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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首要的条件是找对研究对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稳定重现这个基本要求之外，教育学对它的研究对象还有多项约束条件。首先，它不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学科逻辑上，其他学科无法发展出关于它的知识，而只有教育学能够发展出关于它的专门知识。其次，虽然它不需要代表教育实践的全部，但它能够带来对教育的某种整体理解而非局部理解。最后，研究它所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提升从教者对教育的理解力和行动力。为了回答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确立理解教育实践的整体框架。当我们过于关注局部而深感困惑时，我们需要退回到整体。从观照实践的角度看，教育整体上是什么并不取决于我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做到了什么。所以，教育学的整体框架只能是：目标-手段-结果。在“目标-手段-结果”框架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形而上的模式、方法、策略所表达的静态函数关系，而是依赖设计技术建立起来的动态算法关系，是一种操作性的逻辑联系。这里的目标是统合考虑社会、学生和知识三要素的结果，既具有形而下的内容又符合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所谓的一般目的或终极目的。手段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自然发生的，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给予部分解释，但是这些只是底层的、泛泛的解释，在逻辑上与具体的教育目标无关，还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解释。在教育学的整体框架中，理解了“手段”的整体性，也就理解了教育的整体性。我们把“手段”看作一个系统，称其为教育系统。在现实意义上，它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组织起来的、有计划、有明确功能的信息流动网络。（杨开城，2011a）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属性，结果是教育系统的某种输出（即功能）与学习者耦合的后果。因此理解了教育系统的功能机制，也就理解了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整体（不是指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无法提供关于这个系统功能机制上的解释，也无法建立手段与结果之间的教育学意义上的联系。系统功能意义上的、系统机制上的解释只能由教育学负责。而这个系统机制是设计的结果，是在理论基础学科所揭示的各种规律的基础上“构造”的结果，是“做”出来的，不是纯粹“看”出来的。这个系统机制所要处理的基本矛盾就是教育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学生成长的自主建构与教育者的文化传递之间的矛盾。（杨开城，2010）教育实践的这个基本矛盾是现实中的具体矛盾，所以形而上的理论范畴无法描述它。这个矛盾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在人为干预下、通过构建的教育系统展开的。因此这个矛盾在性质上是合目的性的动态算法问题而不是合规律性的静态函数问题。它独属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理论无法独立描述它。教育系统是基于实情数据而构建的，它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文化桥梁。教育系统的数据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社会背景下人的发展需求、人的当下状况以及文化知识体系。而知识是理解人与社会的工具。所以，知识体系是基础中的基础。与个体的成长相比，知识表现为客观的信息，这是教育系统具有可重现性的根基。教育系统是一种信息网络系统，不是一种行为系统，结点并不是参与者个体，而是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因此由个体所带来的不可重现性便去除了。教育活动中的从教者和学生的行为是无法重现的，但教育系统中的信息流动则是相对稳定的，都指向特定的目标。只要目标相同，相应的信息流动在知识语义方面则是相近的，其总体特征也是稳定的。所以，教育系统是可重现的对象。在教育系统中，任何局部的信息处理和交互都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解释，但是整个教育系统何以能够具有达到具体教育目标的功能只能由教育学系统机制来解释。由此可知，位于教育学整体框架中的教育系统就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教育系统不是指教育的社会组织系统，而是一种人为创建的多主体间信息网络，只不过它的功能指向人的成长。总之，教育学的宗旨是：我们设计什么就研究什么、我们创建什么就研究什么。这样的教育学不再是指Pedagogy，而是指Educology①，我们称之为新教育学。以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系统的理论，关注的是“如何理性创建”和“创建之物如何”。
这种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是：第一，指导从教者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动规划；第二，指导从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动的规划和行动本身。要完成这样的理论功能，新教育学就必须提供以下两方面的知识。
（1）用于设计、开发和维护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这套技术必须解决需求的表征、目标的表征、各种约束条件的表征，设计对象的结构化、从需求到目标再到教育系统的操作技术，确保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目标-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性能、可适应性、可重用性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和维护教育系统，确保其目标-手段的一致性、高适应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实践成本，仅仅依赖从教者的个人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构造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新教育学将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称为教育技术。而研究创建这套技术体系的学科就是教育技术学②。目前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开发技术是课程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系统和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关键问题都不是“言说”所能解决的。教育学只有发展到技术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与实践接轨，“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论话语才可能退出市场，教育行动才可能摆脱精英主义、经验主义的状态。也只有拥有了如教育技术这样的专业技术，教育才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领域。这也使得新教育学成为一种只能通过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阅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
（2）作为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整体特征的反映性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解决教育系统的动态系统建模、系统运转机制分析、整体功能性能（一致性、适应性、可重用性等）指标分析和计算、系统缺陷归因等问题。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遵循一定规则的信息流动网络。教育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学生的成长效果，而是指学生个体与教育系统的联结点处各种信息的输出，包括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管理规则信息等。而教育系统面向某个个体的信息输出则取决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输入以及实际发生的信息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社会性建构和分配机制。我们将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信息流动方面，另一个是价值性信息流动方面。关于教育系统事实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现象学，关于教育系统价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价值学。它们分别负责揭示教育系统运转规律的事实性方面和价值性方面。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教育系统真实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现象提供机制层次的解释，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发生的，也包括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都属于教育科学。只不过教育价值学属于价值科学，是关于价值对象之间事实性关系的科学。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学。其实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教育学无法真正执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还将个体性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主体间框架中。虽然在新教育学理解教育的整体框架中包含有“结果”要素，但新教育学更关注的是产生相应结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功能。也就是说，新教育学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别是学生的成绩），因为功能可以是理论问题，而效果只能是实践问题。教育效果是学生参与教育系统耦合出来的，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系统提供给个体什么样的微观环境（即教育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准备和具体行动。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系统提供的是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教育系统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学倡导一种“不败即成”态度，避免失败，忌追求某种特别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学。由此，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发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旧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学生才会更好？而新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教育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才会更好？综上所述，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三个分支.。教育学的这三个分支以各种教育XX学为理论基础，其实也就是以XX学为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考察系统的目标合理性、系统要素的多元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动力水平、系统维护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术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知识建模、FC知识图、知识推理路径、知识组件、开发取向、目标-手段一致性、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中事实性信息的流动规律。目前教育现象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教学系统、激活量、IIS图，等等。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价值性信息的流动规律。教育价值学尚没有展开实质研究。
二、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显，在“目标-手段-结果”的整体框架中，作为手段的教育系统必须先设计出来才能得到执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进都必须以设计为抓手，一切修改意见只有嵌入设计才能稳定地发挥效用，所以新教育学主张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针对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设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的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反复循环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开发技术产品，在改进教育实践的同时，修正和发展新的教育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焦建利，2008）这里的教育理论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论，而是指“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Wangetal.，2005）被称为教育的设计科学。DBR可以区分为实践取向的DBR和理论取向的DBR。实践取向的DBR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中的软件工程过程，而理论取向的DBR由于误解了迭代、教育行动的不可重复性、不具备正确的认识论基础而无法发展出教育的设计科学。（杨开城，2013b）实际上DBR只是一种精细版的行动研究，无法承担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任务。它唯一的贡献是让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设计属性。（王文静等，2008）与DBR不同，DCR是一种关注教育干预的设计过程，旨在发展教育设计的技术知识，并探索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的研究范式。DBR与DCR的差异很明显。DB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本身，着眼于教育干预的有效性，而DC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的设计技术，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发展情境性“知识”，而DCR的目的是发展脱离情境的技术知识；DBR与情境紧耦合，不具有可重复性，而DCR可以重复。在DCR指引下，当面对教育实践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回到教育设计的技术过程。
而教育学理论的进化总与教育中的设计技术有关。这种与技术知识关联密切的新教育学理论研究自然采用开发取向。所谓开发取向，“是指通过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原理以及各种可重用的技术来尝试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理解教育教学规律，以形成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独特认识的研究取向。”（杨开城，2004）开发取向主张将教育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知识产品看作是一种技术人造物，即人们利用某种特定技术所创造的事物，（杨开城，2005）强调从设计过程入手，基于实际数据和层次模型去理解它们。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DCR主张采用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来改进设计技术。所谓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某种技术所生成的产物的缺陷来分析和反思所运用技术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进的研究方法。”（杨开城，2005）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见图2。图2技术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术体系是由技术效应件、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构成，因此技术的进化表现为技术效应件的进化、技术系统的进化和技术产品的进化。（杨开城，2008）除了基本技术效应件的发明之外，技术进化都源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的功能不足，即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人们会将技术操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化，或寻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应件。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它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统上。虽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术，但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现在教育系统之中。所以，通过识别教育系统自身的缺陷，再沿着教育技术的操作链条反向追溯，我们会找到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环节，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进技术。教育技术学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领域中首开缺陷分析之先河。对于教育科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来说，DCR主张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教育科学需要对现实的教育系统进行系统建模，找到构成系统的最基本、最微观的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组成整个系统的层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统在性质上属于信息系统而非物质系统，因此最微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统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这就需要对直观的教育系统进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运转机制模型、探求整体特征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教育系统的信息流分析基本过程见图3。
三、新教育学的理论旨趣
新教育学并不关注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而只关注教育系统，为教育系统的设计、开发、评估和维护提供理论知识。教育实践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学科来支撑。
（1）新教育学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撑。“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来看待”是实践问题，“应该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是理论上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新教育学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是综合权衡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和人类文化遗产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种行动约束条件的结果。对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学关注的是它的可达性而不是应达性，是它的清晰无歧义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话。
（2）新教育学不关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关注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设计教育系统以达到具体的目标。新教育学不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理智的行动……而理智行动就是意味着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动”。（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无论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谐，它与教育手段之间都不会自动建立联系，不会是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实践的结果。新教育学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形而下的“技术活儿”，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务，是一种教学方法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新教育学要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理论知识。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学不可能是形而上学。
（3）新教育学不关注有效性，而关注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种教育干预在某种（研究）情境下令当事人（甚至蜕变成当权者）满意的程度，主观性、情境性很强。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归因困难（无法从效果出发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适用范围狭窄（只适用于教学领域）、难以适用于反思性分析（没有客观判据确定教学失误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因而拒绝理性）等困境。我们将有效性研究称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则不同。一致性是从微观数据分析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不一致或者某种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机制和微观数据中找到这种不一致的来源，归因不存在困难。一致性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领域。从社会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标的确定，到课程产品及其体系的构建，到将课程意图转化为教学方案，到教学方案转化为教学行动，直到各种考试测验，都存在着各种一致性问题。确保各种一致性是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若目标是合理且完整的（价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统设计与目标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着设计者对各种规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动与系统设计是一致的（临场处置没有偏离预设），那么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何种效果，则取决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动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怀疑某处的一致性被严重破坏。沿着上述逻辑链路进行回溯，结合同行对话、经验借鉴，进行反思性分析，从而改进理念、技巧、技术、经验、视野等等，进而提高从教者的综合职业素养。
（4）新教育学不关注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关注教育自身的规律。新教育学认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规律才是教育规律，即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才是教育规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统何以达到目的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一种技术性原理。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教育规律也就必然是指这类“算法”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单单是指某种静态结构，而且指系统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系统结构的关系；从构造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5）新教育学不关注实践的成功，而关注教育系统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从消灭已知的丑陋开始。新教育学坚信，既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普适的、无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从识别教育系统的缺陷入手，通过调整系统的内容、内在结构和适应性以避免缺陷再度发生，促使教育系统可以与它的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由于新教育学提供了构造和理解教育系统的知识，那么它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并对症改进。
四、新教育学如何走向实践
现代教育需要教育成为一个专业性领域。利伯曼指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专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钟启泉，2001）（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从业者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从业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的目的，以服务为动机；（7）拥有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具体的伦理纲领。概括地说，当一个行业能够有组织地利用专业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在专业精神、专业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为社会提供专门的专业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拥有专业权力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成为了一种专业。而专业领域的诸多要件中，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是专业的最核心要件。（杨开城，2012）没有了这个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学只有包含了技术知识，才会使得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成为可能。现代教育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从教者群体，而不能单纯指望教育大师——教育思想、经验、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个别人因机缘巧合而成为教育大师是可能的，但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大师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专业人员是可能的。个体的教育行动的确需要一些旧教育学所说的智慧，但整个社会的教育行动更需要专业的新教育学知识。新教育学为从教者提供的指导绝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则规范去做就会取得何种理想的效果”的承诺，而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新教育学能够为教育实践独立地提供知识，因此面对实践问题，新教育学主张分工原则，只提供学科理论，并不直接参与从教者的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是从教者的问题，新教育学并不代替从教者定义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学习及有效运用并不简单。
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新教育学具有可用性、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学对于从教者来说是有门槛的学科。新教育学所支持的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型如图4所示。新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人员素质准备：通晓尽量多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有一定的学习毅力。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庞杂，涉及面广，这需要实践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理解教育学中各种操作技术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学包含大量的技术知识。大道至简、宏术至繁。技术总要比科学更复杂，而且它们需要操作才能理解。这就需要实践者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学习毅力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第二，数据准备：学科知识库、学习活动库、课程组件库等数据库。新教育学所支持的现代教育是基于数据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教育科学，都不是仅仅基于常识和经验来思考的，它们的运用都需要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的数据基础之一是学科知识体系，从教者之间还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和课程组件，这些数据必须以数据库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们在从教者群体中长时间广泛流转。从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这些基础数据。第三，工具准备：各种设计、开发、维护、分析、诊断的自动化软件工具。新教育学不但需要数据的支撑，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软件工具的支撑。只有这些工具软件解决了信息的重复加工和自动处理以及工作效率等问题，从教者才可能从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创造性方面。
五、小结
第2篇
新教育社会学课程理论是教育学的新生面，它全面科学的对社会学进行评析。在我国，社会学的教育理论和课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其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看，其产生环境和理论原则、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予以评析。
（一）从政治角度进行评析
政治色彩是社会学的独特内容。在社会主义被普遍认可的情况下，大多数学者本着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原则，对资本主义的教学方式的不合理性进行抨击，揭示了资本主义表面民主、平等但实际在课堂教育中却反应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化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潜在课程传递了不同的知识理念，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并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新社会教育者们试图把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消除，从而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思想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
（二）从其发展的科学性进行评析
新教育社会学的课程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新教育下的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教育的不足进行了批判。但新教育下的社会学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劳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仅仅是做出了一些合理的探索。新教育社会学者试图将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分析，从而深层次的解释社会学的本质，在这方面比传统的社会学教育理论有所进步。新的社会学教育课程理论从概念范畴到研究范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供借鉴性。打破了传统社会学教育中“价值中立”的观点。
（三）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进行评析
就新教育社会学自身而言，新教育社会学的课程理论存在着不足的方面。
1.理论缺乏验证社会教育的理论缺乏验证性直接影响了理论教育的深度。社会学理论研究者虽然集合了新教育的社会学，但由于缺乏彼此认同的核心概念和范畴，使得研究范围和研究形式各不相同，不利于社会学的理论性研究。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背景和框架也存在不同，这些差异使得对理论的概念、范畴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定性。社会学者在对新教育社会学进行理论研究时，并没有进行合理的验证，使得这些理论的可靠性存在不确定的因素。
2.知识、课程与意思形态的关系分析上存在不足社会学者在进行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着重强调知识的社会性，从而忽视了客观性和真理性。把课程理论局限于意识形态中犯了极端的本本主义错误，没有与社会实践经验联系在一起。
二、结束语
第3篇
艺术社会学观念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艺术的理想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艺术作品的形式能够体现和表达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意义。艺术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不是结合着社会现实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就是从对形式技巧的讲究转向对内容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内容是具有形式的社会。综上所述，在对高等美术教育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即在进行高等美术教学时，要培养学生具有既要注重艺术的形式创新，又要注重艺术的内容丰富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