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论文范文15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科学伦理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科学伦理论文

第1篇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超级秘书网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第2篇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3篇

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国音乐美学；系统性；思维能力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人类文明由来已久，历史的厚重推演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感是人类思想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它能唤醒历史使其在古今关系中绽放光芒。当代美学思想家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中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所作的系统性论述是在学科理论建设的统摄下所作的古今通释。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借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重要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阐述的“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美”与审美活动互不分离；又借马祖道一“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阐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象世界是由人的意识照亮和唤醒世界万物形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美的世界。认为意象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活动与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而存在的，美感活动产生美，表明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为美学学科理论发展和建设明确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其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些思想加以展示并加以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着力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在美学核心理论问题上认为“天人合一”是研究“美”的问题的模式，在审美中人与世界相融合一。而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人与世界的外在关系模式，主客二分不应是审美研究所依照的模式，是认识论模式。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其在美学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审美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情景相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感性的，具有完整意蕴的，充满情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在审美的愉悦中产生的美感。美学界对美学史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中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其美学史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善于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命题在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产生、发展、转化所构成的历史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它们的产生、发展、转化为研究对象。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范畴、命题、思想体系必然长久启迪学科发展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应以敏锐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使得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在这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如何展示及其明确处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思考音乐美学基本原理与基本问题，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与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相联系，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深刻性，使这些深刻的思想在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在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建设上予以展开。这种展开会在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带着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历史上的音乐美学思想理论，用学科研究方式重新予以显现，在其基础上研究体系化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明确音乐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体系化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思想理论。当然，“白马是马”与“白马非马”相斥的窘境我们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中也会碰到。为了正确处理音乐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今互用关系问题，立足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发展，阐释历代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古今融合，让古今视界在音乐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达到融合。

第4篇

系统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自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系统打交道;在人类知道系统科学之前，就已经在进行辨证的系统思维了;我国古代的农事、医药、天文、工程等方面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朴素系统科学思想的自发应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结构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概括已有科学技术分支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和创立的。他从三个层次概括了建立系统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指导;二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在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为认识、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的学科结构包括一门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三门技术科学，即控制论、运筹学和信息论;以及一门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总体而言，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到研究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只要具有系统的特点，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3展望

第5篇

1.1“商务(business)”的定义

“商务”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的词典意义至少有20多种。那么,在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的界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商务”这个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申报报告中写道,狭义的商务指做生意,广义的商务是指包括贸易、金融、投资、旅游、外事等在内的业务和公务活动。但这种定义太过宽泛,并没有对商务英语中的“商务”进行准确定义。在英语中,“business”这个词在商务用语和普通用语中含义不同。《剑桥商务英语词典》网络版的解释是“买卖商品或服务的活动,或以从事此类活动的组织、公司或个人以求赚钱的工作”。在这种语境下,“business”的特点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也是“business”最初始的内涵意义,即我们汉语中“商务”的意义范畴,可以称其为狭义上的“business“。例如:?Ourfirmdoesalotofbusinesswithoverseascustomers.(business:theactivityofbuyingandsellinggoodsandservices)?Sheownsseveralbusinessesinthecity.(business:狂companyororganizationthatbuysandsellsgoodsorservices)?He''''sinthefrozenfoodbusiness.(business:workthatyoudotoearnmoney)在《剑桥英语高级词典》?这部普通英语词典(网络版)中,"business"除了表示以上含义外,还能表示个人所做的事情或只涉及个人的事项,或是个人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的情况或活动。这种用法中的“business”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不能把它翻译成“商务”,只能译成“事务”。例如:?Whatshedoeswithherlifeisherbusiness.(business:thethingsthatyoudoorthematterswhichrelateonlytoyou)?Imakeitmybusiness(=Ifeelitismyparticularduty)tocheckthemonthlyaccounts.?Arrangingatripabroadisatime-consumingbusiness.(business:asituationoractivity,oftenonethatyouaregivingyouropinionabout)由此可见,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应该指狭义上的“business”,即与盈利相关的商务贸易活动、组织或工作。而“以盈利为目的”是“商务”的重要特征,因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从性质上确定了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的差异。这一意义的确定,对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1.2“英语”的定义

商务英语专业中的“英语”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的“英语”并非同一个概念。在现行的英语教学中,英语专业是以文学英语为文本进行的普通英语教学。而商务英语中的“英语”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由于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具有国际商务活动的特性,所以与普通英语相比,商务英语中的“英语”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征,如正式、准确、精练、专业性强等。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研究应该是以合同、信函、演讲、报告、货币支付、保险等商务内容为文本,教学研究重点是商务交际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特点,包括词、句、篇章、语体、语用、修辞、写作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所存在的差异(张武保、严新生,2008:102)。但是从目前的教学情况看来,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文本与英语专业的并没有太大区别,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改进。

1.3“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的定义

“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一词的定义在目前也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分歧在于作为专业的定义与作为课程名称的定义的混淆。我国学者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商务英语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张佐成(2008:28)认为:国际商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参与人采用/化用商务惯例和程序,选择使用英语的词汇语法资源以及视觉、听觉符号资源,通过书面、口头或/及多种模态,以实现其交际目的。商务英语就是以这个策略际系统为内容的教学活动。翁凤翔(2009:7)认为:商务英语是人们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以及国际商务学科所1涉及的英语。简单来说,商务英语就是普通英语+国际商务行业英语。从学科角度看,商务英语是研究商务英语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环境中所使用的规律的科学。陈准民、王立非(2009:5)认为:商务英语指在经济钱化的环境下,围绕贸易、投资开展的各类经济、公务和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具体包括贸易、管理、金融、营销、旅游、新闻、法律等。总结以上观点,“商务英语”一词主要指的是两种概念:(1)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概念;(2)指商务英语的专业概念。当“商务英语”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时,它实际上是一种交际工具,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语言载体。根据之前提到的“商务”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商务英语”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个人在买卖商品或服务的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当“商务英语”指商务英语专业的时候,它指的是以涉及贸易、管理、营销、金融、法律、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国际商务活动为内容的英语专业教学。商务英语作为满足特殊商务目的的学科在语言层面上有自己的术语和形式,在需求分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估、教学大纲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尤亚敏、张武保,2011:160)。至于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否应该叫做“国际商务英语”,正如翁凤翔(2009:98)所说,我国的“商务英语”其实已经等同于“国际商务英语”了。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本身就是一门外语,我们通常所提及的商务英语就是指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英语,而从事国际商务活动就必然会涉及国际支付、国际金融等涉外领域,因此商务英语自然就具有国际性。换言之,在我国,“商务英语”就是指“国际商务英语”’而“商务”就是指“国际商务”,“国际”二字只是被省略了。

2.商务英语专业中旳概念

目前我国对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表达方式主要有“BusinessEnglish”和“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两种。虽然中文同为“商务英语”,但这两者的关注点是否相同?另外,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应该是什么?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2.1“BusinessEnglish”与"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的异同

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简称ESP),它具有应用于特定职业领域的特殊目的性以及内容专门化的特点,而ESP的教学理论就是要针对学习者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需要进行英语教学。在ESP理论下,商务英语还可以分为普通商务英语(EnglishforGeneralBusinessPurposes,简称EGBP)和专业商务英语(Eng-lishforSpecificBusinessPurposes,简称ESBP)。EGBP是以各种不同的商务背景为综合教材内容的商务语言培训,而ESBP则对商务专门知识的要求较高,是指特定行业的专业语言培训(张武保、王维,2011:306)。前者的培训对象是粗放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学科领域的商务英语有所了解,掌握基本的商务英语知识。而后者的培养对象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生以学习普通商务英语为基础,同时学习较为系统的国际商务基础知识以及某一国际商务学科的专业知识。目前’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的语言培训模式,其特点是短期性、针对性、课程性、商业性等,属典型的ESP理念研究范畴。中国早期的商务英语教学取名为“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就是受了ESP理念的影响。这一类的教学模式能够针对不同职业领域进行英语培训,也更利于培训机构针对市场需求做推广,属于专业商务英语。而另一类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就是我国大学里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具有全日性、复合性(语言与专业并重)、专业性、服务性等特点,属于普通商务英语。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名称虽然为“Busi-nessEnglish",但实质上只是“English",其课程设置与英语专业的没有太大区别,有些甚至连教材都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了概念的混淆。因此我们建议,商务英语专业应该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着手,彻底从“English"转变为“BusinessEnglish"。为了更好地区分普通商务英语和专业商务英语,我们提议可以把普通商务英语称为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如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就属于这个范畴;而把专业商务英语称为EFX(Englishfor...),如“EnglishforMarketing"、“EnglishforManagement"等,以便于研究和区分。

2.2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的比较研究

2011年底,教育部把商务英语专业正式列入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商务英语成为了与英语专业平行的一门专业。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下称“《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中英语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的比重是6:3:1。然而,通过对比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①可以发现(详见附录一),商务英语专业有55学分的英语课程与英语专业的相同或相似,有34学分的商务课程与管理专业的相同或相似,它们分别占了商务英语专业总125学分的44%和27.2%,合计超过70%。所以说,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结果。虽然这是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初期的必然现象,能够帮助一个新兴专业快速成型,但如果商务英语专业一直保持这种借鉴已有专业课程设置的过渡时期产物,而没有自己的独创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失去生命力。一旦英语专业加大商务课程的比重,或管理专业加大英语课程的比重,那商务英语专业的存在性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要求(试行)》中英语语言能力的课程约占了总比重的60%’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我们应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英语作为一种技能,是一种载体,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大家都将其称之为工具。如果把工具与专业内容的比重倒置,这样合理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英语专业中获得一些启示。根据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下称“《大纲》”),此前的问卷调査早已证明,参加调査的国有企业、外经贸公司和教育部门等对于单一外语类毕业生的需求量已降至零。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对英语专业的大纲进行了修订。2000年的《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其中专业技能课程占总学时的65%,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15%,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20%。虽然相关专业知识(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的比例得到了增加,但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连续3年都被教育部列为中国大学十大“红牌”专业?,成为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月收人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英语专业这个曾经的热门专业如今却变成了“红牌”专业,它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在专业课程设置中,英语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是否偏重?如果把语言这种工具当做是本科专业的核心,是否欠妥?毕竟只有在大专或中专这些培养层次才是以工具或技能为培养核心的。相比之下,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与英语专业如出一辙,除比例上有少许差异外’内容上几乎趋于一致,这样又是否恰当?从英语专业的《大纲》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的英语与文学或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却大量需要英语与其他学科,如管理、法律、科技等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英语教育提出的要求。因此,顺应时代新需求应运而生的商务英语专业,其专业核心内容应该是“商务”,即以英语为载体的商务学科知识。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3.3中评述。

2.3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管理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陈准民、王立非,2009:5)。而英语专业《大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那么,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到底有何差异呢?如果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也能满足《要求(试行)》所提到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部又何必另设商务英语专业呢?此外,“英语人才”指的是什么人才?是否只要能够用英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就算是英语人才了?如果是的话,以此类推,只要能用汉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也算是汉语人才了。这显然不合乎逻辑。因此,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的应该是国际化的商务人才,而非英语人才。英语只是国际化人才必备的技能,而非他们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范畴。英语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高校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综上所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以英语为载体,以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主干课程为主修内容,培养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进行各种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人才。目前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较权威定义是:“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国际理念、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注重多元化的吸收,并具备良好的文化“免疫力”,注重综合素质、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并善于进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沟通及信息处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但这个培养目标很宽泛,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关注点应该更为集中,即培养国际化的商务人才。那么,何谓国际化的商务人才?为了结合我国市场的实际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国际化商务人才知识技能调査》(下称"《调査》”),收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108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见附录二)。调査结果发现’受访企业普遍认为管理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经济学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以及国际金融知识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必备的重要专业知识,而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商务英语听说能力等,则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应该具备的技能。总的来说,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在国际化商务背景下,掌握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等商务专业知识,具备跨文化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等技能,了解中国国情,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从事以国际商务服务、国际商务运作、国际商务管理为主的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

2.4关于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讨论

在讨论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之前,有两个定义必须理清,那就是“curriculum"和“sylla-bus"。“curriculum"可以翻译为“全部课程、必须课程”,它是对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总体课程规划,包括学科或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等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和学习活动等;而“syl?labus"则可理解为“教学大纲、课程大纲”,是某一门课的教学计划,重点是在一门课的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上,同时还规定了课程的进程安排。可以说,“syllabus”与“curriculu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可混淆。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主要由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和人文素养课程4个模块构成,各课程群开课时数的大体比例为:语言能力:50%~60%,商务知识:20%~30%,跨文化交际能力:5%~10%,人文素养:5%~10%。虽然“试行”中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但从英语语言、商务知识以及跨文化知识的课程约为6:3:1的比例中可以看出,英语语言这个“工具”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商务专业知识的比重偏少。在上文我们巳经提过,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过渡时期产物。为了突出商务英语专业所应有的独特教学模式,其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目标集中原则: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顺应国际化、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趋势;(2)商务名著原则: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国际流行的商务教材与专著;‘(3)中外兼顾原则:教学应兼顾中外商务理念、商务实践和教学模式;(4)专业突出原则:教学应突出本专业特色和独创性;(5)动态变化原则:中国以往的国际化教育以“引进来”为主,现在应兼顾“走出去”。根据以上原则,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可以调整为三大主要模块’即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课程。其中,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包括综合商务英语、商务写作、英语语言学等课程。笔者认为,此模块的教学应定位为基于商务内容的语言教学,将目标内容域的商务知识与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因此,将商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渗透到基础阶段的语言学习当中是极为必要的。具体做法可以是在英语教材中加入经典商务内容为教学文本,如MichaelPorter^AdamSmith等的名家名著,通过对商务知识与语百技能的合并交融,使学生在商务内容学习中“习得”语言,在商务语境下实际使用和操练语言。语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生学习商务知识,而商务知识的学习过程又会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第二个模块商务知识课程所传授的知识,应该是我国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根据调查所反映出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专业知识的需求,本模块的专业知识应该包括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法律知识、经济学知识等;而且,本模块课程应该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模式。例如,采用全英课本、双语授课的教学模式,以求帮助学生把中英双语的商务知识融会贯通,遇到晦涩难懂的知识点时,老师也可以用中文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学生一知半解,或只懂英文不识中文的尴她局面。最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现在的中国除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因此,第三个模块商务文化课程除了有跨文化商务、西方文化、企业伦理等课程,还应该加人中国元素,如中国文化、中国商务模式等,以达到中西结合,突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特点。另外,“6:3:1”这种固定的课程比例设置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持续性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如果能够根据教学内容阶段侧重、动态调整专业课程的比重,从输人和输出两个阶段入手培养学生,将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开发(张武保,2011:9)。如图1所示,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语言能力培养阶段,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的比重为6:3:1,对学生进行大量密集的英语教学和训练,使学生突破英语的听、说、读、写关;同时,在这一段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大量的商务背景的语言材料,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商务专业词汇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为第二阶段的专业教学奠定基础。此为“输人”阶段。而在大学三、四年级的商务专业学习阶段,课裎比重则调整为“3:6:1”,并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方式。此外,学生还需要参加各类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在实战中检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此为“输出”阶段。商务英语专业动态教学模式体现了“双重复合”的特征和“知技并举、阶段侧重、先知后行、转识为智”的专业发展理念,也体现了“先英后专、由浅人深、先利其器、后善其事”的实施战略。这样的课程设置模式能够突出商务英语专业的独特性,也是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成功保障之一。

3.结语

第6篇

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争论从来都是经济学领域不可避免的主题。该主题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献基础上以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统领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从而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其方法论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分析，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S.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理学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Elliot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应用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3]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年，Vol.14，No.11。

[4]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0]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考德威尔(Bruce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汪浩瀚：“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17]杨善解：“波普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第7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理科课程；整合

一、运用积件思想，寻求高层次整合方法

目前，在计算机辅助课堂教学这个领域中，市场上已有一定数量的理科教学软件，但能够真正适合教学的却不多，加上教师自制课件的水平又不是很高，很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因而寻求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开发和应用的新路子——积件思想应运而生。积件“是由教师和学生根据教学需要自己组合运用多媒体信息资源的教学软件系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软件系统，它包括带有学科特色的教学平台和多媒体资料库，师生可以根据教与学的情境和教学平台，选用、增删、修改已有的软件，或方便地制作新软件，为教与学服务。例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全国中小学计算机研究中心联合从国外引进的数学几何教学平台《几何画板》，它不仅为教学几何教学提供了方便，而且也非常适用于物理中的力学、光学课程教学。又如《CSC电子备课系统》、《天翼全景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等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版都是面向师生设计的新一代大型集成化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理科教学平台，它们集众多教命令家和优秀教师的科研成果及教学经验于一体，为提高教学质量、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办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必要的手段，它们界面简单，容易学习，直观好用，充分体现积件思想，很受师生的欢迎。

在素材资料库的建设方面，中学理科教师应该成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先行者。目前许多教师在Internet网络上已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把自己制作的课件、教案、论文等放在该网站中，同时还把其它网站已有的课件通过链接功能融合到自己的课件里，以“搭积木”的形式，把教学实践过程中制作的每一个课件链接起来，通过长时间教学的积累，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学课件体系。这样其它教师和学生也可通过网络共享自己的课件，克服了传统的“软件包”形式的课件不能共享的缺点，提高了课件资源的利用率，充实了网上学科资料库。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网络终端通过Internet网络来访问这些网站，进行教学的探讨和巩固性学习。

运用积件思想，走素材资源库和教学平台相结合的新思路，是软件开发和应用走出目前困境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高层次整合的有效手段。因此学科教师应根据教学实际，运用积件思想，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信息资源库和教学软件，从中选取适合自己教学需要的内容来制作课件，从而适应不同教与学情境的需要，彻底改变教学

软件在设计、开发和使用上的相互分离的局面，使计算机辅助教学在课内或课外的运用朝着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这一更广阔、更深层的方向发展。

二、构建模拟实验教学模式，发挥演示实验、虚拟实验室功能

1．信息技术与中学理科实验教学整合，发挥演示实验作用

中学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均是实验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验教学和演示实验是中学理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理、化、生课堂的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中，由于受到常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危害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实验效果不如人意。而采用模拟型实验教学模式，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实验的辅助，模拟一些重要的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完成的实验，弥补常规实验的不足，提高实验的演示效果。

例如，做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时，若用常规仪器按传统实验方法进行演示，由于常现实验仪器和环境的限制，蜡烛在光屏上所形成的影像随着物距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现象不是很明显，误差较大，致使学生对凸透镜成像的特点不甚理解，并产生迷惑。此时如改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凸透镜成像规律模拟实验，演示物距从无穷远至小于焦距的整个实验过程中物距、像距和像的变化情况，整个模拟实验过程流畅、直观、明了，从而使学生对该实验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利于学生对凸透镜成像规律概念的形成。

由此可见，通过信息技术与中学理利实验的整合，可以突破常规实验条件的局限，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特长，对那些难以观察到的、复杂的、困难的实验进行模拟，使之成为常规实验的补充，并与常现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实验教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有助于学生发现规律、形成概念、获得新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验技能。

2．运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虚拟实验室，发挥学生自主探索性实验作用

在传统的理科实验室，由于怕发生意外和造成实验仪器的损失，许多实验中的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了诸多限制；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实验结果往往和理论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数据；有些实验材料的选用和实验产物的排出，有悖现代环保意识。这一切无不暴露出传统实验室的弊端。

网络虚拟实验是在web中创建出一个可视化的三维物件环境，其中每一个可视化的三维物体代表一种实验对象，学生可通过鼠标的点击及拖动操作，进行虚拟实验。这种虚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开放性操作环境，使学生在课堂上实现了虚拟世界的真实体验。信息技术与理科实验教学整合能够培养学生观察实验、自主模拟实验，归纳、总结、抽象成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并促使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

学生在网络技术环境下进行多媒体虚拟实验操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网上人机对话，一边操作，一边网上畅游，或与其它同学交流、讨论、获取新知。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观察。进行虚拟实验，从而掌握学习方法。

三、构建探索研究性理论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探索研究性理论教学模式依托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环境，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学习任务的驱动下小组成员相互协作地收集信息、交流讨论、总结归纳、完成学习任务，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生物教学中的《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课题，克隆技术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是与高中生物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克隆技术在农业、医学和社会生活各方向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问时也存在着过度和滥用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些负而的社会影响。这一研究性课题旨在提高学生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未来的思想意识，并在学中利用网络资源收集和处理生物科学信息的过程中，培养其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

四、利用网络资源，增进课堂教学效果

进入网络时代后，网络环境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一个现代教育工作者必备的信息素养。网上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可谓是一间完整的中小学教学资源库，它为我们提供了同步教学、优秀课件等多种资源，且处于动态的更新之中，通过了我这些优秀课件、优秀习题，再作进一步的组织加工就能设计出适合自己风格的课件，为提高课堂教学正效果服务。

例如，在物理中《浮力》的教学时，须向学生解释浮力产生的原因。先设想一个立方体浸没在水中，它的六个表面都受到水的压力，它的左右两侧面、前后两侧面，受到的压力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平衡，只有上下两面由于深度不同，受到的压强大小不同，压力也因而不相等。浮力的产生是由下表面受到水的向上的压力和上表面受到水的向下的压力差。但如果使用语言和文字向学生讲授向上向下压力差时，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对整个过程反映比较茫然。可通过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物理课件库下载相关课件解决这一难题。该课件以动画的形式慢镜头表示前、后、左、右的压强、压力相等，小木块保持不动，但加载上、下表面压强、压力时，小木块慢慢向上移动。活泼的动画效果、直观的图形，快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讲授下一节阿基米德原理打好理论基础，而这一切是传统教学难以做到的。总之，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环境中进行学习，由此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正效果的目的。

五、扩大信息来源，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1．了解学科发展形势，及时把握教学动态。理科学科发展较快，通过Internet网络小的权威网站查看有关学科发展动态，可以做到紧跟形势，在学科教学时作出及时的调整。对于理科学科，必要的习题也是必要的，但订购的习题集往往又存在着题型偏旧、信息过时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以充分利用Internet网络这一信息资源，从权威网站或重点中学网站上的试题库中下载最新试卷，用来给学生作测试题和平时练习。这些题目往往题型新颖、信息准确，对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

2．增进学习交流，提高教学水平。网络的交互性给教师互相学习交流提供了机会。教师可以一方面利用E-mail。与有关专家进行交流，学习前沿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参与网上的教师继续教育和一系列教育网站的教育论坛。如在中国名师教育网上可以与重点学校的名师专家探讨学科教育应培养怎样的人才，在中国园丁网的教育论坛可以与各地的同行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学科教学改革的看法，通过网上学习交流，达到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目的。

总之，信息技术应用于理科教学，对传统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模式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但它并不排斥传统的理论、实验教学模式，实际运用中应把它们两者辩证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信息技术与理科课程教学的科学整合。通过整合激发学生对理科学科学习的兴趣，课堂内外参与意识会增强，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会加深，尤其是实验教学，学生的实验理解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均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时，信息技术与理科课堂教学的整合也能鞭策教师进一步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完善课堂教学，使教学过程更具有科学性，帮助教师在课堂上更合理地掌握和利用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和掌握更多的知识，发展更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邓鸠洲,浅析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整合性建设研究[J]中同电化教育，2002，（8）

[2]李友兴,基于网络环境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实践[J]中国电化教育，2001，（3）

[3]秦力,网络环境下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J]．教育现代化，2002.（6）

[4]管长存,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州探[J]。中小学电教，2002，（9）

第8篇

1.1PBL教学法PBL教学法是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于1969年在加拿大首创。该模式以临床问题为切入点，以探究自学为主要方式，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PBL教学法分两种：一种是纯PBL教学法，也叫经典PBL教学法，即整个课程只设置一种教学方法；另一种是混合型PBL教学法，也叫非经典PBL教学法，课程设置以PBL教学策略为主的两种以上教学方法，根据实际情况满足学生需求。PBL教学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近些年一些护理教育者将该法引入内科护理学教学中，收到了良好效果。在普招专科护理专业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应用PBL教学法后，学生期末成绩、病例分析题成绩均明显高于接受传统教学法的学生，对PBL教学满意度也高于传统教学法。护理本科生同样也对PBL教学法评价较高，认为该教学法使他们查阅资料、分析和口头表达等能力得到提高，对学习内容更容易理解及掌握。赵莉萍对高职护理专科班两个组的内科护理学教学分别采用传统教学法和PBL教学法。结果显示，PBL教学组在提高学习兴趣、沟通技能、分析推理能力及师生交流能力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教学组，但学习节奏及学习系统性的认可度低于传统教学组。因此，PBL教学法虽然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但也存在耗时、节奏慢等不足。熊良圣等也指出，接受PBL与LBL结合教学的学生在考试成绩及对教学法的评价方面高于单纯接受LBL或PBL教学的学生。PBL教学法最近几年得到众多研究，普遍的结论是有益于教学，起到教学相长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院校已逐步放弃了单纯的PBL教学法，而采用在PBL教学基础上增加理论教学内容的教学模式。我国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倾向于非经典PBL教学法，认为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的PBL教学，能够互补增益，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职生年龄较小、自学能力和自律性较差，机械套用PBL教学法不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同时PBL教学法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丰富的专业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并有充足的课前备课时间；要求学生有充足的学习时间与查阅文献及归纳总结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学习计划有效地实施和完成。在实际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灵活使用PBL教学法，可以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1.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倡导，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案例都来自真实情境或事件，教师在教学中扮演设计者和激励者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该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意识。案例教学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重视，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组（CarnegieTaskForce）在《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ANationPrepared：Teachersforthe21stCentury》）一书中，特别提出案例教学法在师资培育课程中的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而国内开始探究案例教学法，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栾娈在中专生内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与传统教学法比较，发现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及教学参与程度，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在护理本科生中应用案例教学法也取得显著成果，案例教学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应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法。但案例选择要经典和难易适度。李健芝等指出案例编写要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有利于启发学生临床思维；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突出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过程，注重培养其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案例教学法成功的关键是案例的选择与设计。案例要具有科学性、典型性和多样性，要紧扣内科护理学重点和难点，以保证内科护理学课程授课效果。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研，精心设计案例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保证问题间的联系性；教师要经常到临床收集病例，斟酌选取适合的教学案例，避免随意性和不完善性，且表述清楚，保证学生听得明白，以达到互动效果。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是分析资料、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教师仅仅起引导和鼓励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思维过程，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病例讨论，调整讨论内容和深度，争取获得最佳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自己已经在以“准护士”身份参与真实病案的护理讨论，有助于其工作后的角色转换。

1.3情景教学法情境学习理论是1990年前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JeanLave教授和独立研究者EtienneWenger提出的一种学习方式。情景教学法是由教师组织、学生配合，以护理某一情景患者为内容的教学方法。在该教学过程中，师生间有双向或多向信息传递，从而实现交流和相互促进。情景教学法通过实物演示、角色扮演等模拟医院的护理场景，力争做到学习与临床实践零距离。李云丽对情景教学法在中专生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显示，学生对情景教学法满意度较高，基础知识成绩及综合素质均得到显著提高。情景教学法符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的要求，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方法。该教学法应用于专科内科护理学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部分学生认为情景教学法可以提高其学习兴趣，促进知识掌握，提升临床应变能力，因而支持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引入该教学法，并积极参与演示。王思婷等的研究表明在本科护理专业内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部分学生经历了由生疏到熟练的进步，能够记忆所学技能的要点，学生均反映，亲身体会和实践如何在模拟人和患者家属身上收集资料、进行系统评估和护理技能操作，比在课堂上单纯学习理论知识收获更大。情景教学法成功的关键是情景设立和角色扮演。现代高科技电子产业为高端模拟技术提供了保障，学生轮流扮演患者和护士，模拟临床场景进行护理评估，总结护理诊断，拟定护理措施。这就要求学生有一定表演能力，所以课前教师应让表演能力强的学生指导其他学生扮演患者。教师既要熟悉患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也要熟悉护士护理患者的程序和沟通技巧。情景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因此，应注意调控课堂节奏，学生会因认知能力不足而导致课堂纪律散乱。

2临床实践教学方法研究进展

2.1临床路径教学法临床路径是指针对某一疾病而制订的一个有时间限定的诊疗计划。20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将其应用于健康照顾系统，1995年哈佛医学院首次将临床路径理念与临床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为患者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医疗护理。2005年引入我国，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临床路径管理模式，以临床路径为平台对医院实习生进行教学，该教学法称为临床路径教学法。张园园等将临床路径理念引入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带教管理中，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临床护理路径规范了临床带教模式，更新了教学思路与方法，调动了护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护生护理工作的法律意识。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目前固定在112个病种，临床路径带教模式的应用没有规范化，缺少成熟的标准，一些临床路径带教只是根据本医院情况自行拟定的，特别是缺乏对不同学历护生临床路径带教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临床路径带教模式，统一标准，规划不同学历护生临床路径带教模式。

2.2循证护理教学法20世纪90年代初Albadicenso教授在循证医学基础上提出循证护理的观点。循证护理教学可提高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帮助护生转变护理观念，在护理实践中自觉运用批判性思维对现存的实践模式寻求实证，展现更多的理性思考，用科学证据而非经验和直觉决定护理行为。国内循证护理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这方面正规的师资培训，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目前都是小范围开展，研究时间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局限性，应用效果可行性评价和反馈依据不够充足，这都给本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笔者认为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探索出可行的循证护理教学方案。

3小结

第9篇

关键词：科学与治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咨询；公共参与；预防原则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17]

2．4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参考文献

[1]CommissionoftheEuopeanCommunities,EuropeanGovernance---AWhitePaper［R］.Brussels,

25.7.2001

[2]EuropeanCommission,ScienceandSocietyActionPlan［R］2002.

[3]S.Jasanoff,“ScienceandGovernance:TheUSexperience”.InTheIPTSReportonScience&Governance[J],Issue45,June.2000

[4]TheBritishCouncil,ScienceandSociety:towardsademocraticscience［R］.2001.3

[5]N.Morris,“VialBodies:conflictinginthemovetonewinstitutionalrelationshipinbiologicalmedicinesresearchandregulation”.ResearchPolicy[J]Vol.29,Issue2,2000,2

[6]Funtowicez，S.etal.2000.ScienceandgovernanceintheEuropeanUnion:acontributiontothedebate.ScienceandPublicPolicyOctober2000.

[7]C.Weiss,Scientificuncertaintyinadvisingandadvocacy,TechnologyinSociety[J].24(2002)

375-386.

[8]D.F.Boesch,“Theroleofscienceinoceangovernance”,EcologicalEconomics[J],31(1999)189-198

[9]G.vanDijkandP.vanBoekel,“Governanceofinnovationofinnovationinanimalproduction:newrolesforscience,businessandpublicsector”,LivestockProdutionScience[J],72(2000)9-23

[10]JohndelaMothe.Science,TehnologyandGovernance[M].Continuum.2001

[1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4,130.

[12]P.A.Gibson,“Sciencemovetocentrestage”,Nature[J],403,357-359.(2000,1)

[13][DimitrisKyriakouandGiorgiodiPietro,EDITORIAL,inTheIPTSReportonScience&Governance[J],june/2000.p6.

[14]S.Glynn,etc.ScienceandGovernance:DescribingandTypifyingScientificAdviceStructures.IPTSReport2001.pp13-16;24

[15]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OST).TheUseofScientificAdviceinPolicyMaking.March,1997.

[16]CouncilofScienceandTechnologyAdvisors,“ScienceAdviceforGovernmentEffectiveness:TheCanadianApproach”.InTheIPTSReportonScience&Governance[J],Issue45,June.2000

[17]SelectCommitteeonScienceandTechnology，ThirdReport［R］,2000.Chapter4.7,5.48.中译本《科学与社会》[M]（张卜天张东林译吴国盛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57-58.77

[18]/wing.html

[19]刘兵李正伟.布莱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内省模型．科学学研究[J]2003.

第10篇

学生喜欢画，就要鼓励他们大胆去描绘，让他们描绘自己眼中的、心中的美景：学过《秋天到》之后，美丽的秋景图随之诞生了；学过《春到梅花山》，一簇簇火红的梅花便跃然纸上；学过《草原的早晨》后，一幅幅蓝天白云、马壮羊肥、碧草如茵的画面的确令人神往；学了《三个小伙伴》，三个憨态可掬的小伙伴会成为你的知心朋友。由此，教学内容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延伸与巩固。

2让音乐走进语文课堂

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它是心灵交汇和情感共鸣撞击出的美妙音符。爱好音乐的教师应将音乐带进语文课堂，用音乐装点文学殿堂。讲到《海底世界》一课，可以配着理查德的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伴着优美的旋律进行有声有色的朗读，使他们绮丽的海底世界充满了神往和好奇；讲到《升国旗》，教师可以先用《国歌》导入课程，营造出庄严的气氛，使学生爱国之情情油然而生。

3让表演走进语文课堂

学生先天都具有较强的表现欲望和表演天分，规规矩矩地坐着听课，压制了学生潜能，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也会使课堂气氛枯燥，不能够调动学生主观参与意识。同时我认为肢体语言的表达更能帮助学生加强对事物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讲到《小河与青草》这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模仿真诚的“小草”和善良的“小河”进行真诚的交流；讲到《小白兔和小黑兔》，同学把兔妈妈和蔼可亲以及小兔的不服和神气表演地惟妙惟肖；讲到《2008，北京!》同学手拿鲜花和彩旗将申奥成功之夜欣喜若狂的沸腾场景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这由同学们尽情展示才华的舞台，若干个优秀的小演员诞生了，语文课文的内涵也随之得到了深刻的理解。

第11篇

［关键词］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课程因素

一

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主要表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系统、行为系统、价值系统的内化不足上。而之所以如此，又与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不无关系。由此，本文主要想就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做一简要分析，并就如何改进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这一问题提出部分不成熟的看法。缘于人们对课程的认识不一、所指不同，特对课程这一范畴做出如下三点限定，以免引生歧义：其一，本文的“课程”主要指“在学校情境中、以静态方式存在的、除去具体课堂师生教学活动之外的学科、经验、活动方案等”，它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类，前者主要指“作为教师与学生教学活动之基本依据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等”，后者则主要指“物化形态上的校园建筑、活动场所和观念形态上的校园氛围、人际关系两类等”。上述界定是对国内廖哲勋、施良方、吴康宁、董泽芳四位教授关于课程界定的综合，分别参见：廖哲勋．课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59；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72-273；吴康宁.课程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4；董泽芳.教育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58。其二，课程是学校教育中师生“教”、“学”及二者交互活动的基本依据，在教育业已制度化的今天，课程的教学至少已与教师的教并驾齐驱。其三，课程乃文化之文化，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根本特性在于其文化传承的工具性，它“充当着文化传承的工具角色，并且课程文化的主体地位正是由它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而获得的”[1]。在简要表明笔者对课程及其包含内容理解之后，下面就按上述维度来对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作别类分析。

二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主要有二：

1-显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的科目比例、课时少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大学课程的结构通常以专业为单位，由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四部分构成，之后进行了改革，开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通识教育课程[2]。高等院校的文化传承与通识课程休戚相关，尽管限于资料收集能力，笔者没有查阅到国家关于大学课程设置具体统一的课程计划（或许由于各高校性质、类别、程度不同，国家确实也没有就此做出明确规定或限制），但综观我国大学通识课程的设置，主要特点有二：从结构上看，主要由公共必修课和素质教育类选修课两部分构成；从内容上看，主要以公共必修课为主。从国内已有学者对大学通识课程问题的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高校的传统文化传承情况似乎比中小学更为欠缺。一是公共必修课多，素质教育选修课少。在公共必修课中，我国主要以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为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尤以两课和外语为最。有研究表明，“北大、武大、厦大、南大、陕师、上交、汕大等八所高校的素质选修课程占通识课程的比例不足30%，并且其两课和外语占公共课的平均比例高达66%左右”[3]，素质教育课程不仅比例小，而且大多还是选修课。二是公共课内容庞杂，真正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课时少。那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除在形式上是“选修”之外，其内容也相当庞杂，几乎囊括了所有自然、人文、社会、艺术、基本技能等领域，并且各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关涉传统文化内容的仅为其中很少一部分。以北京师范大学2005～2006年度下学期的课表为例：该年度本科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31门，周总课时数为138节次，关于人文社科的有7门，而7门人文社科中真正关于中国文化的只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门，且课时只有4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3%和2%；本科选修科目共计95门，周总课时数为476节次，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有14门，周总课时为28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14-7%和5%；研究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15门，其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为0；研究生选修科目有35门，除长拳、太极拳、乒乓球等体育类项目外，关于中国文化的几乎没有[4]。三是国、外语比例严重失衡，外语具有超值化倾向。许多高校都十分强调外语的必修性并将其作为公共必修课予以明确安排，而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诸如国语的课程不够重视或语焉不详。不仅如此，外语科还在课时上呈上升、在考核上呈从严趋势。这一点，只要随意查阅一下当下各大学实施的课表及对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的强调便可一览无遗。

2-隐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因素、内容少

隐性课程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物化形态和观念形态两方面，由于观念形态的隐性课程主要与学校中的师生、生生人际交往活动及学校各项制度相关，笔者曾在其它场所已做论述[5]，因而，此处主要就物化形态上隐性课程的传统文化缺失情况作一阐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一是校园建筑日益物质化，缺乏传统学校气质。大学作为传递知识、陶冶性情，锻造人格的场所，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学校气质，校园建筑应以一定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作支撑，要与历史对话，正如芬兰建筑师奥尔托所言，“纵然只残存一座烟囱也应围绕这个遗迹来重新建设”[6]。但近年来，在市场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不管国家和自身是否具有经济承受能力，也不问教学与科研的实际需要，把商业性建筑的处理手法照抄照搬到学校建筑中来，日益物质化，遍地透着官僚气息和铜臭味，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二是校园环境日趋商业化，缺乏传统文化氛围。如果说大学的独特气质在于其精神而非物质性，那么学校的内涵则体现在其文化上。但现在我们的校园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不仅对已有古老建筑的爱惜不够，随意拆毁，而且新建校园又不注意采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却仅为追求时尚而耗财费力。“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代表着文化衰落、乃至灭亡的现象”[7]，因此我们的大学应该注重文化性的生成。三是活动场所日渐机械化，缺乏传统人文关怀。如今的学校在活动场所方面愈发表现出机械化特征，缺乏传统的人文关怀。教学场所由于其活动主体更多的是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人”，因而，其“机械化”程度还不算明显，但后两者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运动场所，如今的大部分学校都在一系列达标评估中，不断地圈地，购买设备，受西方的影响，各式各样的锻炼器械被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大学的各个运动场所，那些所谓的个性化锻炼设备似乎都是为个体运动所准备的，即一个人面对器材并操作器材，继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然而，这种场除了听到锻炼者对机器设备“做功”时所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肌肉组织变得不一般外，似乎对人的心境陶冶并无多少良效。同时，生活场所诸如食堂、宿舍等也都是为个性化设计的，不断地强调个体的空间，而相对忽视学生之间的交往，加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对学生的限制，使得在校学生的生活毫无生机可言。

三

那么，如何通过课程来加强大学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笔者以为措施有二：

1-改进课程设置，细心呵护显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内容

首先，在课程目标上，应充分挖掘并体现传统文化因子。从纵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逐级内化到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当中。课程目标的陈述不能过于宽泛笼统，教学目标的陈述则应越细越好。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课程学专家伊劳特（M.R.Eraut）提出的课程目标密度公式。伊氏曾就课程目标密度提出过一个公式，即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并认为，一般目标应以不到1/50为好；课程目标应以1/5为适中；教学目标则应在1/2到1/6不等。参见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97。：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8]（P97）。特别要注意非人文社会学科传统文化因子的挖掘与利用，如在教授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点时，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美；在讲解宇宙万物现象的物理现象时，也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天人合一”。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有待我们的学科教学法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横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分别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的方式纳入到各学科文化传承之内，将课程目标一分为三地综合表述之。如国史一科，不仅要明确要求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掌握识记的基本史实，还要培养其对中国历史的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明的认同。国文一科，不仅要规定在单位时间内古典诗词美文阅读、背诵的数量，还要使学生由此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精深博大，从而培养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自然科学，除基本的科学知识之外，也应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精神等有所了解。

其次，在课程结构和类型上，应调整并增加传统文化的学科和课时比例。在课程结构上，应改变当前我国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比例偏低的状况，在平衡自然、人文、社会三类学科科目比例的前提下，确保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通识课程中对半开的比例，将汉语类（如大学语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和国史类（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科目作为必修课予以开设，并赋予传统文化科目一定的课时量。在课程类型上，从总体上遵循以学科、授受、显性、必修课程为主，以活动、探究、隐性、选修课程为辅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应以选修、活动尤其是探究课程为主，因为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已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并能就传统文化中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再次，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编写上，应拓充并加深传统文化知识素材。在课程内容上，不仅要将那些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知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选入教材，从古代的蒙学教材、儒学的“四书”、“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文本中选取出一些经典之作，将其纳入国语教材；还要注意内容的社会贴近性，使所选内容与当前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如思想政治科应选取那些能够部分抑制当前过分功利化、个人化的传统伦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国史科要选取那些与当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史实，等等；更要注意所选内容的可读性，使篇幅和内容短小精悍。在教材编写上，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采用不同的编制形式，除在总体上坚持传统文化学科教材的编制以“纵向组织与横向组织、逻辑顺序与心理顺序、直线式与螺旋式”[8](P106)三种形式相结合为原则外，还要在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如国文语一科，应采用螺旋式、心理顺序编制原则；中国历史一科，应采用直线式、以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顺序来组织其内容，特别是在中学开设过的中国历史，大学阶段不能简单重复，而应予以实质性的拓展；思想政治一科，应采用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按自身、家庭、他人、国家、社会逐次拓展的方式来进行编制。对此，传统文化中关于“修齐治平”的伦理规范渐次养成模式应该优于自小学到大学均为清一色的马克思基本原理内容螺旋扩展模式。

2-完善校园文化环境，养护隐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氛围

首先，要整体改造学校布局，适度遏制当前各校普遍存在的“非学校化”建筑运动。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而言，不仅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就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筑规模、投资预算及相关标准做出明文规定，对各超标学校建筑应给予相应处理，使其明了物质条件的优越给传统文化传承带来的负面效果，还要反思正在或业已进行的各项“学校评估达标”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制定的“达标”细则是否符合现有国家和各地经济发展实情。就各学校而言，不仅要合理布局，充分体现学校的传统人文气息，自觉抵制校园建筑商业化倾向，还要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营造静态的校园环境来赋予学校以传统人文气息，如在学校适时之处建立一些楼台亭阁、花草树木、雕塑圣像等以精雕细刻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艺术景点”，在图书馆、阅读栏、各楼廊墙壁等地尽可能镶嵌上中国传统格言警句和书法、绘画等作品，以最大限度地凸显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人文景观”，等等。

其次，要全面开展各项活动，克服当前学校只关注学生“认知模式”的文化传承格局。不仅要在校内组织开展多种文化传承活动，如利用国旗下的讲话、板报、广播站、班级团队，结合各种纪念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组织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围绕传统文化开展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各类征文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自己选编并背诵一些传统名言警句，以警示自己、教育他人等；还要开发地方和校本课程，挖掘周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点，从愉悦中自然浸润并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其间最为重要的要对上述活动的具体实施制定出评估方案，切实督促各校开展上述隐性课程文化传承活动。

再次，要着力传承优良校风，精心打造学校师生的传统精神人格。在内容上，可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孝、忠、信、恕、勤、俭、毅为准绳，来指导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交往活动；在形式上，则可采取“三段螺旋式”的人格养成模式，即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提升学生的人格养成，第一阶段可以《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作为一名社会公民的基本品质，主要解决做“人”的问题；第二阶段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第三阶段可以时代要求的“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与他人一起生活”[10](P76-85)和“培养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创造性、培养培养社会义务的态度、培养完人”[10](P183-192)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兼具传统人格精神和新时代品质的现代复合型人格，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在方法上，则应注重教职员工的榜样示范。教职员工特别是授课教师不仅自身要以传统文化精神来行为处事，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学生做出表率。还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切实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对那些有悖传统美德或文化精神的人与事进行

有效监督，在校园内弘扬倡导传统人格精神。

［参考文献］

［1］范兆雄.课程文化发展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9-45．

［2］王伟廉.中国高校课程体系改造的历史、现状及展望［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7，(4):58．

［3］陈晓红.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学位论文，2006:229-231．

［4］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服务中心.2005-2006年第2期课程表［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2005．

［5］容中逵.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关于中国传统“师道”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7，(1):88-97．

［6］转引自张卫宇.浅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及校园建筑文化［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4):82．

［7］阎利雅.学校文化的环境：空间文化建设［J］.教育科学研究，2005，(8):28-30．

［8］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28．

第12篇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第13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发展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5.组织模式：从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根据物流程序设计的。专业分工和职能部门是物流的基础和程序。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分工越细、越专业化，企业协调监督就越复杂，导致了管理环节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业效益降低，突出的问题。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与信息开放性和企业快速应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信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标准化的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适时处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业决策中凡是属于标准化的信息，如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现电脑操作；而非标准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环境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给人脑进行分析决策。这样，企业管理的部门和层次可以大大减少，使“企业流程再造”成为可能。

第14篇

众所周知，欲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大展鸿图，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大批素质全面和勇于开拓创新的人才。而创造性思维是未来社会建设者必须具备的，对于开拓型人才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具备创造能力的青年一代就是国家发展、民族腾飞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不断积累，通过有限的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受教育者掌握全部所需的知识。因此，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迎接未来的挑战，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成为时不我待的必然要求；从中国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不可能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因而，培养学生能力问题在中学阶段尤为重要。在诸多学科中，中学历史教学同样肩负着全面提高年轻一代创新开拓能力的重要使命。

中学历史学科中的能力培养虽提出已久，可时至今日，教学中依然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即使在北京的某些市重点学校，学生不能也不会主动思考问题，仍只会记忆一些零散的知识。〔3〕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证明：零散的材料遗忘最快，经过一段时间后几乎可以完全消退。〔4〕这种情况也是导致1989年以来高考材料解析题普遍得分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将日益侧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仅从应考的角度来看，加强能力训练和培养也是必要和紧迫的。历史学科应培养什么能力？近年已有不少提法。有学者认为在诸多能力中最紧要的是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材料认识、分析历史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能力，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它不仅适用于考察历史，而且在观察现实、认识社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做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教育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需要有一些超前性或前瞻性。鉴于目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偏重于教学知识量的多少，没有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提出一点设想：把以讲授法为主的方法逐步过渡到引导、讨论法。

二

引导、讨论法的具体步骤是：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有意义的主题或带有争论性的问题，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有关部分，并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料，如百科全书、小册子以及研究资料等，作好上课前的知识准备；然后有目的地阅读，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论题有关的内容；最后准备一个提纲或报告。教师在认真钻研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也要准备一份计划；设计如何开始讨论、讨论的方法、预计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可能提出的问题、希望学生回答到什么程度……。课上，可由教师作简短的发言，帮助学生了解讨论的性质、内容和步骤；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其他学生发表见解，教师可随时补充。教师在讨论完毕时，从中发现疑难或者有意义的见解，阐明自己的看法，指出讨论中的优缺点。对某些仍有争议的地方，允许保留意见，而不强迫学生接受。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初中教学？回答是肯定的。初中学生年龄一般介于十一、二岁——十四、五岁之间。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处理各种可能性和假设，进行抽象的、创新型的逻辑思维，〔5〕“他们的思维水平开始接近并达到成年人的水平”。〔6〕皮亚杰的研究说明：儿童的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他们是有思维能力的人，经过培养，逐步发展，接近成人。而且，由于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凡事有疑必问，常常能提出种种天真却不失哲理的问题。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普及的今天，儿童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还能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在这种背景下，给学生大脑以足够的、合理的、丰富的、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刺激，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上海市实验学校经十多年的实验，充分证明了儿童创造潜力是很大的。〔7〕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教师应充分估计并积极采取引导措施。

上述讨论法是由学生独立参与探究的学习活动，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多向信息传递、获得创造性认识的过程，而非学生单方面接受教师提供的知识。它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以学生活动为主，可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课前准备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科书，查阅参考书，可养成他们从小读书的习惯和查找、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学会如何获得知识远比教给学生知识重要，而且能使学生从被动地回答问题发展为主动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人的思维发展中至为关键，“思维从疑问开始”。李政道博士也认为：“学习怎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应在学习答案的前面。”〔8〕而独立提出问题的能力能通过这种课型慢慢培养出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思维活动会大大加快，经过思考、提炼，依逻辑关系排列、组合，使松散的知识通过学生加工成为系统并建构成自己的思维方式。总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大大增强，并从中品尝到学习的乐趣，不断积极探求进而推动学习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能力不仅在学校教育阶段需要，从长远来看，对人的一生发展作用甚大。

其次，课上师生间群体性的、自由的交谈讨论，可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寻求交流，既是学生的本能，又是现代生活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人思想上交流与合作，个体思维才能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还可帮助学生摆脱心理的“自我中心状态”〔9〕而且从别人那里获得丰富的信息，要经常改变思维角度，能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所以课堂的自由交流，能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全面训练。

第三，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个性心理特征。探究问题需要学生经过动手搜集整理和动脑冥思苦想，脑力和体力高度紧张，这就要求学生有坚强的自信心、耐心和恒心。这种积极的个性心理（非智力因素）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形成。

第四，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能大大提高学习效果。根据学习心理学原则，学生自愿参与的学习过程，会进展迅速且学习内容保持率高。“因为学生将知识组织起来，并能随时得心应手地检索知识。”〔10〕在课前准备和讨论过程中，大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在定向思维不停地刺激下被激活了，沉睡多时的知识被唤醒了，而且以学生活动为主，方法灵活多变，使其大脑皮层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疲劳，学习效果好。此外，学生在非被动情况下更易于记忆学习内容。如果学生每堂课都能在理解中学习，记忆将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成为负担，反过来又为能力培养提供源泉。

第五，课堂上师生平等对话，在和谐、自由的氛围下，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影响，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成为可能，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发现学生幼稚、可笑甚至错误的看法，正是教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识、价值观念和人生观，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契机，使课堂不但成为能力培养，也是切实进行德育的场所。而有时学生积累的课外知识或突发奇想也会启发教师，使教学更趋完美。

可见，讨论法不但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对学生智力、思想品德、个性心理特征的培养和形成发挥很大作用。从实践角度讲，这也是可行的。

北京三级教师朱尔澄数年的教改实践充分证明了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卓有成效且大有可为的。朱老师于1989—1990和1990—1991学年度在三中和幸福村中学初一做了学年初和学年末的问卷调查：入学时90％以上的学生希望老师课上讲生动的历史故事；而经过一年的启发讨论教学，到学年末，两校都有70％以上的学生选择“师生讨论问题”的课型。短短时间内，学生的学习方法由被动接受灌输到主动讨论学习，发生了质的变化，学习兴趣有了较大提高。而八中超常班学生对她的教学能“启发引导积极活跃”一项的评价高达87.9％，说明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高度认可〔11〕。需要指出的是，朱老师主要的教学学校三中是一所非重点学校，学生并非高智商的尖子，有些甚至是差生。但在她的启发、引导、信任和鼓励下，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思考，历史思维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

朱老师总能设计些带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放手让学生思考，鼓励其创新思维，课上常会出现令人惊喜的情况。比如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她一改过去的讲法，而是出示《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出中国水系特点：东部河流多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需要开凿一条南北的河，然后提出“开凿大运河怎样最省力？”在学生回答“选择经过测量的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后，她继续启发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在“全班学生思路不通的情况下，由一个学习较差而且是十分顽皮的借读生打开了同学的思路，认为沟通近于南北流向的天然河流，会大大节省劳力。”〔12〕再如比较“都江堰与郑国渠哪项对秦国利益可能更大？”的问题，许多学生都从水利工程的功能来考虑。这时朱老师启发学生换个角度，看战国示意图，在学生的沉默中，一个学生意识到郑国渠位于秦国都城一带，地处关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解决了问题〔13〕。类似的教学实例在课堂上几乎随处可见。像这样的学生，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智力潜能，如果不能被教师发现并引导发展，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由于朱老师引导有方，讲究教学民主，能充分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他们思维水平的提高。《评价唐玄宗》讨论课的成功即是一例。在学生学完唐朝全部历史、具备足够知识的基础上，老师做必要的引发、讲述，学生通过综合分析，自己得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看他对历史发展起的作用”，“看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14〕，进而能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认识唐玄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得出了封建王朝盛衰兴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这节讨论课，训练了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目的，充分显示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潜能。她的实践也证明了“学生在认识道路上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相信每个学生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如果教师们都能尊重每一个学生，正确估计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多多提供他们主动学习的机会，不剥夺任何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能适时、有效地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有难度、看似高深的问题学生也能迎刃而解，教学目标也就水到渠成。那样，学生能力的培养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

不可否认，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实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逐步实践、摸索和研究。即使在现今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研究院都以充分发挥创造性为目的的美国也走过一个过渡阶段〔15〕。更何况目前在我国历史教学还受到相当多因素的限制，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仍根深蒂固，教师能力素质亟待提高，教科书编写尚需改进等等。但培养学生能力是历史教学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为迁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和学生表现出的实际水平而放弃追求，降低标准，实乃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原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坚信：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最近发展区之间的动力状态是由教学决定的。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良好的教学。在现有条件下可考虑在一节课教学中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课前让学生预习教材，阅读教师印发的有关材料和课外读物，课上教师只需讲重点知识，但要精心设计适合学生水平、层次的问题或情境，启发、点拨、引导学生思维。在这里，教师不仅仍处于教育、教学的主导地位，还要求具备更全面的能力。一个好的教师除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外，还应“促进学生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人格发展，激励他们热情关注人生的意义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质量”〔16〕，而不是那些讲得或背得最好的老师。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学生也喜欢能引发讨论的课堂教学。学生的这一转变和需要应成为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改进教学的动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种讨论课要花费师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比起讲授法它很不经济。不错，可殊不知使相当多学生不用多动脑子就能学会一些知识的教学，会使他们的智力处于停顿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智力发展，而且还会压抑一部分智力发展较好的学生。如果一学期只搞一、二次讨论课，它的“费时费力”比较很明显，可经常不断地采用这种课型，学生的阅读、查阅工具书、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报告及课上表达能力会不断进步，随着各种能力运用越来越熟练，花费时间会越来越少，各项学习任务的完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从长远来看，讨论法不论从时间和效果来看都是很经济的。因为它能在有限时间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这种方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平心而论，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要做太多的重复性的、枯燥的、搬运工似的作业。他们不感兴趣，心理负担就重，记忆负担也重。而且现在有不少学生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电视和游戏机上，却把读书、功课挤入有限的时间中。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导致了课业负担沉重的结果。而讨论法这种主动探索、创造性地学习，充满乐趣，能极大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功欲和表现欲；况且历史课每周只有两次，只要拿出一个小时用于读书，从中能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为自己的学习打通道路，读书之乐自然而生，读书就会成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需要，而非强制和压力，也就不再成为负担。

如果每位历史教师从初一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打破思维惰性和定势，久而久之，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接触到世界史后，视野会更广阔，学生就会提出更丰富更深刻的问题；学会正确分析、思考问题，就能够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无论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学科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长处，这正是历史教育重在培养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应该承认，这种讨论式教学法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学生在学习各阶段之间妥善衔接，推动能力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思维水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测试。但无论有什么困难，采用何种方法，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思维水平是历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希望这一目标能在教学实践中切实落实。＊

注：

〔1〕杨振宁博士说：泰勒几乎每天都有10个新想法，其中9个半是错的，但每天半个新想法积累起来，足以使泰勒获得巨大的成功。见《长江日报·下午版》1995年6月13日。

〔2〕《计算机世界·教育专版167》1995年5月10日。

〔3〕笔者在中学实践及听课、调查所得。

〔4〕（日）山内光哉编著《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5〕（瑞士）皮亚杰著《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

〔6〕俞吾金著《问题域外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7〕见恽昭世主编《走向未来的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李政道博士北京答记者问，《科技日报》1995年6月25日。

〔9〕〔10〕皮亚杰著《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2页。

〔11〕朱尔澄《从情理交融到历史思维》，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140页，143页，48页。

〔12〕同注〔11〕。

〔13〕〔14〕同注〔11〕。

第15篇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