，其本身有时便是最好的包装、例如：蛋壳在造型上有最好的承重能力，它开启了设计师的灵感。在发展中国家，利用椰子壳设计出的碗型容器，可以巧妙地设计成为食品的优秀包装；并且，由于这些材质的相对稳定性，确保了贮存与运输的安全。这种返朴归真的设计也给生活在e时代都市里的人们带来浪漫的感受。

生态保护的观念虽经大力弘扬并已广为人知，但要将包装设计中的环保意识贯彻始终却有赖设计师、厂家以及全社会继续共同的努力。绿色的包装设计从材料的获取到加工都与现存的渠道和生产程序截然不同，在起步阶段毫无疑问地会占据更多的资金、提高产品的成本，使企业面临一定的风险。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随着环保意识在整个社会中的提高并逐步成为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的一部分，绿色商品及其包装无疑将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企业的生命就在于投合公众的消费行为和欲望。在凝聚着希望与成功的路途上，环保的包装设计可谓任重而道远。

2包装设计与商业道德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利润，一些商业欺诈现象泛滥成灾，不但未能受到遏制反而因技术的现代化而愈趋隐蔽。以低质低价的产品混充优质产品在一些业主看来似乎永远是一条致富的捷径。但无疑这同时也是一条损人利已，从而最终损害社会利益的"捷径’，故而社会逐渐加大了对这种行为的谴责和打击力度。如果说设计艺术不单纯是为了美化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日常生活的质量的话，那么，设计师就有义务推动和促进公平交易的实现。

在只能现察到产品的外包装条件下，包装设计业已成为引导消费行为的重要手段。包装的质量表现、设计的视觉效果能诱导或抵制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了使优质产品能以清晰的面貌显现在消费者面前，设计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采用水晶般透明的玻璃纸进行包装设计：这与90年代后期欧美等地的产品在选材中流行采用半透明的塑料做法如出一辙。利用包装中的透明性是产品生产厂家表白自己诚实与对产品自信的坦然态度，也虽能有效避免和消除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所产生的困惑。包装在表面采取透明的效果不但使产品的优良品质一目了然；而且在空透与封闭的交织中，包装设计最可能达到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动人效果。经由这样的设计陪衬，优良产品就会脱颖而出。

除了传统的销售渠道以外，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飙升。网络的广泛运用使其触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不远的未来，网络生存将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由于网络的普及、中间环节的削减，网上销售的业绩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商场买卖。这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设计师的反思：在无法见到实物的网络上进行交易，如何通过包装设计防止商业期诈现象的出现、以维护商业道德?

我们看到，网络的优势在于它能快速地将产品全方位的信息动态地传达到消费者面前；消费者或使用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网络进行方便地浏览、比较和选择，在购买前还可以在网上进行咨询。为了发掘网络优势，设计师应利用网络的数字化手段，在包装设计中展示图像、标注设计的细节，突出独具匠心的设计技法，使商品生动地、更为立体地显示在屏幕上，并配以商品的图片资料，以防范网络购物时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

3包装设计与赝品防范

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还远未完善，对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进行刻意模仿仅稍作改变的现象确属司空见惯。这种行为多次成为阻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瓶颈问题。在包装设计领域类似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作为研究远东包装设计与技术的专家，克里斯廷罗梅尔(ChristianRommel)曾出版过一本评论中国当代包装设计的专著，指出中国大陆在产品设计及包装设计中的模仿抄袭已成为很多小型企业实际操作中所采取的策略．这种侵权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缺乏健全的司法体制，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管理意识及机制，而企业又缺乏有创造性的设计师。欧洲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对产品的包装设计进行严密的保护。一些企业为维护自己海外的市场，对产品设计与包装设计中的剽窃行为持坚决打击的态度、不断将那些抄袭的、但企图以细微的变化来混淆视听的包装设计诉诸法庭，以捍卫自己设计中的知识产权。

第7篇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第8篇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第9篇

作者：刘一鸣 单位：内蒙古大学

“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在假定中,证券价格和市场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资人或者经纪人理性的基础上,但是实际上，有效市场在实践和理论上有太大的差异，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依据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说“噪音”来决定是否购买。”有效市场假说”的实现有赖于有风险的套利机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设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金融行为都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才能具体实现，并且还会受到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④因此，经典金融理论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行为金融学“认为，经典金融学的弊端在于：“只关注经济行为和经济市场对于金融行为和效果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认为，行为金融学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是金融行为在社会学视角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经典金融理论的反思将为金融行为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在社会学范畴下研究金融行为，是金融研究向社会现实和金融现实进一步结合的标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金融体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发生变化；同时，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各国的金融市场卷入全球经济和政治范畴。人们对金融影响的感知超过了市场本身，金融行为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金融新闻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加宽阔的空间和研究意义。嵌入性和脱嵌性理论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的研究由古典经济学领域发展到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高度抽象的状态下研究的。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参与者也不同于经济人，所以前两种模式不可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和“脱嵌性”提出质疑。“嵌入性”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产生的。波兰尼的观点是：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关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萨提那认为存在着至少两种市场：一种是经济社会学传统下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市场，另一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脱嵌性市场。网络的发展使全球性电子交易得以实现，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计算机网络代替。然而，S.塞桑在电子交易金融行为研究中发现，信息化和电子时代的金融行为依然嵌入社会关系中，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信息必须依赖于资源和情境，信息技术依然要依靠物质资源。在目前看来，金融市场受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影响，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实际上是说明，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可以发现，经济领域的实质是社会领域的一部分，两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一致性。金融领域的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如此看来，研究金融行为在金融领域还是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网络和文化系统马克•米兹鲁奇和杰拉德•戴维斯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对美国的商业银行扩张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较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金融行为可以视作是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金融决策，在企业间以网络的形式扩散开，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收到行为反馈，使其他银行模仿或者被引导，从而形成广大的影响。另一种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就是把市场理解为“文化系统”。⑦米歇尔•阿伯蕾菲亚通过对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人类行为的研究，揭示了金融行为是社会性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不是简单的交易，交易过程包含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交易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把金融市场视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这就意味着交易不单单是重复，而且体现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们进行不同的选择。交易中产生的理解随着时间会被制度化，这种制度成为金融市场中金融行为的参与依据。金融市场文化随着金融行为而变化，并在交易中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方向

1社会福利的涵义及本质特征

社会福利的内涵及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社会福利的重心经历了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险再到普遍性的社会服务的过程。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福利项目。在我国，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已逐渐脱离了社会救济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福利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同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主张。笔者把它界定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上的需求，运用社会互助的机制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活动。在现实中，社会福利通常包括满足人们在生活照顾、护理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活动，此外在广义上亦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内容。社会福利有三个本质特征：

(1)脆弱群体优先。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脆弱群体，他们存在一些特殊的需求，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需要来自社会的保护和满足，其中主要是生活照顾服务，也包括身体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国家和社会应该首先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福利性。对受益者个人来说，社会福利具有福利性。面向脆弱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有限，常常是免费或者是象征性的收费，这无疑具有福利性。即使收取的费用比较高，但只要未达到该项服务的市场价格，则仍然存在着福利性，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市场价格是判断是否存在社会福利的标尺。”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就超出了社会福利领域而属于经济领域。

(3)服务性。“社会福利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这些需求大多是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的，因此社会化的服务是社会福利主要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为个人提供服务，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因此，福利服务的主体和资源是社会化的，但服务的对象和方式却是个体化的，必须针对每个服务对象具体的特点和情况，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地开展福利服务。

2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

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它呈现出一种制度性供给与补缺型福利并存的二元格局。这种福利模式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城市，社会福利属于制度化再分配型福利，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很高的国家福利模式。这种模式与充分就业的就业制度紧密相联。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通过自己就业的单位得到全面而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人们生活中几乎一切方面都得到了单位的关怀与保障。这种制度的福利水平即使比起西方的福利国家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单位并不自负盈亏，和国家财政实际上是“一本账”，所以国家和单位具有同一性。单位只是国家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福利的工具和途径。此外，城市里也存在一些非就业人口如孤老残幼等“三无”对象，接受着国家民政部门的收养和救济，属于补缺型的福利模式，但因为覆盖的人数极少，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是处于附属和补充的地位。在农村，我国的社会福利是典型的补缺型的集体福利模式。国家基本上不对农村的社会福利承担责任，而是由农村的集体组织（如、生产队等）承担有限的责任，即对农村的孤老残幼等“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由于当时农村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又很少得到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持，因此农村集体所办的福利只能覆盖少数“三无”人员，而且福利待遇处于社会救济层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高水平的城市福利与项目残缺、救济型的农村福利相互分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改变，社会福利制度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到今天，在社会福利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改革思路和方针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是在1990年，在2000年的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上得到系统阐述。在实践中表现为原有的以社会救济为特征、政府包办、只面向“三无”对象和“五保户”的模式向政府负责社会福利费用、全社会兴办社会福利、面向社会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机构市场化经营的新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这个过程由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发端，然后开展面向社会全体公民的社区服务，之后逐步形成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是渐进而缓慢的，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至今并未出现。

3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

根据本文对社会福利涵义的界定，充分借鉴和学习以上几种制度的优点，笔者初步形成了对于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它包含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

3.1政府办福利机构民营化

在现有体制下，政府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缺乏人、财、物等方面的经营自，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态度恶劣、效率低下等成为官办福利机构的通病。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将大多数的官办福利机构民营化。当然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作为非营利机构，最关键的问题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模糊性是所有非营利机构的共同特征。民营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实行委托经营的办法，这方面的探索也是上海首先进行的。但要注意的是，既然委托经营的是非营利的福利事业，政府就不应该再收什么经营承包费用，否则这种费用最终会转嫁到福利服务的对象头上，这与政府介入社会福利的目的是根本相悖的。当然，根据香港的经验，有一小部分政府办的福利机构是不能民营化的，因为这些机构提供的是需要借助行政权威的具有强制性或者政策性较强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民间机构做不好或不愿做的，因此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

3.2发展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使之成为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

按照官方的分类，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分为民政部门办和社会办两大类，然而社会办却不等于“民办”和“非政府办”，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中，有一部分如乡镇政府用财政资金举办的机构其实亦属于政府办的范畴。此外，在我国，很多社会福利机构虽然主要是运用社会资金兴办的，但整个兴办过程，如倡导发起、组织建设和经营运作要么由政府机构主持，要么受到政府机构很深的影响。而真正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生存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仍然不能得到与国办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首先要对现有的社会办福利机构实行“去政府化”，将政府从这些机构僭取的权力归还给它们，使这些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真正“社会办”，成为民办的、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其次，政府要给予民办福利机构和国有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空间。政府目前应该出台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资助民办福利机构的兴办和发展。从世界各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

3.3遵循的是普遍主义原则

为了体现出福利性，应建立面向所有非营利利机构的政府资助制度。这种资助制度对各种所有制、各种主体和形式的福利机构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具体资助数额应根据各个福利机构服务项目的多少和规模大小而定。同时，为了与政府补贴制度相衔接，政府资助的总体水平较低，只占各种福利机构建设和运作经费很小的一部分。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强，政府应逐渐加大对福利机构资助的力度和份额。

3.4按照社会福利服务的特点将福利服务项目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诸如对老人、儿童生活照顾等项目，这类项目需求量较大，虽包含着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但对受益人来说，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占主要地位，个人有购买意愿，从而可以使收费达到成本价格，对这类项目实行政府补贴制度。具体做法为，福利机构实行收费制，并依据福利服务的市场供求关系确定收费水平。政府将对国有福利机构的拨款除小部分保留并改造成政府资助制外，绝大部分改为对福利对象的补贴，其中对“三无”和收入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改由社会救助系统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救助金；而对于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弱势群体，则根据个人财产和收入的多少相应给予补贴，对个人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则不再给予补贴。然后包括受到补贴和没有受到补贴的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福利机构，购买自己需要的福利服务。从而在福利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引进市场机制，在福利机构之间引入竞争，促使福利机构提供廉价、优质、高效的服务。

3.5可建立政府购买制度

比如由政府办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就属于此类。此外，实行政府补贴制的目的是通过服务对象选择服务机构而引进竞争机制。但如果服务对象本身缺乏选择能力，同时又没有抚养人或监护人为他选择，例如孤儿和精神病人等，也应实行政府购买制度。政府购买，就是在某项福利服务一定质量的前提下，按照所提供服务的总量由政府一次性的支付服务费用。政府购买要有效果，关键是对福利机构业绩的考核，其中对服务质量的考核最为重要。因为服务对象没有选择服务机构的权利，在与服务机构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在没有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情况下，福利服务机构很容易降低服务标准，忽略服务质量，损害服务对象应享有的权益。因此，政府要加强对服务机构的业绩表现的监察，加大对服务质量考核的力度。

参考文献

1孙炳耀，常宗虎.中国社会福利概论[M].中

国社会出版社，2002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子今.中国社会福利史[M].北京：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2

第11篇

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金融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国内信用缺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国加入WTO后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问题。

一、我国信用缺失现状及危害

目前我国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证券市场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消费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信用缺失对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第一，信用缺失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效率，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由于整个社会信用环境的恶化，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一些企业为防范风险，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愿采用信用结算方式。

第二，信用缺失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信用缺失导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体系中不断积累，特别是向国有银行集中，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信用缺失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趋于谨慎和收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第三，信用缺失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稳健地推行，但一些企业借改制、破产之名大肆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造假更是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四，信用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由于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将加大，参与国际市场的难度将增加，将不得不在价格等多方面做出较大牺牲。信用缺失还会引起外国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担心，加大我们吸引外资的成本。

二、我国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一）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助推器，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和必要的安全装置。社会信用秩序混乱则会阻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行各业将广泛运用信用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才能保证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的成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三）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逐步连通为一体，如何更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国际贸易中讲信用、注意自身信誉是国际惯例的首要信条。守信用的企业将会得到长远的利益，不守信用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新经济顺利发展的要求。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必须以社会成员之间高度的信用依赖和信用确信为基础，网上各项业务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支持和保障。在社会大规模的信用规范未建立的背景下，无法谈什么电子商务，网络再安全也难以得到真正发展。

三、建设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一）建立系统、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刑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对部分信用问题作了规范，但这些法规的目的、管理内容以及约束的问题并非专门针对信用，对社会上各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准则与约束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立法条件尚未成熟时，应出台相关的法规或部门规章，同时尽快完善上述与之相关的现有法律。

立法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信用公告制度与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矛盾；2.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并制定处罚措施；3.立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凸显部门利益，避免引起部门间的利益争夺，否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管理和发展。

（二）明确政府监管部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各部门如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大多从本部门的工作职能需要出发，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管理相应的信用活动，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管理全国信用活动的综合管理部门。因此，当务之急是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信用管理的目标与内容，并明确一个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承担综合管理和监管职责。

政府在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应发挥积极作用。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在推进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初期，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与配合。第一，应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通，实现资源共享，打破目前各自为政的状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政府应主持制定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以规范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行业的标准化建设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规避系统建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政府部门不直接经营信用中介机构，也不直接干预信用中介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的中立、公正性质。政府应扶持和监督信用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环境，让信用中介机构按照市场的原则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欧美和亚洲地区著名的信用中介机构来看，绝大多数公司一直都采取民营方式。因为民营公司是中性的，无偏见的，是市场经济中除客户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它们为客户提供信用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它们在市场上的生存问题。第四，积极培育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信用市场的需求是推动信用管理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需求不足将严重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很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信用评级或者利用信用评级。目前，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缺乏使用信用信息的意识，信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第五，政府应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另外，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中也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对于自己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没有深刻的认识，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出现了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情况，这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的信用管理行业逐步发展。我国现有征信机构人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如新华信公司、华夏国际和上海中商等；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客观上，我国的征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也不尽理想，其作用与功效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积极培育独立的征信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管理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的专业资信评估机构有几十家，但资信评估市场规模小，可供评估品种少，市场供需严重失衡，资信评估机构权威性与专业化程度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我们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规范的信用管理服务是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在西方国家，系统的、深层次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信用管理服务，是信用经营机构的后勤保障。目前我国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发展很不平衡，商账追收行业基本上是空白，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等行业刚刚起步，国家应该鼓励发展这些机构与有关业务，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四）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我国现有的信用经营机构主要是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是商业银行，信用活动也主要是信贷。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信用经营机构。美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内部往往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控制企业的信用风险情况。目前，我国企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淡薄，企业内部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而加入WTO后，我国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企业直接面临国际市场和本土市场的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的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信用管理体系。企业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完善企业自身信用风险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自我信用控制能力，建立财务核算制度、银行贷款管理制度和应付账款管理制度，防止自身发生失信行为；二是完善客户信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建立包括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客户授信制度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管理规章，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

（五）加强信用宣传，开展信用管理教育和科研活动。

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固然需要法律体系的支持，但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的信任和诚信的道德理念来维系。我们要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让“诚实守信”深人人心，增强全民信用观念。

当前，应该加强信用管理教育，在中小学直至大学开设信用管理课程，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培养专业化的信用管理人才。同时还要加强信用管理科研活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毅峰，吴春妹。美国信用管理体系简介[J].中国金融，2003，（5）。

[2]陈文玲。美国信用体系的总体构架[N]中国经济时报，2002-09-09.

第12篇

思想政治工作的我教育使人们会认识到，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合法有效的社会管理，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优势，我们必须将这个优势继续发挥。让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其闪光点。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总结

第13篇

社会普通心理构成了社会心理的主导方面，也是一定社会意识的肯定方面，是日常意识中“显露”的层次。同时，社会心理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所忽视的“隐患”的层次，即社会意识。弗洛姆在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后，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社会潜意识是“一个社会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内容”。这些被压抑的领域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人们思考和行动的形式和方向，形成一个社会的观念和理想，由此使得一个具有特定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按照不同的形成机制和深浅程度，社会潜意识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社会前意识、社会自觉潜意识和社会自发无意识。

(一)社会前意识社会潜意识的表层为社会前意识，是指由于非合理压抑而造成的不能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心理。这部分社会心理一般是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正统心理相错位、相冲突甚至相背离的，意识主体往往不敢公开直接表达出来，但在特定场合以特定方式(如民谣、歇后语、顺口溜、谶语等)可以表达出来。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心理便可转化为社会普通心理。在剥削制度下，压抑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由于压抑，人们的一些正常需要、愿望和看法不能公开表达出来，只能以社会潜意识的方式存在和传播。

(二)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的中层为社会自觉潜意识，是指由于自觉性抑郁而造成的不愿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心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制约，人们的一些合理愿望和要求一是得不到满足，这些愿望和要求就被自觉抑制起来，而从形成社会潜意识。与社会前意识不同，这部分社会心理是由于意识主体自觉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而能动地加以抑制，往往是自身不愿或羞于表达的，只有在特定场合以特定的方式才能得以表达(如比喻、语错、梦话、暗示等)。人既是社会的现实的主题，又是自觉的能动的主体。对于那些与现实社会条件不一致或相脱离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不愿轻易向世人透露，只能是指沉淀到潜意识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也会逐渐转化为普通的社会心理。

(三)社会自发无意识社会潜意识的深层为社会自发无意识，是指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自发的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心理。这部分社会心理与社会传统心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传统心理是“自觉的”受到认可和提倡的，而社会自发无意识则是“自发的”不易被直接觉察到的。人是社会的人，也是历史的人。在以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积淀而成的各种习惯、成见、定势等，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自发地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社会心理，人们往往并未觉察到，只有经过他人或自己客观地加以反思和剖析，才会认识到。同样地，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由某些思想文化积淀而形成一定的集体无意识、民族潜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作为民族的传统、习惯、定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和影响着民族文化和民族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并对该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社会潜意识三个层次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如果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长期限制着这部分社会心理的表达或实现，即社会环境的“压力”呈增长趋势，那么这些社会心理就可能沿着社会前意识———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自发无意识的方向和路线而转化。从摄于非合理压抑而“不敢”表达，到自我保护、自觉抑制的“不愿”表达，再到“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定势，是层层加深的。相反，如果社会环境日趋宽松，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则会沿着相反的方向和路线转化，直至转化为社会普通心理。无论如何，社会潜意识的存在都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而已。

二、社会潜意识和宗教的起源

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自然压抑、社会压抑与身心压抑是宗教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的力量……但是在自然的力量之外，不久社会的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与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3］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自觉地认识，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生活的极端困苦，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考验十分严酷。人类为了生存，把一切力量都用来对付自然。天灾、疾病、部落之间的争夺，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压迫无法理解和无能为力，是原始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则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列宁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对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4］社会压抑不仅加重了人们对于自然压抑所造成的痛苦的主观感受，而且还使自然压抑神秘化。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权利和“财运”来自于“天意”、“神意”，被剥削阶级则渴望“天神”保佑和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苦海。所以说，“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5］自然压抑和社会压抑直接造成了人们的身心压抑。人们不仅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迫，同时还面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但从古到今人们都对这一现实抱着种种臆测和幻想，臆测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操纵这一现实，幻想有一种途径可以超越这一现实。费尔巴哈说:“最容易被人感觉到并且最使人痛苦的一种有限感。就是人们意识到，他总有一天确实是要完结的，是要死去的。如果人是不死的，如果人永远活着，因而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6］不仅如此，生命本身以及因生命存在所造成、引起和感受到的种种欲望和神秘感，也是宗教产生的重要心理根源。“自然界中一切奇异的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激发惊异，以及以特殊的、不平常的、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人的感情的东西，都对宗教的产生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和对象。”［7］“总而言之，宗教乃是人的努力上的一种事情，要解除他所有或怕有的坏处并求得他所愿望所幻想的好处:宗教乃是所谓幸福欲的一种事情。”［8］

三、信仰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潜意识

纵观各种信仰及其发展史，信仰的心理基础或心理机制，大略有这样三层:第一，怖畏心或畏惧心理。人在强大压力和威胁之下，自感无力抗争时，必然产生恐惧的心理反应，可谓信仰的低层次心理机制，被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指为宗教的第一根源。第二，依怙心或依赖心理。人在自感孤弱无力时，会有婴孩依恋父母的心理反应，产生依赖、归投、敬爱等感情，它往往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也被认为之源。第三，超越心或超越的心理机制，一种超越现实的向上追求，这是人本性深处潜藏的一种意向，一种驱使人不断向前向上的力源，正如人类学家M•舍勒等所说，对较高级宗教而言，超越心理是更为本质、更为重要的心理根源。怖畏心、依怙心、超越心，乃人性中所本具、无人不备。由于人的心理结构和自性中有以上三层反应机制，所以，只要现实中有阻碍压抑人实出其本性中对幸福需求之不利条件时，便必然会产生信仰，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所证明的事实。然而，只要对信仰的心理基础予以反思审视，便会发现怖畏心、依怙心乃至超越心，从伦理的角度而言皆呈不定性，有可能产生对人生和社会有益的、积极的作用，也有可能产生对人生社会无益的、有害的、消极的作用或副作用。信仰心之利害、善恶，关键在有无正见之导向。当缺乏正见引导，与非正见、邪见相联结时，怖畏心、依怙心至超越心，都有可能产生消极、有害的作用，或使人堕入迷信之暗井，或被宗教狂热迷乱理智。如怖畏心，当怖畏心的对象为风雨雷电、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认为此乃神灵鬼妖之震怒惩罚，或认为人类的命运一系于主宰万物的神时，便会驱使人向鬼魔神妖卑屈服从，献媚供祭，乞哀祈祷，歪曲人本应具有的健康形象，使人丧失依自己力量战胜厄难、改变现状的信心，心灵或受沉重压抑而被扭曲。依怙心理较易产生虔诚、挚爱、崇敬等善的或较善的感情，令人身心易于调柔，但当它与神创宰论信仰相联结时，也难免使人丧失自信，压抑积极自主的精神，片面发展对外在力量上的依赖性，变得畏畏缩缩，有失心智之健全。超越心，虽本来带有积极向上的趋向，但当它与一味厌世、渴求来世幸福的信仰相联结时，也会使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对社会的进步和人间的建设发生不良作用。信仰心理与迷信、低级宗教、神教相联结的负面社会效应，近代以来遭到不少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纵观人类历史、宗教思想的发展，大略与智商的开发、理性的深化相应，经历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理智程度越低，则信仰越低级，理智程度越高，信仰亦随之升高。原始人对魔力、鬼怪的敬畏，对图腾的崇拜，媚神献供以至以活人为牺牲的祭典，出于最低层次的怖畏心，其信仰在今天看来甚显低级、愚昧。后来对英雄神和多神的崇拜虽然进了一步，但也未超过依怙心理，迷信色彩仍甚浓。近代以来神教从崇拜人格化的神转向对人心中神性的崇拜，提倡人文宗教、伦理宗教，重超越心的开发，但仍未摆脱主宰神观念的束缚，尚未升华为真正的以人自发性开发为本的高级宗教。

四、社会潜意识文化机制与宗教存在的意义

第14篇

（一）通胀的承受主体。李金昌将通胀承受主体划分为消费者、生产者、国家财政及社会整体四类，并根据不同承受主体分别构建四个承受力系数。[6]孙敬水将通胀承受主体分为国家、企业、居民三类。[7]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民生视角关注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

（二）通胀承受力的主要观点及测算方法。对于通胀承受力的测算，学术界多从经济视角考察。（1）以物价水平、货币收入和消费支出三个指标来衡量。居民收入承受能力等于当年增加的实际收入与前一年收入之比；支出承受能力等于当年增加的实际支出与前一年支出之比；综合承受能力等于增加的收入与因物价上涨增加的支出之比。[8]（2）居民收入增幅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则居民通胀承受力增强，二者之比若低于1.5∶1，则人民生活水平会受影响；物价上涨，消费支出增加，但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则通胀承受力较强；物价上涨，消费倾向下降，储蓄货币增加，则通胀承受力强；高通胀、低恩格尔系数，表明居民通胀承受力增强。[9]（3）群众心理上对通胀的承受力是：适应性弱、影响面广、震动性小、应变力差。通胀社会承受力的三个界限是物价上涨率不能高于工资上涨率、不能高于储蓄利息率、不能造成降低最低生活水平和扩大最低生活水平者所占的比例。[10]（4）借用商业银行风险压力测试的基本思想与分析方法，对纯价格因素进行分离，构建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开发压力测试模型。

（三）影响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因素。社会心理承受力受客观社会刺激和主观心理条件的交互作用。从外部的社会刺激层面看，有社会政治刺激、社会经济刺激、社会文化刺激、社会道德刺激四方面因素。从内部条件的主体心理基础来看，有以下五方面因素：（1）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及驱动满足需要动机的强度。（2）公平感——相对受益的比较。（3）社会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态。（4）社会归属体验——安全感和危机感。（5）国民的现代性程度。[2]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模型分析法。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通过自编调查问卷，采用PPS等距随机实地抽样调查方法，在潮州市区抽取10个社区居委，在每个居委抽取25个调查对象，共调查250位调查对象。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对每一备选变量中的漏答、错答、缺失样本进行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226份，有效率为90.4%。样本基本情况信息如下（见表1）。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来看，具备综合性、代表性的特点。性别比例较为均匀，收入分布特点为中间大，两头小，基本与潮州市总体居民收入分布情况一致，职业分布兼顾不同行业群体。

（二）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指数，让调查对象分别对类消费品价格上涨承受力进行自我评估，从社会变革视角研究居民对通胀的心态，直接反映其主观感受。以人口变量、组织变量、经济变量为自变量，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进行显著性分析，测量哪些因素对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性影响。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降维归因分类，提取公因子，并运用适当的旋转，达到改变信息量在不同因子上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线性方程，测算各变量的影响程度。

三、数据分析

（一）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均值和方差分析1．总承受力及对不同类别物品承受力总承受力测算方法：第一步，在对居民消费支出分类的基础上，从居民主观上易于接受理解的角度对分类标准略作调整，增加住房消费项目。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住房八类。第二步，先测算类消费支出承受力，采用五等分量表，分为“可以承受-5分”、“基本可以承受-4分”、“一般-3分”、“不太能承受-2分”、“无法承受-1分”。第三步，总承受力=类消费品分承受力总和/8。经测算，结果如表2。由表2可得出以下结论：（1）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总得分为3.36分，介于“一般”至“基本可以承受”之间。（2）按不同消费品分类来说，承受力由弱到强分别为：住房、医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食品、衣着。这里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尽管在量表中注明“居住”是指租赁房租、住房维修及管理、水电燃料等，但调查中仍存在居民将“居住”与“住房”两项混淆的现象。故“居住”及“住房”两项的数据不具可比性。2．不同个体特征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显著性分析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常住人口数、从业人数、在读学生数、是否有住房、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仅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两项变量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分别为0.017、0.000，Eta方分别能解释因变量10.5%、12.5%的比例。故认定职业与收入水平与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下面按职业和收入分类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作进一步分析。从职业类别来看，工作稳定、社会地位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承受力较强，无职业、工作不稳定的人承受力较弱。其中，外企员工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高，为4.21分，家务劳动者最低，仅为2.79分。具体数据如下。从收入来看，高收入者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高，中等收入群体间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比较接近，低收入者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弱。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差距较为明显，总承受力呈现出随着收入提高增强的趋势。上面已检验出二者存在线性关系，再选择Pearson方法和Spearman方法，进行双侧检验，测得Pearson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0.000，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24，显著性水平为0.001。二者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故拒绝零假设，认为收入与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从消费品的分类来分析，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较弱的是哪些消费品？（2）居民最关注哪些消费品的价格？（3）目前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消费品有哪些？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与类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收入阶层对类消费品的承受力及关注度在品种上有相似性，但承受程度及关注度存在差异。（2）对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这三项，不同收入阶层的承受力均较弱。其中住房一项随收入呈现U形分布，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4万这个群于U形底部，仅2.0分的承受力。（3）居民对价格关注度较高的三种消费品为食品、医疗保健、生活用品与服务。由此看出，保障生活基本需求的物品价格仍是居民的关注重点。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保障百姓生活的基本物品，不论是高收入者或者低收入者，都很关注其价格变动，以55%的关注度位列第一。这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何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反应如此强烈的现象。从不同收入阶层来分析，除去食品、医疗保健两项（因这两项在各个收入阶层中关注度都较高），高收入者关注度较高的为教育文化娱乐，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5万的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关注度达62%，中低收入阶层较关注住房、生活用品及服务。将收入水平与消费品分类进行显著性分析可知，仅衣着一项显著性水平大于0.05，其它均小于0.05，其中住房一项显著性差异最为明显。收入在1.5~2万和4~5万的居民对住房的关注度最高，分别为47%、52%。（4）目前居民需求不满足度较高的三类消费品是：医疗保健、住房、教育文化娱乐，分别为44%、36%、23%。高收入阶层的阙限值集中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这两项，其中4~5万收入群体对教育文化娱乐的不满足度高达83%。中低收入阶层的阙限值集中在住房、医疗保健两项，其中3~4万收入群体对住房的不满足度达65%。

（二）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本研究选取18个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变量，包括“对消费时机认可度、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对通胀原因的了解度、对国家调控通胀措施的了解度、对通胀的预期自我层次感、期望层次感、风险意识、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家庭经济满意度，对政府调控通胀、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六项工作的满意度”，对以上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先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方法。1．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通过对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得出KMO值为0.890，大于0.6，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故适合做因子分析。2．提取公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利用样本数据得出因子负荷矩阵，求解变量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根据特征值大于1确定四个公因子。下表为因子提取结果，给出了因子的特征值说明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四个因子可以解释全部变量的66.437%信息。3．因子旋转运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模型进行旋转变换，使公因子的负荷系数更接近1，以便于命名和解释变量。表4给出了旋转后的因子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按系数从大到小排列。根据表4因子旋转的结果，第一因子定义为“政府工作满意度”，第二因子定义为“个人现状满意度”，第三因子定义为“通胀认知度”，第四因子定义为“对通胀未来预期”。在因子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进行交互分析。

（三）从社会心理变量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进行交互分析1．社会满足感社会满足感是指主体需求的主观满足程度，是影响主体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心理动因。本文从“政府工作满意度”及“个人现状满意度”两个切入点探究居民社会满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包括对调控通胀、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六个分指标，个人现状满意度包括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家庭经济满意度三个指标。评分均为5等分量表，很满意-5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是很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1）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不理想，高收入群体满意度较低，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总得分仅为2.89分，介于“不是很满意”至“一般”的范围。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得到提高，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5万的人群对政府工作评价最低，仅为1.77分，介于“很不满意”到“不是很满意”之间，其次为5万以上的居民，为2.13分。对政府工作评价相对较高的是0.5~1.5万的居民。（2）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总得分为3.26分，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提升的趋势（见图3）。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及相关性度量，得出F值为3.596，显著性水平为0.001，R为0.298，R方为0.084，Eta方为0.104，故认定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与收入水平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3）从居民对政府工作分指标满意度数据可知，住房的满意度垫底，其次是调控通胀与社会公平。透过社会公平满意度来看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发现高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要强于中低收入者，其中家庭人均收入在4~5万的人群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得分仅为2分，见表5。2．风险意识潮州居民总体风险意识不高，高风险意识人群仅为28.30%。风险意识高的人，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也较高。从人群特征来分析，年龄低、文化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人风险意识较高。调查中还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问：如果本市外有某个工作岗位，工资高，能发挥您的特长和提高您的社会地位，但工作紧张、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并有失业可能，您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回答见表6。3．通胀认知度通胀认知度包括对通胀原因的了解度和对国家调控通胀措施的了解度。潮州居民通胀认知度为3.28分，接近“一般”水平。从收入水平来看，中低收入者对通胀主观认知度较高，高收入者通胀认知度较低，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4~5万的人群得分最低，仅为2.57分。从年龄来看，高年龄者通胀认知度较高，以42~51岁人群认知度最高，为3.5分。从文化程度来看，通胀认知度得分“小学及以下”为3.6分，“初中”为3.5分，“高中（含中专）”为3.4分，“大专及以上”为2.9分，通胀认知度与文化程度呈现负相关的态势，显著性为0.000，相关系数为-0.275。

（四）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属于居民主观感受范畴，除受客观经济收入因素制约外，个体特征及其主观价值态度也对承受力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个人现状满意度、风险意识、对通胀认知度、消费信心为自变量，以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将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故认为其有显著相关关系。选择逐步回归方法，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有四个自变量，分别为个人现状满意度、对政府工作满意度、通胀认知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析情况如表7。

四、结论及对策

（一）研究结论1．潮州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表现不很理想，其中承受力较弱的三类消费品是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不同收入阶层对类消费品的承受力及关注度在品种上有相似性，但承受程度及关注度存在差异。高收入者的阙限值集中在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中低收入者的阙限值集中在住房、医疗保健。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不论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都普遍关注，其关注度位居首位，其次是医疗保健和生活用品及服务。2．从经济变量来看，与主观幸福感随经济收入呈U形分布有所不同，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呈现出随经济收入持续升高的趋势。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虽属于社会心理范畴，但它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经济基础的主观反映。从组织变量来看，有稳定职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表现出来的承受力比无业、职业不稳定、社会地位低的人群要高。3．除受经济水平、职业制约，社会心理因素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有重要影响。居民的社会满足感、社会风险意识、通胀认知度、相对剥夺感等均不同程度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个人现状满意度与经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及对社会公平满意度分析结果出乎意料，高收入阶层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及社会公平满意度远低于中低收入者。除了以上结论，笔者还发现两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现象。（1）“无肉可吃骂娘”。因为处于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较低，通胀对其基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胀面前表现出无奈与力不从心，导致对政府、社会、个人现状的不满。（2）“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高收入群体尽管社会地位较高、文化程度较高，占据优势社会资源，经济收入较高，但仍心有余怨，这并非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是心中仍充满不公平感、不满感。这既折射出当下一些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子，也给政府下一步改进工作指引了方向。

第15篇

为了深入推进晋江市梅岭街道人口场所管理的整合管理能力，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系统围绕晋江市梅岭街道建设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结合治安防控体系，采用先进的三维GIS技术、网络技术和空间数据库技术，构筑成为更加准确、高效、全面、规范的晋江市梅岭街道三维数字社区实时管理平台。本项目涉及数据及软件部分建设内容：建设晋江市梅岭街道辖社区范围内地图信息采集及三维电子地图制作；搭建三维人口场所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地图基础操作、人口管理、场所信息搜索与管理、用户管理、业务数据库接口设计等模块功能。

2关键技术

2.1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是用于获取、存储、查询、分析以及显示具有地理参照数据的一种计算机系统，它能够把空间数据和相关属性数据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地理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共同处理、查询和分析。

2.2IEGIS平台

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的IEGIS地理信息技术平台，基于平台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全面整合GIS与数据库、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及其他多种计算机主流技术，是新一代GIS平台（IEGIS平台）。IEGIS采用了面向网络的分布式空间信息应用服务支撑平台，集二维、三维、遥感影像于一体，基于实用性、人性化、高效性三大原则设计开发，可以通过它来GIS地图、数据和应用。

2.3人口场所管理模块导航图以平面地图为基础，用特定的模型来标示晋江市梅岭街道范围内各个网格位置的标志性示意，提供给用户一个快速定位的窗口。系统将整个梅岭街道纳入七大网格区域中，并且标识出某些标志性的地理位置，方便用户查找在此位置以及附近的信息。

2.4行业场所管理系统

行业场所管理系统主要是实现在二维、三维平台基础上对网吧、公用电话亭、银行（ATM机）、消防栓等重点场所的进行查询定位、图层分类显示、能查看场所详细信息和分布平面图等，此系统内包含行业场所定位查询、行业场所管理、行业场所专题分析、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及权限管理几大模块，能方便快捷地对辖区内的场所进行定位，查找，分析和整理，简洁完善，方便快捷！

3作用及意义

（一）、“三维数字社区”将成为政府管理最完备的资料库梅岭街道与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建设的《三维数字社区实时管理平台》以辖区的三维地图为基础，录入了街道、社区日常管理及服务所涉及的各项内容，将辖区的各条道路、各类建筑、商业区、居民曾志长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泉州晋江362000区、党员信息、各类人口信息等，通过三维仿真的形式搬上网络，形成一个完全仿真的三维立体虚拟街区，成为街道及社区政府各项工作最完备的资料库。

（二）、“三维数字社区”将把为民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社区信息化就是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社区范围内为街道、社区、居民、企业等搭建互动网络平台，建立沟通服务渠道，从而使管理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质，最终使居民满意，进而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维数字社区”强化了为民服务的功能，街道及社区所有为民服务项目都开辟网上办理窗口，极大地方便居民办事。

4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