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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禅宗却是佛教完全中国化的产物。因为主张修行者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是汉传佛教的最主要的派别之一。禅宗相传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在六祖惠能时期趋于成熟,至中晚唐开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汉传佛教的宗派大多来源于印度佛教,禅宗、天台宗与华严宗,却是在中国本土独立发展并壮大起来的三个宗派。禅宗以及天台宗、净土宗的创立,改变了汉传佛教由外来僧人主宰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武术活动在中国有着非常古老悠久的历史。据《庄子•人间世》和《荀子•议兵》记载,当时人们比试武艺就已经有很多技巧,比如拳术打法中就包括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技术动作。所以,中国武术的产生要远远早于少林寺的创建甚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但是,少林武术根植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之中,随着禅宗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兴盛,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相互交融。少林六祖惠能在《坛经》中说,禅乃梵文音译“禅那”,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其基本含义就是息心静寂地参悟。这就造成了少林功夫和其他门派的不同———讲究“禅武合一”。少林武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民间的武术精华,习武者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示,并且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原有的武术形式进行改造,出现了“武以寺名,寺以武显”的独特现象,也开创了中华武术的新局面。
二、少林武术中“禅”文化与“武”文化的契合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的五乳峰之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我国传统的武术技艺从此便深植于有着“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的少林寺之中,并成为寺院僧众经常演练的修行内容。唐武德四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当时的秦王李世民。三年后,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僧,自此,少林寺以武功侠义名扬四海,少林僧众习武之风代代相传,盛行不衰。到了宋代,少林拳术增至一百七十余套,同时,少林武术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明代,少林武僧们对内保邦定国维护国家稳定,对外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明代后期,少林武术被冠以“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
(一)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精神实质
少林武术不同于其他武术门派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禅武同源,禅拳归一。这也就意味着“禅为武之主,武为禅之用”。武术是禅修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禅生命的有形化;禅修是武术的精神本质,武学之道也就是禅道。以禅入武,禅武合一,身神兼修才可以达到武术最高境界。
1.禅悟与武悟的升华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区别于其他宗教派别的最独特的宗旨和内涵。悟是禅的生命,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观照。禅宗在自身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以往佛教经典中晦涩难懂,一般的修行者不易领会的经典理论,而由修禅者自身的顿悟、感受和判断所产生的思想火花来体会领悟世间万物以及宇宙永恒。这样的依靠修行者自身的悟道来修炼的方式与少林武术的练习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禅宗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一些令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日常行为,对于修禅者来说很可能会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所以在禅宗中出现过很多修行者通过一句偈语,一声呵斥,一个无声的动作,甚至是一顿拳脚而悟禅得道的公案。换句话说,禅宗修行大都要靠自身的感悟来体验禅的精髓。“禅”可以说是一种修养素质方面的修炼,而少林武术的表现形式虽以身体活动为主,但本质也强调要动静相济、内外兼修。要想达到修禅与习武的至臻境界,都需要通过“悟”这个关键环节的完成才能达到,“悟”是二者修炼的必要方式。自古以来,习武的特点是口传身授,武术的固定招式可以拆解教授,示范讲解,但是武术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注重外在形式,而是随心所欲,无招胜有招。这些却是“可以传而不可以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需要练习者自身日复一日的学习、苦练、体验、领悟,最后把所学所悟全部融会贯通才能够实现。所以拳谚有云: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少林僧众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不是单纯重复地练习各个技术动作,而是在寺院文化浸染的这一独特环境下从武学技击招式中感悟出少林武术和修禅的精髓与真谛,再通过修禅得出的禅理来指导武术练习,使“禅”与“武”在共同的练习与悟道的过程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
2.禅戒与武戒的合一
武术与生俱来就带有技击搏杀的性质,而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中的第一戒就是杀生戒,要求信众不但不要杀人,也不能杀害包括蛇虫鼠蚁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于寺庙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少林武术非常自然地受到佛家慈悲为怀,戒斗戒杀思想的影响,把强身健体、益智益德、自卫御敌作为练武的首要目的,一再要求僧众不可以恃艺妄用,逞凶肆恶,一味地好勇斗狠,于是少林寺僧对武术有着明确的戒约及道德规范。早在12世纪,为训练僧众习武,少林僧人觉远就制定了名为“十禁”的习武戒约,即,禁判师,禁异思,禁妄言,禁浮艺,禁盗劫,禁狂斗,禁违戒,禁抗诏,禁欺弱,禁酒。所有少林僧众都不得违反,否则,“犯者轻罚百尺,重者驱之”。从佛教的五戒到少林武术的“十禁”,从根本上约束了历代少林武僧们的言行,使武僧们只有在锄强扶弱为国为民时,才可拔拳相向甚至是大开杀戒。比如: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助唐王李世民,助明政府抗击倭寇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少林武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与少林武术把暴力因素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禅宗理念融为一体,并且严格遵守禅戒与武戒的教条有很大关系。
(二)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技术内涵
1.修禅与修武的合一
禅宗的修行方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禅的伊始阶段,也就是“看山是山”,“譬如“念佛、拜佛、持咒或打坐,从妄念纷飞到集中于一”。在这个阶段中,习武者练习的是武术的入门功夫,要对腰、腿、桩等基本功和基本套路进行训练,即一拳一腿地练习。少林武僧们开始把全身游走不定的散乱之气逐渐聚集于丹田,经过本过程的努力研习,练武之人就会去拙力,增刚劲,身手变得矫健,面目也相应威猛起来。禅宗修行的第二阶段是“看山不是山”。这个阶段是修行者达到一定境界后,能够不为肉眼所迷惑,可以看透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也就是产生疑团再破疑团,即从一到无。少林武术在这个阶段中,刚猛之劲变弱,柔和之力逐渐充实。这一阶段注重“气”的修炼,要求练气的时候,要求排除一切干扰和杂念,心如明镜,以气催力,以意领气。还要注重调息、调心。少林拳谱中说:耳与心合多益精,目与心合多益明,口与心合多益勇,鼻与心合多益力,手与心合更疾快……心不动,气自固。经过这一阶段的修炼,修习者调整了气息,磨炼了心意,从而对武术的见解更为深远,遇敌沉着冷静,步伐稳健,精神倍增。禅宗修行的第三阶段是“看山还是山”。即不执著“一”“多”,更把“无”也放下,回归于滚滚红尘之中,在尘世中以智慧心、清净心广度众生。这个阶段的少林武术在技击动作上除却所有繁杂的招式,达到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境界。此时,习武者领悟无我的境界,在武术练习中心内有禅,以禅入心,用超脱外物的境界,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这也是练武之人“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2.禅宗思想与武术技击动作的合一
少林武术的技术动作、招式套路等都是少林武术文化的最终表达形式。少林武术的文化价值、本质、内涵通过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真实彻底地反映出来。以大洪拳为例,其中一个具有有典型性的招式被命名为小烈马,具体的动作为左掌平放于腰际,右掌置于胸前做拜佛状。从这个武术动作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千钧一发的技击搏斗过程中,少林僧人们仍然表达出一种一心拜佛、恭敬谦和、慈悲为怀的禅宗思想。禅宗始祖达摩说过,“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六祖惠能也说过,“但行直心,不着法相”。二者都阐明了修禅之人的一切行动坐卧、言语举止皆出自自然和本性。这种朴实无华的思想在少林武术中表现为套路结构紧凑,动作朴实自然,反应敏捷,攻防严密,注重武术的实用性,不摆花架子。在技术动作风格方面,由于禅宗对僧人们的言行举止有所约束,长期生活在佛教戒律中的少林弟子们在演练功夫时,也必然会受到《少林习武戒约十条》的制约,这种制约也直接影响了少林武术动作风格的形成。少林武术只防守,不攻击,风格含蓄,讲究内力,时时处处表现出谦和恭让、后发制人的特点就是其最直接的体现。少林武术的许多技术动作在命名上也同样体现出了禅宗思想在意识层面上对于少林武术的启发。少林武术的很多招式都是以佛教的著名人物或经典公案命名的,如:达摩铲、达摩杖、罗汉拳、拈花指等。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少林武术的技击动作与禅宗思想的完美结合。
(三)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养生观念
少林禅学之中,参禅是为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打坐的目的则是清心静虑,万念归一。在长期参禅礼佛的过程中,禅修的僧人固然可以达到“化境”的精神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打坐时间太长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气血不畅,从而引起肌肉退化,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要摆脱这样的弊病,就需要通过一定幅度的肢体活动来进行改善。而习武的僧众,为了不堕入恃艺逞强的魔道,同时也为了缓解身体的疲劳,也需要通过修禅这一形式去静养。就这样,表象以静为主的参禅与以动为主的习武活动,两个看似矛盾的文化现象在禅宗祖庭少林寺这一特定的载体中融合碰撞后,擦出了新的火花。禅宗主张静坐修身、安定养性,倡导“顿悟成佛”,主张通过调身、理气、息心、静坐等方式来完成“身”的修行,进而用“心”来体会和感悟乱花迷眼的宇宙本质,强调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禅宗重视人的主体性,追求一种彻底的不拘于外物的心灵上的解放。少林武僧创造性地将禅宗“静坐入定”的修行方式和对内在修为的重视融入少林功夫之中,在修炼少林武术时区别于其他武术门派的争勇斗狠,注重完善自我,领悟禅学的真谛,而无胜败之心。少林武术也特别重视内在的本质修炼,强调武功“要以气功为始终之则”。气功的修炼包括养气、炼气等内容。修炼内功时要注意姿势、调息和运气的变化。少林派所练习的内功分为下乘、中乘、上乘三个层次。下乘的内功以祛病强身健体为目的。修炼时会将“神”“气”在身体内部汇聚运行,可以调息内脏血脉经络,使修炼者能够尽快沉静下来,神气相随,动气于内脏。修习中乘的内功则可以增强练习者拳脚的攻击力度和速度。这个层次是以刚柔并济、动静结合、补气相凝为特征。上乘的修炼是少林内功的最高境界,以刚柔、动静达到随意转化为特征,招由心生,排除外物,最终达到随心所欲、天人合一。少林武术区别于其他武术流派的特质就是将佛教修行的“静”与中国武术修炼的“动”互为交融。在少林寺发展强大的过程中,因为政治的需要、少林寺自身的影响等原因,少林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稳定。这种难得的稳定为少林武术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少林武术就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萌芽、发展、壮大,并合理地融摄、吸收禅宗的养生保健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少林武术技术体系,丰富和延展了少林武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了少林武术的整体发展。同时,少林武术的修炼也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大量的禅修实践和经典证明:优质的生命形式需要内外兼修,动静结合。参禅打坐可以使僧众的身体得到适度放松。在练习完高强度的少林功夫之后,将修禅作为一种调节身心,缓解身体疲劳的方式,是武术锻炼的实践功能的体现,也对禅宗的发展起到身体保障的作用。
三、结语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禅”便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交织在一起。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用象征性的表达方法,将求福纳祥、趋吉避凶的愿望,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化作各种图形,通过图案的视觉语言表达心物统一、意象契合、情景交融,产生“境生象外”的美感,这与禅宗文化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对于禅宗文化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理解、感悟上,设计师创作的作品与自然浑如一体,透露出内心的感悟等。禅宗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相辅相成的,禅宗文化在发展与传承中不断与人们的生活和艺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具有密切联系。
二、禅宗文化对现代服装设计风格的影响
中国现代服装设计中一些质朴、简约的设计元素在作品中的体现,就是受到了禅宗文化的影响。在现代语境下,服装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人们对于它的感受和追求越发多样化,中国风格的设计莫过于它所表现的东方传统,而强调内心灵性的禅宗文化,正是这一特点的表现。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禅宗文化作为一种古老的精神文化,将其融入服装设计,能够给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也反映出设计师本真的内心世界。服装设计师马可说:“我喜欢质朴、大气、简单的东西。女性,我欣赏那种有力量的女性,这种力量是更多的来自于内在,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信。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最适合她们的服装,不取悦于男性,充分体现自我和她们的个性。”佛教常说见性可指本心,马可正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样的思想与感悟,其设计正是贯彻了一言一行皆为“禅”的设计理念。在服装设计领域,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思想、艺术语言、创作意境等开始受到禅宗文化的影响。禅宗文化给人提供的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和审美的生活态度,它将设计理念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让我们审视自己的行为,平复日益浮躁的内心世界。现代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禅宗思想崇尚自然之美,倡导宁静、悠远、质朴的生活。它反对人工矫揉的雕饰和装饰,强调运用最纯粹、最简单的材料,一切以心表意,这就是以禅宗文化为基础的服装设计风格。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含蓄之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者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了中国服饰上独特的审美体系。禅宗文化对于缓解人们由于现代社会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也让人们在细微处感受到禅宗文化的力量。一切设计都需要以文化为基础,而禅宗文化则为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文化支点,对今后的中国服装设计风格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我国的标志设计有着久远的历史,其与人有着密切关系。远古时期,人们为了方便记录、记忆,常用画图、文字等作记号,用以增强事物的识别性。人们最初只是用简单的文字图形表达某种意义,经历长时间的演变和完善后,形成以象征图形为主的具有多种复合寓意的视觉传达形式,即标志。例如,太极八卦图、个人印章、商铺标识等。北京同仁堂标志,模仿汉朝瓦当造型,圆形里面中间是“同仁堂”仨字,左右是两条对称的“龙”的样子。同仁堂标志外形是圆形,是中药剂型药—“丸”的象征,两条龙为草叶形,创意来自中药里下药的蛤蛎形象,意味“中药和龙都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价值。“同仁堂”字体上面有一个圆形,代表着珠子,寓意同仁堂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整体上看,象征“二龙戏珠”,是“吉祥安泰”、“祝颂平安与长寿”之禅意。这样的图形标志赋予了同仁堂丰富的文化内涵,寓意深广,成了中国老字号商标之一。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禅宗文化图形应用于标志设计领域,早已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禅宗文化图形不断被应用与创新,形成了特有的表现特色,即注重“形”的提取、“意”的沿用、“神”的延伸,讲究的是“形意神”合一。
1、“形”的提取
现代图形标志设计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禅宗文化图形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既能表现深刻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又能形成具有新颖创意和全新寓意的图形标志。很多标志将禅宗文化图形和现代设计元素结合起来,提取了禅宗文化图形表现形式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加以整理运用,搭配现代设计元素,形成了具有全新寓意和创意新颖的图形标志。例如《禅意东方》杂志,其内容主要是描述各种高端设计的居住空间风格,收录了很多极具东方文化特色的居住空间设计,与更多人分享东方文化的精粹。其标志设计创意来自古典的“印章”+“祥云”,印章是中国常见的标志,祥云是禅宗文化图形的一种形式,它波涛汹涌,喻意兴旺发达。“禅”字更是禅宗文化图形的直接表现,代表着东方文化特有的大智慧。印章、祥云、“禅”字,勾勒出了一个极具喻意、博大豁度的图形标志,为杂志塑造了一个文化深厚且丰富的形象。加之,主色调为古典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热情、奔放、激情,具有易识别、醒目的特点,极具中国风特色。再如,陈幼坚设计公司(AlanChanDesignCompany)标识,运用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四喜娃”图形。四喜娃图案是一对胖墩墩的小男孩,穿着肚兜、光着屁股,活泼可爱。但仔细看的话,实则是四个娃娃巧妙的连在一起,两个弯曲身子,侧卧在床,两个直立身子,状似行走,喻意吉祥如意,表达人生美好的愿望。这是中国人比较喜爱的常见的禅宗文化图形。设计公司借用“四喜娃”图形,搭配渐变的黄色,用黑色做底色,既保持了原图形,又增强了现代感,借用其寓意表达祝公司发展顺利、兴旺发达的美好愿景。
2、“意”的沿用
在现代图形标志设计中,更注重“意”的沿用,也就是传统图形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例如,上文提到的《禅意东方》杂志标志、设计公司标志,都是既提取了禅宗文化图形中精粹,又沿用了图形的寓意,希望借其寓意为自身树立一个崭新且符合战略目标的形象。除了寓意沿用外,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例如,深圳水上乐园标志,借用了“太极图”图形,但又不完全是“太极图”,好似翻腾的水文图案,配上“彩虹色”,十分符合水上乐园玩乐的主题。同时两个不同颜色、有差异的水文图案蕴含着变化统一的哲学理念,传递着禅宗文化中的“动静观”、“生生不息”的传统思想。再如,曼妮芬•龙凤系列的标志,引用了“龍”字的型,凤凰的外观,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气质。而这一系列产品采用了龙凤刺绣、中国红,将中华民族优秀的锦绣图腾及民族文化特色展现地淋漓尽致。
3、“神”的延伸
受中国传统审美取向的影响,我国现代图形标志设计不注重写实,侧重于传达企业或产品理念。所以,禅宗文化图形在图形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更强调“神”的延伸,使产品与标志形神合一。例如,陈幼坚先生设计的“MrChan”陈茶馆机构形象标志中“佛手轻拈一片茶叶”,与禅宗起源的“拈花微笑”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喝茶也蕴藏着许多禅机,故有“禅茶文化”。设计师用此标志,将企业理念及品牌内涵形神兼备的表达出来,对“茶”产品的阐释准确到位,这异曲同工、以心传心的方式便是禅宗文化的宗旨。
二、结语
我国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产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推动力量。
1.文化产业化是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
当今中国,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议事日程。管子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江南一带“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民谚,也反映了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特别是“五一”、“十一”长假,上千万人参与休闲旅游的情况,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享受着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向更高级的精神消费提升。根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在总消费支出中,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1985年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众文化消费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文化要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出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塑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产业化加快了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是伴随着产业化的过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可以说,文化产业化是文化面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产业化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向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促进了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现代化,使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能够生产出满足现代人需要的精神产品。目前,在文化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产业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事业相比较,文化产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引领人们的文化消费时尚。比如互联网是现代人享受、消费文化产品的最具时代气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帮助人们进行网上阅读、信息传递、心灵交流、接受教育,通过网络游戏进行娱乐等。它把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来。可以说,互联网是由这些文化产业共同建立起来的。没有文化产业提供支持,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
其次,文化产业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许多标志性的文化现象都渗入了产业化的因素。奥运会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够成功地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大手笔,是政府行为和商业运作的结果。没有产业化提供商业支持,单靠政府行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艺术方面,一些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把我国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现代的优秀艺术成果介绍到世界各国。
再次,文化产业化能积极地引导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充分体现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蕴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当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科学性使文化摆脱愚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众性塑造了大众文化,使文化发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众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大,消费人群广泛,传播的速度快,消费需求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常改变。正是由于大众文化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单靠政府去引导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过产业化,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商业运作,才能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文化的大众性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2.文化产业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有效动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第三产业,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布局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充分,而在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了第一、第二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要进行调整之外,还应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其运行质量。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国也已经显现出来。美国的影视业已经成为全美国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可以与其航天工业、航空工业、现代电子工业并驾齐驱;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日本娱乐业的收入与汽车工业的产值大体相当。在推行积极财政,以消费拉动需求,进而带动社会经济总量增加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据统计,我国2000年实际文化消费总量为800多亿元,到2005年达到6000亿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是5200亿元,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量当中有5200亿元是由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同时,化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它会使我国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进而使我们离完全意义的小康社会更进一步。
3.文化产业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首先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关的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它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进程。文化产业能够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在质量,保证政治制度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进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现代大众传播业、出版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它们除了承担着社会公共舆论信息的传播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政治舆论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公开程度增强,使它们的真实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证。随着大众传播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传播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政治舆论的公开、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舆论信息将被有力地阻挡在传播路径之外。这将会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走向民主与文明。
4.文化产业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它是一个国家各方面实力的总和。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当中,不仅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也包括含有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不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力的竞争始终都表现为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竞争。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而且还在文化上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甚至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推行强权的同时,也不断地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
与霸权文化的渗透力相比,发展中国家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能力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差,制约了文化国力的提高。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随着文化产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大量文化产品在发达国家被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出来或被直接作为精神商品投入消费领域,中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还将面临如何应对文化霸权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力要继续保持不断增强的势头之外,还必须加快发展包括科技在内的文化产业,提高科技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
二、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人们通常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等部门的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产业”,就是以创造和销售某种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化”,用一句通俗简单的话说,就是文化走向市场,把文化当产业一样经营。说白一点,就是用文化来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说:“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文化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逸闻趣事。”这就是说,一个以满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为主体的新世纪正在崛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结实、耐穿,而是更多关注美丽、时髦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叫“经济文化化”。在经济文化化的同时,要求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这就是“文化产业化”。
如今,“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日本为例,1995年娱乐业一项生产经营收入就高达35万亿日元,超过当年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1996年仅版权产业的产值就达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好几个大企业的年收入总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已发展成为年收入20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进展。据统计,1999年全国文化市场产业单位已达27万多家,从业人员113.4万,固定资产价值315.7亿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文化产业还处于低迷状态。以1998年的统计为例,全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3%,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数的0.4%。而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2倍,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人数的5%。在我国现有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只占3%,仅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国实际文化消费总量大约为650亿元。到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增长空间极大。数百亿元的实际消费量与数千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说明在21世纪,“文化产业是财富之源”一点不假。
[摘要]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周莹张志勇:发展文化产业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需要.理论观察,2004年第2期
本土品牌跨国生产、跨国经营、跨国销售,国际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加速,动画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动画产品是最没有国界的文化产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产业化的新的环境下,全球动画业出现了新的契机。日本、美国动画产业近年来将大量动画制作外包给中国和韩国,而本土卡通业“空壳化”,同时取材来源也日益国际化。如花木兰替父从军是典型的中国故事,美国迪斯尼以此为素材拍摄了动画影片《花木兰》,获得了成功。影片制作中,集合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人才,到中国的天坛、故宫采景,描绘图样,再利用电脑技术完成影片合成,是一个动画制作国际化的典型例子。还有像阿拉丁等故事素材都取自于阿拉伯国家。
二、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
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而体制困境源于动画的产业化问题,而所谓产业化问题中的矛盾实质是体制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商业动画不只是一个商品,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产业化应该对创作起促进作用,如果只强调动画业的商业价值,只注重产业化甚至产业化反而对创作起阻碍作用,那么所谓产业化就是盲目的产业化,作品本身没有质量,盲目的产业化结果只能病态发展出一个扭曲的空壳产业。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所有的动画作品都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不进入市场的流通渠道就没有可支持整个动画制作与发行所需的资金链,那么,再好的作品也无法生产出来,获得受众的认可。首先,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审批体制限制动画创作内容。体制限制就是对作品题材的限制,什么样的作品能通过审批?很多人总强调中国盗版问题对文化产业的阻碍,而事实上我认为体制上对创作者的阻碍才是最严重的阻碍,由于这种阻碍创作者甚至根本连面临盗版问题的机会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体制直接阻碍创作,没有创作就没有作品,连作品都没有何来盗版?创作者不是为通过审批才作动画的,我们是因为热爱动画,为表达自己的想法才作动画的。其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产业管理体制严重与市场经济环境脱节。中国动画制作有两大基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这些依靠政府资金支持的动画制作方,往往有着一副官方代言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按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进行操作。再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营销体制与市场链条的脱节。在中国,长期以来,动画仅仅充当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工具,讲究的是社会效益,很少顾及经济效益,它的“媒介功能”与“产业功能”被视作同一概念。概念的错位必将导致实践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动画业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扰,从制作到管理均受到很大的束缚。制作方面,需要经过艰难复杂的层层申报、审批,数量、名额、资金等也有种种限制;管理上方面,制定规章、实施管理的部门与接受管理的动画生产企业没有脱钩,造成不充分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不了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动画的产业功能得以凸显。勿庸讳言,动画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确实负有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功能。但它的投入产出、制作播映也是一个产业过程。动画片的制作成本高昂,一分钟的动画节目直接投入资金约为1万一1.5万元。一部动画电影或连续电视短片,投资动辄几百万,甚至数亿。而同样长度的电视剧只需要一半的投入。这笔资金由谁来出,从过去来看,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投资渠道的单一制约了国产动画的发展。
恰恰在这个可以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回报的领域却用力太少,几成空白。投人高,回报慢,且投资渠道单一,故无法制作精良的产品,打造成功的动画形象;进而开发相关产品,培育良好的市场。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作基础,难以产出需求量相当的好作品。如此恶性循环,对中国动画产业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HUNDREDSCHO0LSINARTS口总而言之,中国动画产业体制还未真正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缺乏整体运作规划。正常的市场状态应该是,前期宣传寻求资助,制片人制作动画片,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动画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对动画制作单位的管理,只注重它的事业性质,忽视了经济实体性质,因此,动画制作单位的任务仅是制作动画片,至于能不能收回制作成本能不能赚钱等无需考虑。这种管理方式,不但使制作机构丧失了活力,使动画制作经费极其依赖上级拨款,更使动画事业陷入只投入不产出的恶性循环中。制作机构在动画产业化运营中居于主体地位,激发制作机构的活力对动画产业化至关重要。国有制作机构有多年的制作经验,制作水平较高,但市场化程度较低,所以要着重对国有制作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提高动画机构的制作活力,树立效益意识,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改变国产动画依赖拨款的现状,使其重视市场、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在竞争中提高制作水平,增强经营能力。
三、中国动画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机遇
2012年10月,上海市最早期的石库门样板被,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问题同样严重,以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直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昆明大拆大建的方式拆除了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街区,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9J。随着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消失,附着其上、以其为土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变了味道,众多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衣的项目逐渐退变为表演节目抑或博物馆收藏,原本植根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无形要素渐渐被淡化。然而,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丽江、平遥等古城旅游开发经济效益的凸显,各地纷纷效仿,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打造,开始了各种以恢复该地历史上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的以文化为主题的建设活动,各种被重金打造的文化景观纷纷见诸报端。山西省大同市从2008年开始,历时五年,耗资百亿再造大同古城;河南省开封市从2012年开始,预计在4年内花费千亿打造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昆明市晋宁县在2012年10月26日破土动工了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城”,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在这些超大规模的文化复建背后隐藏的是堂而皇之的经济发展目标,传统文化被当成了生产资料,此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倒不是二元对立的了,也体现出了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乱象,即在凝聚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遭遇着不断被破坏的命运的同时,各地政府却忙不迭地耗巨资打造着“假古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在考察完我国之后便警示到,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建设有趋同的倾向,希望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尊重城市原有的特色,尊重中国传统文化¨。30年问,我们经历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作为城市内涵的文化特色却在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割裂。文化遗产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城镇再造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究竟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与其大肆新建历史文化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在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惯用的拆旧建新路线调整的合理性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命题,是我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近30年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极端的后果,即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镇面貌的快速趋同。工业的标准化被嫁接到城镇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千城一面,无论产业结构抑或建筑形态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的关注远大于其赖以发展的内化灵魂——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多年对全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这一价值观转移的过程是以同时代“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即“代际价值观转移”。相较于过于追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看中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归属。“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儿,也就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在物质生产资料上过分追求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现阶段所奉行的价值观是要被重估的。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城镇化。当宽敞的住房、明亮的厂房、便捷的交通、现代的通讯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一应俱全时,代际价值观的转移是必然的结果,“后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心理满足。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可持续的态度进行城镇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让这一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成为下一历史时期强力革除的现实对象,发展的目标要有前瞻性及延续性。后城镇时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城市内居民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割裂传统的大拆大建并不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直接成就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民生产力的大大解放,与此同时,工业工厂的建设又进一步消化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英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0%。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文化遗产并未经受破坏,相反,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城镇被完整保存,剑桥、牛津、约克、切斯特等城镇各具特色,巴斯、索尔泰尔、爱丁堡甚至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历史城镇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物质形态,更延续了传统的生活,历史艺术在这里交汇,文化传统在这里延续,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后工业化时代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英国人新的骄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各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全民族、全地域的文化内涵与形态存续,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发扬才会有根基与动力,因而,必须调整拆旧建新的城镇化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今人继承并传之后世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根据所反映和代表的地区范围可分为地区、国家及世界级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最初的注重建筑本体发展到历史街区、城镇再到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为日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纲领性的参考及标准认定,也正是从此开始,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与认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袭的是固有的文物保护制度。138“文物”概念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对接始于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项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并得到迅速普及。”l17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中用“文化遗产”一词,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一词,这个转换具有深刻意义。从“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绝不能局限于文字表述,更深层次的是与国际保护理念的接轨、与国际保护原则的统一以及对国际保护措施的践行。相较于“文物”,“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更加宽泛,从建筑、遗址等物质遗存到节庆、工艺等非物质遗存,从楼阁、庙宇等静态遗产到运河、梯田等活态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前进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多样的文化精粹所代表的不同文明形态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中华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任何形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能够保证物种的延续一样,文化基因决定并确保了一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文化基因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和基础,是使一种文化历经时间洗礼、岁月变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特质的根本原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气质,而这些都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单元,城市从其建设之初就在不断积聚着各种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被记录在建筑、语言、行为模式之中,朝代的更迭、产业的更替或许会改变城市的面貌,但其文化基因被嵌入到某种介质,“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61舳,而众多储存了城市文明信息、城市发展轨迹、城市历史记忆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便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内容。“文化发展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是一项累积的过程”l17l(P卯,切断了历史发展脉络、损毁了文化基因延续的文化是偏颇与狭隘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有形的建筑、遗址、街区,还是无形的语言、民俗、节庆。随着城市内一处处文化遗产的消失,凝聚着城市文明精粹的物证也随之不存,逐渐地,无从寻觅的不仅是各个城市的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为代价,发展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城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记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这些因素,城市未来的发展必将偏离故有的轨道。“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所显示的并不是一种类似的进化过程”[18](P.2o5),当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使我们的城市表现出越来越发达的演化态势时,不断消失的文化传统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彷徨与迷茫。尽管产值、GDP、城镇化率等各项具有能见度的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但其带来的却是城市根本的丧失,而这恰恰是代际价值观转移的前提,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端的征兆。城镇化并非“发生于拆旧建新的过程,而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脉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l193苏州之为江南水乡,在于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格局,在于其古典园林蕴含的风骨;南京之为六朝古都,在于其虎踞龙盘的形胜,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追忆,在于乌衣秦淮的风雅,在于明之故宫城墙、民之府邸学堂的积淀;敦煌之为丝路明珠,在于莫高窟隐含的异域风情,彼时的春风不度,此时的朝圣所系;成都之为天府之国,在于其“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古堰之利;上海之海派风韵,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在于石库门内的吴依软语,在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个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灿烂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本。对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有所畏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我们有所忌惮,然而文化上的突变远比生物学的突变更可怕,文化上的突变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属性,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2oJ(P由此,对于承载着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凝聚着城市发展的文脉,是城市发展演变的见证,是城市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的象征。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失去了承载其文化基因的文物、建筑、遗址,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迷茫是必然的,而丧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又是可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文化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Et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㈣。美国用“三片”(影片、薯片、芯片)征服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莱德曼高呼“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正抹平国与国之间的边缘,世界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遗产,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责任重大,对于防御文化的同质化与一元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肆意的破坏必然使文化基因受损,使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同一致,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会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塑造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保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是城市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诱因,而加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文化基因得以传承的防线,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保障。
(二)文化遗产是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
生态,即生存状态,原是生物学上用以描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势必要引入文化因素。基于此,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以解释“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_22j(P。文化生态学为描述对环境的适应如何导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人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基因则使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其核心的相对稳定性,文化生态保证文化变迁的路径有迹可循。城镇化建设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再造,再造的过程即是环境变化的过程。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化生态的变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是有限的,而大拆大建、面目全非的环境终将造成文化的迷失。这种文化迷失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随着大批文化遗产的损毁,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生境被全新的空间形态取代,剧变的外部环境对城市本身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在宏观层面,以趋同物质空间为单一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推演出城市问的文化向单一的生态模式变迁,进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呈现出一元化的文化生态图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大系统,维持文化大系统的平衡则需要各个要素的协同。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信息汇集成文化遗产的过程,每一处文化遗产又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时间的累积与沉淀,文化遗产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景观。区别于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建设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信息的和谐共存是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根本要义。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看,“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文化遗产在文化适应环境的变迁中对于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表征。同样,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多样的文化物种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生态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完整的信息流通的管道,而信息传递和调节的能力,是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它们都是维持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内、外两个层面的需求。对内而言,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对人们个体需求多样化的满足。多样的文化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背景、知识层次及工作领域的市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人的城镇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对外而言,每座城市都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以确保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需求便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实质表达。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问的真正对话”。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遭到了破坏,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随着成片文化遗产的消失、成片钢筋水泥的崛起变得愈加趋同,相应地,全国范围的文化生态也呈现出趋于单一的态势。平衡的文化生态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良好的文化生态物化表现为城市内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并存,其常常被认为是城市的文脉之所系,保住了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生态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论。正如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什么。”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改变了文化生态,反过来,文化生态也在塑造着人。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内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根脉所系
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母题,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母题则是全球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通过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来实现,而通讯、交通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看,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实质上,它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及决定要素。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文化在国际事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已上升至战略地位成为国际竞争的着眼点。为了描述以文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竞争要素的重要性,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力量”(SoftPower)一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力量,还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软力量_(P。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力量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他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在国际舞台上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利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因而,提升文化力将占据未来国家战略的首要地位。文化力量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力,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选择,是后工业时期乃至后城镇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世界范围发展越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品充斥并主导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产业形态,生产资料是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却为其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产业形态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已相当完备,并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我们需要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激活文化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思维的支撑,但创新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传承后的升华,是厚积薄发的灵感,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生发出的火花,“传统的信仰和传说在决定思维方式上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丰富的传统内蕴才能激发出点石成金的创意。良好的文化生态为城市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城市内的多样文化遗产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产信息,进而激发创新思维。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在全球的风靡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但将这些文化要素推向世界的却是美国,这不禁让我们在片刻欢愉之后思考如何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专属优势。
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获得持续、稳定、及时和精神地获取它的存在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守护好不同城市的文化遗产,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国家发展的软力量,更是发展的硬力量。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这种时间的累积直接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进而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文化遗产独特的资源优势直接表现在其成为城镇独特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开发,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贡献。乌镇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乌镇并没有大拆大建,摒弃自己传统的民居建筑及民俗文化,而是着力将其打造成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城市,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乌镇的经验生动地诠释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业成功转型,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得以传承正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目标。城市的文化力量还体现在文化影响力上。曾几何时,万邦朝圣,中华文明世所景仰。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至今繁盛,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为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及各族人民智慧及创造力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在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不仅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通过文化对人的化育,让外在的文化遗产内化为市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精粹的珍视与呵护,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生命力是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力量得以提升的根脉所系,只有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提升各级文化生产力及影响力,才能使我国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保证我国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具有竞争力及吸引力。
四、结语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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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靠个体(传承人)或单个团体(工作坊)传承如此简单,应放在整个地方的地理、空间、文化中思考。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应是地缘下的人文活动与自然规律协作关系的建构。面对一个个子系统(如本土传承人群体、政府管理系统、民间作坊、媒介管理、旅游市场和学校教育系统等)构成的艺术生态建构,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文化风貌与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相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粱平县位于重庆市东部,有“民间艺术之乡”之称,是全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独特的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强县。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主要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主,范围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和传统表演艺术。梁平县现有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和梁平癞子锣鼓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又有双桂堂、土法造纸技艺、蓝印花布、梁平土陶、梁平竹雕、梁平傩戏、梁平狮舞、梁平孝歌和梁平礼让草把龙等15个市级保护名录,87个县级保护名录。
(二)多文化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梁平地处重庆东部平行岭谷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巴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当地明清时期由著名高僧破山禅师创办的双桂堂被尊称为“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在中国及东南亚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佛教禅宗文化的融入,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
(三)显农耕、神话色彩,祈求平安祥和的文化心理。古代巴文化以梁平为腹地,农业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到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都以农耕文化为母体进行创造,充分反映着当地最朴实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热情。农耕文化注重稳、平安,冒险刺激的因素很少,梁平木板年画、铜梁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蕴含着保平安、驱邪等内容,仍然表现出敬畏神天,以期神天护佑自己。
(四)传统民间艺术具有群体性特征。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都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创作形式。像梁平竹帘画制品,从精心选材到成品包装入库,前后需经过八十余道工序,大致可分为竹丝制作、备丝、竹帘制作三个部分[2],每一道工艺不仅材料、工具十分考究。铜梁龙分扎骨、裱褙、彩绘、总装四个大步骤,百余道工序。正是竹帘画、铜梁龙这种工艺形态需要多名专业人士分工协调完成,只有依附于集体才得以传承,由此呈现出群体性特征。
二、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现状
(一)单个个体传承现状。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对第一批至第四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78位梁平县传承人整理分析来来看(表1),其年龄阶段多数处于40~74岁之间,而30~40岁仅5人,基本处于壮年、中老年群体。据田野调查访问来看,梁平县儿童基本是在学校略有接触,18~30岁青年接触较少,由此可见非物质为文化研究人员较为短缺,当地传承保护意识较弱,群众参与接触较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出现断层局面。同时,梁平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地分散在民间,处于分散各自管理、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和失传的局面。
(二)群体传承现状。就目前来看,梁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门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分散,尤其是绘画工艺类,即使呈现群体性特征,但工作坊之间、传承人之间尚未形成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技艺、作品等方面的系统规范的整理和统一,基本处于相互学习模仿、各自钻研继承发展的状态。以梁平木板年画为例,现共四位传承人:涂国发(已逝)擅长花纸版/门神版雕刻、徐家辉擅长年画印制、全昌明擅长雕版工艺、刘勇擅长纸张/印刷工艺。在当下传统梁平木板年画生态环境、高标准技术工艺已经无法复原,仅仅依靠4人各自相互学习与模仿维系木板年画系统的传统与发展。
(三)政府对其保护现状。梁平县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由财政拨款300多万元。梁平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主要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开展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设有文化遗产陈列室、梁平木版年画展演作坊、文物保管室,大致从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及作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展示。目前,以建立礼让镇、蟠龙镇、聚奎镇、荫平镇、梁山灯戏剧团等10个传承基地,来宝小学、西苑小学、梁平职中等6个传承实验基地[3],但其艺术特色挖掘不够,发展模式不突出,尚未形成成熟有序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机制。
(四)民间民俗工艺的保护开发现状。据梁平县负责人张和平介绍,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初步规模。到目前为止,梁平利用‘非遗’项目,已发展起文化企业379家,民间乐队87家,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7亿多元[3]。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在眉睫,如果任由零散发展,忽视其艺术生态的系统性,会导致遗产的传统文化流失,对传承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影响。结合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传承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传承人个人来讲,固步自封是万万不可,不应守着自身传承技艺,需要沟通与联系,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系统整合现有技艺资源,形成系统整套的传承技艺,恢复传统生态环境和高标准技术工艺,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正确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二)系统整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借鉴其他地方民俗村或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构模式,挖掘自身遗产特色,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要既收集完善资料、档案建设的初级静态保护,又要高度重视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外在环境的生态保护。例如四川省绵竹市在孝德镇成立了占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年画商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并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民间工艺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四川省高校调研基地,并在景区内已初步形成较有一定规模的年画生产,景区内有专门民间艺术手工艺者对旅游者、爱好者进行年画培训指导,并成立基地对年画进行大批量生产进行旅游商品销售,已消费的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尽管带有一定经济成分,但这种活态保护未尝不是继承与发展的良好办法,借助民俗村力量扩展了民众艺术视野,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认知和传承保护意识。
(三)对政府而言,加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尽可能的为民间艺人(尤其老艺人、即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保障。同时加强传承人之间联系与学习,深入挖掘传承人技艺、语言、文字和习俗,保护民间老艺人。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通过系列活动展示,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拉近与大众距离,号召年轻人接触、了解传统遗产,为培养继承人打下基础。
(四)借助周围高校及科研机构发展民间艺术精英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主动承担起开发研究责任,使其传承与保护发展更加科学化、学术化。
(五)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在这种大规模旅游、文化活动中避免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既要保持原有传统技艺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及开发部门需要面对考虑的。
小结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着重把握其整体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深入挖掘、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2005〕18号.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根据《BP能源统计2014》,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的47.9%和43.2%。天然气的产量和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8%和13%。近几年中东的石化产业依赖丰富的天然气副产NGL快速发展起来,目前是世界第三大乙烯生产地区。但随着中东地区在发电、海水淡化、石化等产业天然气需求急速增长,可用于石化生产的轻烃资源也出现供应紧张的趋势。中东地区虽然天然气资源丰富,但是预计2015年该地区将出现天然气短缺,过去靠低成本原料大肆扩张的发展模式也将面临挑战。尽管面临NGL短缺,中东地区的石化工业采用液体原料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的乙烯产能仍然保持增长。2014年中乙烯产能约3200万吨/年,比上年增长约6%,乙烯产量约为2840万吨,比上年增长约9.2%。在原料面临短缺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石化生产商开始将目标原料转向液体原料,如Sadara公司将采用约一半石脑油一半乙烷作为原料。采用液体原料一方面是基于原料可获得性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中东地区针对北美乙烷裂解大规模发展后,世界橡胶、苯系产品等供应将出现短缺做出的调整。沙特的大型石化企业还进一步提出产品多元化和差异化竞争的战略,将在未来生产出更加丰富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占领世界石化市场更多的领域。如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埃克森美孚公司在Jubail合资成立橡胶公司,将生产丁基橡胶、EPDM橡胶、SBR、聚丁二烯橡胶等产品;Sadara公司和陶氏化学成立的合资公司,从陶氏获得13项技术的授权,将生产包括PE、环氧丙烷、橡胶、乙二醇乙醚、胺类、异腈酸酯、多元醇等产品。
2.美国石化行业业加速扩能
美国石化行业继续依赖页岩气开发产出的NGL快速发展乙烷裂解及其下游产业。2013年,美国石化产业受制于中游乙烷运输设施。2014年,部分管道建成,中游瓶颈部分消除,石化产能增加加速,并出现一定的过剩。2014年,美国乙烯产能约3100万吨/年,产量约为2550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11%和3%。美国的石化行业目前正处于井喷式增长中。根据美国《化学周刊》统计,2014年拟在建的乙烷裂解项目达11个,预计到2017年增加产能约1038万吨/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仍在不断上升,而中东天然气资源面临短缺。此消彼长,美国石化产业增长的势头在未来将可能超过中东。但是从长期看,美国乙烷和乙烯产能均过剩的情况下,上下游争相出口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美国的乙烷产品今年将有大量商品出口到欧洲,可能导致美国国内乙烷价格上涨,而乙烯产能过剩则会对下游产品的价格起到抑制作用。美国国内的化工产品市场已经发展成熟,增长速度较慢,石化产品增长速度超过美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其过剩的石化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大部分产品销往欧洲和新兴市场。从目前形势来看,受地理位置影响,美国下游产品未来首选目标市场是南美的新兴市场,其次是亚太地区。
3.欧洲转换原料谋求生存
欧洲石化产业受困于原料和能源成本高昂。根据美国IHS公司的数据,欧洲石化行业原料成本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45%,用电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3倍。该地区2014年仍然陷入关闭产能的危机中。2014年欧洲地区乙烯产能为2300万吨/年左右,产量为1940万吨左右。北美页岩气产量增速过快,过剩严重,有望在近几年大量出口。欧洲石化行业已经开始裂解原料的轻质化。2014年英力士公司首先宣布,计划在北美和欧洲裂解装置之间架设“虚拟乙烷管道”,将北美乙烷运送到欧洲加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也打算改造其位于英国威尔顿的烯烃装置,用于加工从美国进口的乙烷。北欧化工与美国公司签署了为期10年的乙烷供应协议。美国过剩的乙烯原料还包括LPG(液化石油气),2014年出口到欧洲的LPG价格大幅度下降。欧洲2014年已经加大了北美LPG进口量,一些沿海的灵活原料装置已经取得较好的效益。欧洲裂解装置的原料有60%左右为液体原料,预计2015年原油价格将在较低水平波动,可大幅度降低欧洲裂解装置的成本,对欧洲石化工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4.中国甲醇制烯烃快速发展
我国石化产业的原料成本较高,但之前受高油价影响,蒸汽裂解产能没有扩张,多个蒸汽裂解项目延期。2014年采用甲醇为原料的多套MTO、MTP装置投产,是近年来该原料路线增长最大的一年。2014年,中国乙烯产能约1940万吨,乙烯产量约为1800万吨,其中甲醇为原料的产量约占5%,2015年随着新投产的7套甲醇制烯烃装置稳定运行,该路线的乙烯产品所占比例将有明显提高。石油化工路线的蒸汽裂解装置进一步寻求轻质化,将LPG中能够用于裂解的加以利用,也有企业考虑进口北美的轻烃资源。而2015年原油价格预计处于低位,石油路线的石化产品盈利空间有望改善。
5.油价下跌利好化工行业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据了解,中国动漫产业目前具有1000亿元的市场空间,但由于产业链断裂,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盈利。
黑龙江省动漫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邹尚弘认为,目前我国的动漫产业还没有形成有效产业链,各地的动漫基地之间和动漫企业之间孤立发展,资源严重浪费。因此他建议,动漫产业基地应该形成联盟,这样可以在资源利用、人才交流上形成合力。动漫产业不仅要学习国外夸张的人物形象、绘画的技术处理,更要学习其成熟的运作方式。
辽宁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张震认为,国内动漫企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调研发现,约50%的企业都在搞对外加工,进行外包,而且企业规模也偏小。
专家们表示,要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部门、网络业界、科研院校应该携起手来,加强和延长动漫产业的价值链,从技术、平台、服务、人才培养、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出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加强文化积淀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胡月明表示,动漫产业现在还缺少好作品。如果动漫作者不能够充分理解中国的元素,不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拍不出来好作品的。另外,现在的作品缺乏幽默和综合的造型创意。你看唐老鸭有一个头巾,穿水兵服,为什么?这里面有很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我们的造型就过于简单了。没有幽默的想法在里面,而且综合造型能力严重缺乏。在我国能称得起动漫偶像的几乎找不到,但日本制作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随口可说。现在,我国动漫的一些作者是年轻人,20几岁的年龄,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那只能是一个代工的工具。动漫从业人员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才能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邹尚弘建言,各地域动漫企业要依托特色创作。黑龙江的动漫产业应依托本地域的特色文化发展,冰雪文化、黑土民俗,这些都是创作的营养。
韩国首尔市动漫基地产业厅厅长李京培说,要把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在亚洲来说,以二万五千里为例产出了不少漫画著作。目前,中国武术也占领了韩国漫画的市场。这些都值得去思考。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陈勇认为,目前动漫产品的竞争逐渐地走向文化竞争,玩家对动漫产品背后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一款游戏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要有大企业支撑
对次,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研究自身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它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当中,丰富产品的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这需要我们自身加倍努力与探索。
因为,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
关键词:企业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形象
一、产品、产品文化、企业文化
什么叫产品?狭义的理解,只是工厂生产出的实物,如食品、服装等。广义的产品概念,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凡是提供给市场的、消费者认为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或使用后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某种欲望的一切,都可称之为产品,例如服务、咨询也是产品。
所谓产品文化,是以企业生产的产品为载体,反映企业物质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换言之,企业产品不仅是技术和工具的产物,而且是员工崇高理想和自觉奉献精神的结晶;不仅凝结着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而且凝聚着职工无限的创造力,是企业员工群体特定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理的、知识的、能力的综合素质的体现。说到底,产品深深地打着企业文化的烙印,二者相融相合。
一定的产品文化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紧密联系的,也与生产或提供它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产品文化是社会文化与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文化背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品文化更多地体现的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产品文化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更多地是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中来体现企业文化的。对其企业的认同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是通过接受其产品与蕴涵在其服务中的产品文化来实现的。
产品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联系。产品或服务是企业生产的成果,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企业中生产和形成,既受到一定的企业文化的制约,又凝聚了生产它的企业文化因素。因此,产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
换句话说,企业的精神、风格和价值标准将在企业所提供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得以体现。这正是我们在强调企业文化建设时,同时强调产品文化的原因之所在。
二、未来企业竞争更是文化竞争
10年前,烧鹅仔在北京方庄首开中国式快餐连锁服务,它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味,又能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这种营销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与此同时,在方庄还诞生了一家麦当劳,同烧鹅仔一样,引得八方来客,叫好声不绝于耳。此后,烧鹅仔分店曾达到近百家,与麦当劳共存共荣。
10年后的今天,若想再到烤鹅仔处一饱口福之时,却发现“此地空余黄鹤楼”,烧鹅仔早已倒闭。但麦当劳一如十年前,红红火火,人流不息。有好事者询问麦当劳方庄店经理原因,他回答:“麦当劳出售的是企业文化”。
当今世界上经济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往往与企业文化密切结合,不可分割。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文化的含量、附加值越来越高。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的时代,对文化领先和知识创新更加注重。
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必将进入中国这一庞大市场,高举“文化竞争”的旗帜圈地圈钱,文化竞争将成为未来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商战”的主旋律。企业的竞争将更快进入商业文化竞争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有更明显的文化竞争色彩,更多的类似于烧鹅仔和麦当劳的故事即将上演。事实上,这样的战斗在麦当劳、阿迪达斯、耐克等国外名牌进入中国后就已打响。外国企业在登岸之时,必将带着各自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式,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寨。在未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忍气吞声绝不是办法。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它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当中,这需要我们自身加倍努力与探索。
现代企业需要现代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研究,不断提高文化的附加力,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国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的看似无形却有形的竞争呢?国内制造型企业还沉湎于“价廉物美是一个永远的胜律”,没有认识到“产品文化”的价值。企业家将如何从企业文化的层面来更新各自的产品管理理念、产品文化呢?在产品或服务层面值得我们思考:这一层面上的文化营销就是推出能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品或服务,并能引导一种新的、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三、厂家不仅是卖产品,更是卖文化
今天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已不单单只是为了使用,同时对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很看重,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对产品怡情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企业在文化创牌努力中,有意识地将符合消费者怡情诉求,象征人们特有的审美情感,体现现代人的价值观,顺应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导向的文化内涵融入自己产品,就可以产品为载体,向品牌投入文化,在满足消费者怡情的心理诉求的同时,取得他们对产品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自己附着于产品的文化识别。产品符合了这样的人文需求,就能以其独特的人文含量在情感上打动消费者,使其因怡情需求而积极购买你的产品,实现情感营销的高附加值销售方式。
生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它卖出去,在买方市场的今天产品的文化内涵也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前景。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文化也是商品”。当我们习惯于在大街小巷听“正宗牛肉丸”、“地道煎肉包”的吆喝声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有人在卖产品文化赚钱了。美国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厂露华浓公司总裁C·雷布隆先生就以“口红不是化妆品,我们让美流行人间”的经营宗旨而取胜于市,闻名于世。
以研究购物心理而闻名的V·帕卡特,在其《隐藏的说服者》一书中这样写道:也许“生意人你不曾想过,如果卖的不是发油而是希望,如果卖的不是桔子而是新鲜的活力,那将会怎样?”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在产品营销过程中仍沿袭着“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老方式,侧重于产品本身的宣传,在文化韵味和服务方面的宣传不够而造成产品压库严重的现状,我们大有必要加强产品文化的宣传。尤其在市场推广广告策略的制定上善于将企业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提炼,赋予其特有的文化内涵。须知,当今许多购物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除了看中产品质量外,更看重的是企业形象和售后服务。“卖啥偏不吆喝啥”的高明之处,在于使顾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你的企业形象的同时,进而对你的产品产生好感。我国的红豆服饰、娃哈哈食品等企业注重产品的
文化宣传,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四、设计以文化为底蕴
设计的核心是人,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设计承载了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藉的重任:年轻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张扬个性和焕发蓬勃的青春活力;年壮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填补青春已逝的失落和展示成熟与自我成就感;年老的消费者则怀者一股浓浓的怀旧感和饱经沧桑的平静感购买消费品。因此产品是反映物质功能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
以人为核心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人类最初的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通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沉淀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
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幅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础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体现浪漫、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名词,洛可可风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了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出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讲究和谐共处,因此在自我实现要求上表现得深沉含蓄又强烈突出,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包括产品设计)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识别要求和寻求民族认同感。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的文化内涵问题,设计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进去才可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文化内涵并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即“神”融入进去。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化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性。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古代工艺产品中讲究和谐,讲究节制,过分强调设计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失“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造型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尚清”的审美追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审美要求“内敛”,正是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和”还体现在“天人合一”,表现在造物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对消费者来说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功能,他们需要通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形式购买包含其中的人文价值、精神关怀和自我意识。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因此,明式家具无论是在造型上、材料上、装饰上、工艺上都体现出传统文人文化的特有的追求:自然而空灵,高雅而委婉,超逸而含蓄的韵味,透射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中国提倡谦和好礼,廉正端庄的行为准则,在造型上,明式家具造型浑厚冼练,线条流畅,比例适中,稳重大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明式椅歇息,或许不是最佳方式,但它在仪式、社交、伦理上,却甚于休憩的功能,明式椅对于使用者而言,似乎更在乎于一种文化上的慰藉。
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也是设计师的责任。
五、产品设计中的文化意蕴
企业的文化是市场给与的,严格的说是消费者所给与的——一种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形象。企业形象建立靠的是企业自身的产品,而不是空洞的口号或其它——因为可以支持企业生存的是有市场的产品。企业所有的一切活动,必然要围绕自身产品来展开,来强化既定的发展策略与形象。产品是企业的文化符号和承载体,是企业文化的化身。人们是通过消费产品来认识企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通过产品,人们可以认识企业及其文化内涵。
1、产品形象
产品形象是通过产品表现出来的、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关于产品及其企业的印象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比如有形的物体、服务等和无形的感受。
产品形象是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
2、产品反映企业文化
产品反映企业文化。一般来说,产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反映企业文化的:
a、产品反映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理念;
b、产品反映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
c、产品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以及企业变化发展、文化的演进;
企业形象在开始时是靠规划的,但在企业中可以执行企业战略到具体形象——产品——上,工业设计是责无旁贷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设计方向、风格是否和企业整体战略保持以一致,对企业文化建设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产品通过外观线型塑造、细节刻画、色调品位等元素的共性化处理,在市场与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的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产品形象和产品个性。也就必然成为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代言者。
现代工业设计产品通过整合策略性设计方法实现企业的设计形象(DI),并通过DI系统的实施面向市场推出产品形象(PI),使得企业产品具有家族性、延续性、共生性以及整体个性。所传达的是透过“风格”表露出企业深层文化底蕴和产品发展趋向,是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它的作用是超越CI(企业形象策划)的,是CI所无法比拟的。
3.产品整体概念与产品设计
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具备核心层、有形产品层、附加层,从而构成产品整体概念。
核心层表达了产品的效用或服务;
有形产品层包括质量、样式、品
牌、包装、特点等五大特征;
附加层即是产品设计者所能提供的附加服务和附加利益,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产品的设计。
4.产品设计是大势所趋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方方面面重新设计。杨振宁预言,21世纪是一个设计的世纪,产品设计更是商家必争之地。
产品设计既是对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同时又是在超前性地设计着人们的未来生活,所谓设计创造未来,设计不仅创造美的形态,更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项活动必然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而越来越重要。
5.产品文化设计的四大要素
产品设计对企业及其产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中,关键是注意在产品中体现文化内涵。
文化情调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购买某种商品,往往要考虑商品的情调——那种能体现自己爱好、情趣、欣赏品味的感受。为此,产品的设计者应以情调为切入点。
文化功能产品设计者通过产品所表达出来的实用、审美功能。这是产品设计者的核心要素。因为这反映出商家及其产品的品位,同时也反映出使用者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身份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的方向。
文化心理这就是要注重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切忌自以为是。
文化精神产品应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一个企业家的精神。
六、结论
(一)河洛大鼓的发展
河洛大鼓起源于20世纪初,是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说唱为表演形式的兼顾视觉与听觉的民间艺术。在表演的过程中一边说唱、一边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得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可以收获听觉享受。可以说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和南阳鼓儿词的结合体,它不仅具有洛阳琴书的优雅,同时融入了南阳鼓儿词的通俗,因此,河洛大鼓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河洛大鼓表演所需的设备极其简单,舞台布置也少了现代表演中所饱含的奢华。一张桌子、一把折扇、一个钢板、一面书鼓便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并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乐器伴奏,可以没有伴奏直接开始表演,也可以简单地以秦琴、三弦作为伴奏,质朴的舞台设置、简洁的伴奏、通俗易懂的说唱、熟悉而又亲切的腔调都传递着一种劳动人们的质朴,透露出洛阳人民的直爽。河洛大鼓主要通过说唱的方式讲述人们生活中的小事,也讲述古人历史,更多的且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讲述历史发展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的历史传奇。不仅可以娱乐大众,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向人们渗透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摒弃了家乡方言,遗忘了此类古老的民间艺术,使得河洛大鼓跟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逐渐被世人遗忘,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二)河洛大鼓的文化价值
河洛大鼓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河洛大鼓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诸如民族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语言学价值等,并且其传承已经受到威胁。首先,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河洛大鼓以说唱的形式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讲述,而讲述的故事大多数传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德行。举例而言,河洛大鼓中有一个叫作《慈母经》的曲目,用生动形象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诫人们要孝敬父母。再比如一名为《酒色财气与名利》的曲目,用质朴的语言向人们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健康的人生追求。其次,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所谓的民俗是指民间风俗,包括当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洛大鼓中的《朱买臣休妻》曲目,讲述的是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强迫朱买臣休掉自己,然后再转嫁给一个比较富有的石匠的故事。故事生动形象,使人们在听表演者说唱的过程中既能够对该地区嫁娶方面的一些风俗有所了解,还能向人们传递传统嫁娶观念。又比如《兰老汉拾钱》曲目,这个尤为简短的故事包含了当地关于丧礼的一些风俗习惯。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河洛大鼓的民俗价值不可小觑。除此之外,河洛大鼓还具备一定的语言学价值。河洛大鼓说唱时以洛阳方言为主要载体,而洛阳方言中的诸多词汇存在着古音的痕迹,腔调与众不同,语法也不同于现在的普通话。因此,河洛大鼓一方面使听众在欣赏该艺术时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洛阳民俗的质朴,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二、河洛大鼓的生存现状
河洛大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该时期较为有名的河洛大鼓大师,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有些表演者只要上台,无需多讲便能使现场观众欢呼雀跃。当时由于一些地区比较偏远落后、经济欠发达,河洛大鼓是人们少有的娱乐方式之一,所以受到追捧,还有些地区办丧事或者喜事都请大师来进行河洛大鼓的表演。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表演所吸引,逐渐开始追求奢华的表演,从目前河洛大鼓的发展来看,其生存环境令人担忧。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承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原因大体涉及三方面:其一,缺乏优秀的领军人物;其二,缺乏优秀的传承人选;其三,缺乏变化和创新。河洛大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到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说唱表演者,如今这些表演者大多已经年迈,无法再继续登台表演。而近年来,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量无法保障,人员的表演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河洛大鼓缺乏优秀的继承人。河洛大鼓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不仅传承着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记录了河南洛阳的一些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河洛大鼓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为讲述内容,通俗易懂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听众倍感亲切,这是河洛大鼓受到人们喜爱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娱乐方式单一,部分人因单纯的喜欢而选择学习河洛大鼓的表演,部分人因河洛大鼓表演可为其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而参与学习。现如今,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喜欢这种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河洛大鼓简单的道具和单一的表演方式决定了要想切实学好河洛大鼓,务必要靠勤奋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有天分又肯努力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则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在当今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供年轻人选择,这些岗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远比靠表演河洛大鼓带来的经济效益多得多,种种原因导致学习河洛大鼓的人逐渐减少,而现在能够欣赏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使得河洛大鼓的表演者缺乏表演机会,无法获得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河洛大鼓缺少优秀的继承人,使这门艺术濒临失传。河洛大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不被社会淘汰,人们只能加快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河洛大鼓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娱乐诉求,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无法使其喜欢上这门艺术。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促使他们去了解河洛大鼓进而喜欢上河洛大鼓,就必须改变河洛大鼓的传统表演模式与表演内容,使其蕴含现代气息,实现河洛大鼓的传承与发扬。
三、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
首先,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政府是进行河洛大鼓艺术保护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政府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因此,可以利用政府这一特性,制定一些针对河洛大鼓这门民间艺术保护、发展和继承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得对河洛大鼓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提升自愿保护的层面,而是提升到法律的层面,对河洛大鼓艺术实施强制性保护。现如今媒体行业迅速发展,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媒体,对河洛大鼓予以宣传,使人们逐渐了解这门艺术。还可以通过组织诸如河洛大鼓的历史发展、河洛大鼓的文化内涵等有奖竞猜活动,举行大型免费表演的形式,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关于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知识。另外,政府需要加大对河洛大鼓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河洛大鼓大型表演竞赛,这样的活动既可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河洛大鼓,又可以为新一代河洛大鼓传承人提供表演机会,使他们积累更多表演经验,为传承人的培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奖励那些在河洛大鼓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政府对河洛大鼓传承与发展的重视,以此提高大众对河洛大鼓艺术的保护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河洛大鼓艺术的传承及发展事业。
(一)以科普文学优势,促文化产业发展
它可以有许多种表达方式以及写作技巧。科普文学包括科普小说、科普散文、科普诗、科普戏剧,除此以外还应包涵科普童话、科普寓言、科学家传记、科普游记、科普文学通讯、科普民间故事等体裁。基于科普文学尤其是科普童话和科普小说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且形式活泼、内容丰富,因而为公众所喜闻乐见,符合广大少儿的兴趣,迎合游客的娱乐心理,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因而不乏进入市场的优势。科普文学的发展可有效带动科普文化产业的发展。科普文学与特色资源相结合,尤其是与地方文化及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产业链,既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是提升河北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科普文化产业是一项创新工程。基于原创科普文学作品的影视制作、动漫制作、科普展教、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生产等都属于创新。发展科普文化产业也是一项环保工程。科普文化产业属于非污染性产业。由于河北的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原创科普文学作品应突出环境保护主题。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河北科普文化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河北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提升。创建“河北科普文学创作与产品研发示范基地”是发展河北科普文化产业的首要环节。依托基地可以培养一批科普创作与产品研发骨干,提升其在科普创作与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发挥其在科普事业和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基地可由河北各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作家协会、科技文化类型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科普创作协会等部门联合组建。基地可每季度举办一次科普文学征文大赛,并着力支持获奖作品的刊登和出版,继而支持企业界把获奖作品开发成科普文化产品。获奖作品的创作素材应取自河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历史资源、地理资源和文化资源,获奖作品应凸显作家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应从河北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强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做到落细、落小、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科普文学,是实现“三落”的实招。在创建示范基地方面,“绵阳市仙海科普创新基地”可被视为“他山之石”。它是四川绵阳市首家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部门为绵阳市科技局。它是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为特色的科普创新基地,有绵阳科学小说和科普创作博物馆、绵阳科学传播研究院、科技开发部、科普影视中心、保健咨询服务中心等。基地受托协助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系列丛书,并积极推动基于科普文学的广播影视、动漫、口袋书等多种科学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基地创办了国内首家“科学小说网”,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科普联盟成员,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绿色网络文化产品”。
(二)加强政策支持
发展科普文化产业离不开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总的来说,政策导向应坚持公益性科普和经营性科普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以各种形式进入科普文化产业领域,既重视经济效益又重视社会效益,既重视政府引导又不轻视市场推动,既重视自主创新又不忽视引智引资,既重视培育龙头企业又不忽视扶持小微企业。各级政府应该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园区、基地、产业群与产业链建设为重点,引导企业在内容和形式上加大科普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度,鼓励广大从业人员创作开发承载河北优秀文化、展示当代河北形象、面向国际市场的科普文化产品,大力支持与科普文化产业直接相关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出版、翻译、设计、编导、配音和市场推广,等等。支持入驻河北的科普文化企业参加境内外重要国际性文化展会。鼓励科普文化企业借助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模式拓展国际业务。支持科普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鼓励科普文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大科普文化产品的研发投入,保护企业及个人的知识产权,支持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或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在资源和政策方面对省内科普文化企业跨省、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和上市融资给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保障科普工作顺利开展。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普工作。”河北省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整合河北省科普和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引导投入,对科普文化产业实行政策倾斜,扩大扶持范围。不仅注重“见绩奖励”的扶持方式,还要注重“见业帮培”的扶持方式,注重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奖励配套、减租减税等多种扶持方式。
(三)重视引才育才
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赵致真认为,从历史上讲,中国缺乏崇尚科学的传统;从现实看,人们片面追求“商业化”,科普领域缺乏吸引人才的机制。所以,河北省人力资源部门应结合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引进、培育发展科普文化产业急需的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具体地说,要发展科普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相关领域包括科普文学创作领域,科普影视、动漫制作领域,科普网络游戏开发领域,科普信息服务领域,大众科普广告及教学片制作领域,科普教育培训领域,科普文艺节目的编导及演出领域,等等。从海外引进人才可以促进河北科普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河北科普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日、韩等国的科普文化创意产业都比较发达。要积极从这些国家引进人才。引进海外人才可借助海外华人协会、国内各海智组织、各高校校友会的资源,开展河北的引才政策宣传。引进海外人才还可通过本省举办的或者通过其他省份(如江、浙、粤、川)举办的大型引智会议进行政策宣传、机遇宣传和项目引进等活动,增强河北在海内外引才的吸引力。河北政府应加强与企业、作协、科协和京津冀各高校的合作,充分调动河北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作家、企业家和教授引才荐才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引荐海外相关项目在河北落户。总之,要积极发挥河北临近京津的地理位置优势、整合各类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仅要大力引进人才,还要重用和优待人才。各级政府应大力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可以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建造专门的创业园区和生活园区,使之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河北政府部门应注重选派省内专家去国外考察调研,围绕美、日、韩等文化强国的科学文化传播、公众参与科学、科学教育开展、科普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和交流,并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科普文化开发项目的合作。
(四)整合资源、创新载体
《河北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各种报纸、刊物应当开辟科普宣传专栏、专版;电台、电视台应当开设科普专题节目;影视生产、发行、放映单位应当加强科普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和放映。各出版单位应当多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少年儿童科普读物及音像制品。这里强调的是整合资源、共同关注。同时,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领域的各类所有制的文化企业,还有教育厅管理的各类学校,都可以关注科普,助推河北省科普文化产业的发展。
1.组建科普艺术团。文化部门及学校应积极组建科普艺术团,定期派科普艺术团服务城镇、乡村和学校。政府应鼓励科普艺术团通过“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等形式,把科普文化产品直接送到受众家门口,方便广大群众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方式学习科普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科普艺术团应把科普话剧、科普小品和科普相声作为重点演出内容。
2.成立科普文化产业促进会。河北省科技、文化、科协部门应联合成立科普文化产业促进会。科普文化产业促进会可以在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学会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之间搭建起协调、沟通、合作的平台,有利于推进河北省科普事业和科普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科普文化产业促进会可以聚集科技界、文学界、艺术界、商界、政界的智力资源,为科普大众化、多元化、艺术化、产业化提供智力、资金和信息支持,并组织开展科普文艺作品的征集活动,负责科普文化研究项目的管理工作。
3.建设河北科普文化传媒网。河北文化部门应着力建设河北科普文化传媒网,以发挥新媒体在科普传播中的作用,推动科普文化产业进入“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河北科普文化传媒网的最大板块应是“科普文学”。通过“科普文学”网络平台可以鼓励民众创作与当地文化特色、科普资源和旅游资源相关的科普文学作品,为进而开发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普旅游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文化产业打下基础。通过科普文化传媒网,还可以推介中外优秀的科普文化创意作品,如科普图书、科普动漫、科普影视、科普文艺演出等活动。
4.创办特色杂志。科协部门应主办并主管以河北科普文化产业为主题的特色杂志。此特色杂志应以提升读者的科学精神、弘扬河北的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河北的科普文化企业、介绍国内外发展科普文化产业的经验为宗旨。此杂志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普及,还要适当关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普及。
二、结语
设计过程具体包括:设计环境调查、交互内容构建、设计概念图化、设计产品实施。1)设计环境调查。通过对设计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建立起相关联的场景,在设定的原生文化对象中找到关键的文化因素,并且设置满足不同行为或心理层次的场景。基于原生文化因素,设计环境应当考虑到对象被使用的整体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经济影响、科技实施等。在这一环节中,设计师需要筛选符合使用对象的文化因素,并据此决定产品可代表的关键文化因素。2)交互内容构建。这里需要描述的是“可能的用户行为”,同时定义“系统如何配合与响应”这些用户行为[5]。讲述文化产品设计所依赖的用户群体故事时,通过用户自身可能性的观察来探索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定义具有文化意义和从原生文化对象中提取出的产品风格。因而,这一环节需构建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交互,设计师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用户需求与文化环境的交互等,并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故事性描述,来阐释用户的需求以及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展示、引申出原生文化的外延或内涵语意。3)设计概念图化。这是概念发展和设计实现的重要阶段,是在情景故事的基础上,创立具体化的概念文字(重在厘清体现设计的逻辑关系,常用树状图、框架图等表达)和概念图形(以线式或二维、三维效果图体现),以满足将文化意义转换为有逻辑的、符合用户需求的文化产品为目的。它提供了消费者需要文化产品的理由以及设计文化产品的具体方法。4)设计产品实施。这需要继续关注已定义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产品的关联环境。此外,设计师需要评估产品的功能、寓意和延展度,基于评估结果对原型设计做出反复修改,也可能设计多层级评估原型。
2羌族文化特征
2.1羌族文化研究现状
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与古代羌族有着广泛的联系,并深受其影响。羌族民俗艺术与羌族造物文化是羌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文化价值观。20世纪初,羌族研究开始以近代科学体系进行,近20年来,羌族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并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更成为学者、专家的关注焦点,也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羌族微观民族志研究、羌族史研究、羌语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造物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研究等。在众多研究中,关注较多的是羌族传统文化、礼仪、社会生活态势的梳理,如何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存在形式、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民俗艺术物化内容的单体式研究等。然而,对于羌族造物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如何形成产业化等的相关内容还没有较全面的研究。
2.2羌族文化的表象特征及内涵寓意
羌族从物质化的生产、生活到精神化的娱乐、信仰、艺术等,都体现出羌族民俗、造物与社会发展同生共融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了在不断的造物活动中产生的艺术性特征和美学价值[6]。羌族民俗及其造物文化见图1(图片摘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福客民俗网)。人类造物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7]。造物文化一直是世界各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而各民族的造物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生活中,普通民众也在物化的载体中感受到“民族梦想与民族精神”。羌族造物的发展改变着羌族文化,其社会化、生活化的延续也影响着文化特征的演变。多角度展示和剖析羌族民俗和与之伴生的造物形式、精神理念,并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展呈,传承了民族文化精神,在传统中发展、构建了符合民族文化并反映当代文化的核心思想。
3基于羌族文化的产品设计研究
羌族造物文化的社会服务性是羌族文化产品创新设计的切入点。在具体设计时应强调利用原始的质地和形态来使设计回归到原点[8],应重点梳理羌族民俗艺术与造物文化的辩证关系,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让羌族文化立足当下,“活态”发展,在设计中凝聚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贯穿时代的文化风貌,形成一种融合型文化潮流[9],这同时也是令文化产品设计具有独特性与本土性的关键。
3.1羌族文化产品的概念模型设计
羌族碉楼、羌笛、白石、羌绣等是羌族“活态”的物质载体、标志性符号,其历史演变记载了羌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其特别的地域风情、人文特征、生活内涵展现了羌族人民的习俗和文化观,也决定了它与现实生活中各环节、各因素、各群体之间的特别关系。在进行设计概念提取时,应充分尊重羌族碉楼、羌笛、白石、羌绣等造物文化的非物质属性、符号化特征;立足羌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尊重羌人特有的生活、环境的同时,紧跟时代脉搏,从创新思维出发,利用语意研究等方法将羌族文化诠释出新的概念模型,让其在现代生活语境中找寻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设计点,如将羌笛、羌绣进行创新思考和符号解码后产生的概念模型,见图2、3。
3.2羌族文化产品的研究方法
在文化识别上,以羌绣为例,可概括出其图腾崇拜、尊重礼仪、关注自然等文化属性,其实用价值与保存价值等体现了生活文化特征,这同时也彰显出对羌族文化的认识与研究需要尊重羌人特有的生活环境。研究中可找寻各种可能性因素加以概念、形及意的提取与评估。在文化诠释上,意在借羌笛、羌绣等文化产品的开发来思考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而深入到文化与产品设计的最佳融合与发展的方式。在设计思路实施上,可从羌绣等文化的外延及内涵语意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从中选取“自然、民族”等语意再加以具体设计扩展,以期体现当代消费者追求时尚、简约的产品诉求。
3.3羌族文化产品的设计过程
设计性思考的核心概念包含了科技、商业和人[10]。羌族文化产品的设计流程为设计环境调查、交互内容架构、设计概念图化、设计产品实施4个阶段,见图4,以羌绣为例研究时,查阅和了解了羌族人的服饰特征及羌绣的艺术形式,并据此设定出羌族文化产品适合的人物角色为热爱传统文化、追求时尚的年青人,使用情景为家居环境等。设计出交互内容架构后,用线式草图将设计构想快速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反复讨论及评估挑选出适合的构思加以效果图制作,并与主题反复比较。这里展示的只是羌族文化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要完整实现从概念模型到产品实体,还需经历反复的市场评估与试生产等。不过,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共性思路和方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