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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理论;二级学科;“轮式”理论
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五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加强学科建设,开展科研和教学以及人才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五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为“圆式”理论,以三个放射状圆圈来表述学科间的相互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因无法纳入圆圈中而被视为上述各学科的应用(见图1);另一种为“分式”理论,即视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为基础学科,而思想政治教育为应用学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对厘清五个二级学科的关系有所裨益,但都存在偏颇:第一种意见既不能反映五个二级学科的全貌,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无法纳入圆圈之中,同时也不应机械生硬地套用圆圈来表述,因为四者的关系根本就不是大小圆圈的关系;第二种意见的不足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五个二级学科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实际应用性。笔者主张“轮式”理论,即本身位于中心,基本原理学科是从理论、现实、横向或共时态角度来研究,发展史学科是从实践、历史、纵向或历时态角度来研究,前者是静态研究,后者是动态研究;而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①、思想政治教育(又称的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学科,都是围绕纵横两条线展开环形运动的解读、研究和运用,如图2所示。
(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本身,位于“轮式”理论的中心位置,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亲身参加社会革命实践为基础,从所处的时代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充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原汁原味的。
(2)基本原理和发展史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解读。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着读得还很少,尤其是受语言的限制,对原文着作接触得就更少了。因此说,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研究,都只能说是“走近马克思”,距离“走进马克思”还很远,但“走进马克思”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两者之间是一个逐渐从前者到后者的关系问题。
(3)“走近马克思”涉及对解读的客观性原则问题。从对象的实际出发把握对象,以主客观相符合满足认识的真理性,这既是
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事实认知的客观性原则。在解读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或者借用释义学术语说。解读者应该坚持从本义出发解读文本。
一部文学作品、一幅画、一件雕塑艺术品、一种科学理论,都凝聚着某种思想,蕴含着一定的意义,而这些又体现了某个精神主体的理念和愿望,这就是决定作品面貌的作者意图。泛泛而论,作者意图属于主观性的东西,然而它一旦物化为客体,就以精神客体的身份,带着客体性的标记与解读主体一同步人解读的过程之中。因此,所谓解读者能否从客体出发解读客体,就突出表现为能否按作者意图解读作品。进一步说,是否承认作者意图的确定性,这是能否满足解读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作者意图的确定性问题,西方释义学有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理论。前者突出强调作者意图的客体含义,认为作者意欲表达的含义是自我统一的和明确的,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随时问和前后解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作品隐含的意思是不变的。后者否认作者意图对客体的决定作用,认为它是外在于客体的东西,与客体含义不具有同一关系。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永远从属于一次次发展变化着的现实,所以客体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和可塑的。对这两种观点,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就提出了理解的客观依据和标准、指出离开作者意图任意处置客体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错误这一点而言,客观主义的解读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正确不能说明一切,正如霍埃所说,客观主义与客观性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客观主义将释义的客观性等同于作者意图和客体含义的固定不变性,这确有形而上学之嫌。事实表明,作者在制作作品过程中改变初衷是常有的事。当一个作家发现其作品与他本意相左时,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人将其对某一作品的解读当做是作者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恰巧代表着对该作品普遍满意的看法,这就使得作者完全可能采取默认态度,允许违背作品原意的解读成立甚至认同;二是他人对作品的解读包含着对作者意图的干预,如作者确认其高明,亦可能通过修改作品来改变最初的意图。
说作者意图和客体含义并非固定不变,决不等于否认它们具有相对确定的属性。在这一点上,怀疑主义走得太远了。他们将作者意图与客体含义割裂开来,认定客体含义不依赖其思想者,含义因人而异,这就必然导致对客体客观对象性的否定。事实上,主观、任意地设置解读标准的反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只能导致解读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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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