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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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把艺术从体制的角度进行考量，打破艺术的纯粹性，这一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美学幻象，是社会学家们的目的，他们将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置于时代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注重艺术在生产、传播、消费和分配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制度、行为和各种权力关系，不再单纯的把艺术看作是纯粹的美学或单纯的关注艺术的本质属性。柏拉图很早之前就认为：“艺术具有其社会责任，就像其他的源泉或病态的源泉一样，必须在社会生活的整体架构中找到其理性的位置。”艺术作为世界观产生体制。从体制观念来看，艺术体制的核心要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某一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艺术观念或美学理论；而这种观念是定型化的，是普遍的惯例。从体制的作用来看，核心要素既可以与艺术活动的行动者相互协作，还可以帮助社会规范个体行为，从而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推进艺术发展。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艺术体制就是“维持艺术生产和艺术独立地位的社会机制，包括艺术赞助人、赞助机构、艺术生产组织、艺术院校、艺术场馆、艺术刊物以及当代的艺术企业、大众媒体等。”

二、艺术体制理论之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开始求新求变，这种转变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让观赏者震惊。艺术不再只是传统的美学精神，从杜尚的现成品、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到奥兰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与传统的艺术大相径庭，打破传统艺术美学意义上的中规中矩，转而以千奇百态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剧烈地冲击着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理解。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促使人们开始质疑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反思艺术的本质。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对艺术产生了各种争论：有人认为强化观念弱化审美的现当代艺术是在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本质是利用艺术的哲学化外衣掩盖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行为；也有人认为这种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艺术界利益机构联手精心炒作出来的艺术泡沫而。在这种后现代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到底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这些问题在众多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面前显得急迫而重要。在传统艺术理论遭遇冲击的情况下，艺术体制理论或称艺术界应运而生。面对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说：“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学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相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受到这一启发，20世纪60年代，艺术哲学家们在美学内部开启了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艺术品的资格问题。

三、合作与冲突

早在19世纪，就有了从艺术体制来分析研究艺术的雏形，许多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讨论。他们通过考察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于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流派的影响，同样的，后者也会反过来反映和影响前者。马克思曾提到艺术是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的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将艺术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了艺术和哲学、宗教等内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思想地位，主张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马赋予艺术品美学形式和内容。受马克思的艺术主张影响，一大批艺术学者们将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生活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及生产经济模式，这一主张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展开。将艺术的关系属性理论展开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阿瑟•丹托。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规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内容并对价值判断保持一定的疏离，他更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实践。虽然艺术界理论注重了艺术作品与社会语境之前的关系，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也在哲学话语的框架消解了激进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从“艺术界”理论出发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会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艺术制度”的理论。他通过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等美学问题放到“体制”中思考，从而为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基础。贝克则认为，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成就和声誉，都需要通过“艺术世界”获得，这源于艺术家的具体行为，也是艺术世界各类行动者的集体作用的结果，他向我们说明，艺术的审美和艺术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艺术世界的运作，因而打破了传统美学的中的艺术幻象。

四、结语

第2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第3篇

关键词:自由违规权;控制;制度;文化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特点

1.主体意识觉醒,强调个人作用,忽视对组织和单位的义务。

2.个人利益的追求。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的追求除了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问题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关键在于实现的手段,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在于利用人的追求。

3.自我价值的展现。追求个人利益里面有精神的成分,对于高层来说物质的意义不在于物质本身,物质是一种能力和成就的象征,一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人价值在组织中的体现。

4.成长机会的选择,每个人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可选择的机会多,容易迷茫。

二、自由违规权

首先,基于以上几点我国转型期人力资源的特点,组织中的个体在追求个人诉求的时候会有发生违规现象,而在理性人假定下,往往违规者对自己的行为有预判,即对自己的行为违规已知。

其次,既然其对制度的违反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违规者处罚也是已知的。我们可以称这种在违规之前已经知道其违规成本的行为为自由违规权,即行为人违规之前已经对其违规的成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并愿意承担这种违规的成本。

三、自由违规权的成本分析

由于违规者对自己的违规成本有比较合理的预期,我们对于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分析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但凡违规者对规则都是漠视的,而实际上在任何体系中限制组织成员行为规范的准则除了规章之外还有组织文化,及组织内的职业道德,而道德的限制水平在规章制度之上,所以说对规章违反的同时必定已经造成了对组织内部道德的践踏。

其次,违规者对于其违规成本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违规行为的选择就会很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在这里会考虑两点:1.提高违规行为带来的收益,即违规行为一定要能给自己带来较违规成本更高的收益,而往往这种收益和成本的差额远远大于违规成本的本身,以抵消其因违规而接受处罚造成的成本。2.降低违规行为本身带给自己的成本,即违规行为的风险。由于违规者本身处在这种规章体系中,对体系有相当的了解,对其违规行为进行掩饰,以其不被察觉会的更大的收益。

第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监督的信息收集不全,造成查处违规行为的疏漏和低效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违规行为的产生。

基于以上几点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博弈,假设违规者得到处罚时受到的损失是2,那么在设计违规行为时至少要设计到3或者更多,那么按照纳什均衡理论会有以下分析: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定制度控制下的违规行为几乎成为了必然,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效率低等问题,因违规而被处罚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使得图表中违规被处罚的收益成本差也大大提高。所以,制度对组织中个体行为的控制是有限的。

四、组织中自由违规行为的控制策略:组织文化控制

从心理学上讲,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即内感报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质奖励(外加报酬),反而会减少活动对参与者的吸引力。因此,不仅要从物质上激励个体,还要在组织伦理上影响个体,让个体从感性层面接受组织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组织文化被承认和遵守,减少组织自由违规行为。具体说来,组织中文化的建立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供参考:

一、对组织内成员进行培训,用兼具理论和实际的内容的培训和后续培训计划,教导价值观,标准、伦理和道德;严格内部逐级提升的政策,从进入组织时起开始塑造个体的组织伦理;宽容不违反组织伦理的诚实错误,对于违反的行为和人员严惩不贷。

二、对有意违反组织伦理甚至组织规定的个体及时进行处罚,并根据其因自由违规获得的不正当收益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考核其在组织中的工作态度,并对在考核周期内严格遵守组织伦理的个体予以奖励,从制度上鼓励、奖励员工对组织伦理的遵守和维护。

三、要完善组织内部的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加大自由违规行为的违规风险,从而促使个性在选择的时候规避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柯林斯/[美]杰里·波勒斯:《基业常青》[M],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2]孙建敏:《人力资源全景》[M],北京:时代光华出版社1999年版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时寒冰:《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5]张利:《新营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

[6]纪成君、李乃文、路世昌:《管理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第4篇

【关键词】认知领悟疗法；舍曲林；躯体化障碍；疗效

Comparativestudyofcognitive-insighttherapyinthetreatmentofsomatizationDisorder

JIANGLi-hong,LILian-xia,ZOUZhi-weng,etal.ChenzhouPsychiatricHospital,Hunan42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effectivenessofcognitive-insighttherapyinthetreatmentofsomatizationdisorder.Methods60inpatientswithsomatizationdisorderwererandomlyandequallydividedintothetreatmentandcontrolgroups.Besidessertralinetreatment,thetreatmentgroupwasalsoreceivedcognitive-insighttherapyfor8weeks.ThetreatmentefficacyandHAMDandHAMAvalueswereobservedbeforeandaftertherapy.ResultsAscomparedwiththecontrolgroup,thecuredcasesandobviouslyeffectcasesintreatmentgroupallhadmarkeddifferences（P<0.05）.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beforeandaftertreatmentintwogroups（P<0.01）.ConclusionInthetreatmentofsomatizationdisorder,cognitive-insighttherapyandsertralinehasmoreeffectthanusingsertralineonly.

【Keywords】Cognitive-insighttherapy;sertraline;somatizationdisorder;curativeeffect

认知领悟疗法治疗（cognitiveinsighttherapy）用于对强迫症、恐怖症和某些性病态等有良好效果，临床的报道较多，对躯体化障碍的对照研究较少，临床上躯体化障碍治疗一般采用抗抑郁药物对症治疗，效果常不十分满意。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患者心理需求，我们将本科住院从2006年7月-2008年2月中诊断符合CCMD-3-R［1］躯体化障碍诊断标准的60例患者，在常规用舍曲林治疗的同时，对其中30例用认知领悟疗法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治疗，并对疗效进行对照分析，现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入组的60例病人均选自2006年7月-2008年2月在我心理科病房住院的躯体化障碍患者60例，所有病例均符合CCMD-3-R躯体化障碍诊断标准，并随机分为认知领悟疗法组（简称治疗组）30例和单纯药物治疗组（对照组）30例，入组前1周两组病人均服同一制药厂生产的舍曲林治疗。治疗组男14例，女16例，平均年龄35.81±12.43岁，平均病程7.21±5.10年。对照组男12例，女18例，平均年龄32.18±8.32岁，平均病程6.91±8.12年。两组在性别、年龄和病程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1.2方法两组病人均服用舍曲林，初始剂量50mg／d，根据病情渐增100～200mg/d，治疗组服用舍曲林合并认知领悟疗法，对照组仅服用舍曲林片治疗，两组病人入组后服药剂量上差异无显著性（P＞0.05）,共治疗8周。治疗组在常规舍曲林治疗的同时，进行认知领悟疗法为主的心理治疗。具体方法［2］:（1）首先采取亲属陪同直接进行会谈，全面了解病人的情况，并向病人说明产生问题的关系，并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基础上，介绍治疗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治疗效果的好坏更取决于病人自己积极态度和参与程度。（2）接着，帮助病人认知领悟其个人成长史、生活环境、性格特点、遇到应激引起的不快心情、恋爱婚姻的冲突和性方面的困难等各类问题引起的躯体症状。要求患者对谈话内容和医生对症状的解释、分析、讨论等联系自己实际、认真主动思考，真正认识其病态思维、情绪和躯体不适的关系。（3）然后鼓励患者以成熟、恰当的观念面对现实，认识和领悟到这些躯体不适和变化，与其对事件认识的消极性思维、情绪不稳有关。使患者在无意识中相信并逐渐改变对事件的认识，提高心理健康状况。（4）最后，随着患者认识的改变，其情绪、思维、观念和躯体不适也会发生变化，症状也逐渐消失。以上共治疗8次，每次1h。

1.3方法评定（1）临床疗效评定：按我国现行《精神疾病临床疗效标准》四级评定：痊愈：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显效：症状大部分消失或明显减轻，且易于控制；有效：症状减少或减轻；无效：症状无变化。（2）量表评定，采用汉密焦虑量表［5］（HAMA）、汉密抑郁量表［5］（HAMD）,对两组患者的情况进行分析。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软件包处理数据，并应用t检验和χ2检验分析结果。

2结果

2.1临床疗效认知领悟疗法治疗组痊愈率和显效率83.3％,舍曲林对照组痊愈和显效率为60％，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1。表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注：两组痊愈率和显效率之和比较,P＜0.05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HAMD比较见表2。两组患者在治疗前HAMA、HAMD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说明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治疗结束后，HAMA、HAMD总分治疗组分别为6.51±3.72、12.79±5.39，对照组分别为6.81±3.64、13.14±5.45,两组相比差异显著性（P＜0.01）,说明认知领悟疗法配合药物治疗对躯体化障碍较比单纯应用药物治疗躯体化障碍效果显著。表2治疗前、后两组患者HAMA、HAMD比较注：与治疗前比较，P＜0.01

3讨论

躯体化障碍在美国普通人群终身患病率为0.13%,我国社区调查研究显示其终身患病率为0.2%～2%［4］。躯体化障碍的病人长期存在心理障碍，对躯体不适的优势观念使病人不断求治，虽然反复进行躯体检查均为阴性，但仍感焦虑、恐惧、沮丧、失眠等，时间至少2年，给社会和患者的经济、家庭、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药物治疗只能缓解症状，心理障碍就只能采用心理治疗。

钟友彬先生提出的认识领悟疗法又称中国心理分析［6］,我们根据它的原理和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首先让患者认识到躯体不适的诱发因素，领悟到这种躯体不适与其生活中的事情和环境及自己的情绪、观念、认识是产生症状的原因，鼓励患者运用恰当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提高健康的心理，其症状也就消失了。本次研究通过认知领悟疗法配合药物治疗躯体化障碍，既能消除病人的躯体不适症状，又能改变病人消极认识，领悟健康的心理调节方式．结果显示：认知领悟疗法配合药物治疗患者取得了明显疗效，值得在临床推广选用。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R.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9.

2张理义．临床心理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455-456.

3王长虹.临床心理治疗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167-168.

第5篇

山体滑坡的高发地一般在我国的山地和丘陵地区。它与泥石流、地震等灾害一样都有着比较大的危害。我国的国土极为辽阔，地理条件也比较复杂，导致我国的山体滑坡的分布也比较广泛，特别是我国的西北、西南等山区。这些地区一旦发生山体滑坡，大片的山体会相继地出现长期、缓慢并且有间歇性的滑动。滑坡的山体大小不一，小块的有几百立方米，大块则会有几十万立方米到几百万立方米。山体滑坡若比较严重，则可能会吞没山下的整个村庄，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片的山体滑落还有可能截断河流，产生堰塞湖，破坏大面积的农田以及森林，这给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2山体滑坡产生的原因

2.1地质地貌原因地质的构造原因。当山体的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受到切割，出现不连贯的状态时，比较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现象。若土体受到长时间的雨水冲刷，便会形成一个水道，使得山体的裂缝、层面以及断层受到雨水的侵蚀进而更加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现象。地形地貌原因。当山体的地形和地貌满足一定的条件时，便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例如：大量的雨水冲刷或者山体具有一定的坡度。在相对较平坦的地段，例如江河等地区的斜坡上，铁路或者公路的边坡位置，其坡度在10度到45度之间，且中间的地势相对平缓，下坡的地势比较陡峭，且上坡是环形的坡形，这样就比较容易发生山体滑坡。

2.2降雨的因素在雨量比较丰沛的季节，山体的地表中会渗入大量的雨水，使得坡体中的含水量剧烈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土体的重量。此外，滑坡地带由于长期受到雨水浸泡，土壤出现了软化，土壤的抗剪强度也逐渐衰退。再者，山体附近地下水的变化所产生的静动水压的变化也会对山体的滑坡带的稳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这也是诱发山体滑坡的主要因素之一。

2.3山体滑坡的人为因素人们在山地或者丘陵进行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也埋下了一些山体滑坡隐患。例如：人们修建公路、开挖坡脚和开凿水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滑坡地带稳坡土的稳定性。开挖坡脚。人们在建设房屋、开凿水渠、修建公路或者铁路时，需要在山脚进行开挖工程。这就对山体的下部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使得山体下部的稳定性受到威胁，进而促进了山体滑坡的出现。蓄水池的修建。人们对蓄水池和排水渠的修建，使得池内具有渗透作用和漫溢作用。这使得人们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大量地渗透到坡体中，造成了孔隙中的水压较大，使得坡体的土体和岩体软化，增大了坡体的体积和自重，引发山体滑坡。

3山体滑坡的综合治理措施

3.1建设减压脚大部分的山体滑坡主要是由于坡体的抗滑力减小而导致的。减压脚措施主要是在坡体的驱滑段，削减出一些土石，将这些土石压到坡体的阻滑段。这样就可以使得坡体的下滑力小于坡体的抗滑力，有效地避免山体滑坡。对于开挖土方的量，需要按照滑坡脚压的具体稳定性来进一步确定。

3.2挡土墙支挡措施在山体滑坡的治理过程当中，建设挡土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治理措施。挡土墙的建设材料可以选择块石、片石或者条石等材料。挡土墙可以是混凝土抗滑挡土墙、浆砌抗滑挡土墙、钢筋石笼抗滑挡土墙等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挡土墙是块石挡土墙。这种挡土墙一般被设立在坡体的边缘地带，来阻止山体的滑坡。设计挡土墙时需要将滑坡的推力大小作为参考和依据，只要设计得科学合理，就能够有效地阻止山体滑坡现象的发生。

3.3对山体滑坡地区进行严格的检测活动在发生山体滑坡之后，一般还会出现多次以上的滑坡。救援人员和专家在到达现场之后，首先要对滑坡的现场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要进一步确定滑坡地的主要地质特征，对可能再次发生滑坡的地点进行预测。在对山体滑坡进行检测的时候，需要对当地进行宏观的检测，救援人员要在当地专业技术人员的引导之下，采用相应的检测仪器和工具对地表的裂缝进行进一步的观测。

3.4对滑坡现场进行警戒和疏散在滑坡现场，救援人员要及时通过各种联系方式与当地的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及时的沟通，及时向上级报告现场的状况。要对滑坡地点进行警戒，严格地控制滑坡地段的公路路段，并且通过网络、广播、电话等手段告知附近可能受到波及的村庄和群众，使他们能够及时撤离。

4结语

第6篇

当今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科学技术时代，各种科技的相互渗透，使得机电一体化技术在各个领域里都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1在建筑材料生产中的应用目前，我国在施工建设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对于建筑材料的生产更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样一来，机电一体化技术就成了有关单位的首要选择。毕竟机电一体化是一种综合技术，其高质量、高性能、多功能、低能耗的特性对于建筑材料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材料的级配控制对于现代建筑和公共设施相当重要。一旦有级配误差现象的出现，必定会减短建筑和公共设施的寿命，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然而，在建筑材料中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就可以实现微机控制，使级配的误差降到最小。

1.2在现代制造业方面的应用现代制造业强调有效利用一切资源，逐渐以机器代替人力来获得生产盈利，绿色的现代化制造具有虚拟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点。下面通过对Li/MnO2扣式电池生产过程的介绍来向读者说明机电一体化技术在制造业方面的应用。Li/MnO2扣式电池的生产有以下几道程序：先上负极片，然后加隔热板并把电解液注入其中，最后上正极片、渗透。这种自动组装生产的控制系统通过采用PLC技术进行控制，通过触摸系统中的传感器来监测生产过程中的状态，一旦有系统故障出现，机械装置就会自动报警。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不合格的产品，该系统还会将其自动剔除。漫反射光电开关、对射光电开关、磁性开关、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压力传感器等原件在PCL控制系统中担任着检测作用，气缸、冲床、电视、振动料斗、状态显示灯以及声光报警器等部件在该系统中担任着执行作用。

1.3在钢铁企业中的应用

1.3.1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一台中央电脑、若干台现场测控电脑和智能控制单元，这就是分布式控制系统的组成部件。通过中央电脑对现场测控电脑和智能控制单元的指挥来监视、管理、操作和分散控制生产过程。相比集中型控制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具有安全性高、功能强的特点。很显然，分布式控制系统已成为引领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潮流。

1.3.2开放式控制系统“开放”意味着解除封锁、限制。开放式控制系统可以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得到互换和兼容，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交流，促进企业共同进步。工业通信网络是开放式控制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其可以实现管理计算机和控制设备的互联，从而集控制与决策、管理、经营于一体。

1.3.3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是集人、技术、经营三者而成的一种产物。在钢铁企业中应用CIMS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CIMS技术，CIMS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还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1.4在煤矿企业中的应用众所周知，煤矿的地下开采作业是非常危险的，恶劣的环境和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时时刻刻都对工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力求寻找一种能够用机器替代人力的先进技术。而机电一体化技术正符合这一技术要求，可以使井下作业变得自动化、机械化。井下机器人的智能化操作对煤矿企业的发展有着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

2机电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2.1绿色化当今时代，人类的生活因工业科技的发展而发生着巨大变化。我们在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生态环境的污染，地球资源的减少。因此，工业绿色化已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绿色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在这个工业时代里必将发挥出重大作用。

2.2光机电一体化组成机电一体化系统的部件有能源系统、传感系统、机械结构和信息处理系统等。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引进光学技术，可以把光学技术优点用于其能源系统、传感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中，实现由机电一体化向光机电一体化的改进转变。

2.3智能化21世纪是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人工智能也逐渐运用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中。机电一体化的智能化除了一些控制理论外，还吸收了多方面的新方法、新思维。例如，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心理学、模糊数学等等。尽管机电一体化产品是不可能和人类拥有相同智能的，但是，其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却完全有可能使产品具有低级智能。

2.4网络化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军事、教学等方面都有所应用。随着网络化的广泛普及，在网络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高科技技术也在改变着时代。属于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远程控制终端设备在各种领域中都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价值。由于计算机的推广应用，使人们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机电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所以，机电一体化的发展毫无疑问会向着网络化发展。

3结语

第7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职工素质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要积极应对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就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高度重视和切实提高广大职工的整体素质,造就一支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具有较高劳动技能的新型职工队伍。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任务。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独立的进入市场,面临新的机制、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尽快适应,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经营理念、新的工作作风去迎接新的挑战。根据我们企业的现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全面提高职工素质,目前应注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理念教育

一个企业要想永远向前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和行动纲领。企业精神就是企业的灵魂,这个灵魂如果能永远不衰、永远常青,企业就会永远存在。目前,我们应该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抓好职工队伍的思想教育,强化创新思维,培养锤炼市场意识,确立自强、开放、创新、追求的企业精神;追求卓越、平庸非我的企业理念;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企业宗旨。

要在全体员工中强化四个意识。一是竞争意识。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还体现在经营管理上。产品质量、人员素质、内控机制、配套措施等,无一不是提高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二是服务意识。用户就是上帝,要坚持全心全意为拥护服务,提倡文明用语,礼貌待客,周到服务。只要用户一个电话,我们就要把需要的事情做好。三是人才意识。人力资源是角逐市场的力量之源。要形成崇尚科学、崇尚文明,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风气,积极培养人才,引进人才。造就环境留人,政策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氛围,使企业知识层次和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推动企业不断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四是创业意识。启动市场,首先要启动思想,破除等、靠、要的思想。要树立自立、自强、自谋发展,二次创业的新观念。牢固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乘势而上,学会在困境下求进,在无热点下发展,在微利下生存,创最佳经营效果。

二、注重培育新世纪职工新形象

现代优秀企业要有优秀的职工为载体,优秀的职工形象是新世纪企业文化和优秀职工素质的具体反映。培育和树立新世纪职工新形象是企业的重要工作。应充分运用各种板报、会议、宣传专栏、标语等形式宣传厂规厂纪,传播新思想、新风尚、好人好事。打击不良风气,营造有利于提高职工思想、文化素质的舆论氛围,培育以“八有“为标准的新世纪职工新形象。即:有爱国家爱企业的思想境界;有与时惧进的道德理念;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有熟练过硬的业务素质;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有文明向上的交际形象;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有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弘扬劳模精神,用劳动模范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德影响和带动企业,推动企业先进文化发展和职工整体形象的不断提高。

三、注重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

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干部行不行,关键在品行。领导干部的觉悟、素质高低,决定企业的命运长短。所以提高职工素质,首要的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宗旨教育,使领导干部牢记五个宗旨。即:位为民心,淡泊名利;权为民用,清正廉洁;利为民谋,克己奉公;欲为民节,艰苦创业;情为民系,热爱职工。二是树立全新的道德楷模。思想作风突出一个“实”字,即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突出一个“勤”字,即勤奋尽职;生活作风突出一个“廉”字,即清正廉洁;处理问题牢记一个“公”字,即公道正派。三是增强自身修养,培养蓬勃向上的形象气质。各级干部都应做到待人真诚,言谈不俗,举止高雅,彬彬有礼;要具有博大的胸怀,不计较个人名利恩怨;要努力做到“慎初”、“慎微”、“慎独”、“慎欲”、“慎终”;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积极推进本单位的各项工作。认真落实民主监督、民主评议干部制度,逐步实现企业干部由职工直选,有效体现职工的民利,使企业干部成为职工拥护、信赖的带头人。

四、注重提高全体员工的技能和业务素质

工人阶级要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始终代表和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掌握更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努力推进自身知识化进程。这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全面提高职工素质的关键。企业要善于发挥传统优势,通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和群众性学习培训活动,引导职工培养学习兴趣,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帮助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劳动技能,鼓励他们岗位成才、自学成才。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一是针对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教育职工要适应新的形势,能自觉、自主地设计自己的知识,技能提升方案。二是组织重要岗位,技术工种知识技能学习培训,采取业余和脱产相结合,导师带徒弟和互帮互学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职工可送到专业学校短期培训。掀起学技术、学业务热潮,使全体员工技术业务知识在短期内有明显提高。三是开展以“创新”为主题的大练兵活动,增强创新意识,提高涉外业务水平、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尤其是企业机关干部更要熟悉掌握业务范围、职责内容相关知识和政策、规定、办事规则及程序。要把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与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教育培训活动,寓教于乐,引导职工在实践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五、注重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规范

第8篇

论文提要：目前，全国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使得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尤显意义重大。本文从实际出发，在分析当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的基础上，对当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用人机制市场化、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整体就业压力的加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2007年大学生毕业人数为495万人，2008年更将达到559万人。因此，在未来就业形势仍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很有必要及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科学认识就业环境，树立明确的目标，在四年有限而宝贵的时间里掌握有效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个人特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一、职业生涯规划的涵义及其意义

职业生涯是指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由于心理、社会、经济、生理以及机遇等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工作、职业的发展变化。职业的发展是个人发展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它跨越人的整个一生并涵盖个人的自我概念、家庭生活，以及个人所处的环境、文化氛围的方方面面。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相结合，对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和评定，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奋斗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训的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顺序和方向作出合理的安排。开展职业生涯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大学生了解自我、了解社会，在就业时做到心中有数，避免无的放矢。通过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使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特性和潜在优势，根据自身的性格、兴趣、能力进行合理的、全面的定位，并紧密结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其次，职业生涯规划能够让大学生实现自我超越。大学生在充分认识自己，客观分析环境的基础上，科学树立目标、正确选择职业，并运用适当的方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职业生涯中的困难和阻力，避免人生陷阱，从而获得事业的成功。再次，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帮助大学生扩大自己所需要的人生资源，并将不同的人生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与规划，实现动态的发展。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1、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还比较淡薄。目前，虽然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真正普及还远远不够。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没有进行过职业生涯的思考和规划，尚未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和对自己人生发展与就业的意义。他们在大学里除了读书和参加相关活动之外，对“将来如何发展”、“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等问题从未做过认真考虑，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缺乏认真的准备。有些大学生把希望寄托于学校、老师和家长。另外，一部分高校对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知识和重要性没有向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宣传。

2、高校缺乏完整的职业生涯辅导工作体系。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将个人的自我规划和学校、社会的职业生涯指导结合起来进行，不是仅靠几个指导教师和几场讲座就可以完成的。目前，有些高校还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比例投入资金和人力来发展职业生涯教育。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安置、派遣等层面上。由于缺乏对学生的系统培训和教育，使学生把职业规划与求职技巧、参加招聘会等同起来。

3、缺乏专业和有针对性的测评工具。测评是职业生涯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它包含了对个体的生理、认知以及情感的测量和评价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跨学科的技术。职业测评能使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气质、性格、能力等多方面的特点，作为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参考。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测评工具是针对社会群体开发的，并不适合大学生这一群体。国内的测评，也主要是引进欧美职业生涯规划系统，这种“引进”会因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和翻译偏差而产生问题，但本土化的修订还远远不够，一些测评软件中的常模也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学生的特点。

4、缺少专业化、职业化、长期稳定的工作队伍。全国大部分高校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人员，一般是由从事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辅导员来进行的，专业化水平有限，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专职的授课教师比较少，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专门人员尤其严重不足。呈现出从事就业指导实践工作的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从事理论研究的没有从事就业指导的实践工作，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由于部分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还没有普遍推开，在从事一定时间辅导员工作后就会面临“转岗”的局面，也造成了这支队伍的不稳定。

三、解决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问题的对策

1、树立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理念。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社会的发展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工作的方式，进而影响我们对职业的规划和追求。作为社会剧变的产物，生涯规划已成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任务。首先，高校要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对大学生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性，树立一种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开发学生潜能，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教育理念。其次，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要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学生主动地、热情地、负责地参与到自己的生涯规划中来，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在学校和广大学生中开展起来。 转贴于

2、构建系统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将职业指导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就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列入教育计划之中。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科研机构等机构，学校领导、专业工作者、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和专业教师等人员组成，各类人员齐抓共管，共同发挥作用，适时地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导和咨询，并结合工作实践开展研讨活动。重点推行四年职业规划项目。从学生一进校就进行职业教育，第一年帮助学生对就业市场的状况进行接触和了解；第二年要帮助学生发现和了解自己的特性、兴趣和专长；第三年要帮助学生收集企业、用人单位资料和市场需求，参加社会实践，使学生对选择职业有直接的感受；第四年指导学生进行写求职信，参加面试等专题训练，帮助学生收集就业信息，举办各种就业市场活动。这种就业指导贯穿学生的大学生涯，对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增强就业能力和做好就业准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加快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建设是关键。高校可以依托自身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针对不同的专业，编写相应的就业指导教材，设置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实践活动、文化素质等教育课程，课程的设置要有前瞻性，使学生了解学科相关职业最前沿的动向与发展。可以使企业最新的生涯规划成果、经验教训、管理理念进入教科书，缩减学校教育与社会应用之间的差距。改革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实行基础知识教学讲授法、环境意识教学调查法、模拟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实践法以及案例教学法。

4、选择和开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系统和测评工具。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特殊性。因此，高校应充分认识到职业测评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管理教育和职业选择中的作用。挑选和引进合适的测评工具，凭借内部人员或与外部的测评机构共同开发。通过科学、完善的测评手段，给予所有学生而不仅仅是毕业生完整、科学的自我认知。高校在选择和开发适合的测评工具时，应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出发，注重专业性、实践性和经济性的结合。

5、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业强、素质高的职业指导教师。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根本在于教师。一个专业的职业指导教师应具备以下素质：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指导方面具有较广博的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和较开阔的视野以及一定的实践经验，具有良好的知识运用能力。要通过加强管理和培训，提高就业指导人员的素质。对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设计理论和实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才测评与统计、就业求职心理研究、劳动人事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使他们熟知大学生就业政策、就业管理业务、就业教育方法。同时，教师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为学生提供更为专业的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第9篇

论文摘要：文章借鉴国外典型都市区发展的经验，对我国都市化地区的发展，提出行政管理上应注意石坪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都市区行政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区先后出现于西欧、北美、亚太以至全球，伴随都市区的出现与发展，都市区的行政组织与管理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聚集化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城市大批出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在东部沿海地带特别是原有的城市群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写京津唐、辽中南、夏漳泉、.山东半岛等)，都市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也将崛起，如:江汉平原、中原地区、成都平原、湘中地区、陕西关中盆地等。这些地区在向都市化迈进过程中，都市范围的确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职能、都市发展的模式等问题相伴产生，借鉴国外都市区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改革我国现行都市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1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范围的确定.

所谓都市区是指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市及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非农业活动发达的地区共同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据此，在划定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合理范围时，需严格分析考察其区域一体化的表现程度。范围过大.不仅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而且影响都市区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围过小，又会抑制甚至阻碍都布区的发展。英国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体，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与其行政范围被缩小有直接关系图。这对于我国都市区行政范围的合理确定，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2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区内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连续性，某些服务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区建立统一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成为必然，在国外大都市区政府管理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体制不同的组织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职能单一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以提供和协调大都市范围的公共服务，如计划、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称为单中心体制，后者被称为多中心体制[’1.象伦敦、墨尔本、多伦多等都市区属单中心体制，曼彻斯特、旧金山等都市区则属多中心体制.两种体制在国外都市区的发展实践中，各表现出自身的优缺点。单中心体制，亦称一元化体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区具有唯一的决策中心，有“一个统一的大城市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剔除或减少有害于大城市发展的竟争和冲突，可以使资源流动更为畅通，可以在解决主要问题时适应大都市地区的战略;但这种体制又易陷入等级化的官徐结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对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迟钝，不能代表当地的公共利益。呈尔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结构的演化也体现了这一点。多中心体制又称多元化体侧，是指在大部市地区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决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综合的政府单位(州、城市、镇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区域(学区和非学区)，各种管理区域的划分和变动以及协调组织的建立，都是谋求特定的公共服务的经济利益的结果.多中心体制试图以此来满足居民的种种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较小.公众容易参与鉴督，因而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需求及其变化更具有弹性，反应更加灵敏。美国堪萨斯市的协调机构—美国中部区域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多中心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大都市区内超越各种功能小区的更大地区范圈内的公共利益问题。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各地方单位的合作、竞争和协商来提供大规棋的公共服务。事实上，这种合作是相当困难的。

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观念等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近期之内，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鉴国外两种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同时.还应因地创宜，走多棋式发展的道路[.]。例:在我国的京津唐、苏锡常、厦潭泉等地区，可借鉴多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特有的国体、政体下，探索中国式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的协调方式，建立市与市、市与县(市)之间的有权威的高效能协调机制，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都市区，借鉴单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适当时候、适当地区，尤其是跨界城市区，建立联合政府，是适应我国城市发展进免或解决“城市病”的一条可行途径。

3明确都市区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

在都市区设立跨城市的区域性的联合政府、机构，对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必然产生影响，使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相对减少.例如:学区的设立，环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员会的设立.都减少了单一城市政府的此项功能。因此，如何处理好都市政府与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关系，成为都市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多伦多都市政府作为解决都市问题、处理地方政府关系的成功范例，对世界城市的发展与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71。我国与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政体不同，在都市化发展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但多伦多大都市组织与管理成功的经验，对于解决我国都市化地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多伦多大都市政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各级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各级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责、有所不责，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事务，从低级地方政府、高级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这样常常不是各级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挤兑、相互推诱，造成管理混乱、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明确各级政府与都市区政府的职责，实行合理分工是极为重要的。

4都市区内地方政府利益的协调

从国外众多都市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大伦敦、多伦多、墨尔本，还是曼彻斯特、旧金山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充满着区域内各城市政府利益间的矛盾，因此，怎样在区域范围内解决各城市共同面对的间题，成为都市区研究的热点。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8]现象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加剐，因此处理好都市区各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显得异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城市地区MUC和RCM体系的建立.便是试图在一事定区域范围内联合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实例之一.在理论上，西方一些学者建立和发展了“公共经济学”力图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公共经济学”认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边界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服务空间的不一致。从“公共经济学”的砚点看，城市政府具有生产和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边界.

应当大体上与公共设施的空间服务范围的自然边界相符。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设施有不同的服务空间范围，因而在西方城乡分治、“切块设市”的体制下，一个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边界不可能与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自然边界相适应，相邻的区域之间，地域相连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相互渗透，而公共服务的费用支付，却被限定在行政边界范围内。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区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组织，从而使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达到最佳经济规棋，便成为西方管理及经济学者十分关注和争论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联合所有的政府服务(总费用)来考察规模经济.在都市化区域实行一元化管理体制，有利于组织公共服务，使其达到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联合造成了公共服务费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也就是说，在都市化区域实行多中心政府管理体制更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体制更富有弹性。

尽管我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设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西方学者用“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和研究都市化地区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的经济，健全法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之一。国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区划也要依法管理。美国的行政区划管理既有资产阶级政治的糟粕，也有人类行政管理的普遍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扬弃吸纳。在美国、法律的实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也有必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各项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将各市施政纳入法制轨道，让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实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级政府的法律监督和公众舆论鉴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级请示审批的人治传统习惯，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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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君德，王德忠.多伦多大都市政府形成发展及其借鉴意义.中国方域，1995(2):14一17

第10篇

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只有在被普遍接受、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群体意识，从而被广大干警自觉遵循和奉行。为提升干警对检察职业道德的理性认同，红桥区检察院将以研读传统道德经典为内容的读书活动纳入建设学习型检察院的制度构建范围。一是明确范围，保障阅读内容。一方面提倡干警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阅读《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另一方面由政治处从近千余种传统道德相关图书中，甄选主题鲜明、内容精炼、语言通俗易懂的书籍进行推荐，经过广泛征求干警意见和多次试读，最终确定将《党员干部活学活用的国学经典》和《中国传统道德》作为传统道德读书活动的必读书目。二是完善制度，保障读书时间。为确保读书活动落到实处，红桥区检察院专门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读书活动领导小组，提出“五有”读书要求，即：学习有计划，读书有笔记，研讨有考勤，集体交流有情况通报，经验体会有文章；修订了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将“每年读一本传统文化经典书籍”的要求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完善了部门“学习日”制度，要求各部门将传统文化学习纳入年度学习计划，全年学习不少于6次。三是改善环境，保障读书条件。在将图书馆、阅览室、文化大厅纳入新办公楼建设规划的同时，对旧办公大楼的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了集图书、报刊、杂志、网络为一体的资料阅览室，以现有办公格局为基础打造文化走廊，充分利用院局域网开辟读书栏目，定期为干警统一购买学习资料，统一下发读书笔记本，并发动全院干警为图书室捐书赠书，为干警打造了便利的读书环境。

二、写文章，将道德感悟升华为检察干警规范化行为模式的理论指导

传统道德教育一定要贴近工作实际、贴近生活感受进行，在交流感悟和理论升华中促进理念的形成，从道德感知上升到理论认同，并最终对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红桥区检察院紧扣“三个环节”，督促干警将读书感悟转化为理论成果，为检察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智力保障。一是紧扣活动环节。要求干警在研读传统道德书籍后，撰写读书体会、心得感悟，并鼓励干警运用多类型文体，结合多种主题，在文章立意和形式上尽量做到不拘一格。在道德体会文章的基础上，鼓励干警结合“天津检察精神”“读书最美”等主题参与征文活动，让干警带着主题读书，带着思路写作，极大增强了检察干警读道德、写感悟的自觉性。今年以来，全院干警共上交心得体会文章80余篇，30多篇文章随笔被区级、市级以上报刊、网络刊发。其中，由我院干警撰写的《检察人也需要温情》一文被登载在《天津检察》上，引起广大干警的共鸣。二是紧扣交流环节。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在院局域网开辟读书专栏，专门刊登干警的读书心得体会，为干警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分享平台。通过撰写和交流读书体会，使干警充分感受到到传统美德在强素质、砺品质方面的突出作用，从而加深对检察官职业道德的理解和文化认同。三是紧扣激励环节。为调动广大干警的创作积极性，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了调研、宣传奖励办法和职级晋升加分制度，不但对多写、能写的干警给与物质奖励，更将文字成果转化为职级晋升时的重要加分条件，鼓励干警多思考，勤动笔，实现了由“要我写”到“我要写”的根本转变。

三、比奉献，以道德熏陶为动力带动全院创先争优的整体氛围

注重发现、培养和宣传践行传统道德的先进典型，可以带动广大干警自觉践行检察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职业风貌。红桥区检察院注重强化典型示范的效果，牢牢把握“三个契机”，将传统道德转化为促进全院工作的“柔性动力”。一是牢牢把握争创契机。将忠诚爱民、敬业爱岗、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等传统道德内涵分解到各类先进评选活动中，鼓励干警在日常工作中比奉献，在争创活动中看成绩，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道德模范和文明岗位。红桥区检察院先后荣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天津市精神文明单位、连续14年被评为天津市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先进单位，控申科被评为全国文明接待窗口，未检科被授予天津市青年文明岗、天津市新突击队称号，侦查监督科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1名干警被评选为“天津好人”，作为道德模范代表接受表彰，53名干警在全国、市、区级各类比赛、评选中获得荣誉称号。二是牢牢把握宣传契机。对道德高尚、事迹突出的检察人员和集体，及时宣传、优先宣传、重点宣传，用“看得见的鼓励”带动示范效应。在全市检察机关首批教育培训精品课程评选中，我院报送的两门课程均入选了首批精品课程。为此，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春明专门作出批示，号召广大干警向获奖干警学习，批示刊载在院局域网显著位置，极大地鼓励了干警，特别是青年干警的工作热情，在全院营造了“弘扬道德做好人，比追赶超学先进”的良好氛围。三是牢牢把握选人用人契机。将道德考核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指标，严格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理念。将对职业道德的考核列入领导班子、部门和个人年度考核。这些规定涉及到干警的政治思想、工作纪律、业绩考核、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按照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定岗定责，结合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的要求，细化量化职责，层层分解目标，将责任落实到人。考核结果列入个人档案，与年度奖励挂钩，并作为职务聘任、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

四、创举措，用弘扬践行传统道德带动检察工作整体上水平

一抓对接机制，搭建道德实践平台。将传统道德教育活动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接，着力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院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同时兼为传统道德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定期听取活动进度、检查督促、组织经验交流，以点带面，统筹规划，发挥合力。各部门将弘扬传统美德与深挖“”问题相结合，以美德为引导，以“”问题为警戒，制定制度措施。侦查监督部门制作案件审查逮捕流程图，用直观方式评查跟踪案件审查期限，确保程序公正；公诉部门开展“案件百日评查回头看”活动，对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查，增强办案人员“公心办铁案”的责任意识；自侦部门重新修订了严守工作机密和托情通报制度等13项制度规范，严格办案纪律，确保秉公用权。

第11篇

体育部网站建设：随着网络的发展，高职院校体育部建立了体育部网站，网站中对各个代表队参加比赛所获得的奖杯和证书进行公布，网站中栏目较多，有教学管理、课程建设、群体竞赛、体质测试等栏目。对体育部组织的各种体育比赛进行公布和公告。体育宣传栏建设：目前，学院的教育宣传栏较多，基本上张贴一些先进个人、获奖情况、就业信息等方面的宣传栏，体育专用宣传栏只是在体育比赛前后才出现在宣传栏当中，比赛结束后，这些地方就会被占用。各所学校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体育宣传栏。体育比赛建设：体育部负责的主要校园体育比赛是每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和冬季运动会，其他体育比赛如迎新生篮球赛、公寓杯篮球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部分学校开展较为积极。能够满足学生课余体育活动的需求。

2．陕西省高职院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人均活动场所面积不足

由于高职院校近几年的扩大招生，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学生人数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学生人均活动场所面积的增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60％的高职院校达不到省评估要求。风雨操场建设较落后，在遇到雨雪天气，学生体育课无法得到保证。在课外活动高峰期间，一些主要活动场地如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严重不足。

2．2体育器材破损严重

在调查中发现，学校提供的体育器材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篮球变形、乒乓球怕脱胶、羽毛球怕断线、断柄严重，而且数量较少，许多班级晚借一会，器材就没有了。操场周边的路况器械损坏较多，无人维修，还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2．3体育比赛组织较乱

许多学校组织的一些体育比赛都是由学生组织和管理，由于学生组织体育比赛经验不足，以及对比赛规则的理解程度，往往出现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3．陕西省高职院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建议

3．1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高职院校需要加强校园体育场馆、场地建设，修建风雨操场，为学生的体育锻炼提供充足的场地设施，满足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基本要求。在器材方面，需要不断的补充体育器材，不断的更新，遇到有质量问题的器材及时处理，以免带来安全问题。器材需要对学生开放，在课外活动期间，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锻炼器材，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营造校园体育文化。

3．2课内外有机结合

体育课堂内容要和学生课外活动内容相结合。在体育课堂中，要保证学习的体育课知识和运动技能在课外体育活动中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避免体育课学习只是一味的强调教材内容，而忽略了他的实际价值。学生只有把体育课中学习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活动中才能感受到体育课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3．3有效组织体育比赛和体育表演

体育比赛是体现学生体育能力、展现学生个性以及提高班集体凝聚里的有效办法。学校要选择适当的时间组织好各类体育比赛。比赛前期要对裁判员和组织者进行一定的培训，使他们掌握比赛规则和裁判法，做到秉公执法，公平竞争的原则。学校定期邀请一些体育方面比较突出的代表队或个人来学校表演，如篮球表演赛、足球表演赛、武术表演、健美操表演等，让学生感受到体育的乐趣，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3．4积极做好宣传

体育宣传的内容很多，宣传方式也多样化，在校园里，最直接的宣传方式主要有板报形式宣传、网站形式宣传、校园广播宣传。通过这些宣传方式可以把校园体育比赛、全国体育比赛、世界体育比赛等人们比较关注的体育赛事进行宣传，对这些赛事进行简单的分析或预测，以及对一些运动员的积极评价等；学生参与的体育比赛获奖情况可以通过这些宣传方式进行宣传，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到体育比赛中，为自己争光，为学校争光。

4．结束语

第12篇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与进步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投入的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源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从法律、政策与事实上确认必要与充分的投资，这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入的不足，进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三、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第13篇

即使我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数学逻辑思维体系或者数学方法，但是难免会在应用的过程中存在残缺或者不能及时反馈的情况，而往往学生在经过不断地学习深造之后，形成了庞大的数学知识体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从事非数学工作或者减少接触数学时间之后，这个数学知识体系就会慢慢走向坍塌、遗忘，与日常生活脱节。这并不是因为数学基础不牢固或者知识体系不全面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数学文化，让人在文化中运用数学、学好数学、思考数学。

二、数学文化的建构过程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2其中“，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属性。数学学习过程中亦如此，如下图所示。由图我们可以看到，数学文化作为一个大的目标环境，包涵了四大属性的所有内容。情境设定的条件下，展开协作和会话活动。而会话活动和协作并不是被割裂的，而是互动的一个过程。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其意义建构。这个从情境到意义建构过程，便形成了数学文化，也就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数学文化建构使命。情境是数学文化建构过程中有关学习内容的建构。以往中国的教学大都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并不注重情景式的引导。例如学习几何图形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采用书本上画出的图形，而是引导学生认知生活中的几何图形，从文具到生活用品，皆成为学习的工具，而不是拘泥于课本上的举例，这样让学生们走进生活，融入其中，发现生活中的数学之美。教授“质量的认知和大小比较”的课程时，不再是想象中的、观念式的教学，而是真实的引入生活中的物品和生活中的测量仪，让学生亲自体验度量的过程，从而学会质量的认知和大小的比较。协作是数学文化过程贯穿的主线。无论是教师、同学或者家长，均是学生学习的伙伴。一个良好的课程教学需要课程设计、资料搜集、数据分析、思考反思等过程，以往的教学方法都是老师取而代之形成了完整的教学过程。但是协作却是一种新型的突破。会话是协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学习中交流的过程。每个人都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甚至成为领导者，从设定议题到寻求答案，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由此建构的数学文化便是主动的、积极的，这样更有利于数学文化的形成和强化，从而对学生的认识起到影响。例如三视图的教学，老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交流，学会三视图的画法，这样形成的认识会更加深刻，也会对后期深造升学中的立体几何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未来社会化过程中的思维以及认识。意义建构是数学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中科院王梓坤教授曾经指出，数学的贡献在于对整个?科学技水平的推进与提高，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滋润，对经济建设的繁荣，对全体人民的科学思维与文化素质的哺育，这四方面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也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全面比拟?的。3正是基于此，数学文化的构建就显得愈加重要。数学仅仅是运算、规则等基本功能便失去了数学文化建构的意义，正是它在培养人文素养、理性精神等方面起到积极地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从小的数学教育中便应该贯穿数学文化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的认识到学数学可以做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喜欢几何的学生未来是不是一个建筑师，无法预测一个喜欢计算的学生未来能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是这样数学文化的形成，至少让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学会认知，学会学以致用。

三、数学文化建构的意义

第14篇

【摘要题】数字信息化

【英文摘要】Thearticlethinksthatininformationera,double-setsarchivesmanagementhasnecessityandrationalitytoexist.However,itisconditional.Onlyimportantarchivesneeddouble-setssystemmanagement.Double-setssystemmanagementforallarchivesisnotonlyunnecessarybutalsoharmful.

【关键词】数字化/档案/双套制

digitization/archive/double-setssystem

【正文】

中图分类号：G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64(2003)06-0006-02

一、档案双套制问题产生的背景及研究现状

关于档案双套制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什么新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档案学界就开始对此进行了讨论。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档案双套制问题，与早期所说的档案双套制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那时，计算机的应用尚不普及，电子文档很少，人们所说的档案双套制，还主要是指对同一纸质档案的双套归档保存。而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办公自动化(OA)的兴起、发展、普及，缩微技术的应用，以及当前在建设数字档案馆过程中对现有馆藏纸质档案的数字化，便产生了大量电子档案、胶质缩微品档案，这就出现了同一内容而两种不同载体的档案文件是否都要同时保存的问题，这就是近年来档案学界又在讨论的档案双套制管理问题。可见，当前，研究档案的双套制问题与过去研究档案的双套制问题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大不相同。

为了了解近年来对档案双套制管理问题研究的新情况、新进展，笔者检索了清华CNKI全文期刊数据库。笔者按篇名输入检索词“双套制”，查到从1994年至2003年10月，有关档案双套制问题方面的文章仅为5篇（详见参考文献），因此，可以认为，从1994年至今，档案学界对档案双套制问题的研究不够活跃，成果很少。但这并不等于说档案双套制问题不重要，不值得研究，恰恰相反，在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当前大力倡导建设数字化档案馆的时候，档案双套制问题的研究更有其必要性和特殊的意义。

在早期的研究中，主张纸质档案双套保存，主要是基于档案的安全和利用的方便这两个基本目的，但这种内容和载体完全相同的档案双套保存，是一种重复保存。少量特别重要档案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大部分档案的归档保存也实行双套制，势必增加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弊大于利，不值得提倡。因此，在档案只有单一载体的时代，对于档案是否双套保存问题，比较容易决断。但在当今档案载体出现了多元化的时代，同一内容但不同载体的两种档案由于其作用、特点不尽相同，实行双套制，已不属于重复保存，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讨论档案的双套制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二、档案双套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讨论有无必要实行档案双套制之前，除了要明确双套制的涵义外，还要进一步界定所讨论的双套制的数量限度问题。因为在实现办公自动化和档案现代化管理的过程中，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实行档案双套制，其实在机关办公室、档案室和同级档案馆中，都必然会客观存在或多或少的档案既有纸质载体又有其它非纸质载体的情况，就这部分档案而言，虽然也是双套保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档案双套制。我们所说的双套制是指在普遍意义上和大规模层面上需不需要搞档案双套制，如果离开了“度”和数量的限制，讨论双套制问题便会失去意义。

双套制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关键要看两种档案是否完全相同，能否相互取代。如果两套档案从内容到载体形式都完全相同，双套制则是完全重复保存制，显然是无此必要的，但如果两套档案只要在某方面存在差异，那双套制就不算重复保存制，该不该实行双套制就要做具体分析了。无论是电子档案纸质化还是纸质档案电子化后形成的两套档案，虽然两者在内容方面完全相同，但其载体形式和功能、效力却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以磁盘或光盘等作为介质的电子档案，虽有体积小、信息量大、检索迅捷的优势，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如不能有效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泄露；电子档案中的文字无个人字迹特征、无书写墨迹的新旧之别、无文件形成过程中的稿本特征，一旦被篡改，无法识别；电子档案没有“原稿”概念，没有确定的法律地位；所支撑硬件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对软硬件依赖大；寿命短，其影像记录的稳定期限不长。纸质档案虽有真实性、可靠性、法律地位确定的优势，但有信息容量小、占据空间大、管理检索不便的弱点。缩微品档案也有局限性，它的设备成本高，缩微胶片保管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档案部门难以达到其所要求的温湿度标准，从实际应用情况看，大多数缩微设备利用率普遍不高，操作技术较复杂，人员配备相对多，其存贮密度、信息容量、检索速度等远远比不上光盘。

而双套制正好融合了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优势，既可发挥高效存取检索功能，又可保障档案的凭证价值作用实现。可见，双套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此不能简单否定，在电子档案的局限未得到根本克服之前，在电子档案的法律地位未得到完全确认之前，应该实行双套制，至少对重要档案、珍贵档案应该实行双套制。双套制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档案馆馆藏中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将，这将成为未来档案馆馆藏结构的一大特点。

三、档案双套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鉴于上述原因，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该不该实行档案双套制的问题，从所查到的全部文章来看，都一致主张实行双套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实行档案双套制的问题，这恰恰是目前研究得很少的问题。

两套档案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当前办公自动化的应用和普及所产生的大量电子文件和与之相伴的纸质文件，按归档要求，需一并进入档案室并移交给档案馆；二是随着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现有档案馆藏纸质档案也将逐渐实行数字化，也会随之产生大量电子档案。此外，对某一机关而言，也不是机关的全部档案都存在两套的情况，而只有发文部分才会既有纸质文件又有电子文件，收文却只有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存放在对方发文机关。不过，当全国所有机关间的办公都实现了网络化后，文件的传输和阅读都在计算机上进行时，就没有这种区别了。但是，由于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纸质文件的习惯，想必人们还会将机上文件下载转化为纸质文件阅读，这样也将出现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并存的局面。

如果对实行档案双套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么实行档案双套制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在多大程度上实行档案双套制，或者说哪些档案该实行双套制。虽然笔者主张实行档案双套制，但却反对将所有档案不加选择地统统实行双套制，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目前要明确而具体地划定实行双套制的档案范围是极其困难的，本文无力完成这一重任，这需要我国档案学界对此做深入的调研，特别是国家档案局要尽快出台有关方面的法规和规章。目前我们可以首先制定实行双套制的原则。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这几方面：我国档案部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具有承受力，有利于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方便利用，所选档案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根据以上原则，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笔者认为，双套制档案范围基本上可以以我国目前各类档案的归档范围及其保管期限表为依据。因为我国现行的档案归档范围及其保管期限表是经过长期的调研和实践而制定出来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可操作行，特别是保管期限表已考虑了档案的重要程度和保存价值，这正是确定双套制档案范围的重要依据，完全可以参照执行，不必另搞一套。

机关档案是档案馆档案的主要来源，机关档案双套归档保存的范围，就决定了档案馆双套档案的范围，因此应严格把关。机关档案部门作为双套保存的档案范围，应当限定在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部分，保管期限为长期的档案不必搞双套制。此外，在机关档案部门，两套不同载体档案如何统一保管且便于检索也很值得研究，要把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做有机的对应，建立相互准确可靠的标识关系。

档案馆如何实行档案双套制呢？笔者认为，档案馆除了接收机关档案部门移交的符合要求的双套档案外，另一方面就是原有馆藏档案如何实行双套制问题。目前我国各类档案馆馆藏档案基本上都是纸质档案，鉴于数字档案馆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因此今后现有馆藏纸质档案将会逐步实施数字化，但由于我国现有馆藏纸质档案数量巨大，有的大型综合档案馆馆藏量多达几十万甚至百万卷册以上，加之不少档案又是历史上形成的，若全部数字化，工作量实在太大，成本实在太高，实在无此必要。对档案馆现存的纸质档案应维持现状，不必做过多的折腾，只需对其中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和部分年代久远需抢救的珍贵档案实施数字化，并实行双套制保存。总之，现有档案馆既成的纸质档案不是双套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坚.关于档案“双套制”管理问题的探讨[J].档案学研究，2002,(1).

[2]方莹芬.试论电子文件归档的双套制[J].浙江档案，2000,(11).

[3]潘蓉.对档案“双套制”管理的思考[J].档案天地，2003,(4).

第15篇

人类高校体育文化产生和渐进发展的历史渊源，学界总结为典型的劳动起源论说、军事起源论说、游戏起源说、宗教起源说、教育起源说等五种基本类型。这五种起源论说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校体育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高校体育文化产生内涵要素至少包括锻炼、制度、精神与物化产品四个要点。由于适者生存的生态法则的使然，迫使人类在其自身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因其全面健康的发展而进行有意识、积极主动的身体锻炼活动；在人类获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后，人类为了所谓的体育活动的有序开展，逐渐形成并制定多种制度；人类为了促进群体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强调深层次上的体育精神文化，用于规制部落或统治者群体在完成体育活动时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高校体育文化活动应该产生出多种物化形式的物质产品，用于彰显高校体育文化内涵，比如吉祥物、标志物、火炬、奖杯等载体形式。高校体育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在于其创造性地集成了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体育之所以是一种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高校体育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这是有且也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来的社会活动。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就是只有人类能够创造出多种文化系统，而这样的文化系统就囊括了体育。由于动物各种肢体活动和嬉戏都是其本能活动，并不具备文化意义，而人类创造的体育均源于后天学习，而并非遗传所及。其次，体育运动具备文化的多种特征。这些文化的主要特征诸如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阶级性等均可从体育运动中明确、清晰地得以印证。第三，高校体育文化拥有其赖以存在的活动形式、物态体系和精神标志。而其精神标志就必须包括运动内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人类较为深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内容，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理想的组成部分，比如奥林匹克精神、体育道德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高校体育文化终将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主导标志。

二、高校体育文化的价值

如前所述，高校体育文化在原始历史发展时期就与宗教、教育、娱乐、医疗、军事相伴而生，终究在人类近代历史时期才得以形成独立的形态体系，体育运动在己经孕育了相当规模和社会投入情况之下，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标志之一。而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高校体育文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体育在其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其存在和发展都将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的文化，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协调和发展。仅从体育运动的本身来看，体育运动是开发人的自身强健、自身潜能的过程。但从高校体育文化的角度来看，体育的价值远不止这些。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问题》)。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文化价值就在于给予人自身的价值，即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是人的身心的完美展开和全面实现，是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和谐与统一。这就是高校体育文化的原生态的价值所在。通常将产生于校园的高校体育文化称之为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价值尤为独特，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其它校园文化所不能取代的文化存在形式，校园高校体育文化连同其它校园文化一道促成为校园文化的有机整体，其它校园文化也通常依存于高校体育文化，从中汲取、借鉴、迁延某些其独具特质的元素。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健全校园的文化，而且有利于师生自身的协调和发展。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首要价值在于能够不断改造和创造着环境。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形态和现象也改造和创造着人类自我的个性生理环境，乃至社会群体的生理、心理环境。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另一价值在于它是师生自身向“社会的人”回归的体现。尽管从体育活动的行为和方式视角审视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存在着强健自身、促使潜能力开发的属性，但如从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文化视角审视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则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回归(马克思语)。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作为校园内的一种实践活动的文化价值更是在于人自身的价值的体现，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校园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师生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促成了师生身心完美的实现，构建了师生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和谐与统一。

三、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与高校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