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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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梁氏的这段话极精当得概括了西方文化的特征，科学的精神也就是求取真知的精神。迥异与重“真”的西方文化的是以道德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因为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中心的，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与西方文化重客体的“真”相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却看重主体的“诚”，认为诚实是重要的美德。对于“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性，我想通过对儒家两部重要典籍《大学》和《中庸》以及《孟子》的分析进行说明。《大学》的《“经文”章》这样写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诚”的重要意义，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异同。“诚意”是由知识论到价值论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把“格物”看成是认识论的，而“致知”则可以看成是属于认知论的，从“诚意”开始转入了价值论，“诚意”是进入儒家道德人生进路的第一步。没有“诚意”“正心”的功夫，就不会有后面的“修、齐、治、平”。如果我们稍加细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西方文化的终结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起脚点，因为西方求“真”的文化的功夫正是在“格物”“致知”上。《大学》在解释“诚意”时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要以真面目来对待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只有首先做到不自欺，才有可能会不欺人，这正是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欲人”的道理。一个人要做到“诚意”就应该“慎独”，就是谨慎对待自己的独处，因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是真我显现之时。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讲“吾日三省吾身”实际也是在讲如何“慎独”的问题。“四书”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庸》里论及“诚”的地方也很多，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都是在讲“诚”的。《中庸》认为圣人可以由真诚达到明德，这是其天性，而贤人经过努力也可以由明德而达到真诚。只有达到了天下至诚才能尽人性、物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为参。只有真诚能感化万物，与神灵相交感，甚至认为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

《孟子•离娄章句下》则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讲了“诚”的重要性：“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这样就将天人格化了，通过“诚”使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在孟子这里，“诚”被认为成宇宙万物的最终实体，也被认为是道德主体的最终实体或称之为道德本体，“诚”即是仁体本心。孟子在艺术领域，儒家讲的是“有德者必有言”，要求艺术作品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等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修辞立诚”。虽然不反对润色语言，但更看重真情实感，修辞是为了立诚。如果没有作者的真诚在，再优美的语言也只是巧言令色。我们在欣赏陶诗、苏词时也是在欣赏陶渊明、苏轼的人格。直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时往往首先关注的仍是这个人是不是诚实，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通过对“真”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与“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关注点在自然，在知识，而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人事，在道德。

第2篇

具体实施措施笔者把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教学环节分为课堂讲授、自主学习、教学活动和课外作业等多种形式。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了情景教学课，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情景教学。中西文化比较双语课程呈现情景模拟系列训练时，设定多个文化场景，分别组织学生进行实训，由此形成系列训练。通过实训，学生从中西方文化不同角度进行双语呈现的表演演示，进而理解本课程教学内容中相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表演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为1比9。文化表演内容用英文，理论阐述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选取一些专题内容，如，中西方建筑文化，中西方艺术，中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等，让学生提前做好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教师做好课堂策划。在讨论中，教师用双语教授学生文化专题的精髓，并与当前文化现象紧密结合，提出若干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用中、英两种语言参与课堂，提出自己对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并作出对比。讨论中双语的比例为5比5。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描述用英文，而文化的引申与思考则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选取若干具有可辨性的专题，如，中西方教育差异，中西社会规范体系等。教师先用双语传授基本知识，然后给出辩题，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为辩论会做好准备。辩论课采用辩论会的形式，辩论总结陈述部分用英文，自由辩为中文。在双语的辩论中让学生对某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更全面地了解他国文化，深入思考本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根据教学内容，确定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同学课下撰写小论文，确定一次课，进行研讨，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阐述其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写作采用中文，阐述语言使用英文。除此之外，笔者还采取了提纲下自学，分组集中，课内实践，课外实践等方式按照一定的中英文的比例进行授课，以期实现此课程的双语教学理念。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四、解决措施

第3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比较

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构建的，这些多元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各个民族都有其特征，东西方文化也各有其特色。

中国的忠恕之道与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对中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深远，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大都由此衍生而来，中国人重视伦理，西方人重视法治。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了避免个体与个体的冲突，使人不至于因个人自由的过分膨胀而妨害到别人的自由，制定了较为严密的法律来匡正个人行为。中国地处于半封闭大陆性地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宗法制与专制并行，且相互影响、制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了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在维持善良人格与良好人际关系上，讲求五达道、三达德，《中庸》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川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和合的理想境界。中华传统重视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重四维:礼、义、廉、耻，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外，还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

“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体，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带着父系血缘关系残余跨人奴隶社会，血缘关系通过家族组织影响很大，家庭成员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家庭成员间的权力与义务，亲属关系转换为宗法性的伦理道德形式，并以此规范人们社会心理和行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百行孝为先，孝为德行之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尊君、敬长、尊上，用孝道规范人生行为，理性地践行忠孝观，《荀子·子道篇》:“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惹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荀子的“三不从”强调孝子应慎重思考，从维护家庭利益出发，理性地分清对错后再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下，孝道通过孝亲忠君传输下去，从社会心理层面、行为规范层面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塑造了独特的伦理传统，即在维持和谐人际关系上，注重的是个人的德行修为，而不是要靠强制性法律约束，这显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

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称为“德性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即德智双修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前提下，主张德(道德)、智(知识)双修，通过知识积累完成人格提升，《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指不断加强人的道德修养，“道问学”指对知识的学习，从此处可看出“德性”为尊，“道问”为次。后世朱熹、陆九渊虽就尊德性、道问学孰轻孰重有过争辩，但二人均未走出《中庸》的传统，仍以“德性”为尊，“道问”为次。明朝归有光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尊德性者，非以专于内而不兼乎外;而道问学者，非以徒鹜乎外而忘其内也。德性不离于事物，则尊之者不离于问学矣。”讲以道问学、尊德性为一，智性与德性不可分开，主体可借助求知途径达到自身道德的升华。西方的智(知识)性文化，只是单纯地探讨宇宙的终极实在，以及宇宙的客观构造，关注的是外在世界;儒家则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将此转为对内在世界的自我把握，鼓励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体悟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真原，这是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利，人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中国文化则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董仲舒认为:“何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共同构成万物之根本。张载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瘾残疾，载独鳄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篇把人与万物合为一体，把人伦贯穿到天地万物之中，把天道及天命道德内化为人的本性，从个体之德发展到家庭，再推及天下，形成互助互爱的一家人，达到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