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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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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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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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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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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南峰.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外国语》,1998,(3).
【关键词】学分制教育管理导师制
学分制是对传统学年制的一种根本性变革,因而,它与学年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学年制的特征主要反映在规定学习年限和统一的必修课数量以及强调对教学过程和目标的集中统一的管理。而学分制则是以学分计算学生学习量的柔性教学管理制度,以取得所选课程的总学分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标准,采用多样的教育规格和较灵活的过程管理方式。从本质来看,它强调学生个性差异的存在,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通过给学生发展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提倡竞争,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学分制下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1学生观念转变无法“与时俱进”
学生对自主学习,个性化自我教育的认识不到位,观念改变较慢,学生观念的转变跟不上学年制到学分制的内在理念改变。比如学生对自主选课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故意把所有课程集中修在周二至周五期间,以至产生每周“四休”日。比如学生故意会选择一些难度较低、容易过关的课程,只要拿到规定学分毕业就可以。学生因为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没有足够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性,相当一部分同学仍旧是定向学习或不考虑个人条件盲目跟从其他同学选课。这样,学生在“自主”性的掩护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无故旷课现象会更严重,学生学习纪律松弛,这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1.2个性化课表冲淡了固定化班级
学分制以选课制为前提,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情况、学习能力、兴趣专长等来进行自主化的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上课时间和地点,因此每个学生“自主选择”下会产生一个具有个性化的“课表”。分散的上课,加之不同的寝室分布,学生缺少了天然沟通交流的平台,学生集聚的平台更多承载在“学术团体”或社团协会上,于是学生的班级观念逐渐变弱变淡,班级活动很难开展,班级凝聚力不断减弱,以班级为基础的紧密型体系变得松散,高校班主任的管理工作名存实亡,同时学生管理工作的“抓手”慢慢失去了。
1.3学生心理问题“日渐端倪”
本人所在学校的大学生大多数家庭条件较为优越,是在家深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女,他们个人意识强、集体观念弱,上进心强、相容观念弱,参与意识强、责任观念弱;面对日益复杂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形势,各种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实施完全学分制后,因为缺少必要的交流机会,选修同一门课学生除了上课时间外很少交流,学生找不到集体归属感,很难形成较融洽的人际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同学由于选修课程不一致,作息时间也不同,相对来说在一起交流时间也少。所以,当面临困惑而又缺乏交流伙伴的时候,同学们更容易变得孤僻、焦虑、狂躁。
1.4班主任的“用武之地”逐渐流失
学生的成长成才,班级的凝聚力建设离不开班主任的工作,一个好的班主任不仅能够建设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和谐向上的班级,也能对学生在思想教育、生活关心、科研指导、就业服务、心理咨询上提供帮助和服务。“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学生排忧解难、为学生出谋划策、助学生健康成才”。但随着班级观念的淡化,学生心理问题的凸显,学生对自主化学习的不同认识,使班主任工作找不到重心。
二、学分制给学生思政工作带来新的思路
2.1学分制给学生思政工作带来新的“增长点”
学分制作为体现“以人为本”,实现学生个性化自主教育的新型教学管理制度,重在尊重个体的差异,重在学生的选择,重在学生的主体性教育。学分制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优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学分制只是针对专业课程上的教学管理制度,建构的是学生基础知识结构和专业基础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分析或研究方式,既是学习内容的扩宽和深入,也是学习研究方法(或者说是思维方法)的职业训练。而缺少其他基本能力的训练和锻炼,比如说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或表达能力。而这些能力更多的是需要通过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锻炼而成,即要展开具有实践意义和锻炼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或项目来实现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中认真起来,在课堂外忙碌起来”,通过第一课堂带动第二课堂,通过第二课堂推动第一课堂。在理想条件下,学分制下的第一课堂教育和训练更能让学生认真起来,让学生真正从“要我学”要“我要学”,并且能够获得专业知识的积累、专业理论的掌握和专业研究方法的熟练。当学生在第一课堂中获得这样的收获和体验时,再来投入到第二课堂中的实践和锻炼,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这正是学生思政工作的“落脚点”所在。
2.2学分制推进了思政工作“专业化”打造
思政工作需要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这样才有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思政工作需要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和创新内容,而学分制下对思政工作的创新内容和载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即学分制下思政工作应该紧紧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专业化”打造。理想状态下学分制下学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是以专业提高为目标导向的,并且对专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个人要对一样事物产生感情,首先要去了解和熟悉,然后才有感觉,到最后才会产生感情,有感觉或有感情后就自然而然会继续投入到这件事物上去了,不断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样道理,如果在对学生的思政工作中,开阔视野,开拓创新,把“专业”的元素融入到学生具体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自然会更有兴趣参加,从而提高了思政工作的成效性。
三、学生管理教育制度的再思考和再设计
3.1导师制的应运而生
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对学分制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唯有积极探索,勇于尝试,才能获得出路,也才能求的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学院在全面了解学分制实质及学生教育管理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结合工作的实际,充分论证,大胆探索,努力构建了与这一新型教学管理体制培养相配套的新型教育管理制度——本科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最大目标就是建立“三全育人体系(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从而克服学分制下对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借用学分制带来的新特点和发展空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学院人才的培养。本科生导师制是学生在临近大一结束选择专业后进行和导师的相互选择,即大一由行政人员担任班级班主任,借用行政人员特有的行政、教育管理经验和坐班制,实施对新生的一年级转型教育,开展了以适应性发展为目标的各项教育管理活动。学生在大二时就有明确的专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导师的相互选择,并以导师为核心,导师麾下的三个年级学生组建成新型的导师班。
3.2导师的工作职责
导师既是学生所在导师班的班主任,负责班级凝聚力和文化建设,负责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同时也是学生选课学习、学术科研、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导师的主要工作职责有:①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引导,推动学生德育的自我提高;加强对学生自主成才意识的培养和激发,推动学生奋发努力,健康成才。②原则上要求导师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师生集体活动,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并为学生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提供机会和条件。参加学生工作有关会议,配合分院做好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③开展各类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的集体活动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结合专业方向、班级学生和自身特点,加强对导师班的研究和特色凝炼,打造富有特色的集体。④指导学生短学期实践教育和专业实习活动,并做好评审和推荐工作,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校院的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指导学生科研课题立项申请、研究开展和论文答辩等,吸收学生充当科研助手,促进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⑤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设计和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帮助学生正确定位、调整心态,为择业就业做好思想准备
3.3导师制的实践意义和预期“收益”
导师制是学分制条件下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体系和模式有益探索和有效实践,它对于完善学院“三全育人”体系的构建、推动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全方位育人功能和促进学院“三型二能一高”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导师制是探索新型师生关系内涵和优化师生关系的重要渠道,导师制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师生在专业研究领域和兴趣特点上较传统的班主任有很大的优势,类似于早时期的师徒关系,这是超越一般师生关系和感情的特殊关系。在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师生更容易在生活、学业和科研等各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针对性强,力度更高,效果更明显。②导师制下的导师班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所组成,因有很多专业上的共同追求以及共同喜欢的导师,学生也易于相互交流,导师班也会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学生有着较为明显的集体感和归属感。这对排解学生的心理困惑,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思政工作也有较好的工作“着力点”。③导师制下,学生在一个导师班里学习和工作,促进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年级学生的交往交流,推进学生知识结构完善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导师吸收了相同专业不同方向的学生充当科研助手,学生以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来研究某一个现象和实体,导师在整体上给与整合和复合,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能力,这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大有益处的。
四、结束语
从长远来考虑,导师制这一学分制下新型教育管理制度既需要完善还需要发展。“完善”的概念既是要解决管理成本和管理漏洞的问题,也要对导师制下各项教学学生管理工作的合理“转型”。因为在导师制的运行和推进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现实而直接的问题,比如教学和学工事务上的“信息流”(信息的上传下达)和“物流”(材料的收集和发放)障碍问题,比如在具体学生工作(评奖评优)模式和办法上的大幅度调整。“发展”的概念主要是注重导师制(新型教育管理制度)的效益问题,这种效益主要体现在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成才上,导师制真正不断发展了,伴随而来的应是教师也不断发展,学生也不断成长成才了。经历两年的工作实践基础上,对导师制以后发展已有一定的工作思路,有几个切入点可以重点抓落实,比如加强特色导师班的建设;比如新型师生关系的不断烘托。学分制(新型教学管理制度)和导师制(新型教育管理制度)的相互促进,不断形成合力,将有力推动学院“三型二能一高”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关键词:学位论文;研究生;选题;体育教育训练学
中图分类号:G8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519―03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其在校学习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论文的选题是研究的起点,其方向、研究领域、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对于是否具有应用性,能否指导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自1960年我国开始自己培养研究生起发展到现在,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人数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但由于各高校对研究生论文题目没有统一的分析,致使研究生在选题时重复选题不断增多。本文对1982―2003年我国部分体育校、院系硕士研究生的996篇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研究,试图从整体上对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情况、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水平进行分析,从而较客观地反映和总结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方向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和选题提供依据和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等全国体育校、院(系)1982―2003年的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996篇。
1.2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推理、分类、归纳、演绎等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年代分布 从统计的历年学位论文的数量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03年我国所培养的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分布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变化(表1)。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各方向的论文数量不均衡,田径运动是体育运动中的大项,在我国开展的较为普及,其研究生论文数量居各专项的首位;篮球作为普及性、娱乐性较强的集体项目,学生论文研究也较多,数量居第二位;体操专业论文数量位居第三,其涵盖了健美操、竞技体操、艺术体操等研究方向,大众健身运动的发展对于体操运动的普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相对来说,我国的水上与冰雪运动的科研论文数量较少,研究生论文中涉及冰雪运动中的更是不多见。在近20年中,与冰雪运动相关的研究生论文选题仅有16篇,可能是由于该运动具有地域特点,对场地、气候等有特殊的要求,在我国开展尚不普遍的原因。
从柱状图(图2)显示出,以每四年作为一个时间阶段,其中以2001―2003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为最多,其次为1986―1989年时间段,以1998―2000年时间段为最少,2000―2003年三年时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超过了1998―2000年时间段,显示出我国研究生培养力度的不断增大。
近20年来,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学位论文的数量均呈现波浪式变化的发展趋势,从总体上来看都呈上升趋势(图3)。说明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各个方向的研究数量均呈现上升势态。
2.2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 研究生论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可信程度和可推广程度。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大部分着眼于竞技体育,对运动员开展的研究题目数量远远高于普通人。所统计的近20年来的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位论文,多以体育院校的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而以运动水平相对较高、具有更高应用价值的国内外优秀运动员的研究较少。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生的实验条件有限,经费较少,很少有机会能直接接触国内外的优秀运动员进行直接研究。相信随着更多国际赛事在我国的举行和我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大赛,研究生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将会逐渐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在所统计分析的这些研究生论文中,针对普通人开展的研究较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人群也会愈加重视体育锻炼的效果,群众体育也将成为体育事业中的一大发展领域。如何适应全民健身计划的要求,针对广大群众,大力推广体育运动,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应纳入具体的日程之中。
2.3 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及特点
统计发现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中大部分研究中能够做到选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如上表所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为调查访问、文献资料等,多属定性研究。
测量评价法在进行训练、恢复和技术诊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做到客观、定量分析,但由于测试仪器的配备限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难度,故在学生论文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研究采用了数理统计法,这表明研究者在综合研究中力图更科学定量地描述研究成果,揭示各变量之间地数量关系,也反映了我国体育科研在方法学上的一大进步。一些专业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在体育教育训练学各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可以为体育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学的支持。
增加实验法等实证性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体育科研成果的质量以及可靠性和准确性。虽然目前测量评价及高新技术的科研方法被利用的仍然比较少,但已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良好趋势。
2.4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务研究方向学位论文选题方向及其特点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研究生论文选题领域逐步扩大,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等特点。从学位论文的选题分布来看,各专业的研究方向科研选题格局已趋于稳定。选取教学理论与方法、训练与比赛及运动心理方面的课题占50%以上(表3)。表明大多数研究者在选题时会选取和自己专业特长贴近、接触相对较多,相对具有较好研究条件,符合自身知识结构的课题。
在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经研究发现,与运动心理相结合的论文呈现增加趋势。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运动员要承受巨大的训练量,承受疲劳、艰苦、单调、枯燥等方面的心理负担,又要克服学习某种技术或动作时产生的恐惧、紧张情绪,还要克服心理素质方面不利因素,为比赛提供可靠的心理保证,更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地表现出其动作的高、新、难、和其流畅性和完整性,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心理训练才能实现。所以,在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硕士论文选题中对心理学的研究保持在10%左右。对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运动员个性特征的研究上,因为具有良好个性特征的运动员竞技能力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此外,对运动员智能、认知和反应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研究。
在体操和田径运动中,与运动人体科学方向相结合的研究数量较多,且主要集中于运动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其百分
比达到40%左右。完成高质量的动作,必须对其动作技术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在现代竞技体操动作技术分析中,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定律,运用多种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动作作出有价值、精确的分析,能使运动员更快的掌握技术动作和进行技术动作的创新。此外,对于生理生化指标的应用及运动损伤等方面的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表明对运动技术的分析诊断,生理生化指标的测试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已成为研究的一中普遍趋势。
在与冰雪运动相关的14篇研究生论文中,关于动作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有9篇,约占64.28%。这在体现了动作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提示我们冰雪运动研究不仅数量较少,其研究涉及的领域也过于狭小,一些对于训练监控至关重要的生理生化指标的应用研究较少,涉及到运动损伤的研究也显不足,关于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各项运动技术中对于深层次的理论、社会学问题、体育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以及引进高科技探讨运动规律的课题较少,这些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2.5 存在的主要问题
2.5.1 选题方向 从总体上讲,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研选题格局,基本上能与教学和训练时间紧密结合。但在研究的内容上、方法学的运用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仍缺乏创新,对于一些急需的前瞻性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选题中还存在题目过于宽泛,研究内容的内涵过大、研究重点不突出的现象。
2.5.2 研究水平 1)论文的研究水平不均衡。研究成果总体水平不高,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部分论文的研究结果实用性不强,研究结果难以转化。
2)重复性研究较多。这一状况,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研究生知识面狭窄,掌握某些新学科知识不够,难以深入去探索某些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脱离实际。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不敢涉足体育运动的训练和比赛的前沿性问题研究。这一状况也反映出我们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的不足。
3)一些论文在探究内容、方法上、观点上没有突破,“小题大做”者有之,“无病”者有之,对很简单的问题“故弄玄虚”者也有之,缺乏创新性思维是难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关键所在。
2.5.3 论文的研究方法 从学位论文所采用的科研方法分析中不难看出,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主要集中于文献资料法,调查统计法等,一些前沿的科研方法应用较少。
1)以调查访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比重过大。运用这种方法的论文大都以对专家调查的意见作为科学依据。而在使用中往往忽略对专家的知识结构、研究方向与特长的了解,仅以对专家意见的统计分析作为科学论据,必然带有许多主观片面性。
2)采用调查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课题,由于疏于对问卷信、效度的质量控制及填写问卷调查对象的认真程度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材料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3)研究问题采用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研究较为深入的选题较少;定量研究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选题较少;教学和训练的实验性研究少;方法学上有所创新的研究选题较少。
4)统计方法的应用有误,在很多论文中,较普遍地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但有不少论文却忽略了各种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简单套用,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在对统计结果解释时,往往又脱离专业知识经验,使结论绝对化,甚至得出错误结论。
3 结论与建议
1)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较广泛,以体育院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居多,结合体育实践,教学和训练的实验性研究较少。
2)从研究领域看,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研选题格局,基本上集中在对体育教学与体育训练的各种现象与矛盾的研究上,对国外的训练、比赛、教学中的问题也有涉及。
3)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普遍选用调查访问、文献资料、对比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但采用前沿科学技术、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较少,研究方法尚需进一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