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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论文摘要:中国武术之所以博大精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内部饱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和方法。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从道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重要内容,对武术自身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从道家本体论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探讨,对传统武术文化蕴涵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刹析。
1中国传统武术与道家思想的发展渊源
1.1道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老子、庄子的思想为代表并包括秦汉黄老、魏晋玄学等思想的总称,其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崇尚自然、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从形成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曾为促进中国古代的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武术经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继承与发展,到现在仍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生长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受到深刻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中国传统武术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它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武术也不例外。它的变化发展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些不仅可以从武术的运动方式、技术理论、训练手段中可以看出,而且在武术精神及其运动理念中也都深刻的体现出来。
1.2道家思想是影响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
温力先生认为:“武术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为中华民族对武技的理解和运用,而且也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包括思维特点、欣赏习惯、感情意志、理想道德观等等,这些不仅影响到了中国武术技术的风格特点,并且影响到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所以要真正了解和领悟武术的精神,就必须深人的分析研究其内在包含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佛家和道家,但是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地位来看,道家思想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此,可以说,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影响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有过精辟的论述:“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中国武术的各个方面都与道家哲学思想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道家思想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在各个发展时期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的,各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不变的,这就是道家的本体论。哲学中所说的本体论,主要是探讨何为万物之本源的问题,道家的本体论主要表现在道论、气论、天人合一论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是中国武术文化形成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武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道家思想的核心作用。
2道家本体论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2.1道论与武术的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相传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中华武术吸收了这一思想,认为“道”也是武术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宗”。而武术理论中的“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理论思想正是从“道”的思想中领悟而来。“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思想指的是武术的动作是从原始单一的进攻防守动作,按一定的路线演变成千万个技术动作,而千万个技术动作又通过长期演练最后达到形成一种形神合一。这种形神合一就是武术训练阶段的至高境界。
“道”的观点首先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是宇宙生成论,即“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演化出了天地万物;同时又是本体论,即“道”是世界天地万物的总根据。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拳术理论也是如此,武术种类虽然千变万化,而它们包含的道理是相通的。这种思想将中国武学的理念推至了最高顶峰。所谓武学最高境界实质也就是摆脱武术招式的束缚,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无招胜有招”。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摸索才能“得道”。“道”生成了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道”是怎样进行活动和遵循什么样的法则行事呢?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不违背自然,一切顺应自然。老子主张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像道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就是说道生养万物,哺育了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成长了万物却无意做主宰。万物自相治理,不加任何干预。从形式上看,道是无为的,自然而然的,这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
2.2气论与武术的关系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比较模糊,道家学派虽然提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仍尚未能给道一个合适的命名。道家为了表述本体观,用“气”字来代表万物的根本,来体现“道”。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气”是庄子对老子“道”的具体化。庄子认为,构成宇宙的本体是阴阳之气,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之气的聚合,而万物的灭亡,则是阴阳之气的离散。“气”在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俗话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被看作是武术的根本,是武术的本体与精华所在。气与养生更为密切,气是武术养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庄子本人也非常注重养生,他的养生基本方法是,“合斋”与“坐忘”。道家认为:气是构成、维持、充养人体和生命活动的根本物质。武术养生是以养气炼气为主旨。武术养气皆不外通过静心平息,存养气息,以求全身内气凝聚充盈于丹田,太极拳的“气沉丹田”、形意拳的“聚气于丹田”、少林拳的“气贯丹田”等,将养气炼气法融人站桩的“桩功”练习,以意念引导气息,配合劲力的聚蓄、运转、爆发的劲力练习等,都是武术内气炼法。 道家认为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故以精、气、神为修炼的基础,以宝精、固气、音神为修炼原则,从而达到精足、气充、神旺的目的。道家的行气、吐纳、服气等养生术,实际上就是道家的“气功”,是道家以“气”为万物本源的认识论基础上创造的种养生方法。道家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融于武术体能和技能锻炼中。道家气功同武术结合,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变革和跃进。
2.3天人合一论与武术的关系
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所谓“天”并不是指天上的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世间一切人事,都应该顺应自然,不能违背违自然规律,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武术是人体的运动,只有严格遵守自然的法则,顺应自然变化,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武术练功十分重视按自然界四季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方法,来达到相应的练功目的。只有顺应四时气候变化,才能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道家强调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要遵从自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武术主张从大自然的生物与现象中获得灵感和启迪。武术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形象、动作、攻防,创造出新的武术动作。如大鹏展翅、白鹤亮翅、金鸡独立、野马分鬃、神龙摆尾等拳术术语。又如五形拳是根据虎、蛇、猴等五种动物的攻防动作创出的。形意拳更是依据道家“五行”之说立论,用“五行”与“五拳”相配,用“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劈、崩、钻、炮、横”五拳。习武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要先立德后学武。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所主张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在武术中则表现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武术非常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倡武德,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宽厚、容忍。习武与比武中点到为止,避免致人于死地;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念;以门派规矩约束人的行为,维持武术内部的和谐平衡。武术将人体视为心与身是统一,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锻炼。内外兼修、和谐发展,绝不是为了培养争勇斗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艺术是由各个不同的艺术品种所组成的。舞蹈艺术同样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由各种不同种类、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舞蹈所组成的。根据舞蹈的作用、目的和意义,舞蹈可分为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生活舞蹈是人们为自己生活需要进行的舞蹈活动。艺术舞蹈则是为了表演给观众欣赏的舞蹈。生活舞蹈包括习俗舞蹈、宗教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体育舞蹈、教育舞蹈等。艺术舞蹈包括宫廷舞蹈、教学舞蹈、比赛舞蹈等。
舞蹈艺术以动作为语言,在特定的舞蹈意象和情境中,以动作的姿态、节奏、速度、空间走向、力度来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情感。在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的协同配合下,舞蹈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无数复杂的心境和情感冲突。舞蹈艺术创造特色鲜明而又生动的舞蹈意象,具有造型美、流动美、情感美等极高的欣赏价值。人们在观赏舞蹈时对舞蹈作品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提升到艺术层次,即通过舞蹈塑造的艺术形象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舞者对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体会到更加广阔生活内容和更加深刻的思想含意。
舞蹈的以简驭繁,以少总多,讲究生动传神,以外在形象的塑造传达内在的神韵,抒发立体的胸臆情怀,创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空灵无限、古朴高雅的审美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
舞蹈既然是有生命的、运动中的人体艺术,那么舞蹈教育就要对学生的肢体进行严格而又科学的训练,以便达到舞蹈内涵所要达到、所要表现的最佳状态。从简单的站姿、坐姿、走姿到软开度的训练,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的训练,以至于跳、转、翻等各种技能技巧的训练,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舞蹈最高境界之所需。同时,通过老师的训导、示范等,使学生日常的行为举止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而显现出人格及职业的魅力。学生只有通过美的肢体和美的神韵,配以美的音乐,才能表达美的内涵,达到美的享受,给人美的意境。这种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表现或理想的形象显现,与人的精神品质息息相关。而老师的语言是知识品位、文化修养、聪明智慧、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态度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体现。
舞蹈艺术,是以经过提炼、组织和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其基本要素是动作、姿态、节奏和表演。
它起源于劳动中,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风格独特的舞蹈,其中民间舞蹈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舞蹈总是反映出人们的不同思想、信仰、生活理想和审美要求,既是供人欣赏和娱乐的艺术形式,也是具有宣传效果的教育形式。所以,有生命的、运动的人体动作,是构成舞蹈艺术审美特征的最基本的要素。
舞蹈动作是发乎内而形于外的动作,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现。中国古代美学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18世纪法国著名舞蹈家诺维尔说:“要描绘的感情越强烈,就越难用语言来表达它,作为人类感情顶峰的喊叫,也已显得不够,于是喊叫就被动作所取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舞蹈演员那奔放舒展、刚柔结合的优美动作能够传达出丰富而又深刻的情感内容,使人感到情感就好像是从舞蹈演员的动作、姿态中流淌出来的一样,使观众从中获得强烈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