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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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人民币汇率制度外汇占款货币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兼得的矛盾。后来，克鲁格曼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命题。他认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三个目标：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调节性（Adjustment）、对汇率的稳定性的信心（Confidence）、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理论上，这三个目标最多只能达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我国尚没有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国际收支持续巨额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大量流入，与货币政策这三者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矛盾，应该如何协调。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
二、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引致国际储备持续大幅度增长
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国际收支一直是双顺差，即经常帐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顺差并存。这可以解释为我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商品出口持续扩大，形成经常账户大量顺差；作为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国家，外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由此成为资本账户大量顺差的主要来源。2002年以后，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不仅来自于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同时净误差与遗漏也出现巨大的顺差（这项顺差，意味着大量外国游资内流），从而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急剧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统计数据整理
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在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主要被转化为国际储备，导致我国的国际储备迅速增加。可以看到，我国的国际储备持续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国际储备呈现急速增长态势，2004年更比2003年增长2000亿美元以上。这些都是与我国的国际收支的变化完全一致的。
三、冲销外汇收入，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
1994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责任。毫无疑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这项制度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很快出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以及合格境外投资机构（QFII）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等等，为外汇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要求货币当局从市场上吸纳外汇，从而使得这部分的外汇收入大部分转化成为国际储备。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吸纳外汇的外汇操作是通过投放等值的基础货币完成的。因此，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货币当局的外汇操作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之间形成一种正向联动关系。因此，从描述性的研究可以发现，维持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对货币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2005年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外汇冲销政策极大压迫我国货币政策回旋空间，我国货币政策重心向外汇冲销移动。
四、外汇操作对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
持续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了同样数量较大的国际储备。
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数量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整理
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央银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以及提高美元存款利率等等方法，来减缓外汇冲销对货币供给的压力。（见表，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外汇操作的金额增大，次数增多，净额呈现比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吸纳外汇操作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次数、发行金额、发行余额都同步增加，而且，中央银行票据的期限有向1年、3年等期限增加的趋势。从2003年起，中央银行先后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2004年采取差别准备金率，2005年采取调整准备金存款利率和上调美元存款利率等措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表示，冲销因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 。2004 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时监测外汇占款增长和财政在央行账户存款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分析和预测，按照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变化平缓的原则，灵活开展公开市场对冲操作，适时适度调控金融体系流动性 。显然，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心让位于消化冲销外汇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由此，我们从中证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收到严重影响。
五、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形成政策冲突的原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冲销、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外汇冲销移动，其主要原因涉及人民币目标汇率区间过于狭窄和汇率制度安排限制过严。
1.人民币汇率走势
早在1986年，IMF就把人民币汇率列入“其它管理浮动”类。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其汇率形成机制由原来的官定汇率，成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的一段时间，1994年～1998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符合制度的特征。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宣布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承担一个大国的义务。此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致使1999年IMF正式将人民币汇率列入钉住汇率类。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干预只能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可以看出，1997年下半年以后，人民币汇率保持“超稳定”状态。通过对1998年～2005年期间作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就可以发现汇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非常接近，标准差非常小呈现一种“超稳定的状态。
2.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
1994年1月1日开始到1996年底，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实行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承担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款规定的相关义务。同时，我国仍然保持对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的计划管理和审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包括:(1)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境内机构的出口外汇收入除了保留一定的收汇额 ，超出部分必须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2)实行银行售汇制，对于经常项目下的用汇则必须持规定的有效凭证由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售汇。(3)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市场交易者实行头寸限额管理。每家外汇银行都核定了外汇周转头寸的上下限：当一家银行持有头寸高于上限时，必须向外汇市场卖出；反之则买入，不得根据外汇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头寸 。(4)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的有限管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目前已经有大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目前，中央银行正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程。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人民币汇率水平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对于汇率水平的决策。同时，狭窄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间和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又给中央银行冲销外汇收入和维持国内货币供给稳定的要求带来沉重负担，甚至货币政策的重心偏向维持汇率稳定，冲销由收兑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协调内外经济平衡努力达到极限。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国际收支顺差继续大幅上升，并且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超稳定状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央银行的内外经济协调将难以持续的。
六、对策思考
1.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灵活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2.6%。同时，一系列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推出做市商制度；同时引入询价交易方式（以下简称OTC方式），同时保留撮合方式，等等。此后，人民币汇率出现双向灵活波动。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为中央银行协调内外经济平衡的金融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是非常积极的和有效的。
2.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增加机构和居民的外汇持有数量，藏富于民
第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稳定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币值稳定应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要力求货币供需总量长期均衡，对外则要保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汇率政策应当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又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顺利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1我国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与这种宏观经济不均衡状况相适应，我国只能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某些矛盾没有得到恰当处理，也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使然，1997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不足态势，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货紧缩的迹象初步显现：1997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政府适时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从1997年10月份开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微调的松动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准备金账户，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当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1996年起央行8次下调利率，优化了利率结构和利差水平；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保证了国内及亚洲经济的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西方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经济滞胀。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地滞胀，但近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往往过于依赖少数部门，高增长、无通胀的背后掩藏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诸多迹象表明，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却开始上升，比如2002以来的住房信贷的持续扩张，2003年以来难以控制的局部“投资热”。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时作出调整，2003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以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缓解通胀压力。
（1）法定准备率的调整。2003年9月起央行两次决定将存款准备率提高，以抑制投资过热造成的信贷扩张，并降低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增长；同时根据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而资金充足率低的状况，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强化其风险防范作用。(2）再贴现率的调整。2004年1月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并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3）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剧烈波动和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等情况，2004年央行共开展110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690亿元。全年共发行105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072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
9742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次，收回基础货币3330亿元；开展逆回购5次，投放基础货币1490亿元。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央行始终将保持币值稳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地增长。
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所谓汇率即两国货币折算的比率，或者说是以一国货币单位所表示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之所以说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的货币；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价格指标，对于经济社会中其他价格变量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汇率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它首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国民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因为汇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此外货币领域也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大量资金相应地从一种货币流向另一种货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则可以看到汇率随着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动，反过来汇率对国内货币状况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过了一个先贬值后升值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汇率改革时期，此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物价大幅上涨，而国内又急需扩大出口。在实施贬值后，缓解了国内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也吸引了更多国外投资，为我国这一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民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后的几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间浮动。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人民币稳定，我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但却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促使亚洲金融危机尽快结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我国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所以在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要求；从我国近年汇率政策实践和实际汇率变动状况来看，基本上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相一致。
3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汇率的变动趋势
1994年以后，我国实质上施行的是单一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及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内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固定汇率、资本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论”。所以从理论上看，我国汇率的任何变动将可能影响国际收支的均衡并导致原有货币政策的失灵，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特别的谨慎。
影响我国汇率形成的因素众多，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近来数次加息，一直以来盯住美元的人民币由于需要保持币值稳定，升值预期增强；多方国际势力因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责中国政策操纵人民币汇率、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外汇管制；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供应压力增大；中国对欧美贸易长期的顺差也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当前的宏观经济过热也需要货币当局采取类似升值等紧缩性政策。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判断汇率问题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国内经济状况，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将更为重要：汇率稳定将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个内外一致的稳定的货币环境；稳定的币值也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周期也主要表现为投资周期，稳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经济中的可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得到充分表现；当今世界金融市场充斥着投机行为，人民币贸然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将有可能引发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就与国际金融投机行为不无关系。
所以，一直以来力求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和稳定的政策在现实中也显现了良好效应。
但是汇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一国货币的相对价格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一国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其货币几乎无一例外地趋向升值。中国经济经过近20多年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趋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必然提高，适度提高人民币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资源并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从制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固定汇率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其维持成本是相当高的，有时甚至是不现实的。目前美元持续贬值，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频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承受了更大的风险，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也异常艰辛；再者，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性货币的，这将必然导致货币投放的结构性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全面均衡地发展。所以，弹性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也将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个变革过程应当是谨慎和渐进的。
第3篇
1、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会员国，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受到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下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至1973年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建立在当时的《协定》基础之上的固定汇率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比价关系，会员国均不得随意变动其货币比价。这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这一货币体制由于美国超过其黄金储备发行美元并拒绝履行其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而于1973年彻底崩溃。之后国际社会经过长期的讨论，终于于1976年达成《牙买加协议》（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并据此修改了《协定》，从而形成沿用至今的牙买加体制的国际货币制度。
根据修改后的《协定》第四条第1款，会员国的汇兑义务仅限于“承诺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根据该条第2款，在不违反第1款义务的前提下，会员国有选择本国的汇兑安排的自由，即会员国可以自由选择确定本国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的方式。[1]会员国所选择的汇兑安排可以是浮动汇率制度，或者是钉住某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合作安排。
2、避免操纵汇率与国际货币制度的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在为会员国规定了总的合作义务之后又将其具体为四项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第三项。该项规定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这正是西方一些国家或政治势力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法律依据。因此该项规定对于判断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政策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对本项义务的违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其二，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是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2]
“操纵汇率”就是确定目标汇率或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操纵可能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可能阻止汇率的波动。[3]鉴于《协定》第四条第2款既不反对会员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亦不反对会员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操纵汇率本身并不违反会员国所承担的汇兑安排义务。核心问题是会员国在操作或干预汇率时是否具有妨碍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王观目的。对于什么是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协定》、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和作为该决定前身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管决定》[4]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当中，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操纵国际货币制度。
对于什么是“妨碍国际收支的调整”，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未予规定。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一旦会员国操纵汇率的行为使得货币的价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认定会员国的操纵行为妨碍了国际收支的调整。[5]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决定，下列情况下可能认定会员国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会员国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的汇率失衡；（2）会员国造成根本汇率失衡状况的目的是增加净出口。[6]
然而，什么是对货币价值或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什么又是根本性汇率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释，根本性汇率失衡是指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水平”，而“均衡水平”是指符合经济基本面的经常账户所对应的汇率水平。如果发生根本陸汇率失衡，基本经常账户（即剔除了周期性波动、临时冲击、调整时滞等暂时性因素后的经常账户）就会处于不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净对外资产头寸”（hetexternalassetposition）即国际收支状况将会与该国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不相一致。[7]只有在一国的汇率，与其国际收支的状况、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保持一致时，才能维持本国经济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8]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既允许会员国干预汇率又要避免各会员国争相贬值本国货币大打货币战之间求得平衡方法。实际上，所谓对币值或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也应以偏离“均衡水平”为标准，因此高估或低估汇率与根本性汇率失衡的概念是一致的。从而“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与“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判断标准也是一致的。
另外，如果仅仅存在影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的客观效果，而不存在影响国际收支或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则不存在违反《协定》第四条第1款（iii）规定的问题。
二、对会员国履行汇率义务的监管
为了保证会员国履行包括上述汇率义务在内的第四条第1款义务，《协定》第四条第3款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实施监督，[9]特别是要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管，并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制定指导原则。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通过决定，就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监管规定了指导原则。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下简称“2007年决定”），就基金组织进行双边监管和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义务规定了指导原则，并就监管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决定取代了1977年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外部稳定”概念的引入
为了衡量是否履行了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2007年决定”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按照“2007年决定”的逻辑，由于《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合作义务以“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为目的，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会员国实行促进其本国时“外部稳定”的政策才能有效地实现。据此，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现在或将来对“外部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管审查。[10]
根据“2007年决定”，“外部稳定”是指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坏性的汇率波动。这一概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5月22日发表的《对1977年决定的检讨——新决定的建议：附随文件》中被解说为：与外部稳定要求符合的国际收支状况应当，（i）基本经常账户整体上处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且（ii）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致引起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11]由此可见，“外部稳定”的概念与前述根本性汇率失衡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它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背离其经济的结构与基本面，便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会引起外部不稳定。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会员国的国内政策为其国内稳定创造了条件，则汇率制度也将更为稳定。[12]因此根据“2007年决定”，会员国实行的国内经济与金融政策，只要实现了“内部稳定”（internalStability），即被认为是在促进外部的稳定。
2、对会员国汇率政策的指导：四项原则和七个衡量指标
在“2007年决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应《协定》第四条第3款（b）的要求制定出四条对会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管的具体原则：A．会员国应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正当的竞争优势；B．会员国应于必要时干预外汇市场以应对以短期的、破坏性的货币汇率波动为特点的无序状况；C．会员国在采取干预措施时应当考虑其他会员国，包括那些其干预的货币所属国的利益；D．会员国应避免实施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中前三条是1977年决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条则是“2007年决定”新加入的。显然原则A是对《协定》第四条第1款第（iii）项义务的重复。而根据“2007年决定”，原则B、C、D则仅构成对会员国的建议而不是义务，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对《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违反。只是如果会员国的政策完全与这些原则相协调，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不会认定会员国违反了第四条第1款义务。[13]
为了监督会员国遵守这四项原则的情况，“2007年决定”还详细列举了七项指标。如果发生这些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需要考虑对会员国的汇兑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可能还需要就此与该会员国进行讨论。（i）会员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持续、大规模的和同方向的干预；（ii）为国际收支之目的，会员国进行难以为继的官方或准官方借贷，或过渡并持续地进行官方或准官方的短期出贷；（iii）（a）会员国为国际收支之目的，引入、加强或长期维持对经常易或支付的限制或鼓励措施；（b）会员国为国际收支之目的引入或修正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励措施；（iv）会员国为国际收支之目的，通过货币政策或其他国内金融政策对资本的流动进行不正常鼓励或抑制；（v）根本性汇率失衡；（vi）大规模的、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或顺差：（vii）由私人资本流动引致的对外部门的显著脆弱性，包括流动性风险。
实际上，这些指标是衡量一个会员国的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的标准，不但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第四条第3款，履行监管义务具有指导意义，也为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下的合作义务提供了参考标准。
另外上述监管原则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评估时，考虑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相对于其储备地位和外债数额的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持续性，并顾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这一点与协定第四条第3款（b）的规定是一致的，它要求基金组织所制定的原则应该尊重各会员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政策，在执行这些原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对各会员国的国情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再次表明了不应要求会员国在履行第1款义务时牺牲其国内的社会与政治利益，或忽视其本国的国情。
三、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政策合法性及其调整
1、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特点及其合法性
经过1994年的外汇制度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核心的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我国的外汇交易市场是一个双层结构的市场。在我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均不得直接实施外汇交易。居民个人或机构买卖外汇都必须到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银行进行。而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的外汇市场进行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有限的会员制。第二，我国对外汇交易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持有外汇实行限额管理。一方面对进入外汇市场进行交易的经营外汇业务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核定其持有外汇头寸的限额，对持有外汇超过限额的部分要求一律在市场上出售，实际是以固定价格结售给中央银行，因为市场上的其他交易主体也受到持有数量的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对境内机构在经常项目下持有外汇的数额也实行限制，超出限额的部分必须结售给银行。[14]这样就使得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的供求关系。第三，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进行严格管理。无论是银行间外汇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还是经营外汇业务银行在柜台上买卖外汇的价格，国家都进行严格管理，致使市场上的外汇价格弹性很小。从而无法形成市场机制，调节供求，更无法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第四，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品种与交易方式也极其有限。2005年7月以后，鉴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我国人民银行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改原来的事实上钉住美元的制度为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范围，并引入做市场制度；放松汇率波动幅度管理和银行柜台交易的价格管理；增加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等。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增加了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从法律上说，我国从1994年以后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件汇管理条例》第33条），自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第16号文后，则改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如前所述，根据《协定》第四条第2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有权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汇兑安排，包括实行钉住除黄金之外的某一货币的制度或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无论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还是实际上的钉住汇率制度，均与《协定》的规定并不冲突。
2、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及其合法性
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和持汇限额管理制度，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时候，人民银行必须收购所有超过市场需求的外汇，而在外汇供不应求的时候，人民银行又必须提供超过市场供应的外汇。这样就必然使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减小，而人民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价格的决定者。因此我国的外汇市场价格尚无法全面反映供求关系，基本不具有价格发现和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当然也无法自动调整国际收支。这就使得我国人民银行决定人民币价值水平的具体汇率政策显得十分重要。判断我国汇率政策合法性的关键在于考察我们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否符合促进“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制度的稳定”的目标，以及我国是否存在通过操纵汇率“阻碍国际收支的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爭优势”等问题。根据上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相关概念的解释和监管标准，最根本的是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根本性失衡”，以及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是否与我国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相一致的问题。
判断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否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而通常用于评估汇率时“均衡水平”的各项方法和模型亦尚不准确和可靠。[15]但根据上述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汇率义务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原则和标准，结合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形成背景等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国外一些人士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是有如下理由的。
其一，单就我国长期保持巨额国际收支盈余并增势不减这一点看，便有我国人民币汇率实际未能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之嫌，因为通常情况下长期的贸易盈余必然导致外汇的贬值和本币的升值，进而抑制出口，扩大进口，实现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王贵国教授在其《国际货币金融法》一书中指出，“如果长期享有贸易盈余的国家拒绝增值本国货币，便有可能构成阻止其他国家国际收支调整的有效进行”。[16]这表明，如果不能证明贸易盈余的合理性，长期的贸易盈余本身就说明货币的实际汇率已经失真。从“2007年决定”所列的标准看，我国人民银行为维护外汇汇率的稳定性而大量购进外汇的行为已经具有构成“长期、大规模和单向地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2007年决定”所列举的监管指标第（i）项）的行为之嫌疑。
其二，必须看到，在我国目前的汇率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国内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已攀升至13000多亿美元，这在国内形成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而在国际上则构成了贸易失衡的原因之一，影响到美国等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换言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时“外部不平衡”。尽管流动性风险、国际收支失衡、外部不稳定等问题形成的原因都是非常复杂的，如流动性风险的形成就有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考虑国际收支平衡的变化也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等，但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其中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文件，在考虑认定操纵汇率的意图是否系“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时，还必须考虑引起根本性失衡的汇率政策的目的是否系为了“增加净出口”。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意图，笔者认为应当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考察。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大体上形成于199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尚只有约1000亿美元，当时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等都有鼓励创汇的意图，但这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是相适应的；而到2006年10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0000亿美元。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人民币汇率基础的我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的理由只能是保护国内大量存在的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的生存，从而维护国内总体经济秩序的稳定。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的一致性，但由于我国的汇率政策已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风险”，这样的“内部稳定”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也不符合“2007年决定”关于以“中期政策目标”视角审视汇率政策的规定。
3、调整：汇率水平的调整对抗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
从以上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形成背景来看，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不是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调整的问题。在确定会员国的合作义务方面，《协定》第四条第1款（i）、第3款（b）和“2007年决定”都承认尊重各会员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政策，照顾各国国情的必要性。在程序上，“2007年决定”也强调“对话与劝说”的重要性。[17]而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正是操之过急反而会给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的问题。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与我国政府的观点是相近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进行2005年度第四条磋商后形成的执行董事会报告中，绝大部分执行董事认为，“较有把握地为中国确定一个‘均衡’汇率有难度”，“更灵活的汇率，而不是简单地币值重估对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至关重要。展望未来，为了与金融部门改革和资本账户放开保持协调，并为中国经济做出调整和进一步发展市场工具赢得时间，许多执行董事支持采取渐进和谨慎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汇率的灵活性”。[18]在“2007年决定”的第四条磋商报告中则更明确地说：“他们（许多执行董事）同意中国当局关于加快汇率的灵活性（改革）可能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反面影响的担心”。[19]显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未能反映“基本市场力量”的要求，[20]但它并未要求中国快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而是希望通过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使人民币汇率逐渐回归到反映基本市场力量的水平。这与我国政府的策略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从法律上说，我国需要调整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而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但鉴于确定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的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国政府均认为通过改革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增加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而不是立即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方式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更为恰当。美国政府对此持相近的观点，中美双方的分歧仅在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1]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ArticleIVoftheFund’sArticlesofAgreement：AnOverviewoftheLegalFramework，preparedby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pprovedbySeanHagan，June28，2006，P．4．
[2]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Annex，par&2。
[3]Id，Annex，para．2（a）．
[4]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SurveillanceoverExchangeRatePolicies．DecisionNo．5392—（77/63）April29．1977，asamendedbyDecisionNos．8564-（87/59），April1，1987，8856-（88/64），April22，1988，and10950-（95/37），April10，1995．
[5]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ArticleIVoftheFund’sArticlesofAgreement：AnOverviewoftheLegalFramework，preparedby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pprovedbySeanHagan，June28，2006，P．15，para34（b）．
[6][10][17]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Annex，par&2（b），paragraphs4-5，paragraph8．
[7]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Reviewof1977Decision—ProposalforaNewDecision：CompanionPaper，preparedby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nd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otherDepartmentsapprovedbyMarkAllenandSeanHagan，May22，2007，paragraphs3-6，293L
[8]参见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第一部分关于“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的规定。
[9]相对于对国际货币制度的监管，对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监管被称为“双边监管”。参见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paragraphs1—2．
[11][12]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Reviewof1977Decision—ProposalforaNewDecision：CompanionPaper，preparedby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nd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otherDepartmentsapprovedbyMarkAllenandSeanHagan，May22，2007，paragraphs3，paragraphs13
[13][16]王贵国：《国际货币金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第207页。
[14]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汇发[2007]49号文），规定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15]StevenDunaway，LaminLeighandXiangmingLi，HowRobustareEstimatesofEquilibriumRealExchangeRates：TheCaseofChina，IMFWorkingPaper，WP/06/220，2006，www．imf．org．
[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05年第四条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共信息通告（PIN）No．05/122（C），2005年9月12日，第3页。
[19]IMFExecutiveBoardconcludes2006ArticleIVConsultationwith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ublicInformationNotice（PIN）No．06/103，September11，2006，www．imf．org．
[20]该报告还称，“一些执行董事建议（中国）当局允许汇率更快地变化到能更好地反映基本市场力量的水平。”
第4篇
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开题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指导老师：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以前的政府财政独立负担转变为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负担，即由政府、个人等共同负担高等教育经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为800元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涨幅很大，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杂费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这种大幅度上涨的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高校向家长或学生收费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个人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是否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带来多少收益?目前个人承担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否能够弥补个人成本?
与此同时，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的激增，2005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增幅达22.2%。随着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高校本科毕业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上大学真的有用吗?。要解决这个疑问，也必须解决上述的几个问题。
本文将在具体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拟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一位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也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就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培养每一位大学生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它主要包含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发生的直接费用支出，主要有学费以及学杂费(包括住宿费)、交通通讯费、书籍文具费以及由上学带来的其他任何额外生活支出。但在个人支出的费用中，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必须从个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是购买资源力量的转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资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机会成本、隐形成本、风险成本等组成。
接下来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的，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资的个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获得的种种好处。这一部分将首先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一般关系，再具体介绍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大学本科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种种货币以外的好处。具体表现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发展前途和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教育者个人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当中，对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评价指标来进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鉴企业当中的财务评价方法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简单介绍四种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度方法，分别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数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以大学本科生为例)
这里主要引用上海财经大学于2001年暑假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对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量阅读有关书籍，收集相关的资料。
四、计划安排
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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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收益法开题报告篇二 学位级别：博士 硕士 ■工程硕士
学 号：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专业名称： 项目管理
所在学院： 经管学院 开题报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况及报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为5号宋体、单倍行间距排版，A4纸双面打印装订。
开题报告评价部分分别由指导教师及专家组书写。开题报告会结束后一周之内将报告原件交
院(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一、基本情况
报 告 正 文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内容
1、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航空运输服务企业逐渐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后勤基建领域的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其对公司发展运营的重要性。就新设立的基地航空公司来讲，为满足庞大的行政人员办公和空勤人员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需求，究竟是购买、租用、还是投资新建写字楼、住宿酒店，是摆在经营决策层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即将通过规划的大背景前提下，这笔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数额较大，考虑其在时间价值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的的函数关系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该项投资测算得准确、宏观控制得高效，不仅会因办公和餐饮住宿场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给企业带来后勤费用的节省，而且也会因固定资产的升值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中，企业希望能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技术，测算出合理的办公和餐饮住宿使用需求，依之进行投资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资控制措施来保障项目资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运用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通过对项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逻辑关系，采取资金时间价值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构建科学的项目投资模型，并通过项目施工前预控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项目建设投资目标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内容对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的基建项目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确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按公司发展需求完成任务，避免投资浪费。通过对影响工程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投资控制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工程投资按计划进行，从而确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为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控制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公司对自用基建投资的组合与合理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从侧面降低项目建筑成本，实现成本目标，完成决策阶段、乃至整个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测算与控制研究，总结项目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积累同类型工程相关管理经验，并且通过运筹学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时间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由服务效益型向综合管理技术型转变，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资，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工作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为35% - 75% , 而在工程实施阶段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见, 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既是项目投
[1-2]资的首要环节, 也是影响建设工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成熟市场，投资者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销售比较法、总租金乘数法、直接资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其中直接资本
[3-4]化法和贴现现金流法是国际成熟房地产市场(如美国)普遍采用的。而国外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投资
决策比较权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项目从拟建开始到项目报废终结全部生命周期内总的周期成本最小为评判标准，从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项目决策。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自觉地、全面地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 综合考虑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
成本(使用成本) 费用, 从而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8]国内企业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主要采取财务评价的方法与原理。财务评价方法是应用资金时间
价值原理，采用折现方式，把建设期总造价和未来运营期总成本按预先确定的折现率换算成当期的
[9]投入资金，再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来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会计制
度、税收法规和价格体系下, 预测项目的财务效益与费用。编制财务报表和计算评价指标, 进行财
[10-11]务能力分析, 据此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时涉及的基础数据很多。 按其
作用分为计算用数据和参数以及判别(基准) 参数。计算用数据和参数又分为初级数据和派生数据
[12-14]。初级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定或由相关人员提供的。如产品产量、人员工资、折旧及各种费用、各种汇率、利率等。判别参数是用于判别项目效益是否满足要求的基准参数，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基准投资利润率等。这类基准参数决定着项目效益的判断， 是项目取
[15-18]舍的依据。就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来说，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将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理论、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金流贴现(DCF) 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树和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第二阶段是随着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出现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
[19-20]权方法; 第三阶段为期权博弈理论与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权定价理论思想方法基础上, 对包含
实物期权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同时, 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建模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决策的理论方法, 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的最新发展。其基本依据是扩展的净现值最大化, 考虑竞争性企业的行为后, 投资项目价值将下降, 不确定条件下竞争的投资项目价值可以表示为: 投资项目价值= 传统净现值+ 实物期权价值- 竞争的影响。影响投资项目价值的因素主要有3 个: 项目未来收入的现金流( NPV) , 投资机会的价值( 即所说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 竞争者之间的交互博弈作用对项
[21-22]目投资价值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投资决策的分析已经逐步向综合性、动态化发
展。国网能源研究院的陈武于2011年在企业投资决策方法中就运用了四维决策框架体系。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四维框架体系中,四个维度分别为投资项目的特征、市场竞争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和
[23-24]企业自身的特征。一个科学合理的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项目本身必须达到预期的投资效益和目
标; 其次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能够有效地容纳该投资项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允许项目的实施和存在, 最后它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同时企业自身还必须具备相应
[25-26]的投资实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依次满足的情况下, 企业的投资决策才能满足科学合理的要求。
对民航机场区域而言，它作为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航空运输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场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根据国外统计， 投资于民用机场建设, 机场本身的经济效
[27-29]益和社会效益之比至少为1：10,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数。因此，
[30]在机场区域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上，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民经济分析和社会评价体系。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属于民航机场区域总图规划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开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办公和后勤住宿场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内，每年的租赁综合成本约1400万元。在北京市正在规划首都第二国际机场、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将迁建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公司面对着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究竟是该继续租赁、去购买还是新建的决策问题。针对此问题，以上投资决策测算方式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是仅着重讨论客观的工程经济和财务指标，未能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的主观因素。本文在时间价值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决策论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主观意见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其中的不足。 [5-7]
2、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
研究内容：
(1)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当前公司发展预测、项目需求测算进行阐述，为本论文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分析：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决策阶段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为该工程的投资管理提供参考。
(3)项目投资收益的分析：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的收益测算，采取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和运筹学决策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收益测算。
(4)项目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进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项目投资控制中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原则。
研究目标：
(1)根据使用需求测算，探讨项目在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对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分析和管控。
(2)通过对项目投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现代航空企业自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和管控实践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运用资金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投资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决策。
(2)运用精细化管控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计划进行控制与管理。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项目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对该工程项目投资方向进行测算，并运用运筹学相关理论进行优化。
(3)针对该工程投资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实现项目投资有效管控。 技术路线图如下：
第5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