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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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2篇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通道。当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将突破国界在全球铺开，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同质性进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亦为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金融创新活动。这既包括制度的创新，又包括工具的创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创新、股权衍生工具的创新等等。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方面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GDP总和的20％。应该说，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二元效应。

金融全球化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中，同时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出于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体现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比较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矛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第四，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二、中国金融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二元效应有助于我们形成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为了将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当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依然离所需甚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效益急剧下滑。1996年，国有四大银行净资产利润率只有5．5％，这一指标不但低于国内其他非国有银行，更远低于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而正是银行不良贷款及低收益率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的竞争力问题较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众所周知，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是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各自资产总额都在10000亿元以上，合计10万亿元。而在证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约为3500亿元，规模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资产仅有300亿元左右。如果再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相差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随着跨国大型投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资本市场，以国内现有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是无法与其比肩相争的，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创新乏陈。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三)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存在突出问题。

第3篇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其次，国际利率的相对水平变动对资本流动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际资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当国际利率水平显著回升时，国际资本往往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向西方工业国的金融市场。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普遍实行异乎寻常的低利率，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发达国家不动产和证券市场的收益出现萎缩，国际资本被吸引到高投资收益和经济前景看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可以说，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条件明显好转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利率转入上升轨道，发展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流入的趋势开始逆转，国内外平衡受到影响，为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决定资本流入规模及结构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帐户管理政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为此，取消外汇管制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事实上，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可兑换范围的扩大成为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在战后初期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某种形式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了资本帐户可兑换的过程，到1994年，主要工业国基本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开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严格限制着资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帐户可兑换方面开始取得进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完全的货币可兑换，而更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放松对长期和短期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并对商业银行和居民的外汇业务管制实行自由化。

目前，在资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资本市场证券的成员国为133个，控制货币市场工具的国家为115个，控制共同投资证券的国家为103个，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国家为87个，控制商业信贷的国家为105个，控制金融信贷的国家为112个，控制担保等备用金融工具的国家为88个，控制直接投资的国家为149个，控制直接投资清偿的国家为52个，控制不动产交易的国家为134个，控制个人资本移动的国家为82个，针对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155个，对机构投资者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82个。

此外，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表明，许多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纷纷修改其外资法或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有利的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991-1998年间，修改外资法律法规的国家年平均超过50个，其中，94%的修改是为了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强了对外资的管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国内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种限制等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樊篱逐步消除，大量的国际资本用于弥补工业化国家巨额的财政及经常帐户不平衡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工业化国家之间资本流量的净额得到迅速的增长，资本流量的增长同样显著。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调整、国际借贷安排等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集合,构筑了维持自由贸易运转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范。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储备资产和由其构成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一个调整和筹措资金的机制。

过去200年间，从本位货币和汇率制度的选择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浮动汇率三个主要时期。

全球性金本位时期开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自发地满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币可自由兑换，以保证黄金与其他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稳定；黄金可自由输出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20世纪后，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各国的商品输出减少，出于保值目的资本外逃增加，各国纷纷限制黄金流动，黄金的自由输出入受到严重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现，古典的国际金本位制走向终结。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漫长的国际货币混乱时期，1945年，建立了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带有正式约束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在前2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基本顺利，汇率的基本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大，而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相应放松了成员国的政策约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终困扰其运行，而战后国际经济的重建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交易技术的提高，不断侵蚀着各国控制资本流动政策的有效性。面对伴随着资本流动性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快速膨胀，官方储备的相对规模持续下降，已不足以维持汇率钉住及钉住水平的有序调整。在外汇市场连续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的美元危机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

自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议"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其重要特点是汇率安排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在汇率安排方面，协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偏好独立选择汇率制度。实际运行结果是，从各国汇率制度名义安排上看，管理浮动及独立浮动国家增多，实行钉住制国家减少，尤其是钉住美元的国家数目更是下降了半数左右，但是，从各国实际执行情况看，实行管理浮动的国家接近半数在具体操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变相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针对单一货币有限度浮动的国家事实上也在根据美元汇率变动调整其汇率水平，加上名义及实际均钉住美元的国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过60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约占报告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显然，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仅仅解决了部分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汇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严重。

上述三种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样，在三种货币体系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汇率的波动幅度看，金本位时期，西方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程度很低，英镑对美元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仅为-0.59%到0.70%，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的波动幅度为-0.68%到-0.62%。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的高低限相对与平价的变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1%，同样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西方主要货币利率的波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规律是，长期债券利率波动率的历史上最小值出现在金本位时期，美元本位时期居中，浮动时期最高；短期债券利率波动率则以美元本位时期为最低，金本位时期居中，而浮动汇率制时期最高。

第三，从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对量来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币形式资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区，资本跨国流动常常受到输入国的鼓励，外国证券在大多数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换，利润回流不受阻碍，资本跨国流动发展迅猛，以跨国资本流动总额相对于各国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间平均为3.3％（Taylor,1996），其中，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而由于控制资本流动成为美元本位时期有效实施的前提，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明显低于金本位时代。而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与货币正式脱钩，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真正进入信用本位制，这就为资本的无限度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帐户管制放松浪潮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资本重新获得了实现全球流动和布局的动力，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形式出现巨大调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总之，在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全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度流动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动的发展过程，其变化的关键在于，本位货币、汇率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决定了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法律地位和难易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

六、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政策调整与全球资本流动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增长又大大超过全球出口增长。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现代经济实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每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7家。世界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直接投资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不断加剧的竞争及购并行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所取代。

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增加，要求并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而跨国银行的国际网络逐渐遍布全球，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客观上有助于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二）、国际组织和区域金融集团全力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在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国际货币组织、OECD和一些区域经济金融集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资本流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之初，基金组织认为，经常性国际支付应该是自由的，而资本转移从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基金组织协定没有就管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发生的外汇交易与转移作出说明。因此，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有权限制资本转移。

但是，尽管在协定中没有明确区分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流动，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扰长期性的国际投资，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应当取消管制不仅限于直接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支付转移，而且还包括阻滞生产性的资本活动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出现大幅度调整，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放资本帐户及管理大规模及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并成为基金组织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组织对于消除汇率限制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图开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修改基金组织的条款，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1999年7月，当时的基金总裁米切尔·康德苏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指出："资本流动既是过去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正在考虑是否扩大对IMF在资本帐户自由化方面的授权，以修订IMF的司法权限。在1997年香港召开的IMF年会上，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是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新章节的时候了"。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力推动者之一。早在1961年，OECD就通过了《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和《经常项目无形经营自由化法典》，1976年，又通过了《国际投资与多国企业声明》等，作为区域内具有约束性文件，该决议包括所有对外资本交易和经常项下无形交易，适用于OECD地区经营的由外国人控制的企业，要求根据国际法，为外国投资控制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OECD有关文件主要适用于商业信贷和贷款，1989年，OECD将有关章程条文扩大到主要的资本交易，尤其是大多数短期资本流动，但是，这些条文并没有将成员国的义务扩大到与资本流动有关的所有外汇交易，例如，属于资本交易的对转移征税、多重汇率做法以及要求事先存款的规定，不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规则，对于直接投资给予法律上的保障。

其他一些区域性经济与货币安排等机构也相应建立了有关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定及新的游戏规则。如阿拉伯经济同盟1970年通过了《阿拉伯国家相互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协议》，此外，1987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东盟国家投资协定》，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等，北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非洲有关国家签署了《东南非共同市场协定》。尽管这些协定或文本在法律约束力方面有一定差异，并且多数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协定至少在地区内部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七、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有关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将不断地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因此，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戴相龙，关于金融全球化问题，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厉以宁，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

李扬，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外汇管理，1999年第1期

樊纲，21世纪的金融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改革，中国外汇管理，2000年第1期

Eichengreen,B:GlobalizingCapital--A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PRINCETON，1996.

Rogoff,K: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forReducingGlobalFinancialInstability，NBERWorkingPaper7265

第4篇

一、应对金融危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奥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第5篇

笔者在《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中论证了“研究特定经济运行环境中的人”[1]已经成为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必然选择。”因为，“任何经济发展模式本质都是由一定的人与社会关系所支撑的”，[1]而在现时代的中国，“人”则以更加不可替代的身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因而，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体系中人的问题的消解路径选择框架，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自我伦理危机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涤荡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经济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所危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物质生活世界，它还以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力危及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场空前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正在不期而至。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自然带动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应提升呢？在马克思或福柯看来，殖民主义性质的财富增长或科技进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带来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则有可能使人与自身之间的鸿沟愈陷愈深，进而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人与自身极度分裂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所谓自我伦理危机指的是由于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被剥夺或重构，所造成的人与自身（灵与肉、身与心、主体性与客体性）内部伦理秩序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人类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体纷扰。由此可见，自我伦理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屈从于欲望、经验所造成的人对自身主体价值缺席的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被欲望、经验重新塑铸的人对自身客体价值有限性的焦虑。事实上，所有焦虑的实质并不在于获得、占有或经验多少“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才能获得人类自我的满足感，而在于人类应如何在道德层面摆脱由于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体困扰，进而达致“灵魂的宁静与肉体的无纷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构成了现代人进行自我伦理规划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自我的伦理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下，自私、虚荣、嫉妒、贪婪、背信弃义、股市非理性繁荣等现象的流行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证吗？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消解路径应该如何构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伦理危机的道德化解路径 

就自我伦理危机的产生原因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应对方可奏效，但就作为人类终极自我关怀的伦理规划视角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则需要诉诸于人的内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样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功效呢？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史，在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问题上，各种伦理学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在综合美德论、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关于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德性应该是自我公正。虽然美德论与功利主义论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这一概念，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尼个马可伦理学》关于公正的“总体德性”与“具体意义上的”[2]区分;穆勒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功利主义》对作为“作为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公正研究中间，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实际上，美德伦理学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相对于“总体德性”的“具体意义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公正，它与“总体德性”的关系怎样，“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伦理学派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实上，这种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德性，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他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2]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总体的德性”实质是一种相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相对的“对于他人关系上的”德性，但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总体的德性”只是为研究“具体意义上的”德性提供一种理论铺垫，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标。那么“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德性”或“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在积极和他人之间分配时如果对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获得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较少的一份，而对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少，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使彼此达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也这样做，他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应该是保持作为体现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理性对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对优势或优先地位的一种道德张力。 

在功利主义学派理论体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即每个人保持其所得与“应得”之间平衡的一种道德行为品质。问题在于，公正为什么是“正义”的“一项义务”，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 

在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穆勒看来，公正是正义美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涉及权利时，保持公正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但其中体现的只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赋予每个人权利的义务。”穆勒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坚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原则，即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为一种正义义务成为履行其他正义义务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内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义美德一项义务，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即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倘若根据‘应得’信条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么必然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视同仁（当没有更高层次的义务来禁止这种行为时），同样社会也对所有应得到它的平等对待的人（即应当得到绝对平等对待的人）一视同仁。这是个体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应尽最大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然而，事实上这种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在程度上被视为是同等的，种类上允许有所差别）。”[4]综上所述，在穆勒看来，公正能够成为正义的一项义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每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约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为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穆勒认为，“个体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在于整体意义上的即“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自我公正被赋予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含义。 

从笔者对美德论与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层面的梳理当中不难看出，在这一概念应该成为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的认识层面，两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在对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带有明显的动机论色彩，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效果论倾向。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著《尼个马可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种德性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只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即精神领域的。因而，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作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个体行为效果层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而，与美德伦理学派相比较而言，功利主义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脉脉的道德情怀。正因为如此，在看来，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所谓自我公正，就是人类自我在驾驭权利时保持的自身主、客体价值之间内在平衡方面的一种张力，这种平衡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种主客双方的和谐状态。就是说，自我公正德性对自我的伦理危机的化解需要社会公平正义呵护，更需要人类自我内心信念坚守，因为这种坚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社会秩序的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深陷于现代社会泥淖中的自我为自身更好地构建起美好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就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消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对驾驭自我权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养，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参考文献： 

[1]齐小军.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J].改革与战略，2009，（7）.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王旭凤，陈晓旭译.尼个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英]查尔斯·库利，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第6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营销，经济全球化

 

1、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原因

1.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毕业论文的格式，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1.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龙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2.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毕业论文的格式，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3.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4.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4.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龙源期刊。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4.2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毕业论文的格式，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3 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斗争与协调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关系构成。

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在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日趋激烈，即所谓的“投资战”。发达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约占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80%左右，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

第7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第8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转贴于

第9篇

[关键词]经济条件；企业财务管理；发展趋势

一、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及其对财务管理的要求

对于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可从宏观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从宏观环境来看，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知识经济方

兴未艾，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等。从微观环境分析，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机构重组，公司之间的购并与重组，虚拟公司的兴起等。而每一方面都对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提出了挑战。

1.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扩大，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广泛应用，在21世纪可预见的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呈现出新特征：一是网络经济大行其道；二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三是WTO等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的是金融全球化[1].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金融全球化对企业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企业筹资、投资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选择权是有价值的，所以说，金融全球化客观上提升了企业的价值。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如何寻找机遇、规避风险，是财务管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更加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将极大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企业理财环境也将发生很大变化。从企业外部金融市场发展情况来看，WTO的加入，将使我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发展的速度将更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将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利率放开和外汇管制解除、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是为许多国家经验证明过了的一条必然发展道路。利率市场化和货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企业外部金融风险的加剧。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进

许多先进的金融服务项目，包括各种新型金融工具。国际金融业竞争的加剧，是各种新型金融服务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新型金融服务的出现，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企业将获得更方便、更全面、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满足企业理财活动的需要，这也意味着企业财务管理将面临更多选择。如何利用这些金融工具将成为我国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企业内部来看，WTO的加入，将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对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将迫使企业调整和转变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WTO的加入，意味着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企业财务管理必须服从企业的这种战略发展，因此，财务管理也应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其次，市场竞争的加剧、经营风险的加大，必然要求财务管理要谨慎控制财务风险、恰当选择资本结构、重视资产负债上的风险收益匹配管理，使企业财务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态势，以增强对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再次，企业生存压力的加大，必然要求降低各项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同时，为争取顾客、扩大市场占有率，企业还可能运用多种财务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向顾客提供各种信贷以促进产品销售。因此，如何充分运用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最后，为接受加入WTO后的挑战，企业必然加强内部各项管理，财务管理的计划、控制和评价工作必将大大加强[2].

2.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以促使产业不断升级；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近10年来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主要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对企业财务管理来说，知识经济改变了企业资源配置结构，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那么，对知识资本如何进行确认、计量和管理又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3.电子商务。所谓电子商务，是指在技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企业主体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贸易伙伴间商业运作效率为目标，将交易过程中的数据、资料用电子方式实现，在商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实现交易无纸化和直接化的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也演化到网络财务时代。网络财务最显著的特点是实时报告（real-timereporting），企业进行在线管理。网络财务发展前景是诱人的，但它引起的安全问题同样让人担心。

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知识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冲击，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迁，在指导企业的财务管理实务方面捉襟见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经济、以有形资产管理为主的基础上，而目前全球正大步跨向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逐步上升，有的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已大大超过有形资产的价值。

2.当代财务管理的手段落后，随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财务势在必行。

3.当代财务管理中的风险管理范围狭窄，仅限于财务风险，而对于风险投资的管理很少论及。

4.现行财务制度呆板，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等、不相容。

5.现行财务评价体系主要限于可用货币计量的财务指标，而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知识资产等缺乏适当的指标加以考核评价。

另外，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还有两个显著问题。第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资金筹集方式更加多样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保险管理和税金管理等陆续出现。第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主要工作上比较薄弱，日常财务管理一直是以资金管理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与企业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有关外，可能与认为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是涉及企业经营发展的大事，单单依靠财务部门很难完成有关。另外，也可能与有些人把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混淆起来有关。

三、21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

第10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也显得愈加重要，国际贸易对于每个国家经济的引擎作用与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国际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紧跟时展，对外贸易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将就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相关的探讨分析。

从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大大增强，随着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态势。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主要是经济界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等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国际贸易投资和贸易环境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进人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进一步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同样，对发展现代国际贸易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了一场关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在会议上，参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之间通过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不断增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包括了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贸易，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

在当今天时代，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非常紧密，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的提升必须要在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进行，这就为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原本的最传统的一国贸易转变成了本国贸易与世界多边贸易互相联系的体系框架，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将有助于各类关税和相关进出口费用的降低。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各种贸易壁垒和贸易障碍会逐步减少，同时，还会直接对贸易数量和贸易总额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从历史的研究数据来看，在1990-2005年间，世界GDP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平均增长率为2.4％，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换算则达到了3.5％。而国际货物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已经达到了5.7％，服务出口贸易也获得了同步发展，其平均增速达到了6.8％，国际贸易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的状态，从历史数据来看，已经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5年的33％以上。国际贸易发展最快的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比如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增速均超过20％。另外，还有一些产油国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在国际贸易中变得非常活跃，比如从事产石油和非石油的初级产品贸易的国家。

三、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

1.促进某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贸易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国家通过这种方式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中。为了突出本国的优势，让本国的定位在世界市场上更加明确，从而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并充分让本国的资本、商品和服务等要素获得流动，这些国家的贸易增长会出现变化，贸易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2.加速了各国生产要素的流动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各国自身在经济封闭的情况之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各国要素与产品的价格差异的产生，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如果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那么这种差异就会在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之下促进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一旦各国密集进行生产产品的相互转移及流动，那么国际贸易也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的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国公司也得到了发展和扩张，现在跨国公司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公司已经控制了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比如说国际跨国大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原料和燃料全球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科研与开发的80％-90％，国际投资额的90％等等。

四、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贸易分工不断进行细化，另外一些产品的生产还达到了再度深化，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也起到了促进自身发展的作用。比如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公司自身的管理模式和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金融资本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不断增长，国际贸易的结构及方式，还有金融对于国际贸易所产生的作用都呈现出了与往常不同的新特点。

国际贸易的发展结构已经开始向高级化的方向发展，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已经开始有所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总的来讲，一方面，货物贸易中工业制成品贸易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贸易比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不断的上升。伴随着这些产业内国际贸易新形式的出现，公司内贸易和跨国公司供应链网络内部交易变得越来越重要。

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的分析角度不同，所以强调的重点也不同。无论哪一种贸易形式，经济全球化都对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付国文，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战略——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J]改革与战略，1997(05)

第11篇

（1.吉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2.吉林财经大学物流产业经济与智能物流实验室，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必然产物，而本土化是国际化的内在需求。从财经类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托学科优势与国际项目，提出国际化与本土化和谐发展的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突显财经类高校的办学特色，提升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水平。

关键词 国际化；本土化；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nevitabl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al, localization is the internal dema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c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ies, a novel talent nurturing mod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disciplines advantages and international project. Our aim i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universiti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mprove training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Talent nurturing mode

0引言

“全球化”时代特征促进世界物质、经济活动的同时，日益扩展为推动知识、技术的流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全球化的时代产物，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率先掀起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浪潮[1]，为了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发达国家竞相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推进课程设置综合化与国际化；转变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能力；改革人才培养途径和制度。其中，美国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教育理念在国际上享有很好的声誉。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笔者在美国学习期间分别走访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对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人才培养模式初步了解。美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取向是间接的，主要表现为外国留学生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等，他们关注的不是美国是否是第一大留学生接收国，而是这些留学生对美国产生的国际化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几个阶段的变迁。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经济全球化必然要使教育国际化，如何在国内教育大众化、教育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核心竞争力，实现特色发展，持续发展，跨越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作为一名高等教育者，值得深入思考。本论文以财经类高校发展为视角，从国际合作办学实际出发，分别论述国际化办学理念构建；国际化办学实践；国际化办学存在的问题三方面内容。

1国际化办学理念的构建

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维是开展国际化办学的重要前提[2]。一个学校的灵魂在于它的办学理念，国际化的办学理念要求学校的管理人员不能采用“固有式思维”，而应该打破常规，走出具有独具特色的兴校之路。本论文依据“高教强省”战略理念，从地方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教育实际出发，依托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构建地方财经类高校金融信息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1.1必要性

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仍是人才的匮乏尤其是具备国际化素质人才的短缺。尽管从全国角度看，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很大，但是高层次人才仅占人才资源总量的5.5％左右，其中具有专业特色国际化素质与能力的人才则更少。就计算机专业而言，也存在严重的供需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社会需求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不能达到企业用人标准，真正的实现人才的供需平衡亟待解决。因而，高等院校的办校理念已不是“人有我有”，应该“”，“独具特色”。

1.2发展目标

财经类院校不是专门培养计算机科学研究人才的学府，我们的优势在经济方面，所以，应该尝试走一条新的人才培养模式[3]，以国际化与本土化和谐发展作为专业发展目标，具体体现在：1）国际化：将本专业与国际信息化接轨，通过分析总结国内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经验，紧密联系实际，从学校学科特点和社会需求、学生成才要求出发，对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2）本土化：依托学校的优势学科，设定“和而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将计算机专业和经济有机结合，将计算机专业设定具体研究方向，即金融信息化。

2国际化与本土化和谐发展办学实践

2.1国际化发展策略

为了加快专业发展步伐，提高学生国际化专业技能，2013年9月11日，吉林财经大学与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正式签署了国际交换生合作项目协议，其中包括3.5+2项目（三年半国内本科学习加两年国外硕士学习）以及本科生短期交换项目。

3.5+2合作模式：该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要求学生在吉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习三年半课程，满足特拉华州立大学注册要求再赴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学习两年。学生修满美方计算机信息科学硕士课程所要求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达标必需环节，在项目第五年将由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授予硕士学位，在第四学年后由吉林财经大学授予学士学位。

短期交换生：短期交换生项目针对我校全体本科生，学生在每年的秋季或春季进入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进行与国内同年级的课程学习。在本学期课程结束后，获得美方成绩单及项目认证书，所修学分与吉林财经大学本学期课程学分相匹配。

此外，两所高校就深度合作达成一致，认同以下为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合作教育和科研活动交流；教师科研和讲座交流；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交流；交换学术资源和出版物交流；联合主办国际会议。

2.2本土化发展策略

确定特色专业方向—金融信息化。依托我校优势学科，注重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的交叉与融合，将计算机智能理论用于金融、税收等领域，借鉴生物进化的宏观和微观机理进一步挖掘其“进化”潜力，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用于解决经济、管理等领域较难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为其建立最优化投资方案和决策依据，也为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建立更宽广的平台。目前已经形成了计算机理论数理化、模型技术智能化和经济、管理分析对策化，体现了计算机智能理论研究及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层次深广、研究方法独特、应用领域宽泛的特征，成为本学科方向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

具体体现其课程设置，首先核心主干课程以计算机专业理论素质培养和金融信息工程相关知识教学为主，选修课程侧重与企业所需知识的训练和培养。如，核心主干课程中除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等专业必修课程，还包括金融工程学、金融信息工程概论、现代商业银行IT系统、金融数据分析与挖掘、银行卡业务与技术等则侧重金融信息工程领域相关知识的学习与训练。选修课程中的高级程序设计、软件测试方法等课程主要面向软件开发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时间序列分析等课程主要面向金融机构；管理模型与方法、网络营销等课程则主要面向企业的管理人才需求。

3国际化办学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角度看，国际化合作办学存在国际化的维度单一，即缺乏多样化形态；国际认证体系相对滞后，国际认证发展速度偏慢、参与面窄等滞后性等问题[4]。本论文主要从微观角度论述国际化办学实践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按照国际化与本土化和谐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2014年7月，学校向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输送首批短期交换学生，2015年1月，该批学生顺利返校，经过深入面对面交流，归纳总结以下存在问题：

3.1语言障碍

此次派出的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不等，尽管英语水平均已达到国家六级，但出国后，语言障碍仍不可避免。对此学校提出解决方案，对有意向出国的同学配以外教跟踪培训，规避语言困难。

3.2专业课程衔接问题

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导致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存在差异。前期的专业先修课程不一致，加之语言障碍使得学习事倍功半。对此，中方与美方应共同协调专业课程的选择，有效实现课程衔接。此外，确定赴美的最佳时间点，使得学习效果的最优化。

3.3前期准备不够充分

包括出国前期准备，如出国申请、签证办理、国内驾照证明、体检注射疫苗，银行卡办理细节；强化赴美学生的心理准备，组织有出国经历的老师和学生做经验交流，使得学生坚强面对某些困境或者心理落差，认识到异国求学过程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收获及财富；弱化完美主义，不要把美国想象的过于完美化，学会独立，凡事不能过多依赖他人。

3.4教材问题

美国纸质教材通常价格较高，如果逐一购买势必增加其经济负担。其应对措施可多采用扫描方式积累教材，利用已赴美学生及兄弟院校资源实现教材的共享。

3.5缺乏实践课程建设

加强实践课程建设，将国际合作与校企合作相融合，利用美方实践课程，使赴美学生入住美方企业，尝试与外国的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尽快适应美国文化，还能学习到先进、及时的管理经验和实战模式。

4总结

教育全球化、国际化是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也是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然路径。“国际化”微观上讲是一所大学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宏观上来看，更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全球地位的重要标尺。本论文从地方财经类高校国际化办学实践出发，分别论述国际化办学理念，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及存在的问题三方面内容，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化办学顺利实施，培养既精通信息技术，又具有财经管理基础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小梅,杨亚军.论新形势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2］许悦.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之路[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18(3).

［3］李明,郭淑馨.财经类高校计算机本科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的探索[J].计算机教育,2010,5.

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举措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日益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总体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入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使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改变。并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因此本论文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应该采取的新举措进行探讨。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1.科技进步发展突破的新趋势。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常常会催生出新的技术革命。尽管对当前将要形成的新的技术革命是什么目前尚无一致的看法，但许多学者认为科技进步、发展、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正在孕育新突破。从具体的行业上看，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已经分别成为全球专利申请增长最多和最快的领域。因此，可以认为智能制造、无线革命和大数据三大变革将给本世纪带来巨大的改变。此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生物、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人工智能、3D打印等交叉融合技术成为当前的研发热点，而页岩气技术已经实现重大的突破。

2.生产方式变革趋势。总的来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三个融合，三种趋势”。第一，智能制造与数字服务相融合，呈现生产个性化、分散化增加趋势。这种个性化、分散化的趋势将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对区域产业格局和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第二，能源技术与网络技术相融合，出现能源利用网络化趋势。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是实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现实基础，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对能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或者说是进入互联网能源时代。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合，呈现二、三产业界线模糊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活动逐渐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制造业必须与服务业实现更深的融合，从而使二、三产业的界线逐渐模糊化。

3.生产布局调整趋势。（1）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的趋势。在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生产环节中，附加值不断地被创造和累加，并且通过该链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也就是说，生产在全球的分布，不再是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也就是产业间的分布，而是同一产业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也就是产业内分布，即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这种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的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深化的必然产物。

（2）服务业全球化趋势。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当前有约2/3的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②跨国公司服务外包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活动中的某一工序或者零部件分包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接包企业在中间产品生产和服务环节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若干是新产业；③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统计，66%以上的全球货物贸易是中间品贸易，而在服务贸易中该项比例高达70%。

三、中国的新举措

1.坚定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面对全球经济化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主动的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区域贸易体制谈判，努力转变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促进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地位，推动形成以周边国家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2.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还应在试点基础上，选择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继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或自由贸易港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管理模式，为全面改革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方式，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打下坚实基础。

3.实施向西部开放的战略。实施向西部开放的战略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对外开放的新亮点。我国西部地区历经多年的政治经济变革，局势稳定，投资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向西部开放，将重点提升贸易的规模和层次，重点发展服务贸易、科技和能源合作以及双向投资。

4.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推进向西开放的重要手段，是中央所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构想，其工作思路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重点抓好战略规划的制定，极主动推动与中亚国家之间建成公路、铁路、航空、电网、电信和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网络，扩大在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四、结语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并且无可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认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应该重视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研究工作，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尹艳林.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新对策[J].国际贸易，2014，01：4-10.

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金融市场渠道 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经济体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以下简称EMEs）来说，全球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金融市场渠道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复杂，而且更加广阔。伴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有所改变。防止新兴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止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还要做很多的努力，因此必须提高金融市场渠道、金融和实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金融失衡这些变化的透明度。

金融全球化的基本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近年来势头迅猛，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增加紧密联系。然而，金融全球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其性质和结构上的变化意义更大。全球金融传导渠道的变化及金融体系的结构由基本趋势驱动。

储蓄的制度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大型跨国机构投资者流入的快速增长，投资收益研究，甚至分散风险的方式迫使投资组合经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工作，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与其相关性较低的周边市场。除了银行，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全球化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们不仅集中利用金融市场，还进行新的更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百分比已经上升。更好地了解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策略，能够提供对市场动态和蔓延及溢出的深入了解，提供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变化的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和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很关键，可以为监测全球金融稳定性以减少透明度差距创造重要基础。简单地说，如果无法理解全球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那也不可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进程，或者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为了研究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而是为了研究主要投资者群体和评估市场动态，以达到更好、更及时的监控。

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贷款和储蓄活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而进行。这个过程由于借贷关系的证券化和风险再分配的需要进一步加剧。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特征

（一）全球资本流动形势迅猛

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工业国家金融和房地产的财富增长是GDP的许多倍，并且金融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境机构投资者手中，因此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以前更大。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资本流入EMEs显著增加，而且资本流动的结构有显著变化。这些发展尤其体现在2007年资金大量流向EMEs。特别是2005-2007年，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量已经急剧上升，流入美国的资金有1921亿美元，大约是2005年的2.5倍。

这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这体现在证券投资有显著上升，在报告期内增长约120%。EMEs成为国际化运作的机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对投资收益及多元化投资的追求，使资金更多地投资到相对的市场，这些市场与主要工业国家资本市场的价格及收益率走势相关性不大。国际化运作的投资者在扩大和深化EMEs的金融市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过来，他们也使EMEs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和预期突然变化的影响。

（二）一国金融市场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EMEs影响的程度是出乎意料的。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性因素对国家金融市场指标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结束，反而增加了。EMEs仍然容易受到突然变化的全球金融状况，尤其是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面改善对减少收益差异作出了贡献。

与以前相比，市场结构、投资组合战略的改变，较高的市场流动性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较少地取决于国内的实体或基础因素。相反，它们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组合再调整的驱动，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基本面，全球金融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特定国家的实体因素。这可能是宏观经济条件稳定的国家也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EMEs中外国银行的活动日益活跃

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提高了信贷和资本的国际分配，也提高了银行监管和承诺的国际标准。然而，这种发展掩盖了对EMEs风险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外资银行贷款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显著。在新兴东南欧，70%的银行资产被11家外国银行集团持有。融资区域的集中增加了风险传染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大银行，依靠其国外子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来缓和国内的流动性冲击，这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危机尤其如此，国际经营的银行被迫限制或收回贷款。国际杠杆化过程连同资产价格的急剧崩溃已经把这些EMEs放置在信贷紧缩的风险上。

国际化运作的银行敞口可能是金融市场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EMEs中母银行是“共同贷款人”。 在一些EMEs活动的国际银行构成国内银行活动的很大比例。外资银行巨大的敞口帮助传导工业化国家的紧张情绪。

（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更紧密

金融全球化的中心含义是提高美元利率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此至少有四种解释：合同多以美元计价的，甚至非美元交易的双方也以美元计价；许多国家的货币钉住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外国投资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决定因素已经发挥更大的作用。

息差水平的变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不断发展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正变得越来越有益。例如，利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领先指标，这反映了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化。

随着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和房地产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效应对EMEs的总需求也日益重要。从1990年1月到2008年2月来自14个EMEs的数据显示，EMEs的财富效应大幅上升。房价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5%到0.49%；股票价格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9 %到0.39%；金融财富增加10%，消费上升0.41%到0.50%（T.A.Peltonen et al.，2009）。另外，企业被重要的国际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显著引导，尤其是美国股市，形成自己的商业预期。这些商业预期对机械和设备投资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家对此的反应非常快速和强烈，因此使经济实际推动力长期靠边站，虽然在一些国家有很强的投资活动。

对EMEs不限制的杠杆化过程和动态的贷款过程，不仅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

所有上述方面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强度。

（五）强劲的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预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信贷增长已经很迅猛，达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增长率。经验表明，强劲的信贷扩张经常为随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有过度借贷的现象。在一些EMEs，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借款的国家，细致地分析这些关系是很重要的。

EMEs贷款导致实体经济相对高度的波动。信贷繁荣的风险在实行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EMEs尤其高，其繁荣之前已经有大量资本流入。EMEs经历的超过50%的信贷繁荣之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它们和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风险齐头并进。他们还经常伴随着货币危机（68%）、银行危机（55%）和“经济突然停止”（32%）（E.G.Mendoza，M.E，2008）。

金融市场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快的速度在不同国家和市场传导。目前的证据反映这是通过金融市场渠道运作的结果。一个很新的因素是一些新兴市场银行对外国大规模资金的依赖有显著上升，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迅速扩大其美元计价的负债，它们通过在美元区的分支机构进行再融资。当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干涸，来自这些市场的紧张局势非常迅速通过全球金融网络转移到其他金融市场。

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为境外资金提供信贷扩张。本地及外资银行用短期美元或欧元投资本地货币资产。当全球银行同业拆息市场美元借贷的成本增长时，由于受到严重的压力，导致严重的贷款延期。

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明更密切的跨境关系正影响EMEs，EMEs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紧张情绪严重影响贷款行为。因此，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息差10个基点的提高导致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下降3%，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10个百分点的提高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增长约1%。

因此，要加强对跨境贷款区域内特别活跃的银行集团整体行为的分析。然后，当一国家出现危机的苗头，才能对外资银行将从稳定的EMEs收回贷款的程度做出更可靠的估计。

未来的挑战

跨境联系和溢出效应是否已经增加已不再是关键问题。这些仅仅是迅速推进更广泛的有益的金融全球化所伴随的状况，即为了使EMEs和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广泛的长期资本，从而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即使现在成本大于利益，这个过程应该不会也不能逆转。相反，找到以下两个挑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冲击，工业化国家、EMEs和发展中国家独立的系统如何能更有弹性？二是这个过程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一国如何应付日益提高的灵活性调整的需求，这源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渠道，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渠道。

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能力以便更迅速地返回到平衡。这不仅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也需增强责任规则等激励结构，这些规则也适用于实体经济部门。另外，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框架。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可以伴随着当地监管能力的改善，但全球银行业规模和复杂性的显著增加给地方当局提出很大的挑战。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仔细评估自己的责任，不能仅仅依靠外资银行所保证的风险被适当的管理这样的说法，需要对外资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有更强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意味着东道国监管具有更多的责任。

全球动态变化传导渠道的监测是将来重要的挑战。应该提高此传导渠道变化的灵敏度。在此背景下，对国际化经营的机构投资者和全球活跃银行的战略行为的监管很重要。

因此，金融领域越来越重要，全球金融因素正越来越多地影响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境金融关系变得更紧密、更复杂，通过金融市场渠道，全球金融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最近几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效应和全球信贷活动的增加，已经很少是基于各自国家基本的发展，但对国家有持续的影响，其作用日益重要。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更多的国家受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如果金融稳健指标的早期预警在危机中不能证明其可靠性，不能预先精确地显示金融扭曲的情况，那么，这表明多大程度上包括太少或不相关的金融市场指标呢？因此，在现有的程序中，应该考虑跨境金融联系及其影响的程度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2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改革与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战略.国际金融研究，2012（8）

第14篇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经济全球化时代，制定全球化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世界性组织大都为富国所控制，这就使当前的全球化规则侧重于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能利用已有规则，但无论在自身经济实力上，还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都只能成为已有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的传播与使用离不开人的作用，随着人才流动日益加快，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更趋激烈。发展中国家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动的旗帜下纷纷流向发达国家，而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却少之又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中无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现象已严重危及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知识资本的作用显然应大于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作用，没有掌握知识资本的人才，什么发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利用全球化自由开放的口号，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规则，达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过剩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这片广阔市场的目的。他们推销的仅仅是他们的产品，附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而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因此，技术是排除在外的。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其先进技术，以达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尽管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贸易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由—般商品贸易发展到劳务技术贸易，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消亡。一旦发展中国家想获得这些技术，即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早已不是先进的技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如同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能对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带来的便利，但核心技术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最先发展了这些技术，他们已从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尽管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存在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几率大大增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战后能从一片废墟中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获益于大量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所以，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有：

首先，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对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和钢铁业，通过引进和运用新技术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如广泛运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竞争力；对新技术革命下诞生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由于发达国家也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联合攻关，争取在一两个领域获得突破，发展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主导产业，并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其次，重视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同样，—个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助推剂”。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怎样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呢?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异，因而并不存在—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但各国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适应本国发展的道路。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立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保驾护航。

再次，重视适用技术的引进，通过引进而带动国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实现引进、吸收、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国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当然，引进的目的还在于最终能自主开发，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揭示的道理一样，通过引进带动国内的技术的模仿与创新，从而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最后，重视人才的作用，实现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开发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将体现于人与人的竞争。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排在首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能否发挥出来，还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则取决于高素质的决策者、技术人才和劳动者。

总而言之，随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秩序和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原有的全球经济体制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但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要认清形势，顺应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第15篇

1、我国商品出口所受到的限制要求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我国商品的山口在世界市场经常受到反倾销、技术努壁垒以及绿色壁垒等等贸易利非贸易性壁垒的限制，严重阻碍了山口的进――步增长。据外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起，我国的糖精遭到当时的欧共体立案反倾销，到2002年9月30日，全球共有33个国家发起了对我国的反倾销利保障措施案件，共54l起，其中反倾销案件500起，保障措施案件4l起。共涉及山口额达160.5亿美元。反倾销案件之多位居全球之首。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发展，抽样凋查表明，2002年，我国有71％的山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加入WTO后，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比加入世贸组织前更为严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利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

面对这样的山口形势，再想通过扩人山口米拉动经济增长，抢占国外市场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厂。而国防际直接投资就可以克服这些限制利弊端。

2、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外贸出口的增加以及我国一直以米吸引国外投资的开放

政策，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山经常项目利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局面。资料显示，我国国家外汇储备1980年末为13亿美元，而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己突破4000亿达到4032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就已经初见端倪，并有不断扩人的趋势，尤其是近两年，资本金融账户利经常账尸的顺差人幅增加，尤其是资本金融账户。而过多的双顺差，不仅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从而不利于金融的稳定，也给山口增加了困难，同时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外汇风险利资金的闲置成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卜人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增加了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加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这不仅是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也是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3、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良策

经济全球化是人势所趋，是每一个国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我国也是如此。就如上海财经人学的学者程恩富、朱富强在他们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确确实实的趋势，虽然依据“马太效应”，它更有利于领先的国家，但全球化进程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人家都不加入而联合起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话，则加入者可以得到更人的好处，而不加入者将受到更人的损火。既然我们无力让人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加入，我们就应该主动及早加入，因为受损最大的将是“局外人”。

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仅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规则以及经济制度安排上尽快与国际接轨，还要求我们积极的走山去，尽快的提高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扩人山口，加人国际交流，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很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和技术等优势，不仅能够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利先进管理经验，利川奸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还有利于开拓国外的市场，提高本国的资本收益率。所以，现阶段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4、对外直接投资是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搏市入世挑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