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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整合营销一致性营销组合传播组合
一、整合营销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媒体刊例价格持续提高，媒介选择日益多样化，消费者受到越来越多新兴媒体的冲击，如何更好的使用媒介预算，更有效的影响目标观众，更合理的使用营销组合，成为每一个市场营销专业人员日常工作的难题。整合营销最初的概念，就是从解决这些日常营销活动的困难中而来。为了避免不同媒介组合之间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将公司各项营销活动整合于企业战略营销管理目标体系之下，更好的促进营销效率的优化以及营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公司提出并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整合营销行为。
科学而准确的为整合营销定义一个被所有人都认同的描述是很困难的，但经过大量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当多的营销实践，学院派的代表们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可以被大多数营销者所接受的有关整合营销的定义描述：整合营销是由公司的各项营销组合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个统一并且能够代表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元化行为。对于这一定义，一般而言有三个层次的解释范畴：其一，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些关键性元素（比如企业标识，颜色，文字等）在某一个营销或传播领域（如电视广告、促销单）的使用，与公司在其他所有领域使用的这些关键性元素需尽量保持完全一致，这里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形式上的一致，还表现为空间、时间以及目标对象选择的一致。其二，整合营销所谓的整合性，在于传播组合的高度统一。目标消费者的分化使得有效的触及目标受众以及与他们产生互动的沟通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巧妙的将公关活动和广告进行紧密的结合，灵活利用新闻曝光、节目赞助、体育赛事等软性宣传手段结合15秒或30秒硬广，在刺激消费者收看广告的同时产生口耳相传的传播效果甚至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理解为整合效果充分放大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三，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整合营销必须围绕一个核心——一个统一的信息核。新时代的营销人员需要铭记于心，大量投入的电视广告并不是接触并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唯一途径和最优选择；与此相对，组合使用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围绕需要传播的唯一信息核进行高效率信息传递才是现代营销活动重要方式。
上诉的定义描述比较全面的诠释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上述的一元化行为更多的是从营销者和厂家的角度去解读整合营销，是具有其片面性的。1998年，美国的两位研究者（DuncanandMoriarty，1998）认为，消费者，包括其他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角度整合所接受到关于公司的所有信息，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对公司的不同于营销者传播角度的公司形象。从这一方面来看，整合营销其实不仅仅是公司和营销人员单方面的概念。
整合营销在一个公司是否能够成功与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战略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公司的目标、规划、战略、使命都需要通过某一种传播方式，传递给特定的人群。整合营销的理论在公司的战略层面是营销战略的核心内容。譬如，一个以低成本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整合营销，他的所有营销理念都将围绕消费者价值最大化的核心信息，一些与此相关的概念或宣传点，如高性价比、消费者利益最大化、成本控制等都应非常频繁的重复于这些企业的营销策略点中。而对于一个追求差异化企业的整合营销，价格因素将一定不会在传播组合中提及，更多的重点将关注于产品的定位以及消费者的满意度渲染。
二、整合营销的一致性
在了解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之后，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研究整合营销的一些特性和关键点。在之前的介绍以及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一致性被认为是整合营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九十年代初，营销工作者组合使用各种营销工具的开始阶段，整合营销就是被定义为营销组合传播一致性信息的营销手段。一致性也被许多营销工作者认为是整合营销最为重要的一环。然而，随着对于整合营销研究的不断深入，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为整合营销注入的新的内涵。一致性需要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注入到品牌传播的内涵甚至于公司的营销战略之中：
1、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致性
一致性定义需要一个约定成俗的目标或者方向。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一个必须的一致性目标。但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成为整合营销一致性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公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体转变－将公司变成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型企业。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流程必然发生改变，消费者中心的理念将成为公司各阶层各部门战略决策的第一影响因素。CRM的使用，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或向此方向努力的企业，决策层帮助各阶层的员工了解并且熟悉消费者为中心的管理软件。
整合营销需要整合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部门和人员，将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将结合，对内与对外同时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传递给目标受众。将每一个员工都变成整合营销中的重要环节是越来越多公司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营销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更多的企业所认识并重视。只有得到公司内部所有员工和职能部门的认可，整合营销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其最大功用。从海康保险、百安居使用自己员工作为电视广告的模特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是如何将内部营销与外部营销相结合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都是从内部营销开始，结合外部的传播手段，将信息整合的进行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双循环。
从内而外的整合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当内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开始传播后，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成为外部营销的基础和依据，而消费者也不断的会反馈一些受到不同对待的信息，结合公司的营销组合，自内而外的整合营销很容易被内部的员工和外部消费者支持，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2、信息共享的一致性
公司对于信息的披露以及各种信息传播的重视程度，可以视为公司是否愿意与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进行整合营销的重要标准。通常而言，有意于或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更愿意采用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而一般的企业和公司往往多采用一些单向的沟通方式。整合营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完全敞开式的信息共享，企业完全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愿意为此而进行努力，而消费者也完全了解企业的状况，并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仅仅的买卖关系。
信息共享其实更多的是反应于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很难想象长期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行为且完全的展现自己是一种企业短期的做秀行为；更多和更长远而言，这种开放式的营销行为是植根于企业文化的一种长期的、一致性的企业传统。企业只有更好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更好将自己介绍给消费者，整合营销也才可能发挥其特定作用。整合营销正是建立在这种共享基础上的一种深度的营销理念。
3、架构的一致性
传统企业的架构是将公司分成一个一个的部门，各司其职，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分明，权限也比较明晰。这种架构有其明显的优点，但是，从整合营销的角度，它更像一件紧身衣，束缚了人们创造力和自由度；公司的营销行为也会因为营销职能功能性的不同，被分割为促销降价行为，公关营销行为，直接销售行为等。而企业内部的一些自发性的营销整合行为，也因为各自功能性的区分，被分割成为一部分一部分零散的独立市场行为。特别是最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全球化扩张，营销管理的物理距离成倍的扩大，使得原来的隔阂和协调不利的局面也无限放大。跨国企业忽然间发现，内部营销的重要性更甚于外部沟通，企业的员工和商已经成为无数为企业形象进行营销宣传的第一阵线。他们不得不更多的借用整合营销帮助企业重整架构，使得每个员工或商都更加了解企业的文化和目标，深刻理解品牌内涵，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以职能分开的部门。整合营销的过程，从架构上而言，就是企业架构重整的一体化过程。
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将非企业核心竞争立的功能外包给专业的商进行合作，而如何管理这些商在整合营销的过程中也有着区别于传统的对待方式。在整合营销中，不仅仅是商，宏观而言，整体的产业链都是被整合营销影响的范畴，产业链本身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整合营销链。一般而言，在成功的整合营销体系中，一家资深的广告公司将扮演领头人的角色，整体营销链将围绕核心的理念以及已然形成的整合架构将一致性发挥到最大限度。整合营销链的各个环节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专业优势，相互弥补而增加整体的一致性，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整合营销为核心的网络架构，充分挖掘出产业链的核心竞争优势。
文化的改变是整合营销架构改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关系营销以及针对合作伙伴的双向营销在整合营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整个组织的文化导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它使得所有参与部门和参与公司都愿意并且积极的配合与所有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双向和多向沟通，并主动调整架构，使得这种沟通更加流畅与高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运用。因特网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公司的文化和架构向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信息的交换更加便捷，管理更加扁平化都使得整合营销的信息交互过程得以在企业和组织内部更加高效的进行。而信息化使得公司的各个部门或者产业链上各个公司也更容易的相互接触，相同的内部局域系统，辅助于配套的管理软件，企业和组织的架构在整合营销一致性的促进下，变得更加的整合，以及更加的高效。
当然，无论是公司内部架构的营销整合化，还是产业链架构的营销整合化，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各部门以及各公司之间的差异。虽然一致性一直被非常重要的强调，但是差异性也需要特别的进行关注。各部门毕竟专业分工不同，产业链上的各公司也由于专注方向不同，在一致性理念的前提下，整合营销的体现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求大同而存小异，理念的统一才是整合营销的精髓所在。
三、结论
整合营销从诞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更没有一种准确的形式或者案例能够说明倒底如何才算是完美的整合营销，它可以以很多方式体现，也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企业或者组织。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一致性是整合营销最重要的属性。企业传递的信息需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客户为中心需要得到公司所有人员的认同，公司自上而下也必须对于整合营销有一个一致性的肯定的认识和态度。
整合营销是一个公司战略层面的决策，是一种传播、接受、互动一致性的公司行为，并且对于所有参与的个人和组织都有长期的利益。在整合营销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会给企业的架构、文化、认识带来不同的冲击，这些都将刺激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Beard·F：IMCuseandclient-adagencyrelationships[J]，
JournalofMarketingCommunications，1997（12）.
[2]Duncan·T，Moriarty·S：Acommunication-basedmarketingmodelformanagingrelationships[J]，JournalofMarketing，1998（4）.
[3]Morgan·R·M，Hunt·S·D：Thecommitment-trusttheoryofrelationship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1998（7）.
第2篇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
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
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
第3篇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
第4篇
在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不能忽视系统理论知识的传授，尤其是应该利用思想政治理论对他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培训相结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大众化不是对所有群体都一样的简单化、通俗化，当代青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效把握社会的本质，只有不断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管的把握，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二）创造有利于当代青年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环境
当代社会是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学习与生活已经与网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建立培养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专题的宣传教育网站，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互动讨论区或者论坛，帮助他们及时解答各种价值困惑；其次，在网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网络课堂，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进行专题讲，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最后，可以开设网络社区，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或者有关价值观的问题进行讨论，充分调动起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观能动性。
（三）增强当代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自觉行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培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青年的精神引领作用，能够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正确认识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性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并且可以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服务社会与了解社会的机会，改变主流的价值观。当代青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缺少历史的积淀就会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认识的偏差。因此，要积极引导当代青年多学习历史，不断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行为，同时把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青年的基本要求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四）积极创建有利于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
当代青年处于社会大发展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感染，因此，积极创建有利于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第一，强调文化建设中要包含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教育除了给学生带来精神和心灵上的影响外，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于文化建设中，在文化熏陶中加强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第二，定期举办符合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知识讲座、学术研究、报告会、演讲征文等等，借助多样性的文化活动教育和感染他们；第三，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事件进行广泛传播，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氛围。
（五）结语
第5篇
当外界新信息被感知后，个体就会对感知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判断，在与原有的价值观念比较的过程中，要么否定新知识，要么暂时接受或搁置，形成道德理性，然后不断寻求信服的依据。因此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如果只一味灌输，就会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学生知道了并不代表接受了，应然结构并不代表着必然，道德理性还需向道德情感转化。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在现实社会中检验被暂时接受或搁置的新信息。如果社会现象或事件能够对新信息提供足够的实践佐证，新的信息将替换或瓦解原有的价值观念，形成道德情感。如果不能，则反之，或者更为严重，会使个体产生不屑或叛逆的心理。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道德事件，并作出正确引导，突出社会道德模范，增强教育的现实感，在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中不断强化学生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经过了实践佐证的新信息就会被理性的个体存储在价值观念中，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是个体对于外在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最深度的认同，并使个体对于社会道德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道德信念一旦形成，社会道德就会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信念而成为个体道德最深层的根据。其中道德意志是道德信念形成的中介，至关重要。道德意志体现出自觉、果断、坚持、自制的特性，能够排除内部或外部的障碍，使个体表现出坚持精神和坚强的毅力。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学生的道德信念，首先就得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沉重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个体形成道德信念并不是道德内化的终点，而是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成功的社会道德内化是以自觉的外化道德行为逐渐养成道德习惯并最终形成道德品质为衡量标准的。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行”。只有通过从感知到内化到行为外化的过程而确立的道德信念才更加牢固，对个体行为的自律意识也最强。可见，道德内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是一个内外界信息交流交换的过程，并非单向流动或单纯的主观建构过程。
二、隐性教育与道德内化的契合性
1.隐性教育的渗透性
隐性教育的渗透性体现在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多方面。隐性教育秉承“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热衷于创造和谐灵动的校园环境，用环境去感染和熏陶学生；教育主体“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率先垂范，用人格魅力去教育学生；教育内容丰富多彩，来源于现实生活，具有时代性；教育手段多样，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空间和选择判断的权利。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渗透到了环境、文化、娱乐、网络、舆论等非正式教育载体中，使学生由非认知心理获得这些感性道德信息，不仅排除了学生对道德说教的逆反心理，而且能激发他们参与学习的意愿。这些都将有利于道德内化过程中感知阶段、判断阶段和培养道德情感阶段的顺利进行。
2.隐性教育的交互性
隐性教育的渗透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的信息以感性认识为主，感性认识还有待于向理性认识转化。转化的过程需要教育者的引导和点拨。而QQ、微博、微信、娱乐活动等都是很好的隐性教育的载体，借这些载体，教育者改变了高高在上的权威模样，受教育者也改被动为主动，两者之间成为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关系。教育者不仅可以实时对受教育者提供指导，帮助受教育者归纳、总结、升华感性认识，逐渐形成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受教育者会敞开心扉表达真实的想法和看法，很多在课堂上不敢表达的疑惑或不满都可以借这些载体表达出来。教育者还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了解学生已有的默会知识，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纠正。隐性教育的交互性使得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都缩短了，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及时对某一现象或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和答疑解惑，为学生新的价值观念提供更多更现实的佐证，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道德理性向道德信念转化的关键。
3.隐性教育的实践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知、信、行的过程。其实质是让学生把外在的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并外化为自觉的行动，行是最终的目的，行更是强化信仰的方式。大多数的感性认识要通过实践获得，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也需要社会实践来培养或锻炼。同时，受教育者是否具备了核心的道德信念也需要实践来检验。隐性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体验。课堂内的讨论、答疑、演讲，课堂外的参观践学、志愿服务等都能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激发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创新意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学生走出象牙塔，深入到群众中开展社区服务、敬老扶困等实践公益活动，能逐渐形成良好的价值认知、判断和行为能力，能使学生在关爱他人中磨练自身的毅力，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和节俭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4.隐性教育的长效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绝不是一朝一夕，或一个学期能够完成的。隐性教育注重引导受教者自悟自省，秉承“水滴石穿”的精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开展将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需要多元的教育者，需要学校教育者们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塑造。隐性教育社会化的特点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教育者。核心价值体系内化的两个过程不是一次单循环，他需要周而复始的运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培养道德意志，强化道德信念，规范道德行为，纠正偏差，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再实践再总结。隐性教育的长效性特性恰适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这一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隐性教育途径
1.创新认知方式，增强渗透性
首先，把隐性教育方式渗透到教育理念中。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体，具有主体性。教育者应充分意识到学生的主体性，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从了解学生的默会知识、满足学生的需求、解决学生的困惑开始，尽量做到施教于无痕，受教于无形。其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渗透到各门学科的教育中。价值观教育不仅只有思想政治课承担，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等几乎所有课程都能成为价值观教育的载体。并且由于这些课程非政治性的特点，更容易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最后，渗透到学习、生活的全环境全过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是环境的产物。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课堂上拓展到整个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中，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崇高的道德环境去感染和熏陶他们，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并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2.借助多媒体网络，增强交互性
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发散性的信息传播结构使得政府和教育者对于信息和网络舆情的控制力大大下降。但是，网络的隐匿性消除了学生的逆反心理，即时性缩短了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广泛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最重要的是增强了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教育者可以隐匿在网络中，实时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地对一些片面或虚假的新闻报道作出阐释，扫除社会瘴气，匡扶正气，传播正能量，引导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教育者可以通过创建专题论坛、红色网站，开设微博，建立微信公众账号，通过QQ、微信、邮件等在线答疑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3.强化体验教育，增强实践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内化为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且价值观也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外化出来。教育者可以开展多层次的体验教育。第一层次，课堂上。课堂上可以通过讨论、演讲、答辩、情境教学等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创造“人人参与、人人思考、人人施教”的学习体验氛围，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感知力度。第二层次，社会实践。突出社会实践的自主选择性。社会实践的主题、地点、方式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让大家充分感受到“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需求我选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理性认知培养出道德情感，并进一步形成道德意志。第三层次，人生体验。秉承“一日为师，终身为友”的理念，和学生互为良师益友，相互鼓励扶持，教学相长，使其在漫漫人生路上，用自身人生历练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悟出人生的真谛，形成道德信念，并激励学生不断地去践行理想信念。
4.发展社会教育，增强长效性
第6篇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肾疾病;研究思路;方法
1慢性肾脏病的危害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统计表明，慢性肾脏病（chronickidneydisease,CKD）占美国医疗人群的7%，却占医疗预算费用总额的24%；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renaldisease,ESRD）每人每年需要透析的费用为65000美元，预计2010年美国用于ESRD的费用将高达290亿美元［1］。目前我国尚无准确的CKD流行病学数据。据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地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CKD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KD患病率为9.4%［2］。据此推算，我国CKD病人将超过1亿，ESRD病人超过300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300万ESRD病人中仅有6万人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统计，替代治疗每人每年费用10万～13万元人民币，仅这6万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ESRD病人每年的医疗费用就高达60亿～78亿元人民币，若ESRD患者全部接受替代治疗，医疗费用将高达3000亿～3900亿元人民币。CKD患者血肌酐（serumcreatinine,SCr）超过150μmol/L时，死于心血管并发症者是普通人群的15倍，尿毒症患者死于心血管并发症是普通人群的35倍。ESRD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给患者本人造成终身遗憾。虽然ESRD目前无法治愈，但CKD还未进展到ESRD时，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积极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与不足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自然渗透的产物，存在于我国中医院及相当一部分西医院的医疗实践中。许多肾脏病专家都在积极探索肾脏病治疗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如著名的肾脏病专家黎磊石院士开发研究中药提取物雷公藤多苷，为临床肾脏病的治疗提供有效的药物；陈香美院士获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A,IgA）型肾病中医证治规律研究”，为IgA型肾病的中医证治规律提供科学证据。他们是肾脏病领域中西医结合的典范。中西医结合在肾脏病领域有明显的优势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
2.1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
2.1.1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副反应著名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叶任高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要源于中医，而高于中医；源于西医，而高于西医。”这才是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所在。如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在使用泼尼松、细胞毒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onconvertingenzymeinhibitors,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onⅡreceptorblocker,ARB）等治疗的同时，再结合雷公藤多苷、火把花根片或中药汤剂等中西医结合疗法，其疗效较单纯中医或西医疗法显著提高。中药还可明显减轻大剂量激素引起的医源性柯兴氏综合征副反应，减轻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引起的消化道反应及骨髓和性腺功能的抑制［3］。
2.1.2中西医结合一体化治疗中医、西医对疾病不同阶段的治疗，各有优势和劣势，中西医结合能取长补短，使病人得到一体化的治疗。如，IgA型肾病表现为单纯性血尿时，西医无特异性疗法，中医汤剂加火把花根或雷公藤多苷有比较好的疗效；在表现为中等蛋白尿和血尿时，以小剂量激素、ACEI加中药汤剂或雷公藤多苷有比较好的疗效；在大量蛋白尿时，则以大剂量激素、ACEI加中药汤剂、雷公藤多苷或火把花根治疗；出现细胞性新月体时，则以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出现慢性肾衰竭（chronicrenalfailure,CRF）1、2期时，以中药汤剂口服、中药保留灌肠及中药熏洗，同时配合减轻肾脏“高灌注、高滤过、高压”的ACEI和ARB等治疗；到尿毒症期以替代治疗为主，中药配合改善营养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为辅。中西医结合在疾病各个不同阶段切入，各施所长才能得到最佳的一体化治疗。
2.1.3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判断疾病预后，提高治疗敏感性例如，肾病综合征不同的病理类型都可以表现脾肾阳虚证型，而微小病变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好，预后好，局灶节段硬化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差，预后差。西医诊断下的中医辨证，提高了中医对肾病预后的认识。
2.2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2.2.1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方法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尽管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肾脏病报道很多，但绝大部分都停留在专家个人的经验和各自单位的临床观察，没有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其疗效的客观性很难确定。
2.2.2疗效机制不明中药的成分复杂，经过炮制、配伍、煎煮和体内代谢后，成分的变化更是不得而知。因此，中药很难用单一指标去考察其疗效，作用机制不明。在中药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西药治疗，其疗效机制更是不清楚。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疗效机制只能用“黑箱理论”去解释。
2.2.3行业内尚无《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指南》中西医结合治疗CKD无规可循，中西医结合肾科医生临床诊疗缺乏权威的参考和指引，医患安全性差。
2.2.4基础理论研究较迷惘中医学的特点是辨证论治，其“证”的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中医现代化的瓶颈。但目前对肾虚证等“证”的研究还没有找到特异性的客观指标，离揭示“证”的本质还有很大距离。
2.2.5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目前中医临床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实践；西医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实验手段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手段来指导实践［4］。中医、西医都是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新理论的形成还有待漫长的时日。
3中西医结合防治CKD的思路与方法
3.1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报道很多，疗效也比较好，但现在还没有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化方案出台。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已经开始资助中医肾病临床优化方案的研究，如杭州市中医院王永钧教授牵头的11家医院肾科参与的“CKD3期中医证治优化方案的示范研究”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陈以平教授牵头的“中医综合治疗膜性肾病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5］。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优化方案的研究提供借鉴。另外，建议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科技部门以及企业以各种形式支持中西医结合肾病优化方案的研究，为编写中西医结合防治肾病指南提供证据，为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为行业诊治CKD提供最有效的方法，提高肾病的诊疗水平。研究优化方案时，需注意以下问题：（1）为使临床试验信息透明化，提高研究的社会公信度，请在临床试验开始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WHOInternationalClinicalTrialRegistrationPlatform,WHOICTRP）认证的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2）为优化出最佳的方案，请在做优化方案时，先将专家的经验在协作组内讨论，并在协作组外征求中医肾病专家、西医肾病专家、肾脏病理专家、免疫学专家、药理学专家、统计学专家、医学经济学专家、伦理委员会以及护理学专家的意见。优化方案制定后，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盲法对照临床试验，客观评价其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第一次临床试验结果出来后，针对临床试验存在的问题，将方案再优化再试验直至优化出满意的方案。（3）CRF应按原发病进行单病种优化研究。CRF是多种病因引起的临床综合征，病因不同，其进展的机制和速度不一样，临床疗效和预后也存在差异。因此，CRF应按其原发病分类进行优化研究。另外，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小球肾炎也要按病理类型进行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
3.2加强确有疗效的新药开发研究目前已开发上市用于治疗肾病的中成药有雷公藤多苷片、肾炎康复片、尿毒清、肾炎四味片、黄葵胶囊等，但还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为了丰富临床医生治疗肾病的手段，满足临床患者的需要，扩大中西医结合方法在国际肾病界的影响，则需加强确有疗效、安全的中药新药开发研究［6］。中药新药开发应注意以下问题：（1）临床疗效是新药的生命，只有疗效好且安全的药物才会在医疗市场生存周期长，经久不衰；（2）组方药味不要太多，最好在8味以下，4～6味最好。因为药味太多，工艺复杂，服药量大，不便于控制成本，使患者长期服用；（3）掌握新药的最新分类，因新药分类的不同，药学和毒理研究的要求不一样，请及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去查询；（4）组方的药物如果是没有质量标准的地方药材，要先制定该药的质量标准；（5）中药新药临床适应证必须为先确定西医病名下的中医证型，不能只有西医的病名，没有中医的证型；（6）药效学研究如果没有公认的动物模型，自创的动物模型要有相关专家论证；（7）临床试验方案要参照《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指导原则》，若是该原则没有的病种，临床试验方案要请相关专家论证；（8）对照药的选择，最好是同类最有效的中药，没有同类的中药要选择公认有效的西药，对照药是不同的剂型时要做双模拟。
3.3利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探索中医肾本质的研究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证”本质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突破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肾阴虚证、肾阳虚证进行了环磷酸腺苷（cyclicadenosinemonophosphate,cAMP）、环磷酸鸟苷（cyclicguanosinemonophosphate,cGMP）、内分泌、免疫和基因等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没有找到中医肾虚证的特异指标。系统生物学是由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相互作用组学、表型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等组成，通过生物信息学把基因、蛋白质、代谢产物及表型等横向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采用系统综合的思路和手段从整体水平上动态地对一个集合体的存在特征、活动规律和相互联系加以描述。中医传统理论最具特色的就是“整体观”和“辨证观”，与现代的系统生物学思路不谋而合［7］。以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为核心的系统生物学方法，将为中医肾虚证本质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手段。
3.4加强中医药治疗CKD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作用机制研究是目前的热点，许多肾病工作者研究了治肾病中药复方或单味药对肾脏病理和功能的改善作用，以及对细胞因子和基因的调节作用，为临床寻找有效的药物，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鉴于中药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和多效应的特点，很难判断有效或无效成分，也很难用单一指标考察其疗效，对它的代谢途径不清楚，半衰期不明，其疗效机制还是用“黑箱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汤剂都是每天服用2次，所有的中成药都是每天吃3次。鉴于目前的技术和方法所限，这种研究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前面所述的系统生物学方法与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和多效应的特征相吻合，但技术条件要求比较高，建议有条件的单位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去探讨中医药治疗肾病的疗效机制，为肾脏病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3.5加强马兜铃酸等有毒中药肾损害的机制研究1964年，吴松寒等［8］报道了2例服用含关木通的药物引起急性肾衰竭，随后也有报道，但例数少，未引起重视。1993年，Vanherweghem等［9］发现9名妇女食用含中药成分的减肥食品后出现肾间质纤维化，其中2例初诊时已为ESRD，经对其药物分析发现，减肥药物含马兜铃酸，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国内谌贻璞教授等［10］也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有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关木通、广防己等。其他引起肾损害的中药还有苦参、补骨脂、土牛膝、川楝子、苍耳子、枳实、白头翁、夏枯草、昆明山海棠、厚朴、牵牛子、草乌、巴豆、使君子、土贝母等。肾损害表现为急、慢性肾衰竭及肾小管间质纤维化［11］。中药肾损害已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中草药安全性的怀疑，甚至有的不敢用中药。其实这些药源性肾损害除药物本身药理效应外，与剂量过大、使用时间过长以及不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有关。因此，必须研究可能引起肾损害的中草药的产地、服药时间、剂量和配伍关系，禁止确有肾损害的药物如关木通、马兜铃等中药及其制剂在市场上流通，进一步研究可能引起肾损害的机制，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为临床提供治疗肾病安全有效的中药。
3.6组织编写《慢性肾脏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指南》西医有美国组织编写的《慢性肾脏病及透析的临床实践指南》。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开始组织中国中医药学界专家撰写《中医临床指南》，希望该临床指南既符合国际通用的疾病标准，又能体现辨证论治的中医药特色，成为标准化、国际化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导性文件，该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临床证据不足［12］。建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会牵头，中华肾脏病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中医肾病专家、西医肾病专家、肾脏病理专家、免疫学专家、医学经济学专家、统计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护理学专家以及卫生决策部门专家参与，对中西医结合治疗CKD比较成熟的病种，以病证结合的方式、公认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对证据进行分级，为临床医生提供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中西医结合防治CKD指南。
3.7加大宣传，重视普查，早期预防CKD患病率和病死率高，合并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增加，医疗费用昂贵，但知晓率却不足10%。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做过尿液检查，肾脏有没有问题一无所知。因此，2006年国际肾脏病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Nephrology,ISN）和国际肾脏基金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KidneyFoundation,IFKF）联合倡议，将每年3月份的第2个星期四定为“世界肾脏日”，目的就是唤起全球各界人士对CKD的高度关注。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已经在媒体开展宣传，举行讲座，组织普查，但还有待其他相关学会及政府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宣传，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组织专业人士参与大规模尿常规普查。建议及早建立我国在临床广泛应用检测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filtrationrate,GFR）的方法，对可能引起CKD的住院病人和体检者进行GFR评价；对高血压病、糖尿病、痛风等引起继发性肾脏病的因素及早进行预防；对已有肾脏病要积极干预治疗，防止肾损害的进展；对3、4、5期的CKD要防止心血管事件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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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 翻译文学
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深刻的投射到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埃尔・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时首先使用。认为“政治文化”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政治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指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①。“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甚至还包括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
“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的，而翻译活动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连接政治与翻译的桥梁，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包含于政治文化中。
政治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本选择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语言的糖衣，都是这种制约的体现。
以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变得更明确，倾向选择翻译苏联、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海涅，美国的杰克・伦敦、惠特曼，以及大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典型的是，中国译者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雪莱、拜伦情有独钟，而冷落了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②。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一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
特别是1949年后，翻译活动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的一部分。在外文局以及各官方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下，翻译失去了把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引进来的重要功能，而被来进一步巩固社会文化系统以及加强该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位置。文学翻译政治化的择取标准使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俄苏文学、欧洲古典文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占据中国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而极为丰富的欧美现当代小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相抵触，被完全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由此可见，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因素还带来了翻译中的叛逆现象。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③。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
关于意识形态，《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 Lefevé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④。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它始终都受到诗学观、译者和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文学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被政治需要唤起的，它自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没有翻译，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构建；当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翻译起着操纵作用，操纵着翻译文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下的翻译文学构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种处于不同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翻译文学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多元系统论的参照下，如何理解近现代不同时期我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它们的文化文学功能如何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近现代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式、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各种翻译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回顾近现代翻译文学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时代的政治需求成为翻译文学择取的首要准则，即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翻译现象时，应将其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程度，找到近现代许多翻译文学现象的产生根源，以求能对近现代翻译文学做出准确的把握和中肯的评价。
注释：
① Almond GA，Powell GB:《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第8篇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由于过多的含有胆汁的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胃，导致胃黏膜炎症的消化系统疾病，病因较为复杂，临床上亦无特效治疗药物，给广大患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笔者在临床工作中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观察了180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收到了满意的疗效，现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180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均为2005~2007年两年来门诊就诊病例，均参照《3200个内科疾病诊断标准》［1］予以确诊，其中男87例，女93例，年龄18~75岁，病程3个月~10年以上。
1.2分组情况将180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88例，男42例，女46例；治疗组92例，男45例，女47例。
1.3症状与体征见表1。表1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
1.4胃镜及病理情况见表2。表2两组患者胃镜及病理情况
1.5治疗方法
1.5.1对照组西利片（每日3次，每次5mg，餐前15min服用），维生素B6（每日三次，每次20mg），奥美拉唑胶囊（每日2次，每次20mg）。
1.5.2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清胃汤”。基本方组成：柴胡、枳实、白芍、香附、黄连、石菖蒲。随症加减：口苦较甚加金钱草，纳呆加神曲、山楂，口干加沙参、麦冬。以上药物加水煎煮，取汁200ml温服，每日2次。
1.5.3治疗时间两组药物四周为一个疗程，连用两个疗程。
1.6疗效观察
1.6.1疗效标准显效：症状消失，胃镜复查未见胆汁反流，黏液糊清，胃黏膜炎症消失；有效：症状减轻，胃镜复查胆汁反流明显减少，黏液糊稍混，胃黏膜炎症减轻；无效：症状无好转或加重，胃镜复查仍有胆汁反流或加重。
1.6.2疗效观察见表3。表3两组治疗结果经统计：对照组显效72例，占81.8%，有效10例，占11.4%，总有效率93.2%；治疗组显效60例，占65.2%，有效12例，占13.0%，总有效率78.3%，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2讨论
胆汁反流性胃炎病因较为复杂，多是由于神经功能紊乱或幽门括约肌舒缩功能障碍而引起，可分为原发性及继发性两类。原发性即非手术原因引起，继发性则是由于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胆囊切除术、幽门成形术等）原因引起。现代医学认为胆汁反流性胃炎发病机制为中枢神经系统及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而导致幽门失去正常的舒缩功能，或术后幽门丧失，导致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胃，对胃黏膜产生损害。在祖国医学中，胆汁反流性胃炎属“胃痛”、“嘈杂”、“呕吐”范畴。《内经》曰：“善呕，呕有苦，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本病病位在脾胃，又与肝胆密切相关。由于肝胆失于疏泄而致脾胃升降失司，胃气上逆，即出现胃痛、呕恶、口苦等症。故治则应以疏肝和胃为本，并清热利胆，自拟“清胃汤”中柴胡疏肝解郁，枳实行气，两药合用升清降浊。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柴胡、枳实对胃排空及小肠推进功能能起促进作用［2］，白芍柔肝理脾，缓急止痛，香附行气解郁，黄连为清中焦热之主药，石菖蒲化湿理气解郁，并能有效调节植物神经功能。西药西利和维生素B6可增强平滑肌收缩，促进胃肠排空，使胆汁向下排泄，同时维生素B6亦可调节植物神经功能，奥美拉唑保护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减少反流。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较纯西药治疗具有更好疗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第9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实证研究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型员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理论成果，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阐释了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这为企业探索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方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并对企业改善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
1.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Sehein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学习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综合的问题时所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和信念由于运作得很好而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传播给企业的新成员作为感知，思考和感觉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0"REILLY等认为，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当这种价值观为员工所接受，文化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员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企业员工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由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行为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物质文化四个层次构成。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企业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四个维度进行了有关的实证分析。
2.知识型员工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首先提出了“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其实他当时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某个经理或执行经理根据彼得，德鲁克的定义，知识型员工(或知识工作者。以下通称知识型员工)属于那种“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营人员、教育工作者等都可称之为知识型员工。
3.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JobSatisfac，tion)这一概念是由Taylor于1912年首先提出的。对工作满意度本质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Hoppek总结以往研究，提出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受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Smith等人在编制工作描述指数(JobDescirptiveIndex。JDI)研究中，将工作满意度界定为“对工作情境各方面的情绪或情感反映”。同时他们又指出“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其实是一种态度测量”。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从工作中获取需求动机的满足导致工作满意度：ADAMS公平理论表明，工作满意度的产生来自于员工将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相比较的结果：研究者也提出工作满意度指员工对其工作的感受或态度。基于以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l：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概念模型
2.问卷设计。为保证量表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笔者在进行量表设计时尽量选取了目前较为成熟的量表。企业文化量表主要是由Denison以及郑伯埙的VOCS量表进行适当修改而成，按照本文研究内容，笔者将企业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Substance)、制度文化(System)、行为文化(Con，duct)以及精神文化(Spirit)四个层次，共由16个题项构成。
subl：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拥有独特的产品或技术；Sub2：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产品质量优越；Sub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产品竞争能力强：Sub4：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工作条件科学适宜Sysl：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并要求员工严格贯彻以确保绩效的完成和目标的达到；Sys2：公司规章制度十分齐全，员工职责明确，运作十分有条理，且有规章可循；Sys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有较为科学、公正的激励机制；Sys4：公司主要领导者对下属能充分授权。
Conl：公司员工之间相处十分融洽，犹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般温暖；Con2：公司的组织氛围十分开放，员工能够参与决策；Con3：公司有衡量行为对错的道德尺度；Con4：公司主要领导者身体力行，经常视察下属的工作进度。
Sptl：公司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Spt2：公司有明确的企业精神；Spt3：忽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将使您陷入困境；Spt4：公司中不同部门的员工有共同愿景。
工作满意度量表主要参考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SatisfactionQuestionnaire，MSQ)将工作满意度分为4个主要方面：工作本身(Job)、工作中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报酬(Reward)和发展(Development)，共由l5个题项构成。
Jobl：工作地点的周边环境；Job2：工作场所的舒适性；Job3：生产／办公设备的配置及相关技术的支持情况；Job4：工作强度Rel1：同事之间的相处情况；Rel2：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沟通；Rel3：在团体中成为重要角色的机会。
Rwd1：与所做工作相比，我对所获得的工资水平：Rwd2：公司所提供的福利与保障；Rwd3：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Rwd4：工作表现出色时，所获得的奖励。
Dlpl：目前的工作与我的个人能力、兴趣和志向的符合程度；Dip2：工作的晋升机会；Dlp3：工作中培训和进修的机会；Dlp4：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
本文测量工具为Likert5级量表，分别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以及“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确定”、“满意”、“非常满意”对应标记为1、2、3、4、5分。调查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对问卷中的各项指标进行客观判断和选择。
四、统计分析与检验
1.描述性统计。2009年l2月份笔者在重庆大学MBA学员中，以班级为单位。共发出问卷200份，现场作答后立刻收回共计139份。在收回的问卷中，有12份由于数据缺失或者填写前后矛盾等无法进行统计而予以剔除，最后实际可用的问卷为127份。实际问卷回复率为63，5％。其中男性71人，女性56人；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者32人，26岁～30岁者36人，31岁40岁者l1人，41岁～5O岁者l1人；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者26人，大学本科88人；硕士及以上13人；高层管理者12人，中层管理者42人。基层管理者23人，一般员工50人：所属行业为制造业26人，服务业(含金融、电信、商贸等)31人，房地产业9人。高新技术产业(含IT、生物等)29人，公用事业(水、电、气、公交等)17人。政府机关7人，其他行业8人。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受访人群多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且都接受过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教育，符合知识型员工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访人群主要集中为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且职务分布较为全面，他们针对问卷所涉及问题的回答能够较全面的反应企业的真实情况以上统计说明，调查样本基本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2.探索性因子检验。本文运用SPSS17，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得出企业文化与工作满意度的KMO值分别为：O，827、O，799，均大于0，6，且显著性Sig<0，05，满足因子分析条件。企业文化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分别是Sys、Spt、Con、Sub。工作满意度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为Job、Rwd、Rel和Dip。
3.样本指标可靠性检验为了检验调查问卷数据的可靠性，作者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了各测试因素的可靠性系数(仅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文化、工作满意度的Cronbach'sa仅分别为0，863、0，781，均超过0，7，各自因素的a值均大于0，6。
六、结论与讨论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多元统筹 法律责任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为了更好地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统一规范，各级政府可依照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制定适合当地经济状况的地方政府法规。同时，农村医疗保障法必须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出现的医患纠纷，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国家能够依法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纳入特定款项，可以避免资金挪用等问题，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良好运行。
第11篇
扩张型心肌病（DCM）是一种原因不明以左心室或双心室心腔扩大和心室收缩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心肌疾病。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病与病毒感染及自身免疫应答有关，病程晚期常发展为顽固性心力衰竭伴心律失常，病死率较高，出现心衰后5年存活率为40％，10年存活率仅为22％［1］。因此，对DCM进行早期治疗，使用药效好、副作用少的药物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采用中西医结合对30例DCM患者进行治疗，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2001年4月至2006年6月，本科收治DCM患者60例。DCM的诊断采用1980年WHO/ISF心肌病的定义和分类型标准［2］，心功能分级采用美国心脏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方案。随机分为两组，各30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治疗组)：男16例，女14例，平均年龄39.6岁，心功能Ⅱ级9例，Ⅲ级15例，Ⅳ级6例；西药治疗组(对照组)：男18例，女12例，平均年龄41.2岁，心功能Ⅱ级8例，Ⅲ级16例，Ⅳ级6例。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一般的治疗方法，给予患者低盐饮食、卧床休息、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控制感染、吸氧，常规口服血管扩张剂消心痛，ACEI卡托普利、洋地黄、地高辛，利尿剂双氢克尿噻和/或安体舒通，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治疗组在对照组用药的基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50ml加入5％的葡萄糖250ml中静脉滴注。参麦注射液的成分人参和麦冬。两组均以7d为1个疗程，连续进行4个疗程后进行疗效比较。用药前后详细记录血、尿、大便常规和肝肾功能、血电解质、心电图、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室射血分数(LVEF)、舒张早期和晚期二尖瓣前向血流速度E峰与A峰比值(E/A)。
1.3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临床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3］。显效:心衰症状及体征消失，心功能改善2级;有效:心衰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心功能改善1级;无效:心功能无改善或病情加重或死亡。
1.4统计学方法应用EXCEL和SPSS软件。计量资料行t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显效19例，有效9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3.33%；对照组显效12例，有效8例，无效10例，总有效率66.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变化
见表1。治疗后，两组患者心脏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的改善好于对照组(P＜0.05)。表1两组患者超声心动图变化比较（略）
3讨论
扩张型心肌病是一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症疾患,目前尚无特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中医认为本病属“心悸”、“胸痹”范畴，归纳病机为心气不足、心肾阳虚、痰凝水泛,属本虚标实。心气不足则血行迟缓,血不足以濡养于心,使心肾阳虚;水饮不化,水液潴留,以致痰浊水饮弥漫,上凌心肺。治宜益气养心、活血利水［4］。近年来,随着对扩张型心肌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深入,长期交感神经代偿性兴奋使血中儿茶酚胺积聚,因而可诱发心肌细胞凋亡,因此治疗由过去的单纯纠正血液动力学障碍发展到针对心肌细胞损伤所引起的心肌扩张、纤维化和能量利用障碍［5］。β受体阻滞剂的作用机制为:对心肌细胞肥厚的预防和对抗氧化剂作用的利用,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6］；降低血液中儿茶酚胺的浓度,防止心肌损害［7］；通过阻断肾小球旁细胞β受体而抑制过度激活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周围血管扩张,减少水钠潴留,降低心脏的前负荷［8］；增强副交感神经活性,从而防止致命性心律失常；有效抑制交感神经兴奋,降低心率,使心室舒张期充盈充分,主动舒张功能得到改善,能量需求减少,心肌效能增加；纠正免疫变化,阻止对心肌β受体产生自身抗体。参麦注射液由红参、麦冬的提取物组成,有效成分主要为人参皂苷。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人参皂苷能促进心肌细胞DNA合成与更新,改善心肌能量代谢,减少或消除自由基,扩张冠状动脉,改善血液循环,有利于老化与损伤心肌细胞超微结构的修复和保护,从而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排出量,改善血流动力学。
心功能不全患者常有微循环障碍及血液流变学异常,其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红细胞压积均明显升高［9］。而参麦注射液具有改善微循环、抗凝、减少心肌耗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机体免疫力和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本资料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效率比单纯西药治疗有效率高，与文献一致［10，11］。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能评价左室收缩和舒张功能，左室射血分数(LVEF)为反映左室收缩功能的指标，舒张早期和晚期二尖瓣前向血流速度E峰与A峰比值(E/A)是左室舒张功能的体现。从本次实验可以看出，治疗组使用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后，LVEF、E/A值显著上升，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的改善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的对照组（P<0.05），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增强心脏泵功能，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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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andenburgRO,ChazovE,CherianG,etal.ReportoftheWHO/ISFtashforceonthederinitionandclassificationofcardiomyopathies.Br-heartJ,1980,44:762.
3孙传兴编.临床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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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gsteinF.Adrenergicbeta-blockingagentsincongestiveheartfailureduetoidiopathicdilatedcardiomyopathy.EurHeartJ,1995,16(suppl):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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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ghussonY,MarulloS.Mappingofafunctionalautoinmmuneepitopeontheβadrenergicreceptorin.patientswithidiopathicdlatedcardiomyopathy.Clininvest,1990,869(7):1658～1663.
8KarstersK.Initialexperiencewithbeta-blockersindiatedCardi-omypathy.AMJcardiol,1993,71(suppl):33～38.
9铁瑛,刘建玲,徐运文.心力衰竭血液流变学的改变.临床荟萃,1993,(8):17～18.
第12篇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来自我科2005年11月至2009年10月间收治的177例因下颌智齿阻生来就诊的患者。其中男110例，女67例；年龄在16-29岁之间，平均年龄20.5岁；所有这些阻生智齿本身均无症状、没有龋坏或炎症病史，均为不完全萌出或只有少许粘膜覆盖。纳入标准：符合下颌阻生智齿且无冠周炎的症状和体征的患者；符合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标准。排除标准：伴有急性炎症的患者；伴有颌面部畸形的患者；伴有骨遗传病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患者；伴有其它严重疾病或者恶病质患者。
1.2方法：
所有病例均拍牙片或曲面断层片以检查阻生智齿的阻生方向、邻牙状况及骨吸收情况。全部阻生智齿均以2%利多卡因5ml将下齿槽神经、舌神经、颊神经麻醉后拔除。观察指标：观察智齿阻生类型与相邻牙龋坏情况、阻生类型与相关疾病关系。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论：
本研究显示，下颌阻生智齿对邻牙的影响主要是造成相邻牙的龋病和牙槽骨吸收，并易引起牙周疾病和下前牙拥挤，由于智齿引起牙合干扰者对颞下颌关节也有影响（P<0.05）。可见预防性拔除无症状的下颌阻生智齿可以避免智齿对邻牙及下前牙、牙槽骨造成的影响。
3、讨论：
3.1智齿阻生形成原因
智齿是在28颗牙萌出数年之后才开始长,它的位置常常被已经长出的牙齿占据,因此造成智齿萌出不全而异位或阻生，牙冠部分外露于牙龈之外，部分被牙龈覆盖。牙龈与牙体之间形成一个狭窄较深的盲袋，容易积存食物碎屑和细菌，一般刷牙漱口难以清洗干净；加之冠部牙龈易因咀嚼食物而损伤，形成溃疡等症状。当全身抵抗力下降、细菌毒力增强时，便可引起牙冠周围组织炎症[5]。“阻生”的智齿很可能只萌出半颗，牙冠已经部分或全部被牙龈覆盖，在龈瓣与牙冠之间形成了一个“盲袋”，因此非常容易造成食物嵌塞，有的智齿则因下颌骨“预留”位置不够，倾斜着勉强长出，由此与前磨牙形成死角，残渣也易堆积在此。可造成局部牙龈肿痛，临床上称为智齿冠周炎，重者可出现局部化脓、张口受限、颌面部肿胀、全身发热,甚至并发颌骨骨髓炎。
3.2适合预防性拔除的智齿
对有智齿的人群，尤其是智齿萌出不齐者，考察智齿周边卫生状态后，可预防性拔出。对于萌出位置不良且无咀嚼功能的智齿应尽早拔除，避免发生龋齿或炎症时导致口腔内周边牙齿受损。近中倾斜阻生智齿虽无明显症状，但可导致第二磨牙的远中邻面牙颈部龋洞，主张早期预防性拔出，反复感染经常并发智齿冠周炎者应及早预防性拔除，没有咀嚼功能，且经常咬破颊粘膜的颊向位阻生智齿，成为导致颊黏膜破溃、感染、糜烂,甚至成为癌前病变的病灶牙,也应尽早拔除。对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人群来说，如果强行拔除智齿，可能带来较大的创伤，因此要予以注意。
3.3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注意事项
智齿预防性拔除后，拔牙当天不要漱口刷牙，勿用舌尖舔拔牙创，更不宜反复吸吮，月经期间不能拔牙，更不能拔智齿，拔牙有可能发生代偿性出血，复杂的智齿拔除后，通常会有肿胀、庝痛、开口困难、吞咽庝痛等现象，手术时间越久，出现面颊部肿胀的可能性就越大。口服消炎药，一般3-5天肿胀就会消退，拔牙后有明显出血或发烧现象，要及时到医院处理[7]。
第13篇
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HGF）是一种较罕见口腔遗传性疾病，有孤立和综合征两种发病形式。其主要的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特征为上下颌牙龈或全口牙龈呈慢性、进行性、弥漫性增生肥大，严重影响美观和口腔功能。最近，该病的致病基因被定位于2p21区11cM的候选区域。为了进一步方便克隆HGF的致病基因，我们收集了国内5个HGF家系。利用2p21区域更精细的STRP标记，将候选区域定位于D2S2144和D2S2163两个位点之间，与Hart报道的候选区域有2.8Mb的重叠区。NCX1和CALM2过去一直被认为是2个重要的疾病候选基因，现已被反射杂种制图的结果排除在我们定位的候选区域之外。我们的CP突变筛选结果显示，该候选区域另4个重要的候选基因CYP1B1、PRKR、PRKCN、FEZ2以及应用Gecan、Genfinder和GRAIL预测出的功能与HGF相关的NCX1样的基因都与HGF无因果关系。
此外，在收集的5个家系中，睢宁家系的所有患者都是在一周岁以内患病，而其它家系都在2岁以后才开始发病，因此我们称之为早发性牙龈纤维瘤病。该家系的致病基因不与2p21的STR标记连锁，全基因组扫描和连锁分析将该家系的HGF致病基因定位于5q13-q22的D5S1404和D5S1462两位点之间。首次运用家系连锁分析的方法为HGF表型异质性提供了分子遗传学基础。
牙本质生成不全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其病因为牙本质生成和矿化紊乱。最近，该病的致病基因的候选区域已从D4S2691-D4S26926.6cM的范围缩小到GATA62A11-D4S15632.0Mb。我们利用国内5个DGI-II大家系，将致病基因的候选区域进一步缩小至800Kb。突变筛选试验的结果显示，在淮阴家系中，D基因第三内含子剪接位点的供位GT突变为AT，在转录过程中可能导致D基因第三外显子的缺失；在南京家系中，D基因第一外显子的最后一位密码子CCA颠换为ACA(P17T)；在徐州家系中，D基因第二外显子的第一位密码子GTT转换为TTT(V18F)。其它基因都没有与DGI-II呈因果关系的突变，只是发现了一些编码区的单核苷酸态（c）。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基因的内含子和以及一些调节区可能存在的突变。800kb的区域相对较小、易于操作，因此我们构建了覆盖候选区域的BACcontigs，同时也构建了候选区域高覆盖率的BAC测序亚克隆库，为建立候选区域的转录图谱及测序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牙本质生成不全-II型定位候选克隆
全基因组扫描连锁分析
Maingandcloningof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
andDentinogenesisimperfectatypeII
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HGF)isanoralinheritablediseasecharacterizedbyaslowlyprogreiveenlargementofthegingivaltiuessurroundingboththemaxillaryandthemandibulardentitionwhichresultsinbothaestheticandfunctionalproblems.Recently,anautosomaldominantgingivalfibromatosislocuswasmaedtoan11cMintervalboundedbyD2S1788andD2S2298.Inordertorefinethepreviouslymaedregionandfacilitytheidentificationoftheunderlyinggenesreoibleforthedisorder,wecollectedfive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familieswhichweretypedbyuseofpolymorphicmarkerson2p21.Inthefourfamilies,thegingivalfibronmatosislocuswaslocatedtoanaroximately8.7cMregionon2p21whichoverlaby2.8Mbwithpreviouslymaedinterval.
High-resolutionradiationhybridmaingshowedthattwoimportantgenes,CALM2andNCX1whichpreviouslymaedtoHGFcandidateintervalwereoutsideoftheHGFcriticalregion.CPanalysisandsequencingofcodingregionofcandidategenesCYP1B1,PRKR,PRKCN,PEZ2andtheotherrelevantgene(NCX-like)whichwaspredictedbyGECAN,GENFINDERandGRAILfailedtorevealanydisease-ecificmutatioinaffectedindividualsandnormalcontrols,suggestingthatmutatiointhesegenesmaynotplayacausativeroleinthepathogenesisofdisorder.
Allaffectedindividualsinthefifthfamily(pedigree)begantheirgingivalenlargementwithinoneyearold.OtherHGFfamiliestookoetaftertwoyearsold.Sowecalledthepedigreeas“early-oettype”HGF.ThepedigreeHGFlocusdidnotcosegregatewiththeATRmarkerson2p21.Usingagenomewidesearchstrategyandlinkageanalysis,weidentifiedanewgeneticlinkage(Zmax=4.81θ=0.00)atapositionof111.97cMbetweenD5S1462andD5S1721fortheHGFphenotypetopolymorphicmarkersinthegeneticregionofchromosome5q13-q22.HaplotyperecotructionestablishedthecentromericboundarytoD5S1491,andthetelomericboundarytoD5S1453aumingcompletepenetranceandnophenocopy.
DentinogenesisimperfectatypeIIisanautosomaldominantdisorderofdentinformationandmineralization.Recently,thecriticalregionhasbeennarrowedfromthe6.6cMD4S2691-D4S2692intervaltothe2.0MbGATA2A11-D4S1563intervalathumanchromosome4q21.Inthecurrentinvestigation,fiveexteiveChineseDGI-IIpedigreeswerecollected.LinkageanalysiswithSTRPat4q21regionhasfurtherrefinedthecandidateregiont oa800Kbinterval.Theresultsofthemutation-screeningaaywithPCR-CPandsequenceofDgenehavedemotratedthataGtoAtraitionwasdetectedinthedonorlicesite(GT)ofintron3inHYpedigree.InNJfamilyallaffectedmemberscarryaCCAtoACAtraversionatcondon17(P17T).AGtoTtaversationinthefirstnucleotideofexon2wasidentifiedinaffectedindividualsofXZfamily.OthergenesincriticalregionhavebeenexcludedfromacausativeroleinthepathogenesisofDGI-II.Theseresultshoweverdonotexcludemutatioinotherfamiliesoroccurredinnon–codingandregulationalregioofthesegenes,the800Kbcriticalregionisaneasilymanipulatedfragment.Therefore,theBACcontigsaingthecriticalintervalwerecreatedandcotructionofBACsequencingsubclonelibraryhasbeenfinished.TheworkwillprovetobeacentralrecourceinthecreationofatracriptionmapandthesequenceoftheregionandwillaidintheultimatecloningoftheDGI-IIlocusinotherDGI-IIoftheregionandwillaidintheultimatecloningiftheDGI-IIlocusinotherDGI-IIfamilies,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玉米，叶夹角，叶向值，主基因+多基因
随着郑单958紧凑型玉米的推广，实现了利用紧凑型理想株型育种，提高产量的飞跃，玉米的耐密性也日益受到玉米育种工作者的关注。玉米的叶夹角决定群体叶片空间分布状态的重要指标，与玉米品种的耐密植能力有直接关系，是玉米耐密株型育种的重要直观形态指标。Duncan[1]研究认为，茎叶夹角越小，截光能力越低，群体中、下部光照越强小论文，可以容纳更大群体，因而可进一步提高群体密度。说明缩小叶片与主茎的夹角有利于提高与产量相关的一些性状，这也是选育紧凑型玉米提高密度促进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2]。叶向值是综合了影响叶片直立上冲的主要因素而得到的二级参数，它是玉米株型紧凑程度的综合体现。张泽民等[3]研究认为叶向值显著改良提高了玉米的耐密、耐肥和抗倒伏等群体适应性。对于玉米叶夹角和叶向值多采用经典的加-显模型模型[4-8]，而且采用分子标记QTL定位也已有报道[9,10]，但利用主基因-多基因遗传体系对这两个性状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采用主基因-多基因六世代联合分离分析方法对玉米的叶夹角和叶向值进行遗传分析，探讨了他们的遗传规律，旨在为玉米耐密性株型育种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田间设计
2010年4月在河南科技学院玉米育种试验田春播种植7873 / PH6WC的亲本P1、P2，并组配F1。2010年冬在海南三亚播种其F1及亲本并组配B1、B2、F1、F2。2011年4月20日（春播）和6月15日（夏播）在河南科技学院试验田播种7873 / PH6WC的P1、P2、F1、B1、B2、F2六个世代。春播和夏播条件下，均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行长6m，行距0.60m，株距0.33 m，3 次重复。P1、P2、F1均每小区种植4行，B1、B2和F2 每小区分别种植6行、6行和8行。
1.2 性状调差
春播和夏播条件下，7873 / PH6WC的P1、P2和F1分别调查20，20，25株，春播环境下B1小论文，B2，F2世代分别调查195，195，295株，夏播环境下B1, B2，F2世代，分别调查180，180，270株。春播和夏播环境下，叶向值和叶夹角的测定均在盛花期进行。叶向值为叶夹角的余角和叶片伸展最高点叶环的长度与叶长的比值的乘积，计算公式采用Pepper[11]提出的方法：
式中，θi为第i叶片与茎秆垂直方向的夹角(度)，Lf为叶片伸展最高点叶环的长度(cm)，L为叶片的总长(cm)，n为所测叶片的数目。穗上叶夹角和穗上叶向值测量穗上所有叶。穗下叶夹角和穗下叶向值测量穗下第1、2、3片叶。
1.3 数据分析
利用盖钧镒等[12-14]提出的P1、P2、F1、B1、B2和F2六世代联合分析方法，研究春播和夏播条件中玉米叶夹角和叶向值的主基因-多基因遗传规律，通过比较1对主基因(A类模型)、2对主基因(B类模型)、无主基因(C类模型)、1对主基因+多基因(D类模型)和2对主基因+多基因(E类模型)共24个遗传模型的AIC值(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以及适合性测验，包括均匀性检验(U12、U22、U32)、Smirnov检验(nW2)和Kolmogorov检验(Dn)结果，确定性状的最适模型小论文，然后根据最适模型的分析结果，估计相应的主基因和多基因效应值、方差等遗传参数。
主基因遗传率：h2mg=σ2mg/σ2p
多基因遗传率：h2pg=σ2pg/σ2p
其中σ2p为群体的表型方差；σ2mg为群体主基因遗传方差；h2mg为群体主基因遗传率；σ2pg为群体多基因遗传方差；h2pg为群体多基因遗传率。
主基因+多基因六世代联合分离分析软件由南京农业大学章元明教授提供。当多基因模型存在上位性效应时，其一阶遗传参数采用Gamble[15]提出的六参数模式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世代叶夹角和叶向值的表现
由表1、表2 知，春播和夏播环境下，亲本的叶夹角和叶向值均存在较大差异，F1均表现出负向超亲优势。春播环境下，穗上叶夹角的分离世代呈现单峰偏态分布，穗上叶向值和穗下叶向值的分离世代表现为单峰偏态或双峰分布，说明可能存在主基因，穗下叶夹角分离世代多为单峰正态分布。
表 1 春播环境下各世代叶夹角和叶向值的表现
Tab.1 Performance of Leafangle and Leaf orientation value of each generation in spring sowing environment
世代
Generation
穗上叶夹角
LA A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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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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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于“文化基因”学术界早有研究，国外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最初见于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它在书中创造了“meme”一词与gene相对，指在语言、观念、信仰和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生物遗传基因相类似的东西，是一种基于复制传播认知的具有传播学性质的研究。在中国，米文平、刘长林、闵家胤等著名学者较早使用了“文化基因”一词，指“那些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根据文化基因理论，一切系统的发育必然都受基因的控制，文化系统亦然。一个民族的优秀基因是该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也是这个民族共同信仰的价值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共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的信息库初步建成，并在逐渐减损和有所增益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和遗传。核心价值观是由不同的文化存在与文化影响凝聚起来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它的形成有其固有的根本，它必然深深熔铸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之中，抓住这一点，就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因此，缕清其中的源流关系，发掘中国文化的本性，对当前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具有深层次的指导意义。
1继承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凝聚起的核心价值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源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经孔子奠定思想基础、董仲舒发展完善，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它的核心内容即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纲五常”。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的强盛与否，与核心价值观能不能发挥作用有内在的关系。
通过史料可知，周王朝的繁荣昌盛与周公制礼作乐紧紧联系在一起。周公制礼作乐本的是亲亲与尊尊两条线。“亲亲”是按照血缘的关系划分亲疏远近，“尊尊”是按照政治爵位的等级划分尊卑贵贱。周朝的文制本来灿然明备，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就剩下一副空架子。孔子看到有对礼乐的僭越行为，表达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怒。面对周王朝的分崩离析，孔子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以“仁”为礼乐注入了价值的灵魂！孔子的思想后由董仲舒继承发展，并依据儒家的思想提炼出了一套“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规范人际关系，从而和儒家思想一起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反之，当核心价值观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便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以南北朝为例，在南北朝近200年的历史中，国家分裂为南朝和北朝。南有宋、齐、梁、陈；北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同时，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也遭受冷落，整个社会又一次陷入礼崩乐坏的境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杜牧诗）描述的是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视国政为儿戏，终于丢掉了江山；“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李商隐诗）以对比的方式描绘出了北齐君臣荒唐的欢笑和周师骤然敲响的战鼓声，一个“玉体横陈”的典故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动荡和礼乐文化被摧残的程度。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历史交给宋明理学的时代课题！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重在重整中华文化、豁醒国民道德意识，宋明理学在宋明王朝近600年的历史中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综上可知，每一个稳定的社会都有其赖以支撑的核心价值观。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成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
当然，强调“一切系统的发育必然都受基因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文化基因的传承从来都一成不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形成的价值信仰作为继发性遗传因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基因；另一方面，自然法则中的优胜劣汰在文化系统中一样可以得到证明。所谓继承传统，就是要继承那些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精神。也即是说，我们不可能照搬照抄传统，而是需要处理好文化的守成与创新的关系。
2反思文化传承：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历史学家钱穆说得十分清楚：“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所以，文化不仅活在散佚的壁画、残损的曲谱、发黄的典籍里，它更主要的是活在135亿中国人的心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反观以来，我们民族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就会发现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比如，奉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文化发展观，却因过多地移植西方文化导致文化缺乏创新活力；奉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二元文化观，对文化现象的做物质与精神的阉割，从而忽视了生命有机体特质；奉行文化上的功利主义，以文化建设为手段换取经济的增长点，使文化沦为经济的附庸、“市场的奴隶”。
当今，我们已经从革命时代、政治时代、经济时代、民生时代进入到了文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先进文化的精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要之，中国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必须筑牢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并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信仰。
3重塑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培育核心价值观可以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将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特质的部分传承下去，由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认知、认同、共识到统一行动的强大效果。
31弘扬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华民族历来是以追求和谐见长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华文化信息库中的优秀基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看，我们要弘扬和谐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观，充分体现了自然与人伦的统一；庄子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天道和谐的自然观；《礼记?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人的和谐发展以及“中和”的德性提升到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度。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总结前人“天人为一”“天人相参”说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指出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宇宙家庭，应该亲密无间，共存共荣。
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体现为“以和为贵”的人际观。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卫灵公》）；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以 “性善论”为基础阐述他的“人和”思想，描绘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中的和谐社会；老子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达到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状态；佛教有心性和谐的思想，即便罪大恶极的人，通过修行也可以达到成佛的境地。
和谐思想在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上强调“神形合一”的身心观。人生在天地间，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以实现个人身心的和谐。孔子提出君子有“三戒”（《论语?季氏》）“四绝”（《论语?子罕》）“五美”《论语?尧曰》“九思”（《论语?季氏》）；道家主张“和其光，同其尘”，要求人们擦去世事纷争落在自己心灵上的俗尘，以一颗淡泊明净的心灵看待外物与自己。
和谐思想在对待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上体现为追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也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以上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信息库中的优秀基因，正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才能成为我们价值观的基础，才能在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作用，从而形成统一的思想战线。和谐思想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当前，践行核心价值观可以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和谐文化，对内可以起到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减少摩擦、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外可以化解中国、国强必霸论等负面影响，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树立和平、和谐、稳定的大国形象。
32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用法律维护中华传统美德是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保障。当前，用法律维护中华传统美德是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保障。无须举例，我们这个时代挑战人的伦理底线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不能发挥法律的作用，道德行为就得不到保护。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律是道德的最后防线，治理国家必须把德治与法治有效结合起来，让法律成为保护善言、善行和善政的基础。但是，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需要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实现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
传统制度文化中的人治思维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民主制度的需要。根除传统制度文化的负面影响，就应当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要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实现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让依法治国的观念成为全体公民的内心准则。
文化基因论认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文化可以通过转录和翻译传入其他社会系统，进而影响被传入的社会系统。受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社会讲的“民主”与西方不同，核心是讲人民当家做主。但是，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便要人民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上认可社会主义，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建设中来，即要有参政议治的能力，这是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制度体系下应当发挥的主要功能。联系实际来看，当前全国各地“道德讲堂”建设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但是如果将“道德讲堂”认作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典型显然不够。因为核心价值观要发挥的功能不仅仅是道德层面，它一定是依附于制度体系下的伦理观念。因此，让公民更深刻地理解并认可意识形态，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公民关注政治、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能力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题中之义。
33传承道德理念，深化公民道德建设
传承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唤醒公民潜隐的道德自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准则具体概括为“八荣八耻”，十进一步将其凝练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前，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孟子?告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告子》）舜在见到善言善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反应呢？因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也即是说，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善心，此善心“人皆有之”，人本来就有的善性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本有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予）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由是可知，孔子以“仁”为礼乐文化注入价值的灵魂，孟子以“性善”确立中华文化的价值之源，人生而本有的善性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大本，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
当今，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承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以礼仪制度传承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做法目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优秀资源，努力让核心价值观之树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中亦是行之有效的途径，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规范人民离不开道德的力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代民主政治虽然将道德与政治分离开来，但是，当今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仍刻不容缓。除却以上所述，还需要进一步凸显的是：道德观念的基础一定是制度，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些旧的规则面临失效，一些新的规则尚未确立，人们的观念容易出现混乱或真空现象。当此之际，我们应当守住每一位个体普遍本有的“道德的心”，守住本心也就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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