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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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4结语
第2篇
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标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1]对外传播是一个与国内传播相对应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国界、跨文化和跨语言。
一、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的客观环境
笔者认为，分析讨论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与客观环境。因为，今天的人们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屏幕或上因特网，无不被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大型跨国传媒集团所形成的媒介环境所包围，中国的传媒业已经笼罩在“全球化”的氛围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当今媒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媒介跨国经营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一家媒介公司可以为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提供某种经常性的节目，而一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也可以由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生产和提供。因此，一般而言媒介全球化包含两层含意，其一指媒介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聚集和流动，形成全球供应链进行跨国贸易；其二指国际媒介集团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大规模的跨国性聚集和流动。
去年笔者作为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19年来惟一的一名亚洲评委，在法国的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全程参加了这个在国际上最具影响的国际纪录片节。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近3万名纪录片专家、制片人、营销商和DV爱好者欢聚一堂，不同国度生产的媒介产品被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购买、媒介跨国经营建立在全球统一的媒介市场的平台基础上。更为明显的是，这些产品大多出自大型跨国媒介集团。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网络媒介的崛起，如默多克新闻集团、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等。这些由媒介合并而产生的庞大的媒介帝国在全球传播界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就是典型的例子。新闻集团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的兼并与扩张，拥有资产400多亿美元，年度收入超过150亿美元。经营范围涉及电视、卫星、有线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出版，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跨国媒介企业其业务遍布全球。
（二）媒介竞争激烈
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极力向外扩张，他们将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等进行大规模的跨国性聚集和流动，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组建新的跨国公司。在这场竞争之中，其激烈程度正如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德・斯马亚说：“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2]
综观当今世界传媒集团的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几乎大的传媒集团都在实施吞并中小传媒公司的战略，以迅速扩张自己。因此，正如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全球化也向所有国家发出挑战。一些小型媒介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型媒介吞食的蛋糕，而大型媒介也有可能由于运转不灵成为当代恐龙。”[3]由于未来的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商业媒介和广告媒介，即媒介必须依赖市场和广告的支持，估计媒介会逐步撕下其原本温柔平和的面纱而变得更加自私和凶狠起来，全球媒介正在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其背后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媒介集团本身对利润的追逐。
（三）信息全球流动
全球化使世界变成统一的市场，媒介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信息的全球流动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民族文明、政治及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不同，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是一致的。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多元、宽容的文化价值观。依据传统观点，由于新闻传播都是本国家或地区内的事情，由于各国历史、国情、文化和利益的不同，各国的新闻报道规则都有彼此的差别，但公认的规则和价值理念已经形成，如：尊重生命、自由、正义与公平、互相尊重、关怀、诚实等。[4]信息在全球的流通和共享中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问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推进，立足于当今媒介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反观我国对外传播活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播理念偏差
传统的对外传播是以宣传为主的传播方式，与当今的全球化传播理念相差甚远。为此笔者根据美国著名传播学家H・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5]中提出的传播五要素对两种传播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探讨传统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对外传播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因此传播方式发生变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加剧，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依赖增强。从当今的时代环境来看，谁最大限度地争夺了受众谁就取得了胜利，因此当今的传播理念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这与传统的传播理念有着巨大的差别。
（二）报道比例失衡
中西方在新闻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的新闻报道强调冲突，注重两面性，而中方的报道多以“以正面报道为主”。若以中方的新闻价值取向西方受众传播信息必然不合时宜。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需要从“以正面报道为主”向有主导性的全面报道过渡，改变媒介现存的报道失衡的现象。这是尊重传播规律的表现，也是传播观念和传播技巧的改变。
（三）媒介人才匮乏
人力资源是媒介竞争的核心资源之一。中国媒介与发达国家媒介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质量上的差距。没有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中国媒介就无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当前，必须根据媒介全球化的需要，立即着手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重点培养以下两种紧缺型媒介人才：第一，抓紧培养既精通外语又具备传媒素养，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第二抓紧培养熟悉世贸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高级媒介管理人才。然而，现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高素质、专业化的中文翻译外文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的“断层”，这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对外交流的扩大，人才匮乏现象将变得愈加明显。
（四）传播模式僵化
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方式变得越来越艺术，所以合作和协作的概念非常强。关于对外传播的目的，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克服泛政治化，找到人类共同的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争取国际的帮助和合作。因此，原本僵化的传播模式已经不适应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工作方式。
笔者在曾经参加过的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上发现，国外的很多传媒机构善于灵活的处理其传媒产品。例如，BBC和CNN的一些“大手笔”，很会把电视的各种符号与艺术单元嫁接起来，为自己的纪录片增加欣赏价值，促使人们感悟到节目的内涵。这些恰恰是国内传媒所欠缺的。另外，西方对外传播非常注意传播技巧。他们善于将观点和宣传意图隐藏在貌似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事实当中。这种手法，既易于得到国外受众的信任，又符合国外受众接受新闻的习惯，因此这种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以便使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较量中游刃有余，争取主动。
对外传播首先要求传输渠道的畅通，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上的信息传输通道，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另一个是信息内容的载体就是语言。在技术方面，搭建由广播、电视和网络构成的立体化传播通道实现信息传送的畅通。
广播凭借其成本低、覆盖面广的优势成为首选建设的网络，例如美国之音、德国之声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我们要继续推动构建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实现中国在英语、华语和当地语言的全球覆盖，扩大在海外的落地工程，我们也可以在不断增强传统的短波广播发射功率的同时重点针对欧美国家听众使用中波、调频收音机的习惯加入对象国大中城市中波调频广播网络，努力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形成多层次覆盖多语种播出的对外广播。
卫星电视是近年来对外传播领域的新宠，中央电视台已有总体的构想特别是在发展国际卫星电视方面提出了要在21世纪之初覆盖全球的目标，将中国的对外电视节目，通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进入各国的主流社会。此外，互联网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直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信息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外传播优势也不可缺少。
随着对外传播的发展壮大，中国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介已经担负起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目标，正在成为中国的眼睛、世界的窗口，在全球传媒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成为全球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够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塑造国家的软实力，已经赢得了各国政府的共识。
注释：
[1] 张长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电视对外传播40年》，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 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与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3] 邵培仁：《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载《传媒观察》2001年第11期。
[4] 李文学：《新闻传播全球化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载人民网 2007年1月26日。
第3篇
那是一次久违的邂逅，那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作为在新闻路上刚刚步履蹒跚的一位“小学生”，入学后，教员经常引用杂志上理论文章的语句，因此使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订阅了《对外传播》。“业务探讨”、“理论平台”、“案例剖析”等栏目设置合理，文章观点独到深邃。从那以后，阅读你，欣赏你，品味你，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嗜好”。
在拜读你的过程中，我愈发地感到军事外宣工作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延伸愈加凸显出重要性、敏感性和常态化。去年，在撰写《军事对外宣传概述》的结课论文《对我国军事外宣有效传播的几点思考》时，我查阅了大量《对外传播》中理论文章，多次引用其中的有关观念和创新理论，在向你学习充电过程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你的魅力。有时，还能读到我学院刘轶（《中俄联合海上军演中的外宣报道》）、李习文（《先进武器装备的国际传播“软功能”》）、刘大勇（《军事外交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等教员的理论文章，在亲近你的旅途中，不仅增进了我对你的理解，而且收获了外宣知识和传播技巧。
“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是你不变的情怀，审视国防安全、传递中国声音是你不懈的追求。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亚太地区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采访专家教授，我撰写了《亚洲远程导弹扩散让美担忧》、《美造舰巨头在南海周边布局 为美战舰提供后勤服务》两篇文章，先后在《环球时报》上刊登，并且受到广泛关注。
在与你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到作为一名军事新闻人，不仅应怀有一腔报国的热情，更应该了解掌握军事新闻对外传播的技巧，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学院经常邀请周庆安、刘笑盈、李良荣等专家学者来院交流讲座，探讨“从近期周边传播语境看我国我军外宣新挑战”、“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传媒角色”、“当代中国的舆情”等方面问题，增强大家对军事新闻的认识和加强新闻理论储备。在经济全球化的全媒体时代，我国军事新闻宣传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在外宣经验不足、传播技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等现状面前，我国的对外传播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拉近。作为新闻学子，我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
……
这是一路学习的旅程，更是一路收获的旅程！
对于每一期《对外传播》我都如获至宝，认真学习，悉心珍藏！如今，在你的指引下，我先后在《理论探讨》、《新闻世界》、《火箭兵报通讯》等杂志或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8篇，在军内外媒体发表稿件100多篇，连续两年荣获报奖学金。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和你深入“交往”，为杂志多多建言献策。
《对外传播》杂志，在你创刊200期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最诚挚的祝福：
你像云杉一般俊秀，像蓝天一样深沉，你有学问，还有一颗传播中国理念、弘扬中华文明的心；
你是一棵绿树，沐浴着智慧的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春天的种子；
你是一片云彩，允吸着天地之灵气，在蔚蓝的天空中绽放异彩。
第4篇
【论文关键词】对外传播 电视媒体 跨文化 传播能力
【论文摘要】电视媒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内部性、能动性、运动性、互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传媒环境、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国外媒体与国外受众，内因则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传者素质、媒体信息传播艺术四个方面。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②喻国明、靳一：《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7
第5篇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⒀张西平、柳若梅，《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第6篇
【论文关键词】对外传播 电视媒体 跨文化 传播能力
【论文摘要】电视媒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内部性、能动性、运动性、互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传媒环境、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国外媒体与国外受众，内因则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传者素质、媒体信息传播艺术四个方面。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②喻国明、靳一：《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7
第7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河南钧瓷；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31日
一、绪论
河南钧瓷原产于禹州，始于唐，盛于宋，是我国北宋以来的一类重要瓷器品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导下，钧瓷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高峰。针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对钧瓷进行了多科学、多视角、多层次的探索研究。
钧瓷文化研究著作涵盖面较广。例如，李建设从文献学的视角看有关于钧瓷起源的三种观点，为钧瓷起源的探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李建峰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详细叙述了钧瓷的起源、衰败和复兴发展。这些研究一般从钧瓷的产生、历史、兴衰等方面进行考证。另外，重点研究钧瓷制作流程的文章也比较常见。例如，谢一菡在博士论文中，以传承为主线，剖析钧瓷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何来、传承何在、传承何往等诸多问题及答案，寻求钧瓷传y制作技艺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除此之外，刘立胜则独辟蹊径，“钧瓷工艺文化的英译对于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瓷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钧瓷英译还存在诸多误译，钧瓷英译应遵循专业性、对象性及目的性原则，以助于国外游客对于钧瓷工艺文化的深层次了解，促进其在国外的广泛传播。”
以上这些研究多从发展历程、工艺制作流程、瓷器名英译等方面进行研究，而针对钧瓷文化对外传播与形象建构的研究文章还不多，目前多是集中在文化产业发展概观方面，如张自然的《钧瓷文化精神探析》及李争鸣的《钧瓷文化传播及理论构建》。
本文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实地调查、比较分析和精读理论的方法，收集的资料主要有期刊、书籍、相关政策、硕博士论文等，对禹州钧瓷制作中心和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探索钧瓷文化传播与形象建构的一般规律。
二、钧瓷对外传播中的主要问题
（一）钧瓷外销的地域阻碍。针对钧瓷的熟知度和在国内的接受度，我们选择了中国三个不同位置的城市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分别是长春市、太原市和中山市，调查对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和白领工作者。调查结果显示，有15%的人对钧窑没有任何概念，37%的人不知道钧窑在禹州，38%的人只知道钧瓷是种瓷器，3%的人对钧瓷和钧窑完全没兴趣。由此可见，真正了解钧瓷的人寥寥无几。而我们用景德镇陶瓷做了对比调查，结果显示76%的人知道景德镇瓷器，大概了解它是“中国瓷都”，4%的人对景德镇瓷器有浓厚兴趣。以上数据仅是针对国内做的调查，可见景德镇瓷器相比禹州钧瓷传播更广。
究其原因，地理位置不能忽略。禹州市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许昌市，位于河南省中部的枢纽位置。自古以来素有“夺中原者夺天下”的说法，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南北各有两大山系，环抱颍川平原，颍河贯穿城市之中，自舜时期就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城市，禹在此受封为夏伯，并称颍河为母亲河，这都清晰的表明禹州位置的重要性。禹州向东可到达洛阳，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最东端，钧瓷便由此从陆上传向西域各国，远至非洲等地。
但对于如今的禹州钧瓷传播来说，上述种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看似是优势，实则对钧瓷外传带来阻碍。禹州地处内陆，郑州又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但海运缺陷不容小视。海运是运输大宗货物的主要渠道，其作用铁路远不能及，这就阻碍瓷器外销和传播，尤其是海外传播。相比之下，景德镇也地处内陆，但亦处东南地区，距东南沿海各港路途并不远，尤其是在景德镇与广州之间形成了一条稳定的水路通道，景德镇瓷器得以源源不断地外输，影响力自然高过禹州钧瓷。
（二）钧瓷文化产业发展薄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一词最先起源于industry culture，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
我国的文化产业一词最早出现在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中，大会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十报告又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给文化产业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而相对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没有严格统一公认的学术定义。百度百科对文化事业做出的解释是：“文化事业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当中存在的文化事业单位的集体名词”。文化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钧瓷作为中国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元素。在禹州，有关钧瓷所建的文化事业单位不在少数，钧官窑址博物馆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它是禹州对外宣传钧瓷的一个有利窗口。但是，关于钧瓷所兴建的文化产业却相对薄弱。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博物馆的每一个展厅都有双语介绍，但是博物馆周边少有与瓷器相关的商铺或者是其他宣传窗口，在博物馆内，仅有一家纪念品商店。在央视推出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三季第三集中，钧瓷的故乡神，很少有大型的企业集中制造钧瓷。同时，禹州作为夏朝的故乡，也作为明清时期四大中药材集散地，拥有浓厚的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厚底蕴有借鉴价值。但是，这些有利资源并没有得到良好开发。
第8篇
《新华日报》是我党在统治区创办并公开发行的一份合法性日报。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自1938年10月26日起在重庆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当局查封，经历了整个和的初期。【1】在《新华日报》九年办报历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办报经验是它能在险恶的办报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目前已初具规模，但还效果还且佳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转变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拟结合《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不断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为何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对外传播？
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是因为《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以英语媒体为主）有相似之处，具有可比性。
首先，虽说《新华日报》与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媒体）不处在同一时期，但他们的办报环境却相似之处。
在历时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与我党历史上创办过的许多其他公开日报都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统治区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不但受到当局的行政限制，还要面对国统区其他报纸的竞争。应该说，办报环境是极为险恶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新华日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成为我党联系统治区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并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2】在国统区为我党争取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多数在我国境内出版或播出。虽然创办媒体的实际环境并不险恶，但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入国际主流舆论，面对的主要是国际受众；而国际受众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如要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传播方式就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设定传播内容，而必须把这些内容用符合国际受众接触媒体的方式发送到国际传播领域，这样才能使他们乐意接触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只有当这些国际受众接受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我们的对外传播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因此，从软环境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新华日报》当年严峻的办报环境是相似的。
此外，《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我党创办过或创办的媒体，无论是过去的《新华日报》，还是现在的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了向外界传播我们党或国家的主张，为了去影响外界的受众，并为我们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为我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因此，通过纵向比较《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更能使我们以史为鉴，发现并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的问题。
三、对外传媒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可以从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形势和自身存在的问题看出一二。
1．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以英语媒体为例：在过去20多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约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和十家英语杂志以及九大英文网站。【3】尽管相对于中文媒体而言，这些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但从我国英语媒体的历史发展看并考虑我国是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些英语媒体的建立本身已足以说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换言之，光拥有这些对外传播媒体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看这些英语媒体的实际传播效果，要看他们能否有效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打入并影响国际主流舆论（尤其是涉华国际舆论），为我国的总体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这种形势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如西方国家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导向，总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我国，对我国采取遏制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占据强势，总是制造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涉华国际舆论等等。但是也应该承认这当中也有我们主观的问题。
2．对外传播观念问题
《新华日报》办报经验最值得借鉴可能就是我国的对外传播观念问题。上述提到主观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与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有关。而对外传播理念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目前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而这个“”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束缚自己的观念所造成的，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我国相对不灵活的对外新闻管理体制。
笔者从1999年到2001年花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北京、上海各大英语媒体单位的有关专家和领导。【4】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力的感觉：大家都觉得我国现在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开放程度不够，过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而且这样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做强做大，不利于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可信度，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大家都认识到现在这么多“严厉禁止”和“不许”的文件并非最理想的管理方式。但是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考虑，大家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敢直接把上述这些问题说出来讨论，因为这样说了很有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结果造成有关我国对外传播的体制方面的正常研讨也无法进行，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是不说或不愿研讨体制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越是无法提出来，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去适应新的形势。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怕出问题”已不是个人的问题，已变成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这个“”如无法解决，我们就永远在稳定策略和发展策略之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无法以一种积极的对外传播理念面对世界。这样，我们的对外传媒也就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入世给我国带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竞争机会。
3．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还表现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中。概而言之，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问题：
其一，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还基本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注重宣传作用，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我国的对外传播。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一些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更为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还不肯面对这一现实，经常会叫一些响亮的口号，但实际行动却较少。
其二，我国对外传播活动较少从经济角度谈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的英语媒体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由大媒体集团资助，有的则生活在收支平衡的“贫困”上，总之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却很少在对外传播战略中提及。我们总是在谈我们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条件或模式：是采用英语媒体自我发模式还是采用在政府部分支持下的自我发展模式？哪种模式在现有国家环境中更为有利？利弊各有哪些？怎样才是最好的模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么不想研讨，要么不敢研讨，要么就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种局面对我国英语媒体做大做强显然是不利的。
其三，现在有些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看上去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十分完美。殊不知对外信息传播过程永远是一个在不完美、不利的过程中求得完美和有利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满着变数。完美和不完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是一个圆圈里的阴阳两极，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不可分。换言之，我们现在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对外传播策略实际上可能并不一定完美。我们如要用四平八稳的完美原则来开展对外传播有时可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境，甚至是自欺欺人。【5】
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以上这三方面的问题看上去头绪较多，但实际上都可以从《新华日报》办报经验中找到启发，尤其对我国对外传播的观念启发会更大。在目前这种新形势下，只要对外传播理念的问题解决了，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更显其可贵之处。
四、《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
《新华日报》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最有影响力的合法性报纸。《新华日报》的九年办报实践为我党创办合法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突出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既注重实效，又能随机应变，既侧重信息，又突出舆论。《新华日报》这种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和灵活多样的办报经验对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英语媒体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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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
一般而言，所谓合法性媒体就是在非我方控制区域内（包括外国）创办公开出版的媒体。可以说，《新华日报》是名副其实的合法性媒体。而相对于我国英语媒体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就是要推出我国能让多数国际受众接受的国际媒体。这些英语媒体在形式上可以属于我国国内创办的媒体，但是从其国际受众的接受范围（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而言，应该具有国际性。因此，从目前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理念对我国现阶段对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国英语媒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总体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传播效果也还不理想，甚至还较差。
因此，要改变这一局面，树立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十分必要。我国英语媒体如要真正进入主流国际媒体，就必须去争取和影响国外受众，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符合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诱发他们对我们英语媒体的信息需要，又要体现我国的立场观点。这就等于我们要到国外去创办合法媒体一样。因此，《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报纸的模式可以对我国英语媒体如何打入国际主流媒体提供借鉴。
从某种程度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目前某些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都是软性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忽视。这也就增加我们英语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有效对外报道的难度，需要我们对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有更为灵活的理解。
其次，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我党创办《新华日报》尚处在非执政地位；而创办多数对外传播媒体时，我党处在执政地位。我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有组织地创办各类对外传播媒体。这一点从近年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地蓬勃发展已得到佐证。但是同时应该承认，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我们产生作风。随着的蔓延，我们的对外传播很容易产生以我为主的倾向，不注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上的自身形象，甚至忽略对外传播的实际传播效果，出现上文提及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深重的。所以，重提我党非执政时期《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性报纸的经验可以对我们产生现实的启示作用，使我们能够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到对外传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的理念的确立对改变我国对外传播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二：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一条就是《新华日报》成功经验的具体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条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时会把党的领导（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灵活性）对立起来，甚至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原则性），我们宁愿求“稳”，牺牲传播效果。
这一问题与我国的现行的对外新闻体制有关联。我们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管理模式，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要求相对较低。这种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对对外传媒的宏观管理较少，而对业务管理则较多。虽然表面上具体“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最大的弊端是可能把我国对外传媒管得太死，使他们不可能有较大的余地去施展灵活的策略，因而束缚了他们自身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逐步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过渡。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把我们的管理程序化，这样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会更高，在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监控能力，同时也能给对外传媒提供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发展平台。如果我们将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宏观监管，而把对外传媒的具体业务对策交给对外传媒的业务领导确定，那么我们的对外传媒就能摆脱目前体制性束缚，能在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平台上，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
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应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也有现实的需要。首先，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产生都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环境。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此外，我国入世后虽然传媒领域还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这样的转变在体制上为我国的对外传媒发展提供了一个行政保障。从宏观上讲，为对外传媒改变形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能更集中从事业务问题的探讨，使得一些技术性问题能够在一个开放的有效管理模式内由对外传媒自行解决。而要能做到这样，首先是要转变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就这点而言，《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五、小结
总之，本文认为，如何在严峻环境下争取对我有利舆论方面，《新华日报》和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具有相似之处。尤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对我国还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自身还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新华日报》的成功办报经验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将面临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转变观念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将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注释：
【1】黄瑚，2001年3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60页。
【2】熊复，1981年4期（总9期），新闻研究资料，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出版社，12页。
【3】这些对外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英语九频道（CCTV-9）；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报纸指《中国日报》报系（在大陆发行六报）、《今日北京》、《上海日报》、《深圳日报》、《广州英文早报》等；英语报纸指《今日中国》、《北京周刊》、《今日上海》等；英语网站指中央六大新闻网站和北京的千龙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州的南方网。尽管有些网站是以中文信息为主，但他们都提供英语平台。
第9篇
今天，在国家图书馆陈列架上，我们欣慰地看到《对外大传播》的每一期杂志都被读者翻毛了边。我们看到，如果把每一种杂志看作一个圆的话，各个圆之间都有重合的地方，而《对外大传播》因其“理论的润泽，个案的鲜活，全球的视野”，使其独有空间更大。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而“平台”意味着交流的平等、平和。因而，当新年的第一天轻轻地在键盘上敲出《对外传播》的时候，一字之差，我们能感受到心境上带出的变化。
改版之初，我们追求轰轰烈烈，我们希望自己不是大树旁边的一株草，我们一路奔跑。当我们能就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形成一个集束话题时，当编辑们开始有能力与读者和作者共同深入一个话题，成为某个领域深处的“潜水专家”时，当我们以新闻个案作延伸，通过共同探讨，把圆周线内已知的封闭性打破，使思想丰满、智慧共享时，我们体会到一种创意的激情，体会到涓涓流水的力量。
“贡献智慧，思维向前”，这既是一场刚刚过去的论文年会的主题，也是2008年《对外传播》的坐标指向。
新的一年，我们的视线会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中叠影交错，历史在回顾中前进。
新的一年，当中国资本运作让华尔街道・琼斯指数的轨迹因中国改变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华尔街蝴蝶翅膀的扇动中，世界见证了中国资本运作的影响。
2008，奥运圣火，将点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新年晚会灯光闪烁的舞台上，歌手在憧憬中唱着《2008》，渗入我们内心血脉的中华民族情结在这一刻凝聚、奔放。
第10篇
关键词：中国经典书论；双语翻译；多元解读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3-0121-03
1.关于中国历代书法论文的选编和译注不乏研究者，如：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戴丕昌的《古代书论选译》，洪丕谟的《历代书论选注》。但由于中国历代书法论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无论选编还是注译，大多整篇选编和翻译，一般读者望而生畏，故不利于中国书法艺术理论和技法的普及。本论文选取中国经典书论的经典语段进行双语翻译和解读，想通过一斑而窥全豹，为探讨中国经典书论的双语翻译及多元解读提供一种可能，这将有助于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传承和普及，同时，也是响应文化强国的口号并有益于广大书法艺术爱好者的一项善举。中国书法曾经一度是一门专属于华人的艺术，因为它是以汉字为表现基础、以“唯软而奇怪生焉”的毛笔为表现工具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独特性与学习理解上的难度，使很多西方人在学习接受书法时望而却步。中国书法的独特性也让书法的外推一度成为了一个难题，在中国的众多艺术门类之中书法成为受西方人关注最少的艺术。书法的这种特殊地位本身就暗示了其对外传播交流的迫切与重要。如果西方人对于中国书法始终处于无知、畏难和误解之中，中西文化的整体交流都将会大打折扣。关于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英文翻译至今还没有一本像样的权威的专著。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有一节以“中国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为研究对象，向西方人粗略地介绍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蒋彝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是第一部用英语向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中国书法的书籍，以帮助那些“不需要学习中文就能欣赏书法……即使没有熟悉的观念，人们也能凭借对线条运动的感受和事物结构组织的学识来欣赏线条的美”（蒋彝：《中国书法》），因此，一度成为欧美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的指定教科书。但是，这些书都是以欣赏为主的抽象性的介绍，缺少明白的具体的例子，本文研究将为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提供一个可资参考例子，有助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海外传播。
2.如何让中国经典书论以比较易懂的语言和形式让普通书法爱好者和海外学者轻易接受？这始终是个难题。这里有几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古文翻译白话的问题。中国经典书论绝大部分是由文言文（古文）写就的，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要让当代书法爱好者读懂，需要准确、通达并且文雅的翻译，这并不是件易事。它要求翻译者有较高的古文功底，有良好的现代白话文的阅读和写作水平，还要对书法艺术有一定的造诣，不说是个书家，至少会欣赏书法艺术。这三者皆备，不能不说是个高要求。其次，中文翻译英文的问题。虽说中文翻译要求高，但还不至于做不到，但英文翻译就更困难了。它要求翻译者不光懂英文，将现代白话文翻译成英文，还要此翻译者懂古文，这样才能不仅只看白话，还要将古文的神韵翻译出来，当然最好也要懂得书法艺术。比起中文翻译者，英文翻译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纯熟的英文，而且还要具备中文翻译者所该具备的素质。再次，文字翻译书法的问题。仅是文字翻译，似乎于文字工作者而言，还不是最难的。但要将文字翻译成可感的书法，也就是将抽象的文字翻译成具象的书法，那非得书家不可。而此书家，也非得要懂古文不可。以上三个棘手的技术问题，靠一个人全部解决不仅不太可能，而且是个巨大的工程。因此，本研究课题组联合中文、英文和书家共同做一次尝试，以下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希望能够为中国经典书论的双语翻译和多元解读提供一种可能。尝试一：【原文】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东汉·蔡邕《笔论》。【白话翻译】书法，乃一种遣散的艺术。要想写好字，先遣散怀抱，心无挂碍，任情感性灵恣肆，然后书写。如果为事势所迫，即使有用中山兔毫为材料制造出来的最好的毛笔，也写不出好字来。【英文翻译】Calligraphy means an art of cleaming the mind. Beautiful handwriting comes before removing the distractions and flying the emotional spirituality. One fulled with destractions cannot show the art work of calligraphy even in the best Chinese writing brush pen in the word.
【书法解读】蔡邕（133—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百变，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的称誉。此乃书之为艺术其大要。后世善教人习书者，无不以此为基本要求。“散怀抱”是指老庄的虚静状态，无思无欲。创作之前要进入这个状态，才能到达“物化”境界，也就是物我合一，人与书通。此乃中国美学的创作前提：虚静无欲，无欲则万物通。
尝试二：【原文】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东晋·卫铄《笔阵图》。【白话翻译】用笔有力，字就写得刚健；不善于用笔的人，写出来的字就显得肥胖。多骨而少肉的字，叫做筋书；多肉而少骨的字，叫做墨猪。字写得力道足而富有筋骨的人，书艺高超；字写得无力道无筋骨的人，书艺差劲。【英文翻译】The Character will show its own virile when created by a person who is good at transmitting the power to the one he writes properly through using the brush. The character showing the strokes of puffiness only comes under the tip of a writing brush without power given by its user. The vigour of character stroke styles likes a person who is of strong bones and muscles. The character strokes showing no power looks like a weak fat black pig. People whose handwriting with vigour should be superb skill in writing and vice versa.
【书法解读】卫铄（272—349），东晋女书法家，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世称卫夫人。工书，隶书尤善，师锺繇。王羲之少时，曾从她学书。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在《书议》中，始将“风骨”引入书法评论中。他说：“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又论草书说：“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骨”是指字的表现力，也就是说，字应该写得刚健有力。
3.中国书论经典文献卷帙浩繁，要想将历代书论统一梳理，整理出更加精练的经典语段，然后加以英文翻译，然后再配上书家的书法解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十年八载，没有一个专家团队那是很难完成的。仅靠几个书法爱好者在业余小打小闹是不成体统的。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提供一种探讨的可能性，希望有机构或组织能呼吁或发起这样的工作，为中国书法理论的继承和普及，以及海外的传播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3]戴丕昌.古代书论选译[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4]洪丕谟.历代书论选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5]王韵殊，李新会，卫东海.历代琴棋书画论选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6]蒋彝.中国书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7]王世征.中国书法理论纲要[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11篇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第12篇
思想与情感并重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面对面的交流，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不需经过媒体“有色眼镜”的过滤，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噪音”的介入，传播的信息和思想不仅直接、真实，而且带有个人情感。
察哈尔学会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有：1、学会主席率团出访；2、学会研究员参加国际研讨会；3、海外研究员在所在国的人际交流。
韩方明博士是学会的创会主席和首席赞助人，2011年4月，韩方明率领察哈尔学会代表团一行七人访问法属留尼汪，广泛接触了留尼汪大区议会、政府部门、华人总商会、中国商会和浙江商会华人和当地民众，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与对话。韩方明主席因此被授予留尼汪首府圣丹尼市“荣誉市民勋章”。2011年10月，韩方明主席率学会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韩国，参观忠清北道高科技园区，参加韩国“首届中国人留学生庆典”，与忠清北道知事等政府官员、韩国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韩方明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韩中传统服装展”，并身着中国唐装向数千名韩国民众和年轻大学生进行了现场展示，韩国主流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
2011年察哈尔学会资助高级研究员到海外参加著名大学、智库主办的研讨会和活动近10人次，主要国家有：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加坡、苏丹、中国澳门等。学会研究员不仅在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和发言，而且还拜访了当地知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外交与国际关系专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还与这些机构和人士建立了人际关系，为今后的合作与对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先内后外的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就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很多NGO等民间组织、民间智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所在国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构建都起到建设性作用。在组织架构方面，民间组织有更多灵活性和创造性，可以汇聚更好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听取多方意见，对国家形象进行最客观的描述；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对外传播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传播效果。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组织传播，有着明显的优势。
察哈尔学会的组织传播从国内开始。2010年10月，学会在上海举办首届年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2011年11月，由察哈尔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2011”在广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士、企业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韩国大和尚、日本“80后”、海外华人教授、国内学者、官员、企业家、媒体人士一起讨论中国人的形象，不仅《南方日报》等国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媒体也给予了充分报道。
从2012年开始，察哈尔学会加大了对外组织传播的力度。1月5日，察哈尔学会与瑞士伯乐基金会签约共同推进中欧对话项目。根据这项协议，双方将合作举办中欧对话项目，旨在邀请中国和欧洲的知名人士和专家进行高层对话，并通过中欧主流媒体进行报道，以增进中欧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减少彼此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的误解和分歧。中欧对话项目将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办。
受众明确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要取得预期效果，明确受众是关键。目前，察哈尔学会的大众传播受众主要在国内，基本上做到了向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内容。
1 面向外交、外事、外宣等涉外部门的《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月开始，学会承办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至今已出刊8期，每期赠阅量达万份。每年春季号向“两会”委员和代表分发，每期向10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赠送。该刊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重要交流平台。
2 面向公共外交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察哈尔快讯》。该电子月刊于2011年1月创办，每月一期，由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3 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的《公共外交概论》。2011年3月，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书，目前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将其作为正式教材。第2版将于2012年3月出版发行。
4 面向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版发行两部：赵可金的《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和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
此外，察哈尔学会还开通了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和微博，向非特定受众传播公共外交信息和学会动态。
第13篇
关键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文化成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15-03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加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实施各种文化对外传播战略，增加文化产品出口，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本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2012年，我国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施对外文化合作及援助，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大力加强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然而，文化产品有别于一般的贸易商品，文化产品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代表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符号，文化产品的贸易和传播过程以及消费与解读过程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分析研究文化本身这一要素，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当前，中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市场推广较难、市场受众群小、产品不适销对路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这两个客观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这一主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与积累。一般来说，文化分为精神层面的文化和物质层面的文化。在一种文化中，精神层面的文化相对比较稳定，而处于最外层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则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精神文化是人与自我意识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在实践和意识活动过程中不断发展进化的，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文化的核心部分[1]。妥善地处理好文化差异就能增进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能很好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将会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交流的障碍，严重的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认真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探寻缩小文化鸿沟、增进文化交流的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言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以及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又称宇宙观。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西方国家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人和谐”的思想，讲究“天人合一”，提倡体验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然而，西方国家的世界观认为“天人对立”， 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人在自然界中是主体，占有主导地位，强调人要对自然界进行认识、征服并加以改造。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处于同一文化的社会成员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并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从价值取向来说，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忽略个人利益，提倡谦逊，做事情避免张扬。然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崇尚个人奋斗，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做事情讲究表现自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注重感性认识，做事情注重整体性和综合性，喜欢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然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性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做事情注重个体性，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从局部到整体。此外，中西方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注重“仁、义、礼、智、信”，注重自身的内省和提升，与他人交往讲求谦逊善良，注重与他人的人际交往。然而，西方人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讲求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在方面，中西方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多种的民族，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宗教为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主张人们要积德行善、强调因果报应，人们向神和佛祈祷，可以得到幸福与平安。而西方国家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上帝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人类，信奉上帝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生而有罪，需要用一生去忏悔、赎罪，死后方可进入天堂。西方宗教的原罪说使西方社会非常重视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和遵守。可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产品的翻译和消费过程属于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跨文化交际者对对象国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都十分了解和接受时，这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就会进行的相对顺利；相反，当跨文化交际者对对象国的世界观等都不了解甚至并不接受认同时，这时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就很困难并很有可能失败。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折扣”和“文化接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中国的文化产品到西方国家时为何频频遇到障碍。相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产品而言，西方国家的受众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这样，“文化折扣”小和“文化接近性”大的文化产品更容易在相应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流通。然而，中国同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差异较大，除了一小部分热爱中国文化的小众人群和海外华侨之外，国外的受众很难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识有所了解和掌握，因而也就很难选择中国的文化产品。
此外，在双方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假设，因而对同一文化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法国剧作家贝克特（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有一个英译本和一个中译本，英译本倾向于阐释它反映了基督教思想，而中译本则倾向于反映佛教思想。原因在于：英译本译者自身深受西方传统教义———基督教的影响，“上帝”在其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把剧中描写的诸如“拯救灵魂的某种力量”、“白胡子牧羊人”、“小牧童”等意象自然而然地与“上帝”及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出宗教剧；而中译本译者受中国最广泛的传统宗教——佛教的影响，潜意识地把这些意象与“菩提树”、“佛祖”及佛教教义联系起来[2]。不同国家的译者对同一作品的内涵做出不同意义上的解读，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对个人交际行为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说明了译者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受众群体的文化特点进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文化的巨大差异不仅会影响受众对文化产品的选择与购买行为，同时还会使不同的译者、编者和消费者对同一文化产品产生不同的解读。可见，文化差异在文化对外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面临的一个客观的文化原因。
二、语言障碍
目前，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影响较小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语言障碍。众所周知，英语是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母语，七十多个国家给予英语以官方地位，并且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一百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教学。国际互联网大约90%的内容使用的均为英语。普遍的官方地位、学习和使用人口的众多以及分布的广泛，已经使英语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门全球通用语[3]。因而，英语类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进出口贸易中占有先天的优势。虽然世界上不同国家学习中文的人数逐年增加，更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中国文化，然而中文在世界上被使用的范围还并不广泛，能够读懂并精通中文的海外人士少之又少。中国文化产品的海外受众群还相对较小，海外市场空间非常有限，中国的文化产品还远远没有进入海外主流的文化市场。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出口他国时本身存在着语言这一客观的障碍。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也是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外很多学者都就语言与行为认知，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与分析。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语言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自在物。具有相同语言的人们更容易进行交流，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更为一致，对本语言文化产品的理解也较为容易，对同一文化产品的解读较为一致。相反，不同语言的人们交流更为困难，对他国语言的理解总是停留在某个层面，很难深入地把握文化产品的真正内涵。英语是世界上被广为使用的语言，因而英语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受众较多，能够看懂和理解英语的受众群较大，因而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国家在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和对外传播方面优势明显。相反，中国的文化产品由于中文使用范围的客观限制，目前在出口市场及对外传播方面很难与英文产品相抗衡，西方国家的人们更愿意选择自己读得懂的语言种类的文化产品。虽然，不同语言的文化产品可以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但翻译效果和翻译成本还是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向海外。
三、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
如果说中西方在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方面的因素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所面临诸问题的客观文化原因，那么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方面的因素则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主观文化原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人们总是用本民族的宗教、语言、历史、习俗来界定自己，文化赋予了每个人确定的特殊的文化身份[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也可理解为“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5]。世界文化应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各种文化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各国都应该对他国文化予以尊重和理解。当今世界，伴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脚步。然而，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现象，文化全球化中充斥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彼此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充斥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等行为。
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在这本书中，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观点。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重视，并引导了西方国家国际战略的调整。“软实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6，7]。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大众传媒的各种工具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输出。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为外部包装，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为核心内容，借助本国强势文化的力量，充分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以达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目的。
同时，出于本国文化安全的考虑，西方国家实施各种相应的显性或隐性文化管制以限制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国家文化、民族凝聚力、社会繁荣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西方国家对此问题非常重视。法国在国际贸易中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则就是出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考虑。此外，以英国为例，出版社在登记注册方面表面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只需按照要求具有一定的资金，先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然后领取出版社的营业执照就可以。但实质上，英国政府对出版业的法律限制是极为严格的。英国直接和间接管理出版的法律除了《大》、《权利请求法案》、《权利法案》等性文件外，还有《版权法》、《出版物法》、《青少年有害出版物法》、《官方机密法》、《诽谤法》、《消费者保护法》、《图书贸易法》、《星期日贸易法》、《图书贸易限制法》等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出版业的各个环节都置于政府与法律的控制之下[8]。英国对于本国的出版社都会有如此严格的法律监管，可以想象，如果一家中国的出版机构想在英国进行出版活动将会面临多少困难和监管。总之，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和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宏观的大形势，也使得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传播到一些国家时遇到了很多问题。
中国在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之中，针对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分析受众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具体原因，但同时还需务实地分析文化本身这一要素。中国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具体问题在现象上貌似为政治或经济原因，但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反而是“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这两个客观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这一主观的文化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该认真地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深刻研究思考文化本身这一要素，制定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措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武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J].山东社会科学，2009（7）.
[2] 程宇敏.意识形态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8）.
[3] 雷江梅，吴波.文化全球化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选择[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4）.
[4] 袁其波.全球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4）.
[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 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
第14篇
摘要：本文从中国菜肴现有的英译版本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能有效传递汉语菜名所要表达的信息，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基本策略和翻译时应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菜肴；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50-01
1、引言
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餐饮文化大国。 但同时，名目繁多的菜肴也给其英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例如笔者曾在西安市“魏家凉皮”店内发现擀面皮被英译为 “steamed cold noodles”, 大家所熟知的例子还有把粽子译为 “rice dumpling”. 如此译法不仅完全违背了翻译时的“忠实”原则， 而且让不熟知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人会一头雾水，不利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试从现有菜肴的英译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几个基本方法。
2、中国菜肴的英译
2.1 、中国菜肴的英译原则
任何种类的翻译都应该以某一理论作为翻译的指导和依据，菜肴翻译也不例外。菜肴英译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但如果菜肴名称中包含太多的文化因素，不利于实现英译的忠实时，只能舍弃文化因素，追求功能上的对等，即是否某一菜肴的英译可以让西方人士看到后一目了然，知道其主要食材，口味等。刘琪也认为，“菜肴英译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信息， 因此在翻译中应该优先考虑忠实，对等原则”（刘琪， 2006:65）。同时，英译时，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要注意对“简洁”的要求。因为菜谱的印制、设计及装帧都是十分考究的，一般没有太多的空间位置去容纳冗长累赘的英译文。简言之，就是要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地点明菜肴的原料和烹调方法。
2.1.1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根据菜肴的烹饪方法，主料，配料，口味等直接译出菜肴的名称。纽马克认为“如果直译可以产生功能对等，那么其他一切译法都是不可取的”（纽马克2001：137）。直译的优点在于可以简洁，忠实地传达出菜肴的主要内容，风味等，让食客一目了然。符合菜谱翻译的原则。这种译法主要适用于一些看到菜名即能知道其主料，配料，口味等的菜肴，以家常菜居多。
(1)烹调方法+主料+配料
白合蒸南瓜steamed pumpkin with lily
橄仁炒角松fried fish floss with olive seeds
烧辣椒蒸茄子steamed eggplant with burnt pepper
(2)烹调方法+主料+配料+style
葡国烧肺肉braised sirloin，Portugal style
北京烤鸭roasted duck,Beijing style
川叫、烧蹄筋braised pig tendons, Sichuan style
(3)主料+配料+器皿
荷香风干鱼 dried fish in lotus leaf
纸锅牛蛙焖丝瓜stewed bullfrog with towel gourd in paper pot
干锅萝卜腊肉 smoked pork with turnip chips in hot- pot
(4) 口味+主料（+配料）
香辣鸡丁 spicy chicken dice
乳香鱼嘴 milk-flavored fish lips
美味辣酒煮花螺 spiced river snails with wine （文月娥，2006）
2.1.2 、意译法
在菜肴的英译中，意译法就是将中式菜名中的典故，比喻，夸张等的手法省去不译，根据菜肴的内容意译，如果过于追求菜肴名称中的文化成分，用直译或死译的方法，难免会出现两种略显荒谬的结果。其一就是看到译文后完全不知是什么菜肴，例如把“四喜丸子”译为“四个高兴的肉球”， 把“童子鸡”译为“没有过过性生活的鸡”；其二就是让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会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误解。试想把“夫妻肺片”直译为“husband and wife’s lungs”, 把红烧狮子头直译为 “braised lion’s head”, 会在西方读者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奈达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让普通读者理解了原文的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确信他们不会误解原文信息”。奈达同时认为“在翻译时为了顾全意义，对原文形式上的彻底改变不仅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奈达 2004:1）如：
八宝鸡rice stuffed chicken
三鲜汤 soup with fish, shrimp and pork balls
夫妻肺片 sliced beef and ox tongue in chilli sauce
白玉虾球 crystal white shrimp balls
凤肝鸡片 fried sliced chicken with chicken liver
2.1.3 、音译法
用音译法去翻译一些中国特有食物，也可同时推广汉语言文化。“应该说菜名的音译在翻译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英译汉。既然“肯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 “三明治”( sandwich) 和“沙拉” ( salad) 能广泛被中国人所认同，相信中国的 “jiaozi” (饺子), “mapo tofu” (麻婆豆腐) “Kung Pao Chicken” (宫保鸡丁)同样会被西方人士所接受”（刘清波，2003）。 但音译法的应用有其特定的范围， 所翻译的必须是很多西方人都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食物， 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利于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3、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作者只能希望用上述的三种译法归纳出中国菜肴翻译的基本规则。在英译中国菜肴时，译者应根据菜肴本身的命名特点，合理，灵活地应用各种翻译策略。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的广泛传播，菜肴翻译也不会有定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提高菜肴翻译的准确性，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200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Peter Newmark.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刘清波。（2003）。中式菜名的英译技巧和原则。中国科技翻译 2003年11月第十六卷第四期
第15篇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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