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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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中小学；名师；教师发展

基础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才培养的生命线，而这根生命线的给养质量与生命力又取决于是否具有一大批中小学名师(以下简称“名师”)。因此，在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呼唤教育，教育呼唤名师，学生渴望名师。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分析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分析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

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他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感悟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他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自我总结与反思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是研究的自我与教学的自我在进行对话，是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心灵沟通。总结反思的内容和视角一般包括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并前瞻设想，特别是提升经验和修正教训的前瞻设想，要善于吸取同行观点，目的步骤明确，内容措施具体。例如，重庆名师、特级教师刘云生，从偏远区县村小教师到出任主城区教委副主任，始终将学习之根、研究之根、反思之根和总结之根伸向儿童们的课堂、生活及心灵，坚持总结反思自己课堂的“教”、学生课堂的“学”和教学研究的针对性及深度和广度，使他的学习和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先后推出了语文教学、学校管理、教育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师。正是总结反思这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优秀教师才会拾级而上，抵达名师之巅。

第2篇

[关键词]教师成长；教学实践；教师专业发展

名师是其所处时代的教学实践水平的引领者和代表者，他们的专业成长历程、教学经验为研究者研究教学实践提供了切入点。借助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高级访问学者”项目，我们对其中5位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中青年教师进行访谈，编辑出版了《名师成长轨迹访谈录》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全面而生动地反映这些名师的专业成长历程。结合《丛书》中5位教师的成长经历，笔者对名师成长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了研究，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突出的。

一、有高而广阔的实践与展示平台

展示平台的高度和广度，影响着教师的眼界，也影响着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一)优秀教师的传、帮、带

名师也是普通人，他们并不比别人有更多的当教师的天赋。但是，如果撇开个人后天努力而谈命运的话，那么相比别人，他们的好运就是在入职初期就能进入一所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谐的教学氛围和众多优秀教师的学校。

金莹(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浙江宁波镇明中心小学校长)毕业后工作的第一所学校就是有着极好基础的百年老校。金莹说：“它的教学质量确实比较高，像小学数学，在这个学校有优良的传统，在宁波市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小学数学这一块，有很好的梯队层次，老中青三代，力量比较强。我记得当时学校搞一个课题，好像是应用题研究，……把一些典型的课例拿出来，在教研活动上交流，老师们互相提意见，一起琢磨，其目的就是希望摸索出这些典型应用题的最优化的教学方法。这些教研活动我们青年教师都可以去旁听，感觉收获特别大。……我参加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第一口奶’是吃得很好的，这也可能是我比其他老师幸运的地方。……我一进学校就能够受到正规的训练。应该说，起点比较高”“第二个就是有师傅指导。……孙老师(指孙曾佑，全国知名特级教师)像长辈一样对我们。……我们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她上示范课，我们就去听。而且孙老师也会给我们创造很多机会，教研组开课，我们就都去听．然后互相提提意见，相互学习，这一点对自己教学能力的提高帮助也很大。”

正如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与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相接一样，新教师进入一所好学校，在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的传、帮、带下，在短时间内就能将老教师几十年摸索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从而快速成长为一名基础扎实、教学规范的合格教师，同时为自己将来的独立探索打下基础，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开拓了巨大的空间。这也说明，学校教研活动的开展对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量的公开课展示

名师之名，不在他自身，而在他的课。“课”，是名师本质力量的外显，而名师被人了解，主要借助于他们的公开课。公开课在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日常课没意义，每个老师都必须上普普通通的日常课，日常的教学实践是教师成长的阳光和土壤，没有日常课，就不能称其为教师，更谈不上名师。但是，相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些名师有更多的公开课展示机会。公开课，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一种展示；就其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而言，却是对教师自己已有教学实践和经验的系统化总结以及教学理想的一种清晰化表达，是对教师自身习惯化、例常化的日常教学的客体化审视。公开课是教师把自身日常教学作为客体进行审视、研究、提升的过程，通过一节公开课的准备、实施和课后的交流与总结，教师的收获可能比上一个学期的日常课还要大。在公开课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考虑学生的学习，还要考虑与同行交流；不仅能得到来自学生的反馈，还能得到来自同行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公开课会成为教师成长路途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成为他后续日常课教学的新起点。

林良富老师在访谈中谈到他对观摩课的理解：“1994年我上‘圆的周长’的时候，从选题到课堂教学节奏的把握，我都考虑了一下，日常课、比赛课和观摩课之间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日常课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熟悉的学生，比赛课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它更多的是评委参与、学生参与，而观摩课有一个观摩的场景氛围，有四、五百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你选什么样的题材，对课的效果其实影响是挺大的。有些课，它不适宜在大场景里面来上，只适合在教室里面上，但有些课适宜。所以我当时选‘圆的周长’，也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就是将学生的学习和听课老师的评课有机结合起来。‘圆的周长’这堂课，从课的教学内容来看，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周长的意义的解释，另一部分是圆的周长公式的推导，也就是说既有理论的探究，又可以让学生动手操作。所以从设计来看，既有讲授，又有学生自主活动，既可以单向的讲解，又可以进行动态的活动，在课型上可以动静结合起来。相对来说，这种课既不会让听课的老师觉得枯燥，同时也会让学生学得有兴趣。其实，选题也是有一定的艺术性的。”“选课也是有一定艺术性的”，这话说得真好!选课不是投机取巧，不是避重就轻，也不是对评委口味的迎合，而是基于对教学内容、教学情境以及教学活动方式的整体把握之上的、超越具体技术层面而达到艺术境界的游刃有余。正是公开课的机会，使教师能够跳出日常课的模式而思考更复杂也更深刻的问题。

(三)有高水平的交流对象

教师的专业成长，除了自己的实践和领悟，还需要与高水平的人交流。公开课是一种方式，以文会友也是一种方式。例如，俞正强(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浙江金华站前小学校长)老师正是通过他的文章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了解他，并以文章的方式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也得到更多的启发与提升。教师的成长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私下亲密无间、推心置腹的交流。《丛书》中的五位教师，是2006至2007年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到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同学，之前，他们还同是浙江省“5522”名师工程人选。其中，林良富、刘永宽(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浙江省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金莹、俞正强是第一期的同班学员，有许多机会在一起切磋、探讨。林良富、刘永宽、金莹，都是宁波的教师，被称为“宁波三杰”，他们一同参加各种研讨活动，一同赛课，生活中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有赞赏，也有真诚的建议。林良富这么评价刘永宽：“他动笔比较少，不太喜欢写。但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对教学改革动向的把握和他及时的吸收能力却非常强。他超越了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上进的概念，更注重所做的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心灵。”林良富对金莹的评价是：“金莹是圆满型的，是和谐社会的代表”“她是完美的，是所有的人都认可的完美”“俞正强与金莹是完全相反的。他是追求冷僻、险绝”。其他人对林良富是怎么评价的呢?“林良富的综合智慧最高”“他有大智慧，而且勤勉”。

2002年，林良富提出了“教学时尚与教学个性化”的提法。他说：“现在在教师中，有很多跟风现象，面对新课程中众多的新理念、新口号，我们很多老师失去了自我，人云亦云，没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新课程，而是随大流、跟风。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不是风，是我’——在‘风’过来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主见!第二个观点是‘不是我，是风’——作为一个名师，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骨干教师，你应该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头，成为改革的弄潮儿，要影响别人。这个时候，我不是‘我’，更多的时候是‘风’，你要创造潮流。”这是林良富对“教学时尚与教学个性化”辩证的、创造性的理解，刘永宽又在这两句话的基础上另加了两句：“是风，也是我；不是我，也不是风。”这两句，依然说的是教学时尚与教学个性之间的关系，但更进一步论述了教学的特点，即：一方面，时尚是由每一个教师的具体而生动的教学组成的；另一方面，真正好的教学都是一样的，没有特别之处，也不可能有时尚。之后，林良富将他自己的和刘永宽的拼在一起，就成了四句话：“不是风，是我；不是我，是风；是风，也是我；不是我，也不是风”。刘永宽加两句，是因为他读懂了林良富的思想，而且认真对待，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林良富接纳了刘永宽的两句话，也是因为他明白了刘永宽之所指，真诚地接纳了。这样，两位教师的交流，既启发、提升了他们自己对教学的看法，也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教师们对教学的看法，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得以实现的。二、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在《丛书》的《序》中提到：“教育更像艺术，艺术也有法则，但不拘泥于法则，更多的是创造。一幅画、一首歌都不是重复的，而是不断创新的。教育的每一堂课，对待每一个儿童也不能重复，需要不断的创造。我看了《名师成长轨迹访谈录》，更坚定我认为教育是一门艺术的信念。林良富老师是一位智慧型的教师，既能宏观把握又能脚踏实地，处处显示出他的教育智慧；刘永宽老师潇洒大气，在不懈的追求中推陈出新；俞正强老师在平淡中显心智，在朴实中表现美；金莹老师喜欢琢磨，把每一堂课都上得完美；邱向理(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数学特级教师，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校长)老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总能捕捉到教育的细节，关注学生。他们中，有的老师以严肃认真见长，有的老师以诙谐生动见趣，有的老师以细腻关爱感人，个个老师的风格都不一样，就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艺术是什么?”名师之所以成为名师，正是在掌握一般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特点，并自成风格。

(一)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实践

这些教师的教学实践是有创造性的，他们总能把平常的课上出不一样的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林良富的“用字母表示数”充满着情趣和智慧；刘永宽的“分数的意义”无招胜有招；俞正强的“错题研究”剑走偏锋；金莹的课总是那么精致、完美；邱向理的课总在思考基本功的训练如何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结合起来……人们在他们的课当中能够体悟出他们对教学的理解和追求，感悟出他们用心创造的美好。对于他们，教学不是日复一日味同嚼蜡的无奈的应对，而是注入感情的用心雕琢，是充满激情的豪情挥洒，是充满自信的美的流淌，是美好人生的又一脚印。

错题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常有的，也是教师必须面对的。一般的教师会和学生找出错题的原因、订正、找出正确解法。但是谁会专门上一节“错题研究”，而且能使学生得出人生感悟，上出一节有人文情怀的课来?俞正强就上了这样一节课。这节课，从学生习以为常的错题为起点，通过“错题的分析、订正到欣赏，学生对错题的认识，渐渐地离开了狭隘的知识性错误，对错误有了比错题本身更深刻的体验；再通过推而广之，让学生们的心灵跳出课堂，走进人生感悟。通过讨论，‘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珍视错误，少犯错误’成为课堂最终共识，从而使学生置于人生发展的层面”。

创造性的教学，是于习以为常中发现不平常的意义，并且把它放大之后呈现，使之成为教育的契机。名师有一双发现意义的眼睛，还有呈现意义的信心和能力。

(二)在潮流面前保持清醒

这些教师虽然风格各异，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教学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能够在巨大的潮流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不是从某个时尚的理论出发来规约自己的教学，也不依某种时尚理论的倡导而改变自己的教学。他们不是拒绝潮流，而是不盲从。他们总是能立足于教学目的、立足于真实的教学实践来思考问题、探索教学的规律。这样的特点，保证了他们能够持续进行实践探索而不被潮流吞没。在一片强调课堂生成的潮流下，几位教师不约而同地思考着“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林良富认为“生成”不是“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俞正强认为要通过“预设”去促进“生成”，通过“生成”完成“预设”的目标；邱向理说“乱哄哄地搞一气，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在强调数学生活化的大背景下，林良富提出“数学教学取材”不能失去“数学味”；俞正强提出“数学生活化不是数学学习的目的，‘数学化’才是数学学习的真正目的”；刘永宽提出“数学实践活动的教学要防止数学本体的失落，教师要及时引导，把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引向正确的轨道”；邱向理认为“热热闹闹的，就是数学味太少了”；金莹认为“生活中的素材还是不行，它不是一个有效的教学情境，而且有时候学生的思维还是无法自然过渡到数学的思维上来”。这些都体现了名师面对时尚教学理论清醒、独立的思考和探索。

(三)形成自己的教育话语

名师之所以成为名师，是由于他们对教学的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以及基于此的创造性的实践，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话语。这样的教育话语，不及那些专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的宏大，也不及他们的系统，却生动、鲜活地道出了其基于实践的对教学的理解。他们能用朴素的语言刻画出丰富的教学内容，凝炼与提升他们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

刘永宽用“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一“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来说明教学的目标确定、师生共同参与活动、教师点拨、目标达成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林良富用“‘踢皮球’与‘打乒乓球’”来说明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生成性的、多向的、有层次的互动与机械、简单的“一问一答”的本质区别，用“珍珠理论”来形象地阐释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实践活动课等几种不同课型的功能、作用及相互间的关系。俞正强用“美女成长三部曲”来比喻教师对好课的追求，他说：“不要问好的课有什么标准，好的课学生应该是开心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是融洽的；一节课下来，学生知识掌握是扎实的，如果考试一下，分数是不错的；学生感觉上课时间是过得很快的，等等。这样就可以了。美其实是很简单的，数学课一定是简单的，因为数学本身是简约的。”金莹用“平静美”来描述课堂的常态，邱向理用“搭桥”来说明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名师们的教学实践不是零散环节的机械构成，而是由一套内在自怡的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也才能在所谓的潮流面前保持清醒。

三、在教学中体悟幸福人生

第3篇

一、中职名师所应具备的素养

（一）不断奋斗进取的素养

作为一个名师不能够只将眼光放在当前、不思进取，而应该要不断的努力进取，获得更高的成就。不断的奋斗进步不仅仅是教师专业化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道德实践与示范的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代沟因为经济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要消除这些代沟就必须要不断的发展自身。

同时作为一个中职名师不能改在理念、知识体系以及对新的教育目标的理解上落后于人，而理念、知识体系的更新、对教育目标的理解都需要去积极进去。但是作为中职名师，肯定是身处教育第一线，基本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自己更进一步呢？

（二）名师需要“博学知服”，拥有健全高尚的职业人格

社会上虽然没有对名师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却认为名师有许多的不能，有很多不能够碰触的道德底线。作为一个“中职名师”应该博学，拥有牢固宽广的学识体系。一名中职名师，不仅仅能够在自己所教授的专业领域有着高深造诣，同时对于其他技术类课程也应该有所了解。作为一个“中职名师”，要能够在相邻的知识领域拓展自己的课程，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各种为教学服务的资源并应用到教学中，趣化教学；能够理解学生并适时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

（三）中职名师需要足够的创造力与魅力

作为一个中职名师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创造力与魅力，能够让学生喜欢。名师需要有一种独特的灵气，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魅力，深深的吸引学生，让学生主动的去模仿，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每一位“中职名师”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与他人不同，对于中职学生的教学也会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中职名师”通过创造力来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课堂、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中职名师”会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让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喜欢上他们。

二、如何进行名师素养教育

（一）素养教育必须要深挖教学特色，丰富知识内涵

要成为一个名师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教学特色进行深挖、发展，同时还必须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丰富内涵，使得自己能够达到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人文素养。作为一名中职教师必须要有意识地研究课堂教学艺术的形式与效果，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个性特征。

首先，教师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发挥自己个性中的优势，如果与自身的个性特点相违背，就很难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

其次要有着积极改革与创新的精神，对教学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并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二）素养教育不断充实自身的人文知识

要形成名师素养，教师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各种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和美学知识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人文知识，让自己能够在教学中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品德修养、人文底蕴、审美情趣以及教育技巧来获得学生的认同感，让他们去进行积极的模仿，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三）素养教育要不断自省

孔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现在的名师相信与已经被后人封为圣人的孔子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圣人都需要“三省吾身”，要想成为名师的我们更应该自省。我们要断的自问“上课前还有哪些方面我没有准备好？课堂教学组织上还有那些不足之处？课堂上是否充分的调动了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课堂上是否尊重、激发、引导学生的学习？课堂上学生在知识、能力、方法、情感等方面有什么收获？”。通过不断的自问来发现自身的不足，提高自身。

第4篇

论文摘要：明代诗论家对杜诗诗史说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点，杨慎首发其论，驳斥诗史合称，认为诗不可兼史；而许学夷等依据杜诗本身特色，虽在理论上同意杨说，但对杜诗诗艺的评价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诗诗史说；王文禄则从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诗史产生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推动了杜诗诗史说的发展。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诗中“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正是“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事，诗史中史的含义很明确，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事，史字为此现象的符号标识。然而，这样做在理论上很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宋人将诗史中史落实在时事上，使史脱离开诗；杨慎基于宋人论断，完全将诗史分开来论，说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诗不可兼史”的驳论；这些均可视为诗史中史字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学夷更关注诗史说名下杜诗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诗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仅论到“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谢肇浙依循许氏的视角(不注重诗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诗的特征)，便将此视角存在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论述杜诗诗史说必须首先辨明诗史概念，否则便造成了诗史说与杜甫诗史诗的双向背离：杜甫诗史诗在诗艺上阐释越显明，诗史之义越模糊，混乱。因为对二者的任何阐释都只是为了阐明一个问题：以诗史之名指称这些杜诗特征合适吗?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云：“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日：‘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诗寓讽谏，多褒贬当时，与《春秋》等史以史事纪录来经世资鉴，虽方式不同，社会功能却是相同的。这可为诗史之名的成立寻找到一定根据。此观点在宋代还不昌明，至明代则甚多。如程敏政云《诗》美刺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绝古今，号诗史。第其，且多长篇，读者未能遽了。”闱以诗咏世，求美刺，与史寓褒贬一样，可达到匡正时政，教化子民的目的，这只能说明诗与史在此点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断定诗可以与史合一；以诗咏世，也并不能说明记录时事的诗便可以称为诗史；“所识者皆唐事”和“史记录的唐事”存在本质差异。杜诗诗史说的内涵和诗史中史的内涵不应简单地因诗与史在某点上有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王文禄则另辟蹊径，为诗史说的成立找到了更为可信的根据。他在《诗的》中云：“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当时气象”指诗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现的景象；以诗遣兴，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旨。兴或意才是诗创造的唯一源泉，这样，诗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实的表达。诗史中史由“诗应以意为先”、“作真实的表达”这一论断衍出，应为诗中再现出来的过去事实。具体而生动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够囊括，若用史字统摄它们，难以让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禄明确指出杜甫创作的基本原则，为“意在前，诗在后”、“各各皆真”，这为诗史说的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诗在后，故能真实的再现出当时的客观事实，他的诗也因此具有了史的价值，“如见当时气象”。宋人胡宗愈《读杜工部诗集序》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阿是此论最好的延伸阐释。

综而言之，诗史中史指杜甫“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真实的生活，指真实再现的当时社会历史，还指“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等杜甫和当时民众真实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杜诗不仅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且成为当时人在政治祸乱中哭嚎和呼唤的真实描述，正如浦起龙《读杜提纲》所言“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即使诗史中史有了明确而丰富的内涵，那么能否断定诗史之名在理论上就一定能够成立?这仍待进一步的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杜诗这些丰富的内涵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命名。

第5篇

关键词: 文学史 现代文学 新文学 当代文学

相信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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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生命教育；大学语文；审美鉴赏；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263-02

理论界对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功能的探讨在最近十年几乎从未间断。从工具性的探讨到人文性的追问，大学语文的“语文”学科性在探索中不断明晰。本文从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界所提出的“生命教育”理念入手，阐述大学语文在当下应有的生命教育功能。

一、教育的生命转向与大学语文使命的必然

“生命教育”概念最早由美国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提出，1979年在悉尼成立了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其理论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和践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生命教育的探索，并将2001年确定为“生命教育年”，生命教育观念作为教育的重点理念被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而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则是从21世纪初期发轫。生命教育的实践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教育语境中有着不同侧重，有的侧重于以普及生命知识为重点，强调对生命的珍惜，预防吸毒和自杀等戕害生命的行为；有的侧重于更大意域中的“生命”含义。因此，生命教育理论既有浓厚的宗教学和伦理学意味，也有深厚的哲学和人类文化学意味。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生命教育实践，在其理论上，都强调教育要以人的本真生命为起点。叶澜教授说：“生命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生命体的积极投入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1]李政涛教授则这样强调：“判断一种教育活动是否合理，基础的尺度是看它有没有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有没有使每个身处教育世界中的生命都焕发了生命活力，有没有使生命的能量通过这样的教育得到增殖、提升和扩展。”[2]当生命成为教育的原点，我们的教学就不能无视每一个教育对象的鲜活生命。大学语文作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更应遵循这样的教育规律。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已经自不待言。在培养基本的人文情怀、崇高的道德情操等方面，大学语文义不容辞。然而，人文性的培养又是以生命存在为基础的，我们所期求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在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中，通过精神生命的实现以及社会生命的建构而达成的，因此，当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倡导“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更多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是否应该给予教学对象以更多的生命教育，通过这样的生命教育，让教育对象懂得，生命之真――生命的合规律性，生命之善――生命的合目的性以及生命之美――生命在知、情、意的完美统一中所实现的人格升华、价值呈现和生命超越。因此，作为一门人文性浓厚的课程，大学语文也应该将生命教育的使命提上日程。人文性和生命关怀，在其根本上，对于大学语文教学功能来说，并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的矛盾。“生命化的教育把知识归结为创造性的智慧，把智慧归结为时时处在价值抉择中的人的灵动的生命。”[3]因此，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生命教育使命的确立是在当下教育语境中对其人文教育使命的拓展。

二、语文的课程属性与生命教育的可能

大学语文何谓？早在1996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教司就把大学语文界定为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并明确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一直都在学习语文，大学语文与此前三个学段的语文存在怎样的区别？大学语文教学界就此进行过充分论争和探讨。其中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比较折中或者说比较综合的理解：在工具层面，大学语文应增强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尤其是要重视应用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在人文素养层面，学生通过阅读和鉴赏经典作品，深入领会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起到情感陶冶的作用；在文化层面，大学语文承载着继承和传播传统和现代优秀文化的任务。然而这样的阐释对于大学语文而言其实大而无当，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语文其实都承担着这样的使命。我们认为，大学语文首先得回到“语文”上。大学语文在其课程本质上，不是政治教育，不是人文概论，也不是思想史。大学语文应该是通过经典文章的赏析，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由此，大学语文区别于中小学的语文，应该回归并深入到“文章”中。如果我们强调大学语文的文化功能，那么，“以文化人”的思想就应该是我们的借鉴。从字源学上看，最早的“文”在甲骨文中像一个正立的“人”，其胸部有纹饰。因此，“文”的最初意义大约是指人类对自身的装饰和美化。“文”中包含着秩序、节奏、规律之意，因而又引申为礼节仪文。当然，无论是“文字”之文，“文学”之文，还是“文化”之文，它们都同时具备形式创造的意味，正是因为这种包含着一定秩序、节奏、规律的形式能指，引领人们进入更为丰富的意义所指。所以，“文”的情感性、形式性和审美性就应该成为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标准。《大学语文》的教育体现为高度的融合，是多样中的统一，是在大学之前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教育。因此，大学语文从课程属性上具备了通过优美文章进行生命教育的可能性。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情感的完美结晶和思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对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其实也就是与这些作者跨越了时空的生命对话，通过情感的激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深化，学生理解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形成了热爱生命、珍视生命、追求生命超越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孔庆东先生对大学语文的认识：“语文是灵魂依靠的东西，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说，它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学语文，首先要和整个人生挂起钩来……”[4]

三、审美化的教学与大学语文生命教育的现实路径

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鉴赏，我们可以将其中丰富的生命意蕴渗透到教学中，让学生在情境欣赏、审美愉悦中理解生命的真谛，懂得生命的意义，并最终形成健康和完整的人格。大学语文中的生命教育，首先体现在对生命之“真”的发现上。人的存在是以感性的自然生命为基础的，这样的自然生命同时也是一条被规定了长度的线段，这便是生命的有限性。人类对于这样的有限生命常含感伤之情。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慨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与无尽的江水相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正是这种有限性激发了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冲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都是人得以延伸自己生命的重要方式，也只有人能通过文化创造，来实现生命的“此在”（海德格尔）。通过对《春江花月夜》、《登幽州台歌》这类作品的赏读，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穿梭于历史的时空之间，在审美情感的投入中，体会诗人对生命的激情，充分感受其人生价值，这样的对话无疑能引起学生对生命的珍视，体会生命之美的真正内涵。同时人的有限性还体现在人的现实局限性上。生理缺陷、性格弱点、决策失误、判断失准等，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利用文学作品，尤其是悲剧风格浓厚的经典作品，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性的弱点，正视个体生命的缺陷。悲剧主人公命运的遭际往往都是因为他们是“有缺陷的好人”（亚里士多德），如哈姆雷特的延宕、麦克白的多疑。正是通过这些“有缺陷的好人”，悲剧羞辱性地暴露了我们力量的局限，强化了个体的生命意识。悲剧在这里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在怜悯和恐惧中，对自我生命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有了更深刻、更形象的体认。大学语文的生命教育，还体现在对生命之“善”的引导上。所谓生命之“善”也就是生命的目的性和价值诉求。“假如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正如存在主义者很快明白就明白的那样，它展示出一块迷人的空白板岩，在上面铭刻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奴颜婢膝地顺从上帝、自然或者社会惯例的价值观。”[5]每个生命个体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命情结：每个人注定走向生命的终点，但是，生命的自由属性赋予了其选择这种“走向”的方式。“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是卫国将士的铮铮誓言，“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赴刑场。”是革命先烈的豪迈抉择，“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是多情男儿对爱情的宣誓，而裴多菲则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人生价值。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后姿态是生命价值的最后注脚，站着死还是趴着生，不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生命价值观念的对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善于挖掘优秀作品的生命意蕴，启发学生对生命价值的反思，通过对抒情主人公情怀的感受，对叙事主人公遭遇的理解，学生或产生情感共鸣或形成强烈的同情以及批判意识，从而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判断，并构建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念。《前赤壁赋》教给人以豁达的生命态度，《爱尔克的灯光》让人懂得珍惜一己和他人生命，而《伤逝》在婚恋悲剧的讲述中，强化了学生对社会生命的体悟，《兰亭集序》则让学生领略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感受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精神。大学语文生命教育使命的实现最终统一于生命之“美”的澄明上。如果说，在对经典作品的鉴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实现对生命之“真”的发现和对生命之“善”的启迪，那么，生命之“美”的澄明则是大学语文实现生命教育使命具有整合性的途径。

文学作品价值最终是在审美中完成的，离开审美，文学作品或成为生活的教科书，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教材。而审美的过程又是情感渗透的过程，是价值领悟的过程，审美，在其本质上是对自我的发现、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审美这个“对象化”的过程中，主体在客体中所能发现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精神价值，都作为一种生命能量潜藏于自身。这种能量一旦被作品“照亮”，主体就会因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产生愉悦感。如果说《哈姆雷特》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爱情故事》表达了爱情的真谛和自由，那么，我们更应该这样表述：是读者（观众）在《哈姆雷特》、《爱情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生命的能量和激情，从而在主体意识的逐渐弥散中，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审美愉悦由此而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愉悦是持久而深刻的，因为审美中的知、情、意三者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暂时结束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状态，没有异化和分裂，生命充分享受着自由、和悦，享受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洽和兴奋。这样的状态，正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描述：“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主体生命体会到了与造物同在的“在场”感，同时也肯定了自己的生命意义，这一刻，来自灵魂深处的激赏和深刻理解，构建了一个圆整、浑然而“自为”的生命，生命之本真刹那间炫目于前，生命之“美”悠然澄明。从这个角度上说，基于生命关怀的大学语文教育，对于构建学生健康和完整的人格，形成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说，只有实现了生命教育使命的大学语文教学才是真正的人文教育。

参考文献：

[1]叶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0.

[2]李政涛.教育学的生命之维[J].教育研究，2004，（4）：35

[3]黄克剑.明日教育文库总序[A]//喻立森.教育科学研究通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4]孔庆东.语文教学改革与传统[A]//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抓住时代机遇，深化教学改革――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第7篇

1.1现场场容、场貌布置。

1.1.1现场布置图必须根据场地实际合理地进行布置，设施设备按现场布置图规定设置堆放，并随施工基础、结构、装饰等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1.1.2道路与场地道路畅通、平坦、整洁，用混凝土浇捣，不乱堆乱放，无散落物；建筑物周围应浇捣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洁；场地平整不积水，无散落的杂物及散物；场地排水成系统，并畅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及时处理。凡市区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2.5m的围墙，围墙两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内容。

1.1.3班组落手清班组必须做好操作落手清，随作随清，物尽其用。在施工作业时，应有防止尘土飞扬、泥浆洒漏、污水外流、车辆沾带泥土运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分考核，成绩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类、集成堆放成方，底脚边用边清。砌体料归类成垛，堆放整齐，碎砖料随用随清，无底脚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标准，布局合理、安全、整洁，灰不外溢，渣不乱倒。

1.1.5周转设备施工设施设备、大模、砖央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板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乱，不作它用。

1.1.6水泥库袋装、散装不混放，分清标号，堆放整齐，目能成数。有制度，有规定，专人管理，限额发放，分类插标挂牌，记载齐全而正确，牌物账相符。库容整洁，无“上漏下渗”。

1.1.7构配件及特殊材料统一堆放混凝土构件分类、分型、分规格堆放整齐，楞木垫头上下对齐稳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过12块）。钢材、成型钢筋，分类集中堆放，整齐成线。钢木门窗框扇、木制品分别按规格堆放整齐，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铁件分类集中，分格不乱，堆放整齐。特殊材料（包括安装、装演、装饰、保温及甲供、自购）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强管理，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1.2生活卫生:①生活卫生应纳人工地总体规划，落实卫生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落实责任制。②施工现场须设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盖加配杯子，有消毒设备。②工地有男女厕所，有便溺设施，落实专人管理，保持清洁无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窃措施，保持室内清洁。⑤工地设简易浴室，保证供水，保持清洁。⑥现场落实消灭蚊蝇孪生承包措施，与承包单位签订检查监督约定，保证措施落实。⑦生活垃圾必须随时处理或集中加以遮挡，妥善处理，保持场容整洁。

2文明施工检查措施

2.1检查时间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每周对施工现场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检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牵头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质安部门、劳资部门、材料部门、动力部门等）每月对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2.2检查内容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执行情况。

2.3检查依据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2.4检查方法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除此之外，还应不定期地进行抽查。每次抽查，应针对上一次检查出的不足之处作重点检查，检查是否认真地作了相应的整流改。对于屡次整改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惩戒。检查采用评分的方法，实行百分制记分。每次检查应认真作好记录，指出其不足之处，并限其责任人整改合格，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落实整改的情况。

2.5奖惩措施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应当对每次检查中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差的应当进行惩罚，并敦促其改进。由于项目文明施工管理采用的是分区、分段包干制度，应当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明确其责、权、利，实行责、权、利三者挂钩。奖惩措施由项目根据前面所述自行制定。

3结束语

文明施工已经提到了企业是否能够生存的高度，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只有深刻的认识到文明施工的重要性，人人重视文明施工、人人关注文明施工、人人参与文明施工管理，让文明施工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才能使我们的文明施工管理上一个新台阶，从而切实改善施工环境、施工秩序，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让企业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佩建.浅谈建筑施工企业的文明施工管理[J].建材技术与应用.2007.(02).

[2]黄勇.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J].四川建材.2009.(01):308-309.

[3]陈永良.试论如何加强建筑企业文明施工管理[J].大众科技.2007.(03).

[4]付先波.建筑企业文明施工管理探讨[J].中州煤炭.2007.(01).

[5]韩权友.强化施工现场管理促进文明施工的思考[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5.(02).

第8篇

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对这个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在早期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以一种敬畏的态度来尊重自然，人与自然非常和谐。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机器被广泛使用，人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对自然的敬畏也转变为对自然的驾驭和奴役。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大。随着工业文明的勃蓬发展，自然资源大量被开采，环境日益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下降。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的实践观，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正确认识实践观，才能实现生态文明。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实践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人类文明就无从谈起，人类存在也就毫无意义。但是，人类的这种改造不是没有限制的。人类不能不受自然的制约去改造自然，这种改造应该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尊重上。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仅是改变，其中也包含着能动性和受动性，而人类处于能动性还是受动性的状态是有条件的。人类对自然能动改造的前提是尊重自然，以平等的身份来对待自然，应该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从而使人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得以发挥。可是如果人只是一味的对自然进行索取，没有任何的约束，最终将会使自然失衡，这种失衡会迫使自然进行自我调整。自然在自我调整过程中的行为，例如气候的变化、物种间的协调等对人类而言或许将是毁灭性的。比如前些年流行的SARS病毒、超级细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类滥用抗生素的结果。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加速自然界病毒和细菌的变异，从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变异病毒。人类为了对付这些新型病毒，又出新的抗生素和疫苗，这又迫使病毒和细菌再次变异，而一旦人类的研发不能抗击新的病毒和细菌，人类可能会陷入灾难性疾病爆发的境地。这就是自然的报复之一。所以，人对自然改造将不再是能动性的，而是受动性的。人的行为不得不受自然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自然的过程中要看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恰恰是实现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前提。

二、正确贯彻实践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改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辉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中国资源紧张，环境问题恶化。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十二五规划中将绿色发展提到重要的位置，在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至并肩的地位，共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员。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贯彻的实践观，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自然则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最基本的实践对象。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则无法顺利完成。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即自然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不是任人奴役的。人只有在认识到自然的承受能力是限的，在改造自然时就将自然当作人类的朋友和伙伴，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是实践行为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在人类对自然进行实践的同时，人类也在对人类自身进行实践。只有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实践才能够成功。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首先，注重资源综合开发、循环利用、降低消耗、有效保护资源;其次，发展清洁生产、减少污染，及时对污染进行有效的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倡导生态文明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合理的消费方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适当控制人的物质欲望。个人就像一条欲望的溪流，它流淌的不是溪水，而是人的各种欲望。人类社会却似一个永远不会干涸的欲望海洋，似乎随时都可能掀起波涛和巨浪。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人，过度消费，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如果将美国作为追求的范本，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么生活，我们至少需要四个地球，这无疑是自寻死路。因此，人类在发展的时候，应学会控制物质欲望。首先，人类应认识到自身欲望的无穷性，认识到地球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物质欲望。其次，人类应注重教育水平的提高，只有具备了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才能够摆脱对物质欲望的过多追求。最后，要注重培养人对精神欲望的追求，在基本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才是决定人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才是人类幸福的真正源泉。在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实现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协调发展，进一步丰富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提高人类生存的质量。

三、结语

第9篇

大伦敦都市圈有广义和狭义两个理解，广义的大伦敦都市圈是指“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都市圈，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狭义的大伦敦都市圈是指伦敦市和32个伦敦自治市，共33个次级行政区。伦敦以英国的首都而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占地约1600km2。它拥有伦敦股票交易所和众多的商品交易所，在伦敦总就业人口中，有80％的从事金融保险业，远多于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本文的研究主要以狭义的大伦敦都市圈为研究区域。

1.1生态文明的缺失阶段（1940年以前）伦敦最早的起源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伦敦作为一个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伦敦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开始了它近3个世纪的工业文明，但工业文明给伦敦戴上了“雾都”的帽子。其实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已经出现大量煤烟而造成的污染气候，但以煤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市区的工厂高烟囱林立，居民使用烧煤取暖，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笼罩在城市上空，多天不散。20世纪60年代之前，伦敦已被全世界称为“雾都”。在1940年以前的伦敦，其生态环境恶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人这样形容：“尽管街头路灯明亮，但能见度仍然很差，看不清10米以外的东西。在人们的眼前总感到模模糊糊。”这与中国近年出现的雾霾非常相似。虽然此时伦敦的工业文明程度很高，但生态文明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程度，人居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1.2生态文明的萌芽与发展阶段（1940—2000年）1944年，阿伯克隆比受区域规划思想的影响，主持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大伦敦规划（1944）》。编制的前提由于伦敦市区的人口拥挤、产业分布过密，并没有把环境治理作为规划编制的主要出发点。编制的出发点是控制伦敦市区的工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引导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受同心圆思想的影响，将伦敦规划为4个同心圆地区：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乡村环。规划的目的是降低城市内环同时增加郊区环的人口密度，通过绿带环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活动场所，让乡村环成为内环人口的接纳地，并通过发展工业，形成卫星城。这个时期，还建立了区域协调机构———大伦敦城市议会（GreaterLondonCoun－cil，GLC）于1965年成立，它负责大伦敦地区发展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并在1969年对《大伦敦规划（1944）》进行修编，规划3条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希望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与周边卫星城建立联系，从而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但由于它与自治市管理机构间的现实矛盾，直到1976年该规划才被中央政府批准。这两次规划开辟了伦敦的造城运动，使得伦敦从“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向“一个中心城、多个卫星城”的发展，平衡了伦敦与周边行政镇的发展［16］。但规划的核心还是发展工业，只是把工业的分布从内伦敦向外伦敦扩散，从而更好地进行工业布局，减轻了中心城区的交通和人口压力。《大伦敦规划（1944）》按英国1938年《绿带法》所规定的绿带用地，通过规划绿带环，拓宽原有城市的绿带，规划建设森林公园、大型公园绿地以及各种游憩运动场地，为整个地区居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这一理论体现了一定的生态文明思路，但规划中并没有引入生态文明理念，只是在《绿带法》的限制下进行的选择。虽然在这段时间，由于多种原因，大伦敦地区的工业经济比重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伦敦“雾都”的帽子慢慢被摘掉了，但受上述两次规划的影响很小。

1.3生态文明指导大伦敦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21世纪以来，伦敦组建了大伦敦政府，并根据1999年的大伦敦管理局法案在2000年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GreaterLondonAuthority，GLA），主要负责规划管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事务等。分别制定了2004、2008和2011年3个版本的《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简称《大伦敦规划》）。对比3次规划，2004年版《大伦敦规划》只有6章内容，而2008与2011年版篇章结构完全一样，有8章内容，具体内容只有细微的差别，应该说2011年版是2008年版的基本提升。2004年版《大伦敦规划》的规划思路沿着“规划区域—规划政策—规划实施”。2008、2011年版《大伦敦规划》首先是宏观环境和战略目标，然后从伦敦的位置、人民、经济、气候变化、交通，以及生活休闲空间等6个方面展开，最后是规划的执行和监管。对比21世纪的3次规划可以看出，伦敦的规划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整个规划中都贯穿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来讲述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是在以前的规划中不曾提到的。虽然在整个规划中不曾提到生态文明，但规划中明确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能源消费、减排计划等作为规划的核心，说明其生态文明思想已经贯穿到整个规划理念中［20］。

2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

2.1合理的土地利用增加伦敦城市的开发空间大伦敦都市圈的人口不断增长，土地需求与供给矛盾大，但通过合理利用土地，使用得城市的开放空间不断增加。大伦敦地区中用于建筑物和硬质地面的土地约占1／3，而作为绿色空间和水面的面积达到2／3。这些绿色空间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如私人花园、运动场地、高尔夫球场、可耕地、林地和灌木林地、公园、废弃地和一些软质地面等，其中私人花园占到大伦敦总面积的1／5。这些绿色空间和水面，构成了城市空间中的开放空间。它们一方面归因于英国议会通过的《绿带法》，按照《绿带法》的要求，在大伦敦的第三环建设成为一个直径达到16km的绿带环［20］，这一绿带环作为城市居民休闲空间场所，经过一轮一轮的规划和建设，形成了目前的都市开放地、绿带和绿色廊道的大伦敦开放空间格局。这一空间格局，大大地改善了大伦敦的生态环境系统，使得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2.2绿色、低碳设计理论促进生态伦敦的形成在大伦敦城市设计过程中，一直以绿色、低碳的设计理论为准则。以绿色城市的理论对城市的绿化工程进行合理布局，增加城市的公共绿地空间，为城市“热岛”降温，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低碳城市的设计，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分散化的能源网络来减少碳足迹，减缓气候变化。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把经济发展规划、气候变化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综合起来，促进经济逐渐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将可再生能源部门、循环经济、高科技产业、绿色商业部门和互联网经济等相互融合而形成新兴产业部门，促进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绿色化、产业生态化、商业绿色化，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城市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21］。特别是政府设定的减排目标，即2010—2013年减排（包括住宅和非住宅建筑）1／4，2013—2016年减排2／5，到2031年争取在实现“零碳”排放，这让居民知道了政府的决心，同时也让居民提高减排意识，自觉在生活中、消费中实现减排目标。

2.3严格的环境保护举措加强伦敦的生物多样性目前，伦敦在空气质量监测、废弃物处理、防止噪声、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实施了严格的措施，从而大大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了伦敦的生物多样性。

2.3.1严格的空气质量保护制度空气质量问题是伦敦首要的环境问题。伦敦通过将工厂外迁和一系列对工业废气排放的法规和政策，使得工业废气得到有效的控制。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伦敦居民的机动车拥有数据猛增，到2000年，拥有机动车的家庭起过50％，有的地区达到80％以上。空气质量问题从治理工业废气转向治理生活废气。监测结果发现，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对氮氧化物排放贡献高达80％，对硫化物排放贡献高达68％，对一氧化碳排放贡献高达98％。基于此，伦敦制定了相应减少交通污染的一系列政策：第一，道路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在全伦敦范围内，特别是在交通流量大的道路旁设置固定监测站，对氮氧化物、硫化物、一氧化碳等物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监测，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划分区域制定政策进行重点整治。第二，建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对空气质量达到英国2000年设定的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建立管理区，主要是一些交通要道、车站和大型停车场，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重点整治。第三，市民参与绿色交通行动。通过鼓励市民在上下班和出行时，减少使用私家车，而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和骑自行车，在选择公共交通时，尽量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公共交通。

2.3.2严格的废弃物处理制度废弃物的处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伦敦也不例外。目前处理垃圾的方法一般为3种：填埋和焚烧处理、回收重复利用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尽量少产生垃圾。伦敦在处理废弃物时，将其分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商业垃圾3类。对于工业和商业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工业垃圾和商业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要达到20％以上，特别是工业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更高。由于生活垃圾较为分散、多样，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通过严格的“分类收集、循环利用”的方式，之后再进行填埋和焚烧处理。伦敦将生活垃圾分得非常细：厨房和花园垃圾类、玻璃类、油类、纸类、金属类和塑料类，实行严格的分类回收，具体做法：政府免费向居民发放分类垃圾袋，并要求居民把分类垃圾袋送到垃圾回收站或者堆放处，这样可以提高纸、玻璃、塑料、金属类垃圾的回收率；增加垃圾回收中心，设置以方便居民投放垃圾为目的街边旋转垃圾回收箱；将垃圾循环分为物质循环、堆制肥料、能量循环，特别制定相应的循环使用目标。

2.3.3严格的噪声控制制度噪声是伦敦政府得到投诉最多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影响伦敦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由于人们对噪声一个非常主观性的判断，无法给予明确的定义。英国将噪声称为干扰声，意思是令人厌烦的声音，主要包括工业噪声、聚会噪声、交通噪声、警笛声和动物声等。伦敦对各种噪声的治理非常重视，具体做法有：监控噪声多发区、控制建筑施工时间、让对噪声敏感区（如医院和学校）远离固定噪声源、对噪声敏感区设置隔音栏、对违反噪声管理规定的发噪声者给予一定的处罚。

2.3.4严格的污染地治理制度1990年，英国在环境保护行动中，明确提出污染地的概念，认为凡是能对人体或他们的财产导致严重危害或有可能导致危害的土地、污染或者有可能污染的土地，称为污染地［22］，把化工厂、垃圾填埋点等称为污染源，把人群、农作物、可利用水体、家畜等称为污染受体。2000年正式制定了治理污染地的措施，根据污染源和污染受体的敏感度对污染地分成高、中、低和无风险4个级别，对高风险污染地进行重点整治。由于伦敦城市历史悠久，有很多上百年的工矿用地、垃圾填点、化工厂、传染病医院，重点对这些污染地进行调查评估，确定其等级，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对污染地进行监控和管理，并明确污染地的责任单位，责令其限时整改。由于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伦敦在城市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的认可，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领先者。当前，伦敦拥有市级自然保护地130多处，还有许多由废弃的铁路、墓地、垃圾堆场、水库等改建的半自然保护地；拥有1500多种树种和300余种鸟类，其中在绿带的就有100多种鸟；有名的生态公园CamleyStreetNaturalPark原本是运煤矿的码头，经过改造成为现在的生态公园，在这里能够随处见到各种鸟类与人类的和谐相处；通过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改造后，泰晤士河道成为伦敦最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野生动物的价值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伦敦居民对环境的一种态度，也是衡量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2.4理性的规划和执行有力的管理机构伦敦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理性的规划和执行有力的管理机构。从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的几次演变，到各个区域性专项规划，都体现在“理性”。最重要的是，规划不是盲目的，而深思熟虑的。一个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最后成文，需要经过讨论规划编制的目的、确定编制的原则和目标、形成规划文本、公众参与讨论、最后修改规划文本这样几个阶段，其时间跨度短的二三年，长的达到十年之久。让居民都参与到这样规划中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终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利益者的诉求，也就是所有人的理性选择。理性的规划需要有好的执行机构。大伦敦都市圈包括33个行政地区，相互基本处于平级，并不存在上下级的管理关系。于是1965年成立大伦敦城市议会，但各行政区之间的矛盾，导致大伦敦城市议会在大伦敦管理上的协调力不能完全发挥，于是在2000年组建了大伦敦政府，并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主要负责规划与管理。有了大伦敦政府的行政机构，并由大伦敦管理局行使管理职能，使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有组织保障［23］。

3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启示

3.1以生态文明理念规划都市圈从1944年的第一部大伦敦规划到2011年的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其间经过数次规划，但生态文明理念在规划中不断明晰，并且由始至终都有对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的重视。虽然在其规划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以生态文明作为规划理念，但是从其规划的内容上看，它是把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分解为具体的项目，在规划中逐一进行了规划，比如低碳经济、减排计划、水资源保护、动物资源保护等，对噪声、废弃物、污染地等都提出治理策略。因此，由始至终，其生态文明理念在其规划中不断得以体现。中国的都市圈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以生态文明的理论作为规划的原则，然后把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进行层层分解，并与规划结合，在规划中得以充分体现。从中国目前出台的都市圈规划来看，其重空间和产业规划，而轻生态文明规划。一般都用一部分内容来进行环境保护规划，但环境保护的内容很多，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要真正影响到具体主体的行为才行。要做到如大伦敦都市圈规划得那么细，具有可执行性，这些都需要学习。另外，在大伦敦都市圈规划中，非常重视公众的参与，而中国在规划的自始至终，公众都一无所知，说明中国在规划过程严重缺少公众参与。

3.2以生态产业为主建设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的生态文明发展，必须对其产业进行转型。而我们知道，伦敦以前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要想转型是非常困难的。伦敦在产业转型方面主要进行3大步骤：第一步，将工业，特别是带有污染的工业迁移出去，这一过程在20世纪40～50年代完成。第二步，城市核心区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和金融业来解决城市就业，这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完成。第三步，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这是近20年正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伦敦已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国际贸易重要港口，新兴环境保护产业的创新基地。都市圈的生态文明建设并没有让伦敦去工业化后，出现产业空心化，而是选择更具有价值、更能解决就业、更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工业和服务业。从中国都市圈建设来看，退二进三提了很多年，但是很多都市圈还是以工业为主体，而且一些污染型的工业在一些都市圈还占相当的比重。都市圈政府也在寻找生态产业，但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为了急功近利，仍然保留一些带有污染性、但能带来较大利税的产业。形成中国一些都市圈工业产业转型乏力，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不高，新兴产业发展受阻的局面，导致生态文明建设进度迟缓。

3.3加强环境保护制度与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好了，生态文明就建设好了；反过来，生态文明好了，环境保护的效果就体现出现了。大伦敦都市圈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实行了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大伦敦在空气质量、噪声、污染地、废弃处理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这些制度设计涉及每个居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每个居民都以这些制度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让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态化，这样生态文明建设就自然成功了。中国也有很多环境保护的制度规范，但制度条文并不形成每个人的行为规范。比如已实行多年的垃圾分类，而且也放置了很多垃圾回收箱，并设可回收和不回收两个小箱，但是居民并没有真正理解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在扔垃圾时往往随意扔放。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居民没有真正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投放，他们在处理垃圾时都按不可回收处理。垃圾分类管理机制在中国基本是失败的。因此，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同时需要加强生态文明意识。只有每个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提高了，环境保护制度才能真正实行。

第10篇

按照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划分，依据相关统计数据，2011年，三明市农民非农收入占比为55．62％，比福建省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虽然近些年三明市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比往年有所下降，但是所占比重为44．38％，依然比较高。而在农业收入中农、林、牧、渔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35％、7．67％、3．96％、0．4％，林牧渔所占份额小，农业收入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相对比较单一。

二、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一）结构相似系数分析

判断两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可利用两个地区的各产业占比。下式中，Xmk和Ynk表示产业k在地区m和n的总产业结构中的比重，Smn表示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度。本研究中，将三明市和福建省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对比，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相似系数，探讨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的现状与变化。Smn＝∑nk＝1XmkYnk∑nk＝1X2（mk）∑nk＝1Y2（）槡nk依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3》及《三明市统计年鉴2013》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农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相似系数值的大小，说明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数值越大，说明相似度越高。在本文研究年份中，两者的相似系数都在0．85左右，说明二者产业结构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二者相似系数呈现总体减小的态势，表明三明市与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表1的绝对离差显示，2009—2012年，三明市农业和林业的调整幅度高于福建省整体水平，其他如牧业、渔业等调整幅度则低于均值。

（二）农业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利用三明市各产业以及农业总产值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动态模型，对三明市各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中，将农业总产值设为参考序列，其他指标构作为比较序列，计算结果见表3。从表中数据可知，在农业各产业结构中，对农业总产值影响大小依次为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和牧业，其中农业和林业值关联系数相对较大，关联程度较高，而其他三个产业的关联系数相对较小，且相差不大，表明渔业、服务业和牧业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相对农业和林业来说，上述三个产业的发展也较为滞后。表中X1、X2、X3、X4、X5分别表示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和牧业。

三、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政府的职能效能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该坚持市场的调节作用，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指导作用，以及政府在市场监测与调控的主导作用，强化农民在农业各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人翁作用。提高政府的引导职能，及时提供更多各产业结构的相关市场信息与咨询，给予农民在知识教育、技术指导、市场等方面的帮助与引导，有效引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尊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自和决策权，使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自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以往决定权由政府一手抓的局面，在有效调控市场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的职能效能。

（二）加大对农业产业内部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制约和阻碍了三明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开展农业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是三明市农业产业调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内部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要以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品种为重点。在减少粮食耕种面积的基础上，改进种植条件，扩大品种生产，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做到品种多、新、奇，质量优质，为农民设更宽更长的经济道路。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不断完善农业基础条件建设，生产出更加优质，用途更广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三）调整农业主导产业项目

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理论，任何产业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导产业，而主导产业对经济水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充分结合三明市的资源优势，不断扩大和调整三明市的主导产业，对于三明市的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三明市生产力发展现状选择产业经营模式，根据自身有利条件和有利优势，选择适合并富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从三明市农产品的品种来看，水果、蔬菜、茶叶、烤烟和部分畜牧产品等相对于福建省其他地区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搞好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发，在“深”“精”“优”字上做文章，争取多出优质名牌产品，可以考虑将其培育为三明市的主导产业。

（四）正确处理农业各产业的关系

从农业来看，当前三明市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且粮食加工率低；从林业来看，三明市的杉木和松木占比接近90％；从畜牧业来看，2012年，三明市的全市畜禽产品总产量25．77万t，同比增长10．16％，羊、家禽和兔的出栏量同比均有一定增长，但牛羊等养殖受到自然条件限制而影响饲料供应；从渔业来看，2012年鳗鱼产量4　779t，养殖面积225hm2，渔业产值3亿多元，约占全市渔业总产值30％，相比三明的淡水资源和淡水鱼产量，产量很低，淡水养殖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利用三明市空气、水源、土壤无或少污染的特点，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优化农业产品品种，发展优质品质，缩小普通品种，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调整森林资源结构，优化各木种之间的比例和品种，着力推进生态保护，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优化畜禽品和鱼产品种结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品种上进行深加工，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五）正确有效处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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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工程建设规模大、发展快，同时建筑市场的全面放开，使得监督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必须将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贯穿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工作中，要狠抓措施落实，主动融入大开发、大建设形势当中去，以创新和完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机制为保障，以督促落实工程建设各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责任为重点，以强化监督机制为手段，切实把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有机结合起来，开创监督管理工作新局面。下面谈谈如何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工地工作。

1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1.1现场场容、场貌布置。

1.1.1现场布置图必须根据场地实际合理地进行布置，设施设备按现场布置图规定设置堆放，并随施工基础、结构、装饰等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1.1.2道路与场地道路畅通、平坦、整洁，用混凝土浇捣，不乱堆乱放，无散落物；建筑物周围应浇捣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洁；场地平整不积水，无散落的杂物及散物；场地排水成系统，并畅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及时处理。凡市区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2.5m的围墙，围墙两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内容。

1.1.3班组落手清班组必须做好操作落手清，随作随清，物尽其用。在施工作业时，应有防止尘土飞扬、泥浆洒漏、污水外流、车辆沾带泥土运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分考核，成绩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类、集成堆放成方，底脚边用边清。砌体料归类成垛，堆放整齐，碎砖料随用随清，无底脚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标准，布局合理、安全、整洁，灰不外溢，渣不乱倒。

1.1.5周转设备施工设施设备、大模、砖央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板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乱，不作它用。

1.1.6水泥库袋装、散装不混放，分清标号，堆放整齐，目能成数。有制度，有规定，专人管理，限额发放，分类插标挂牌，记载齐全而正确，牌物账相符。库容整洁，无“上漏下渗”。

1.1.7构配件及特殊材料统一堆放混凝土构件分类、分型、分规格堆放整齐，楞木垫头上下对齐稳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过12块）。钢材、成型钢筋，分类集中堆放，整齐成线。钢木门窗框扇、木制品分别按规格堆放整齐，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铁件分类集中，分格不乱，堆放整齐。特殊材料（包括安装、装演、装饰、保温及甲供、自购）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强管理，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1.2生活卫生:①生活卫生应纳人工地总体规划，落实卫生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落实责任制。②施工现场须设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盖加配杯子，有消毒设备。②工地有男女厕所，有便溺设施，落实专人管理，保持清洁无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窃措施，保持室内清洁。⑤工地设简易浴室，保证供水，保持清洁。⑥现场落实消灭蚊蝇孪生承包措施，与承包单位签订检查监督约定，保证措施落实。⑦生活垃圾必须随时处理或集中加以遮挡，妥善处理，保持场容整洁。

2文明施工检查措施

2.1检查时间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每周对施工现场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检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牵头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质安部门、劳资部门、材料部门、动力部门等）每月对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2.2检查内容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执行情况。

2.3检查依据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2.4检查方法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除此之外，还应不定期地进行抽查。每次抽查，应针对上一次检查出的不足之处作重点检查，检查是否认真地作了相应的整流改。对于屡次整改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惩戒。检查采用评分的方法，实行百分制记分。每次检查应认真作好记录，指出其不足之处，并限其责任人整改合格，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落实整改的情况。

2.5奖惩措施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应当对每次检查中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差的应当进行惩罚，并敦促其改进。由于项目文明施工管理采用的是分区、分段包干制度，应当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明确其责、权、利，实行责、权、利三者挂钩。奖惩措施由项目根据前面所述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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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文明执法是加强审计机关自身改革，建设服务型、满意型机关的客观需要，是文明审计的具体表现。审计机关不仅自身是执法机关，它还要对其他执法机关进行监督。因此，审计机关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审计机关如何才能做到文明执法呢？笔者现就审计执法中的“公开透明”、“以人为本”、“严格执法”和“执法为民”等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一）公开透明是审计文明执法的重要前提。审计机关是政府监督机构，它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涉及的只有人民的利益。因此，行使审计权利时就应该是透明的。审计执法透明了，人民的知情权才有保障，才能随时观察审计是不是在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审计执法透明了，人民才会积极支持审计工作，才能为审计提供有价值的审计线索；审计执法透明了，审计人员在工作中才不敢懈怠，才能注重体察民情，顺应民意，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二）以人为本是审计文明执法的重要保证。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样也是审计文明执法的重要保证。要做到审计文明执法就必须打造一流的审计队伍。在审计执法过程中，有些同志业务知识学习不够，法律条文掌握不够准确、审计执法存在随意性，对同样的违纪违规问题，量罚差别大，违反了审计的严肃性；有些同志办理审计事项不认真、走过场，该深入现场核查的不深入核查、该深究的问题不深究，缺乏职业敏感意识。因此，必须重视对审计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组织学习《审计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此外，还要重视审计文化建设，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营造良好的审计氛围。要牢记总理对审计人员提出的四点希望，即“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严谨细致、客观公正；廉洁自律、甘于奉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严格执法是审计文明执法的重要途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软肋，它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损坏了政府的形象，纵容了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严格执法就是坚决依法办事，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它与文明执法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通过文明执法实现严格执法，在严格执法中体现文明执法。审计文明执法并不是要求要减轻审计的查处力度或降低审计执法标准，它要求审计人员通过严谨有效的工作、亲民务实的作风来化解执法矛盾，从而达到坚持审计执法标准和提高执法效能的目的。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只有坚持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才能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保证审计的客观公正，树立良好的审计形象。

（四）执法为民是审计文明执法的重要目标。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审计机关是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因此，它必须牢固树立审计就是服务，审计就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法理念。审计要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重点专项资金的审计；审计要关注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积极开展效益审计；审计要积极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对“三农”资金的审计；审计要关注对领导干部权利的制约与监督，加强经济责任审计。总之，审计机关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审计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13篇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第14篇

电视兴起与“斗室文娱”

魏明伦文章有一个表述非常之新颖的论断，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居室文娱”或者说“斗室文娱”时代，戏剧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面对“时代”这样一种吓人的东西，戏剧家们实在是渺小得无以对抗，所以大约只有无可奈何地静等，等着“时代”的转变。

魏明伦有关“斗室文娱”时代的说法，将戏剧的衰落归因于电视这一新兴娱乐形式的崛起，进而，又将戏剧危机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类似的看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幸赖魏先生用“斗室文娱”这种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错误并不因此而改变。

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并且试图探究中国戏剧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根源。我无法认同将电视(或者更粗陋地称之为“影视”)的兴起、乃至于所谓的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中国戏剧的危机是不是特别严重，其二，中国人的电视机和可看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判断，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严重到中国这样的地步。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纽约的百老汇近几十年一直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百老汇的戏剧并不全是商业化的音乐剧)，如果魏明伦觉得这算是个特例，那么我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魏明伦是认可的——澳大利亚的戏剧就不像中国那样困难。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至于后一个判断，我想我们都不会傻到以为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缺少电视机或者缺少可看的电视节目。

在晚近的十来年里，电视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的冲击，是人们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于改变人们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电视也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只不过是人们借以传达艺术、娱乐与知识的一个方便的通道。无疑，电视的迅猛发展确实对许多行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说它是戏剧危机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我们看到，同样是在中国，同样有可能受到电视影响的其它行业，并没有都遭遇到戏剧这样严重的危机。作为一种最快捷与具象的新闻传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对报纸构成明显威胁，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有效手段，它对纸媒介的出版业也似乎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在电视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报纸行业和出版行业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长。与电视相似的其它行业也是一样，网络的发展既没有影响到电视业，也不像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对报纸和出版业形成冲击，就像唱片、磁带和CD业的崛起并没有影响到音乐会一样。

再说一遍，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虽然有可能对人们欣赏艺术与娱乐的方式产生影响，使得一部分人改变去剧场欣赏戏剧的习惯，但是它也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传播工具，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欣赏戏剧表演，从而成为培养戏剧观众的有效途径，并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欢戏剧而进入剧场。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流行音乐的发展正与电视台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关，人们并没有因为在电视里经常欣赏流行音乐而拒绝去音乐会，相反，假如不是因为通过电视这种新颖的传播手段，流行音乐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痴迷的观众。

其实中国戏剧的“危机说”早在1983年前后就开始出现，当时电视机还远未进入普通的中国人家庭。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向普通家庭普及，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就达到了非常之高的覆盖率；未几，有线电视的大发展，使得一般家庭能够选择的电视频道从很少的两三个增加到数十个；然后是1996年前后VCD和DVD相继进入家庭，1998年以后互联网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基本上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然而同样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些新兴的文化娱乐方式对戏剧产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从1994年以后，正值VCD的普及与网络从无到有并日渐盛行之时，戏剧演出反而表现出已经走到谷底之后的微弱复苏之迹象。因此，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恐怕更不能用以说明中国戏剧的处境。

既然电视的发展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是世界性现象，而世界各地戏剧的困境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那么，要寻找中国戏剧陷入危机的原因，就需要在中国戏剧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戏剧现状，比如说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非洲人的戏剧现状做一番对比，找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显然不能从电视上找到，所谓电视的冲击很难成为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同样，中国目前文化娱乐行业的多样化仅仅处于一种水平很低的雏形时期，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程度，不仅远远不能和工业化国家相比，甚至还远远比不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要说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仅仅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丰富多样性，戏剧就因此衰落了，那也未免太小看了戏剧的力量。

实际上，除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戏剧面临的困难原因并不在于电视的崛起以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以外，在中国内部，不同剧团的境遇也有极大差异。要说现在不是戏剧的

黄金时代，我倒也没有异议，但要说中国只有大城市有戏剧，“县乡一级很多地方就没有戏剧了”，完全不是事实。一方面是大量国营剧团生存十分困难，却有数倍于此的民营剧团活跃在演出市场，尤其是在县乡一级的演出市场。我跟踪研究民间剧团多年，清楚地知道东南沿海一带县乡一级戏剧演出的盛况；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营剧团，既有部分能够常年演出并且得到相当好的收益，也有超过12%全年一场不演出的剧团，而这样的剧团大城市有，地县也有。没错，中国戏剧真正奇怪的现象就在于有那么多常年不演出的“剧团”，以及那么多几乎不演出或很少演出、一演出就要赔本的剧团，当人们说中国戏剧的危机的困境时，我猜主要是就这些剧团而言的，而这些剧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大环境，而在于体制。

关于体制

魏明伦文章另一个主要观点涉及到剧团的体制，他认为戏剧危机的根本不是体制问题。理由是戏剧界在“进入市场机制和构成文化产业”方面“实践多年而收效甚微”。

确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部一直希望能够启动剧团体制改革，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一轮剧团体制改革的努力。然而二十年以后回头再看，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多年努力，戏剧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而言之，就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在进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造的同时，中国的戏剧表演团体的国家化程度却逆向而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同时，剧团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回顾历史，从1949年到1963年，文化部在多数时间一直明确反对给予剧团以政府补贴，并且一直强调剧团必须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企业；但是之后的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抓住戏剧市场最为繁荣的1980年前后这一难得的机遇，适时促进剧团的企业化，反而兴办了大量新的国营剧团和将大量集体所有制剧团转为国营，并且沿袭了限制民间戏剧表演团体自由发展的政策，由此埋下了戏剧危机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体制对演出市场的适应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以前。它给戏剧带来的隐患，决非文化部门有关剧团体制改革的小修小补政策所能够消除。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凡是国营剧团就一定与市场无缘，一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目标。体制问题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国家化的体制往往不是剧团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它主要是通过一些次生效应对剧团产生影响的，比如它导致剧团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冲突时很容易倾向于选择前者，或者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上很难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实施等等，它很容易诱发这样一些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弊端，导致剧团在艺术生产上渐渐背离市场，以及因人事的纷争而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创作、演出甚至生存。正因为此，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某些偶然的、个别的特殊原因，即使不经过体制上的质的改变，这些问题仍然有可能得到局部的解决，然而这种个别的成功经验，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往往无法向所有剧团推广。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每年都可以找到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剧团和剧目，然而，一则这样的成功经常是由于突破了体制瓶颈的结果，二则这些成功的个案假如不是真正在体制上有所创新，它就既难以持久，也无法成为范例，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同我在其它文章里曾经提及的那样，当我们说到中国戏剧存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时，实际上指的是国营剧团的危机。而且，由于体制的原因，最优秀的戏剧表演人才几乎完全被国营剧团所垄断，致使专业化戏剧教育的成果不能令整个戏剧领域受惠，戏剧领域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空间小到不能再小，也就决定了国营剧团的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戏剧领域。正是由于戏剧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还在后退，才导致了丛生的危机。

其实只要把相关艺术门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知道戏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样是剧场演出，流行音乐会可能是市场情况最好的，交响乐的演出市场也在复苏，而戏剧以及国营歌舞团的剧场演出最为困难；同样可以大量复制，电视与电影的情况更是有天壤之别，就在电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业却滑到了不可思议的低谷。导致某些艺术门类相对比较正常而电影与戏剧却相对比较困难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由于像流行音乐与电视这些行业，从一开始就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无论是投资方式、运营方式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始终遵循着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所有发展迅速的行业，都是在市场化方面有所作为的行业。只有死守着僵化的旧体制的戏剧与电影业，才在文化娱乐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远远地落后于时代。

至于戏剧能不能市场化，戏剧演出有没有商业价值的问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魏明伦以戏剧必须通过直接的演出赢利说明戏剧“商品价值不高”，毫无依据。魏明伦很正确地批评那些一谈到戏剧命运就“爱走两个极端”，“或者万寿无疆，或者寿终正寝”的观点，指出“在鼎盛与消亡之间，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但魏明伦并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与商品的“一本万利”与“万本万利”之间，同样“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戏剧从来就是直接面向观众演出的娱乐方式，但同样是演出，不同的“本”所获的“利”，也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见得就不能让优秀的演艺人员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确实，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业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艺术品被平面化地大量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方式。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原创的作品仍然是支撑着艺术市场的核心与支柱。因为艺术并不是罗卜青菜，在艺术市场里，作品“商品价值”的高低完全不能以数量计算，更不由其可否大量复制决定。复制品确实能占领一部分市场，尤其是它会对一部分低端市场形成很大冲击，但是艺术的演出，尤其是高水平演&nbsp;出的价值，决不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的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所能够相比的。在仅靠演戏能不能成为大富豪这件事上，我和魏明伦的看法没有多大差别，但不能成为大富豪也不等于就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或“最多有一些微利”，只要有好的市场机制，优秀的演艺人员未见得不能进入高收入阶层。事实上除了中国的国营剧团里那些还被体制拴死了的演艺人员以外，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中国)，还是那些先行一步选择了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之价值的演艺人员，只要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善于市场化运作，收入都相当可观。他们的那一“本”，虽然未必获得了“万利”，至少可以说“获利匪浅”。

当然，由于面临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和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强烈冲击，身处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戏剧，确实需要寻找适应新的挑战的手段。但是，假如我们确实想找到这样的手段，那只能顺着适应演出市场这个方向去探索，而且，我相信只要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适合于中国戏剧走的光明道路。

说“养”

说到市场机制，魏明伦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养”戏剧。魏明伦的文章特别说到戏剧总是要靠人养的，“即使是在戏剧的黄金时代，戏剧也是要靠人养活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而已，政府、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在国外的情况也相仿。”

如果用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养”，这话并不错，但要从这样的角度看，靠人养的远远不止于戏剧，世界经济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之后，你大可以说所有人都是靠别人养的，比如说饭店老板和厨师都是靠食客养的，电视机厂的厂长和员工是靠买电视机的人养的，当年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把城市居民看成是农村的农民养活的(所以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既然演员不种地不产粮，当然可以说是靠人养的。然而养和养不一样，不同社会制度的养也不一样，此养决非彼养。假如是通过戏剧表演以换取相应的报酬，包括得到“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支付的报酬，靠自己的技艺与创造性劳动得到社会的回报，虽然也可以说是养，但那毕竟与包二奶式的养不一样——包二奶式的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依靠被养者的专业技能换取报酬，而是、或主要是通过对主人曲意逢迎和撒娇邀宠的方式为生，而且被养者在人格上失去了起码的独立性，只能“从属于”主人或主人的事业。

不错，就像现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剧团也会要求政府与财团赞助一样，在过去的时代，戏剧除了商业性演出获得的报酬之外，也往往得到外界的资助。以往也有对戏剧有兴趣而愿意养戏班的富豪、军阀，而且我们也知道被养的戏班难免会遇上有这样那样的怪癖的富豪或者军阀。比如说骑五军的军长马步青驻守甘肃武威时就养了个叫民乐社的秦腔戏班，每次看戏时都要下属的军法处、参谋处等处的处长陪同并让他们给戏班打赏，而马步青的特殊癖好则是喜欢让舞台上同时出现双生双旦，比如演《白蛇传》，要两个白娘子和两个许仙同时上场；有时兴起，会要求戏班在一出戏里多打几个花脸，类似于现在的戏曲晚会。既然戏班是他养的，表演上也就不能不照顾到他的癖好，满足他的特殊要求。但这种癖好毕竟是偶然现象，而且这样的养，一则很少对戏班的表演剧目与风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会老让戏班创作演出一些歌颂自己的剧目；二则这样的养，并不会改变剧团本身以戏剧演出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经营性质。因此，戏剧表演团体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养着，也还能基本上保证艺术上的自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养重在养戏而不是养人，决不会像国营剧团那样，政府主管部门与演职员双方都被一种僵化的体制束缚着，演职员一旦被招进剧团就定了终身，不管演不演戏，能不能演戏都可以由主人养着且必须由主人养着。

我不同意某些地方政府让戏剧和剧团“自生自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多年僵化的体制遗留下的问题，政府有义务给予解决，而且对于那些濒危剧种，政府也有责任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这些角度看，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政府还不能完全放弃“养”戏剧的责任。但是，说到底，政府以及社会养的必须是戏剧艺术而不是那些被目前僵化的体制束缚在剧团里的具体的人，政府对戏剧艺术的资助形式必须有大的变化，必须探索与寻找符合市场机制的资助方式。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有再多的钱，也养不活、养不火戏剧，既不能保证戏剧艺术本身的传承与提高，也不能帮助剧团重新获得在演出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好戏”

魏明伦的文章指出，“当代戏剧的特征是观众稀少。不是没好戏，而是戏再好，也少有观众上门。”

我有保留地同意魏明伦有关戏剧危机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戏剧观众少，不完全是戏剧的水平问题”的看法，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戏剧目前面临的最关键或最迫切的并不是创作领域的问题，而是传播手段的问题。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尤其是拥有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一宝库、拥有无数优秀的演艺人员，却缺乏在目前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品与名角介绍给大众的途径与手段，这是戏剧在电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面前打了败仗的主要原因。确实，戏剧界很不善于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为戏剧的市场化运作开路，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好好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辈艺人和剧场经理、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小剧场话剧的制作人学习。

当然，作品方面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说现在“不是没好戏”的时候，这“好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把哪些戏看成是“好戏”。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戏剧家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主管部门的指导从事创作，却丧失了追踪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演出的本领，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用管理作家和画家的方式管理剧团，在强调“出人出戏”的观念指导下，重创作轻演出，不是为演出而创作，反倒经常是为创作而演出，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越来越显疏离状态。因此，当我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时，所依据的并不是观众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心里常常想着观众的编导，他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所依据的也只能是想象中的观众的趣味，未必真正切合与普通观众的爱好。比如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戏剧家们曾经很轻率地把那些所谓有“创新”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的“创新”纯粹是无意义的瞎胡闹，也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戏剧家们非常简单化地把某些表现了貌似深刻的“哲理”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所谓的“哲理”是别人早已经说烂了的陈词滥调。20世纪50年代初欧阳山尊主政广东戏剧工作时提出的“好睇有益”的口号，就遭到多次批判；假如用魏明伦文章里所用的“文娱”这个词来衡量，几十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主要是在向着“文”的方向发展，而在“娱”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像魏明伦写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易胆大》这样文、娱兼长的剧本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承认，戏剧既需要“娱”，也需要“文”，真正有深度的好作品未必一定是普通观众喜欢的作品，审美欣赏上的梯阶是存在的，但是，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乃至艺术业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必须以绝大多数虽然不一定最优秀、却非常之符合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的作品为支撑。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剧之所以发展迅猛，就是由于有一大批被魏明伦视为“陈旧不堪”、却深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在支撑着。假如这门艺术只剩下一些专家们说“好”、却不能为普通观众接受的作品，那么这门艺术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套用的说法，艺术确实需要不断发展提高，但是“提高，应该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更何况近几十年里得到圈内专家们认可的那些“好”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大比例确实称得上“好戏”，还需要重新评价。专家有专家的视角，观众有观众的爱好，审美的丰富性正赖此而得到保证。然而当戏剧与演出市场渐行渐远，观众通过演出市场上的自由选择体现出来的审美偏好对戏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时，戏剧就越来越变成为少数戏剧家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形与卡拉OK最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公众检验和评价，即使再荒腔走板的演唱也尽可以自我陶醉。在这样的背景下奢谈什么“人材辈出，好戏连台”，就显得有些可笑。

其实，正如魏明伦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戏剧没有市场，却有赛场”的怪现象确实在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存在。但魏明伦没有看到，“没有市场”正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戏剧赛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市场”，失去了市场这个重要的维度，戏剧家们只能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这惟一的途径以确认自己的艺术水平与价值，一个戏是不是“好戏”，也只能完全由各种戏剧节的评委们来判定。戏剧家们越是完全依赖于赛场，各种各样的戏剧比赛的弊病就越是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颇似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而在那些演出市场比较健康的地区，对那些比较适应演出市场的剧团而言，戏剧比赛的负面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它之推动戏剧健康发展、帮助剧团与演艺人员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结论

第15篇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保护名城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ity directly "soul"--the city culture, which affect the city the carrier of cultur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This needs us to the strength of the big of their cultural,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embodiment and carrying-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o protect.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e protection city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吴良镛院士曾呼吁：“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 事实上被这位当代建筑大师言中了：城市文化正在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很多城市处于多元文化并存、本土文化削弱的境地。南京秦淮河边的传统城市空间与全球化文化物种――五星级酒店并置、全球化文化的代表――国家大剧院直接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的冲突，足以说明这一点，类似的例子在我国城市不胜枚举。这样说来，美国总统布什走在上海大街上时，分不出是中国的上海还是美国的华盛顿，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城市被全球化了。

全球化将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推向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外国的规划师、建筑师带着“先进”的思想、理念纷纷来到中国，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结果呢，并不是所有的洋大师们都了解中国国情、地域特色和本土文化。由于对城市的文脉缺乏理解，洋大师们做出的设计方案，往往是在一张空白纸上来规划历史城市，不免打上“他方”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否定了对历史城市本土文化的认可。这些设计方案的新奇、夸张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恰恰迎合了业主和权势们的口味，一个个“洋垃圾”就这样诞生了，而历史城市的城市肌理、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全被搁置到了一边。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重建”就是在原有建筑或环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根据原有的映像、图纸或其他资料，重新建起与古建一模一样的建筑（群）。曾经听到过有的主事者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也就成了一个古董。确实，过了500之后留存下来的这类物件真的也是个“古董”了，但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古董”呢？既然是对历史古物的仿建，那么这种材料、这种格局、这种工艺、这种风格等都与这种建筑物出现的那个时代以及其实际建造时的时代都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有很大的差距。

而更有一种“重建”，就是在确证了的原址上对原有建设的复原性建设，不管建起来的是宅院如南京的江宁织造府，还是宫殿或者是园苑如西安的大唐芙蓉园。这样的建设，甚至比异地的仿古建设，哪怕是无中生有的仿建更为可怕，破坏性更大。因为其不仅具有上述所有仿古建设所存在的荒唐，而且它还破坏了原有场址的历史真实性，抹消了原有场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而且完全改变了甚至彻底破坏了原有场址所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其建起来的不仅是 “假古董”，而且是对历史文化遗址的破坏。

“复原”就是以维修或修复为名，把保存下来的建筑物等历史遗产恢复到其当初刚建起时的状况，也就是回复到其最原初的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激活对历史的记忆，甚至可以坐实了历史曾经有过的一个片断和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这建筑物是完完全全地再生了，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沧桑几百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

1、价值观的改变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就会决定人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文化名城。因此，首先要改变拜金、拜权、非农的建筑价值观。这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改变遗留在每一个人骨子里的封建长官意识。建筑师应成为具有独立权力资格的职业设计师，而不是作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真正代表一个建筑师的价值观。

2、技术与人文的整合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要使这把“双刃剑”为人服务而不是对立，必须整合技术与人文。“只有把技术功能主义的内涵加以扩展，使其甚至覆盖心理领域，它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实现建筑人性化的唯一途径。” 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中，从人性化的人文关怀入手，真正考虑历史文化名城中带给人们心理上满足和精神上愉悦的因素，这样技术才不至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破坏力量。

3、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及其郊区的城市化，应走具有特色的道路。历史街区与历史地段的保护应重点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环境质量入手，维持原有的街巷格局与建筑风貌，维持原有的城市社会生活形态，维持原居民稳定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民间工艺等历史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应适度限制向四周的无序蔓延，可采取另建新城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化。

4、多元文化的整合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强势文化的侵袭，我们应冷静的思考，积极的应对，而不是消极的回避。正如《北京宣言》中所谈到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一体之两面，随着全球各文化――包括物质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的坚持可能也会相对增加，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