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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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学术论文 第三人称 社交指示
1.引言
在语言使用中，不同人称的选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和主观情感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也需要通过对相应的社交语境进行充分把握，从而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社交指示体现在谈话双方所使用的种种言语手段之中，意在适应社交现场的不同需要，在话语中恰当地表达各自思想的言语行为（何自然，1988）。
学术论文是作者通报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它反映了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赵有斌，2001）。以往对学术论文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种特殊体裁，对学术论文及其各部分从体裁角度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Brett，1994；Holmes，1997；Nwogu，1997；Post
eguillo，1999），但是关于学术论文这种特定体裁中人称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根据Myers，在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通常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Myers，1989）。我们通过人称的选择揭示论文作者在学术社交场合中对与接收者关系及态度的定位，即传达社交意图。
在研究学术论文人称社交指示的基础上，本文对英汉学术论文进行了横向对比。中西论文写作者深受不同文化系统和写作规范的熏陶和影响，对人称在社交场合的选择应该有所差异。本文所选用的二十篇中文学术论文和英文学术论文分别来自CNKI和国外五个领域专业协会期刊。所涉及的五个领域分别为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其中每个领域各选取五篇论文。
2.人称指示语
人称指示语是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何自然，1988）。陈治安对其的定义为“对编码与言语活动中的参与者或者相关角色的符号指称”（陈治安&彭宣维，1994）。由此可见凡是在交际中参与者之间彼此称呼所用的符号都可以归为人称指示语。黄国文（黄国文，1999）曾经对人称代词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人称代词“所指和用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1）无标记用法，（2）有标记用法。所谓无标记用法指的是一般的、惯常的或约定的用法……所谓有标记用法指的是特殊的、个别的、例外的或不常见的用法”。黄国文指出标记性是有程度之分的，因为这里所列出来的标记或无标记是主观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称代词的标记性也随着不同使用语境而有程度之分，标记性过强则可能造成在该语境的交际失败。
3.社交指示
对人称代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孙飞凤，2006；田海龙，2001）：其一为人称代词的语法词法研究，即人称代词的形式及句法作用，如Muhlhausler& Harre （Muhlhausler&Harre，1990）和陈治安（陈治安&彭宣维，1994）。其二为人称代词的篇章连贯性问题，如Halliday&Hasan（Halliday&Hasan，19
76）和黄国文（黄国文，1999）。其三为人称代词与实际情景连用，及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研究；最后为将人称代词置身于社会语境之中，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权势与等同关系。
本研究涉及到对人称代词在学术语境下以及在中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研究，我们需要考察论文作者在学术语境下对自己与读者身份和关系的定位以及态度。国内类似于此的研究有黄国文（黄国文，1999），陈治安&彭宣维（陈治安&彭宣维，1994），孙飞凤（孙飞凤，2006）以及杜小红（杜小红，2003）。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通过对具体句子结合情景进行讨论，对说话人在该语境下的选择的意图和功能进行分析。他们都认为语境是理解不同人称代词使用的关键，只有充分把握具体语境，才能理解说话人对于人称代词选用的复杂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陈治安和彭宣维在其论文结论中提出取消“社交指示语”这一称谓的理念。他们在文中通过隐喻动态考虑人称代词使用与具体语境的关系，认为对人称代词动态的研究已经“覆盖了人们在‘社交指示语’这一术语下讨论的绝大部分语言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也的确是反映语言活动中人际关系的人称指示信息的。”根据他们所说，这样可以使人称代词与语境之间的问题更加简化清楚，同时也符合语用学一贯将语言现象置于动态语境中考察的方法。
我们认为，无论保留“社交指示语”或者取消“社交指示语”这一称谓，都无法改变语言交际中说话人根据社交需求灵活地选取人称这一复杂现象，而分歧却存在于对这一语言现象解释的过程中。陈治安先生引入隐喻来说明“社交指示”不过是人称代词使用过程中的一种进化而已。在本文中，我们只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所以在此支持用“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这一语言现象。
4.第三人称社交指示语
第三人称不仅包括封闭的代词系统，还包括其他各种第三人称短语。通过语料检索第三人称代词，我们发现很少有标记性用法存在，而第三人称短语的使用却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本文选取了学术论文中常见的第三人称短语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如“本文或本研究”，“笔者或作者”以及一些指称短语。英文论文选取与中文对应的第三人称短语。
在中英学术论文中，我们经常见到用第三人称短语指代第一人称的情况。下面的例子均为这一社交指示用法：
（1）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 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2）笔者比较扳机点与穴位后认为扳机点与阿是穴十分类似因此可以把扳机点看作阿是穴的现代医学解释。
（3）作者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建议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充分把握面子的文化……
（4）本文旨在探析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的新矛盾新冲击和新挑战，为从伦理学角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5）本研究围绕上述两个问题采用书面话语完型法（DCT）的问卷方式收集语料。
（6）下文重点分析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态度。
（7）3.2节按先行语的句位分布分出LDR与先行语的三种回指关联式。为描述与讨论的便利起见，这里从不同侧面划分三类篇章回指式。
（8）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use of personalized short text messages（SMS） to reduce snacking.
（9）This paper describes an evaluation of the exposure assessment process.
（10）Some recent work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call for an epistemological change.
（11）Figure 2 provides a list of the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were found in the openings and closings of the twenty-five speeches together with their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上面所有例子实现了保证论文客观与权威性的社交指示功能。作者作为所有陈述或者观点的发起者使用第三人称短语来指称自己，减少了论文的主观性。同时，类似于“本文”“本研究”或“3.2节”等此类用法也实现了论文的简洁性，使用完整的表达会使行文冗长繁琐。比如例（6）的完整表达为“在下文中我们重点分析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态度”。
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具有类似社交指示功能的第三人称内部互用现象：
（1）根据F值和P值分析，调查组倾向对他者面子和相互面子的维护，对比组倾向对自我面子的维护。
（2）传统哲学观认为，对概念进行定义就是把概念分析成为其各个组成部分（constituents），反过来，这些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组合也就构成了概念本身。
（1）和（2）中的用法均使用一个抽象的第三人称短语来指代对应的群体。如上面的用法一样，这种指代用法实现了论文的客观性和简洁性的功能。
5.结束语
通过对四十篇英汉论文的总体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学术论文英汉第三人称的使用体现在第三人称指代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内部的互指，这两种用法在确保论文客观性与权威性的同时，也可以使论文的行文更加简洁明晰。当然，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习惯，第三人称学术论文这一社交语境具有了这些共同的社交意图与目的。
参考文献
1.Brett， P. （1994）. A genr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of sociology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3（1）， 47-59.
2.Brown， G. （1960）. The Pronoun of Power and Solidarity（吴玉文， Trans.）. In 祝婉瑾（Ed.）， 社会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Halliday，M.A. K.，&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British： Longman.
4.Holmes， R.（1997）. Genre 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article discussion section in three disciplin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4）， 321-337.
5.Muhlhausler， P.& Harre， R. （1990）.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6.Myers， G.（1989）.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in scientific texts. Applied Linguistics（4）， 1-35.
7.Nwogu， K. N. （1997）.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2）， 119-138.
8.Posteguillo， S. （1999）. The schematic structure of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8（2）， 139-160.
9.蔡建敏.（2009）.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人称使用问题剖析.疯狂英语.
10.陈治安&彭宣维.（1994）.人称指示语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91（3），28-34
11.杜小红.（2003）.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选择及其语用探析.山东外语教学（93），25-28.
12.何自然.（1988）.语用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3.黄国文.（1999）.言语交际中的指示人称代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71（1）， 47-49.
14.孙飞凤.（2006）.英汉人称代词社交指示功能的语用对比研究.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
第2篇
关键词：文献综述英汉学术论文分布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Linguistics》《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Mathematics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Method，Resultsand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1990）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姿懿，高桂珍.中外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体裁对比[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104-106.
[2]Nwogu，K.N.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7，16：119-138.
[3]杨瑞英.体裁分析的应用：应用语言学学术文章结构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29-34.
[4]Swales，J.M.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第3篇
关键词：跨文化 元话语 农科学术论文
一、引言
结论部分是对整个研究做出总结与评价，并在前文基础上进行演绎推论，包括指出研究的重要性与局限、对未来的研究给出建议（Yang&Alison，2003）。因此，结论部分在学术写作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就要求作者要慎重考虑语言的选择问题，才能做到简洁有力地收尾。
元话语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Harris（1959）提出，此后，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定义。其中，Hyland和Tse（2004）认为，对元话语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强调元话语的组织篇章的功能；广义的观点是，元话语体现了作者在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和修辞的方法，以及把话语组织和话语含义结合起来的方法。
在元话语的分类上，前人从词语、标点、视觉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分类。Hyland将元话语分成两大类十小类，两大类分别是文本交际型元话语（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文本互动性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前者发挥语篇衔接功能，后者则帮助作者建立起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更细微的功能差别，文本交际型元话语又可分为：过渡标记（transitions）、框架标记（frame markers）、内指标记（endophoric markers）、证源标记（evidentials）和解释标记（code glosses）；人际互动型元话语可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s）、强调词语（boosters）、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和参与标记（engagement markers）。
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元话语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对象也愈加精细化（付晓丽、徐赳赳，2012），而跨文化的元话语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大趋势。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元话语研究主要聚焦于英语论文的对比分析：Abdollahzadeh（2011）探讨了英美作者和伊朗作者所写的英语论文中的元话语使用差异，结果显示，差异主要体现在互动元话语上；Perez-Llantala（2010）在研究中采集了三方语料，即1/3由北美作者撰写的英语论文、1/3由西班牙学者写的英语论文及1/3由西班牙学者撰写的西班牙论文，综合考量了跨文化和跨语言因素对元话语使用的影。国内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不及国外丰富。鞠玉梅（2013）对比分析了英汉学术论文，发现汉语论文元话语使用少于英语论文；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以中国大陆学者和英语本族语学者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英语论文为语料，集中讨论模糊限制语，研究显示前者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比例略高于后者。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跨语言视角下的研究都更为丰富（Peterlin，2008、2010；Abdi，2009；鞠玉梅，2013），相比之下，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研究英汉学者所撰写的英语论文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以期丰富这一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
在研究领域上，国内外的元话语研究涉及的学科都较为广泛。Hyland（2001）对机械工程、物理、哲学、社会学等八个学科学术语篇中的元话语进行了研究。M.Milagros del Saz Rubio将Hyland的元话语与Swales的CARS模型相结合，研究了农科科研论文引言部分的元话语。国内学者对元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如鞠玉梅（2013）所选取的语料来自于《外国语》等语言研究期刊，而近年来随着传媒的发展、元话语研究领域的拓宽，新闻中的元话语逐渐得到重视（穆从军，2010；黄勤、熊瑶，2012）。可以看出，国外的元话语研究虽然涉及的学科较为广泛，但针对农科的研究并不多，国内的元话语研究在农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为农科科研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论文元话语的学科领域。
从数据的容量来看，国内外元话语研究样本数量小。例如Ting Li&Sue Wharton（2012）的研究选取了80篇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文章，从跨语境、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周岐军选取了60篇学术论文，对比了文理科学术摘要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不同于小样本的研究，本研究依托大数据，组建的语料库由286篇学术论文组成，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偶然性结果出现的可能。在研究方法上，McEnery&Wilson（1996）曾指出传统意义上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过于依赖计算机而忽略了具体语境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借用大数据的优势，又通过人工判断减少误差。
无论是从研究视角、学科还是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对元话语的研究都趋于成熟，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学者对学术语篇元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较于国外，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视角，这一领域的研究都值得不断拓宽、不断深入。本研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英汉学者在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和园艺林学这四个农科学科的学术论文结论部分的元话语使用异同，并尝试在教学层面为中国学者提出一定建议，帮助其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二、语料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语料库HZAU CQPweb为语料来源，选取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园艺林学四个子库中的结论部分，组成农科英语科研论文的结论部分。其中又分为两个库：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专家库收录英语母语者发表的期刊论文，共40835词；学习者库收录中国农科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撰写的英语学术论文，共17418词。
本研究根据Hyland（2005：218-224）给出的元话语列表分别对专家库和学习者库进行检索，统计出十类元话语的使用频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出现次数的统计，判断英汉学者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并统计出十类元话语中高频词的使用情况，从跨文化角度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
三、数据结果与讨论
（一）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2.黑体字代表差异显著
3.“+”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得多，“-”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少
如表1所示，专家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2%，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8%，而学习者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9%，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1%。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0-），其差异主要是在于框架标记、过渡标记、内指标记和证源标记。
1.过渡标记
根据语料库检索结果，中国学者比英语国家的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过渡标记（sig=0.002-），差异显著。过渡标记是表达句与句之间的各种连接关系，如添加、因果、比较、对照等，是一种基于语篇内部的元话语，帮助读者理解观点之间的连接。（鞠玉梅，2013）
在过渡标记的高频词中，英汉学者的前五类高频词基本一致，都是“and，also，but，however，further”，只是具体的排序有所差别。从各高频词的每万词的频率来看，中国学者使用的频率都更高。
2.框架标记
数据显示，中国学者比英语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框架标记（sig=0.000-），差异极其显著。这一结果和过渡标记的结果一致，这两类元话语都属于组织篇章结构的显性衔接手段。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长期以来对它们的强调可能造成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度使用这类显性的衔接手段，即过渡标记和框架标记，因而往往忽略了隐形的衔接手段，如使用同义词、上下义词、替代、重复等手段来组织语篇的结构。这一研究结果应当引起英语教学者和学习者的注意。
框架标记又分为四个小类：顺序标记（first，finally，then）、阶段标记（in conclusion，in summary，overall）、目的标记（focus，objective，purpose）和话题转移（well，return to，with regard to）。具体的使用情况如表2，阶段标记是造成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故而只分析阶段标记的使用情况。从阶段标记的高频词来看，中国学者倾向于并集中使用“In conclusion”（中：17.80>英：3.67）和“In summary”（中：8.61>英：1.71），这也表明了中国学者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阶段标记，如“overall，in brief，all in all，to sum up”，增加用词的丰富性。
3.内指标记
数据显示，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更多的内指标记，且差异显著（sig=0.048+）。内指标记用于标示语篇中的某个成分跟其他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照应的关系（鞠玉梅，2013）。具体来看，专家库与学习者库前4个高频词都是“Fig，Figure，table，above”，说明在用词类型上，英汉学者比较相似。但是，专家库中的每一类高频词的每万词频率均高于学习者库中的数值，这表明在每类词的数量上，中国学者使用较少。因此，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中国学者应适当增加内指标记的使用数量，提高用词多样性，但应避免过度使用。
4.证源标记
数据结果显示，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中证源标记的使用差异显著（sig=0.019），英语学者使用更频繁。证源标记是指标示其他渊源的观点，即来自其他语篇的信息，主要功能在于引导读者理解并且建立作者对信息的控制。在学术语篇中，主要是指来自同类其他文献的资料，可用于支持作者的论证（鞠玉梅，2013）。由于在结论部分主要是阐明自己的发现与总结，所以在两个库中，证源标记使用均较少，专家库中出现次数为53，学习者库中为11。并且，在专家库中，绝大部分证源标记以（姓名，日期）的形式出现，如“Videos from the detector were recorded at a speed of 17 frames/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Bai et al.，2013）”，即在观点或论点后标明出处。除此之外，“according to”“quote”和“said”数量极少。而在学习者库中，“according to”出现10次，（姓名，日期）形式仅为1次。相较于英语学者，中国学者证源标记使用数量少可能会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推测学习者在结论部分引用较少。第二，学习者有一定数量的引用，但由于z漏或者欠缺必要的学术论文规范的知识而没有将应该标记出来的地方标出来。故建议中国学者在进行英文学术论文写作时要注意论文格式与规范，避免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质量。
（二）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人际互动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如表1所示，在人际互动型元话语这一大类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2+），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两者的sig值均小于0.05）上。中国学者对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的使用量不及英语学者。这说明中国学者在农科科研论文写作中对人际互动型元话语使用不够恰当，缺乏与读者互动的意识。
1.模糊限制语
根据语料库搜索结果，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用了更多的模糊限制语（sig=0.006+），差异显著。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数量上，本族语学者除论文结论部分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体比例高于大陆学者外，其余各部分使用总体数量均低于中国大陆学者（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科研论文中，结论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通常需在前文所述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在此部分提出新的命题，而根据Hyland的观点，模糊限制语可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命题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使论文作者为自己以及其他持不同观点者保留余地。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动物科学等农科的论文写作中未能充分利用模糊限制语降低话语肯定程度，保护自己的观点。因而，为提高农科科研影响力，中国学者需在论文中恰当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语。
英语学者与中国学者在高频词的使用上的差别不大，都用到了“may”“could”“would”“might”，但有所差别的是各自的使用比例，如在学习者高频词列表中，“could”在每万词中的数量为2526.12，是专家列表中相应数据的两倍多，这表明中国学者存在过度使用“could”的趋势。虽然同为模糊限制语，且这前五位多为情态动词，但这些词实则在使用上有着细微差别。以“might”为例，Hyland和Milton（1997）就曾认为，用“might”表达可能性似乎太弱而无法表达说服意图，从而使作者显得“模棱两可、缺乏自信或者幼稚可笑”。而根据上表，中国学者有过度使用“might”的倾向（861.18/每万词>759.15/每万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者在对模糊限制语尤其是情态动词的使用上不够精准。这可能是因为中学是我国学生集中学习情态动词的主要阶段，大学基本不再涉及，然而中学英语教学由于教材等原因往往只是有选择性地对情态动词的用法进行讲解（程晓堂、裘晶，2007），加上情态动词的使用较为复杂，中国学者在后期英语论文写作中便容易误用。
2.参与标记
总体而言，专家库中的每万词频率高于学习者库，且差异显著（sig=0.000）。参与标记用于明显地建立与读者的关系，用于直接地与读者交流，目的在于聚焦读者的注意力或者将他们视作语篇的参与者，与读者建立某种直接的关系（鞠玉梅，2013）。这说明在结论部分，英语学者更加注重读者的参与，引导读者去思考，将其看作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其更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从高频词（如“use，develop，increase”）来看，英汉学者都更倾向于使用动词。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学者在元话语上的差异，原因如下。教学过程中，对过渡标记，框架标记等极其显性的连接手段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中国学者比以英语学者更频繁使用这两种元话语。在语篇内部的连接上，中国学者可能较为缺乏以此引导读者阅读的意识，以及正确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方式，因此造成对内指标记和框架标记的使用不足。对自身研究成果过于自信，缺乏严谨性会导致模糊限制语使用较少。对读者的忽视会导致参与标记的使用不足。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明确各元话语的作用，避免对某几类元话语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其他元话语。中国学者也应尽量多阅读规范的学术论文，学习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式。在学术研究态度上，要尽量严谨，避免绝对，学会为自身研究成果保留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此外，应充分考虑读者，让读者参与其中，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研究能否为人所理解。
本文是华中农业大学2016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项目[项目编号：2016313]。
参考文献：
[1]Hyland，Ken.Metadiscourse[M].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5.
[2]Hyland，K&J.Milton.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Writings[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1997，（2）：183-205.
[3]Hyland，Ken and Polly Tse.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A Reappraisa[J].Applied Linguistics，2004，（2）：156-177.
[4]McEnery，T.&Wilson，A.Corpus Linguistic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5]Yang，R.&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3，（4）：365-385.
[6]鞠玉梅.英h学术论文语篇中的元话语研究――从亚里士多德修
辞学的角度[J].外语研究，2013，（3）.
[7]徐江，郑莉，张海明.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陆与本族语学者英语
科研论文模糊限制语比较研究――以国际期刊《纳米科技》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2）.
第4篇
1、虽然太阳系内的名字起得比较出格了，但精心挑选的名字引经据典，令人难忘。
2、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引经据典，风趣幽默地讲述三国，颠覆荧屏原有的历史人物。
3、小李时常引经据典来说明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令人不禁佩服他知识的广博。
4、许多经济学家引经据典，其要点就是预期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是美国走出衰退的关键。
5、与引经据典相比，立法者应该在使用他们习以为常的词语上尽可能谨慎（特别是在高质量的编辑出版物上）。
6、王教授的论文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读来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7、你可以引经据典去支持正方或者反方的观点，但话说回来，我还总是会站在支持艺术自由的一方。
8、文学趋于引经据典，希腊和罗马神话、圣经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在被一遍又一遍地引用着。
9、写文章时适量的引经据典，固然可以增加说服力；但过犹不及，就可能适得其反了。
10、这篇文章大量引经据典，借古讽今，说得鞭辟入里。
11、从哲学层面上观之，伽利略科学思维引发了当时人们思维方式的某种变革，引经据典的思辨型学术作风转化为面向自然寻求理论与实践、实验密切结合的思维模式，()其科学方法使科学认识得以从人类其他认识方式中独立出来，使人类认识在十七世纪跃上一个新台阶，其尊重事实、无畏权威的科学精神通过《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促进了近代动态统一哲学世界观的确立和传播。
12、为了让大家相信神的大爱，他不得不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来增加说服力。
13、毫无疑问，你可以引经据典来驳倒我。
14、奥巴马的预算“将会使我们税法的效力大打折扣”，他义正言辞，仿佛引经据典，“它会使我们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下更难生存，使人们更难储蓄养老，而且它还将刺激我们的外债成倍地增长。”
15、读者能够从书中追溯拉金的发展，从他在《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简报》上引经据典，描写“关于树木、天空和季节”的诗歌到他更为成熟，有名气的作品。
16、我在师范院校对学生做讲座时，常常为这些塞满了无用的知识的小伙子和姑娘的不成熟感到震惊，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谈辩证法神采飞扬，他们对经典作品引经据典？？但他们中很多人的人生观却像婴儿一样。
17、他为了卖弄自己的学问，说话老爱引经据典，有时难免令人感到厌烦。
18、文章通过分析指出，中英思维模式存在着直觉与抽象、本体与客体和螺旋与直线型差异，并因此导致英汉学术论文中论证方法在修辞手段、引经据典、引用权威等方面的使用差异。
第5篇
【关键词】英汉语言学书评；言据性研究；据素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对言据性的研究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言据性这一普遍的语言现象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探索研究。学术书评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类，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书评的主要功能是介绍某一学科新出现的书籍并对其进行评价，书评作者既要向读者展示该著作的内容、观点、意义，又要对该著作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因此，书评作者需要借助各种言据性资源来表明信息来源以及对其可靠性的承诺。本研究将丰富学术书评的言据性研究，促进言据性的应用研究的发展。
二、对言据性和书评的研究
（一）言据性的研究动态
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言据性展开了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倾向于描写言据性的语法形式，言据性的类型学和跨语言比较研究把言据性看作是语法范畴，因此就把对言据性的研究限于研究语法据素标记而排除了其他形式的据素标记，例如词汇和句法形式。Aikhenvald（2003，2004）被认为是狭义的言据性方面的代表人物。她认为言据性是属于语法范畴的，只表示信息的来源，不涉及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从词汇句法方面来研究言据性的人物有Chafe，他是广义言据性的代表，认为言据性不仅指信息的来源，还包括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他把学术论文写作与口语交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言据性的差异性（1986）。他注意到了据素的可靠性，但没有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
从语篇角度方面来研究言据性的使用的有Mushin（2000，2001），他认为说话者据素的选择不仅仅受信息来源的影响，还受交际目标的影响。他强调说话者的主观意识对据素选择的影响以及言据性在语篇研究中的作用。采用关联理论框架的Ifantidou（2001）、国内学者赖小玉（2009）从语境顺应的角度来研究汉语的言据性，分析说话者使用言据性表达所受的语境制约因素和顺应的过程，最后总结出汉语言据性表达的语用功能。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导房红梅（2005）从及物性系统、情态和人际隐喻的角度来讨论言据性，并且认为言据性的研究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汤斌（2007）研究英语疫情新闻中言据性的语篇特征。杨林秀（2009）从人际功能的角度研究了英语科研论文中的言据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针对言据性所做的语篇分析有新闻语篇、学术语篇等，但书评语篇还未系统研究。本文旨在从言据性角度来研究英汉语言学书评的异同，希望能丰富言据性在书评语篇方面的研究。
（二）学术书评的研究动态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术书评做了大量研究。Hyland（1997，2004）分析了从28个不同学科（包括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学术杂志上收集的160篇书评，这是目前最具有综合性的学术书评分析。研究学术书评这一特殊语类的语篇模式的有Motta-Roth（1998）， Carvalho（2001，2002），Suarez&Moreno（2008）， Moreno&Suarez（2002），Luciana Junqueira（2013）。Hyland（2000）还研究了书评的语言特征，如赞赏或批评；Hiroko Itakura（2011）研究了英语和日语中的评价语言的不同。
从评价理论出发，研究跨语言书评中的评价意义或态度的学者有很多，如Ana.Moreno & Lorena Suarez（2008）研究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批评态度；国内的布占廷（2009）对比了英汉语言学书评语篇中的负面评价；王雪（2009）对比了英汉语言学书评评价资源；唐丽萍（2005）从对话视角的介入分析研究了学术书评的评价策略。
目前，从言据性视角来研究学术书评的文章并不多，李健雪和严敏芬（2007）研究了英语学术书评实据性的特点及作用；李健雪（2007）研究了实据性策略对英语学术书评动态建构的制约作用，分析了实据性策略对学术书评建构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这两篇文章从介入系统研究了英语学术书评的特点与作用，从言据性视角对英汉语言学书评的对比研究还有空缺。
三、据素的分类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了英汉两个语言学学术书评语料库，每个语料库各包括50篇英汉语言学书评。书评文章均选自国内外语言学权威期刊。英语论文来自elsevier数据库，选自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2006-2016），Journal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2006-2016）。汉语书评来自中国外语界权威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2016）。
上面我们提到对言据性的分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认为言据性不仅仅表示信息的来源，还可以表示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而后者则认为言据性仅仅表示信息的来源。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因而对言据性的分类也不相同。Willett （1988）认为言据性仅表示信息来源，他将证据类型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主要来源于说话者的各个感官，如听到、看到等，而间接证据可以来源于他人表述或自己推断。Chafe（1986）是广义言据性研究的代表，他将言据性分为四个方面：知识来源、获取方式、可信度以及知识的匹配度。这一分类研究中最关键的是他指出知识的可信度是一个连续体，可以从不可信到最可信。杨林秀也对科研论文中的言据性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显性和隐形，显性据素又可分为四类。
基于上述几位学者对据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书评的语篇特征，本文借鉴杨林秀对英语科研论文言据性的分类，把据素分为四类：感官据素（sensory evidential）、信念据素（belief evidential）、转述据素（reporting evidential）、推断据素（inferring evidential）。
根据信息的来源，转述据素可以分为两类：自我转述据素和他人转述据素。自我转述据素表示信息来源于作者自己以及自己的相关研究；他人转述表示信息碓从谄渌学者的实验、数据或文章等。推断据素可以分为两类：推理和假设。推理据素是基于人们已经知道的信息，而假设主要是根据逻辑推理、常识或纯假设，其更为抽象。从语料中发现很多推断据素是靠情态动词来实现的。信念据素表示信息来源于作者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种类型的据素表达的观点相对比较主观；感官据素表示信息来源于不同的感官渠道，如听到、看见、感觉到等。下面举例说明这四类据素。
例1：研究表明，运动动词可以看作语法化的可能起点，要发生语法化的词汇项首先用于具体的话语功能，然后其结构在句法上逐渐固定下来，最终成为一个形态上的粘合成分。
例2：In consequence， the notion of ‘joint’ communication might need adjust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alistic text-process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differing reader responses which literary theorists have observed.
例3：I also believe that for Colston’s stated purposes of looking past the effects of single figures.
例4：From this brief summar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uthors in this volume jointly tackle some major challenges of CAF research.
例1中通过转述据素“表明”来说明信息来源于“研究”；例2中情态动词“might”表明信息来源于作者的推断；例3中“I believe that”表明信息来源于作者自己的信念；例4中“be seen”表明信息是作者看出来的，来源于作者的感官。
四、结束语
通过对语料的标记和统计，作者发现不论是在英语书评中还是汉语书评中都存在大量的据素，英文书评中据素出现的频率要明显高于中文书评中据素出现的频率。这表明英语书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比汉语作者更有意识地去选择不同据素来表示信息的来源。从语料中我们也能看到，英语书评和汉语书评中转述据素的频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推断据素、感官据素和信念据素。
从语料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中英文书评作者都运用了大量的转述据素，而在转述据素中最常用的词汇语法实现形式是转述动词。根据本文的语料库，在英文书评中出现了26种转述动词，而在中文语料库中却只出现了14种，这表明英文书评中的转述动词的多样性远高于中文书评。英文中最常用的转述动词是“show”，而中文书评中最常用的转述动词是“认为”。动词“show”表明信息是来源于研究结果、图表等，因其具有客观性，所以有很高的可信度，而在中文书评中认为来源于作者的想法，这降低了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英文书评作者在据素的选择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英文书评作者在选词上更加客观，这可能与不同文化背景下作者的写作习惯有关。
【参考文献】
[1]Aikhenvald， A.&Dixon， R.Studies in Evidentiality[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Tang， B.Systemic-function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Features of 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News Reports of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7.
[3]Yang， L.X.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Research Articles[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2009.
第6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学术语篇(aca-demicdiscourse)的关注与日俱增。但是,该类研究主要在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多个学科间展开。直到80年代末,对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才迅速展开。学术书评属于学术语篇的一种,但它们很少被列为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因而往往被忽视(Motta-Roth,1995:1)。对它们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以Motta-Roth(1995)和Hyland(2000)为代表,只是在最近10多年才开始兴起,英汉对比的研究就更少了。学术书评是从学术专业角度衡量书籍价值的书评(徐柏容,1993:80)。其中的评价资源,包括态度资源,应该非常丰富,值得研究。Thompson(1996:65)也认为,评价是任何语篇意义的一个核心部分,任何对语篇的人际意义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其中的评价。因此,本文拟以Martin的评价理论(theappraisaltheory)(参见Mar-tin,2000;Martin&Rose,2003;Martin&White,2005)为理论框架,对英汉学术书评的态度意义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并探讨其原因。由于学术书评具有学科特征,不同学科的书评间存在差异性(Hyland,2000;Suárez-Tejerina,2005),我们不能把各种不同学科的书评混杂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本文把研究对象限制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书评,我们把它们称为语言学学术书评。评价理论是一个新兴理论,不过已有学者把它应用到学术书评的研究中来了。但他们的研究仅仅以英语语篇为研究对象,而且有的没有考虑到书评的学科差异性。唐丽萍(2004)以该评价理论为框架,探讨英语学术书评语类的修辞策略和篇章策略。她还从介入系统出发,探讨英语学术书评的评价策略(唐丽萍,2005)。此外,张昕(2006)也借用该理论,从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对英语学术书评进行了分析研究,但该研究的视角太过宽泛,不够深入,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书评间的差异性。鉴于这些原因,本文拟将该理论应用到汉语语篇中来,而且只从态度系统一个角度对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并且通过对比分析来揭示中西方在思维和文化方面的不同。为保证英汉语篇的可对比性和研究效度,我们的20篇英语语料来自于Language,JournalofLinguistics和Ap-pliedLinguistics;20篇汉语语料来源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和《当代语言学》。这些英语和汉语期刊在国际或国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为了保证语料的新近性(recency),所有的语料都是2006和2007年发表的。
2.态度意义
评价理论(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李战子,2004:1),是对话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它主要关注用于协调社会关系的语言资源和态度的表达。Martin把评价系统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它们又可以次系统化。态度系统指的是人们参照情感反应或文化制约下的价值体系对参与者和过程进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评价的意义资源。态度又可分为情感(affect)、评判(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它们分别属于心理、伦理和美学范畴。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情感通常由心理过程(mentalprocess)或修饰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relationalprocess)来实现。评判系统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insti-tutionalizednorms)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意义资源。评判系统可分为社会尊严(social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sanction)。社会尊严与行为规范(normalit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propriety)有关。鉴赏系统是对事物、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评价的意义资源。该系统围绕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方面形成。反应描写评价对象在情绪上对读者/听众产生的影响;构成主要评价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细节;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评价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否重要。态度意义有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之分。态度意义的表达还有显性(explicit)和隐性(miplicit)之分。显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隐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但是读者结合上下文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评价人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人通过隐性表达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态度意义的表达,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在书评的各个部分都有分布。但有些部分出现得多,有些部分出现得少。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态度意义进行对比分析。
3.1各类态度意义的总体特征
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的表达非常少,最多的是鉴赏意义的表达,其次是评判意义的表达。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都非常少。在20篇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只出现了19次。在20篇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更少,只有6次,只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0%。在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表达的频率如此之低,可能是因为情感意义关注的是评价者的心理感受,过多的情感意义的表达势必造成观点的过于私人化,从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李荣娟,2005:31)。学术书评相当于学术论文(徐柏容,1993:80),应以理服人,过多的情感意义显然会使文章显得太主观,所以此类文章中表达作者情感意义的机会很少。相比较而言,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比汉语中的要多,比例也更高。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存在显著区别(x2=8.89,df=1,p<.01)。我们将在3.5部分继续讨论该不同点产生的原因。从评判意义来看,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表现很相似。评判的比例都不高。在我们研究的20篇英语书评中总共有92处评判意义的表达,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6.1%。在20篇汉语书评中该类表达共有100次,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7.2%。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评判是对人类行为的评价,直接涉及原书作者本人。该类评价,尤其是负面评判可能会导致书评作者和原书作者的正面交锋,从而引起冲突,因此作者较少使用评判,防止就书论人。当然,虽然书评是对书籍进行评论,但是书评作者也会对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对其行为和努力进行评价,所以书评中也有一些评判意义的表达。从鉴赏意义来看,两者的表现也很相似。英语语篇中80.6%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汉语中81.8%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鉴赏是对产品、过程和现象的评价,而书评是对书籍的评价,所以鉴赏意义的表达的比例会如此之高。由于评判和鉴赏的表达较多,而情感的表达较少,我们还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评判和鉴赏在英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表现特征。
3.2肯定和否定态度意义
书籍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分。书评作者会对书籍的优点进行赞扬,同时又会指出书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书评中就会有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意义表达。英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62.7%,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37.3%,汉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79.8%,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20.2%。两者的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这种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学术书评是学术语篇的一种。与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相比,学术书评包含有更多的人际意义成分。肯定评价是一种有效的礼貌策略,有助于维护原书作者的积极面子。否定评价可能会损害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所以,书评中肯定评价多于否定评价符合礼貌原则(参见Brown&Levinson,1987)的要求。其次,我们可以从积极话语分析(Martin&Rose,2003;朱永生,2006)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积极话语分析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提倡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朱永生,2006:39)。积极话语分析关注激励人心、给人勇气的话语,关注我们喜欢的、使我们感到振奋的话语(李战子,2004:2)。运用更多的肯定评价,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有助于激励原书作者进行更多的创作,而且也能给读者以鼓励和勇气,并有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虽然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但是,两者在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比例上还是有显著区别(x2=41.05,df=1,p<.01)。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否定态度评价的比例高于汉语中该类评价的比例。这一不同点与中西思维差异有关。中国文化强调求同性,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强调求异性,强调批判性(Nisbett,2003:47-49;连淑能,2002:45-46)。因此,汉语书评中的否定评价更少。这种思维差异在欧阳护华和唐适宜(2006)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作者身份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学生英语议论文极少用“I”,并把自己的观点扩大为“大家”公认的常识常理,从而给人以“集体化声音”的印象。相反,西方人常常用“I”以示他自己的观点。
3.3显性和隐性态度意义表达
态度意义有肯定和否定之分,其表达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意义,其表达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例如:(1)Chapter10,“Variationsonaconstructionisttheme”,isaninterestingandusefulsurveyofdifferentcon-structionalapproaches,startingwithgenerativeapproacheslikethoseofHale&Keyser(1997)andBorer(2003).(Text15)(2)最后,正如桂诗春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本法律语言学专著应该提供更多的有关法律实际的案例(比如从法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Text36)例(1)中的两个黑体词分别是显性反应和显性价值的例子。例(2)中没有显性的态度表达,但是读者能从斜体部分读出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否定评价,批评其内容不够完整。在英语语篇中,84.4%的肯定态度的表达是显性的;在汉语中,该类表达的比例是57.4%。这说明肯定态度的表达以显性为主。至于否定态度意义的表达,情况有些不同。在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大约一半的否定态度意义表达是显性的或隐性的;在汉语中,隐性表达的比例明显高于显性表达。这种现象可以从标记理论(themarkednesstheory)的角度加以解释。根据标记理论的观点,显性表达应该是无标记的,隐性表达是有标记的。显性表达直接表达作者/说话人的观点,隐性表达是含蓄的,间接的。肯定评价不会损害原书作者的面子,所以无须用有标记的含蓄的表达方式,因此学术书评中肯定的态度意义以显性为主,而且比例非常高。与此相反,否定的评价有损原书作者的面子,很容易招致原书作者和读者的不同意见和反对。隐性表达,作为一种礼貌策略(BlumKulka,House&Kasper,1989),不像显性表达那样锋芒毕露,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否定评价的力量,可以减缓否定评价对原书作者学术名声的损害。因此,隐性表达有助于避免人际冲突,从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隐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英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显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汉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的语言学学术书评有显著区别(x2=81.36,df=3,p<.01)。这个不同点反映了“中国人的表达更加间接含蓄,西方人的表达更加直接”(Nisbett,2003:61)。这一结果与Scollon等人(1998:118)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研究了中国学生论述汉语论辩文的信息顺序和修辞结构,认为东方的推理方式比西方的更加间接。
3.4评判意义
如前所述,评判系统分为社会尊严和社会约束。在我们研究的语篇中,所有的评判方面的表达都是关于社会尊严的,尤其是关于做事才干方面的。社会约束的评判标准具有法律或道德含义。学术书评当然不会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来评判作者的行为。而书籍的质量与作者的学识水平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评判中,原书作者涉入其中,因此,评判比情感和鉴赏包含有更加丰富的人际意义。尤其是否定评判,它对原书作者的行为进行批评,因而更有可能影响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而且影响的程度也更深。例如:(3)Anthonissen(p.95)writesofthethreemetafunctionswhichdiscourseperformsoftensmiultaneous.Often?Itishardtoi-magineanytextwithoutthesmiultaneouspresenceofide-ationa,linterpersona,landtextualmeanings;surelythatisthepointoftheHallidayanmetafunctions?(Text10)(4)如在第十一章(P.159)论述teamteaching时,作者混淆了teamteaching(团队教学)和co-teaching(共同教学)的概念。(Text34)在例(3)中,没有一个明显的表达态度意义的词汇来对作者的行为进行否定评判。但是整段话,尤其是两个问号和“hard”隐含了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尖锐批评。在作者看来,原书作者应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非常了解。同理,例(4)中也有否定评判的例子。“混淆”一词不仅仅是对作者行为的否定评判,而且也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原书作者既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么该书中关于teamteaching的研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种否定评判的批评力度可能比否定情感和否定鉴赏的批评力度更强,直接针对原书作者本人,对他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带来更大的威胁,也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鉴于这些原因,学术书评中否定评判的比例低于否定态度在所有态度表达中的比例,也低于否定鉴赏在所有鉴赏表达中的比例。在我们研究的英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26.1%,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37.3%)和否定鉴赏的比例(40.3%)。在汉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16%,也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20.2%)和否定鉴赏的比例(21.2%)。根据Motta-Roth(1995)和Nicolaisen(2002)的研究,学术书评可分为四个语步。在第一语步中,作者常常会对原书作者进行介绍,介绍他的经历、名声、职称和以前的学术成果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0篇英语书评中,只有3篇有类似的介绍;而20篇汉语书评中的10篇有这样的介绍。相比较而言,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类似的例子有:(5)Whendealingwithspeechasanengineer,F(Fant)issuperb,takingallofthevariablesintoaccountandcalculatingtheirinteractionwithprecision.(Text7)(6)JohnSinclair,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版著作30多本,发表文章上百篇,在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领域成绩显著。(Text40)在例(5)中,作者用了“superb”对原书作者处理某一问题时的行为作了肯定评判。在例(6)中,作者对原书作者的背景进行了介绍。用“著名语言学家”和“成绩显著”介绍了他的学术名声,显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斜体部分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隐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英汉语书评作者在这方面显示出的不同点与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关。一般来说,东亚人倾向于场依存的认知方式,他们比西方人更加注重背景;西方人倾向于场独立的认知方式,他们更有可能把事物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仅仅关注事物本身(Nisbett,2003:42-45)。这种认知方式反映到学术书评中来,就是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
3.5鉴赏意义
鉴赏从反应、构成和价值三个方面对事物加以评价。作者通常从组织结构、内容完整性和语言等几个角度对构成进行肯定的评价。如:(7)Anumberofthetextsneedmoreinterpretation(suchastheveryinterestingICQdialogue,pp.218f.f).(Text9)(8)《手册》以语言学为大背景,词汇学为线索,涵盖了语音、词法、语义、句法、语用、文体等多种独立分支学科,真可谓内容详实,结构完整。(Text32)例(7)是隐性否定构成的例子,对书籍的内容不完整性提出批评和建议。例(8)中的“详实”和斜体部分对内容完整性进行了肯定评价,“完整”对书籍的结构进行肯定评价。作者通常从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语料选择、研究意义等多个角度对书籍的价值进行评价。例如:(9)Anyknowledgeablereadercanseethathispaperarefullofnewinsightsandprovidedataonwhichotherscanbuild.(Text7)(10)其次是研究工具的创新。(Text40)例(7)从研究结果角度进行了评价;例(8)从研究工具的角度进行了评价。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三个组成部分在肯定鉴赏和否定鉴赏中有不同的表现。英语语篇中57.2%的肯定鉴赏是价值方面的,该比例高于肯定构成的比例(18.8%);汉语语篇中67.5%的肯定鉴赏是价值方面的,该比例也高于肯定构成的比例(26.6%)。在否定鉴赏中,否定构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否定价值,否定反应的比例最低。英语语篇中的否定构成占了所有否定鉴赏表达的47.8%,高于否定价值的比例(34.9%)和否定反应的比例(17.2%)。汉语语篇中的否定构成占了所有否定鉴赏表达的57.4%,高于否定价值的比例(38.6%)和否定反应的比例(4.0%)。英汉语篇在这个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从上述的比较来看,在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肯定价值的比例高于肯定构成的比例,而否定构成的比例却高于否定价值的比例,这是有原因的。当我们向其他人推荐一本书时,我们都认为该书是有价值的,值得推荐。我们不会因为一本书的结构很好,而无视价值高低。相反,我们常常会认为某书很有价值,而把它在结构、语言方面的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一方面承认这些方面存在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瑕不掩瑜。因此,书评作者在对书籍进行正面鉴赏方面的评价时,他强调价值;在进行否定方面的评价时,他发现的更多是构成方面的问题。反过来,如果否定价值的比例过高,读者也会怀疑该书的价值,会怀疑该书是否值得推荐。至于反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它们在英汉语篇中的表现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语语篇中,肯定反应占了肯定鉴赏的23.9%。汉语语篇中肯定反应的比例是5.9%。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存在显著差异(x2=51.37,df=1,p<.01)。在英语语篇中,否定反应的比例是17.2%;在汉语语篇中,否定反应的比例是4.0%。它们也存在显著差异(x2=9.94,df=1,p<.01)。前面,我们讨论到英语语篇中情感的比例高于汉语语篇中情感的比例。现在又发现英语中反应的比例高于汉语中反应的比例。我们认为这是由同一原因造成的。情感的主观性较强,而在鉴赏的三个成分中,反应与情感最相似(Painter,2003:205),主观性比构成和价值的主观性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更加主观。汉语更加客观。在学术书评中,作者自由表达他们对所评书籍的看法和观点。他们的观点是主观的,因此,书评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的。然而,书评,作为学术语篇的一种,也强调客观性。作者常常采用各种方法使自己的主观看法客观化。如前所述,中国人在表达观点时比西方人间接。因此,相比较而言,他们会采用更多的客观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主观看法。所以,汉语学术书评更加客观,英语学术书评更加主观,其中有更多的情感和反应方面的评价。
