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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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一个阶段为1984—1997年，产业结构主要体现为“一、二、三”型和“一、三、二”型的交替变化特征。1984年连云港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9.7:29.7:20.6，1990年三次产业比重变为46.1:26.6:27.3，依然表现为农业大市的特征，但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3年—1997年三次产业结构又变为“一、二、三”型。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二个阶段为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主要实现了“二、三、一”的转变，这在图1中表现明显。1998年，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实现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变为33.2:34.1:32.7，产业发展迈向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到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达到41.6%。一产比重逐年下降，到2012年，一产比重较1984年下降了70.8%，而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比1984年提高了54.5%和92.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但是，连云港的第二产业比重占比偏高，这与近几年临港重化工的布局相关，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一方面表明连云港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连云港产业结构与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即二产比重都高出三产比重6个多百分点。
二、连云港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和高效发展。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2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越大。表1表明连云港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与全省相比，连云港市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略低于全省水平。从纵向上看，自2005年以来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的下降趋势，但是和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仍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合理。2、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偏离度（B）是反映产业结构效益以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当B＜0时，该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B＞0时，意味着该产业劳动力过剩，应该从该产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动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个百分点，说明连云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好。
3、产业贡献率
三次产业贡献率是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用以分析经济增长中各产业贡献大小的程度。从横向看（表3），连云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平均为48.1%，略低于全省0.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40.02%，低于全省平均6.16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产业平均贡献率为14.6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反映出连云港农业大市的特征明显。从纵向上看，2005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到2012年又上升到14.67%，这说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反映在地方，突出的表现为现代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增加。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状态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连云港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也较为剧烈。
4、产业结构指数
产业结构指数是某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乘积，而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的增加值与该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通过产业结构指数变化可以把握该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情况和各行业的变化情况，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如表4所示，连云港2005-201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明显低于江苏全省水平。除第一产业外，二、三产业结构指数都低于江苏全省。连云港的二、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相对于全省来看，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三、连云港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
1、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按照“调高、调优、调强”的要求，顺应产业“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发展趋势，下一步我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按照“传统产业品牌化、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化、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突出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在“工业化、信息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着力点。
第2篇
1.1研究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回归)是一种多元回归建模方法,它可以在自变量集合存在严重多重相关性及样本点容量较少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建模,并对两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两者的相互关系程度[15]。通过对称Logratio变换,可以有效地消除成分数据的定和约束,并且使得变换后的非成分数据更能反映成分数据的特性,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将对称Logratio变换与PLS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建模,不仅可以确定两者的相互关系程度,而且可以排除两者存在的多重相关性对模型的干扰。对称Logratio变换与PLS理论相结合建立成分数据线性回归模型的具体方法可参考文献[11]。
1.2模型建立福建省共九个设区市,根据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山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宁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六个设区市,山区包括三明市、南平市和龙岩市。本文基于福建省统计年鉴[16]、水资源公报[17]的基础数据,以沿海、山区及其九个设区市为研究单元,将1998年-2009年九个设区市和两地区三大产业产值比重的成分数据作为自变量X,以用水结构的成分数据作为因变量Y,建立各地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建模后可以形成以三大产业为自变量,以用水结构为因变量的各区域标准化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见表1。利用表1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对原始建模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见图1。
1.3模型验证将各区域2010年产业结构数据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对应的目标变量,经逆Logratio变换,最终求出相对应的用水结构的预测值(表2),结果显示,沿海和山区误差可控制在3%以内,大部分城市误差小于6%,总体而言模型拟合精度比较高。
2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区域变化分析
为了直观地观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可以绘制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在因子载荷图中,w为X数据集权重,c为Y数据集权重,第一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1],第二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2]。两要素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相关性越强,反之相关性越弱;在相关圆内并靠近与圆心的要素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均较弱[11]。通过有效因子载荷图和回归系数之间的对比,可对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
2.1沿海和山区相关性差异分析从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中可以看出如下结果。在山区,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之间的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a));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距离均较远,说明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a)),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即随着产业的发展用水量和用水结构比重也逐渐增加,并且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近年来山区二、三产业虽有所发展,但是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灌溉用水在用水结构中仍占主导。在沿海地区,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b));其次为灌溉用水和第一产业;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b))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且后者作用更显著。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用水决定着本区的用水总量和分配,对用水结构影响明显。无论山区还是沿海地区,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比重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用水所包含的数据比较复杂,没有完全与生活用水对应的生产部门。
2.2设区市相关性变化产业结构一般经历/一二三0转为/二一三0,再到/二三一0,最终变为/三二一0的演化过程[18]。用水结构一般从用水量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农业用水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9]。目前福建省九个设区市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根据九个设区市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相关性差异,可将九个设区市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厦门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均高度正相关,在有效因子载荷图中表现为产业和用水之间的距离均较近,几乎重叠在一起(图4)。从1998年到2010年,厦门市三大产业结构从5:52:43转化为1:50:49,用水结构由59:23:18转化为27:30:43[16217],产业和用水结构趋于成熟,使三大产业与用水结构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类(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第一、二产业与相应的用水结构均高度相关,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城市均为福建省东部经济较发达城市,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用水结构影响显著。以泉州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二产业从52%逐渐增长到60%,工业用水从27%逐步增长到55%;同时,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比重均出现显著下降,其中灌溉用水从55%下降到29%;而第三产业和生活用水分别在34%和15%附近徘徊,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规律。第三类(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呈较强相关性,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相关性次之,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地区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在产业和用水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占当地GDP的近20%,却消耗了60%左右的水资源[16217]。以南平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一产业从29%下降到23%,灌溉用水从83%逐步下降到64%。第四类(三明市和漳州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在因子载荷图中三大用水趋近于原点(图4),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解释能力不足,说明用水结构的变化可能不仅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还与其它因素有关。三明市为福建省老工业基地,1998年-2010年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呈波动变化,并没有明显的演化规律,这可能因为受到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干扰所致。
3结论
第3篇
【论文摘要】陕西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转换。本文首先阐述了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资源分布特点，其次用实证分析证实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高增长的推动作用。然后，在确定从高度化和合理化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后，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测算指标，利用直接消耗系数表测算陕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结合陕西省资源分布状况，指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
一、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某种共同特性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产业的基准。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企业就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产业。而产业划分的基准选择是服从于两个经济分析的需要。其一是服从于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大类部门之间、制造业各工业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各种中间产品之间的均衡状态的分析需要。这将选择“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者相同产品用途”这一特性作为将产业划分的基准。这里的“产业”指“使用相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者相同用途产品企业的集合”—这就是产业结构中的产业。
二、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演变趋势
陕西省依据资源分布特点，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了四大建设基地，陕北以化工能源为发展重点，陕南利用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丰富等优势，是绿色产业基地，而关中则以先进制造业为建设重点。另外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及能源化工产业三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旅游、能源化工和国防科技工业六大特色产业和旅游业、文化产业及现代物流业三大特色现代服务产业。其中装备制造业是陕西工业的主体产业，现代物流业是陕西省的新兴产业。现代物流是相对于传统物流而言的。它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引入高科技手段，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网，并对物流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从而使物流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库存减少，成本降低，以此延伸和放大传统物流的功能。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定量分析
产业结构高度化最根本的实质是在当时各产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其结构关联水平。它最终反映在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的水平上，因此可把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水平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综合性衡量指标。由于产业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的元素值的大小表示某产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大小，因此，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取决于：每一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水平，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部门所占的比重，以及这些部门的关联质量水平，或者说，结构关联经济技术水平取决于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每一元素的大小以及具有较小值的元素所占的比重及其排列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同时期的经济技术矩阵的元素，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这说明产业结构总体水平上升还是下降了呢？这一困难可以采用求矩阵最大特征值的方法解决。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几点思考
1、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
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核心是大力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各地区各种资源的比较优势。总体目标是使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达到4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7：53：40。继续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旅游、国防科技工业和能源化工业；加快关中制造业、陕北能源化工业、陕南绿色产业、渭北果业四大基地建设。
2、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
（1）三大支柱产业的调整。据调查可知陕西省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业的现实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不适应，产出出现短缺，因此要加大三大支柱产业的比重。对于装备制造业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资本为纽带，实施资本整合重组，并加强各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配套，加速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集群。在保障装备研制工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高技术产业，由于陕西省拥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比较多，科技人才富集，陕西省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依托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其转换效率。积极培育和引进拥有领先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实施产业关联度大、成长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尽快形成产业规模。能源化工产业，充分发挥陕北煤、油、气、盐和陕南水源丰富的优势，重点发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渭北能源接续区和汉江水发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煤化一体化，油炼化一体化发展，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太阳能、风能、地热、小水电开发，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多元化发展。加大科研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2）六大特色产业的调整。从陕西省的地理环境看，陕西省只有关中是平原，适宜种粮食，从南到北有温带草原带，森林草原带，暖温带等，适宜种植各种水果，因此陕西省应根据地理环境，在适宜地带加大水果种植力度，重点发展渭北果业，稳定扩大优生区面积，调整产品品种结构，普及和提高果品生产关键技术，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园艺化管理，建设标准化和示范化基地，提高果品加工处理能力，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畜牧业可以实现粮食等转化，延长产业链，因此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来延长农业产业链，而且秦川牛具有比较优势资源，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畜牧业的调整，要突出抓好关中奶畜和秦川牛肉、陕北舍饲养羊、陕南瘦肉型猪和城郊禽蛋生产基地建设，扶持养殖小区和养殖大户，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水平，推进养、加、销一体化，提升比较优势。
国防科技业的调整，积极支持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坚持军民结合，支持军工发展民品，推进军工民用产业向高层次、宽领域扩展。积极发展一批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民用产品，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同地方经济的有机结合，重点是陕西航天科技园区、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和核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整合、产品提升。
（3）三大特色现代服务业的调整。对于旅游产业，深入挖掘周汉唐等古文化内涵，开发具有较大影响的旅游产品，加快发展红色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加强对旅游的规划和引导，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开发，另外，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发展休闲度假，风情民俗，科技观展，体育探险等特色旅游。
文化产业要以影视、文化旅游业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关中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陕北红色文化和黄土风情文化、陕南汉水文化和绿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强势文化品牌。加快建设10大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扩大规模，提高产业层次，提升陕西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陕西占据欧亚大陆桥中段的重要位势具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重要基础，因此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交通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包装、搬运装卸、区域分拨和配送等物流环节的有机结合，形成供应链，提高物流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物流企业的竞争力，着重发挥区位优势，加大物流资源整合力度。加快建设“三大物流园区、十大物流配送中心、两大平台、四大体系”，形成以西安为枢纽，以宝鸡、榆林、汉中、安康为结合点的现代物流体系，建成我国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物流基地。
五、结论
首先通过陕西省产业结构背景及现状的了解，阐述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确定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以及从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去评价陕西省产业结构。其次根据已有的研究基础，选取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指标，利用陕西省2002年直接消耗系数表计算陕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最后根据陕西省资源分布特点，运用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针对陕西省不合理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
【参考文献】
第4篇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入推进，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国家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较高的农业贷款风险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金融支持力度远不能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因此，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使用好各方资金、创新信贷产品及构建配套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来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道难题。
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使用分散，规范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目前，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分散于发改委、科技、财政和农口各部门，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幅减少，财政支农效率较低。
(二)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农融资中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贷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担保品，因而制约了信贷的获取。另外，由于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存在许多制度缺陷，如贷款权限的上收、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及对国有企业、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等为主体的贷款偏好，主观上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
(三)农信社受自身实力限制，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信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而且，尽管农信社在农村地区网点多，但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难以与实力强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相比，使其在吸储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再加上农信社历史包袱尚未解决，资金实力较弱，人员编制偏少，支付结算系统不完善，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的特点限制了信贷投入。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链条的脆弱性。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有的企业和组织根本无法提供抵押，如养殖场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从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对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贷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对策
(一)转变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倾斜。整合各种支农财政资金，形成稳定的财政支农增长机制。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可以考虑由各地方农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实政策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并将担保代偿损失补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保证从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长率划出一部分投入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为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应建立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防止财政支农资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针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创新力度。一是开办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品种开发力度，制订农户大额贷款管理办法，改进支农再贷款管理。二是创新信贷方式，拓宽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农村中小企业试点信用贷款方式。扩大抵押和质押贷款范围，允许农村中小企业以适销对路的库存产品和可靠应收款作为保证向银行申请贷款。有条件的可考虑借鉴目前在中小工业企业融资中的一种新方式“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将订单担保贷款、公司为农户担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农业动产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以此来推动“银行+担保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三)合理引导和利用好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在正规农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贷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拓宽融资渠道。因此采用“疏导”、“规范”的办法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积极鼓励正常的民间借贷，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区别、有条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条件。同时，要在利率逐步市场化基础上合理整合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将现存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允许创建农村民间银行，允许民间资本、外资参股，实行民营银行试点，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四)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农信社定位“三农”，应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农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多渠道扩充其资金实力。可以考虑建立省域内农信社联行支付结算系统，并实现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联网，适应企业支付结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吸储能力。
(五)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业。农业保险是一种对政策因素依赖较强的特殊险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不应以单一模式为主，农业保险体系应是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在内的以政策性保险为导向、多层次、各种模式相互补充的复合体系。可以因地制宜成立合作保险组织，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筹集农业风险基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如，安徽省在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从2008年4月开始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这对安徽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安徽的具体做法是：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发挥政府组织推动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户、种养大户、龙头企业以及市县政府、保险机构等有关各方自主自愿参与农业保险试点，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保险的范围主要涉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保险选择种植面广、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养殖业保险选择饲养量大、对保障人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的养殖品种，包括：能繁母猪、奶牛。在保险费的支付上，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5％，省财政补贴25％，市县财政补贴20％，种植场(户)承担20％。养殖业保险保费根据不同品种，实行差异化补贴，其中，能繁母猪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l％，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20％；奶牛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0％，省财政补贴21％，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40％。在保险模式的选择上种植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模式，经营风险由地方政府和保险经办机构共担。养殖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自营”模式，保险经办机构在政府保费补贴政策框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5篇
加成定价在经济学上之所以难以估计，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观测项边际成本。在计量经济学中借助工具变量法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无偏估计量。许多学者用会计数据中的利润、收入或者销售额减去企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来计算边际成本。从经济意义上看，由于使用不同会计规则，会计数据和成本加成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关系，利用这些会计数据估计加成定价将会使估计出现问题(Bresnahan，1987;DeLoecker，2012)。因此我们使Hall(1988)和Roeger(1997)所采用的“索罗”残差来消除估计内生性问题，得到各个估计量的无偏估计。根据《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其中AVit表示工业增加值(Cai＆Liu，2009;聂辉华，2012)，CEit表示支付工人工资总额，CMit表示中间投入品额，NKit净固定资产余额，Rit是资本使用成本。
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6篇
论文摘要规模经济、媒介产品的差异、一定的资源、必要的资金量等构成了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具有双重效应。可以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并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它会排斥竞争机制、限制资源自由流动等。因此。应当辩证看待媒介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
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传媒产业结构性进人壁垒有明显的积极效应。首先，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推进传媒产业规模效益的提高。中国传媒市场结构性进人壁垒较高，特别是一些经济性进入壁垒的存在，可以在产业之外筑起一道屏障，阻止低效率的新媒介进入市场，避免传媒产业形成小型化、分散化局面，提高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度，这对于形成规模经济十分有利。基于结构性进入壁垒产生的规模经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无论是从厂商利益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规模经济所形成的进人壁垒都有助于福利的增进。”其次，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减少在位媒介的现实竞争和潜在竞争压力。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有效降低媒介市场竞争主体的数量，从单个在位媒介角度来看，较少的竞争者会使在位者获得更多的市场分额和赢利机会。同时，较高的进入壁垒也使一些潜在进入者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进入媒介市场。这样，传媒将面临较小的潜在竞争压力，即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之间围绕进入(或业已存在的行业赢利机会)而展开的竞争。再次，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防止过度进入与重复建设，使媒介市场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在中国广告公司市场，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公司数量剧增，市场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原子型市场结构。1983年，我国共有专营广告公司181家。从1983年到1992年增长了将近16倍，达3037家。1993比1992年多8007家，为11044家，增幅达264％。据统计。2005年底，全国共有广告经营单位125394户，比上年增加11886户，增长10.5％，广告从业人员940415人，2005年平均每个广告经营单位有7.5个从业人员。这种原子型市场结构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广告公司应对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都很弱，同时对竞争秩序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第7篇
高职类教育是我国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同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这就要求高职类教育应当充分发挥好其社会培训功能，这也成为实现自身内涵建设的重点内容，也能够充分体现出高职类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引领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高职类院校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履行这一职责，完成对社会培训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各行业的企业中的培训服务力度不够，难以对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利用与共享，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2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高职教育的创新路径
（1）校企合作，培育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能够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的顺利高效就业，缓解当前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同时还促使高职院校在教学上实现突破，以企业的需求为教学目标与导向，为企业输送大批量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培训功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的同时引进先进教学设备、优秀师资团队等，从而能够为实现高效率职业教学提供保障，同时，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深化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在双方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获取企业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实现人才质量上的新突破。
（2）发挥高职教育社会培训功能，促进社会全面提升
我国广大高职类院校理应积极构建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用人单位等密切相联的开放式的教育培训机制，保证院校能够充分保证学校各种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师生教学开设开放灵活的职业类服务培训网络。高职院校的职业类培育要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将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条件作为培训的标准与重心，充分借助高职类院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优势，为广大社会用人单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同时，高职类院校还应当注重对于培训人员综合素养方面的培育如企业理念、团队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礼仪等，通过专业化的社会职业培训，从而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持，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功能的实现。
（3）注重学生综合素养提升，培育其创新力
第8篇
1.1企业规模扩大根据贝恩对产业垄断和竞争类型的划分，我国汽车产业集中度从2000年到2011年，前4位企业市场占有率由40.18%上涨到62.87%，由中下集中寡占型逐步接近高度集中寡占型。按照2011年汽车工业经济指标来看，大型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小型企业，专业企业明显高于兼业企业，如表2所示。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促进了行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市场集中度提高，另外一个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投入。从2004～2011我国汽车行业研发投入的趋势图(图1)来看，随着产业规模和产值的不断提升，我国汽车行业研发经费支出以及工程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呈明显同比上升的趋势。汽车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与产业集中度的增强，是我国近年来汽车行业能源利用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1.2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与发展支出经费逐年上升，但是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上升，研发投入比例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汽车行业的研发投入比例随产业集中度的上升呈现出先上升后减少的趋势。这证明，自2007年之后，汽车行业逐步形成的垄断势力，对于技术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警惕由于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垄断势力阻碍技术进步可能对能耗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
1.3外资与技术改革我国汽车行业的开放程度很高，前6位汽车企业均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我国汽车产业链上横向和纵向延伸，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外资的大举入侵也给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技术发展带来竞争压力。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合资企业对于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份额呈现出逐年挤压的趋势。表3为奇瑞和华晨市场占有率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汽车行业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的市场份额在逐年降低。由于这种竞争压力，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和资质认证。2009年，长城汽车多款自主品牌获得WVTV认证，帝豪EC7、MG6获得四星安全认证[6]。客观促进了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技术革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是影响我国汽车行业能源利用率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
1.4消费结构导向消费结构对于汽车行业向节能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过去由于汽车的价格较高，中国民众更加倾向于选择小排量的轻型轿车，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我国汽车消费群体偏好呈现转移趋势。这种消费偏好的转移，导致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和混合动力等新型节能汽车并不受到厂商的青睐，缺乏进一步改革和技术研发的驱动力。这对于我国汽车行业向低碳节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负面效应。反过来，随着雾霾等现象被民众所重视，更多民众选择绿色出行，则可能对我国汽车行业能效有正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乘用车偏好的改变。由于“三公消费”近年来逐步公开透明，党政务机关在政府采购方面逐渐倾向于采购自主品牌国产汽车。这对于加强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良好的竞争环境对于技术改革有着促进作用，政府采购偏好的改变，对于我国汽车行业有着正效应。
2结论及建议
第9篇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
Abstract:Governmentisoneofprincipalentitiesofeconomicactivity.Marketfailureisthenecessaryoutcomeofmarketfunction.Thegovernmentcanrectifythemarketfailure,andjustthismomentthegovernmentinterferenceisnecessary.Accordingtothemarketeconomicrules,marketshouldplaythebasicroletocollocateresources.Sodoesth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Governmentfailurealsocanresulttoindustrialpolicyinvalidation.Nowmarketandgovernmentshouldbeunitedtocarryoutourcountry’stactic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Keywords:marketfailure；governmentinterference；industrialstructure
一、市场与政府之争
政府和市场之间怎样分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方式是经济发展史中讨论最多的话题。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认为政府不需干预市场，市场可通过“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自由发展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英国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供给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理性预期学说等，都属于市场自由主义学派的范畴。
相反的观点是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嘉图非常注重政府运用贸易和税收政策对一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明确、最直接地提出了用赤字财政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乃是解决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问题的重要手段的主张。1994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经济出现的持续繁荣，主要经验之一在于政府的作用。
二、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根源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运行的必然产物。政府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而当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的任一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成立时，就会出现这种市场失灵。
例如，当进入市场的卖者和买者不是非常之多，而是存在垄断时，当进入市场的产品存在差别时，当进入或退出市场存在障碍时，当经济活动产生外部影响时，当存在公共产品时，当市场参与者存在不完全信息时，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这种资源配置无效率，或者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效率的状态即是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三、产业机构调整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包括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各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等。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减弱了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限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使新的产业重组有可能在无障碍的市场条件下进行。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使资源最优配置，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这些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信息的完全和对称、充分竞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价格机制起不到最优配置的作用，因而存在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问题正是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成为政府推动产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完全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指导和干预是不可能的，政府无法掌握与结构变化有关的所有信息和对多元化的变动方向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因此，必须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隐含着如下一些假定：第一，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决策层有动力和有能力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第二，政府的行政执行系统有动力和有能力有效地推行产业政策；第三，通过产业政策解决问题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成本更低，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政府干预才是有效的才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
四、产业机构调整中政府的失灵及其表现
(一)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产业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并非必然。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化身，本应公正无私地矫治市场失灵，以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力求使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其利益取向，置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福利目标于不顾。
(二)行政性(或经济性)分权的不彻底，致使产业政策在贯彻与执行中被扭曲变形。
一些地方为增加地方收入，不考虑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不考虑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而是千方百计扩大基建规模，盲目发展短期内高盈利的产业，加剧了重复建设，造成了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致使国家的产业政策在具体的执行中被扭曲变形，进而影响了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信息不完全与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产业政策决策的失误与滞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是在大多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要全面掌握和准确分析所有信息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产业政策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五、我国政府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发挥干预作用。而通过对美、日、德三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政府应均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都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其干预的范围也多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做出必要决策”。其次，三国政府都十分注重对教育和科研开发的投资和建设，以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第三，日、美两国政府在产业政策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在实践中便于贯彻和执行。
目前我国各产业之间机构不协调，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农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后；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不足，加工业能力过剩；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组织结构水平低。针对现存产业机构失衡问题，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有：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调控行为必须依法在范围、力度和方式上作双向的调整，在某些方而强化政府调控以纠正调控不足，在另一些方而弱化政府的调控，以纠正调控的过度。例如，为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质量规制和打击假冒伪劣而进行的政府行为必须强化。加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资融资机制，完善证券市场的功能，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真正实行“非禁即入”市场准入制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
（二）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
“十五”期间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政策，应当有较大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不仅要提出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产品目录，要有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配合，而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使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
（三）为了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加快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全国城乡人市场，健全市场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机制，加快优胜劣汰的进程；继续消除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促进资源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构建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系统工程。
参考书目：
1、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秩序[M]徐向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5）
2、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M]洪银兴人民出版社2005，（3）
3、政府干预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M]谢自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7）
4、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有所为[J]郭克莎瞭望新闻周刊2001(2)
第10篇
产业集群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产业集群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浙江省，“块状经济”非常活跃，2005年，全省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达到600多个，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约1.7万亿，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65%；在其块状经济的主要产品中，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约80个；特色工业园区发展到100多个，现在浙江省已达到平均每个县3个产业集群。
（二）产业集群是推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发展产业集群，能够使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于一定区域，加深区域内生产的分工和协作，降低企业成长成本，提高区域生产效率；能够产生滚雪球似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到此集聚，扩大和加强集聚效应；能够促进集群内部分工不断细化，衍生出更多的新生企业，进一步增强聚集体自身的竞争能力。原以传统产业技术与自然资源为主的福建德化的陶瓷行业，经过多年的集群式发展，目前陶瓷企业集团已发展到23家，民营陶瓷企业1100多家，构建起了现代瓷都的外向型经济格局。2004年，德化县实现陶瓷总产值58.78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48.3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陶瓷出口基地。
（三）产业集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随着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壮大，可以有效地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扩大周围村集体增收的空间，周边的农民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主动从农业生产向其他产业转移，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了农民增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四）产业集群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助推器。发展产业集群，能够催生和吸引流通业和中介机构在产业集群区域内集聚，为交通运输业、电信服务业、旅游餐饮业、房地产业等各种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可能，为城镇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大大加快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
（五）发展产业集群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发展产业集群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提高劳动力、原材料、资本等的利用程度；可以促进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建立联盟等开展购销活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可以通过各企业之间细致而紧密的分工与合作，促进产品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符合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是推动区域经济突破发展的重要措施。
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推动我国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是科学之举
当前，在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通过推进产业集群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和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到关键的核心部件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集群创新升级等模式，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是突破和化解制约的因素，促进县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
（一）坚持技术改造，加强自主创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集群
一是改造传统产业集群。积极引导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纺织、化工、钢铁、机械等传统产业集群技术装备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加快电子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高效节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的扩散与渗透，用先进适用技术改组改造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实现集群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二是推进集群与国际制造业对接。积极吸引外资和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国内传统产业集群与国际制造业的产业对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密集化，并使之成为国际制造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支撑、优势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相配套、具有较强产业竞争力和特色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三是提升集群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加快现有产业集群的优化调整，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柔性生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从OEM方式向ODM方式转变，产业集群由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型向创新型、技术型、特色型集群转变。积极引导处于创建期集群的技术创新趋向，不断促进成长期、成熟期企业集群的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引导其向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价值链高端部分发展。
四是鼓励集群内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广泛吸引各种人才，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鼓励企业与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合作，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产业集群内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在产业集群外部建立科技成果转让交易市场，培育投资咨询、市场研究、技术信息服务、专利、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支持和服务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
五是推进产业集群品牌建设。积极推进集群形象建设，逐步培育一批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集群品牌。鼓励集群内现有贴牌生产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向OBM方式转变，支持现有知名品牌做大做强。
（二）坚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模式，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集群
一是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和既有的企业基础，通过规划，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选择本地优势产业，加大引导和投入力度，聚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点培育，尽快把企业群体做大。全力扶持和培育特色产业中的龙头企业，使之做强做好，成为集群的核心主体。积极发挥特色产业的整体效应，打造区域性品牌，营造竞争优势，为不断拓展产业空间和提高区域竞争力打下基础。
二是利用本地的优势条件吸引国内外关键性企业入驻，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把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招商引资相结合，突出示范性与凝聚力，有选择性地吸引国内外关键性企业到本地落户，并尽可能地将同类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可以产生集群效应的地区。积极鼓励本地企业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并加入其生产协作网络。充分利用大城市人才、信息和研究机构集中的资源，通过“筑巢引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或新兴产业集群。
三是在一些专业化交易集散地建立大型专业市场，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与产业发展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专业市场的兴旺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要创造条件，围绕特色产业办市场，强化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配套，将产业链延伸到市场终端，通过市场的接近带动特色商品的生产和相关产业的集中，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空间。充分利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建立虚拟信息市场，发挥信息传播作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四是通过建立特色工业园区，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把特色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群培育、发展与壮大的基本依托和切入点，积极搞好园区的新建、整合、扩容和提升。按照科学规划、基础先行、差异发展的原则，高起点规划工业园区，突出产业、行业特色，引导布局分散的中小企业逐步集中到工业园区进行改造升级。结合招商引资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同类与相关企业进驻园区，促成上下游产品的相互衔接，搞好产品的深度开发利用，从而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对既有工业园区抓好定位和整合，明确主导产业，推动园区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促进园区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第11篇
有关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国内外学者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源于两类因素，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是推动能源利用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如尹宗成(2008)认为，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对于提高我国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金继红(2013)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能源效率下降，这是由于产业比重增长较大的部门的能源效率下降引起的，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正面影响，但影响有限。另外一类研究则认为，技术进步才是决定因素。如齐志新(2006)应用拉氏因素分解法，发现技术进步是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决定因素。郑若娟(2011)基于LMDI分解法的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效应是这段时期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变化的主导因素，贡献度达到80%以上。本文拟利用2000～2011年的数据，对我国汽车产业市场结构、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剖析原因，探讨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2中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关系
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
(1)技术进步因素和市场集中度都对汽车行业的能源效率影响显著；
(2)技术进步和市场集中度与能源产出均呈现负相关；
(3)在汽车行业的能源效率提升上，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影响系数约为产业集中度的7倍。
3中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技术进步影响能源绩效的因素
3.1企业规模扩大
根据贝恩对产业垄断和竞争类型的划分，我国汽车产业集中度从2000年到2011年，前4位企业市场占有率由40.18%上涨到62.87%，由中下集中寡占型逐步接近高度集中寡占型。按照2011年汽车工业经济指标来看，大型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小型企业，专业企业明显高于兼业企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促进了行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市场集中度提高，另外一个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投入。从2004～2011我国汽车行业研发投入的趋势图来看，随着产业规模和产值的不断提升，我国汽车行业研发经费支出以及工程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呈明显同比上升的趋势。汽车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与产业集中度的增强，是我国近年来汽车行业能源利用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3.2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与发展支出经费逐年上升，但是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上升，研发投入比例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汽车行业的研发投入比例随产业集中度的上升呈现出先上升后减少的趋势。这证明，自2007年之后，汽车行业逐步形成的垄断势力，对于技术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警惕由于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垄断势力阻碍技术进步可能对能耗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
3.3外资与技术改革
我国汽车行业的开放程度很高，前6位汽车企业均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我国汽车产业链上横向和纵向延伸，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外资的大举入侵也给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技术发展带来竞争压力。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合资企业对于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份额呈现出逐年挤压的趋势。表3为奇瑞和华晨市场占有率变化。表3自主品牌汽车市场占有率变化2007200820102011奇瑞4.3%3.8%3.77%3.47%华晨3.47%3.04%2.78%3.06%可以看出，我国汽车行业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的市场份额在逐年降低。由于这种竞争压力，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和资质认证。2009年，长城汽车多款自主品牌获得WVTV认证，帝豪EC7、MG6获得四星安全认证。客观促进了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技术革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是影响我国汽车行业能源利用率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
3.4消费结构导向
消费结构对于汽车行业向节能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过去由于汽车的价格较高，中国民众更加倾向于选择小排量的轻型轿车，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我国汽车消费群体偏好呈现转移趋势。这种消费偏好的转移，导致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和混合动力等新型节能汽车并不受到厂商的青睐，缺乏进一步改革和技术研发的驱动力。这对于我国汽车行业向低碳节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负面效应。反过来，随着雾霾等现象被民众所重视，更多民众选择绿色出行，则可能对我国汽车行业能效有正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乘用车偏好的改变。由于“三公消费”近年来逐步公开透明，党政务机关在政府采购方面逐渐倾向于采购自主品牌国产汽车。这对于加强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良好的竞争环境对于技术改革有着促进作用，政府采购偏好的改变，对于我国汽车行业有着正效应。
4结论及建议
第12篇
第一，集约化的生产带来的是分布在上下游各个企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加速提高了从图纸到产品的全过程。第二，围绕着核心产品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高密度的相关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和碰撞，无疑地给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及部分相关配套产品的革新创造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第三，适时理论（Justintime）的运用，提高了上游产品生产和运输的服务质量，加速了库存的周转，减少了生产库房的成本压力，并为各配套企业产品的生产客观地提供了较强的计划生产的灵活性。第四，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为相关的各个企业间提供了技术、设备、管理、工艺、人事和服务的互相了解有利条件。第五，降低了上游产品供应的物流成本，涉及物流的包装成本及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第六，近距离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有利于有效的劳动力培训，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的储备。第七，在这个产业链上各个产品生产企业和组装厂之间，以及这个产业链上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工作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使得其产品的生产更加配套有序。让我们观察一个对比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理论：二战后，福田汽车公司在英国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湾半岛建立了其在欧洲的第一个汽车生产厂。选址此地，可能当时过多的考虑其成品更接近市场的便利，因为作为政治、金融中心的伦敦对汽车有着极大需求以及当时伦敦相对健全的公路运输可达英国各地。而泰晤士河道通海的水路可用船运通往欧洲大陆。由于泰晤士河湾过小的地域面积和逐年递增的地价，不仅不能为福特生产厂的几乎所有上游配套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场地，在后来的几十年也彻底限制了福特生产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二次创业的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在其旧有生产基地考文垂重新规划了其组装厂，周边留有大面积的土地给了他的配套产品企业用于生产和中转库的建设，并借机进行了配套产品以及供应企业的重新组合。形成了当时较为优化的以罗孚组装厂为核心的集团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我们比较后发现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造成了有近74%配套产品较罗孚同类产品因运输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最终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成品价格，使其在英国市场逐步失去了同档次车型的价格竞争力。第二，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迫使福特不得不建设大面积的库房和用较大的现金支出来储备配套产品以保证企业的生产。加之伦敦地区不断上涨的地价，使得福特工厂的用地成本也大大地高于罗孚。第三，大面积配件库房，多种的配套零部件产品在福特库房的储备造成了福特高额的零部件管理费用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更新换代造成的死库存而带来的浪费。第四，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给组装厂和配套产品生产商的交流和工作的协调带来了障碍，较之罗孚大部分的主要配套生产商距离罗孚组装厂只要十分钟内车程的距离相比，给善于用开会来解决问题的英国人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不便；同时，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造成的各企业间人员在技术、管理、工艺交流的困难，使得福特新产品的开发和零部件的更新造成时间上的拖拉和延误；同样，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差异。与福特工厂在一个区域的独立相比，罗孚周边的数万工人在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工作。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保证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也在这个产品系列结构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综上所述，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大多数单一生产企业所不能具备且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而被诸多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成功实践。
2.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缺点
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他与生俱来最致命的缺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产业链终端的核心企业及产品的过度依赖。为了更透彻地解释这一缺点，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迸发出的消费激情对家用电冰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业为了加大生产量以满足市场爆炸式的需求，改变原有几乎从头到尾的生产模式，利用其上级主管单位的行政协调，让数十家中小企业放弃各自原有的产品，利用其各自所长，为冰箱厂配套生产冰箱所用的配件。这时，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形成，并在建立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势—集约，分工明细，且配套。这样，这个冰箱厂以极高的产量满足了北京市场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周边市场。几年后，市场逐步进入了饱和。冰箱的销售出现了滞销，并且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在这个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数十家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与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一同受到了伤害。他们随着冰箱的销售数量的减少而减产，直至最终停产。到此，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致命缺点充分地暴露出来—即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上游单一产品生产企业对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过度依赖性。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赖性的特点表现为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不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只对终端企业的订单和质量负责。而作为中央圆心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依赖性表现为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依赖，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场对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点，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产品自我研发能力。技术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终端成品对自己产品技术要求的理解。第三，这一特点还决定了下游终端成品企业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质量和价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采购队伍。第四，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对市场的销售能力。因为所有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大多或无需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因此，一旦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或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力独自面对市场。本文上面阐明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诸多优势，并举例说明了这是在生产、市场及涉及到企业管理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将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进程中利用其优势而做大做强。那么，在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处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而能够生存发展呢？
3.扬长避短，倚强做强
一般的说，作为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的终端产品企业多为大而强的企业，其产品也具有相当的市场知名度。那么，作为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各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消除短板而倚强做强呢？先让我们还通过对比看一个同样是大型家电企业的例子，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莱克斯集团在大举进行的一系列与家电相关的企业收购和重组后，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家电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集团。之后，伊莱克斯着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购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模式。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利用其积累了超过百年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对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规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购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来自伊莱克斯集团之外的生产商。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观上提高产业链终端企业的采购能力。用集团外的产品和本集团内产业链上游的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质量、价格和服务的比较，从而倒逼本集团内上游的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与此同时，产品终端企业有了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用最合理的价格保证其终端产品的质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集团内各个企业，成为每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一企业，只对各自企业利润负责而无需对产业链上包括终端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的产品供应保障负责。同时规定，各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给本集团产业链终端企业的上限为其自身生产能力的50%，不设下限。这一政策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要以自身利润为中心，无需过多的承担对终端企业的责任。这样，上游企业为了各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能够依托为沈努西加工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成熟的技能优势建立自己的市场和销售队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场知名度，同时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生产企业实行几年后的1990年代初，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电一样遇到了滞销。然而，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数十家生产企业的发展没有随着沈努西冰箱的滞销而停止。而是他们经过了早几年的市场历练，把他们的产品拓展到了冰箱产业以外更宽的空间。他们中的冰箱轱辘生产企业，除了供给沈努西冰箱外，还为医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产手推车的轱辘。这些生产企业成长得更加成熟和强大。这一切或许都应得益于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当年制定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是全盘的照搬。从而修正了这一生产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势。
4.结论
第13篇
我国的能源消费量总数逐年增加，能量消费的年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没降低在10%之下。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量消费弹性系数的增加，使得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的提升。而通过能源的对外出口，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能源供应大国。受到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在能源对外贸易之中，担任了能源需求大国和能源出口大国的双面角色。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加强，但我国对于能源使用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优化。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和能源型产品都得到快速发展，并且从我国能源工业的总体来看，出口比例更倾向于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我国出口的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型产品相比其他国家的价格更为低廉，而对这种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变相地在对能源资源进行出口。
二、我国能源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之中，会受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反作用的影响能够及时对产业结构的失衡情况进行弥补，并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从而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这种良性循环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以开放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清楚地认清世界环境的压力，从而对外部条件加以利用，让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本的封闭体系，从而交叉在世界市场分工格局之中。在对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进行及时把握，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进行不断升级的过程之中，加强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战略。
（二）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
经济发展能够对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响，而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偏重于重工业，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从而造成环境问题严重，能源供给紧张。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生产结构不平衡，能源生产地往往距离能源需求地较远，而长距离、大规模的能源运输，在加重能源负担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对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需要先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的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而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还需要以开源节流为主，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的利用，从而减轻能源需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三）能源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应环节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为紧张，而从能源消费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重工业始终占据全国能源消费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来工业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随着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重化工业也将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强度，并且减轻污染强度。以我国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阶段。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得到优化，而重化工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利于能源协调发展。因此能源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会对重化工业造成影响，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强度。
（四）能源经济运行问题
我国的能源需求正处于长期增长的过程之中，而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将是对能源供应的重大挑战。因此我国将进一步寻求全新的供应途径和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除了要求国民收入的快速平稳增长，并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发展方向，以加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会对重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从而对能源经济运行问题加以解决。
第14篇
1.提升经济外向度，加速产业国际化。韩国三星电子设立的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落户，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10纳米级NAND闪存芯片，高端闪存芯片项目的投产，使西安“数字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大大提速。过千亿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既延伸了产业链条，又带来一百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对西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带来了较大改变，提高西安的区域竞争力，也将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劲支持。
2.产生聚集效应，重塑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格局。三星在电子信息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已连续两年称冠全球IT行业。三星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66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至少带动160多家配套企业，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左右。而关天经济区区域原本就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多年来已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体系，有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三星项目投产后，这些活跃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完全可以围绕三星这个项目，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承担三星的产业配套，最终形成区域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使以西安为龙头的关天经济区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新的生产极，有利于发挥关天经济区龙头城市西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3.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韩国三星公司投资是一种与技术关联的投资。其技术进步不仅由三星公司在本地的子公司实现，而且扩散给了本地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发展与当地企业的配套协作，不断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相关产业部门的整体竞争力。当三星公司向本地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一般会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由此，也会对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以提高质量，改进工艺，或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效应都将会带动西安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三星投资的注入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入，其中也包括企业家才能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韩国三星公司进入西安后，通过加工贸易、外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西安地区市场份额，更新企业的技术观念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逐渐淘汰低效率的行业，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么转向有效率、新兴产业，要么被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收购，因此抬高了并购者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间接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效化。另外，随着三星公司入驻西安跨国公司之间也产生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既有效避免了国际行业巨头的垄断行为，又大大加速了西安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三星投资不仅促进西安地区产业聚集、就业增长、技术进步、工业增长，同时三星投资反过来也受西安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使先进产业和有效率的行业发展迅猛，使产品的利润水平和附加值提高，产业发展更加科学合理，进而引导这些外资流向，促使外贸结构优化。因而，总体来讲，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
二、三星公司投资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
1.导致区域差异扩大，产业结构出现偏差。在区域结构方面，经济较发达的西安高新区由于三星项目投资其发展会更快，也就会更多地吸引外资，而其他较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持续很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资加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在产业结构分布方面，外商投资方向选择的目标是占领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方向往往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是错位的，因此东道国通过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没能达到预期，有时还会加大产业的结构偏差。韩国三星公司所投资的电子行业，投资量相对较少、投资回收快、利润高。三星的接入，更多的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并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但实际上，那些投资量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是我国的产业瓶颈，是需要重点发展和鼓励外资投入的，可见三星电子的过多资金投入不利于这一目标。产业发展中存在着局部结构失衡和扭曲的现象。在农业基础地位仍然不稳、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的现状下，三星项目这样的外资产业投向上的不均衡，会加剧西安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不利于西安市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导致产业控制，危害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直接投资、合资或者其他策略，压制本土品牌，推广自己的品牌。中外合资企业股权控制比例与品牌控制相对应的是，我国很多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如以计算机为例，中国产的计算机，CPU来自英特尔公司，主板和显示器来自中国台湾，硬盘来自美国，在中国组装生产，最终以跨国公司的品牌出口，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这种市场垄断的严重后果是它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实质性伤害。其次，跨国公司还对我国经济产生危害，为了吸引FDI，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跨国公司非常优惠的税收条件。而且FDI规模的扩大，产品出口对外商的依赖增强，给跨国企业增强自己谈判能力提供了条件。沃尔玛、家乐福等拒绝建立工会是公然对国家政策的违反，而微软在某些地区政府采购软件中的胜利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收买。在此，韩国三星公司在西安投资建厂所产生的经济安全主要表现在：首先，三星投资的终极目标与西安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三星所投资的电子行业主要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不利于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这与西安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存在偏差；其次，三星公司若将利润集中汇出，则不利于西安市的国际收支平衡。
3.形成资本排挤或外逃，危害资本形成。第一，可能产生排挤内资现象，增加资本形成的成本。特别在东道国为吸引外资，提供较之内资更为优惠的政策。当外资选择和国内资金流向相同的产业，不如传统技术型产业时，优惠政策将降低外资的成本，从而非市场因素导致对内资的排挤现象。实际上，对内资的排挤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成本。第二，减小国内储蓄倾向，危害资本形成。引入外资后，新的消费方式对国内产生示范作用，提高对奢侈品和相关服务的需求，国内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从而降低储蓄倾向，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外资对资本的形成效应是双方面的。第三，引发资本外逃，爆发金融危机，破坏良好经济环境。厦门大学李晓峰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当外资更多的为风险基金或投资于证券市场而非实物经济时，投机获利后将出现大量资金转移，目标函数由预期收益、风险、交易成本等组成的外国及地区私人投资者将有可能大规模撤资，引发信用危机和挤兑现象，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对产业结构调整极为不利,不仅表现在信用支持、资金支持上，还表现在临时的撤资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加大在可预期的未来恢复的困难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4.危害或污染国内自然资源安全。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三星公司在电子项目实施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由于重金属、阻燃剂等一系列的工业原料、化学物品、可燃性气体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会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由韩国转至中国，大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内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安全，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三、充分引导三星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1.塑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准入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要更为完善，这对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鼓励和吸引外资的最佳途径。第一，市场开发力度要加大，要积极打造合理、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对其干预，进一步加强软环境的建设力度。第二，根据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政策，尤其对欠发达地区要进行政策倾斜，并制定科学的外资引进规划。第三，加强当地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其整体劳动素养，进一步创造条件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端人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2.法制体系与监督体系要建立健全。引进外资，必须要对相关的法规和立法进行完善，第一，能够表明西安大都市对外开放的决心，消除投资者的各种顾虑。第二，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管理和评估，规范外商和省内引资企业的行为，有效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防止金融风险。第四，对现有的引资法规要细化分析，以便有效服务于引资过程。第五，在引进外资时，加强对外资行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作用，维持好市场持续，提高监管水平，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第六，外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3.拓宽引资渠道，利用多种引资方式。目前，西安市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为了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应该鼓励其他一些投资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对经开区国企和民企实行并购投资，以便更好地进行招商引资，壮大投资规模。同时，还可以鼓励外商进行风险投资，也可以成立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型投资方式，并积极探索资产支持证券化项目、项目融资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通行的和新兴的吸收外资方式，鼓励与跨国公司合作。同时,也应尝试股权融资、海外基金融资、海外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新方式，以降低利用外资成本为原则，灵活机动地利用外资。
4.引导外资投向，区域结构平衡。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将外资引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加以考虑。近几年，西安市政府的引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全面引资”逐步向“有针对性的选资”方式转变，为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应做到：第一，积极鼓励外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发展，改变过去传统的产业方式，加强市场监管，谨防外资流向房地产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了保护环境，对污染大、耗能高、效益低的落后产业进行彻底淘汰。第二，加强外资吸引能力。通过招商引资，提高外资与产业的配套率，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效益，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发展。第三，加大外企的科技研发力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谁掌握科技核心谁就赢得市场的主动权，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5.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率。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高低与投资规模大小将直接影响西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今后外资的引进中必须在重点上有所突破，第一，利用外资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比如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新材料研发、现代医药等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和优势。第二，提升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强化当地产业升级及服务功能。有重点地在“高端”产业、“关联”产业、环境资源、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外资的利用率。
第15篇
总结以往的研究可知，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不外乎有如下因素：经济货币化、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需求的相对变化、金融创新和企业融资期限结构的变化、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的引入、我国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等。然仔细推敲，实际上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经济货币化、非国有经济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引入、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利率和汇率管制等因素大多都与我国特定的经济转型的国情有关。而事实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货币流通速度逐渐变慢的现象。由图2可见，从1978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除了少数时间之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实不仅限于这些国家，还有相当部分的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以上现象说明，经济货币化、非国有经济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引入、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利率和汇率管制等经济转型国家特有的一些因素不可能成为导致诸多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的共同原因，能成为共同原因的必然是这些国家同时具有的因素。另外，金融创新也不可能是，因为金融创新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而不是变慢；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需求的相对变化也不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这么多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逐渐放缓呢？在梳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一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夸张地说，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可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但都离不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产业的不断更替，旧的产业渐趋衰落，新的产业不断产生，循环往复，最终实现经济的变大变强。由于各产业部门的融资方式、融资期限结构、产品生产周期、资本有机构成、产品需求弹性等的不同，新旧产业部门的更替导致了货币需求的变化，并继而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
二、产业结构变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机理分析
依据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需求来自三个心理动机。企业或者个人为了应付日常的支付之需而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之为交易性需求，交易性货币需求数量与收入呈正比关系；为了预防意外发生的支付而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为预防性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数量也与收入呈正比关系；为了能够投机获利而选择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为投机性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数量与利率呈反比关系。这样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可以用式（1）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社会中包含三个部门：企业、金融机构、家庭。企业分属三个产业部门，即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3。企业生产并出售产品，得到销售收入并向家庭支付工资；家庭向企业提供劳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并获得相应报酬；金融机构包含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作为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媒介，一方面将家庭的储蓄直接或者间接地转移给企业，另一方面将企业利润以资本利息的方式转移给家庭。
（一）企业的融资方式与货币流通速度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向金融机构或者家庭直接募集资金。如果企业通过发售企业债券从银行融通资金，这种情况相当于企业从银行贷款，此时银行创造了信用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并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如果企业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家庭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此时，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却有所加快。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资金的融通，此时，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从三大产业的角度来讲，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流动资本占总资本比例较高，所以多采用自有资金或间接融资方式来筹措资金；第二产业中的企业大多规模较大，流动资本占比小，更多地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来筹措资金。由此可知，一个经济体中第二产业产出占比越大，货币流通速度就越快；反之则慢。而就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两者比较来看，因为我国第一产业中的企业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其生产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的自有资金；第三产业中的企业规模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家庭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需求，所以其融资方式更倾向于贷款。由此可以预期随着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降低以及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将会逐渐变慢。由图3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第二产业产出在我国总产出中一直占据较高比例但变化不大，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对变动，即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快速下降和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不断攀升。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我们的结论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必将变慢。
（二）企业的融资期限结构与货币流通速度
企业的融资期限结构可以分为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这是与企业的资金需求分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相对应的。流动资金主要满足企业临时性、季节性、周转性的需要，而固定资金主要满足企业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与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对应，商业银行贷款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两类。短期贷款主要针对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周转特点是一次投入，一次回收；中长期贷款则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固定资金需求，周转特点是一次投入，渐次回收。由于资金周转方式的不同，一般来讲，短期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比重越大，则货币流通速度就越快；而如果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越大，则货币流通速度就越慢。从三大产业的角度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内部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小，资金需求多为流动资金，相对应的银行贷款多为短期贷款，第二产业内部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大，长期融资占多数，相对应的银行贷款多为中长期贷款。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经济体中随着第二产业产出占比的逐步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将会逐渐变慢；随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会逐渐变快。根据图3，我国第二产业产出占比变化不大，在此不进行讨论；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快速下降将会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变慢，而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上升则会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变快，至于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快还是变慢，则要取决于这两个力量的强弱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由图4可知，自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我国第一产业的短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在逐步上升，而后在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短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则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尤其是第三产业，下降比例高达20%左右。因此，从企业融资期限的角度考虑，尽管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逐步上升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但是，各个产业短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的下降，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下降等因素依然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逐步变慢。
（三）货币需求的产出弹性与货币流通速度
对于企业来说，为了追求利润，其并不希望持有过多的货币，这是因为持有货币的收益率很低。企业的货币需求主要是为了应付日常经营活动，所以，企业往往以持有现金和活期存款为主，只保留少量的定期存款。在企业的货币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购买中间投入品的，此时，不同行业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一般而言，第三产业中间投入品价格相对较高，劳动力产出弹性较大，所以，第三产业的货币需求弹性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较高。也正因为如此，在同一附加值水平下，第三产业的货币需求量要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导致货币需求量的不断攀升，从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综合以上分析，由于不同产业内部的企业在融资方式、融资期限结构以及货币需求的产出弹性上的不同，因此，随着产出结构的不断变动，货币流通速度将会随之而变动。具体来讲，随着产业结构变动，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将逐渐变慢。
三、产业结构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分析
我们将首先构造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然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产业结构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只针对中国进行。
（一）产业结构变动的衡量
实证研究中，通常采用第一或第三产业产出占GDP比重、结构变动值K和Moore变动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5。但是，利用第一或者第三产业产出占GDP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动存在很大问题，即它只能反映某一个产业的变动情况，而不能综合反应三个产业的总体变动情况。所以，本文将采用结构变动K值和Moore变动指数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其中，qi1为第i产业报告期所占比重，qi0为第i产业基期比重，n为产业数目，K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越大。图5中，K线代表结构变动K值，thet线代表计算出的Moore指数。由图可知，K线和Moore指数的走势几乎一致，所以本文将用Moore指数表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不再对K线进行分析。由图5可知，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较大波动，然后在度过了一个较为平缓的阶段后，自2008年又开始了较为剧烈的波动。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比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保险制度的改革等，这些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热情，从而使得各个行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不同行业发展力度是不同的，制造业相对来讲发展得更快，而农业则相对慢一些，所以，这个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相当剧烈。9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出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产业构成也没有太大变化。2008年，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我国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迫使宏观决策层开启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府主导的投资使得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等行业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四万亿计划没有覆盖到的行业则发展相对迟缓，我国自此又进入了一轮较大的经济波动周期。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两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首先需要判断变量的平稳性。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用thet表示）和M2的货币流通速度7（用vm2表示）进行ADF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上，滞后1、2期时，thet不是vm2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滞后3期时，则是在10%显著性水平上原假设被拒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不论是滞后1期、2期还是3期，vm2不是the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都无法拒绝。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定义，可以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那么，为什么添加了1985年至1989年的时间段以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们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1、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恰逢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转换阶段，统计方法和统计范围等正不断发生改变，所以，这个阶段的数据与1992年以后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民账户体系在可比性上可能存在不足。尽管我国进行过多次的数据调整，但基于原始调查数据的缺陷，依然无法保证数据的可比性。2、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中计划经济模式的痕迹还比较明显，投融资体系当然也不例外。计划经济下的投融资体系的特点之一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所以，由此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无法反映市场的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无法依照经济规律来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