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城市社会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第2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在即将到朱的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要有新的策略，要改革成人教育的结构，注重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要建立学习型社区；成人学习具有了新的特点，要重视素质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因为其自身的明显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成人学习者的欢迎。这是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擘习”学术研讨会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继2000年在苏州召开的“海峡两岸成人教育”学术讨论会之后，由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4月1日至4月2日在扬州举行。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知识社会与终身学习、知识社会与远程教育、知识社会与社区教育、知识社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阳春三月，美丽的瘦西湖畔，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工作者聚济一堂，听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教授(知识经济与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台湾成人教育学会顾问郭为藩教授《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台湾成人教育学会会长黄富顺教授(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等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和讨论、对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挑战

黄富顺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中详细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征、他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其特征是:(1)知识生产的速度前所未有，崭新的知识充斥整个社会，形成知识的爆炸;(2)知识的寿命快速缩短，知识老化日益加速;(3)知识的传输迅速，取得容易，储存方便:(4)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知识型劳动者主导生产，他们不断开发脑力，激发创意，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升竞争力。

江苏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乃林在《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的专题论文中对知识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于云秀教授在专题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为支撑的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的社会化.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和个别化。这些无疑对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成人教育的适应与成人学习的转型

成人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社会成员的学习要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丰要论题之一、黄富顺教授认为，知识社会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和策略是:(约倡导成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2)推动成人自学的运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唤起民众参与学习，激发成人自觉、主动地学习。(3)加强成人的在职进修与训练.增强他们获得、积累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创造知识。(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养。(5)鼓励成人学会学习。(6)扩展网络学习。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凤英明确提出了知识社会呼唤成人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她从办学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社会性、灵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服务性。教育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的本土化、国际化等方面阐明了成人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主要任务。

江苏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陈东瑜副研究员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阐发了我国为迎接知识社会到来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和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为知识社会构建扎实的人才资源基础:三是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教会成人学会学习，努力提高数字化学习能力。

不少专家关注到社区教育在知识社会成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张利民的交流发言通过玄武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积极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的实践.介绍了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强社区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网络，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3)专兼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又})积极引导。加强物质资源的整合;(5)开展活动.加强人文资源的整合。

吴江市成人教育协会王建平探讨了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问题二他认为，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或形式，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科技人文素质和生存质量、促进城镇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他分析了营造城镇学习型社区的障碍.井指出，开展城镇社区教育要注意加强城镇社区教育理论框架、管理体系、活动设施、网络队伍和经费给付体制的建设，推进城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海门市教育局黄志豪则关注知识社会中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一下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因而，必须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首先.要转变农村成人教育观念.实现由单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转变，由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向大力培养农业骨干为主的转变。由教育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向一校多牌联合办学的体制的转变，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由传统的学校模式向三教统筹、农科结合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成人学习在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吴康宁教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技术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准人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功利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开放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个体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速变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全程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

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还要十分重视成人的素质教育，帮助成人提高素质.获得完满的发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呢?镇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祝诚教授在交流发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改变部分成人学习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实施成人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是远程开放教育，其开放性、网络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创新教育。

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核心，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台湾师范大学林振春教授对知识社会中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在交流发言中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特性，把知识分为资料、信息、知识和智能4个层级;阐述了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消遣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发展性阅读、探测性阅读、实用性阅读、交叉性阅读等l1种阅读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功用;提出了4种有效的阅读方法:01}4R法、SQ3R法、问题阅读法、十步阅读法;并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有必要扩大阅读能力的范围，培养阅读能力应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4个方面。

三、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是知识杜会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教育的需求、要求明显提高、而传统的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学习的需要二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的欢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学障碍的成人学习者的青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以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成人教育、成人学习的最佳形式。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对远程教育、网络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对知识社会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办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灵活办学模式的转变。第二，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第三，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教学质量。第四，广泛开展联合、合作办学，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第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把好教育质量的源头。第六，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第七，充分发挥电大系统的优势，在竞争中以整体优势取胜。第八，加强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导教学实践:

南通市电大如东分校缪新华探讨了县级电大在知识社会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知识社会县级社区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模式建设意见。他认为，县级电大作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有中央及省、市电大作支撑，通过有选择地引进高校的优质资源.必将发挥学习资源中心、学法指导中心、学习信息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学习评价中心和学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识社会成人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为藩教授的主题报告探讨了网络大学体制化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网络大学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网络大学还很不规范，教学品质参差不齐，开设的课程缺乏大学应有的多学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网络大学尚未制度化。(1)在经济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趋颇繁的形势下，网络大学将率先实现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大学的先声。所以，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及机构规模二(2)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或资源中心，有现代化的传播科技与教学科技设备，并拥有一支网络科技与传播科技的专业团队，配备相当人数的全时助理人员来支持繁重的教学辅导工作。(3)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网络大学必须跟既有的大学合作，分享现成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资源:在现阶段全部课程采用网络教学实为大多数学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学模式，包括电视广播、面授、教学套装对教学品质并不见得有降低之虞。网络大学的起飞，尚需一段时间。

台湾中正大学成教系扬国德教授则在他的交流发言中，着重分析了欧美国家网络学习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网络学习的优势明显:弹性学习的时间与地点;具有地球村与世界性的发展潜力;可以调适与应用不同的设备与资源;快速提供新发展的学习材料;容易更新内容与增加资料;以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发展不受时空限制的有效学习方式，特别是提供师生之间很多的互动。欧美国家正在努力地运用这些优势，发展成人教育。就正规教育来看，提供网络教育的机构有4种模式:与传统大学结盟、纯粹的网络大学、传统的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的延伸。网络学习的设计有2种模式:单一模式，即全部为远程教育而设计，如英国等设立的开放大学;多元模式，即指一般大学机构在进行校园教学的同时提供远程教育课程，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法国，瑞典等以已相当盛行。就非正规教育来看，各种公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界.运用计算机网络，规划在职进修教材，提供超越时空的学习与练这种新兴的媒介，由于国际网络的普及与运用已成为未来工作与学习的时代趋势。

第3篇

教师在教学中对社会实践养成教育的认识不够职业院校社会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教学方式往往是灌输式的，在岗位上将大量的理论性知识交给学生，而不是理性地带动学生进入社会实践岗位。教师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对于社会实践教学理念与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清，缺乏改善的积极性与动力，作者：董雷，淄博市博山区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5216）。习惯于按部就班，循环往复，缺乏交流互动，导致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实际与社会实践脱节。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对养成教育教学的教学不够重视在职业院校社会实践岗位教学中，岗位养成教育一直未受到老师与学生的重视，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达到要求，学生对自身社会实践的能力了解也不充分，进而造成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不足。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实施养成教育体系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岗位所学知识的了解，更能有效地对教师的教学进行反馈，让教师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成果有充分的了解，以便于安排之后的社会实践教学计划。

2改进加强我国职业院校社会实践教学的方法与措施

通过养成教育体系激发学生的社会实践积极性目前职业院校学生存在着自身控制能力较差，本身的社会实践知识基础不牢固的问题，需要专业的社会实践教师来引领学习，激发主动参加社会实践学习的热情和动力，自觉克服解决实践岗位上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养成教育体系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形成良性的社会实践学习竞争，增强学习效果。积极进行职业院校社会实践岗位养成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尝试在职业院校社会实践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进行养成教育系统的方法探究与尝试，完善从养成出发的社会实践教学体系。教师教学中要及时根据自己班级的整体社会实践能力与社会实践水平调整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提升社会实践教学的水平。通过养成教育体系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社会实践教学计划制订与调整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对社会实践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而养成教育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教师可以通过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考察每个学生不同的社会实践能力，以及其擅长的实践方式，将相似的学生分到一组，并在准备社会实践计划的时候按照不同的组别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在社会实践阶段，根据学生的差异情况和教学目标将学生进行科学分组，使不同实践能力的学生相互学习，互帮互助，协作学习，优化社会实践教学效果。

3结束语

第4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第5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第6篇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第7篇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逐渐趋于成熟，而城市就业、住房、交通、环境等城市内部问题凸显，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从宏观的城市体系及中观的城市个体走向了微观的城市内部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如何改变中国城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是我国当前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体系与教学侧重

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区域规划等课程内容有诸多交错，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需要把握重点、合理取舍。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与其他课程有效整合后，将“城市概念、城市地域、区域自然及经济地理条件、地理位置、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职能分类、空间分布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教学的重点。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及“城市内部空间、城市问题”分别于“区域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三门课程予以详细讲解。

城市地理学教学方法与实践探讨

1.详细解读教材内容，加深理解。城市地理学涉及到的某些研究指标多、数据量大、方法复杂，但在教材上表述不够详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数据源、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仔细讲解。如教材155~160页的全国城市职能分类，采用了周一星发表于1997的研究成果，数据源是1990年全国465个城市13个行业劳动者人数资料，对数据进行保留、删除、新增、合并处理，最终归纳为9个行业，其中旅游业为新增行业。采用方法一是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形成大类、亚类、职能组成三级分类体系；二是对于每个城市的专业化部门和专业化强度采用纳尔逊平均值加标准差的方法予以计算。最终城市职能用职能规模、综合职能类型及强度、工业职能类型及强度加以表述。在研究中采用了“旅游业职能指数”这一新增指标，指标从何而来，如何计算在书中并未详细解释，教学过程中必须为学生讲解清楚，即假设城市旅游业的绝对规模与城市旅游资源的平方成正比，通过给城市旅游资源打分，获得每个城市的资源得分。国家级、省级、市级风景名胜区分别为16、4、1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16分和4分，通过公式T=R2/P（T为某城市旅游职能指数，R为某城市旅游资源得分，P为某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另外，聚类分析的原理及方法，纳尔逊平均值加标准差的原理和方法、“职能分类系统表”中每个职能类型包括哪些城市都要给学生逐一讲解。2.大量引入实例，提升兴趣。在教学中引入了大量实例，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如在讲解交通地理位置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时，引用了“杭州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1]，其中论述了随着长江三角洲产业的转型与重构，浙江省温州、宁波的崛起，杭州湾大桥的建设，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经济腹地、交通地位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通过构筑区域交通网络，建立和拓展杭沪、杭甬、杭宁、杭徽、杭金、杭州湾跨海大通道，加强杭州与上海、南京、安徽、江苏、福建及省内各城市的直接联系，扩展杭州的经济影响腹地，疏通后方疏运系统，使杭州成为沪杭甬、沪宁杭、杭甬金、杭宁徽等多个区域大三角交通网络相交的复合中枢节点，承担集聚、中转、疏解、配送的功能。在讲解城市空间分布体系的城市“中心性指标”度量时，引用了普雷斯顿（RE.Preston）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公式C=N-L（C为城市的中心性，即为城市以外区域服务的相对重要性；N是城市的结节性，即城市为本地和外地服务的总的绝对重要性；L为城市自身作为地方消费和服务的一个单元的重要性）。其实际操作模式：C=R+S-aMF（R为城市零售总额；S是经选择的几种服务业的经营总额；a为中等家庭收入中用于零售和几种服务支出的百分比；M为某城市的中等家庭收入；F为某城市的总家庭数）。同时注重与学生熟悉空间环境的联系，如引用王青等[2]“成都市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研究”，其中提出了成都市城镇体系的五边形结构理论，论证了成都向东、南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引起学生的认同。3.广泛阅读期刊论文，拓展知识面。期刊论文代表业内最新的研究动向、研究技术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城市地理学的教学中，一是要求学生必须查看一定类型的期刊，如地理学报、地球科学进展、地球信息科学、经济地理等，使学生在系统学习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同时获取前沿信息，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二是由教师提供一百篇以上的期刊论文及学术著作供学生参阅。所提供的资料一部分是教材上引用的期刊和著作的原文，如陈田“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系统的初步分析”，顾朝林“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的初步研究”，管驰明等“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变研究”；另一部分是教材未提及的相关期刊和著作，如宋小冬等“上海市城乡实体地域的划分方法与应用”，杨国安等“中国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吴兰波等“中国城市建设区面积二十年的时空演变”，还有一部分是课程某一理论知识点的扩展研究及应用，如讲解“城市中心性”理论时，提供了周一星等“城市中心性与我国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一文，讲解“核心-边缘”理论时，提供史春云等“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一边缘空间格局演变”供学生参阅。通过广泛阅读，拓展了城市地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4.实时作业，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城市地理学教材内容布置适当的平时作业，这些作业必须进行一定的前期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运用一定研究方法，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如以下两个作业，一是“根据教材127~130页周一星先生都市连绵区演化模型，分析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阶段。”这个作业要求学生首先要查资料弄清成渝经济区所包含的城市，收集每个县市的人口和经济资料，然后根据教材24页的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方法，界定哪些县市已经形成都市区，哪些还未形成都市区，再根据教材26页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方法看有哪些指标满足，而哪些指标不满足，最后绘制类似教材129页的图形，划定成渝经济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二是“分析家乡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城镇规模体系分布的特征。”该题目要求学生首先收集家乡所在省（市、自治区）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资料，然后根据资料，选择合适的分析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得出研究结论。这些作业涉及的数据量较大，学生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锻炼和挑战，更可以得到提高。

第8篇

关键词：微观城市实践;现代性;空间抵抗;微观策略

作者简介：孟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044-08

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诸多城市问题也凸显出来。单就城市居民个体审美和体验层面而言，现代城市很少能带给人们美的观感，也很难称得上宜居。居民参与在城市空间中的缺席造成了城市空间的非人化。构建城市空间的有意识的行动主体并非是普通的市民。因此，城市（的空间设计与布局）往往很容易被、功能主义所绑架，并以一种简单化的、去实践的方式组织起来。[1]深受理论影响的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指出，城市空间完全是更深层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的表征;城市的形成是资本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城市空间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桎梏。

那么，怎样才能对抗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建造更宜居的城市呢？我们可以借助知识精英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以形成社会力量、进行社会运动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和城市改造;也可以放弃对宏大城市空间的整体干预，选择微观城市空间进行介入，对城市空间的一小部分进行“处理”，使之“为我所用”，并借此重建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后一种自发的城市空间“微改造”活动近年来已在西方城市中兴起，并开始为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等所关注。

一、微观城市实践的类型学划分

上文所述的微观城市空间实践活动，在研究文献（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中有多个名称，不一而足。艾夫森用“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指代这种活动，它包括：

游击式园艺1（guerrilla gardening）和社区式园艺2（community gardening）;住房和零售合作社;“快闪”1（flash mobbing）和其他“闪电战行动”（shock tactics）;“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和易物活动;目的不同的占领闲置建筑的“空的空间”活动;亚文化活动，如涂鸦、街头艺术、滑板和跑酷（parkour）;等等。[2]

道格拉斯则提出“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DIY urban design），包括：

绿化――栽植或利用空置的土地、设施或门面;自发的街景重建――画交通标示线、安装设计元素，如标记、匝道、座椅;有诉求的都市主义2（urbanism）――由社区成员安装的宣传标识、公告或其他非正式设施，用以表达其政治观点、发展理念、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3]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和价值呢？道格拉斯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介入行动”（urban intervention practices）的三种话语：其一，被传统城市社会学和犯罪学视为破坏，往往意味着城市管理的混乱或缺位;其二，被视为概念艺术（concept art）、个人表达或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三，被认为与激进的社会行动、抗议活动相似，具有政治目的或蕴含变革潜力――城市介入行动往往意味着市民对商业化侵蚀的抵抗，被认为具有新的理论维度。道格拉斯认为，这三种话语对城市介入行动的描述都不够精确。他通过对美国洛杉矶市的研究发现，一类属于“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的群体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是促使其进行城市环境改造的动力。[3]

以上这些试图将微观城市实践理论化的努力并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框架。研究者们并没有区分种类繁多的自发性城市活动究竟是以改善空间为目的还是仅仅以之作为手段。比如，社区居民自发的社区美化活动，其背后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诉求，改造空间本身就是其目的。[3]但是，如“BUGA UP”这类的涂鸦行动小组就有对其行动性质和行动目的的明确意识。[2]他们的空间改造行为并不以改造空间为目的，而仅仅是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公共特质，借之作为观点表达的平台。现有的研究也并没有区分出，是对现存的城市空间进行改造以提升其质量，还是对其进行否定和破坏以显露出另一种城市秩序或“城市内的城市”（cities within the city）。[2]

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微观城市实践活动做一简单的类型学划分：

无论是微观城市实践、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还是城市介入行动，都不寻求或无力对城市整体的空间布局、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公民参与、自主管理，通过市民自身的力量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空间操纵、修正（alteration）空间微环境。这种调整往往是自发性的，即使有组织也是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未经批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本文沿用艾夫森的“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2]这一术语，并用“微观策略”（micro-spatial tactics3）一词来指称这种空间实践背后的行动动机和行动逻辑。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城市实践不同于“日常空间实践”[4]，它更强调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空间干预、介入。对日常空间实践及其后果（通常是非预期的）进行的考察虽然能起到描述社会事实的作用，但是，这种考察并不期待指导社会行动和空间改造。微观城市实践也不同于“自发性的空间实践”[5]。自发性的空间实践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市民空间实践，与本文所分析的微观城市实践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市民自发开展的），但是并不存在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因此本文并未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微观城市实践”一词来加以区分。因此，日常空间实践、自发性空间实践等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现代城市空间及其抵抗

微观城市实践兴起于现代城市的背景之下，正是现代城市空间孕育了微观城市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一下现代城市空间及其遭遇的抵抗。

（一）“现代性”与城市空间

列斐伏尔最早发现现代城市空间与前现代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并以“城邑与城市”一组概念对前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城市进行了比较。[6]在列斐伏尔那里，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坚硬的外骨骼，整个城市空间（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作工具，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以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学等科学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空间可以被认识、被规划、纵，可被资本主义借来实施权力，从而成为其工具。而且，正是在现代社会，认识、操纵空间的技术和能力才真正成为可能。

要说明这种现代城市空间，最具直观性的恐怕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与城市规划。现代主义的建筑可以确认的一个源头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其推崇几何形式美、唾弃无功能性装饰的建筑美学主宰了全球的建筑设计模式，“改造和重建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形象、建筑与设计”[7]（P23）。现代人习以为常的钢架建筑、玻璃屏墙、“楞形建筑”正是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典型代表。

斯科特分析了国家（中央政府）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确定城市形态的努力，巴西利亚和苏联是典型代表。[1]从一方面看，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种好的城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当成功，因为它的确改变了城市形态进而左右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改造消灭了传统城市富有活力、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空间（尤其是传统型的街道、商铺），城市因此变得冷酷和危险。[8]此外，现代的城市设计削弱了城市吸引、容纳人群的能力，阻碍了人们驻足和步行，因此也无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9][10][11]

桑内特等人把现代城市人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他们注意到现代城市中人与建筑环境的关联正在减弱。[12]究竟是个体意识的增强才催生了私密性空间还是相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个人向私密空间的回缩显然增加了都市人的孤独感。封闭社区/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则加剧了这种空间隔离感。[13][14]

假如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本的话，那么它的巨大和复杂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其全部，也就是说，它的“可读性”越来越弱。对此，肖特如是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创造里，生活在为我们而非被我们设计的环境里。当代城市也是可读的，但那些供我们阅读的印记却只是建筑师的签名……所呈现出的是来源于单个建筑师的行为的景观，而非扎根于建筑形态和意义的某种共同语言。正因如此，我们的城市变得难以理解，变得如此令人迷失，深感沮丧。读它们就像读一本外语写的书――我们能够认得每一个字母，但却无法领会整体的意涵。我们有了安全的庇护所，却丧失了公共的城市。[14]（P439）

城市空间在维护社会平等方面并不成功。城市被划分、区隔为不同“领地”，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不仅如此，哈维通过对房地产市场资本运转的研究，揭示出城市更新对于城市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巩固作用[15]。

现代城市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空间认知和空间操纵方式给人带来的压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空间一直是隐身于城市研究/城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隐含在每一种分析中。西方城市早期的观察者就已敏锐地发现，漫步于城市之中、与城市环境进行互动，是城市体验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城市变得更加复杂，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还是雅各布斯等人社会学维度的引入，还是美学家、建筑学者对于城市规划的反思，都可以归于空间对于市民的限定和压迫：在微观层面上，现代性左右了城市的建筑语言，推崇一种简化而直接的几何美学;在宏观层面上，现代性/资本主义主宰了城市的空间布局，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间，进行区隔。在城市宰制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市民控制城市空间的能力在弱化，与城市的关联在减退。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现代都市人性尺度的丧失，并以空间体验的形式传递给市民。

（二）走向一种空间抵抗的政治学

尽管市民力量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但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德塞图看来，现存秩序是可以被“洞穿和撕开（punched and torn open）”的。[16]（P96）弱者无力掌控现有空间，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游击战”，迂回潜入权力的所在，伺机而动，通过日常生活的“微政治”，弱化空间的控制。

相较于德塞图的“诗意抵抗”[17]，列斐伏尔的处理方式则更为务实、更依赖市民的自觉意识和改造能力。与德塞图相似，列斐伏尔也指出城市空间并非密不透风，而是存在着“孔洞和裂缝”（holes and chasms）[18]（P156），蕴藏着城市变革的可能性。在其构想中，列斐伏尔颇具色彩地指出工人阶级可作为城市变革的主体，而其手段正是社会运动。在前文中我们提及，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被资本工具性地使用，它处理的是流动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消费式的再生产，通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将劳动者的工作地与居住地相分离。在列斐伏尔的时代，大量劳动者在巴黎郊区居住，被逐出日常交流与文化生活的中心，其生活因而陷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19]要而言之，“人们奔忙在从住处到车站的路上，挤上拥挤的地铁，抵达办公室或工厂，在晚上用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休息，第二天接着这样”[18]（P159）。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了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列斐伏尔式空间版本。过去那种活泼的、诗意的生活正在逐渐丧失。因而，最受剥夺的工人阶级最有动力也最有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

列斐伏尔开始思考城市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运动高涨、各种思潮和文化现象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列斐伏尔的以阶级和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理论指向颇具时代性。相对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仍在半个世纪后引发回响，恰可以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宣言。如列斐伏尔所言，这一概念像“一种呼声和一种要求”[18]（P158），唤醒市民对其自身处境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列斐伏尔进行了有关“人的本质”的讨论，在其对人的本体论预设中，他指出人的社会需要“有其人类学基础”[18]（P147）。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没有被商业和文化机构满足，它们包括“对创造性活动的需要，对艺术品的需要（不仅是商品和消费性的物质产品），对信息、象征、想象、娱乐的需要”[18]（P147）。而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要将城市交还给大众，赋予其享有一个艺术品式城市的权利，而非仅仅作为物的城市。在另一层意义上，这种权利无关国籍、身份、财富，而仅关乎是否栖居于此城市之中，赋予市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在给市民赋权，承认其自主介入城市空间和城市事务的合法性，而无须事前获得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批准。这一概念在列斐伏尔之后被进一步拓展，成为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支撑。[2][20]

三、空间特质，微观策略与微观技术

下面，我们将具体阐述微观城市实践的空间操纵策略与技术，而这种策略与技术和微观空间特质密切相关。

（一）城市空间秩序与空间特质

城市空间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城市空间的物理性/刚性

空间具有固定性，一个建筑一旦建成就很难变动了，至少会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内维持现状。空间以土地的形态被认识和支配，因而可以被出租和出售，以私有财产的形态存在，这使其更加稳定。以建筑物、道路作为物理形态的城市构建，必然要求巨量的资本，这天然地将（相对而言）拥有更少量资本的城市居民个体排除于城市构建之外。城市空间也往往与所有权/产权相关联，一旦形成，市民无法（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物理破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刚性的城市空间确定了市民在其中流动的“管道”，决定了其移动轨迹和方式。在这种移动中，市民与空间产生互动，生成日常生活体验。由此，物理空间的宰制性就掩盖于生活的日常性和常规性之下，被人们无意识地接纳了。

2. 常规化/去参与化

城市的运行、运转，依赖于城市内部高度的功能分化。为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突发事件的处理，如城市布局规划由政府、规划部门负责，卫生、美化由环卫部门负责，城市秩序由城管、警察维持，社区由物业公司维护。这意味着任何违反城市秩序的努力都会被快速清除，限制了市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之中，因而限制了向另一种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3. 匿名化/去公共性

早在20世纪早期，城市观察者们就道出了城市的本质：城市意味着陌生人的集合。城市中填充着无面孔的人群――无态度的个人、无公共性的个人、无表达能力的个人。现代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由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其特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有一定容积，能够容纳一定量的人群。但是，如此的公共空间并不具备传统公共空间融合公共事务、聚集人群的能力。存在于城市中的公共人的空间基础已经消失了，由此引发了桑内特断言的“公共人的衰落”[21]。

4. 符号/想象层面的固定性

既有的空间限定了空间想象，从而限定了通向另一种城市的可能性。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总是倾向于将其自身的逻辑永恒化，并通过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正如吴宁所言：“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19]更为隐蔽的是，权力和资本不仅控制着城市的形态，还以知识的方式赋予这种定义合法性;换句话说，它们进入了话语体系中，从而阻碍了市民对另一种不同的城市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变成了人们心中现代城市的本来状态，也是应然状态。人们认可这种关于城市的“永恒话语”，甘愿服从于一种干净整洁、现代的都市想象。悖于这种都市想象的存在物则意味着脏乱落后、不和谐，是必须被清理的对象。

由此，在城市空间中，物质与符号相交缠，试图确定城市的永恒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e city）。打破这种知识和构建的垄断性，挑战城市的永恒秩序，正是微观城市实践的诉求所在。为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一些策略和技术。

（二）微观策略

在前文中，我们论及了德塞图提出的几种游击式抵抗策略。如费斯克所言，德塞图理论隐喻之下的假设是“强势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过度组织化的，而弱势者是创造性的、敏捷的、灵活的”[22]（P39）。城市空间以固定僵硬限定市民，也就必然将其弱点暴露给市民，成为其偷袭和耍花招的对象。我们可以以费斯克对商场的分析为例说明这一点。商场是商业化空间，而弱者可以借之将其“转变成由弱势者控制的数不胜数的空间”[22]（P50），由此成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形象、时尚的来源，儿童、老人的取暖/乘凉场所，等等，由此，商场的空间限定被消解了。尽管德塞图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很可能导向一种对日常空间实践的分析，而不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城市改造运动，但是他的策略仍能为市民所用。

而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观点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索亚的“第三空间”可以从福柯“异托邦”和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中找到渊源。它是斗争的空间，没有人在控制着，因为未确定而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第三空间”还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意在起爆和解构”。[23]（P211）

克劳福德则更为具体地总结了几种策略：

去熟悉化（在既定的城市空间中识别出新的可能性）;再熟悉化（重新占领城市中被异化的空间）;去商品化（主张城市空间中使用价值要大于交换价值）;替代性经济（如循环利用和礼物交换经济）;差异性合作（强调生成性而非预先建构）。[2]

微观城市实践有赖于对城市空间特质的把握和利用。其策略在于，针对空间逻辑，利用空间特质，以操纵和改变城市空间微环境。更为关键的是，微观策略必须是突然的、灵动的;任何试图日常化微观城市实践的努力都会削弱它的力量。结合上述理论家的观点，笔者在此将其具体化为如下几种策略：

1. 公共空间事件的制造。例如：快闪、行为艺术等。针对城市空间的常规性、固定性，通过事件的制造，以快速、突然性、具有破坏性，打破常规，造成原有空间的短路、中断、扰动、紊乱。

以近几年在全世界城市中流行的快闪为例。快闪像投入平静池塘的一颗石子，激发了观者的新奇感和困惑。大多数人参与快闪等街头行为艺术的动机是“有趣”，拥有更多诉求（如公益）的行为艺术会试图扩大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引发人们对某一话题的注意甚至政策的改变。快闪的发起者同样认识到这一点，有些“快闪”发动之前甚至预先找好记者来进行报道。[24]因此，公共空间事件似乎成为了一种“软性的”、温和的抗议活动或示威游行，拥有了与之相似的力量却不会像它们一样容易被弹压。或许在这种意义上，政府门前“静坐”、“散步”等软性的抗议活动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制造公共空间事件有望成为城市空间中“弱者的武器”[25]。

2. 空间的挪用与转义。例如：篡改广告牌、装置艺术等。针对空间的物理性/固定性，通过对空间的操纵，改变原有空间的意义。

特别是大众缺乏精英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因此“挪用和转义”是大众空间操纵资源库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们可以以大黄鸭（Rubber Duck）为例。大黄鸭是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装置艺术作品，其样式为浴缸橡胶鸭子玩具的巨型版。大黄鸭为坚硬冷漠的现代都市增加了一点童趣和温馨感，唤醒了观者的童年体验。在香港，大黄鸭被放在维多利亚港，背景是香港的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和金融业的象征物;在北京，作为大黄鸭背景的则是颐和园的宫殿――意味着权力和古老，维护着一种集体记忆。将大黄鸭置于这些地方，并没有物理地破坏原有的建筑，却构成了对其固有表意的解构。

3. 公共性和公众的制造。例如：发表演说、进行演出、行为艺术、社区农场、社区式园艺等。吸引公众注意，制造话题和事件，并且，不仅面对在场的公众，还希望媒体将这一事件放大并传播。

艾夫森总结了确认公共空间的两种方法：地形学法（topographical approach）与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26]与地形学法看待公共空间的视角不同，过程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成为公共空间是因为公众的存在，因此，制造公共空间就等于制造公众。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通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制造事件，吸引眼球，并转移到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形成议题，“询唤”出公众――因为公众只存在于对议题的响应中。在格鲁看来，制造公共空间和公众甚至不需要开辟一块空旷的场地――公共性不意味着人们于地点中的同在，而在于在公共艺术所创造的私密却又共同的情绪和体验中与他人“相遇”，在于引导观众进行交流和回应。[27]

4. 重建市民生活价值。例如：设施改造、环境美化、跳蚤市场、旧物交换等。

前面的几种策略都在借用原有空间，而这种策略则是试图改造现有空间、提升空间品质。一方面，美化环境意味着一种拒斥，拒斥外界强加于生动的生活之上的逻辑（商业化的、美学的，等等），建立起一种温馨可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到改造城市环境的活动之中，则有可能重建市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扭转空间对市民的单向控制。仅仅是参与到城市空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将“进入城市的权利”兑现。哈维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也是市民生活价值的重要内容。[20]

（三）微观技术

空间实践不仅意味着一种策略，还意味着一种能力/技术。街头张贴的小广告虽然也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式。而一种好的表达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能赋予这种方式以合法性。而且，作为一种城市政治和空间抵抗策略的微观城市实践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制造/揭示出（城市现存秩序与另一种可能城市之间的）张力和紧张。[2]如果没能制造出这种紧张，它就是失败的。

在此，我们以涂鸦（graffiti）为例进行说明。针对市民在城市空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术不足的情况，用文字直接展示观点、想法，或用符号、图画等象征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就是一种较为简单可行的微观技术。假如城市是一个巨大文本的话，那么涂鸦就是最为明显的“书写”方式。诸如涂鸦、涂写标语、壁画都是这种空间涂写技术的典型代表。以涂鸦为代表的街头艺术（street art）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论者看来，仅仅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涂鸦，就已经彰显着一种反叛的姿态。涂鸦也可以被更有目的地使用。例如，针对商业化（尤其是广告）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侵蚀，以篡改、挪用广告牌，墙壁涂鸦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这种西方文化现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而另一些无政治诉求的涂鸦则寻求在汹涌的商业文化、大而无当的城市设计的空隙中找到以市民的力量、以市民的方式美化环境的空间。正如Sudbanthad所言：

（街头艺术）不同于装点着我们公共空间的任何其他东西，它们并不向我们兜售最新款的鞋子或是刚上市的低碳水化合物啤酒。街头艺术并不简单。它是一种抵抗，抵抗付费的商业广告对我们视觉的主宰;这种垄断就要被打破了。[28]

结 语

微观城市实践是一种激活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的方式，通过种种策略和手段制造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张力。微观的城市空间介入是一种唤醒，或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与直接介入城市规划、公共决策等过程不相上下的。微观城市实践也不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反思城市、构建城市的可能性。

微观城市实践可以是装饰社区环境、营造邻里空间，也可以借用之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参与者可以是普通的社区居民、任何不满于城市空间现状的人，也可以是有意识改变城市现状的精英，如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尽管城市空间实践如此多样，但其目的都是让城市变得更好：它至少能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宜居，让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更为多彩，从而提升城市的“城市资本”[29]。如有可能，它能使城市居民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并据此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促成一种更为多元、民主和公正的城市。此外，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微观城市实践实际上具备多重面相，应该以跨学科的视角看待之，而不应该囿于某一单一的学科或视角。进行微观城市实践也是如此，应该借鉴社会学、艺术、城市规划、建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但是，微观城市实践也激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在此，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1. 微观城市实践的实用性

前面所论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学者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在东亚城市的适用性如何？西方拥有较长的民主历史，公民精神较为成熟，其政治形态、文化样态、思维方式也与东亚并不相同。而且东亚城市居民一般习惯于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这也与西方城市颇有不同。那么，微观城市实践是否仅仅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表达？微观城市实践的“他山之石”究竟在中国有多大的适用性，是否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

2. 微观城市实践的合法性

微观城市实践是与建成环境（builted environment）相对抗的。既然是建成建筑就必然与私有产权和个人占有相关。微观城市实践往往是未经（政府和财产所有者）审批的。即使是貌似完全无害的公共艺术作品，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极富争议的装置艺术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就在强烈的抗议声中被拆除了。市民自发干预城市空间的努力即使是在标榜自由主义、拥有较长民主历史的西方国家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它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着对私人财产的破坏？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在哪里？

3. 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

道格拉斯指出，“DIY城市设计者”一般从属于一个“创造性阶级”，或者从更为主观的角度来说，是“年轻人，中产阶级，城市社区新进入者，寻找（或创造）他们的‘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3]。道格拉斯实际上是将理想主义者、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但这种拥有足够的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和志愿精神的群体是否普遍存在？何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稳定主体？

参 考 文 献

[1]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K.Iveson. “Cities within the City： Do-It-Yourself Urbanism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

[3] G.Douglas. “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Informal ‘Improvement’ Through Unauthorized Alteration”，in City & Community，2013，（9）.

[4] 吴娅丹：《空间形塑与日常生活实践：汉口内城社会生态及变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5]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 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多克尔：《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王敬慧、王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 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10] 盖尔、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1] 盖尔、吉姆松：《新城市空间》，何人可、张卫、邱灿红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2] 桑内特：《肉体与石头》，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3] 戈特迪纳、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第三版）》，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4] 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 D.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6] M.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7]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8] H.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19] 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2008年第2期.

[20] 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4）.

[21]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2]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3] 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4] 王曼：《如何有效开展街头公益行为艺术――以“受伤的新娘”及“占领男厕所”活动为例》，载《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春季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25]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6] K.Iveson. Publics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2007.

[27] 格鲁：《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姚梦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第9篇

[论文摘要]本文以上海政法学院女性课程为样本，对女性学课程建设进行解读，其中包括课程体系与内容的发展脉络、师资队伍建设、知识传授与价值认同等三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女性学　课程建设　社会性别　女性

随着女性(妇女)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高校新开设的课程中，女性学类课程(包括社会性别学类课程)开始得到关注。近二十年来，开设女性社会学相关课程的高校日益增多，以其“女性内容、女性视角、社会性别视角”等三大特征，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女性社会学正在成长之中。“到2003年6月，据不完全统计，开设与女性社会学相关的本科生课程和设立硕士生专业方向的大专院校已达十六所左右”(王金玲)。现在的统计，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女性学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由课程的开设期发展到建设期。那么，如何进行女性学课程建设，使女性学课程主流化、具有生命力，是每个开设女性学课程者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仅以女性学课程一个样本的本土经验，即笔者所开设的女性学课程为例，对女性学课程建设予以解读和思考。

一、从女性到社会性别

(一)开设一门讲女性的课程

每一个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人都知道行动的重要性，作为高校，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开设课程，通过课程教学传播知识理念。那么，女性学课程讲什么，在女性研究边缘化的背景下，既是一个内容框架问题，也是一个方法策略问题，更是一个课程自身发展的过程。同许多高校一样，我们的女性学课程也是以讲“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么样，女性如何发展”为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的“女性学概论”为起点。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定位于：掌握女性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性别平等意识和性别敏感，主要是一种女性的性别敏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人的生存与发展、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从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多层面解决现实中的女性问题。教学内容以“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女性”为指向，力求“使学生知道女性由于共同的生理特征，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社会演进中又面临着共同的议题；了解女性社会学的内容、研究对象与意义；认识女性的本质与特征，掌握研究女性社会学的方法，并探寻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展望女性的未来与发展”。这样的课程内容给大学讲坛带来了“新鲜”感。激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在开设女性学课程的初期，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带着疑惑和好奇来听课的。授课中，虽然也涉及社会性别，但仅仅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回头看，当时讲得还很肤浅，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开创性的一步。

(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

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笔者参加了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社会性别博士课程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社会性别理论方法，社会性别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性别的自觉在逐渐养成，使女性学课程具有了社会性别意识。授课的关注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更注重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和社会性别理论方法的传授。通过学习使学生建立起关于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初步了解社会性别的基本研究方法；通过个人经验，阅读，理解、分析和反思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反思和批判社会中社会性别现象，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为了使课程对学生具有普适性，具有吸引力，并吸引更多的教师加入到课程中来，在开设两轮“女性学”之后，将课程名称改为“女性与城市发展”。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认识和分析社会性别，了解社会性别的基本方法、社会性别的基本理论；从身体和认同的角度分析社会性别构建的过程，分析社会性别视角中的性别问题等。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定位于：使学生能够掌握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视角，并能运用社会性别的方法和视角认识女性，观察和思考城市社会、城市发展；了解和认识女性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性，了解和认识女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状况、作用、地位以及面临的问题；能够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视角分析和阐释女性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性；能够反映在城市发展中“女性群体”的特征和具有典型性、规律性的事件；能够将与课程讲授所涉及领域的最新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之中。

随之带来的效果是，不仅是学生的听课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听课学生的性别比也发生很大变化，从男生寥寥无几，到男女生基本持平。另外，人数有了翻倍增长，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到现在的近二百人，来自学校多个专业，获得了普遍认同。

从讲女性到引入社会性别的理论与方法，不仅仅是内容的变化。更主要的是一种跨越，找到了女性学支撑的根基与本质、根本价值取向与意义。

二、从个人到团队

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三大要素，其中，课程建设是前提，教材建设是基础，队伍建设是关键，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女性学亦然。特别是对于女性学这样一个非“应用”性的、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加强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显得特别重要。

课程建设，需要一个课程群的支撑，而这个课程群的后面是一群人，是一个团队，需要有足够的人在讲这门课，一批人进入这个领域。悉数那些成熟、发展的课程，都有一个团队在支撑和经营，全国女性学课程建设发展的实践也是如此。女性学课程开设过程不仅仅是女性知识传播过程，更是女性学的探索创新过程，其中包括课程团队的建设，女性学课程建设需要团队的力量去推动。

从宏观上讲，一方面女性学团队建设应是跨国界的学科队伍建设，目前我国女性学课程的发展已从中受益；另一方面是本土团队的构建，省际、校际间的合作，组织、形成合力进行整体推进。当然所有这些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学校之中。如前所述，由于女性学还是一个新兴专业，在学科目录中还没有被列入，女性学师资还寥寥无几，要建设女性学的课程团队，需要加强校内各专业间的资源整合。 转贴于

笔者做法是，首先在2003年初成立了“女性研究中心”。当时我校还是一个单一法学专业的院校，开设女性学课程缺少专业学科基础，通过组建女性研究中心，将我校热心于女性研究的人员组织起来，通过开展讲座、课题研究、学术沙龙等活动，进行社会性别的熏陶和培训，形成了我校最早的女性研究骨干队伍，为以后课程的开设做了铺垫。在成立女性研究中心之初，就将“女性研究的团队建设，推动女性学学科建设”作为本中心的一个主旨。不久，便申请开设了“女性学”公共选修课。当时讲授这门课的只有我一个人，女性学在校园中的知者也为寥寥。随着我校社会学系的建立，使女性研究队伍得到了扩大，形成了以社会学专业为依托的女性研究中心。为了使更多的教师进入女性学课程中，使女性学课程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特点，将原“女性学”课程名称改为“女性与城市发展”。这样，一个以社会学系教师为主，包括城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犯罪学等多种专业背景构成的课程团队基本形成。课程以专题的形式，以女性、城市发展为主题、为链接，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讲授和探讨女性与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于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专题产生了：“城市女性发展新空间”、“大众传媒构建中的城市女性”、“海派文化中的城市女性”、“城市女性心理调适”、“城市女性犯罪问题研究”、“西方女性与城市发展”、“女性成才与女性发展”等，讲授这些课程的都是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是各个专业中的精英。在发挥每个人优势和特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在每一个专题中，教师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把自己最有研究的部分在“女性与城市社会”这个主题下展现出来，内容丰富，知识含量高，视野开阔，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有广泛的适应性，受到学生的欢迎和认同。在全校的公共选修课中声誉极佳，也使授课教师备受鼓舞。

目前，这门课程日趋成熟，已经形成了一支稳定、高质量的女性学教学团队。

三、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认同

女性学学科建设是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对学科理念、方法的接受和认同。因为女性学的理论本质最终归结是社会性别，充满着对传统思维、方法的质疑、批判、颠覆，即使是自以为观念很现代的人，在社会性别观念面前，往往一不小心就陷入传统社会性别的窠臼之中。女性学的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伴随着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包括知识结构、制度及政策的转变和变化)而发展，将其内化为自觉行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女性学或者说社会性别，作为边缘性学科的批判性、质疑性、颠覆性恰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因此，在教学中，我们重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经验分享、审视探讨，既能体现女性学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特质，又能展示师生之间精神追求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同时，也将授课过程作为价值认同的过程。教师间的互相交流、积极探讨，推动了科研的发展。另外，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热心于女性研究的骨干，活跃了学生的思维，正如有学生所言，社会性别视角为他们“开启了一扇窗户”。

第10篇

1．师资队伍。在师资队伍方面，为了提高本课程的师资队伍，经系学术和教学委员会讨论，在学校的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系引进了两位本课程的专任教师，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主讲社会研究方法论；另一位是**，主讲调查统计分析部分。另外，我系还专门招收了一位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特长的博士生，目前该博士生正兼职讲授我系新闻系相同课程。总体来说，本课程的师资建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师资队伍扩大，从立项时的一位专任教师增加为目前的三位专任教师；二是任课教师的学历结构、业务水平大幅度提高，三位专任教师中有两位具有博士学位。

2．教学内容。为了使课程的应用性更强、更适应于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我校学生的实际，在大量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经课程建设组的多次讨论、经过教研室和系教学委员会的同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根据20**年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社会学专业十门主干课程教学要求》和我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本课程严格按大纲要求执行，内容科学严密、信息量合适。课程建设对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研究方法论部分的教学内容，鉴于方法论对于本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本课程增加了社会认识论、社会理论与研究等内容；二是增加了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这一点在后续再述；三是增加了应用性强的内容，如目前正在中国兴起的电话调查、市场调查、民意测验等内容；四是多次调整了课程体系，课程从原来的20章，合并调整为目前的四编十二章，课程体系更合理、结构更清晰。

3．教学方法。由于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都非常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结合社会学学科的特点，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选题论证能力、问卷设计能力、访谈能力、统计分析能力、调查报告撰写能力的提高，并将其作为学生学习成绩考核和教学效果评估的主要指标。在课程建设与改革后，课程探索出了一条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可行性高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方面，由于学生学习时间的限制，本课程的课堂调查让学生全程参与，学生从选择调查研究题目到研究假设的操作化、问卷设计、调查访谈、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撰写调查报告都必须提交相应的作业，如20**级学生的《大学生闲遐生活调查》、20**级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20**级的《文化视野下的大学生消费调查》、20**级的《大学学生干部角色意识调查》等调查项目。与此同时，本课堂还组织学生参与大量的破例实调查活动，如《**市公民道德现状调查》、《高校女知识分子调查》、《妇女生理与心理健康调查》、《**地板市场状况调查》、《**社区福利建设模式研究》、《进城农民工状况调查》、《中国城市社区福利调查》、《**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调查》、《**小学生的学习状况调查》、《**师范大学党员基本情况调查》。

我系建有**区常二社区、**市戒毒所、**区社会福利院、洪山区珞南街办事处、**省少年犯管教所等5个固定的挂牌社会调查实践基地；拥有相对固定的**省劳动厅、**省监狱管理局、**省少年犯管教所等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实践基地6个；同时，我系还与**大学社会学系、**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按“集体建设、分头管理、共同使用”的原则，已共建社会调查实践基地15个，这些社会调查实践基地的建设完成能够充分满足《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践需求。我系自办的学生刊物，至今已正式出刊6期（试刊1期，正刊5期），每期我们都将它寄往全国所有的社会学系，是我系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发表调查报告和实证调查论文的重要园地。

另外，由于本课程基础较好，20**年底，校教学委员正式批准本课程进行基于网络教学使用的多媒体课件立项建设，目前已完成课件的脚本制作，也已通过第一阶段专家的验收。目前正处于试用阶段，新开发的课件将使教学效果更好、互动性更强。

4．教材建设。20**年4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编印了一本简易教材《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已经非常完整，并在现有众多教材（偏重介绍西方主流方法）的基础上有较大创新，突出了社会调查中国化和本土化这一特色。但由于该学期教学的需要，我们只对普通教材忽略的地方（特色部分）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其它地方则相对简略。20**年9月至20**年12月，我们已将该简易教材扩充成一本完整的自编教材，目前正在试用，且已列入我校出版社系列教材出版计划（光明日报已刊出消息），准备经过今年暑期的最后修订就正式交付出版。

20**年9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组织编印了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社会调查选题参考》。它收集的选题均以本科生个人或多人合作能顺利完成、关注热点问题为原则，共分：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六个主题。该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印，使我系学生社会调查选题的创新性、可行性、操作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0**年暑期，经过建设小组全体成员的努力，我们正式建成了本课程的《试题库》。20**年1月，我系建立了一个拥有大中小型学术调查、国际合作调查、市场调查、电话调查以及学生自己组织的调查所使用过的全真《问卷库》。这两个子库是我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建设的重要部分。20**年4月，我系将多年收集的调查数据分类整理，建立了一个《SPSS教学数据库》。

第11篇

关键词：城市空间；社会空间；空间伦理；内卷化

作者简介：郭强(1965―)，男，河南虞城人，社会学博士，同济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知识行动论、区域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杨恒生(1978―)，男，河南固始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明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汪斌锋(1982―)，男，安徽黄山人，华东理工大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029-05　收稿日期：2011-10-12

有关城市空间和人居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哲学层面空间和时间的维度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根本性上不可回避――即当前存在表现的具体形式下行为和具体事物的存在方式――我们生活在其中，事实上有关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理论讨论和实践争论远远超越了单纯哲学“元本体”所讨论的现象与问题。与此同时，反思人类当下存在的状态和未来的生存命运已然成为主要话题。当下人所存在的空间结构的讨论已经超越单纯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固有学科领域，进入了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交叉学科讨论与反思层面，成为一个人人是主体又具有被消解的“伪本体”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的空间结构讨论不能泛泛就城市空间拓展、生态空间挤压和社会空间结构流动与固化的单维度讨论，它需要围绕人生存的状态进行跨领域的互视，同时将内在的结构性关联呈现出来。

一、生存空间：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

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是作为人的生存空间而存在。生存空间所经历的延伸和挤压已经成为当下人所存在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在当今更加地和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这要源于城市空间提供的位域――人的位置与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空间与领地以及人的流动范围与影响范围――这个自孔德所建立社会学以来一直探讨的问题和社会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今天把它放在城市的空间领域内探讨而已。它更加强调的是生存空间的内容，也即生存空间之上(内)的生活空间的问题，它才是连接着城市个人生存与社会生活的桥梁，从而引出城市社会空间的探讨。社会空间不仅是人所处在社会领域内的位置――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标准，同时在社会空间领域内能够活动的空间与流动的阶层。

对于人类的城市人格的塑造和人现代性的定义――人的城市性(英格尔斯)与城市的人性(简・雅各布)已经交织进了现代的城市空间与现代社会空间，并且这个过程还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同时既有的传统和文化都逐渐成为被卷入的对象，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马克思)。人的生存空间里拓展出了城市空间，而现代的城市空间消解了人的既有社会空间并引入城市空间生活的内容，完成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

(一)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对应

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异质性重构使得城市空间里同样重构着社会空间内容，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和分化进入到不同的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空间的布局结构中兼具或者塑造出社会空间异质性与同质性的结构内容，不同的城市空间领域能够显示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的差异，城市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都标贴着或潜伏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空间的点、线、带或圈状分布。城市空间领域内具有社会空间布局的标志性内容。简单说来，例如，不同的城市在空间布局里都不同程度地显示豪华区、富有区和贫民窟，同时在城市空间的社会心理上能找出同质性与异质性，并还能显示出各种符号区特点，以下是我国某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城市空间对应关系。

城市空间内社会空间的布局并非是城市设计的初衷，事实上城市的形成又都伴随着和社会空间的布局，图1以我国某城市为例，城市空间的布局与社会空间的布局呈现圆环形展开，以政府机关，外企国企高管、银行业等垄断行业为居民特征的中心区；以中小企业高管、技术人才、政府机关中层干部等居民形成的圆环过渡区，这个区居民的特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提高逐步向中心区过渡，而中环以外形成的是原住民区、企业员工区，期间还夹杂着贫民窟。每个区都用向中间过渡的趋势，而中心区的青年人则言必称港美、欧、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环向中环，中环向中心，中心向国外流动的社会阶层的空间流动格局，社会空间内的循环流动完全可以在城市空间的布局里得到体现和印证，并且形成城市空间的记忆和空间符号。

这种对应的空间符号关系――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领域内给城市空间定义标签。同样以这个城市为例，社会生活空间内容的符号对应关系，见图2。

这种符号的对应关系不仅表现为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还表现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当个人或者社会群体一旦提及某个符号的时候，处在社会空间的人很自然想到对应的城市空间，以及和此空间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这已经是社会空间与城市空间形成的标签关系。

(二)城市空间与社会异质性关联

对于城市空间的布局与社会空间的符号对应，体现着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领域内某种异质性关联，城市空间的布局，类似棋局，不但有着社会异质群体各自的位置，而且还隐含各自的路径。

城市空间既体现了传统城市初始化前提条件的作用(新兴城市除外)，还体现了社会空间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

同样，城市空间的塑造与被塑造更体现为现代城市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的社会设置功能作用下，城市被塑造出来。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与城市空间的塑造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规划城市是在城市空间布局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规划的主体本身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异质性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布局的塑造既体现异质性的内容更体现对异质性的引导与控制。前网络社会城市空间与社会异质性在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城市异质性流动缓慢的双重条件下呈现较为稳定的异质结构，例如，美国各城的黑人区。当下城市空间在网络信息的交互下产生新的现象――城市空间中的虚在空间――以及城市空间中实在与虚在空间的交互，这种虚拟与实在的交互使得城市空间研究边界得到空间的扩展和补充，这种补充使得各学科的互视研究成为必要――网络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交织。

(三)城市空间的实在与虚在

实在的城市空间是以城市生活社区为特征的城市生存空间，虚在的城市空间指的是以网络空间为载体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现代城市作

为信息处理和流动的中心自然形成城市的信息网络的空间，这也为城市的虚拟社区生长和发育提供了条件，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不在是以城市社区为单位的城市地理空间，而是培育了纯粹以人的交往――而且是交往主体不在场的城市虚拟空间的生活，这种虚拟空间的存在突破了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进入到城市社会空间的视域。

城市社会空间的虚拟形式在理论上使得城市能形成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网络，只要信息的处理足够发达，城市空间的地理位置可以足够广大――它的出现是一场革命，它使得城市空间的决定性作用被消弱，社会空间的发育长上了翅膀，摆脱城市空间的束缚，并使得社会空间为城市空间的拓展注入动力，同时虚拟空间的存在为城市空间的发达与否提供了参照系，从而也为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可以想象提供了可能。

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信息处理的加速，使得城市社会空间交往与流动加速成为必然。这种交往形成革命性突破：一方面，城市空间领域可以忽略不计，地球已然成为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村落；另一方面，社会空间里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社会阶层的交流更加频繁。城市空间在理论上被瘦身，而社会空间被极大地丰满起来，进而在理论想象上社会空间的丰富能够填补城市空间的空白。而事实上，突破的效果并没有限制住城市空间的扩展，反而加剧城市空间领域的扩展，城市空间扩张的推力也伴随注入了虚拟空间的推动力――虚拟资本的进入社会空间――这个巨大的――理论意义上是无限的社会空间的合力。

这种空间力量的结合是城市空间“这个魔术师”所召唤出来的自己又无法驾驭的“魔鬼”，城市空间的变迁可能与社会空间赋予的新意义使得城市社会空间的传统管理面临挑战，当代城市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被制造出来，更有被加剧的趋势。

二、社会控制与城市空间控制

城市社会空间的匿名性特征加剧了传统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尽管社会空间在时空内的交流突破城市空间的边界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交流的匿名和对象的陌生使得传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意义被大大削弱，交流信息的泛滥使得虚假信息充斥其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犯罪成为隐性。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罗斯，1901)难以再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离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新的隐形的社会问题大量滋生。

这使得城市空间控制与社会空间控制交织，以此来面对新出现的挑战，结合城市空间控制的社会空间控制――网格化管理成为可能。

(一)网格化管理：“人”的因素抽离

城市的网格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是：第一，现代城市人口加速流动，使得传统管理体制不能满足当下的管理需要；第二，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符号学对应，对应的空间内以标志性符号信息的流动和处理成为可能；第三，即时信息流通在现代城市中成为普遍现象。只有满足这三个前提，在以城市空间控制与社会空间结合为前提的情况下，信息高速传播与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虚拟空间控制城市人的多重角色的体制才能成为可能。

网格化管理的首要特征是将社会控制与城市空间管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黏合剂是现代的信息网络对信息的即时处理，信息能及时反馈到相关的管理部门。网格化管理的潜在前提是定量化研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电脑信息处理上的方便与快捷，对于流动犯罪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起着时空上非常精确的作用，短时间内能通过电脑信息的海量处理掌控全局，同时对日常工作的开展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网格化的管理体制是现代社会条件成熟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应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典型的城市空间管理与现代城市社会管理(社区点、线、面、片管理)的有效途径。

但是，城市空间的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将“人”作为城市空间主体与社会空间主体的地位抽离出来，眼前的城市社会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社会，而是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整个社会抽离为对应的城市空间的点、线、面结构，城市空间因素占据城市社会空间的主导因素，现代城市的人在高速流动与超人结构的管理下成为死气沉沉的“陌生人”社会结构。

(二)城市空间伦理：传统伦理终结与重建

当城市陌生人社会成为必然的时候，传统熟人社会的伦理面临终结，城市空间新伦理的重建成为必要。

从古典经济学看来，城市空间的伦理学基础在于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对于空间资源的竞争历来就存在，当人口数量较少而生存空间资源丰沛的时候，竞争并没有成为一种显性的伦理学命题，尤其是生存空间伦理和现代城市与自然空间伦理以及城市空间中人的伦理还未成为焦点。

1.生存空间的伦理始终存在

相对于人类欲望而言任何资源均是有限的，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结构从传统生存空间到当下生存的城市空间都无一例外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有限城市资源的分配――城市空间资源逐步成为有限的资源。因城市空间伴随城市产生而产生，城市空间的伦理也随之产生，但传统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与其兴亡更替频繁使得空间伦理问题并不突出。当今城市的空间急剧膨胀，同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空间伦理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2.城市的空间生存伦理表现为城市“圈地运动”所滋生的众多问题

城市不断侵占周边传统的自然生态，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大量卷入城市空间。城市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原有自然生态破坏殆尽，工业污水、生活垃圾、废弃物大量向城市周边倾泻。城市的“灯红酒绿”与周边满目疮痍的生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生态伦理的危机成为现代城市重大弊病。

3.城市空间自身伦理存在于市民与城市共在的张力结构之中

城市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密不可分，人类对城市空间的生活状态向往一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城市人的平等与正义被史无前例地提出当做问题来质疑了，城市空间本身成为象征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典型标志，上、中、下阶层与大、中、小空间的城市生活和社会空间状态鲜明对立起来，高尚与卑微成为城市的代名词，城市自身由资本异化出来的空间域已经将社会空间内阶层与群体无情卷入。

城市的中心和边缘，城市的上层与下层，城市的美与丑、好与坏都被城市空间内的资本所结构化。

三、城市空间的结构内卷化与社会空间塌陷

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一直是城市空间卷入与塌陷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在资本的作用下被大大提速和异化。城市空间伦理问题在资本卷入下成为比显问题更激烈的潜在冲突，资本的卷入使得社会欲望在城市空间内显化，城市资源在资本的操控下呈现城市空间结构化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以资本多寡和资本结合权力大小为特征，而资本的大小与权力(资本的驾驭力)呈强相关关系，资本生产力成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力。城市空间的资本卷入使得城市变成资本的战场，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成为资本战争的炮灰，人格被资本化扭曲，扭曲的人格继而成为城市空间伦理的恶的再生物。

资本卷入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现代城市空间

塌陷与内卷化。城市空间的拓展动力异化为资本的扩张力，资本的塑造力；城市空间的生存将个人的生活抽离出来，人们不再是生活于城市之中而是生存于城市之中，生活被城市奋斗替代。城市的非人化呈现城市空间的表面扩展与实质空虚(空巢)的并存，城市的发展变成资本的圈地运动，城市发展的目的性丧失。城市空间表现为城市空间内人的价值因素的塌陷，城市品质是资本的品质，城市空间的资本化控制越大，城市空间的真实人的空间越小，城市塌陷越剧烈，这种剧烈程度表现为强内卷化――城市空间的发展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进一步退半步的徘徊；城市空间扩展表现为资本积累的土地财政和造城运动，新剥削不但在跨城乡之间进行还在跨产业之间发生；城市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已经到来，并在资本的深度卷入下凝聚极大的力量，摧毁欲望的边界。

城市的进步并非创新发展，创新被束之高阁，一切随意的行为被冠之以“创新”的含义而流行开来，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问题纠结繁殖开来――强拆、城管暴力、污染、社会报复、急慢性社会病蔓延，城市生存空间被城市病传染，最终城市的精神污染扩散开来，各种扭曲的欲望结合体与人性的卑劣公开表现出来。

城市空间的伦理重建或许能够成为治愈当代城市社会空间塌陷与城市精神污染的良方。

参考文献

[1]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6，(5).

[2]张晓平，刘卫东，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J].地理科学，2003，(2).

[3]常勇，胡晋山，黄茂军，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空间分析[J].地理空间信息，2007，(1).

[4]洪忠，浅谈建筑空间与意境的塑造[J].福建建筑，1997，(1).

[5]何子张，城市空间生产理念下的城市设计[J].规划师，2004，(3).

[6]胡太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J].江海学刊，2007，(2).

[7]钱振明，走向空间正义：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J].江海学刊，2007，(2).

[8]高峰，空间的社会意义：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索[J].江海学刊，2007，(2).

[9]殷毅，曾文，城市区域化与武汉城市空间布局[J].经济地理，2006，(1).

[10]汪原，亨利・列斐伏尔研究[J].建筑师，2005，(5).

[11]谢强，建筑空间水体语言研究[D].湖南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

第12篇

关键词：地方感；旅游社区；社区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用来表述对于特定地理位置的认知与情感的概念。从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地方感经常被定义为空间与感知的集合。 这一概念包括了地方的客观存在以及人们的主观认识。空间指的是某一特定地方所具有的地理特征；感知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体验过程中，对地方所产生的深切的联系。这一概念被用于地理空间，描述某个地方对于个人的意义，而不是其本身意义。

Steele（1981）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创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脱离人独立存在。他认为地方感是一个人在特别自然环境中的特殊体验，是一个相互作用概念，当一个人来到某个环境并与环境相接触，他就会对环境产生反应。他提出地方感产生的二维结构：人（心理因素）和环境（自然+社会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地方感，如下图：[1]

图1 地方感中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关系

二、旅游社区与旅游目的地

1.旅游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社区范围可大可小，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可以看作一个社区。[2]旅游社区是学科间的交叉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的集合体。时间上，旅游社区强调“过程”：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唐顺铁1998）。空间上，“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又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3]

2.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

地方感可以在个人层面通过年龄、性别的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这些是激励人们参与到活动中，最终强化他们的地方联系的内在动因个人的感情。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从个人与群体两个层面实现。

（1）个人层面。①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的地方感受环境与个体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环境维度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子，个体维度包括情感与功能因子。旅游社区的自然环境、建筑景观、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居民的地方感造成影响。社区居民在社区之中创造的越多，他们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身技能、结交他人以及更清楚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旅游社区居民的地方感会促使他们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推动社区的发展。②旅游者。旅游者对旅游社区的认知与体验是从做出旅游决定开始的。在履行之前，旅游者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获得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做出旅游决定；在旅行过程中，通过对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社区的游览，形成直接认知并与旅行之前产生的认知进行对照；在旅行结束后，旅游者会通过重新记录旅游过程、分享旅游体验等方式再次组织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社区的认知。

（2）群体层面。①社区文化。“文化，作为人群的一种社会遗产，既是指这一文化的具体所在地，又是指一种比较恒久的而不是变动不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对于每一个社区，它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文化特点。[4]地方感有利于旅游社区文化形成与发展，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进行指导与控制，同时能够使旅游社区各层级组织结构更合理，加强相互间的联系。②构建品牌旅游社区。品牌旅游社区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通过旅游者与旅游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地方感通过社区文化、社区景观的建筑等因素对旅游者造成影响。旅游者在社区停留的过程中，会感受到社区的文化以及社区景观。这些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对社区的印象，积极的印象有利于品牌旅游社区形成与发展，消极的印象将对旅游社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③社区一体化。地方感可以加强旅游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催进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中来。社区一体化（Community Integration）可以理解为授权社区自主地决定社区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对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旅游社区而言，它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社区形成了一种广泛而开放的民主制度；决策过程是平等而有效的；决策过程中社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参与程度；社区居民控制的旅游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5]

三、地方感与旅游社区发展

1.旅游社区景观设计。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可以了解旅游社区景观与旅游社区形象与旅游者感知的形成。在旅游社区的保护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感可以成为指导，使得旅游社区的景观建设与旅游发展方向趋于一致。同时对社区居民地方的研究，可以使旅游景观建设符合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知，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联系。

2.旅游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地方感能够促进旅游社区的一体化，有利于社区的体制建设。在旅游社区的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使居民参与到社区决策的制定与监督中，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使社区居民享受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旅游经济效益的分享，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缓解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冲突。

3.旅游社区营销管理。旅游者的地方感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旅游地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景观类别；以及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分析旅游者的地方感，了解旅游者的社区体验，可以使旅游社区有效地进行社区保护与建设，有针对性的开展旅游营销。同时，旅游者的地方感会使旅游者对旅游社区产生依恋，会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在营销的过程中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自我地位与宣传，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与游览时间。

参考文献：

[1]顾宋华.休闲者的地方感研究——以环西湖休闲街区为力[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方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J].2005，11.

[3]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32-41.

第13篇

关键词:三年大变样;城中村;改造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改造城中村则是城市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河北省会石家庄是一个依村而建的年轻城市,随着全省、全市的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更多的农村被城市扩张包裹,成为城中村,同时变为城市现代化的严重制约。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城镇化水平,推动现代化进程,2008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并在省会率先启动了“三年大变样”工作,掀开了省会城市化的新篇章。本文以石家庄裕华区为例,分析城中村改造的成效与经验。

一、裕华区概况和城中村改造动因

裕华区成立于2001年,位于省会东南方向,总面积70平方公里,人口42万,共辖7个街道、1个镇、23个村(其中17个已村改居)、56个社区居委会。未成区面积高达3/4,全区23个村中,“城中村”和“城边村”占到17个,都已经进行了“村改居”,但是农村的形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被包裹在城市当中的11个典型“城中村”,已经成为了城市现代化的突出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城市总体规划。由于城中村的存在,城市总体规划不能有效落实,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商业设施得不到合理摆放,一些管线的铺设需要绕村而行,也产生了许多断头路。

(二)破坏城市环境的整体协调。“城中村”里私搭乱建现象非常严重,楼上楼、“贴面楼”、“拉手楼”、“一线天”等特殊“景观”比较普遍,建筑密度高,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同时绿化率低。基础设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环境脏乱差,与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相去甚远。

(三)社会问题突出。一些城中村群众沿袭多年来的旧习,文明程度低,责任意识差,群众思想混乱,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城中村”也是外来人口聚集地,如尖岭村,本村只有6,000人,但外来人口近2万人。而且形形、良莠不齐,存在严重的治安隐患和计生、疾控等各方面管理难题。

(四)制约城市生产力。“城中村”的土地使用普遍存在无序粗放、利用率和产出率低的问题,集体经济规模效益不高。虽然都位于“金角银边”优势地带,但是大多还基本处于“捧着金碗要饭吃”的尴尬境地。

(五)加剧城乡二元矛盾冲突。“城中村”虽然经过“村改居”,村民已经变成市民,但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等社会福利方面,仍然遭遇制度的壁垒,无法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城中村已经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对立最突出、最尖锐的区域。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城中村”成为了城市的“孤岛”和“角落”,加快“城中村”的城市化步伐,已经成为历史必然和现实的需要。

二、裕华区城中村改造的主要做法

“三年大变样”启动以来,裕华区深刻理解省市决策意图,首先确定了“以城中村改造为重点,实施成区连片开发”的思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中村拆迁改造战役。2008年、2009年两年时间,共有13个村列入市改造计划,7个村彻底拆平。回迁楼建设顺利推进,省市领导多次调查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省内外近百个考察团前来学习考察。裕华区的城中村改造,主要抓了以下六个环节:

(一)坚持因地制宜,确定恰当的开发模式。集体经济势力强或规模不大的村采取自主开发模式,如槐底、方北、大马、小马。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和规模较大的村采取合作开发模式,如尖岭、东岗头、塔冢、赵卜口等。并且在实践中逐步确定了以合作开发为主的模式,引进战略开发商,进行合作开发,为现实利益和长远发展提供双重保证。与大连万达集团合作谋划了尖岭万达城市广场项目,该项目总投资80亿元、180万平方米、商业面积40万平方米,是集多样三产业态于一身的城市综合体。建成后,可提供10,000个就业岗位,年利税超亿元。与上海仲盛集团合作谋划了南焦南茵河城市园林项目,总占地2,000多亩,水系环绕,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宜居宜看新城区的范本。

(二)坚持理念先行,提高规划设计水平。针对城中村干部群众眼光狭窄、观念落后、土打土闹的现实问题,分期分批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大城市参观,到理念先进、布局科学、样式新颖、环境和谐的现代化小区里考察,引导城中村干部群众不断拓宽视野,更新理念,不断完善规划设计。大马村在经过几次考察后,对改造项目双子星金色假日酒店的设计,进行了完善;小马村回迁楼也由起初的多层连体楼全部改为27层的高层住宅,腾出了更多的土地规划商业设施。

(三)坚持民利至上,让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改造成果。始终把保障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考虑群众利益。在回迁安置标准上,一般每户分配300～330平方米住房;在发展商业上,每个村民可以分得25～30平方米的商业门脸或产权,作为失地、失业后永久的生活保证;在过渡安置费上,每户每月2,800元,对于提前按规定时间搬迁的还给予一定奖励。拆迁户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也优先安置,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坚持统筹兼顾,均衡各方面利益关系。既照顾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也兼顾闺女户、职工户、大宅户等少数特殊群体的合法利益,均制定了合理的安置补偿办法。

(五)坚持股份制改革与城中村改造同步推进。在大力开展城中村改造的同时,裕华区也积极稳妥地不断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革,通过对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对村民身份界定,合理配置股权,把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做到了村集体资产明晰化,资产运行透明化,资产共享合理化。同时,也明确了闺女户、职工户这些特殊群体到底能够享受到多少利益,为城中村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六)坚持政府主导,凝聚强大拆迁合力。变项目单位拆迁为政府主导拆迁,利用政府拥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组织手段和群众工作等手段多样化的综合优势,统筹开展拆迁工作,收到了“拆迁成本最低、拆迁手段最多、拆迁速度最快、拆迁效益最大、拆迁效果最佳”的“五最”效果。尖岭村仅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全村1,462宅,学校、供销社等公用设施11处,共计80万平方米拆迁任务,腾地666亩,6,000多名动迁群众全部妥善安置,没有发生一起大的不稳定事件,没有发生一例重大事故。大马村148户仅用了34天就拆迁完毕,槐底村469多户不到一个月内拆完,二十里铺654户也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拆迁任务。

三、城中村改造效果

(一)极大地改善群众生活。改造后提供了面积大、质量高、环境优的居民回迁房,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开发商为村集体提供相当数量商业面积,其经营收益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生活保障。纳入城市管理系统,使广大居民享受到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

(二)提升城市形象。通过改造,城中村脱胎换骨,一大批新建高档小区及商业设施,出现在城市主要道路,高楼林立、节次鳞比,更不乏一些亮点建筑。夜间流光溢彩,增添了现代化气息。其中,万达城市广场、剑桥春雨等项目,还将成为地标性建筑。

(三)打造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城中村改造腾出的宝贵土地上,一些大型商业设施相继开工建设,便利的交通、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各种服务业态入驻经营,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和商圈,大大提高了城市生产力,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繁华。

(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城中村改造后,一些特殊区域社会管理难度大大降低。原尖岭村流动人口超过2万,是本村人口的3倍,人员构成复杂,治安问题突出,发案率占裕华区的1/3,改造后这一问题得到根治。在改造过程中,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些积案、“老大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结合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将建立新的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避免许多隐患和社会矛盾发生。

四、推进城中村改造问题与建议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有的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有的则需要在政策、法律上作出相关规定予以支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划滞后。目前,石家庄在城中村区域还缺乏区域性的详规,各地块招商引资各自为战,缺乏与周边环境的规划衔接。既需要出台详规,为科学摆布项目提供框架,也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产业引导。

二是资金缺口大。城中村改造是一个庞大工程,所需资金投入相当大,亟须研究措施,拓宽融资渠道,为加快回迁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回迁楼布局集中。现阶段,所有城中村项目都是将村民集中安置,与城市之间还存在相对的隔离,不利于农村城市化,需要积极引导各村在旧村改造中减少住宅性房产安置,增加货币安置和商业性股份安置,让村民更多地通过回购住宅实现回迁,从而引进大量城市人口与原村民混合居住,加快城中村城市化进程。

四是一些特殊问题有待深层次研究解决。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巨大的利益分配带来了尖锐的冲突,突出的表现在“闺女户”、“职工户”的具体问题上。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从民主制度、法律、政策各个层面进行探讨。

五是“新市民”素质有待提高。村改居后,大部分“新市民”仍保持原来农村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婚丧嫁娶中的一些旧风俗,一时难以摒弃,需要通过市民学校等平台,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升“新市民”的文明素质,使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作者单位:河北行政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马航.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会学视野分析[A].规划50年――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下册),2006.

第14篇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第15篇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实证分析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发展了已有十余年，国务院1995年推出“安居工程”，1998年推出“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政策，2007年更提出系统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但效果甚微，并暴露出种种问题。保障性住房项目集中建设，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空间聚集，强化了社会各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异，容易导致贫困过度集中[1]。

由于住房的寿命期一般长达一百年，因此建设一旦实施，就会有很强的不可逆性，住房空间布局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将会被影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因此，科学慎重地对待保障房的空间选址问题十分必要。

1、居住空间分异理论与保障房选址现状

1.1空间分异理论

居住空间分异是一种居住现象：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特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在相对隔离的区域内，同质人群有着相似的社会特性、遵循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或保持着同一种亚文化；而在相互隔离的区域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性[2]。

居住分异理论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热点，西方国家的研究主要讨论不同种族（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居住分异。国内学者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西安等城市的研究都表明，我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正在或已经形成[1]。

1.2保障房选址现状

我国的保障房选址大多存在选址边缘化、集中建设以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3]。

政府为了减少土地收益损失，尽可能的将保障房选在较偏远地区，由此导致被保障居民远离就业密集区，并会造成交通不便。我国大力建设保障房而采取的集中建设模式，导致了低收入人群集聚，形成居住空间分异。而且由于小区位置的偏远，周围很难有成熟的住宅小区公共设施共用，这将对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2、南京市保障房实地调查

从目前各方学者对于我国保障房空间分布的研究来看，大规模保障房的建设是否能真正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不能妄下定论。因此本研究小组成员针对南京市大型保障房项目的所处区位、周边环境以及具体配建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2.1项目简介

2010年初南京市启动了丁家桥、花岗、西善桥岱山西侧、江宁上坊北侧四大片区保障房项目。四大片区规划总用地面积5.6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50万平方米，共计提供约8.2万套保障性住房。

2.2四大片区基本信息

四大片区分布如图所示：

江宁上坊保障房片区，位于江宁区上坊老镇北侧，总用地面积12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93万平方米。

岱山保障房项目位于宁芜公路以南，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岱山西侧，与板桥新城相连。总用地面积228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80万平方米。

丁家庄保障房项目位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总用地约8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67万平方米。

花岗保障房项目位于栖霞区马群街道，总用地约13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11万平方米。

3、选址评价模型构建与实地调查信息汇总

3.1选址合理性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合理性评定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综合的过程，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交织并与各种地域结合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因此， 该指标体系不但要从定性方面分析， 还应采取定量化分析。基于此， 我们构建了四大片区保障房选址研究分级指标体系。考虑各因素对保障房片区的居民的影响程度，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请专家打分确定各因子权重见表1。

3.2各片区信息汇总分析

由于研究项目涉及面积较大，且仍处于建设过程中，给信息的调查与收集带来了很大难度。例如规划中要求的基础配套设施有很多尚未完成，所以只能通过资料查阅对相关信息进行完善。为了能够对保障房的各种相关指标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本论文采取资料查阅、未来预测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所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完善。通过进一步的信息提取与汇总得出最终结果见表2。

根据本次调查最终所得的信息，我们对各个因素进行了打分。取每个二级指标满分10分，按评判标准打分见表3。

最后，运用公式得出最终结果见表4。

为了能直观得看出保障房四大片区选址评价的最终结果，我们以百分制对其进行表示，见表5。

4、实地调查结果分析

（1）上文测算结果是，丁家庄保障房片区选址得分最高，上坊片区选址得分最低，但四大片区的区位得分差别并不是很大，均远离市区并分布于南京市。但从四大片区选址合理性分析的最终综合得分来看，分值均高于60分，说明四大片区保障房的区位选择都基本合理。

（2）对于交通，我们可以看出丁家桥保障房片区交通便利度最高，近乎是上坊保障房片区的两倍。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丁家桥处在外城区，而其余三大片区处于郊区。而江宁上坊的得分最低，通过表中数据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交通条件太差，进而拉低了最终综合得分。实际上，由于整个江宁区都还正处于开发阶段，相比于雨花台区和栖霞区，其经济的发展都较为滞后，而上坊保障房又处于江宁的外边缘，综合得分较低显而易见。

（3）此外，就业的保障也是影响居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结果表明：花岗保障房片区的就业渠道最少，如果政府不针对这一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随着居民的大量入住，问题将会迅速凸显出来，受保障人群的住房问题虽然得以解决，而生活却并未得到保障。

（4）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与保障房建设同步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非常的重要，即表中第三个影响因素——相关配套，它对保障房的评判影响极大。保障性住房的入住群体是低收入人群，所以他们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如果低收入家庭远离就业地、医院、学校等，他们就要承担相对多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易造成一些人放弃原就业机会，同时缩小社交圈。

5、建议

由于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及其他问题的存在，几乎所有城市的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很少能选在地段好、交通方便、周围配套设施非常完善的地方[3]。因此，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从地理位置上，综合选址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并在参考城市规划方向的基础上，选择目前成本较低并在以后发展前景较好的位置。（2）从交通上，尽量选择在已有的交通路线附近，未来可以完善延展。（3）从就业上，尽量选在靠近工业园区或企业较多的地方，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条件。（4）为了减少居住空间分异，避免出现贫民区，可以采用保障房与商品房配套建设的混居模式。

选址是复杂的，我们在选址时不可能使每项因素都达到最优，但是我们可以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在因素冲突时优先满足较重要的选项，从而使选址总体得到平衡，保证保障房选址的相对合理性。

参考文献

[1]郑思齐，张英杰.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J].现代城市研究，2010（09）：18-22.

[2]师春梅.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问题研究综述[J].黑河学刊，2010（11）：6-8.

[3]杜静，赵小玲.我国保障性住房选址的决策因素分析[J].工程管理学报，2012（1）：84-88.

[4]龙丽民，孙桂平，赵红杰等.石家庄市居住空间分异模型及发展趋势初探[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8（01）：20-24.

[5]杨晓冬，黄丽平.保障性住房选址问题及对策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2（04）：103-107.

[6]张永波，翟健.北京市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探讨[ C].北京：和谐城市规划—200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313-1321.

[7]杨靖，张嵩，汪冬宁.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策略研究[J ].城市规划，2009 （12）：53-58.

[8]汪冬宁，汤小橹，金晓斌等.基于土地成本和居住品质的保障住房选址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城市规划，2010（03）：57-61.

[9]陈乃栋，赵蕾，郑晓华等.保障性住房的规划选址研究——南京市的实践与思考[J].江苏城市规划，2011（10）：7-9.

[10]田野，栗德祥，毕向阳.不同阶层居民混合居住及其可行性分析[J ].建筑学报，2006（4）：38-41.

作者简介

栾寿福（1992—），男，本科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专业：土木工程。

刘欣书（1991—），女，本科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专业：工程管理。

何雪英（1991—），女，本科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专业：工程管理。

沈耳东（1992—），男，本科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专业：工程管理。

赵明扬（1990—），男，本科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专业：工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