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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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因此,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2篇
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具有扩张性质的经济，现代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无任论何企业想要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投入都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一个经济单位的货币收支都会出现不平衡状况。有些经济单位由于收入与支出不同步或收入流量持续大于支出流量而盈余，同时生产资本在循环过程中也会形成部分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有些经济单位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与销售的季节性影响或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修建厂房等，使资金需要超出供给能力而产生资金赤字，便形成了双方借贷关系的基础。这就需要借助负债去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改进工艺、推销产品。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品日益丰富，住宅等不动产以及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个人客观上也需要借助负债去消费。
2、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决定了调剂资金余缺必须运用信用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剩余者和资金短缺者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这就决定了资金余缺的调剂不能是无偿的，而必须是有偿的，即资金剩余者暂时让出资金是以在约定时期收回资金并索取代价为前提的，资金短缺者也是以暂时使用并支付报酬为条件的，这就产生了信用关系。
3、市场经济中信用关系无处不在，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
市场经济下，不论是个人、企业、政府、还是金融机构，都需要利用信用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信用活动来保持生产连续进行或扩大生产；政府几乎没有不发行债券的，利用信用关系生产公共产品，调控经济活动；银行通过办理个人储蓄,吸收企业、政府存款,发放贷款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个人一方面通过银行存款或购买企业、政府债券成为债权人，另一方面也通过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等方式获得信用而成为债务人。发达国家更是普遍。这些信用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联结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和一切经济环节的纽带。经济越发展，债权债务关系越紧密，信用越成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一旦遭到侵害，就易引发债务危机、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年，在经济信用高度发达的美国发生的由次债危机引发的信用危机进而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造成美国历史上的再一次经济危机就足以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信用经济。4、从信用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来看，虽然有时会有副作用，比如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而引发泡沫经济，但主要还是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信用解决了资金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提高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经济部门协调发展；通过信用可以把社会上一切闲置资金集中起来转化为资本，从而大规模地迅速扩大资本量；通过各种信用工具结算手段的运用，加速了商品流转，缩短了流通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通过消费信用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总效用。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时期后，经济领域的信用关系也就相伴而行。只是在以物易物的交易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的商品经济时期，信用关系即信用交易并不普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赊销和货币借贷行为等债权债务的逐渐普遍化，特别是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信用关系已无处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丰富多彩，而所有信用形式的采用和信用工具的使用都是建立在信用提供者和使用者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信用成为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可称作信用经济。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信用信用经济
论文摘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现代的市场经济又是信用关系最普遍的一种经济，即信用经济。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二者有怎样的关系？最终又如何理解现代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用经济呢？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3篇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相关组织组成的团队之间的竞争。科学选择和评价合作伙伴是建立战略联盟的关键,而信用是企业选择合作供应商并进而建立战略联盟的重要条件之一[1]。目前研究企业信用主要集中在借贷关系方面,而战略联盟强调企业间保持长期稳定关系,评价其信用就不能仅局限于狭义信用方面,对供应商企业的广义信用评价就显得更为重要。相关研究表明,建立“双赢”SCM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选择敏捷的、有竞争力的和相容的供应商[2][3],而对供应商信用等级进行正确评价又是实现优化选择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关键,同时也对提升整个SC的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如何构建供应商的信用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
一、主成分分析评价方法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主要思路是将分散在一组变量上的信息集中到几个综合指标主成分上,所得的综合指标是原来变量的线性组合,以便于利用主成分描述数据集内部结构。它是通过降维方法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即用研究0维的1空间代替2维的3空间,而且低维的1空间代替高维3空间时所损失的信息很少,即代替后的数据仍然高度具备原数据的特性。
主成分分析法是多属性决策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消除指标样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保持样本主要信息量的前提下,提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主要指标的合理权重,用主成分作为决策分析的综合性指标[4]。
设有p个指标x1,x2,…,xp反映观察对象的各个特性,每个指标对应一个样本值,这p个指标构成了一个p维的向量,若观察了n个对象,就有n个p维向量,用矩阵X表示为:
X[DD(][]n×p[DD)]=x11[]x12[]…[]x1p
x21[]x22[]…[]x2p
[][][]
xn1[]xn2[]…[]xnp
构建这个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能反映这p个指标的线性函数∑[DD(]p[]i=1[DD)]aixi,它能把p个变量在n个样本上的差异综合表示出来,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线性函数,它就是这个变量的主要成份(principlecomponent),找出这个主要成份的方法就成为主成分分析方法。
把这p个指标x1,x2,…,xp看成随机变量,他们的期望值与协方差矩阵为:
Ex=Ex1x2xp=Ex1Ex2Exp=μ1μ2μp
V=(vij)=(cov(xi,xj))=v11[]v12[]…[]v1p
v21[]v22[]…[]v2p
[][][]
vp1[]vp2[]…[]vpp
vii就是第i个变量的方差,因此这p个变量总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用∑[DD(]p[]i=1[DD)]vii来反映,记为y,于是y的方差Var(y)=Var∑[DD(]p[]i=1[DD)]aixi)=∑[DD(]p[]i=1[DD)]∑[DD(]p[]j=1[DD)]aiajvij=aTVa,a=[a1,a2,…,ap]T,Var(y)就最能反映xi的变化。可以看出,要对a做一下限制,否则Var(y)可以无限增大就没有意义,限制aTa=∑[DD(]p[]i=1[DD)]a2i=1,此问题的数学问题就是已知协方差矩阵V,求满足约束条件aTa=1的a,使aTVa达到最大。这是一个求条件极值的问题。所以寻找主成分的方法是:第一,先求出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第二,求得V最大特征根λ和相应的特征向量a=[a1,a2,…,ap]T,于是a1x1+a2x2+…+apxp就是所要求的主成分分量。这样求出的主成分分量其反映原来p个变量变化的状况的多少用其贡献率来表示,贡献率=λ/∑[DD(]p[]i=1[DD)]vii,贡献率越大表示这个主成分分量的“综合”能力越强。
然而,如果主成分分量的贡献率达不到80%,那么其反映变量变化情况的能力是很差的,这时就要考虑其他主成分分量,具体做法是把矩阵的特征根λ从大到小排列,依次计算前几个特征根所占的比重即主成分分量的贡献率,当前t个特征根的比重超过80%时,就分别选取这t个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主成分分量,分别称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t主成分,计算出这些主成分的值分别与他们的贡献率相乘,然后相加就是综合的评价值。
总第388期
李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供应商信用评价
••
••商业研究
2009/08
二、供应商信用等级评价指标选取
构建供应商信用等级评价指标体系[2,4],经过反复筛选,从上述22个指标中选取14个适合分析的技术经济指标。x1顾客服务水平=缺货次数/订货次数,衡量在承诺期内供应商准时或提前交付订购量的能力;x2流动资金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反映流动资金周转速度;x3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运用效率;x4资产负债率=负债平均总额/资产平均总额,反映企业总资产来源于债权人提供的资金的比重以及企业资产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程度;x5短期偿债能力速动比率=(货币资金+短期负债+应收票据+一年内应收账款)/流动负债,反映企业可用在一年内快速变现的流动资产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x6购货款支付率=(期初应付货款+本期购货款-期末应付货款)/(期初应付货款+本期购货款),反映企业购货款支付能力;x7生产增长率=(本年生产总值-上年生产总值)/上年生产总值,反映企业生产能力增幅程度;x8一级品率=一级品商品价值/全部商品价值,反映企业生产质量水平;x9合同执行率=(应履行销售合同个数-未履行销售合同个数)/应履行销售合同个数,反映企业合同完成水平;x10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衡量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中存货运转效率的一个综合性指标;x11总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反映企业总资产能够获得利润的能力,是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的指标;x12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产品销售净收入,反映企业销售收入的获利水平;x13净利润增长率=(本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程度。x14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额占企业销售额比率本产品市场份额,反映企业在同行业中所处的地位。x2、x3、x6、x7、x8、x9、x10、x11、x12、x13、x14为效益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x1和x4为成本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小越好;x5为固定型指标,即指标值为一数值时比较好,可选取本年度行业平均值。
三、应用实例
选取8家供应商相关指标值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求解[5]。将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标准化矩阵的协方差矩阵就是相关矩阵,经计算,得到相关矩阵,其最大的4个特征根λ1=6.420,λ2=2.708,λ3=2.217,λ4=1.228,累计贡献率达到89.805%,选用这4个特征值综合这些指标的信息,设这4个因子为y1,y2,y3,y4,同时可知y1基本反映x2、x3、x5、x6、x7、x8、x10、x11各指标的综合信息,表示资金能力;y2反映x4、x9、x12、x14各指标信息,表示销售能力;y3反映x1、x13各指标信息,表示服务能力;而y4则更集中反映了x9的信息,表示执行能力。
第4篇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第5篇
【关键词】经济新闻 经济数据 数据运用
处在经济活动不同环节中的人们了解经济信息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阅读经济新闻。经济新闻是报道人类社会最新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最新自然经济现象的新闻，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经济选择与经济决策的报道。而最直接反映这些新变化的就是经济数据。根据受众和所关注的经济活动范围的不同，经济新闻一般分为财经新闻、产经新闻、政经新闻和社经新闻四类。虽然分类不同，但它们都离不开经济数据的支撑，尤其是财经新闻更以数据作为核心竞争力。
数据是经济新闻的灵魂
经济新闻要少一些激情，多一些冷静和客观，而最客观和冷静的就是数据。无论是对经济现象的报道和分析，还是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跟踪，抑或经济发展形势的预测都离不开定量的剖析。经济数据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记录和集中反映，是构成经济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每个经济数据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新闻。
例如2011年3月5日，新华网在总理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立即登出一则题为《五大数据看走势――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关键数据》的新闻，其中列出了2011年的GDP增长目标为8％、CPI涨幅保持在4%以内、新增城乡就业量900万以上、广义货币增长16%、财政赤字9000亿元等数据。这些数据自身就是经济新闻，对其分析和解读可以说明2011年的经济形势和“十二五”开局之年的走势，就能准确报道新闻事实，反映经济新闻的报道主题，加强说服力和可信度。
记者得当好“解码器”
面对一系列经济数据，记者必须当好 “解码器”，及时且有效地向受众传递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解码器”这一标准给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新闻的写作与采编过程中，记者必须具备更高的新闻和财经专业知识素养，要能弄懂这些经济信息和经济数据，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和意义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深入、通俗地解读这些数据，从而为受众提供专业思考和有效预测。这也是为何近年来财经记者走俏的原因。
那么记者怎样当好数据“解码器”？应该做好数据获取――受众定位――读码三个环节。
在数据获取这个环节中，记者首先要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这是保证数据科学性的基础；其次要做调查和确认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无误。经济新闻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财经新闻对数据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在股票市场中，数据通常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一般而言，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外经贸部的数据最权威。
在运用上要注意数据的准确和有效性。2005年7月正值国家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之际，一家媒体报道的“上海房价一天下跌2000多元”消息引起了全国同行的质疑。这下跌2000多元是指一栋房屋还是平均价？具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不具有代表性，这个数据是无效的。
对于数据还得注意一些问题如：“环比”还是“同比”、计算范围是否全面以及科学性如何等，否则就会引起大家的质疑。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就曾引起广泛质疑。
受众定位主要体现在记者认清自己采写的经济新闻所面对的受众，即受众意识。数据的不同处理方法也要体现这种受众意识。一般认为对经济数据的报道及解读要通俗易懂、走平民化路线，这种观点不错，但是不能全部都这样处理。对于目前的快讯、手机报等消息类的新闻题材，这种方法就不太适用，因为过于冗长而不符合简洁、清晰的要求。对于专业报刊而言，它的受众主要是专业人士，因而不需要过于通俗和平民化的赘述，应该多一些权威性的解读和观点。这就要求强势的专业性报刊媒体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和专家智库，在这方面美国的彭博社就是一个先驱者。
经济新闻有财经新闻、产经新闻、政经新闻、社经新闻，对于经济数据的运用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之间有很多内在联系，但是对数据运用的侧重点不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核心受众不同，财经新闻的核心受众是投资者；社经新闻核心受众是消费者；政经新闻则为所有人关注。那么运用数据时就会有不同，财经新闻需较强的专业性，社经新闻则要求通俗易懂。
获取数据、确定受众后记者就要对经济数据进行“解码”了，这也是数据运用的关键步骤。对经济数据的“解码”从表及里应该分为揭背景、作对比、做形象、出观点四步。
揭背景就是要提供经济数据的背景材料和经济依据。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和一组经济数据的，总有其背景和历史原因。当然有的新闻对于背景的要求不是太高，那就要有侧重点，注意取舍，有的放矢，以利于受众对经济数据以及经济信息的总体把握和理解。
作对比就是要把单个的经济数据放在横向和纵向的动态环境中体现其新闻价值。“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一个数字之所以具有新闻性，与它的绝对数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它以直观的方式提示了某种差别和变化”。对于瞬息万变的经济领域而言，数据的对比是最直接的反映。可以说数据对比在经济新闻中的意义就好比人的眼睛，是最亮、最体现生命力的一笔。横向比较是指同期的不同数据比较，而纵向比较是指数据在不同时期的对比。在财经新闻中经济数据的对比体现得更明显，证券市场无时不在变化，股指变动直接用上升下降来表示其实就是一种纵向对比。
做形象即将经济数据加以形象化展示，让语言更通俗生动些，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对一般受众而言，通常会采用比喻法、换算法、图表法。通过这些办法使数据更形象，使读者对数据的了解更为直观。当需要对众多数据进行对比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图表表示，使数字间关系一目了然。尤其是财经、证券新闻中，图表非用不可。
出观点可以说是经济新闻的亮点，同常规报道相比，经济新闻要求记者有能动性，能做出分析解读，多评论、出观点。“出观点”也是目前各家财经媒体竞争的核心。记者对于经济数据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的报道上，还要力求抓住现象背后的本质，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为受众提供专业思考和预测。目前，我国已进入全民理财时代，在财经领域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看法，所以经济新闻记者在给经济数据解码时不仅要出观点还要能出引导性的观点。这就要求记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阔的专业领域的人脉，而且人脉要“多元化”，专家、学者、股评家、草根评论员等都要能成为自己的“智库”。
经济数据的运用要慎重
经济数据在经济新闻中的运用要慎重，稍不谨慎将影响无数的受众甚至整个经济市场。在经济数据的运用过程中，首先要确保数据准确可靠，其次要坚持正确的引导方向，要避免对经济数据的误读，对于一些保密性的数据更要谨慎处理。
数据的准确可靠性主要看数据本身的科学性、数据源和获取渠道。数据的运用还要坚持正确方向，如果有人有意散布虚假的信息、不实的报道或者片面夸大一些不良的内容，则会引起市场的动荡，所以记者和编辑要提高甄别能力，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记者还应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避免数据的误读、误用、误判。编辑人员更要严格把关。
对于直接关系到国家进出口计划、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要坚持保密性，不到规定时期不宜报道。所以，在经济数据运用过程中要掌握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对运用的数据严格把关，防止造成由重要经济数据泄密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①肖鲁仁：《经济新闻采写导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②贺宛男：《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③方琦：《经济新闻实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第6篇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赊销产品或劳务而形成的应收款项，是企业流动资产的一个重要项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信用的推行，企业应收账款数额普遍明显增多，应收账款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日益重要的问题。
一、应收账款的功能
应收账款的功能就是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一下方面：
1、扩大销售，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赊销是促进销售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赊销实际上是向顾客提供了两项交易：向顾客销售产品以及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向顾客提供资金。在银根紧缩、市场疲软、资金匮乏的情况下，赊销具有比较明显的促销作用，对企业销售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2、减少库存，降低存货风险和管理开支。企业持有产成品存货，要追加管理费、仓储费和保险费等支出；相反，企业持有应收账款，则无需上述支出。因此，当企业产成品存货较多时，一般都可采用较为优惠的信用条件进行赊销，把存货转化为应收账款，减少产成品存货，节约相关的开支。
二、应收账款管理不善的弊端
1、降低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使企业效益下降。由于企业的物流与资金流不一致，发出商品，开出销售发票，货款却不能同步回收，而销售已告成立，这种没有货款回笼的入账销售收入，势必产生没有现金流入的销售业务损益产生、销售税金上缴及年内所得税预缴，如果涉及跨年度销售收入导致的应收账款，则可产生企业流动资产垫付股东年度分红。企业因上述追求表面效益而产生的垫缴税款及垫付股东分红，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久而久之必将影响企业资金的周转，进而导致企业经营实际状况被掩盖，影响企业生产计划、销售计划等，无法实现既定的效益目标。
2、夸大了企业经营成果。由于我国企业实行的记账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应收应付制），发生的当期赊销全部记入当期收入。因此，企业的帐上利润的增加并不表示能如期实现现金流入。会计制度要求企业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百分比来提取坏帐准备，坏帐准备率一般为3%-5%（特殊企业除外）。如果实际发生的坏帐损失超过提取的坏帐准备，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此，企业应收款的大量存在，虚增了账面上的销售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企业经营成果，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成本。
3、加速了企业的现金流出。赊销虽然能使企业产生较多的利润，但是并未真正使企业现金流入增加，反而使企业不得不运用有限的流动资金来垫付各种税金和费用，加速了企业的现金流出，主要表现为：
（1）企业流转税的支出。应收账款带来销售收入，并未实际收到现金，流转税是以销售为计算依据的，企业必须按时以现金交纳。企业交纳的流转税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以及城市建设税等，必然会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2）所得税的支出。应收账款产生了利润，但并未以现金实现，而交纳所得税必须按时以现金支付。
（3）现金利润的分配，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应收账款的回收成本都会加速企业现金流出。
4、对企业营业周期有影响。营业周期即从取得存货到销售存货，并收回现金为止的这段时间，营业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存货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营业周期为两者之和。由此看出，不合理的应收账款的存在，使营业周期延长，影响了企业资金循环，使大量的流动资金沉淀在非生产环节上，致使企业现金短缺，影响工资的发放和原材料的购买，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5、增加了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的出错概率，给企业带来额外损失。企业面对庞杂的应收款账户，核算差错难以及时发现，不能及时了解应收款动态情况以及应收款对方企业详情，造成责任不明确，应收账款的合同、合约、承诺、审批手续等资料的散落、遗失有可能使企业已发生的应收账款该按时收的不能按时收回，该全部收回的只有部分收回，能通过法律手段收回的，却由于资料不全而不能收回，直至到最终形成企业单位资产的损失。
三、应收账款管理的目标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应收账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产销的统一体，企业一方面想借助于它来促进销售，扩大销售收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又希望尽量避免由于应收账款的存在而给企业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坏帐损失等弊端。如何处理和解决好这一对立又统一的问题，便是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目标应收账款管理的目标，是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并在这种信用政策所增加的销售盈利和采用这种政策预计要担负的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只有当所增加的销售盈利超过运用此政策所增加的成本时，才能实施和推行使用这种信用政策。同时，应收账款管理还包括企业未来销售前景和市场情况的预测和判断，及对应收账款安全性的调查。如企业销售前景良好，应收账款安全性高，则可进一步放宽其收款信用政策，扩大赊销量，获取更大利润，相反，则应相应严格其信用政策，或对不同客户的信用程度进行适当调整，确保企业获取最大收入的情况下，又使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重点，就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客户的信誉情况制定企业合理的信用政策，这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为达到应收账款管理目的的必须合理制定的方针策略。
四、公司应收账款问题的解决办法
应收账款管理工作做的好，首先应建立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信用政策是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信用标准、信用条件和收账政策三个方面。信用标准是企业同意向用户提供商业信用而提出的基本要求。通常以预期的坏账损失率作为判别标准。如果企业的信用标准较严，只对信誉很好、坏账损失率很低的用户给与赊销，则会减少坏账损失，减少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但这可能不利于扩大销售量，甚至是销售量减少；反之，如果信用标准交款，虽然会增加销售，但会相应的增加坏账损失和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信用条件是指企业要求用户支付赊销款项的条件，包括信用期限、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信用期限是企业为用户规定的最长付款时间，折扣期限是为用户规定的可享受现金折扣的付款时间，现金折扣是在用户提前固款是给与的优惠。提供比较优惠的信用条件能增加销售量，但也会带来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坏账成本、现金折扣成本等额外的负担。收账政策是指信用条件被违反时，企业采取的收账策略。企业如果采用较积极的收账政策，可能会减少应收账款成本，减少坏账损失，但要增加收账成本。如果采用较消极的收账政策，则可能会增加应收账款成本，增加坏账损失，但会减少收账费用。在制定收账政策时，应权衡增加收账费用与减少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和坏账损失之间的得失。合理的信用政策应把信用标准、信用条件、收账政策结合起来，考虑三者的综合变化对销售额、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坏账成本和收账成本的影响。
根据应收账款管理制度，针对在企业应收账款分析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办法，解决公司在应收账款回收中出现的问题，加快公司的资金循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实现企业的效益目标。
1、加强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工作
公司在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有些方面做得不够细，比如说，对用户信用状况的分析，账龄分析表的编制等。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工作：(1)做好基础记录，了解用户（包括子公司）付款的及时程度，基础记录工作包括企业对用户提供的信用条件，建立信用关系的日期，用户付款的时间，目前尚欠款数额以及用户信用等级变化等，企业只有掌握这些信息，才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2)检查用户是否突破信用额度。企业对用户提供的每一笔赊销业务，都要检查是否有超过信用期限的记录，并注意检验用户所欠债务总额是否突破了信用额度。（3）掌握用户已过信用期限的债务，密切监控用户已到期债务的增减动态，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与用户联系提醒其尽快付款。(4)分析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平均收账期，看流动资金是否处于正常水平，企业可通过该项指标，与以前实际、现在计划及同行业相比，借以评价应收账款管理中的成绩与不足，并修正信用条件。(5)考察拒付状况，考察应收账款被拒付的百分比，即坏帐损失率，以决定企业信用政策是否应改变，如实际坏账损失率大于或低于预计坏帐损失率，企业必须看信用标准是否过于严格或太松，从而修正信用标准。(6)编制账龄分析表，检查应收账款的实际占用天数，企业对其收回的监督，可通过编制账龄分析表进行，据此了解，有多少欠款尚在信用期内，应及时监督，有多少欠款已超过信用期，计算出超时长短的款项各占多少百分比，估计有多少欠款会造成坏账，如有大部分超期，企业应检查其信用政策。
2、加强应收账款的事后管理
收账管理包括如下两部分工作：(1)确定合理的收账程序，催收账款的程序一般为：信函通知、电报电话传真催收、派人面谈、诉诸法律，在采取法律行动前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遇以下几种情况则不必：诉讼费用超过债务求偿额；客户抵押品折现可冲销债务；客户的债款额不大，可能使企业运行受到损害；后收回账款的可能性有限。(2)确定合理的讨债方法。若客户确实遇到暂时的困难，经努力可东山再起，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以便收回账款，一般做法为进行应收账款债权重整：接受欠款户按市价以低于债务额的非货币性资产予以抵偿；改变债务形式为“长期应收款“，确定一个合理利率，同意用户制定分期偿债计划；修改债务条件，延长付款期，甚至减少本金，激励其还款；在共同经济利益驱动下，将债权转变为对用户的“长期投资“，协助启动亏损企业，达到收回款项的目的。如客户已达到破产界限的情况，则应及时向法院，以期在破产清算时得到部分清偿。针对故意拖欠的讨债，可供选择的方法有：讲理法；恻隐术法；疲劳战法；激将法；软硬术法。
3、应收账款核算办法和管理制度
应收账款账户中子公司欠款额占总额的60.42%，加强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和监控，改善应收账款核算办法和管理制度，解决好公司与子公司间的账款回收问题，下面从几个方面给出一些建议：(1)加强管理与监控职能部门，按财务管理内部牵制原则。该公司在财务部下设立财务监察小组，由财务总监领导配置专职会计人员，负责对营销往来的核算和监控，对每一笔应收账款都进行分析和核算，保证应收账款账账相符，同时规范各经营环节要求和操作程序，使经营活动系统化规范化。(2)改进内部核算办法。分别针对不同的销售业务，如公司与购货经销商直接的销售业务，办事处及销售网点的销售业务，公司供应部门和贸易公司与欠公司货款往来单位发生的兑销业务，产品退货等，分别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与程序以示区别，并采取相应的管理对策。(3)对应收账款实行终身负责制和第一责任人制。谁经手的业务发生坏帐，无论责任人是否调离该公司，都要追究有关责任。同时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作为业绩总结考评依据。(4)定期或不定期对营销网点进行巡视监察和内部审计。防范因管理不严而出现的挪用、贪污及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降低风险。(5)建立健全公司机构内部监控制度。针对应收账款在赊销业务中的每一环节，健全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制度。努力形成一整套规范化的对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程序。
参考文献：
1、陈显兰，企业走出应收账款困境的思考，四川会计J，2002年第6期；
2、张津京、邱素琴，加入WTO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对策，河北财会J，2002年第6期；
3、张采风、李忠江，应收账款的管理与清收，黑龙江财会J，2001年第12期；
第7篇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第8篇
[论文摘要]信用是随着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被称为信用经济。从2002年“信用提案”第一人童石军提交《关于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提案》到今天，信用的广泛连锁性和依存性向我们透视信用一旦恶化将应运而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失信行为一旦持续下去，信用问题将会套牢整个社会。
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课题负责人:范满志，成员：范满志，成晓玲，刘雅琴，执笔：刘雅琴
一、信用环境亟待改善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理论”即人为的打破了一个建筑物的玻璃窗户，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最后造成一种无序的局面。近年来，“破窗理论”在我国作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由于信用破坏者没有得到及时适度的惩罚，搭失信便车的事屡见不鲜：经济纠纷和债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不断翻新的假货迫使百姓选择超前储蓄放弃即期消费，由逃废债务、合同欺诈、劣质假冒等失信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率。
从整个社会看，计划经济时代的信用仅为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经济转轨初期的信用微观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新的道德规范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诱导失信行为频繁发生。例如市场经济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现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产等无疑都与信用问题直接有关。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看，构筑信用经济关乎市场经济的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边际效应进入加速递减阶段，集约式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政府已经能够承担起解决信用问题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视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且影响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信用缺失问题，应该采取理性的决策，同时诱导其他相关因素改变博奕结果。
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
第一，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欧美国家，信用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发达国家中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为银行的大量富余资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时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长期对个人信用的漠视，我国虽然从1999年起在上海开展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业务，但很多地区公民的信用记录仍为零，滞后的个人信用制度成为制约消费贷款的“瓶颈”。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不佳。一是向社会提供劣质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诺，侵犯他人商标权。二是利用变更法人代表、资不抵债、兼并、解散、破产、多头开户等手段套取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三是在破产时采取“大船搁浅，舰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认抵押贷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前的“真空时空”，隐蔽、私分或转移财产；资产评估不实，职工安置费用高，破产费用开支大；拍卖不规范，低于评估价出售破产财产的方法，肆意逃废银行债务。
第三，银行信用监控及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银行业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量口径趋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削弱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存在评价工作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不足、指标数据来源有缺陷及评价指标的设置不够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第四，体制改革中信用问题突现。随着乡镇机构的撤并、人员精简等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实，旗县区银行在金融债权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难、转化难、保全难的问题。其一，基层机构撤并后承贷主体发生变化，原借款凭证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门讨债无门。
第五，信用缺失阻碍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是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相关利益主体不可回避的一个商业命题，由于缺乏与信息产业相适应的信用环境致使网上金融发展缓慢。就信用卡而言，其业务在制度法规、核算手续、监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频频发生使人们怀疑其“信用”程度。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安全性决定了消费者选择传统结算方式。与实体经济一样，离开信用这一基础，会使电子商务的交易额缩减、交易成本增加、发展难以为继。电子商务系统的特性表现出虚拟经济对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的思路
（一）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引导社会信用。首先，要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制定的政策法规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因领导变更而推卸政府承诺，要切实有效的维护产权。其次，要明确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及相应的管理目标和内容；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制范围和程度，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第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建立相应的道德价值秩序。加大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教育。第四，应协调并整合企业信息资源，建立相对完整的资信数据库和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推动和保障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网络交易的安全与信用，并通过立法的方式为网络经济提供刚性的信用规则，推动互联网行业的稳步发展。第五，增强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监督与服务功能，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将其与失信档案共同纳入法律管理办法。第六，要以诚信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场，创造诚信的投资环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确保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共赢发展。我国应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改变现有的维护信用的法律条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现状，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时借鉴国际银行业成熟、有效的评级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使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在开放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资源，从而达到多方共赢发展的目标。
（三）强化企业自身素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首先，现代企业要以诚信为重要的经营理念，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新型资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时，把信用贯彻到内部管理、客户服务、员工教育、同业竞争中，形成强大的信用约束机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有注册会计师认可的财务报表，加大企业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业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业内部三个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机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阶段的资信调查与评估机制、中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债权保障机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机制；“1”指企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人员），全面管理企业信用赊销的各个环节。
第9篇
管理可以最充分的发挥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将潜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因素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体系，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措施可以转化。生产力不会自动形成，科学技术无论是本国发明的还是引进的科学技术，要想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将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才会变为有价值的生产力系统。而且技术越是进步，越需要高水平的管理，管理为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准备了条件。
二、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1）人员管理的规范化。不论怎样的管理制度，如果员工不能真正理解管理规范之下的真正含义，那么规则条令，也只会流于形式。不断强化和优化日常财务基础管理，不只是从形式上掌握科学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管理者从本质上学会做到人员行为的规范化，使得管理有足够的深度和更容易取得实质的效果。并能够提高内部人员素质基础来应对高层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使工作事半功倍。
（2）财务数据的信息化。财务收支状况和管理成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通过财务数据管理来反映，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并是以财务数据信息化为基础，这也是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3）基本财务流程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财务一体化是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财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流程管理以及记录管理，这样不仅能使公司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得到良好的沟通，保证信息在部门内部得到及时的共享和传递，还能使各个程序得到有效的协调管控，实现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能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性。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经济管理只有信息化才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真正体现出信息化对经济管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计算机管理体系是网络财务软件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信息化为信息化决策提供了信息库和全面而灵活的规划框架，也减小了可能带来潜在成本的投资风险，而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更是建立和健全现代管理体系。同一个信息管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化的信息统筹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提高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如何做好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将信息化建设辐射多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另外，财务、进销、库存、生产等不同的业务流程也都有不同的重点，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对整体和各部门的业绩进行评价也需要软件的支持，统一快捷的网络系统和深入分析数据的智能报表系统必不可少，而财务管理信息化都需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作为坚实的保障。
三、经济管理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管理理念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贯彻落实内部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不断更新思想的关键。作为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素养，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经济管理新理念，坚持正确的竞争意识，贯彻于整个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将全新的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企业创新发展经济管理的重要前提需要内部观念性理念的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指导经济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纠正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断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模式，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是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现代企业应该采取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形成充分的认识与重视，维持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二）战略管理的创新
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企业首先要不断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发展经济管理战略的创新，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实施战略，及时准确捕捉有利的外部环境机遇。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的工作重点，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式，以正确的强势姿态迎接挑战与风险，切实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落实经济管理目标。企业先进的生产力与长远的经济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创新发展应该具备良好的全局性、前瞻性，加强创新企业战略的多种渠道，引进各种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市场的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组织结构的创新
在强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中，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需要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为保证，传统的企业管理大都分散的组织结构，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结构需要合理与精简高效，首先应采取多层垂直的组织结构，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企业管理幅度，以减少管理层次，不断精简职能机构，增强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形成快速的传达信息的速度，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更具有横向性、扁平化的特征，提高反馈和传达信息的速度。其次是在现代化企业应不断更新的外部环境发展趋势，经济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束缚，建立与完善柔性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多样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
（四）人本管理的创新
第10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考
所谓家族企业，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利益为目标，同一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或大部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对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家族企业无论在发展生产力、扩大劳动就业方面，还是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然而，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却比较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了困扰着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家族企业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我国家族企业的繁荣发展和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对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一、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1.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关权利，这个权利最终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控制权。它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构成。家族成员之间由于特殊的亲属关系，不但物质资本产权不甚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更加模糊。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许多成员并不能从家族企业中得到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某些家族成员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因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业中，处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体现其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家族成员内讧，最终导致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2.聘用人员排他性现象突出。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价值的社会人力资本。由于招聘范比较狭窄，家族企业需要人时，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内部人员或者是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员来补充。但家族内部人员和介绍来的人员，并不一定掌握本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业招聘人员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是按照个人简历情况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没有进行全面测评即被聘用，这样就出现人与事不匹配，最终导致所招聘到的人员不尽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时候，则往往只从浅层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虑，使外聘人员不能很好地融于企业，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3.激励机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但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企业主对激励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激励就是“奖励和惩罚”。从理论上分析，当员工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以后，物质刺激并不总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同时，家族化管理的企业，由于内部特殊的人际关系格局，使得“圈内人”与“圈外人”划分明显，两者之间缺乏亲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对于企业缺少安全感、归属感。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仍然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认为他们未必靠得住。这种观念不仅会破坏企业的团结，而且还会影响非家族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也难以在工作中实现，致使他们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励。
4.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淡薄。许多家族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够，使家族企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我国家族企业的资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企业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运营主要通过血缘或友情纽带维系，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强成员间的协作意识，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监督成本。但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短缺，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不能实现持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等方面，家族企业不愿意自己投资培养，不愿承担人才投资成本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总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业的人才墙脚；或者等到人员空缺影响正常运作时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时问仓促，很难保证录用人员的质量。
5.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家族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家族领导者的决策随意性较大，且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在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自主性和灵活性比较大，对市场信号反映灵敏、决策快，可以加快调整经营和生产方向。但是，在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却表现出很多不规范之处。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对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考核以及辞退等方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在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带有众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随意性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企业的一些重要岗位和部门中，都安排着自己的家族成员，而对非家族成员要求苛刻，一旦违规处罚过重，这样不仅挫伤了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把高素质人员招至麾下，加速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
三、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途径
如何加强积极有效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员工投身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家族企业面临并着力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要求家族企业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不断地开拓适合员工思想实际以及适合他们特点的用工新途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适应国营企业，同样也适应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要想规范、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不仅要求企业各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还要求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明了。对家族企业来说，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决策科学，以推进企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强化科学公正的用人意识。家族企业在规模扩大以后，必须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建立科学、公正的用人机制，任人唯贤，按照制度规范招纳贤才，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潜力，适应多层次、宽跨度的综合性企业管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一要推行招聘工作制度化，根据事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面向社会吸取更有价值的人力资本。二要严格执行招聘制度，企业在在招聘过程中，必须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择优录取，严格考核，用刚性的商业原则代替柔性的亲情伦理观念。三要建立家族成员退出机制，这可以使家族成员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转换到适当的位置，从而避免家族成员合理流动引发的家族关系不协调对企业经营决策造成的不良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合理地用人，才不会造成企业内部人才的浪费，并保证企业的长足发展。
第11篇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信用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石。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信用低下则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信用危机则必然成为市场的“癌种”，信用缺失则必然成为企业败死主因。信用问题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仅言非公有经济，意在管中窥豹，并不表明非公有经济比其他各界的信用危机更为严重。
非公有经济信用含义的层次性
信用这一概念，通常包涵两种内容：一是指因为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说某单位或某个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时偿还，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证，比如说信用贷款。
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侠义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动机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缘、多拉关系。侠义，旧时指讲义气、肯冒险助人。这一点很像昔日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为。部分非公有经济界人士一旦赚了钱就容易财大气粗，甚至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随便表态，随便许愿，随便承诺。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帮，什么难都能解。但因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亲者与疏者不能一视同仁，加之前说后变，致使侠义性的信用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夹杂着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行贿。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自然地就赢得利益、赢得利润。在商言商。非公有经济总是要获取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讳避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什么？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义、规则。如果有人标榜非公有经济不要赚取金钱、不要谋取利润、不要获取财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盗铃、痴人说梦。但是，非公有经济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经济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财富的积聚，不择手段；要求非公有经济把对金钱、利润、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可能成为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诱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更加雄辩地证明，一旦物质冲动变为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丧失理性，人们就会急功近利，只想从市场经济中捞取什么，而不想能为市场经济建设贡献什么。这种现象的泛化，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升华非公有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主旨在于重视企业生存之本，重视从业者的为人之道。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与交往。这种交换与交往应当遵循公开竞争和人已互惠的规则。但是，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过程中，有些非公有经济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却错误地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有损人才能利己。他们片面地夸大“市场如战场”，简单化地把商战等同于兵战，从而得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错误结论。认为只有在经济总量、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对方的份额，才显得自己聪明、精明、高明。其实，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不义经济行为。因为这种经济赢利原则是以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经济行为本身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用道德伦理。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剩余，获取经济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是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既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又不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非公有经济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摈弃损人行为，确立利他意识，并把这种利他意识升华为互惠、双赢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实现非公有经济负责人的人生价值。
不同的非公有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同一个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段也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层次都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一是侠义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侠义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层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断提升。
非公有经济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第一，常遭别人不讲信用的报复。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说，你对别人不讲诚信，别人对你自然也不讲诚信了。诚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与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毁坏信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反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讲信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法兑现的。虽然社会公正舆论并不赞成把别人失信作为自身失信的缘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欺诈反被欺诈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经济中并不少见。
第二，难以应对优势信用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面临外企总体优势竞争能力的挑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比这种挑战更严重的挑战是外企优势信用的挑战。不要说外企的优势能力，就是仅靠优势信用就能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瑞士银行、友邦保险、IBM服务、丰田质量、通用六个西格玛、沃尔沃顾客永远是对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公有经济面临与国外优势竞争能力与优势信用的双重挑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构建非公有经济自己的信用优势去应对外企的优势信用的挑战。
第三，恢复信用要花昂贵的代价。非公有经济要在较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信用优势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则很简单；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复信用，却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昂贵代价。回首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状况，应该说总体上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在非公有经济的信用方面，过去曾经有、当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担忧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的轻工、食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们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轻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没有超过5％。曾经向中国开放的黄金般的市场现在仍然开放着，只不过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国。当年温州的纸底皮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温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标明产自温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温州人为了挽回这一信用损失，付出了昂贵的惨重的代价。这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第四，私企业主丧失立身的根本。人无信不立。对于私企业主来说，信用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金字招牌。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维护，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契约社会，非公有经济没有信用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私企业主没有信用，则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场。我们有些私企业主，对不讲信用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损害了企业家的职业信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了投资环境恶化，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成为我们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重树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私企业主：一要认识到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信用危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必然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妨碍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是私营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更是巩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需要。二要认识到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私企业主、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从经济学的概念上讲，它是一种素质、品格和能力。他们的职业信誉是其职业道德、职业业绩的体现。它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不仅是对他们过去的总结，也是他们创造未来的资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论述，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古人云：“巧诈不如拙诚”。做人如此，经商亦然。私企业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诚”之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诚实经济。21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业主、私营企业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人，更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拥有良好职业信誉的人。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社会无信不稳。私企业主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才能够持续发展，快速前进。
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多维性
造成非公有经济的总体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仅靠独善其身是难以奏效的。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全民信用意识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营造信用优势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作为政府，必须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信用优势环境。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较少关注对一些权力部门的道德约束。其实，就某种意义说，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权力部门的诚实守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它们的诚实守信是难以言行到底的。而权力部门要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就必须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要切实健全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产权制度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方面虽有不小的进展，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全具备信用优势的经济。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人干了坏事必然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做了贡献必然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人们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可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就容易让人因不必顾及后果而产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场秩序，就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就会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可能更狂热地追求短期利益，从而进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中，政府必须帮助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二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市场经济有了政府对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有了来自国际的、具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力的监督。这些都是信用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更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职能，在不放弃、不削弱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减少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把某些地方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管制式的领导变为服务式的帮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设促进、保证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在自律与他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日趋完善。
三要切实公示信用状况。目前，我国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还比较低，收集非公有经济的准确信用信息非常困难，也缺少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其实，我国政府一些部门保存着相当多的企业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企业诉讼记录，房产部门的房产抵押情况等还要多。但是，这些信用信息既没有统一管理，更没有向社会进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完好的信用信息传输载体，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并及时公示企业信用状况。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业踢出重点培育的企业行列，上海吊销了十家有欺诈行为的企业执照，深圳、青岛规定，个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内不仅不能自己开公司，而且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这些做法有利于促进非公有经济及其从业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向往信用优势，鄙视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作为企业，“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练好内功，遵纪守法，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信用程度，这就必须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能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局，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非公有经济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私企信用管理模式。信用管理也是规范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非公有经济一方面要从控制交易全过程中各个业务环节的信用风险出发，强调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地处理各项业务。另一方面要使相关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专业化。这些专业化的管理工作包括：客户数据库管理、对客户的资信调查与信用评估、应收账款管理及欠款催收等。
第12篇
(一)不科学的管理方法
在几次农村信用社改革中，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权力下放。这样做有利于管理对信用社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能从根本上提高信用社的管理效率，也有效的避免信用社对中国银行的资金依赖，拥有独立的经营权。但是这样的权力下放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权力下放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地方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和管理，尤其是对信用社资金和资源的管理，当地政府容易进行过多干预，这样显然不利于信用社独立的发展，产生政府对信用社管理侵权的局面。其次，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仍然采用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信用社的管理方式应该以市场为主而不是行政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经验还不足，如果一直处于行政管理状态显然不利于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
(二)财务型管理人才缺乏
作为我国的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财务管理是信用社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信用社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财务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人才资源。财务管理是信用社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面，财务管理人才的缺乏显然使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经济效益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信用社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资金运转来进行的，由此可见财务管理对农村信用社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信用社主要位于农村，其管理方式多为粗放型管理，相关体制较落后，从而不能使信用社的经济管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信用社作为金融企业的一种，其经营目的同样是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财务管理人才的缺乏，导致信用社经营成本增大，吸引储蓄的能力下降，同时贷款能力不足。另外由于信用社的特殊地位，很多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财务管理之外还要承担其他的管理职责。
(三)改革定位具有矛盾性
在农村信用社的多次改革中着重强调了信用社的产权关系，指出必要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进行改革，同时鼓励农村信用社向着商业化的趋势改革，是信用社真正的实现自我发展和自主经营，同时自担风险，进行自我约束。另外在改革中作为农村信用社必须扎根于农村，并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始终坚持为三农的服务。虽然在信用社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作为从中国农业银行分离出来的信用社资金实力肯定比不上那些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实现有效的发展，必须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但是这显然不符合服务三农的宗旨，若要强调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信用社的改革初衷。因此应该调节好信用社的宗旨和改革目的，使两者能有机结合，真正为农村经济发展做贡献。
二、有效解决现代信用社经济管理问题的对策
虽然我国农村信用社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信用社股金结构，采用下放式与合作制的经营模式
面对目前信用社改革问题中出现的权力下放严重，政府限制较多等问题，在坚持权力下放的同时，农村信用社的经济管理还必须坚定的执行合作制经营模式，充分调动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的能动性，强化其自身的管理体制，以此来增强信用社的风险抵抗能力。同时农村信用社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增强对信用社成员服务能力，积极调动信用社成员的工作热情，使其提高工作效率，这显然也是有利于信用社有效发展的。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权力下放也应该运用到信用社内部管理体制中去，巩固信用社成员在信用社管理中的地位，形成整体的、系统的信用社管理体制。最后权力下放要求信用社成员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去，积极了解三农问题，为信用社宗旨服务。
(二)建立完善的信用社资金结算体系
由于农村信用社缺乏专业的财务管理人才，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引进优秀的财务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资金管理结算体系。现代农村信用社应该在继续开展同城票据结算的基础上，另外开展其他类似商业银行的转汇业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村信用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积极进行信用社其他业务的培训和学习，通过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水平建立全国结算业务，提高信用社的结算能力，扩展信用社的经营业务。其次，农村信用社可以借助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结构联合开展资金结算转汇业务，当然也可以结合一些其他组织结构开展自身的资金结算体系。最后，完善的信用社资金结算体系离不开优秀的资金管理人才，所以扩大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人才的招收是建立完善信用社资金结算体系的重要前提。
(三)组建农村信用社自律组织，对信用社改革进行准确定位
进过几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农村信用社经济管理体制取得较大进步，但是由于改革目标与信用社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矛盾冲突，主要是信用社经过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与信用社的服务宗旨相违背，应该在进行信用社改革的过程中加强信用社的资金运用能力，同时加强信用社在业务管理、员工管理、资金结算、资金调配方面充分发挥信用社的组织协调能力。组建农村信用社的自律组织，既可以切实为农村信用社服务，又可以保证政府组织等相关部们规定的落实和执行。信用社经济管理体制有效改革和创新，能为信用社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也为信用社不断发展、协调与平衡做贡献，从而增强信用社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目前信用社存在的问题，有多种解决策略，上面几条对策研究只是在笔者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提出来的。
三、结束语
第13篇
一、信用作用下的资本循环过程
在没有信用的条件下，货币资本循环是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而在信用时代，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又获得了一种循环形式，我们称之为信用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包括多种形式，即既包括传统的银行存贷资本循环，也包括虚拟资本循环和包括国际货币资本循环。这些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资本循环，都属于信用资本循环的范畴。信用经济系统使得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流转不断加速和规模不断放大。当信用资本循环中产生的货币资本作为预付资本进入产业资本循环时，它同样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入生产的，这时就好像让总资本也扩大了。但实际上，总资本的积累的确从规模和速度上加大加快了，但其作为以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并没有被放大。
下面，我们用图示来解释这种信用的放大现象。为了更简单的说明问题，假设每一期资本循环后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投入下一期生产。以下是没有信用时的生产循环图:
在无信用的再生产循环中，当期预付资本等于上期周转回来的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在信用经济中，生产循环图如下:
其中，K—n表示总资本，Kn是预付资本，K~n为自有资本;K''''n为借贷资本，由当期信用规模决定。我们看到，总资本K—n与预付资本Kn并不等同:总资本是往期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即K—n=Σi=1n-1Mi;预付资本Kn则完全取决于信用。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信用对生产的作用扭曲为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的放大效应。虽然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但这
并不妨碍被信用放大的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的形成。利润率R=MK，K指的是投入到生产中的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转化为预付资本的货币资本虽然在前一个形式中由于信用的关系有了虚拟的特性，可一旦货币资本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那么在资本家眼中，这些虚拟的来自信用的资本就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了。信用经济条件下，由信用提供的货币资本，只能支配价值，而不是直接由价值转化而来。因此，这些货币资本可以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其分割的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自身的量，而是一部分取决于它能支配的资本价值量，另一部分则取决于信用资本家的定价能力。前者由信用扩张程度决定，后者由货币资本供求关系，即竞争决定。可以支配价值的货币资本作为商品拥有了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通过利息表现出来。
二、利息率模型推导
1.利息率的计算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那个使用价值。论文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1]378这种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利息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以下这对概念:利息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得的利润，而不是生息资本作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生息资本作为资本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有一部分归职能资本家所有，另外一部分流回到货币资本家手中成为生息资本的利润。因为利息率衡量的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而生息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因此，利息率应该用利息除以预付资本来进行衡量。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说到:“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能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能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1]379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利息率的表达式:r=M''''K=MKM''''M=RM''''M其中K为预付资本量。剩余价值M在利润化过程中被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分割，其中货币资本家获得部分为M''''，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利息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为利润率R;第二为总剩余价值量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比例M''''M。
2.预付资本的构成
货币资本家能在总利润中占有多少部分，即M''''M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价值占总资本价值的比例，表现为借贷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占预付资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受到竞争的影响，即货币资本供求的影响。如果暂时撇开竞争不谈，我们首先对预付资本的构成比例进行研究。在一个利润计算期内，假定社会预付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借贷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自有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则Kall=K''''all+K~all。借贷资本家能够控制的生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为K''''allKall，且设信用在一定时期内将预付资本在自有资本基础上放大了d倍，d=KallK~all，那么上式就可以变为:K''''allKall=1-1d。这样，一定利润计算期内，借贷资本占总预付资本的比例，可以用信用放大程度d来表示。信用越膨胀，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放大的越多，则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生产资本比例就越高。3.去除竞争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如果我们将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除外，假设剩余价值的分割比例严格按照K''''allKall的比例进行，即M''''M=K''''allKall，变形可得:M''''K''''all=MKall。假设自有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是作为同质的资本参与生产，即周转时间相同，可以得到:M''''K''''=MK=M-M''''K-K''''=M~K~。如果排除竞争因素，不论货币资本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作为自有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都应获得同量利润。其中，M''''K''''是货币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是货币资本作为自有资本的收益率;MK是资本利润率。在这里，如果把竞争因素排除在外，在一定时期内，同量的货币资本不论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自有资本，都只能获得同样的利润，表现为资本的平均利润率R，此时就不会存在货币资本竞争套利空间，货币资本市场供求平衡。因此，当K''''allKall=M''''M时，利息率是理想的均衡利息率，我们用r*来表示:r*=R·K''''allKall=R(1-1d)
其中，R为利润率，d为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总额与自有投资之比。
4.正确认识利息率与均衡利息率的本质
舍去竞争因素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均衡利息率，但它反映的却并不是利息自身，而是其他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均衡利息和均衡价格这组概念来进行理解。均衡利息率和均衡价格并不是一回事:在均衡价格中，供给等于需求，供求不均衡造成的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偏离就会相互抵消，这时市场价格就在它的直接存在上，而不是只作为市场价格运动的平均数;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抵消后，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利息率并不是这样，去除供求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并不是资本的价值，因此利息率也并不可能是资本的价格。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平均利息率，利息率自身并没有趋势性，那么均衡利息率也不是表现自身趋势的存在，而是表现了一种外在的东西，即货币资本供求均衡这种状态。“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1]399市场利息率除去供求影响后，表现的“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意义上，利息率本身并没有存在的基础，因此利息率也不存在表现自身存在基础的平均值，所以均衡利息率并不是指利息波动的平均值。利息率不能反映自身的存在，它反映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而均衡利息率反映了外在经济形态的运行趋势，相应的利息波动反映的则是外在经济形态在趋势范围内的波动。
正因为利息率的表现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利息率在许多场合出现，包括各种长短期利率、贷存款利率、再贴现率甚至债券利率。我们既不能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来表现总资本概念上的利率，也不能用它们的平均值来表现，因为利率表现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即货币资本供求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平均值来代替。总资本概念的利息率反映的外在经济形态是以上所有“利息率”反映的相关经济形态的总和，即不同形式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总和。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利息率来暂时代表总资本概念下的利息率，但并不能代替它。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利息率的本质，在利息率的公式r=R·M''''M中，看到的是对利润的分割，即看到的是竞争的结果;在借贷资本收益率M''''K''''和产业资本收益率MK中，看到的是资本增殖，因此我们可以对借贷资本收益率和产业资本收益率进行比较来分析货币资本转移问题，但不能对利息率进行同样的分析。因为利息率并不是资本增殖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同样的，我们不能通过对某种具体形式的利息率数值上的比较来讨论货币资本的转移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的竞争关系不同。例如，不能因为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就认为货币资本应该从存款转移到贷款。
最后，虽然均衡利息率并不是利率的平均值，但利息率在长期会趋近均衡利息率，这是经济规律的外在表现，是各种资本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中进行竞争的结果，这也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切入点。
三、利息率围绕均衡利率动态波动
假定初期市场利息率等于均衡利息率，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资本周转变慢，利润率下降，均衡利息率下降，此时如果市场利息率没有变化，那么市场利息率就高于了均衡利息率，r>r*，此时，M''''M>K''''K，整理得M''''K''''>MK。设R''''=M''''K''''，R=MK，R''''为借贷资本收益率，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当市场利息率高于均衡利率时，借贷资本收益率高于资本平均利润率，R''''>R。
这样，更多的资本拥有者会选择成为借贷资本家，即将手中的货币更多地用于放贷，而不是投资。在借贷资本市场上，一方面表现为借贷资本的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小，从而对市场利息率产生一个反向的压力，促使市场利息率降低，反之亦然。这种均衡机制不是静态的，因为均衡利息率本身也在变动，由于货币资本的用途从投资转变为放贷，而货币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在均衡利息率水平，货币资本供求达到平衡，但经济中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相比以前上升了。一方面，市场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均衡利率上升了，因此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存在静态的平衡点，即马克思判断的那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1]407，利息率的决定完全是随意的，偶然的现象。长期看来，市场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就是两个在互相吸引中不断偏离又不断重合的值，相对来说表现为市场利率围绕均衡利息率进行动态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在零到利润率之间的范围内进行的。均衡利息率表现的是外在经济形态趋向某种均衡形态的趋势，即各种资本收益率会在竞争中趋向一致。由于各种因素通过影响借贷资本供需从而对市场利息率发生冲击，这使得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的相等成为偶然，而不等成为常态。
以我国为例，2008年央行连续三次调低基准利率，正是均衡利息率大幅下降的结果。一方面利润率R大幅下降，原因包括金融危机导致支付断裂，大量产业部门停工停业，大幅延长资本周转时间，等等;另一方面信用扩张倍数大幅减小，因为支付危机导致的信用危机使得金融机构抬高借贷门槛，提高借贷人资质评估标准，导致信用扩张倍数减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表现为均衡利率大幅下降，导致市场利率大幅下调。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利润率提高和信用扩张使均衡利率上升，同时现实中不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投资都日趋旺盛。当均衡利率持续上升到高于市场利率水平后，在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的动态平衡作用下，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开始变小，以前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资本不断地转变为作为自有资本的货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借贷资本市场会一直供不应求。
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通货量的变动对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繁荣时期，营业兴旺且支付迅速，资本可以通过信用获得足够的周转动力，此时通货量变化对借贷资本总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货币资本供求和利息率更是从本质上不产生作用;只有在危机时期，当支付链条出现断裂时，实体经济无法通过信用补偿转移到虚拟经济的货币资本，此时增加通货量将有助于维持支付链，缓解周转紧张，从而对借贷资本的供求和利息率产生作用。因此，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节作用，完全取决于是否能相对有效地缓解实体资本周转的紧张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似乎更应该设定为可以反映资本周转状况的利润率。
四、信用资本是如何运动的
作为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中介，信用资本运动对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信用资本运动和信用资本家经营状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理解。下面来具体考察表示借贷资本收益率的K''''和M''''。首先，假设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必须通过信用中介进行交易，所有的借贷资本K''''都将处于信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其次，M''''中的一部分属于信用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私人货币资本家。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信用资本家对M''''进行分割，在竞争中产生了不同货币资本形式的利息率，例如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信用资本家之间对M''''进行再分割，例如同业拆借率和再贴现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信用资本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部分。”[1]541，542这里我们可以将问题简单化，假设所有的M''''都被信用资本家占有。当借贷资本循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借贷资本供求发生变化时，信用资本家可以通过将其实际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对借贷资本供求调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实际上衡量了信用资本家调节货币资本供求能力的大小，即风险承受能力大小。借贷资本收益率越高，表示信用资本家对借贷资本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即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反之就越弱。前面提到，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均衡利息率水平之下，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降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机制进行详细分析。
信用资本家可以表现为很多种形式，但银行始终是为最为重要的信用资本家。在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中，资本充足率是最重要的监控指标。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反映了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这样，资本充足率就和借贷资本收益率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因为它们都反映了银行信用资本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在所有的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时，银行资本体现了总剩余价值M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那部分M''''(前面已经假设，信用资本家攫取了所有的M'''')，银行资本的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其具体形式(包括股本、未分配利润、应变准备和其他资本准备金形式)而有所改变，整体来说，总资本中也只有M''''可以对借贷资本供求进行主动调节。银行资产总额包括贷款和其他风险资产，总体来说，实际上就是一段时期内借款人对放贷人的负债，即累计的借贷资本。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对整个经济系统广义资本充足率CAR的表达式:CAR=M''''K''''all，其中K''''all表示一段时期内整个信用经济的风险资产总量，即除自有资本外需要信用提供的借贷资本总量，如果设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的总周转次数为N，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为K''''，则有K''''all=K''''N，CAR=M''''K''''N=M''''KN·KK''''=rN(1-1d)其中，r为市场利率，d为信用扩张倍数。
我们看到，资本充足率CAR与市场利息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反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信用扩张倍数负相关，即信用扩张倍数越大，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充足率越小，银行等信用资本家的风险抵御能力越弱。当货币资本市场均衡时:r=r*=RK''''K，代入上式计算可得:CAR=RN。我们看到，此时反映经济系统对信用风险承受能力的广义资本充足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周转速度成正比。这里的周转速度指的是产业资本平均周转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观察来判断经济运动的平衡状况。如果在去除周转速度的影响后，整个经济中资本充足率变动与利润率变动不成正比，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背离，市场存在货币资本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例如，在撇开周转速度后，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下降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小于求;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上升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高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过于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利润率上涨是暂时的价格上涨引起的，那么资本充足率即使在上升，但只要没有利润率上升得快，也说明市场利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此时由于通胀因素，即使市场利率是表面上是高的，但也是相对低的。我们不能判断资本充足率在货币资本市场不平衡时的绝对变动方向，但是可以判断其相对利润率的相对变动方向。如果周转已经开始变慢，而利润率由于惯性的价格上升继续上涨，银行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其结果是利息率将低于了均衡利息率，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的调整期，也可能是危机发生前夕。
在经济运行中，如果市场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那么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相对利润率下降到极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不会因为银行采用增加资本金的方法得到解决，即使短期通过股权融资暂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只要市场利息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下降就不能避免。
第14篇
1.银行信用风险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2.货币信用风险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
第15篇
产业集群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在整个产业集群内存在着众多共同合作、合理分工、分头行动的企业。对于体育用品的生产,常常是以产业中的龙头企业为主导,细分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不同企业有都具备自身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集群的生产效率。比如在中国的鞋都晋江,存在着关于鞋底、鞋面、鞋扣、鞋带等不同生产环节的众多生产企业,明确的生产分工早就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1.3社会化的生产合作产业集群在具备了相关的生产能力后还需要同一地理区域其他领域企业的合作,如对整个大环境中信息、人力、资金等资源的整合利用,形成了一个前期生产、中期销售、后期反馈的良好合作体系,形成了社会化的生产合作,提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以运动服装加工为主的石狮市,虽然只有30万的人口,但是从事体育用品产业的人却多达20万,形成了社会化低成本的体育用品产业集群。
2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现状
核心竞争力是体育用品产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G.Hamel曾指出,核心竞争力是先进技术的一种和谐组合。体育用品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指体育用品研发技术、体育用品产业体系、体育用品产业价值的一种有机组合。笔者通过相关的调查,结合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特征,对目前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现状作了如下分析。
2.1品牌发展水平低品牌发展水平是体育用品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外在体现,“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则是衡量品牌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标准。驰名商标,意味着某类体育产品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是能获得全世界认可的;名牌产品,意味着某类体育产品的品牌发展范围还仅仅停留在国内,认可度没有驰名商标高。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中只有27个品牌被称为“驰名商标”,仅占其总数的4%,这一比例明显表明了品牌发展水平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
2.2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产量已占世界体育用品产量的65%,被称为世界体育用品的加工厂,但是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依存率平均值均在60%以上。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是受国外市场的影响的,同时在出口时市场的结构分布也很不合理,大多集中在欧美等地的国外市场,如果这些市场经济下滑,那么也会随之导致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也会受到影响。
2.3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研发是推动企业继续发展重要力量,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研发投入普遍是企业总收入的2%左右,这个比例只能勉强维持企业的发展,根本不具备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国外的技术,使得我们的生产变得很被动,缺乏创新能力是影响企业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3提高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却缺乏核心竞争力,严重限制了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必须要解决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目前存在的问题,采取科学合理的具体措施,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3.1加强产业集群的品牌战略纵观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我们不难发现,产业集群中存在的主导品牌效应有助于整个集群中的每个企业都享受由品牌带来的溢价。品牌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对品牌的定位。在进行市场分析时,产业集群中的主导企业应该充分分析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和内在需求,精心定位企业品牌,最大限度博取消费者的认同;其二,品牌的质量。企业对所塑造的品牌的质量应该严格把关,提高企业整体品牌质量,让消费者可以充分信任企业;其三,品牌的文化效应。优良的品牌文化有利于增强品牌号召力,让消费者从内心上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3.2完善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近年来,体育用品产业集群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其一,资金来源的创新。国家在政策上应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支持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扩大和发展,提高企业的资金实力和内在竞争力;其二,服务体系的创新。在传统的销售过程中,企业往往对消费者的服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常常表现的粗线条化,严重影响了产业集群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只有不断完善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才能让产业集群保持持久的活力。3.3建立产业集群的行业环境良好的行业环境有利于产业集群中各企业间相互信任以及创新发展。建立产业集群的行业环境主要体现在对行业内部质量标准以及价
格的相关规定,避免产业集群内部进行没有意义的恶性竞争;加强对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根本上保证产业集群内部每个企业的切身利益;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惩治危害产业集群发展的行为。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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